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一

译宋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1093）

二月己酉，监察御史黄庆基上言：“泾原一路，对内统领军纪，对外控制羌戎，边境辽阔遥远，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如果不是深谋远虑、智勇过人的人，不可以轻易托付。像张利一，不仅才能平庸低下，不足以胜任此职，而且他出身于恶逆之家，他的兄弟曾因跟随叛乱而遭受显赫的刑罚，怎么可以让他统领强兵，托付重任呢？”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上言，张利一向来没有实际的声望，军事机变和将帅谋略都不是他的长处。权给事中虞策上言，张利一在武臣中虽然略有可称道之处，但实际上不足以担当大帅的选拔。下诏罢免张利一知渭州的职务。（正月二十三日任命张利一为渭州知州。政目正月二十四日记载姚某缴还张利一的任命诏书，但实录中没有记载。）

赏赐熙河兰岷路钤辖康识及各位将领银合、茶药等物品，等级不同，因为他们出塞牵制敌人，到达打绳川讨伐平定有功。

广南西路钤辖司上言，辖下知州中，有属于知县资历等级的人，请求除了邕、钦、廉、宜、融、宾、橫等州的武臣知州外，其余由知县资历等级的人接任知州的，请求依照知军监人员的例子办理。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新录中没有。）

又上言，各路役兵在已经衡量利害之外，有官员乘船时所差遣接送的人员中，按照应分摊的人数差派三分之一，请求改为四分之一。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新录中没有。）

京东东路提点刑狱张元方上言：“各州比较贼盗等事务，按提刑司已经是上下半年进行比较，以及捕盗官员也有设立期限责罚之外，请求各知州及任职一年以上罢任的人，除了侍从官外，将任内已抓获和未抓获的强盗、杀人贼人数进行折算比较，如果总共抓获不及五分，即具奏上报。如果抓获达到五分，申报尚书省。”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户部上言：“擅自引诱母亲或祖母改嫁而企图分家、减免等级的人，依照子孙别籍异财法加二等处罚，为首者配流本州，允许他人告发，给予赏赐。”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旧录从八年二月二日一并缺失，新录因为所记载的事情比之前更加疏漏，史院至今没有得到旧录缺失的卷册，应当考证。王铚补录也草率。）

庚戌，户部上言：“查考无为军昆山白矾原来的条例，禁止官府自行出卖，过去暂时允许通商，每百斤收税五十文。根据元祐敕令，晋矾发给凭证，指定在卖处纳税，沿路税务只得以验引批到发月日，不再收税。那无为军昆山矾想要依照晋矾通商条例。”下诏依照户部所申报的办理。

下诏西南龙蕃进奉人安化将军龙以�等旧有官职的递迁一等，那些未沾受正式官阶的一并补授官职。

太皇太后宣谕三省说：“大宁郡王以下逐渐长大，想要让他们入学，可以挑选教导官二人。”（二月八日。）

辛亥，左朝奉郎、直龙图阁、荆南府知府唐义问任集贤殿修撰、广州知州。（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唐义问任广州知州。现在遵从实录。）左朝散大夫、集贤校理、潭州知州李湜任荆南知州。（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左朝散大夫、广州路知州昌衡任潭州知州。（政目三月二十二日任荆南知州，三月二十七日从荆南改任潭州。现在遵从实录。）

中书舍人孔武仲上言：“根据中书省吏房送来的直龙图阁、荆南知府唐义问任集贤殿修撰、广州知州的词头。臣认为广州是岭外的重要镇守之地，节制南方，控制内外。府库的储藏，市里的聚集，其财富不可估量。一方有事，则蛮夷肆力甘心于此，前些日子侬智高就是如此。选择将命守臣，应当谨慎慎重。臣私下看见唐义问天资狷介浅薄，所到之处多与同僚以事相把持，没有一人悦服，凭什么临镇万里，为国藩屏？这是不可派遣他的第一点。近来湖北转运司取会渠阳新旧费用，唐义问与之辩论曲直，文书杂乱，追讦转运使喻陟赴任迟缓，人们都怪他险恶浅薄，不惜事体。将凭什么师帅列郡，让远方取法？这是不可派遣他的第二点。过去措置渠阳事，唐义问驰牒湖南、江南两路应副军粮食器甲，文移急于星火，官民尽力奔走道路来应对。等到到达，则堆积无用，却令搬回。如果两广有事，大于渠阳，以唐义问的躁扰，岂不生事？这是不可派遣他的第三点。过去废渠阳，唐义问处置没有预先确定的策略，一旦令兵将弃城，仅脱性命，金银委于空垣，人民坐受俘戮，他处事疏漏如此，何况让他坐制远方不测之变呢？这是不可派遣他的第四点。朝廷忧虑四边的祸患，不是不到达，现在岭外虽然无事，然而豺狼之心不可知。当国家闲暇之际，所依靠作为干城腹心的，只在将帅得人而已。委任失宜，以至于误事，虽然重贬之，又有什么补救？像唐义问的轻肆浅近，确实不可任。伏望另选沉深有谋之臣，付以一面，以消除未然的祸患，安慰远人之心。所有制

译奏词，不敢详细起草。」（《政目》记载：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路昌衡任荆南知州，但《实录》中没有这一条。）

译太中大夫、宣州知州王安礼恢复端明殿学士的职衔。（此事见于《政目》四日的记载，因《旧录》已经缺失亡佚，而《新录》直到七月十九日才予以记录。如今依据《政目》来定夺。）

礼部尚书苏轼上言：

高丽使者请求购买书籍，其中《册府元龟》、历代史书、太学敕式，本部不敢擅自支给售卖。按照尚书省批状转送礼部允许售卖的规定，相关经办人吏已在簿册上登记备案。臣观察到，高丽使者每次入贡，朝廷以及淮、浙两路在赐予、馈赠、宴饮慰劳等方面的费用大约十余万贯，而修缮亭馆、惊扰市场、调发人力船只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除了官吏得到少许馈赠外，并没有丝毫利益，却有五种危害，不能不陈述。所得的贡品都是玩赏喜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而所耗费的都是国库仓库中的实物，是百姓的血汗，这是第一害。所到之处差借人马什物，修缮亭馆，暗中损害民力，这是第二害。高丽所得到的赐予，如果不分送给契丹，那么契丹怎会允许他们来朝贡，这显然是借兵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这是第三害。高丽名义上是仰慕道义来朝见，实际上是为了利益，揣度他们的本心是替契丹所用，为什么呢？因为契丹足以控制他们的生死命脉，而我朝不能，所以如此。如今使者所到之处描画山川形势，窥测虚实，哪里还有善意呢？这是第四害。庆历年间，契丹想要违背盟约，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理亏，如今却招来他们的属国，让他们每年入贡，其理亏程度比增置塘泊更甚。幸好如今契丹恭顺，不敢另外生事，万一将来桀骜狡诈的敌人以此作为借口，不知朝廷将如何回答。这是第五害。臣在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因其馈赠的书信中不禀承朝廷的正朔，便退回其物品，等待他们改书称用年号，然后才接受。并且催促他们起程出发，不让他们滞留。等到去年出任杭州知州，退回他们所进献的金塔，没有上奏听闻。这都是臣一贯的意思，想要稍微裁减节制这些事，希望逐渐使他们不再来，为朝廷消除长远的祸患。如今既然充任礼部官员，这就是职责所在。近来因为看到馆伴陈轩上申请求，全部差派相国寺行铺的人进入馆舍铺设，以等待外国使者买卖，不仅迁徙市场惊动众人，来侍奉小国的陪臣，有损国家体面；同时也压迫在京的行铺，资助吏人广泛乞取，弊端祸害不少。因此具状申呈都省，恳请施行。那些多方作弊的官吏，并没有被都省稍微加以查问，如今只依照陈轩等人的做法，不等待申请，直接发牒给国子监收买各种文字。臣听说河北榷场禁止输出的书籍，其法律非常严厉，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如今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竟然废弃榷场的法律？又私下听说往年高丽使者请求赐予《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以东平王的旧例为理由拒绝。近日再次请求，诏令又以先帝遗旨为由不给。如今历代史、《册府元龟》与《太平御览》有什么不同？所以申呈都省，只是请求赐予详细斟酌指挥，并不算过分，却遭到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私下认为没有罪可书。虽然上簿是非常细微的事，对臣又没有丝毫损害，臣并非为此上奏论说，所惋惜的是，无厌的索取，事情必定曲意顺从，官吏苟且顺从其意，即使惊动众人损害事物也不认为是罪，稍有裁减节制的意图，便遭到诘问责罚，今后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意得志满，他们来得更加频繁，祸患更加深重，所以必须极力论说。

又近来馆伴所上申，请求为高丽使者购买金箔，想在杭州装裱佛像，臣不敢答应，已经申禀都省，私下担心都省再次以此治罪。私下因为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想以装裱佛像为名，长期滞留杭州，骚扰公私。私下听说近年西蕃阿里骨请求购买金箔，朝廷慎重为难此事，酌情给予供应。如今高丽使者朝辞的日期已近，请求指挥馆伴以打造不及为借口，不再让他们收买。又近来根据馆伴所上申，请求为高丽使者抄写曲谱，臣认为郑、卫的淫声，流传海外，不是用来观察德行的。如果朝廷特别下旨抄写，尤其不便。那份状子，臣已经扣留不执行。臣忝列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下诏所购买的书籍曾经收买过的，允许依照旧例，金箔特许收买，其余依照奏章，吏人免除上簿。

苏轼又上言：

臣之所以反复论奏，本是因为高丽是契丹的盟国，不可以借给书籍，不仅仅因为吏人上簿的事。如今吏人单独免除上簿，而书籍仍然允许收买，臣私下感到疑惑。查考元佑编敕：凡是将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者交易的，罪轻的判处徒刑二年。审看这条法律，只要是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判处徒刑二年，那么立法的意思也可以看出来了。认为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所以设立此重法，以防备意外的祸患。先前允许购买《册府元龟》及《北史》，已经是失误。古人有言：“做一次已经过分了，难道还能再做吗？”如今竟然废弃现行编敕的法律，而采用一时失误的旧例，日后再次来，旧例更加成熟，即使购买千百部，有关部门也不敢再坚持。那么中国书籍就会像山一样堆积在高丽，像云一样散布在契丹了。臣不知道这件事对中国来说算是稳妥便利吗？昔日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不到。说：“召唤虞人应该用皮冠。”孔子赞同他说：“坚守道义不如坚守官职。”旌旗与皮冠在事情上并没有害处，然而尚且坚守

译如此；如今买书的利弊像这样，编敕条贯像那样，与皮冠和旌旗相比，也有差别了。臣应当谨慎坚守先前的建议，不避讳反复上奏，恳请陛下尽早下达旨意。

译贴黄说：“臣查点馆伴所公案内，有下发给承受所收买文书的数目，其中有一项，所购买的《册府元龟》虽然没有卖给高丽，但高丽的意图也可以看出来了。”

又说：“臣已命令本部详细抄录编敕条规，符牒下发给高丽使臣所经过的州郡，约束他们执行完毕，这也应当上奏让朝廷知晓。”

下诏说高丽买书自有惯例，编敕是禁止民间流通的，命令依照先前下达的指令执行。

苏轼又说：“臣先前所论奏的高丽入贡给朝廷带来五害，事理非常清楚，不再是细微的小事。近来又查考现行编敕，再次详细论奏，都不蒙朝廷详细斟酌利害及编敕的法意来施行，只是查考《国朝会要》中曾经赐予过，便作为收买的依据。私下认为臣所论奏的，所计算的利害不轻，本不是因为有先例或无先例而发出的议论。事情确实无害，即使没有先例也可以；如果事情有害，即使有百个先例也不能采用。况且《会要》这类书，朝廷是用来备查的，不像编敕那样，每一条都应当施行。臣只请求朝廷详细讨论这件事，是应当遵行编敕呢，还是应当查考《会要》而已？臣所担忧的，是文书积聚在高丽而流传到契丹，让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祸患极大。虽然曾经赐予，那是以前的失误，从现在开始停止，还胜过继续允许购买，毫无禁忌。又高丽人入朝，动不动就得到想要的东西，连年多次前来，逐渐导致五害，像这类事情，都不蒙朝廷省察。深深担心高丽人再来，遂成定例，所以必须再三论奏。况且现在高丽使臣已经出发，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了。”

贴黄说：“现在朝廷旨意只是因为高丽曾经赐予过这本书，就再次允许接续收买，好比编敕禁止用熟铁与外国使臣交易，难道是外国都没有熟铁吗？说他们已经有了，反而不再禁止，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止民间，令依前降指挥。”新录将其系于三月六日，现在一并附在此处。元符元年四月十二日宋球传，旧记录说：“副使陈轩馆伴，高丽使请求《册府元龟》、乐谱、金箔，苏轼任礼部尚书，认为先朝怀柔远方不是正确的，借此阻止，并且诬陷馆伴贪图他们的私赠，陈轩请求不要给予。宋球说：‘先朝曾经赐予过他们，这不是中国所秘密的，不给予怎么显示广大？’朝廷赞同他的意见，最终给予了。”新录辩解说：“查考苏轼奏状论高丽使买书籍、金箔的利害非常详细，未曾诋毁先朝怀柔远方不是正确的，也未曾说馆伴贪图他们的私赠。不知道史官依据什么而记录，诬蔑荒诞明显了。馆伴高丽使臣的是陈轩。宋球只是做他的副手，买书等事，主议也不在宋球。现在删去七十二字。”）

壬子日，中书省查考元佑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指令：“各路、开封府界提刑司每年年终统计各监狱病死者人数，仍然开列原因，申报刑部。其中人数多的申报尚书省。在京师禁系的，委托御史台索取，报告刑部看详。”上述朝廷旨意，并没有允许分别禁系人数的数目。到元佑七年，各路统计到的狱死人数，刑部于是区分每禁系二十八人以上死一人的，不再开列。即是今后所有关押囚犯的地方，每年禁系二百人，允许破例十人狱死。深深担心州县狱官公然懈怠松弛，非常不符合钦恤之意。下诏刑部今后不再区分禁系人数，依照原先下达的朝廷旨意，将病死者人数多的，申报尚书省。（元佑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令附见，不另外列出。七年十二月壬子日，应当考详。）

癸丑日，于阗请求讨伐夏国，不允许。

乙卯日，新任庆州知州孙览任渭州知州。（政目八日事。实录遗漏此事。孙览任庆州知州在正月二十三日，绍圣二年六月七日才从渭州召入。）权户部侍郎范子奇任集贤殿修撰、庆州知州。（政目初八日事。实录在十九日。现在依据政目。范子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贤殿修撰权户部侍郎，八年二月八日自户部侍郎又以集贤殿修撰任庆州知州。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贤殿修撰除宝制。旧编载韩驹云云。已修入三月八日。旧注一百二十四字。现在删去。）

下诏大宁郡王以下外出就学，应当命令在亲王旧宅设置学舍，并且差派官员二员充任诸王说书。就派逐位内侍四员充任管勾官。（二月三日。）

己未日，下诏就派逐位管勾官四员的指令，不要执行。（罢免差派逐位管勾官，必有说法，应当考详。）

门下侍郎苏辙上奏：

臣本月八日因式假没有参与进呈公事，私下看到三省共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照都水监所奏，等到动工之日，先将查计到的工料，上奏取旨。”私下认为臣从来在都堂聚议，常认为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非常明白。大概东流本是人力所开，只百余步，冬天河流断绝，所以软堰可以建立。现在北流是大河正溜，比起东流，何止数倍！现在河水行流不绝，软堰怎么能建立？大概水官的意思，想以软堰为名，实际作硬堰，暗中作为回河之计罢了。朝廷既然已经察觉

译我的意见是，关于修筑软堰的请求，不应当再予批准。昨天我在正月二十八日已经当面奏报了大概情况【六】，认为从前先帝因为黄河决口而引导其向北流，已经顺应了水的本性，只是堤防尚未建立，每年不免有决口泛滥的祸患。小小的溢决，是黄河常有的事，本来不构成大害，但几年前朝廷商议将河水引回故道，王孝先、□安持等人因此专断河务。过去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个河门，遇到河水决溢，就打开这三个河门，放水向西流入空地。到了北京以北，河水又合入大河，所以北京的百姓没有大的危急。自从有人建议引河回故道以来，先堵塞了这三个河门，又在西堤修筑锯牙、马头，约束河水向东流，直接经过北京上方，所以北京连年告急。因为水势向东，所以去年东流的河水比过去多。由此说来，分流的说法，不仅没有好处，实际上也有害处。为什么呢？每年秋水泛滥上涨，分流进入两条河道，短时间内，稍微避免了决溢，这是分水的利益；河水浑浊沉重，水流缓慢就会产生淤积，既然分为两股，水流不得不缓慢，所以今天北流已经出现淤塞，这是分水的害处。然而将来涨水之后，河流是向东还是向北，大概还不可知。我们昨天询问□安持，安持也说：“去年河水向东流，怎么知道今年河水不向北流？”太皇太后宣谕说：“水官尚且这样说，其他人更敢保证吗？”我又奏道：“近来安持等人因为河流稍向东流，请求在东流河道增加五七緷埽，声称这个机会，不可稍有迟缓。我们担心安持意图借此指挥多添埽緷，阻塞北流，并不稳妥便利。于是下令所增加的埽不得超过原来请求的数量。然而当时正值河涨，埽緷都未能沉入河底，所说的机会，全是妄言。安持等人既然未能如愿，就又奏请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原来北流河门宽三百多步，现在如果堵塞其大半，河流既不能保证不向北流，如果使所堵之处坚固不可动摇，那么涨水咽怒，必然成为上流的祸患。京师以东，都难免担忧。如果所堵之处浮虚，涨水一到，随流冲去，人工、物料不计其数，顷刻间就消耗殆尽。百姓的膏血，深可痛惜。然而我的愚意也不敢就说河水一定向北而不向东。只是想要等待今年夏秋涨水到来，慢慢观察河势所向。水如果全部向东，那么北流不堵塞，自然应当淤断；水如果又向北流，那么北河如旧，自然可以容纳。朝廷做事务必万全，如果行险侥幸万一成功，这是水官的意思，我不敢听从。安持等人既然看到前面的计策不能实行，又要横截北流来修筑软堰。现在北流稍缓，安持等人只怕因此产生淤积，所以设立北堰。然而却借修筑堰堤，想要全部留下使臣、人工、物料，逐渐增卑撩浅，也就是用河上各埽的人力搬运泥土填河，几个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道与现在的河淤相比哪个更多？名义上是分水，实际上是回河，决不可允许。我想请求先让安持等人结罪保明河流所向，以及土堰如果建成，有无填塞河道导致将来祸患，然后派遣使者巡视，详细报告可否利害。”太皇太后说：“水官尚且不能保证河流向东还是向北，暂时派遣使者，又怎么能知道？且可重新另外商量。”辙奏道：“我迫于不同的议论，所以请求派遣官员，如果出自圣断，只由朝廷商量，也没有不可。”太皇太后说：“即使让水官结罪，等到他们败事之后，然后再施行，对事情有什么补益？”辙奏道：“确实如圣旨。从前修筑六塔河，先责令李仲昌具状，他的工程没有成功，随即被责罚降职。这是富弼等人当时的错误政令，不值得再采用。现在圣旨极为妥当。我退后思考，曾经听说往年北流河门宽十几里，水面宽七八里，现在河门只宽三百多步，这是水官几年来，堵塞大河，竟到了这种地步！使得洪流不安，谁承担其罪责？又东流河门只宽一百多步，每年涨水向东流，已经有满溢的恐惧。现在又想并入北流，道理上难以包容蓄积，于是指挥中书工房，令画一询问都水监，至今没有回报。朝廷想要修筑软堰，应当等待问得这两件事确实没有妨碍，以及我们看详，确实有利无害，才可以施行。如果不等待回报，匆忙下达依奏指挥，必恐有误国事。虽然说先具报功料，奏取指挥，然而已经令依奏下手，那么邪说已经实行，必然导致惊动众人听闻，且留下后患。伏乞圣慈特别赐予详察【九】，将我此议付给三省，所有八日的指挥，请求暂不施行，等我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处置不当，一方生灵受害非小。我此时在告假中，心里有所见解，不敢沉默。兼且看详软堰的议论，□安持等人原本只是奏请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势，如果再有减落，就令用软堰权闭，原本不敢请求下手。现在朝廷指挥不再相度，便令下手，就依奏之言，深属未当。兼且将来败事，安持等人得以归过朝廷，尤为不便。我忝列执政，只合每事反复商量，不应当独自上奏文字。只因为此命一行，我自度参假之后，必不敢争，如果大臣争已行之

译“天命显现出差异与相同的迹象，本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因此必须极其秘密地写进这份奏疏，同时已经单独秘密上报给三省，请求暂不施行。”等到这时入宫面圣，上奏说：“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这百日之间，水官一共四次凭空制造事端，动摇朝廷。第一次，安持在十一月巡视黄河，先请求一方面自行处置河务。旧法规定：马头不得增减。臣知道安持意在增加马头，就下令除了两河门外，允许他自行处置。安持的奸诈意图就此暴露。第二次，他请求在东流北面增加五到七个埽緷。臣知道安持想借此多进埽緷，大约是想让北流入东，就命令转运司一同监视，不得超过他所请求的埽緷数量。安持的奸诈意图再次暴露。第三次，他请求保留河门一百五十步。臣知道安持意在使河水回流，将增加马头的名义改为保留河门，就不予批准。安持计谋用尽。第四次，他请求修筑软堰。安持这四次筹划，都是想让河水回流的意图罢了。臣昨天已命令中书工房向都水监询问两件事：其一，核查北流在元佑二年的河门原本宽几里？逐年开排，直到去年，只宽三百二十步，这是什么缘故？其二，核查东流的河门，现在宽几步？每年涨水时，东流水面南北宽几里？南面有没有堤岸？北京顺水堤没有被淹没的有几尺？将来北流如果确实淤塞断流，涨水向东流去，合并北流的比例是多少？有没有包蓄不尽的情况？现在这两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就立即施行，实在太过草率。”太皇太后认为他说得对。当时吕大防不在朝中，所以没能将文字呈上去。（这是根据《颍滨遗老传》、《龙川略志》以及《栾城集》所载的札子，日期都系在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在三月十二日，恐怕有误。现在从集及志、传。）

译庚申日，刑部上奏说：元祐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南郊祭祀时所颁布的皇帝手诏指令，以及官府抄录副本并通知各处的公文，应当以最先到达的为准。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辛酉日，尚书礼部上奏说：“光禄少卿韩宗师上奏说：‘希望今后凡是大型祭祀需要供奉俎（盛祭品的礼器）的地方，都命令仪鸾司协调安排，由太常寺设置捧俎的帷幔。太庙设在东神门外，社稷坛设在西神门外，其他大型祭祀场所设在壝门外，根据地形适宜的情况来安排。’”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御史中丞李之纯上奏说：“西夏贼寇尚未归附，边境正在用兵，守卫疆土的官员，不应当频繁更换。因为想要追究他们的实际成效，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况且统帅大臣总揽军权，指挥谋划，时间久了之后士兵才会信服；观察敌情、冲锋陷阵，树立威信以战胜敌人，时间久了之后敌人才会知道畏惧。没有任职时间短暂、措施尚且粗疏，就能建立军事功业的。近来庆州、渭州的两位统帅，被召回或调任，都没有达到规定的任职期限。如果是因为保卫边境有功，还应当增加官阶以长期任用；如果是防备敌人失职，难道应当免除过错而优待升迁吗？希望精心选拔有才能的大臣，将边境军务托付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随机应变，得以专断行事。明确宣布三年考核政绩的限制，没有功劳不晋升，没有罪过不罢黜，不再提前更换人选，这样边境事务才能整顿完备，敌人才能归顺。”

癸亥日，正字余中担任秘阁校理。（这是《政目》中十六日的事情。需要考证。）

甲子日，皇帝下诏分发蚕盐，徐州、淮阳军允许依照元祐年的敕令执行，京东路、河东路的晋州、绛州、隰州以及磁州全部停止。

乙丑日，左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淮南等路的发运副使谢卿材担任相州知州，这是听从了他自己的请求。（《实录》记载在二十九日，现在依据《政目》。）司农少卿王宗望担任发运使。（《政目》中有此记载。六年十月初八日担任司农少卿。）淮南路转运使王子渊担任司农少卿。（《政目》中有此记载。六年九月十八日担任淮南路转运使。）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商英调任淮南路。（《政目》记载。）新任京西路转运副使贾易与苏州知州范锷互换职务。（《政目》中有此记载。《实录》见于七年十二月六日，现在不采纳。甲戌日改任徐州。）

丙寅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上奏说：“我看到侍御史杨畏上奏说，之前任命贾易担任苏州知州，拖延诏命二十多天，说这件事由我独自主张，议论粗疏违背，导致遭到台谏弹劾，按照他的罪过，应当立即严厉惩处。我现在回到私宅等待治罪。”又请求尽早给予贬斥责罚，皇帝下诏都不允许。起初，贾易因为议论政事被贬出朝廷，后来恢复担任京西路转运副使，经过郊祀赦免的恩泽，于是与苏州知州范锷互换职务。苏颂说：贾易作为御史，号称敢于直言，经过赦免反而降职，这不是正确的。有人建议给贾易增加馆阁职务，苏颂又坚持认为不可以。有人指责贾易是奸邪之人，苏颂说：“士大夫在朝廷中被称为奸邪，怎么可以轻易认定呢？必须用事实来论断。既然没有事实，怎么能说是奸邪呢？”皇帝下旨再次商议。而杨畏以及来之邵等人急忙弹劾苏颂，苏颂最终因此被罢免。（贾易与范锷互换职务的事情，见于七年十二月六日。《政目》在今年二月十八日记载贾易互换职务，二十七日记载贾易改任徐州的诏旨【一二】。《苏颂传》说：‘恰逢牵复前侍御史贾易担任苏州知州，争论不决，直到在皇帝面前争论。苏颂说：‘贾易与我本来没有私交，因为他作为御史不避讳权贵，号称敢于直言，又依法应当牵复，既然已经担任监司了，却调任苏州知州，这就是经过恩赦反而降职，赦令成为虚文了。’众人给贾易增加馆阁职务，苏颂又认为不可以。当时有人说贾易奸邪，苏颂说：‘士大夫在朝廷中被称为奸邪，难道容易认定吗？必须用事实来论断。既然没有事实，怎么可以说是奸邪？’皇帝下旨再次商议。而谏官杨畏、来之邵说苏颂拖延诏命。苏颂听说后，立即回到私宅等待治罪。皇帝对宰相和执政大臣说：‘言官弹劾中书省拖延，为什么不涉及侍郎呢？’当时范百禄担任中书侍郎，有旨意让他出任河中府知州，而多次派遣使者召见苏颂，苏颂三次上章请求退休，不被允许。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去职务，于是任命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后来入朝谢恩，皇帝说：‘相公请求离职非常坚决，朝廷不得已听从了您的请求。’九月，出任扬州知州。’按照杨畏当时担任侍御史，来之邵担任监察御史，传记中称为谏官，是错误的。又苏颂在二月七日被罢免，范百禄在十四日被罢免，传记中说范百禄先于苏颂出任河中府知州，也是错误的。现在不采纳。苏颂的墓志铭说：‘苏颂议论持平，务必遵循旧例，避开权贵宠臣，不结党营私，进退人才，不专断由自己决定，道理有不恰当的，也不苟且顺从。侍御史贾易因为议论政事被贬出朝廷，后来担任监司，经过赦免降任苏州知州。苏颂说：‘贾易议论政事不避讳权势，号称敢于直言，经过赦免任命为州官，不合适。’在帘前争论没有决定，而御史杨畏、来之邵弹劾苏颂拖延制书，苏颂立即上章等待治罪，多次上奏不被允许。坚决辞官称年老多病，八年三月被罢免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九月份出任扬州知州。’梁焘的行状说：‘右仆射苏颂、中书侍郎范百禄，议论宣州知州贾易直秘阁担任权京西转运使，因为贾易曾经担任侍御史，不应当带‘权’字，任命不当，商议另外取旨。同僚大多不赞同，直到皇帝面前，梁焘说：‘太常寺、秘书省都缺少长官和副职，希望召用贾易。’

译同僚认为贾易是小人，不可任用，曾布回答说：“说贾易在官职任免上处理不当是可以的，像贾易这样刚正耿直，很多人不喜欢他，把他当作小人就过分了。陛下曾经知道此人忠孝，过去他在谏官任上，圣上的当面告诫，让他尽忠守节，一定记得他的为人。”《行状》中记载的贾易之事与《颂》的本传颇有不同，附在此处，应当考证。李清臣给许将的小信中说：“容、功被罢免，虽然进言的人趁机攻击，恐怕另有深意，不是当面详谈无法尽知。”应当考证。

译己巳日，监察御史来之邵上言：“天章阁待制林希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查考林希在元祐初年曾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当时臣僚们议论说，林希平日受到宰相王珪的赏识，王珪去世后，王珪的几个儿子委托林希撰写墓志铭。林希虽然答应并写了文章，但他心里认为王珪并非当时舆论所推崇的人，不想亲自为之。表面上装作与王珪交好的样子，于是假托李德刍的名义。等到得到王家的赠予财物，就与李德刍平分。当时的评论者认为林希品行浅薄，不能让他担任侍从之职，所以撤销了中书省的任命，改派他到偏远的州郡任职。不久，朝廷授予他外任制诰的职务，改任余杭知州，林希不能反省修省以图报答，反而喜怒由着性子，不遵守法度。杭州外沙巡检马信是左藏库副使，因为转运司委派马信治理河道事务，林希恼怒马信没有事先禀报，派遣士兵将他叫来，送到当直司收押审问。既然马信没有可记录的罪过，就又释放了他。□山有座堂叫有美，有座亭叫介，相距几里，本来没有相通的道路。林希有一天大规模征发修江的士兵披荆斩棘，铲平山谷，使它们相通。后来听说术士说两座堂相通，对守臣不利，就又征发修江的士兵去堵塞。他在政事上的举措就是这样。现在将要提拔他担任礼部侍郎，进入朝廷陪伴法驾，恐怕这不是用来明确升降赏罚、显示劝善惩恶的做法。恳请收回成命。”（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任命为礼部侍郎。八年三月初八日出任亳州知州。）

辛未日，监察御史黄庆基上言：“南郊赦书中规定：‘未来的科举考试依照元祐二年的先例，荐举经明行修的进士。’这确实是朝廷搜求人才，担心有遗漏，想要从多条途径选取。但是侥幸之徒，借机请托，不可能没有滥竽充数的人。以前荐举经明行修的人士，既免除解试直接参加省试，等到省试不合格，又按惯例给予特奏名，这样凡是受到荐举的人，都可以入仕做官。臣听说元祐二年各路所荐举的人，很多不符合士人的舆论。只有福建路荐举的朱朝倚，这个人一向有学问，长期担任太学职务；江西路荐举的李存，这个人一向有节操，多次获得乡举。像这两个人，才足以入选。《传》说：‘进用真正的贤人，举荐实在廉洁的人，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恳请朝廷申谕各路监司、郡守，凡是荐举经明行修的人士，必须精心考察，确实有术业和品行被乡党尊重、被士人舆论信服的人，才允许奏荐。如果不如所荐举的那样，就按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治罪，希望朝廷能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十七日李尧臣殿试举人。）

御史中丞李之纯上言：近年朝廷实行十科举士的命令，已经实行了多年，近臣所荐举的人多，而提拔任用的很少，恳请委派辅政大臣详细选择，逐渐进用。其中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的人，多是武臣推举，这类人中一定有可用之人，应当加以考察。

这一天，三省进呈苏辙所议论的河务。吕大防说：“现在软堰已经不能修筑，没有可以施行的办法。”苏辙说：“软堰本来就不能修筑。臣原本议论□安持在百天之内，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先前请求派遣官员查清是非，明确赏罚。这话非常恰当，恳请依照这个办法施行。□安持是小人，想要动摇朝廷的视听，如果让他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地区受害没有止境，不能信用。”吕大防说：“水官玩弄泥水，别用好人不行，所以暂且用□安持。”苏辙说：“水官的职务不轻，怎么能由小人主管？《易经》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没听说过有小人可以使用的地方。”（实录系于三月二十四日，现在依据《颍滨遗老传》及《龙川略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吕希哲理任右司谏，（政目记载是二十四日的事。新录没有记载。）吕希哲坚决辞谢。（这是依据吕希哲家传，政目记载二月十六日吕希哲辞谢谏官。）苏轼在迩英殿见到吕希哲的任命，戏对吕希哲说：“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吕希哲笑着没有回答，退下后对范祖禹说：“如果辞谢不被允许，应当以杨畏为首。”当时杨畏正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所以吕希哲这样说。（这也是依据家传。）

壬申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苏轼上言：

臣看到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等待郊礼完毕，集合官员详细议论祭祀皇地祇的事以及郊祀年份的庙享典礼后上奏。（九月十八日戊戌日下诏。这里说九月二十二日，不知什么原因。）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日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享用并报答，确实蒙受吉祥的回应。那么圜丘合祭，确实符合天地的心意，不应该再有改变。臣私下奇怪议论的人想要改变祖宗的旧制，圜丘只祭天而不祭地，不过是因为认为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以同类求神，那么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这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那么天地百神没有不跟从的。古时候秋分在西郊祭月，也可以说是阴位了。至于跟从祭祀上帝，那么在冬至在南郊祭月，议论的人不认为有疑问。现在皇地祇也跟从上帝，而在圜丘合祭，唯独认为不可以，这就错了。《尚书》说：“于是类祭于上帝，

译在六宗举行禋祭，对山川举行望祭，对群神举行篃祭。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禀告的，却唯独不禀告地祇，哪有这种道理呢？武王攻克商朝，在庚戌日举行了柴祭和望祭。柴祭，是祭祀上帝；望祭，是祭祀山川。一天之内，从上帝到山川，必定没有南郊、北郊的区别。却唯独省略了地祇，哪有这种道理呢？臣因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同时也祭祀地祇。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呢？《诗经》的序言说：“《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篇。”这是合祭天地的经文明文，而解说的人却把它比作《丰年》诗中秋冬的报祭。说秋冬各自报祭都歌唱《丰年》，那么天地各自祭祀也都歌唱《昊天有成命》。这完全不对。《丰年》这首诗说：“丰收之年多黍多稻，也有高高的粮仓，数量达到万亿及秭。酿造美酒甜醴，进献给祖先父母，以完备各种礼仪，降下的福泽非常普遍。”在秋天歌唱，可以；在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这首诗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安逸，早晚恪守天命宽厚谨慎。发扬光明，专一其心，于是安定天下。”全篇只说天而不及地。颂诗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没有歌唱所不祭祀的，也没有祭祀所不歌唱的。现在在北郊祭祀，歌唱天而不歌唱地，哪有这种道理呢？臣因此知道周朝时，祭祀上帝则地祇也在其中。歌唱天而不歌唱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序言说：“郊祀天地。”《春秋》记载“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次望祭。”《左传》说：“望祭，是郊祭的附属仪式。”解说的人说：三次望祭是指泰山、黄河、大海。有人说是指淮河、大海。又有人说是指分野的星宿及山川。鲁国是诸侯，所以郊祭的附属仪式，只涉及其分野的山川罢了。周朝拥有天下，那么郊祭的附属仪式，难道唯独不包括五岳四渎吗？五岳四渎尚且能够配享从祀，而地祇难道唯独不能合祭吗？

译秦国焚烧《诗经》《尚书》，经籍散失亡佚，学者各自凭主观推测类比罢了。王肃、郑玄、贾逵、服虔等人，未必都能得到真相。臣用《诗经》《尚书》《春秋》来考证，那么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的人却说天地合祭始于王莽，认为不值得效法。臣私下认为礼仪应当讨论其是非，不应当因为人而废弃。光武皇帝，亲自诛杀王莽的人，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天地合祭的旧例。谨查《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次在洛阳制定郊祀的兆域，建造圆形祭坛八层台阶，中间又建重坛，天帝的地位在上面，都朝南向西上位。”这就是汉代天地合祭的明显证据。又查《水经注》：“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圜丘东面，是大魏郊祀天地的地方，依据汉代的旧例，建造圆形祭坛八层台阶，中间又建重潭，天帝的地位在上面。”这就是魏代天地合祭的明显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鲧。郊祭和庙祭，都有禘祭。在庙中禘祭则祖宗合食于太祖，在郊外禘祭则地祇、群望都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大概是有大事大祭，不是平常的礼仪。三辅旧例：在圜丘祭祀，上帝后土的位置都朝南。那么汉代曾经天地合祭了。”当时褚无量、郭山恽等人都认为贾曾的话是对的。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的事，必须亲自参与，我不亲自祭祀，礼仪将有缺失。那皇地祇应当像南郊那样合祭。”当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此后在圜丘有事，都天地合祭。这就是唐代天地合祭的明显证据。

现在议论的人想要冬至祭祀天，夏至祭祀地，大概认为是采用《周礼》。臣请说说《周礼》与当今礼仪的区别。古代一年祭祀天三次，在明堂飨祭帝一次，四季迎气五次，祭祀地两次，飨祭宗庙四次。这十五项，都是天子亲自祭祀。而且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稗五祀，以及群小祀之类，也都亲自祭祀，这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天命，开创宋朝基业，建隆初年郊祀，先飨祭宗庙，并祭祀天地。自从真宗以来，三年一次郊祀，必定先在景灵宫有事，再飨祭太庙，然后祭祀天地，这是本朝的礼仪。周代亲自祭祀像那样多，而且年年实行，不认为困难，现在的礼仪，亲自祭祀像这样少，而且三年实行一次，不认为容易，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天子出入，仪仗器物不繁杂，兵卫很简略，用财有节制。而且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见诸侯，出爵赏赐，必定在太庙，不只是按时祭祀而已。天子所治理的，不过王畿千里，只以斋戒祭祀礼乐为政事，能守住这些那么天下就顺服了。所以年年实行，一向作为常规。至于后世，海内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上，政务的繁杂，亿万倍于古代，日力有不能供给的。自从秦汉以来，天子仪仗器物一天天增多，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直到今天，不再像古代那样简易了。现在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次郊祀，不是《周礼》；郊祀前两天告原庙，前一天祭太庙，不是《周礼》；郊祀而大肆赦免，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到文武官员，都能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唯独在地祇上说《周礼》不应当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呢？

议论的人必定说：现在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兵，那么夏至之日为什么不可以祭祀呢？臣将回答说：舜一年巡视四岳，五月正热而南到衡山，十一月正冷而北到常山，也是现在的寒暑。后世君主能实行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视一次，只是不能像舜那样。周代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仪，却认为现在可以实行周代的礼仪吗？天的寒暑虽然相同，而礼仪的繁简则不同，所以有虞氏的礼仪，夏商有所不能实行，夏商的礼仪，周有所不能使用，时代不同所以这样。宣王在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不得已，而且吉甫为将，君王不亲自前往。现在想要确定一代的礼仪，作为三年常行的法规，难道可以用六月出兵来相比吗？

议论的人必定又说：夏至不能行礼，就派遣官员代理祭祀，也有旧例。这不是臣所知道的。《周礼·大宗伯》：“如果君王不参与就代理职位。”郑氏注说：“君王有缘故就代行祭祀事务。”贾公彦疏说：“有缘故，指君王有病及哀伤都是。”那么代理祭祀，不是安吉的礼仪。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令有关部门行事，这由来已久了。如果在亲自郊祀的年份，派遣官员代理，就是没有缘故而使用有缘故的礼仪。

议论的人必定又说：省去繁文末节，那么一年可以再郊祀两次。臣将回答说：古代以亲自郊祀为常礼，所以没有繁文，现在以亲自郊祀为大礼，那么繁文有不能省去的。如果帷城幔屋，盛夏就有风雨的担忧，陛下从宫中进入太庙，出郊，头戴通天冠，乘坐大辂，日中而休息，百官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具装，人马喘汗

译这些都不是夏至时节所能承受的。君王以父礼侍奉上天，以母礼侍奉大地，不可有所偏废。侍奉上天则礼仪完备，侍奉大地则礼仪简略，这是对父母之礼有所厚薄轻重。怎么能因为这是繁琐的礼节细枝末节，就想要一概省去呢？国家供养军队的情况不同于前代，自从唐代以来没有军赏，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祭祀，护卫的军队不可简省，大车一旦出动，必定要有赏赐。如今三年一次郊祀，耗尽国库储备，还担心不够。除了郊祀的赏赐之外，怎么可以再增加呢？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拿什么来供给？如果减少份额分给众人，人心难道不会失望吗？

译议论的人必定又会说：每三年祭祀一次天，又每三年祭祀一次地。这也不是臣所知晓的。每三年举行一次郊祀，已经显得疏远隔阂了，如果只祭祀地而不祭祀天，是因为侍奉地而更加疏远了对天的侍奉，自古以来没有六年才祭祀一次天的先例，像这样礼仪制度就会更加败坏，想要恢复古制却反而背离古制越来越远，神灵必定不会享用祭品，这不是用来制定礼仪的方法。议论的人必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的神州祭祀来替代夏至在方泽的祭祀，这样就可以避免在酷暑时节举行大事的弊端。这也不是臣所知晓的。之所以议论这个，是因为想要遵循周礼。现在用十月替代夏至，用神州替代方泽，不知道这是周礼的正统规定呢？还是变通礼仪的权宜之计呢？如果变通礼仪采取权宜之计是可以的，那么合祭圜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呢？十月亲自祭祀地，十一月亲自祭祀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仪。而且一年两次举行郊祀，军队和国家劳累耗费的问题，还没有免除呢。

议论的人必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祀的年份，在夏至于方泽祭祀地祇，皇上不亲自去郊外，而是点燃烽火，天子在宫中遥望祭祀。这也不是臣所知晓的。《尚书》中提到的望秩，周礼中的四望，春秋中的三望，都是指山川在境内但不在四郊的地方，所以遥望而祭祀。现在所在的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地却说是遥望祭祀，这是说京师看不见地吗？

这六个议论，是决定合祭是否可行的关键。

汉朝的郊祀礼仪尤其与古制相违背，唐朝也不能完全符合古制。本朝祖宗恭敬尊崇祭祀，儒臣、礼官研究探讨增减损益，并非不知道圜丘、方泽都亲自祭祀才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实行，所以参考斟酌古今，向上符合礼仪制度，向下符合时势需要。比较所得到的好处，已经比汉唐多多了。天地、宗庙的祭祀，都应当每年举行，现在不能每年举行，所以在三年举行郊祀的那一年举行。又不能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举行大礼，所以在三天内举行。这都是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即使是圣人再次兴起，也不能改变。现在合祭不失去亲自祭祀的意义，而北郊则一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两次郊祀而派遣官员代理，那就是长期不亲自侍奉地了。三年间举行郊祀，在应当祭祀地的年份，因为暑雨不能亲自前往，派遣官员代理，那就是天地都不亲自祭祀了。分别祭祀天地，绝对不是当今时代所能实行的。议论的人不过是想在应当举行郊祀的年份，把祭祀天、地、宗庙分开成为三项罢了。分开成为三项，有三个不可行：夏至那天不能动员大量民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赏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从建国以来，天地宗庙只享用这些祭祀，多年相承，只使用这些礼仪，这是神灵所喜爱、祖宗所安定的，不能轻易变动，变动就会有吉凶祸福，不能不慎重考虑，这是第三。凡是这三点，臣仔细考虑，没有一条可行的道理，恳请依照旧制更为便利。从前西汉衰败时，元帝采纳贡禹的建议毁坏宗庙，成帝采用丞相衡的议论更改郊祀位置，都有灾祸，记载在史册上。过去的鉴戒非常明白，让人寒心！恳请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就知道合祭天地乃是古代的正统礼仪，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仅初始郊祀的年份应当施行，实在是永恒不可更改的法典。希望陛下谨守太祖建隆年间、神宗熙宁年间的礼仪，不要更改郊祀、庙飨，以安抚上下神灵。仍然恳请陛下将臣这篇奏章交给有关部门集合商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就必须逐一驳倒臣所陈述的六个议论，使他们都心服口服，向上符合周礼，向下不成为当今军国的祸患。不能只执着于周礼，不再讨论当今是否可行，所珍贵的是严肃祭祀的大典，按时决定。

附注：「唐朝制度：将要举行南郊祭祀时，就先朝献太清宫，享祭太庙，也像现在的礼仪，提前两天告知原庙，提前一天享祭太庙。然而议论的人有时也认为这不是三代的礼仪。臣仔细考察武王攻克商朝，丁未日祭祀周庙，庚戌日柴望，相隔三天，那么先祭庙后郊祀，也是三代的礼仪。」下诏集合议官集合商议上报。（合祭六议，根据《东坡集》称为八年三月某日奏。现在依据实录，实录大概是根据《政和会要》。）

苏轼又说：「臣最近上奏论述圜丘合祭天地，不仅适合时势需要，也自然向上符合三代。六经是万世不可更改的法典，然而臣不敢一定认为这是对的，所以提出六个议论，以开启不同意见的端绪。希望圣旨下达，让议论的人与臣反复诘问辩难，穷尽这六个议论的是非而采取通行的意见，那么议论就可以定下来了。现在奉圣旨，只说『集合议官集合商议上报』，私下担心议论的人各自伸张自己的意见，不相诘问辩难，那么是非可否最终不能决定。虽然圣明必定有所选择，而人各自提出一种议论，只想要实现自己先前的说法，这难道是圣朝考究礼仪的本意吗？臣现在请求在集合商议的日子，如果意见不同，就必须逐一驳难臣的六个议论，明确写出可否的情况，不能只持一种说法，不相诘问辩难。臣不是敢自以为是而求胜，而是想要从长远考虑而采取通行的意见。如果臣的议论不通，怎敢不废弃先前的说法而顺从众人的议论。」（这篇札子根据本集是三月二十二日奏，实录没有记载，现在增入。范祖禹家传说：「朝廷想要听从苏轼的请求，让议论的人互相诘问辩难。祖禹立刻告诉吕大防说：『应当由朝廷斟酌可否实行，如果让互相诘问辩难，必定导致纷争失体，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大防认为是对的，只是批送集合商议罢了。」

译查考，先前已经送交集议，苏轼又上奏请求必须加以诘问辩难，不久又罢免了集议，这难道是用刘挚（祖禹）的话吗？然而《家传》记载议论郊祀之事，颇失先后次序，现在不予采纳。罢免集议是在四月十一日。《政和会要》第三十八卷郊议第四卷，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轼上奏六议，诏令集议后上报，随即记载了四月十一日罢免集议的诏书，没有记载请求反复诘难的札子。《新录》沿袭了这一点。现在却摘取增补进去。刘安世曾经对人说，苏轼这篇议论原本不曾上奏，这是错误的。有人传言说是假托欺诈，固然应当以《会要》为依据，政和年间的人难道肯凭空记载苏轼的议论吗？）

译甲戌日，徐州知府曾肇改任江宁府知府，苏州知府贾易改任徐州知府。（十八日对易一事，应当考证。实录记载在三月二十五日。）户部员外郎胡宗师担任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国子监丞李师德担任梓州路转运判官。（这三件事都见于政目，新录中没有，应当详细考证后删改或录入。）

丙子日，天章阁待制、陈州知州赵君锡改任郑州知州。（政目记载三月十六日才由陈州改任郑州。现在依照实录。）

尚书省汇总市易务的欠户，已经颁布了今年正月的朝廷旨意，每保五百贯以下的债务依照赦令予以免除，大户仍然不得超过三保。那些已经符合免除条件的人户不再上报裁减，其余各种拖欠官府的财物，如果有一人名下欠有多项名目的，若将名下各项名目的欠款总数五百贯以下予以免除，担心恩惠不够广泛。下诏每名都按照各项名目依数免除，仍然不得超过三项名目；那些已经符合免除条件的人户，不再上报裁减。（法册记载元祐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敕令，现在附在月末，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以考证。）

注释

【一】以待人使卖买：“待”字原作“侍”，根据阁本及苏东坡奏议卷十六改正。

【二】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则”字下原多了一个“于”字，根据同上书删去。

【三】须至再三论奏：“论奏”原作“奏论”，根据同上书乙正。

【四】每岁终具诸狱瘐死的人数：“瘐”原作“病”，根据阁本、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续通鉴》卷八二、《宋会要》刑法六之五七以及上述引用的苏东坡奏议改正。以下同。

【五】常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常”，《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三、《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一回河上、《续通鉴》卷八二都作“尝”。按《栾城后集》卷一六《论黄河软堰札子》作“常”，与上句意义相合，现在依照原刊本。

【六】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八”原作“九”，根据阁本、活字本以及上述引用的《栾城后集》改正。

【七】既分为二：“既”原作“能”，根据阁本以及上述引用的《栾城后集》改正。

【九】特赐详察：原作“特详赐察”，根据同上书乙正。

【一○】不得过所乞埽緷数：“埽”字原脱漏，根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一回河补上。

【一一】只阔三百二十步：“三百”原作“二百”，根据阁本及《宋会要》方域一五之一五所载范百禄奏议改正。

【一二】二十七日书易知徐州诏旨：“书易”二字原颠倒，根据阁本乙正。

【一三】以洽百礼：“百”原作“自”，根据阁本、活字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改正。按此处引用《诗经·周颂·丰年》的话，本作“百”。

【一四】降福孔皆：“皆”原作“偕”，根据上述引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改正。按此处引用《诗经·周颂·丰年》，本作“皆”，《左传》襄公二年引用作“偕”，现在依照原文。

【一五】祭地者二：“二”原作“三”，根据同上书改正。句下原注：“夏日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祀神州于北郊。”又累加数字与下文“凡此十五者”相合。

【一六】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周”字原脱漏，根据阁本以及上述引用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补上。

【一七】今世以亲郊为大礼：“世”原作“也”，根据同上书改正。

【一八】是于父母有隆杀也：“是”原作“则”，根据同上书改正。

【一九】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事天”原作“祀天”，根据同上书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八十二

卷四百八十二

起讫时间：起于哲宗元佑八年三月，尽于该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二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八年（癸酉，1993年）

全文

三月戊寅日初一。

辛巳日，御史中丞李之纯进言：“众多贤人在朝廷中和睦，那么万物在民间也就和睦，至于形体和声音都和谐，那么天地之间的和气就会相应。现在仲春之末，是生育万物的时节，却风沙阴霾不时兴起，接着又是大寒、霰雪、雨水，违背了和气，大概是人事不善有所冒犯所致。调和阴阳，是辅臣的职责。近来听说国家政见稍微缺乏和睦，言语有时传播出去，动辄引起观望。从前皋陶说‘同寅协恭’，伊尹说‘惟和惟一’，大概是在密谋筹划、运筹枢机时，言语虽然细微，其影响却很大，不可不谨慎庄重、协和一致。希望陛下深加训谕，责成他们同心同德，上代天工，以招致至和之气。”（“国论稍亏协睦”，应当考证是何事而言。）

臣僚进言：“现在春务刚刚兴起，农桑正当其时，而愚民犯罪的人很多，应当根据轻重判决遣送，以便他们赶赴耕耘的农事。请求除非确实紧要的事情，不得随意追扰。那些狱事需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