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

译皇帝下诏，传言泄露，恐怕不合适宜，并且说张诜轻浮不可任用。皇上怀疑这话，王安石也说：“这件事应当彻底追查，恐怕是进谗言的人专门编造，想要阻止张诜担任主帅，奸邪之风不可助长。”于是命令枢密院召来李定等人审讯，他们的供词不完全符合张琥的奏章，张琥因奏事不实获罪。皇上说：“张琥一并剥夺三个职务，不是太重了吗？”王安石坚持认为应当如此，又请求彻底追查李定及陈大顺等人。而李定又自己说事情有证据，与枢密院审讯的情况不同，王安石偏袒李定，不认为枢密院公正，请求交付御史台弹劾，皇上听从了他。三月癸巳日，再次弹劾。张诜被召见应对，附在去年十月六日庚申日。司马光日记记载：皇上秘密告知陕西转运使张诜，便任命所招募的庆州士兵。张诜离开后，谏官张琥说：“既然赦免又诛杀他们，怎么取信于后来的人？”皇上发怒，责问张琥从哪里得到这话，张琥说是风闻，又说从李定那里得到，又说从大理丞沈迈、著作郎陈大顺那里得到，又说从苏液那里得到。苏液，是张诜的党羽。皇上恼怒他言语前后不一，所以剥夺他三个职务，并且让人审讯。张诜秘密把这话告诉王安石，想为那三个人开脱，进言说：“如果加以彻底核查，秘密的话必定散布，使降卒反复无常，不合适。”于是让陈大顺所说的话是谎话，用来欺骗李定。日记又记载王安石一向善待苏液，尤其不想治他的罪，于是暗示法官驳斥案卷，改派沈衡审讯，沈衡回来审讯李德刍，又改派祝谘审讯，李德刍也是王安石所偏袒的人。吕泰州说。日记又记载刘仲通说：“皇上秘密与张诜谋划讨伐西夏，王安石泄露了，张琥进谏，皇上发怒，追查消息来源，王安石害怕，让章惇告诉陈大顺引供虚假，自己承担无过错，陈大顺答应。不久恼怒王安石不能庇护，于是改口说章惇让我这样说，所以一并把章惇交付祝谘审讯。”日记又记载范百禄说：“皇上恼怒张琥，怀疑中书省包庇，让枢密院责问，后来又交付御史台审讯，供词与枢密院不同，只让陈大顺独自承认鲁莽，所以又派祝谘审讯。”

译诏令度支郎中宋迪，命审官东院特别延长其磨勘期限一年，是因为他此前任润州知州时，高估了摊派给百姓的绸绢价格。

甲寅日，中书省上奏说：“臣等观察到太皇太后对其亲妹妹的侄子给予恩泽，枢密院奉圣旨，认为这妨碍了条令，本殿使臣另行列出了应当授予恩泽的人的姓名。查阅中书省原先奏请的条令，太皇太后的大功、小功、缌麻亲等的女婿各有恩例，并且说‘其余无法一一列举的，比照类推给予恩泽’。臣等仔细考量，如果从夫妻母子的关系来看，夫妻母子的亲属类别相同，而且母子之间没有断绝的道理；如果从姑姊妹侄与姑姊妹侄的儿子来看，儿子或许有服制而丈夫都没有服制，因此姑姊妹侄的儿子的亲疏程度超过姑姊妹侄的丈夫而没有不及之处。况且将大功、小功亲等的女儿之子，比照类推缌麻亲等的女婿，应当给予恩泽，这件事尤其明白。私下认为两宫的恩泽，是陛下应当审慎处理的，而原先设立的条令出自中书省，因此必须保明上奏请求，将臣等的奏章交付枢密院详细商议。”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此事可考证于八月十一日。

知祁州马用之上奏说：“都监马景父曾进入贝州城，徒手搏杀妖贼王则，遇害身亡，具有颜杲卿、段秀实那样的气节，如今家中贫困无法安葬，希望稍微提升马景的资级，以表彰忠义之后。”诏令马景就地改任缘边驻泊都监，并赐绢一百匹。

大宗正司呈上编修的条例六卷。在此之前，嘉祐六年正月，诏令魏王宫教授李田编次大宗正司先前颁布的宣敕，编成六卷，因为李田擅自删改原旨，于是改命大宗正丞张稚圭、李德刍，馆阁校勘朱初平、陈侗、林希共同编修，至此呈上。

这天，冯京对皇上说：“张角因为有部众所以能作乱，如今保甲制度也恐怕有豪杰乘虚而入。”王安石说：“百姓离散就会多生事端，编入什伍组织就无事发生，所以说‘君主失道，百姓离散很久了’。古代的事不论，只就今天来说，自从府界设立保甲，贼盗减少了十分之七八。”冯京说：“每年有凶年丰年不同，今年是因为丰收，如果是凶年就难以预料了。”王安石说：“冯京认为张角能作乱，是因为桓帝、灵帝政治昏乱，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选，所以州郡官员不尽职，张角三十六万人同日而起，州郡没有一处能在起事前发觉。像梁太祖，事情极其微小浅显，然而青州有人反叛城池，没有一城不发觉的，大概是因为太祖如果不是能守一城的人，就不会随意托付一城给他。”先前冯京上奏说赵子几恐怕轻率，至此，王安石又对皇上说：“赵子几有智谋，可以任用。”并且说三代禁防百姓严密的意思，如果能将百姓编入什伍组织，用法制来维持，那么天下就安定；不能用法制来维持，那么不混乱就是侥幸了。

乙卯日，度支副使沈起一同审阅编配罪人的情理轻重。权同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赵子几上奏说：“考城县知县郑民瞻擅自设置义仓，命令各乡保甲数千户按等级出粮，意在沽名钓誉进行赈济，开始是头会箕敛式的征收，最终是责令备偿，从头到尾都造成烦扰，不是百姓内心所愿意的。”诏令郑民瞻先停职。皇上对王安石说：“举荐官员大多苟且不用心，应当严立法制。”王安石说：“举荐官员的法制，现在已大致完备，不知道还想怎样？”皇上又说：“比如举荐监场务官，如果增加盈余，举荐者应当参与奖赏，如果亏欠，就应当参与惩罚。”王安石说：“场务的盈余亏欠，或许不取决于监官是否有才能，如果用赏罚来约束举荐者，恐怕难免僭越滥赏。”皇上又说三司判官应当督察，王安石说：“三司判官是否有才能也可以看见，不必督察。比如吕嘉问最为称职，其余大多只是充数而已。”皇上命令再行考察，王安石说：“中书省对于各衙门并非不考察，陛下既然详细阅览吏文，臣对于簿书期会之事也不愿草率。然而天下大事必须自陛下倡导，如果陛下在忠邪情伪勤怠方面，每每表示宽容，只让像臣这样的人去督察，因为臣的道义不可超越君主，超越君主就对理分有害。况且刑名法制不是治国的根本，这是吏事，不是君主之道。国家有六种职事，坐而论道的称为三公。所谓君主之道，不仅仅是吏事。精神的运作，心术的教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这才是君主之道。如今对于群臣的忠邪情伪勤怠，未能明确显示好恶使他们知道劝勉畏惧，而每件事都专门仰仗法制，固然有所不及。今日朝廷的所谓，臣愚以为可以勉强维持而已。如果想要调一天下，兼制夷狄，臣愚认为必须明于帝王大略，使欺诈者不敢放肆，忠诚者无所顾忌，风俗发生巨大变化，人们有自我竭尽的志向，那么区区法制不足以依靠来收功。陛下对于群臣没有偏私，用赏刑没有私意在其中，所以缓急先后的施行或许不足以改变群臣的心志，臣愚认为应当再讲论帝王之道术而已；如果不致力于此而只想要多立法制来驾驭群臣，臣恐怕不能成事。”

丙辰日，三司上奏说：“福建茶，请求在京、京东、京西、淮南、陕西、河东、陕西、河北依旧实行禁榷之外，其余路分允许通商贩。”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此事在元祐元年二月二日因盐法增入。

译元佑元年二月二日可以考证。

译丁巳日，皇帝下诏说：“天下借贷的粮食，近来已经予以免除。听说还有往年积压未决的蚕盐、麦种，至今仍然照旧催缴，可命令司农寺查核核实，全部予以蠲免。”

戊午日，皇帝下诏，监察御史里行、太常博士李实免去御史里行职务，负责西京磨勘、修内、司农事务，判勾院。李实曾经进言说谏官和御史不能不容许他们发表狂妄的言论，王安石向皇帝禀报说：“如果这样，那么执政大臣，是皇上所尊重礼遇的，也不能不容许他们，那么可以发表狂妄言论的人就多了。”

辛酉日，皇帝下诏，命赵□详细审查西夏国主秉常所奏请将绥州附近本国原有的寨棚迁移到内地，以距离绥州二十里为界一事。仍命令知绥德城折克隽就此事理与西夏人辩驳商议。在此之前，秉常有此奏请，而邻近的羌人议定地界的首领杨巴凌等人与折克隽商议，于是抵赖说当初并没有约定二十里，只是在中间设立界标、开挖壕沟而已。于是，朝廷打算发公文给宥州，王安石说：“只命令折克隽去辩驳商议就可以了，发公文似乎显示出急切的样子。”因此有了这道命令。正月十七日、二十一日可以考证。命令折克隽辩驳商议，日录记载是二月二十一日的事，现在依据实录。

壬戌日，皇帝下诏说：“陕西运送铜锡的递铺兵卒极为艰苦，死亡的情况无处不在，而且现在应承的各种徭役极多，这样下去百姓将无法生活，应当访查利弊，命令有关部门另行处置。”不久三司上言说：“过去都转运使沈起、皮公弼请求用递铺卒两人拉一辆车，每天运送铜锡五千斤，按年计算，可以运送一百七十二万斤。道路有雨雪泥水的艰难，士卒有风霜暴露的苦楚，运输无法前进。打算计算传卒衣粮增加供给的费用，招募民车以缓解他们的劳苦，以及增加差派军将管押，罢去衙前役。”皇帝听从了。

泾原经略使蔡挺上言说：“西夏战事平定，应当罢去三将训练的一万五千军马。”王安石上奏说西夏人必定不会奔突冲击，粮草可惜，罢去戍守为宜。皇帝想等议和完成后再慢慢罢去。文彦博也认为这样是对的。王安石说西夏人必定不能侵犯边境，而且议和并不计较戍兵多少，皇帝于是命令罢去两将，留下河中一将。这是根据日录增补的。去年十一月八日可以考证。

蔡挺又上言说：“泾原勇敢军三百四十四人，长久没有挑选训练，徒有虚名。臣立即委派两位将领季一点阅，考核他们的骑射能力以决定升降，补充有功的人作为队长，招募极塞博军子中曾经经历过战阵的人补充空缺。又招募熟户蕃部作为蕃勇敢，共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马一千一百九十四匹，挽弓一石，奔驰追逐、击刺都合乎法度，其中有功的人受勇敢军下等俸禄，其余遇到调发则每人给俸禄三百，增加草料粮食。”皇帝下诏各路按照蔡挺的请求施行。兵志记载这是熙宁五年的事，现在附在此处。蔡挺传记载的人马数量与兵志略有不同，现在附在下面。蔡挺正传说：泾原原有勇敢军，官府供养他们，未曾考核选拔。市井、豪强子弟窜名在籍中，窃取冒领功赏。蔡挺开始考核他们的材艺以决定升降，又在熟户中招募选拔强壮者，登记为蕃勇敢，得到一千五百人，骑马自当，分派在边境巡逻，戍兵因此得以休息，每月轮换一次。陇坻土地肥沃，蕃人冒耕为田四千八百顷，蔡挺全部检括、招募佃户以充实边防储备。边人冒买蕃部田地，蔡挺开设自首免罪的法令，又得到土地八千顷。招募弓箭手三千，养马五百。附传说：泾原原有土豪名为勇敢，官府登记姓名优厚供养，未曾考核选拔。豪强子弟、市井之人假名在籍中，窃取冒领功赏。蔡挺才开始考核他们的才能以决定升降，又在熟户中招募选拔强壮者，注册为蕃勇敢，得到一千五百人，骑马当值。永洛城通边寨，陇山川原生的土地，汉人和蕃人冒耕为田四千八百顷，蔡挺全部检查收括、招募佃户以充实边防储备。边人冒充购买蕃部田地，蔡挺开设自首免罪法，又得到土地八千顷。招募弓箭手三千，饲养马五百匹。附传“人骑”下必有脱漏的字，应当用本志增补。张方平作蔡挺墓碑，却不记载这些事。

癸亥日，资政殿学士、给事中邵亢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礼部侍郎韩维任吏部郎中兼侍读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王陶任给事中；龙图阁直学士、刑部侍郎孙永任兵部郎中；吏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孙固任右谏议大夫；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孙思恭任工部郎中；已故天章阁待制齐恢的近亲一人指射优便差遣；东作房副使得张恭礼、石得一任皇城副使，依旧带御器械；礼宾副使得李中孚等人转资有差，等候转出日降诏敕理今岁月；右侍禁止周宥、崔象先、刘滋各转一级，依旧合门祇候。以上是因为皇帝幸临东宫，念及藩邸旧僚，特别推恩。在此之前，韩维因不擅长诗辞侍讲，所以改任侍读，王安石请求用韩维为学士承旨，皇帝说：“韩维必定不肯接受。”于是作罢。皇帝说：昨天岐王府官员各转一官，曾任东宫官员应当各与转一官。这是根据二月十五日日录，应当考证。

王安石向皇帝禀报：“听说有旨意，命令秦凤缘边安抚司撞市易钱，将来要比较

译“赏罚分明，另拨钱款招纳蕃部，这是为什么呢？”秦凤经略司核查王韶经手市易钱的账目，未见最初下达指令的日期。三月丙午【一二】。皇上说：“有人说市易司根本没有利息，只是虚列蕃部的姓名来支取开销，恐怕时间久了会像萧注那样牵连蛮夷，无法查究，不如明确地拿出数万缗钱给他。”王安石说：“中等才能的商人得到二十万缗本钱，就能产生利息，王韶难道不能经营运作吗？不知是谁向陛下这样说，这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市易司有高遵裕共同掌管，陛下又打算派遣张守约，其主管使臣不止一人，财物并非王韶独自专权，王韶凭什么做奸欺之事？如果做了奸欺之事，又有什么难查究的呢？像萧注那件事，自然是当时执行得不完全合乎正道，如今如果王韶确实有奸欺行为，即使事情牵连蕃部，自然也可以查究。比如支出一百缗钱给结□叱腊，如果上下串通做奸欺之事，结□叱腊固然可以审问。然而王韶大体品行端正，怎么会突然落到这步田地？”皇上说：“朝廷起初并不怀疑王韶，是想让他账目清楚明白，以免被人诽谤议论罢了。”王安石说：“人的诽谤议论怎么能够避免，陛下如果知道他别无他意，那么诽谤议论有什么妨害？如今疑问如此之多，又凭什么要求他尽心竭力？臣愚以为，用人应当有大略，就像汉高祖任用陈平，陈平自己说如果不接受金子就没有资金，然而汉高祖委托他四万斤金子，任凭他出入使用而不加过问，所以能够成就大事，何况王韶还没有到像陈平那样品行不端的地步。如今陛下另外赐给王韶三五万缗钱，如果陛下有方法检点控制群臣，那么王韶自然不能做奸欺之事；如果陛下没有方法，王韶再拿另外赐的钱虚报开销，却用来充抵市易司的利息钱，陛下又凭什么辨别察觉？以臣的愚见，认为假使王韶妄用市易钱，如果能够成就一方大事，也在所容忍；况且又并没有这种情况，不需要预先存有猜疑。臣看王韶确实不是盗窃财物的人，然而他追求名声、高节廉洁似乎不足，陛下对待他还未做到尽心，而他却只想着兴事造功，这不是士大夫应有的操守。这自然是在王韶个人道义上有所不足，对朝廷有什么亏欠？王韶在内被大臣阻挠，在外被将帅破坏，即使没有罪过，尚且战战兢兢不能自保，何况有罪过呢？这是陛下应当深深明察的。”

译王安石又说：“智缘现在与王韶不和，大概是因为智缘被郭逵所厚待的缘故。”又上奏说智缘应当优厚赏赐，给予班行料钱，皇上准许了，又命令授予智缘一个僧职。王安石说：“蛮夷看到王化的恩泽施加，就会归顺，归顺就容易归附。”

第二天，又呈上郭逵的奏章说：“木征派人来报告：‘王韶原本与我立誓，约定不夺取渭源城一带土地以及青唐盐井，现在却暗中用官职诱惑我的人，图谋夺取我的土地，我力量不能对抗，就前往投靠董毡，勾结蕃部来巡视边境。’如果木征果然来巡视边境，拒绝他则违背王韶的誓言，放纵他则先前所招纳的蕃部必定被木征夺去。臣智谋昏庸愚昧，无法裁处，请求朝廷详细斟酌指挥。”王安石说：“木征担任河州刺史，郭逵担任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统领压制木征是郭逵的职责。木征有一句话来，就自称昏庸愚昧无法裁处，如果知道无能，为什么不早辞职？”文彦博说：“朝廷专门委任郭逵，才可以责成此事。”王安石说：“何尝不专门委任？郭逵担任经略安抚使，王韶招纳蕃部，对郭逵的职责有什么妨害？”皇上说：“又不知道木征是否真有此言，又怎么知道不是郭逵诱导他说的。”王安石说：“这事确实不可知，即使不是诱导他说的，只看郭逵前后论奏反复的情况就很明白。先前说西蕃都脆弱不值得收服，招纳白白浪费钱财，等到木征一句话，就自称昏庸愚昧无法裁处，如果是这样，那么木征就是强横可畏，可畏则先前不应当说脆弱，脆弱则现在为什么就认为不可裁处？”文彦博说：“事权不专一，难以责成郭逵办好。”皇上说：“控制木征，正是郭逵的事权，为什么不可责成办好？”吕公著说：“郭逵与王韶矛盾，由此可知王韶必定独自担当秦州事务未能成功，郭逵又必定不肯协同。”王安石说：“朝廷兴办事情，如果因为郭逵不肯协同，就自行败坏，恐怕没有道理。”文彦博说：“如果木征果然来，必须与他力争，力争就必须兴兵。”王安石说：“以天下之大，如果确实需要兴兵，也是有所不得已。”皇上说：“开元年间号称无事，然而年年用兵。拥有天下国家，用兵也是常事，只是长久不用兵，所以听到用兵就惊骇。如前日用兵，是因为韩绛处置不当，并非兵不可用。”王安石说：“确实如此。怎么能因为韩绛一举事不当，就终身不再谈论用兵？自尧、舜、文、武之时，何尝以用兵为忌讳，只看方略如何罢了。”文彦博说：“用兵没有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古人用兵必须有名义。”王安石说：“现在之所以难于用兵，是因为纪纲尚未建立，基础尚未安定，并非因为用兵没有名义。如木征是河州刺史，朝廷自行招纳生羌，又不侵犯他的疆界，却声称我告知董毡，我勾结蕃部，这难道是河州刺史应当说的话？”吕公著说：“木征确实是因侵犯他的疆界才这样说。”皇上说：“王韶所招纳的并非木征的疆界。”吕公著说：“恐怕逐渐侵犯到那里。”文彦博说：“自古用兵非得已，现在如果能降服契丹、夏国才好，至于木征，不值得计较。”王安石说：“现在之所以招纳生羌，正是为了逼近夏国，使首尾顾盼畏惧，然后折服罢了。”皇上说：“这就是所谓图谋大事在于细微，做难事在于容易。”王安石说：“仁宗的仁恩在群臣中可谓深厚，夏国欺凌仁宗最甚，群臣想要报答仁宗，应当以夏国为事，使夏国理屈，才是洗刷仁宗耻辱的办法。”皇上于是说要应当诘问，不可只令迁移，又说：“郭逵不应当让他骄盈，骄盈所以如此。”王安石说：“君主掌握予夺的权柄，骄盈的人可以使他空虚；只是不能控制虚盈使之在我手中，所以骄盈的人自以为即使君主也不能使他空虚。像郭逵这样的人，陛下对待他确实有失于宽容，郭逵本是小人，他的志向在于争胜负获取一点资历罢了，官位虽然尊贵，他的根本志趣操守难道改变了吗？陛下对待他，应当察看他志趣操守。况且招纳生羌，本是朝廷分内的事，如果郭逵肯以此为己任，那么朝廷何必倚仗王韶？”

太白星白天出现。

甲子日，僧智缘及结□叱腊请求设置戒院及关茶彩。皇上想准许，对王安石说：“听说智缘极有方略，只是被控制，不得自由。”王安石说：“刘希奭说王韶忌恨智缘，这事必定没有，智缘是王韶推荐引进的，现在招得结□叱腊，自然是王韶的功劳，怎么反而忌恨？至于智缘之所以有此议论，是因为智缘招到结□叱腊，就自以为大功，过分张扬，王韶必须主持裁断以理分。忌恨王韶的人趁机激怒智缘，认为王韶忌恨，先前以此表明招致结□叱腊不是王韶的功劳、实是智缘的力量。”皇上说：“听说结□叱腊极有力量，超过俞龙珂远甚。”王安石说：“以前不曾有一人说结□叱腊力量超过俞龙珂的，现在突然有此言，这是想要推崇结□叱腊过分，以成就智缘的气势，使与王韶龃龉罢了。”皇上说：“等待派遣一人前往查看古渭事务，人

译有人对皇帝说：“王韶所说的话都是荒诞虚妄的。”王安石说：“那些荒诞虚妄的话是指什么？”皇帝说：“听说王韶只是招抚蕃部，给他们财物后就让他们离去，起初并没有为我所用。”王安石说：“蕃部刚刚归附，就应当供给他们粮饷，怎么能立刻让他们为我所用？这件事要交给王韶负责，让他逐步引导，使局势成熟。”皇帝说：“郭逵却想接管这件事，认为由使臣来主管，即使是木征也可以扫除。”王安石说：“郭逵既然知道木征可以扫除，为什么奏章中却把木征的势力夸大，说朝廷无法裁处？招抚工作现在已经显现成效，人人都能看清，难道只有郭逵不行吗！”皇帝说：“郭逵反对王韶的处理方式，与他的意见不同。”王安石说：“王韶的处理没有失误，只要朝廷应对不失时机，不被奸人从中阻挠牵制，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去年以前，没有一个人说应该这样招抚，现在郭逵想接管这件事，也没有一个人再说这样招抚不对，既然事情已经显现成效，这是显而易见的。像木征这样的人，要还是不要扫除，在于陛下您罢了，何必非要郭逵才能办到！木征所有的部落，不过一两万人，而且大多难以集结，如果用几千或一万精锐部队面对他们，只擒拿木征一人，其余的首领和部族不侵犯一人，再用爵位赏赐来引诱，那么擒拿木征就像举起一根毫毛那样容易。然而这件事，如果陛下能明察事机，不被奸诈蒙蔽所迷惑，那么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是这件小事，也不容易办成。”皇帝说：“郭逵说朝廷无法裁处，只是因为王韶曾答应木征不要土地和盐井罢了。”王安石说：“不要土地和盐井，本来就不是欺骗木征，现在招抚，什么时候要过他们的盐井和土地？”接着说：“陛下答应智缘关隘的茶彩以及设置戒院，必须委托沿边安抚司去考察估量，如果让智缘专断取舍，那么事情就会混乱，难以统一协调。”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只供给智缘粮饷，没有下达关于关隘茶彩的指令，戒院是否应当设置，命令安抚司详细奏报。十七日又有智缘的事，可以附在后面，召智缘回来，再详细商议。

译王安石又说：“郭逵有智谋计策，如果摇动扇子阻挠破坏王韶，那么这件事必然难以推究查清，恐怕不只是王韶的事办不成，因此还会开启边境的争端。陛下如果想要委任郭逵，那么不如罢免王韶，专门任用郭逵；如果认为王韶还不可废弃，那就必须让王韶的势力足以自我保全，不被朝廷内外牵制阻挠破坏才可以。”皇上说：“必须专门委任王韶。”皇上又打算派人前往查访核实事情，王安石说：“蕃户有没有力量，即使王韶长期在那里，尚且不能知道，如果暂时前往的人，从哪里知道实际情况呢？”王安石又说：“现在生羌长期与中原隔绝，他们有没有力量，都不是中原所知道的，只要来归附，就必须给予官职名号和俸禄。如果那些没有来归附的人自己争夺强弱，不是安抚司所能知道的。如果归附我们的人虽然弱小，不可不援助；没有归附的人虽然强大，不可不摧毁。这样，然后恩威才能树立。想要树立恩威，那么古渭的兵力不可不增加。”皇上说：“建立军队必须增加兵力。”王安石说：“王韶是陛下亲自从选拔的人中提拔的，没有左右势力的帮助。现在所做的逐渐有了功绩，这是陛下知人善任的效果。‘堆土山，只差一筐土没完成，停下来，是我自己停下的’；挖井九仞深没见到泉水，还是废井。希望陛下最终完成这件事，不要被众人阻挠破坏在即将成功的时候。”皇上说：“长期任用并专责固然好，听说王韶只在一年后请求罢免。”王安石说：“这一定是谗言离间的话。近来打算任命王韶做检正官，王韶愿意在边境自我效力，当时，事情还没有头绪，王韶尚且肯自我效力；现在事情有了头绪，为什么一年后突然请求罢免？”皇上说：“听说高遵裕也想这样。”王安石说：“即使一年后请求罢免，一年内也必须尽力。彦博说：“如果只是敷衍了事不追求实际功效，那就难以持久，所以有的人苟且度日请求罢免。”王安石说：“做了一年就罢免，不知道是等待事情成功还是不等待事情成功。如果事情已经成功，何必请求罢免？如果不等待事情成功，那么对高遵裕有什么好处？高遵裕不是懵懂不懂利害关系的人，一定没有这种话。”当时经略司考核市易钱，凡是为王韶办事的人大多被追究逮捕，王韶就扣留不让他们走，并且说恐怕人心动荡，请求改由三司考核。王安石把王韶的奏章禀告皇上说：“王韶不是贪污的人，我敢担保。假使王韶想要侵吞欺诈，像高遵裕之流，都是窥探他职位的人，如果有过错，岂肯庇护掩盖？因此不需要怀疑。加上王韶所涉及的借钱才两千多缗，就算全部侵吞欺诈了，对于委任边境大臣的体统，也不值得计较。”皇上说：“因为经略司索取文书账目，都得不到，一定又有言辞辩解，现在不要再委任经略司考核，等三年后听取旨意另派官员考核。”

王安石又详细写札子说：“臣下看到秦凤沿边安抚司招纳的事情，是用来兼制羌夷的，朝廷应当合力来完成，这件事唯独出于圣上的谋划而又专门委任王韶。唯独出于圣上的谋划，那么执政大臣因为自己不担责任而庆幸没有成功，以恢复他们以前的言论；专门委任王韶，那么将帅因为权力有所分散而多方阻挠破坏，以快其私心，这些都是陛下自己明察的。近来朝廷内外交相上奏，说王韶奸诈欺瞒，屡次经过查访核实，王韶确实没有别的过错，所以得以拖延至今，所经营的稍微见到功绩，而郭逵又再次与王韶抵触，议论上奏纷纷，郭逵搜集罪状不遗余力，然而他所诋毁的也没有见到王韶明显的罪状，而郭逵前后反复，言辞指斥不恭敬，都在圣上阅览之中，不是臣下敢诬蔑的。今天陛下宣谕郭逵想要以招纳为己任，又说郭逵认为王韶的处置多有违背法度，郭逵又认为木征极易扫除。如果像郭逵所奏，王韶的事起初没有见到违背法度，如果说木征容易扫除，那么奏状为什么把木征的形势说得如此夸张？当陛下委任郭逵以招纳之事时，郭逵本来不以为然，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却想要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所说的不可凭信如此，而又轻慢骄横，陛下都不惩罚，怎么再驾驭将帅？招纳一事，正依靠朝廷内外协力之时，在朝廷既没有人肯帮助陛下成就此功，郭逵又百般倾覆破坏。郭逵既然权势盛大，他的才能又足以作恶，如果在昏暗之中扇动倾覆动摇，恐怕陛下最终不能推究看清情状，这样那么岂但不能成事，也恐怕因此再开启边境争端。《尚书》说：‘小心谨慎，一天两天就有万种事务。’今天如果有处置，已经不是古人的先见之明，然而还是比迷惑而不醒悟要好。希望陛下早日详细斟酌，调离郭逵所担任的职务，稍微给予王韶时间，放松对他的约束，使谗言诬陷的人无计可施，那么臣下敢认为事情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要录》说：至此，才开始采用王安石的话，而有这个命令。臣下对郭逵、王韶有什么偏私，只是蒙受陛下知遇不同于众人，道义上应当自我竭力以补救时事，所以竟然忘记越职犯分的罪过，而冒昧陈述愚见，希望陛下裁断赦免。”陆佃所编王安石文字，此札子称二月而空缺日期，现在附见于调任郭逵知渭州之前。

丙寅，知渭州、龙图阁直学士、左谏议大夫蔡挺为枢密副使。蔡挺在平凉共五年，自认为有功劳，长期留在边境，愤懑忧郁写成歌词，趁着中使到来，让倡优演唱，传达到禁中，皇上也怜悯他，于是召用他。蔡挺传记载：与曾公亮结为姻亲，于是破格晋升。

译擢升。应当考核。挺在治平四年四月，从庆州调任渭州，熙宁二年九月再次任职，五年二月被召入朝。

译观文殿学士、吏部侍郎、郑州知州吕公弼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秦州知州。原宣徽南院使、秦州知州郭逵改任渭州知州。这是开始采纳王安石的言论。商议让吕公弼取代郭逵，是在正月十九日。皇帝对中书省说：“吕公弼在河东时，正值五路出兵仓促，他安抚防御有方，所以让他取代郭逵，如果王韶制造事端，就委托吕公弼去镇守安抚。”朝廷起初怀疑吕公弼会推辞回避，于是派内侍李宪带着敕告去赐给他，诏令他顺路赴任。吕公弼听到任命就立即准备出发，皇帝很高兴，又召他当面应对，当面加以慰劳后让他离去。等到吕公弼到达后，董毡依照旧例写信给吕公弼，并且自称“敕”，吕公弼拒绝接受说：“如果是藩属之臣，怎么能妄自称‘敕’？”董毡从此不敢再自称“敕”。关于“如果王韶制造事端，就委托吕公弼镇守安抚”这一条，是根据《墨史》记载的，《本传》和《朱史》于是删去了。其他内容则依据范镇所写的墓碑。根据《日录》，吕公弼不让董毡自称“敕”是十二月的事情，现在一并记载。

下诏麟府路：“自从八月癸酉日降霜损害庄稼达到五六成，可以命令经略司查访核实。如果确实受灾受损，那些新投降的蕃部香叶、策木多两族，依旧供给口粮；以及河东沿边麟州、丰州蕃部弓箭手缺乏粮食的，也命令宣抚转运使查访赈济。”

下诏秦凤路，向宝所招降的羌人耕种刚刚有些头绪，如果立刻迁徙分配，必定导致他们失去生计，应当命令他们依旧安居。这是采纳高遵裕的请求。

辰州上奏说：“下溪州知州彭师晏愿意缴纳马皮、白务洞的土地，请求上报朝廷依照惯例转任刺史，改发每年的衣袄颜色额度，增加食盐，并请求给他的母亲和妻子进封邑号。”下诏彭师晏任下溪州刺史，母亲、妻子给予邑号，衣袄、食盐命令钤辖转运司依照惯例施行。

丁卯日，光禄寺丞杜纯担任枢密院宣敕库检用条例官。在此之前，下诏可以专门差派一名官员检用条例，各房所呈报的判检文书，都先送到宣敕库抄写条例呈报复核，所以任用杜纯担任此职。四月丙子日，杜纯被罢免。

内藏库上奏说：“核查饶州、池州、江州、建州等州，历年定额铸造钱币一百五万贯以及额外增剩的钱币，长久以来都缴纳到内藏库，每年却要退还钱币六十万贯，并且每三年一次支取南郊用钱一百万贯送往三司，明显看到往返折腾。请求下达三司，从今年定额铸造钱币一百五万贯中，支取一十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贯六百六十七文，以及饶州、池州、江州、建州监铸到的额外剩钱，都缴纳到本库外，其余的钱都命令左藏库接收，不再命令本库每年退还钱币六十万贯以及每次南郊支取钱币一百万贯给三司。仍然请求减放兵士、库掐子、节级共计三十人归左藏库，每天只轮派库掐子三人到库，如果遇到各处支取缴纳钱币，确实根据应使用的人数随时到左藏库通知调换。”朝廷听从了。这是根据《会要》增补录入的。查考天禧三年十二月乙未日，三司奉准诏令与内藏库商议，从今拨盐税钱及另外支出钱币六十万赴左藏库给用，朝廷听从了，这与这一年內藏库上奏的内容略有不同，应当考证。

下诏两浙西路去年遭受灾荒的州军，检放未尽的税租，命令三司暂时予以搁置。又下诏武臣换授文官资序不限资历等级。

戊辰日，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殿中丞卢暂代派遣为两浙提点刑狱，仍然专门提举盐事。卢秉先前与著作佐郎曾点巡视淮南、两浙，查究利弊。过去盐户煎盐，与官府做买卖，盐场不时偿还他们的价值，盐户更加困苦。卢秉先前请求储备发运司的钱及杂钱百万缗以等待卖盐者。而盐场都确定了盐、火、灰的数量，以杜绝私自煎盐的弊端，从三户到十户为一甲，而煎盐地的百姓实行什伍连坐，互相监视；以及招募酒坊户愿意承包课额，从官府取盐贩卖，每月用钱币输纳官府，不得超越所卖之地；而又严厉抓捕盗贩者，这是根据《食货志》增补录入的。凡是私自煎盐、盗贩以及私自设置煎器，罪行不至于流放者，即使是杖罪都连同妻子儿女迁徙五百里，擅自返回者编入隶籍。这是根据《刑法志》增补录入的。《本志》说：四年，派遣大理寺丞卢秉、著作佐郎曾点巡视淮南、两浙等等，直到增加士兵千人，都连缀记载。查考：增加士兵千人，在六年十月十八日，不是四年的事情，现在只摘取处置盐事附在卢秉初任宪官时。卢秉本传记载：奉命出使淮、浙处置盐法，卢秉又与发运使薛向指出大弊病，预备本钱，优厚供给煮海之民，使他们没有私贩，于是著为法令。方勺《泊宅编》记载：元丰初年，卢秉提点两浙刑狱，恰逢朝廷商议盐法，卢秉请求从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州、歙州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微淡，以六分为定额；杨村下接仁和县汤村，为七分；杨村下接仁和县汤村，为七分。

译汤村使用铁盘，所以盐的颜色青白；而盐官的盐颜色有时发黑，是因为土质混杂石灰的缘故。杨村和钱清场编织竹盘，涂上石灰，所以盐色稍黄；竹盘的质地不如铁盘，那么黄色就显得稚嫩，青白色为上品，颜色发黑就含有较多的卤水，或者混有泥沙，不宜久存。石堰以东，虽然使用竹盘，但盐色尤其洁白，是因为靠近海水咸味重的缘故。后来的方法虽然稍有变化，公私都感到便利，但大体上没有改变卢法。况且水性润下而呈咸味，如果其势头没有多少折减，终究无法制成盐。安邑的池盐是因为黄河水曲折，凭借终南山的南风才制成。至于明、越、温、杭、秀、泰、沧等地，因为海水湾曲幽深，所以可以制盐，其产量也不相等，只有湾曲幽深的地方多，盐就多，所以两浙产盐尤其兴盛，超过其他地区。从温州边界东南直到福建、广东，盐每升只值五钱，比浙江便宜数倍，大概是因为东南最逼近海边，润下的势头既然如此，所以可以制盐，不必依赖曲折的地势。秉政七年五月十九日改任淮东宪，六月十五日转官升任，八年五月二十日又转官升任。

译辛未日，司农寺上奏说：“府界提点、提举、管勾等官员，在检阅测试各县保甲时，有人请求测试武艺之人，希望由本寺再次检阅测试，将武艺精湛者奏请皇帝旨意引见。”皇帝批准了。

河东经略使刘庠上奏说：“奉旨询问愿意归附夏国的人的姓名，现在已分条列举上报。”皇帝下诏说：不必等待夏国商议边界的官员到达边界，就根据所奏报愿意归附的蕃户，在麟州相对的边界上发放遣送，每人发给彩绢两匹，小孩一匹，并命令保安军发公文给宥州知晓。起初，执政大臣商议想发公文给西夏人，派遣首领交割愿意归附的羌人，王安石向皇帝说：“恐怕他们怀疑而不肯立刻前来，那么这些愿意归附的人已经询问过，就无法彻底解决。”因此有了这道诏令。

壬申日，皇帝下诏全国州县酒务，不论课税额度高低，都根据租额核算净利钱数，允许有家业的人召保买扑，免除支移、折变。熙宁三年十一月七日、十二月九日，四年二月一日、三月十三日，可以一并考证。

甲戌日，恢复昭信军节度副使王陶为度支郎中的官职并退休。王陶先前因妄奏官吏以及儿子王履洁贩卖私茶、铜、盐而败坏官纪，虽然遇到赦免应当宽恕，但年龄已七十岁，所以让他退休。

乙亥日，皇帝下诏都盐院将所买的盐引允许商人依照陕西赊绢的惯例，召保以房屋契约、金银赊当，在沿边州军输纳，每引六贯，加收钱三百，限一年内输足，如果违反，所抵押的财物全部没收归官。新本删去了这段。

供备库使张守约升任合门通事舍人。张守约，任秦凤路都监、兼管勾蕃部，被召对，一个月间上殿四次，每次顾问都拖延很久，皇帝问：“王韶能解决河、湟的事吗？”张守约说：“凭借天威临视，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然而董毡向来忠顺，不应该侵犯逼迫。”于是说古渭寨正占据冲要之地，希望建为州，作为陇右的根本。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所以加职遣还，慰劳他说：“通事舍人不足以酬谢你。”

丁丑日，郭逵上奏说王韶招降俞龙珂，非常屈辱。皇帝对执政大臣说：“王韶所奏的，与郭逵不同。”王安石说：“应当命令郭逵详细陈述屈辱的实际情况上报。”王韶又说：“郭逵公开说不应当招纳俞龙珂，却私下派人引诱俞龙珂来秦州，想将招纳的功劳归于自己，暗中阻挠破坏边防事务。”文彦博说：“我曾经议论这两个人难以并存，现在既然调离郭逵了。”王安石说：“朝廷设置沿边安抚司招纳生羌，对经略司有什么妨害？有什么难以并存的？”文彦博说：“人各有所见。”王安石说：“所见有是非，如果自己所见不是，朝廷不认为可行，就应当听从朝廷指挥。”冯京说：“这也是王韶的偏颇之辞。”王安石说：“确实如此，这件事应当推究。”于是下诏郭逵分析。当时经略司已经逮捕元瓘送秦州监狱，审讯王韶擅自使用市易钱赃状的案件尚未完结。后来，王安石进呈郭逵分析王韶招降俞龙珂的事，皇帝说：“并没有屈辱，必须派遣官员勘验王韶，并将此事一并勘验。”日录：三月二十四日，进呈郭逵上奏分析沿边安抚司招降俞龙珂屈辱事，皇帝说：“却无屈辱，等派遣官员勘验王韶事，一并勘验。”

己卯日，皇帝下诏京东常平司拨出钱五十万缗给河东常平司，听任以绸绢折充，允许商人以物产赊买，限一年内于河东沿边输纳。

皇帝对执政大臣说：“秦凤沿边安抚司与经略司的事，应当分别处置，不知道吕公弼到了又会怎样。”王安石说：“这在于陛下。陛下专将此事委托给他，他必定尽力。这是大事，陛下应当留意，将来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这是根本，而且不劳民费财。”皇帝说：“确实如此，只是担心吕公弼又与王韶矛盾。”王安石说：“陛下以诚意告诉吕公弼，他应当不敢。”冯京说：“沿边安抚司与经略司的事有相互阻碍的地方，应当处置。”王安石说：“事本无相互阻碍的地方，只要各怀公心济务，又何须处置？”

废除蓬州良山县、巴州其章县、渠州临溪县、嘉州平羌县，改为镇。

译“无”字疑似衍文。

【八】盗贼减少了十分之七八，“八”字原为“分”，根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十一《保甲》篇校改。

译【九】三十六万，阁本、活字本相同。《资治通鉴》卷五八、《后汉书》卷一〇一“万”均作“方”。

【一〇】“安石曰举官法制”这七个字原本脱漏，根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补入。

【一一】“臣亦性于簿书期会事不欲卤莽”，“性”字，阁本作“省”，疑似正确。

【一二】三月丙午，阁本、活字本相同。疑似有脱误。本书卷二三一、《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二均记载熙宁五年三月丙午日的诏令，或许就是指这件事，可供参考。

【一三】“推屈”，阁本、活字本相同。疑似“推”是“摧”字的误写。

【一四】十七日又有智缘之事。熙宁五年二月辛亥朔，下文十七日丁卯日，不记载智缘之事；二十七日丁丑日，记载郭逵奏闻王韶招抚俞龙渴甚为屈辱之事，或许就是指这件事，但文中未提及智缘。

【一五】“闻韶止于一年后求罢”，“韶”字原作“诏”，根据阁本、活字本改定。

【一六】“余钱鎫令左藏库受纳”，“纳”字原本脱漏，根据《宋会要·食货》五一之二五补入。

【一七】三十人，同上书作“二十人”。

【一八】曾点，本书卷二三一、《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均作“曾默”。

【一九】“秉请”，方勺《泊宅篇》卷中、姚宽《西溪丛语》卷上“请”均作“谓”。

【二〇】“而盐官盐色或失墨由土丽灰故也”，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作“而盐官盐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

【二一】“虽用竹盘”，“用”字原作“有”，根据方勺《泊宅篇》卷中、姚宽《溪丛语》卷上及《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改定。

【二二】“盐升五钱”，“升”字原作“胜”，根据方勺《泊宅篇》卷中改定。

【二三】“盖以东南最逼海”，“东”字原作“南”，根据阁本、活字本及方勺《泊宅篇》卷中改定。

【二四】“租额”，阁本、活字本相同。疑似为“祖额”之误。

【二五】“通事舍人”，“事”字原作“使”，根据阁本及《宋史》卷三五〇《张守约传》改定。

【二六】“缘边安抚司”，“缘”字原作“绿”，根据阁本、活字本改定。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三十一

卷二百三十一

起讫时间：起神宗熙宁五年三月，尽其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一

帝号：宋神宗

年号：熙宁五年（壬子，1072年）

全文

三月辛巳朔，权御史中丞邓绾上言：“昨日弹奏马仲甫，朝廷命令韩缜彻底查办，听说韩缜却屡次责令汲光进行分析说明。况且朝廷增设主簿，本意是想振兴革除颓废弊政，汲光尽心于职守，如果无理责令他进行分析说明，恐怕他会因此不敢有所作为，这不符合朝廷设置官职的本意。”马仲甫性情向来刚愎，汲光喜欢检举查究，吏人有所作为就立即申报中书省，又秘密将三班的事告知邓绾，邓绾随即弹奏马仲甫，从而使其罢免，朝廷拿着邓绾的奏章命令韩缜查办，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奏章所说。去年十二月癸亥日，邓绾上奏。

壬午日，权郓州观察推官许安世任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公事。

癸未日，编修中书条例曾布等人上言：“朝廷内外臣僚请求恩泽，都没有法制规定，临时决定的轻重不统一。现在打算规定现任两府官员，每年允许请求差遣一人；其中宰相、枢密使兼平章事，如果不是因事罢免的，请求转官一人，指定差遣二人；其余执政官罢免的，转官一人，指定差遣一人。如果有功勋劳绩就听候旨意。待制以上官员，允许请求差遣一人，转任学士的再加一人。三路、广南、桂州安抚使以及知成都府、梓州者，差遣一人，亲子孙循一资。广南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允许奏请子孙或旁亲符合入官条件的一人；成都、梓州、夔州路差遣一人，子孙循一资。”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本志相同。

派遣内藏库副使王中正前往秦凤路缘边司处理公务，仍命令王中正会同刘宗杰及安抚司官员，考察古渭寨是否可以建军，具表上奏。

甲申日，下诏环庆经略司，如果西夏派遣人来商议边界，或者修缮纳干堡、礓石寨，就检阅西夏所上的表章，依照现在汉人和蕃人居住耕牧的地方划定边界，以前曾经误发公文给宥州称上述田土无人占据，恐怕西夏人会固执地依据公文上的话语，所以如此。日录：王广渊上奏，章威地虽然现在耕牧，但因为先前上报西夏不曾耕占此地，恐怕必定会来争夺。四月三日，又二十一日当参考。

皇上对王安石说：“楚建中说昨天陕西用兵，总共耗费缗钱七百多万，是否有此事？”王安石说：“臣也怀疑此事。然而建中查考沈起的簿书，数目果然如此，钱、粮、银、紬、绢共计一千二百万贯匹。一路半年多一点，所耗费已经如此之多，从哪里供给？”于是对皇上说：“西夏之事稍息，边计正当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