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四

译如果轻慢与欺诈盛行，那么没有不导致混乱的。这两者，是风俗的根源，是逆顺的萌芽，考虑天下大事的人不能忽视其渐变而不加审察，即使审察了也不能不真诚。

译近年来的中外臣僚，有的因为比较差遣职务，有的因为辩白自身处境，有的因为进言以谋求声誉，有的因为获罪而希图免罪，肆意进行虚妄的言论，竟然写成奏章呈上。其中请求放归乡里的有，请求另谋生计的有，年限未到而愿意退休的有，贪图俸禄而请求归隐务农的有。这些都是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相违背，情感与事实相冲突，表面上显示轻视官爵以欺骗众人，内心实际上计较微薄的利益而在皇上面前争抢，违背道义忘记廉耻，甚至要挟君主使用欺诈手段，安然做出小人的行为。陛下圣明的度量包容宽厚，全都置之不问，那些小人，又哪里能认识到恩德的深厚呢！况且君臣之间如同父子，既然委身朝廷，贡献力量担任职位，在去留之际，怎能轻易谈论？现在如果因为私心希冀，就侥幸妄发诡辩的言辞，毫不迟疑地发出，这是臣下不严肃，朝廷不尊贵，公然做出轻慢欺诈的事情，来要挟陛下，如果不加以阻止，恐怕不是用来规范风俗、教化百姓的办法。请从今以后，有要挟君主、弄虚作假如前面所陈述的，都允许弹劾并施行。这样，欺骗君主、谋求私利的人就知道畏惧，而士人修养自身有廉耻、侍奉君主以忠诚的人就会稍微得到鼓励了。

又，国家开拓广开言路，任用台谏官，来寻求天下的公正意见。他们弹劾治罪的人必定被罢免，他们称颂援引的人必定被进用，既然被皇上信任托付，所以他们的职责特别重要且繁杂。近年来的士大夫中，竟然有险恶邪僻的人，挟持自己的憎爱，依附似是而非的理由，制造浮夸的言论，奔走于台谏官的门下，鼓动煽风造势的议论，侥幸让进言的人得以将意见上达。推究他们的本意，本来不是公正辅助治理的方法，只是暗中借助权力，满足私人的心意。当进言的人，大抵都致力于履行职责，既然所传闻的耳目稍有不同，那么怎敢就不加议论呢？如果因为风闻而事情得到核实，朝廷从而采纳施行，对圣明的治理有补益，这固然很好。不幸万一有因爱憎不公的议论，迷惑扰乱君主的聪明，难道不成为听政决断的累赘吗！臣愚昧地认为，前代风俗不平，毁誉扰乱公正，而下诏告诫勉励的，是有的。想要深刻鉴察时弊，特别委屈圣明的训诫，晓谕勉励士大夫，希望苟且浅薄的人革心洗面，有办法激励澄清朝政之路。

又，御史府对内掌管朝廷的法度，对外考察郡县的吏治。如果朝廷政事的施行，赏罚有所不当，号令有所不顺，忠奸有所未辨，纲纪有所未正，那么御史可以进言。如果郡县政事的施行，官吏有所不公，法制有所不明，冤屈有所未伸，贪暴有所未除，那么御史可以进言。那么主要在于督察内外施行的事情，随着是非得当与否而进言，对上补救朝政，对下警戒四方官吏，共同符合至公的道理罢了；不是说朝廷的事情，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可以抢先去做。之所以不能抢先，是为了明确上下的名分；上下的名分如果明确，那么君主的权柄就有归属，而纲纪不乱；纲纪不乱，那么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

近年来的中外士大夫，偶然看到陛下任用台谏官，他们所陈述的，大多被信任采纳。却不知道进言的人所论列的，也有自己的体制，朝廷所以听纳并施用的，也有固有的次序，便认为凡是各种事情，不论已施行或未施行，台谏都可以专断，竟然有向朝廷报告公事，却又用文书向御史台请求的。如往年陈希亮判开拆司，与三司辩理勾销账目，按事情只应当上报，朝廷听从法律所在，陈希亮每奏一状，必定一并申报御史台。又近日广西转运使李师中，因为邕州、桂州狱事暴发宋咸、萧固的奸赃，只应当核实穷尽情理，朝廷自有刑典。如果狱辞未真，恶状未具，就应当请求再加审问。李师中却另外写成给御史台的文书，用小纸解说三十多件事。推究他的本意，大概是想让当任的人进言来帮助他罢了。臣认为事情有曲直，法律有轻重，朝廷以至公对待天下，有罪的人必定惩罚不赦免，本来不等待进言的人帮助他，而恰好足以成为朝廷的危害，非常没有意义。请从今以后，臣僚如果因为公事向朝廷上奏，不等待施行，就擅自申报御史台的，允许弹劾上报。

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戊子日，登记昭宪皇太后、孝明皇后、孝惠皇后、孝章皇后、淑德皇后的家子孙，提升官阶授予官职的有十九人。在此之前，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复用言，朝廷刚开始施行祫享之礼，而昭宪太后亲自养育祖宗，她的后裔多流落民间，应当思考推恩的办法。于是连同四位皇后的家子孙都登记了。不久又赐给昭宪太后家在信陵坊的宅第一区。赐宅第是在十一月癸酉日，现在一并记载。第二年六月，又登记懿德皇后的曾孙二人。

下诏中书、枢密院，多年未修撰时政记，从今以后必须随月份撰进。

己丑日，提点河北刑狱张问进言：“奉诏考察河北八州军的池塘湖泊，现在如果就地取土作堤，来蓄积西山的水，那么即使夏天大河泛滥，百姓的田地也没有冲淹之害。请下达各处，每年按时修筑。”听从了他的建议。四年八月己丑日可考。

壬辰日，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一同详定均税。司马光既然立下条约，下达各路监司施行，又进言：“国家凡是要建立事业，应当先使赏罚明白，然后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职方员”

译外郎秦植，先前任德州通判，均衡五个县的赋税，都做到公平合理，没有诉讼。如果遇到平庸愚昧的人，烦扰败坏政事，却与能干的官员同样归于常规升迁，没有优劣考核，那么能干的官员就会心灰意冷，必定不会成功。恳请朝廷体察他的勤勉辛劳，给予优厚的酬谢奖赏，并且对其余均衡赋税的官吏，根据他们的功过，酌情进行惩罚或劝勉，那么后来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不竭尽全力的。

译太常礼院和整肃禁卫所一同上奏，请求从今以后皇帝出行时，由合门祗候和内臣各两名夹持驾头，左右依次排列扇筤，并让二十名亲从兵跟随在后面。在此之前，皇帝驾临睦亲宅时，内侍抱着驾头从马上摔下，导致驾头损坏。御史中丞韩绛请求增加皇帝车驾出入时的仪仗和禁令，此事下达给太常礼院等机构参议，从而制定了这一制度。江休复的《杂志》记载：韩维问李淑驾头是什么东西？李淑回答说：是百讲坐之一。刘敞向王洙打听，王洙说：那是御座，已经传了四代，是皇帝刚即位时所坐的。

癸巳日，皇帝下诏说：“台谏官员是我的耳目，但事情有不能全部知晓的，本来就要广泛询问朝廷士大夫，以扩大听闻和察知。然而却有阴险邪僻之人，借着憎恨嫉妒的心理，依仗权势，制造流言蜚语，来中伤善良的人，这大概不是忠厚正直的行为。从前夏朝时，官吏和师长互相规劝，汉朝的公卿直言他人的过错，如今我的士大夫却违背古人的操守，陷入浅薄世俗的弊端，这非常没有意义。中书门下替我告诫百官，务必崇尚笃实的品行。如果沿袭旧习而不改正，应当严厉贬黜。”这是听从了御史中丞王畴的请求。王畴的《正传》记载：陈升之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谏官、御史唐介等人上奏弹劾陈升之不应被重用，朝廷坚持不执行。唐介等人被众人的游谈所误导。王畴上疏说：“浮华阴险浅薄的家伙，往来于谏官、御史之间，挑剔别人的罪过，逐渐形成风气，请颁布诏书加以警戒劝勉。”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按：王畴在七月丁亥日上疏陈述三件事，这是其中一件。当时陈升之和唐介等人已经被罢免数月，这道疏奏未必是专门针对唐介等人而设，怀疑《正传》有所粉饰，现在不予采纳。冯絜己的《御史台记》又错误地将此诏书放在嘉祐三年，说包拯当时任中丞，言事刚直，执政者不喜欢，因此下达此诏，其先后顺序尤其错乱，现在不予采纳。王称的《东都事略》记载：“我认为善于治理的君主，以天下人的耳目作为视听，而不独自依赖自己的聪明。耳目的官员，如今就是台谏的职责。凭借四海之广，万事之众，台谏只有几个人，不能全部知晓，本来就要咨询士大夫，而其中那些倾邪险恶的人，不认为朝廷的道义所在，只说职责在于言责，势必施行，就随意顺从个人的爱憎，倚仗形势，煽动制造言论，来中伤善良的人，这难道是我谋求治理的意义吗！”

甲午日，拿出内藏库的绢二十万匹，下发给河北地区帮助购买军粮储备。

丁酉日，皇帝下诏给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司：“近来利用祫享赦书，搜访天下有节操品行和学术的人，听说沽名钓誉以求晋升的人很多，这不是用来淳厚风俗的做法，取消这项活动。”

戊戌日，皇帝下诏给辰州，对于当地百姓先前逃入溪峒如今又回归的，免除三年的丁税。

环庆经略司上奏，蕃部乜臼族侵犯平远寨。详细情况见十一月戊午日。

己亥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龚鼎臣任淮南路体量安抚使，侍御史陈经任两浙路体量安抚使，这是因为水灾的缘故。

新任江州知州、刑部郎中萧固被追夺三级官职并勒令停职，广南西路转运使、度支郎中宋咸被追夺一级官职并勒令停职。萧固是因为在任桂州知州时，命令部下官吏购买人口以及派遣指挥使进入两浙地区，贩卖私人物品；宋咸是因为在邕州射中银楪子共九百九十六片，事情败露后，欺骗说收入是本司的公使簿。萧固、宋咸被勒令停职，已在四月庚申日李师中暂代漕运使时记载过，现在依照实录再次记载这段，但删去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泰州团链使等字样，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壬寅日，同知谏院司马光呈上三道札子进殿。其中一道论述君主的德行，说：

我私下认为君主的大德有三：叫做仁，叫做明，叫做武。仁，不是指姑息养奸的意思，而是兴起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利于万物，这才是君主的仁。明，不是指烦琐苛刻、暗中窥察的意思，而是懂得道义，识别安危，区分贤愚，辨别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武，不是指强横暴戾的意思，而是只要道义所在，就果断决断而不犹豫，奸邪不能迷惑，谄媚不能动摇，这才是君主的武。所以仁而不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明而不武，就像看到田里的杂草却不能除草；武而不仁，就像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会治理得好且强大，缺少一项就会衰弱，缺少两项就会危险，三者都没有，就会灭亡，自从有人类以来，这个道理没有改变过。

我怀着诚挚的心情，冒着死罪，忘记生死，私下看到陛下天性慈爱惠泽，谨慎细微地对待下属，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普遍爱护众生，即使是古代圣王的仁德，大概也没有超过您的。然而自从陛下登基以来，将近四十年，日夜勤勉以求达到大治，但朝廷的纲纪仍有亏损，民间的穷苦百姓仍有怨恨叹息。大概是群臣不贤，不能宣扬圣上的教化；还是陛下在三德方面，也有未尽善尽美之处呢？

我听说《春秋传》说：“奖赏庆贺、刑罚威严叫做君。”我有幸得以修撰起居注，每天侍奉在御座旁边，看见陛下推心置腹地对待事物，端正地坐着沉默不语，群臣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有所陈述奏报，陛下不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都认可。假如陛下左右前后的股肱耳目之臣，都是忠实正直的人，那么这样就是至善了，如果出乎意料，有一个奸邪之人在其中，那么怎么能不为之

译真是令人寒心啊！

如果善与恶、是与非相互混杂，对待它们却一样，不加区分，或者知道某人善良却不奖赏，知道某人邪恶却不惩罚，那么行善的人就会日渐懈怠，作恶的人就会日益被鼓励。即使有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有后稷、契、伊尹、吕尚、周公、召公那样的臣子，想要以此求得天下大治，也如同凿冰取火、去楚国却向北走一样徒劳。恳请陛下稍施圣恩，以天赋的至仁，发扬如日月般的光辉，施展如天体刚健般的威严决断，善行无论多微小都不遗漏，恶行无论多细微都不赦免，那么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盛世，还有什么遥远的呢！第二篇论述驾驭臣下，说：

译我听说达到大治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有三条而已。第一是任用官员，第二是信守奖赏，第三是必定惩罚。《康诰》称颂文王的德行，说：“任用该任用的人，敬重该敬重的人，威吓该威吓的人，昭示百姓。”意思是任用那些可以任用的人，敬重那些可以敬重的人，惩罚那些可以惩罚的人。我私下看到国家驾驭群臣的方法，是累积日月来晋升官阶，遵循资历来授予职位。如果日月积累久了，就不选择人的贤愚而安置在高位；如果资历相当，就不问人的才能与否而居于重职。人的才能性情，各自有适宜的地方；而官职的职责，各自有坚守的本分。自古得到贤才的盛况，没有比得上唐尧、虞舜时代的。然而后稷负责播种，伯益主管山林，垂担任共工，龙担任纳言，契推行五教，皋陶彰明刑法，伯夷主持礼仪，夔掌管音乐，都各自坚守一个官职，终身不更换。如果让他们交替离职，交换地方来守卫，未必能尽善尽美。现在凭借群臣的才能，固然比不上那八个人，却让他们遍居那八个人的官职，远的三年，近的数月，就已经更换离去，而期望职事修明，功业成就，必定不可能得到。

不只是这样而已。假设有勤勉谨慎的臣子，全心全力致力于治理他的职事，众人的情感尚未融洽，绩效尚未显著，在上面的人怀疑他，同列的人嫉妒他，在下面的人怨恨他。在这个时候，朝廷或许因为众人的言论而惩罚他，那么勤勉谨慎的人没有不心灰意冷的。奸邪的臣子，炫耀奇特来哗众取宠，结交党羽来买取名誉，做官不久，名声四处传播，积蓄祸患和积弊，留给后人。在这个时候，朝廷或许因为众人的言论而奖赏他，那么奸邪的人没有不争相进身的。之所以这样，过失在于国家追求名声而不追求实际，诛责文辞而不诛责本意。如果用名声来施行奖赏，那么天下人就会修饰名声来求取功劳；如果用文辞来施行惩罚，那么天下人就会巧饰文辞来逃避罪责。像这样，那么做善事的人未必得到奖赏，做恶事的人未必受到诛罚。

陛下如果真的能够广泛选拔在位的士人，不问他当初进身的途径以及资历次序所应当做的，让有德行的人掌管教化，有文学的人等待顾问，有政治术数的人担任郡县长官，有勇谋的人担任将帅，通晓礼仪的人掌管礼仪，通晓法律的人主管法律，下至医生、占卜者和各种工匠，都衡量才能来授予职位，估量能力来施加职事，有功就增加官阶和奖赏而不调动他的官职，无功就降职罢免而另外寻求有才能的人，有罪就流放诛杀而没有宽贷。像这样而朝廷不尊贵，万事不治理，百姓不安定，四方夷狄不服从，我请求承受当面欺君的诛杀。凡是我所说的，都是陛下耳朵听腻了、心里向来知道的。然而达到大治的要领，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知道并不难，实行才艰难，只看陛下努力实行如何罢了。第三篇论拣选军队，说：我私下听说朝廷最近下达命令，拣选各指挥的士兵，补充填补近上的军队编制。那些主管军队的官员，只追求人数多，不再精心加以选择，其中明知是瘦弱的人，全都用来充数。以我耳目短浅，听闻知晓得晚，不能预先陈述可行与否，导致事情已经施行。然而其中的得失利害非常明白，不能不全部为陛下陈述。过去的已经无法补救，未来的还可以追回。

我私下认为当今国家的祸患，在于士兵不精锐，所以四方夷狄昌盛强盛；财物用度不足，所以公私都困窘紧迫。现在即使不能澄清淘汰衰老的士兵来节省大笔费用，却又平时安然无事，没有警报急难，坐着增加无用的人众，来滋长无穷的祸患，我不知道为国家谋划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今天下安乐没有忧患，而府库的积蓄随得随散，曾经没有盈余。假使不幸有蝗虫、螟虫、水灾、旱灾，饥荒接连发生，盗贼突然兴起，戎狄入侵内地，不知道陛下将用什么来对待他们？这不能不事先考虑。

我私下观察自从唐朝招募士兵以来，如果真的能得到勇猛有材力的人，还算是有益；如果不选择勇敢和怯懦而供养他们，我不知道这怎么可以。唐德宗任命神策军使白琇珪为京城招募使，应征的人都是市井买卖的人，有名无实。等到泾原军队侵犯宫阙，德宗命令白琇珪率领神策军抵御他们，最终没有一个人到来，德宗狼狈失据，幸好逃到奉天。等到五代的时候，军政尤其混乱，所以叛乱接连发生，祸败相继出现。周世宗因为高平之战，士兵不精锐，所以樊爱能、何徽所率领的部队首先逃跑，回来之后大规模检阅各军，全部拣去老弱，选拔精锐，作为侍卫亲军。从此甲兵强盛，当世没有可比拟的，所以能够向南割取淮甸，向北夺取关南，群雄畏惧服从，所向无敌。太祖皇帝承受天命，拥有大宝，在这个时候，战士不过数万，向北抵御契丹，向西捍卫河东；凭借其余威，开辟荆楚，包容湖湘，席卷五岭，吞并巴蜀，扫平江南，降服吴越。太宗皇帝继承伟大的功业，奋起神威，于是攻取晋阳，统一四海，堂堂的功业，万世依赖它。如今天下的士兵数量，我不能全部知道，私下听说比起太祖皇帝的时候，多了好几倍。然而元昊这个羌胡的竖子，智高这个蛮獠的微末种族，竟然敢在河西倔强，在岭表横行，国家发兵讨伐他们，士兵有的望见尘土就逃跑，迎着锋刃就溃败，毁坏侮辱天威，被四方夷狄嘲笑。由此看来，养兵的方法，务必求精而不务求多。

况且现在所选拔的士兵，提升他们的军队编制，增加他们的粮食赏赐，这应该感激皇上的恩德，人人喜悦。而私下听说京城之内，被选拔的人，往往叹息悲怨，父子相

译哭泣；何况那些外地的士兵，离开家乡，与亲人诀别，他们的愁苦，不用说也能知道。使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如此，这难道只是长远的祸害，也不可不把眼前的忧患作为万一的考虑啊。

译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国家废弛或兴盛的开端，安定或危亡的关键，都在于此。臣不知道曾不曾，命令两府大臣，共同仔细商议长远的利害，然后再施行。现在京城的兵士，已经挑选分配给各军的，无可奈何。那些尚未挑选以及外州军的兵士，希望朝廷特别赐予指令，下达给所有负责挑选军队的官员，必须一一亲自仔细挑选，选取好的人才、有体力、符合标准、没有疾病的，才能入选。如果已经挑选中后，朝廷另外派遣无关官员重新挑选，发现却有不符合标准以及瘦弱患病的人，请求对原来挑选的官员从重贬谪流放。并且以后每逢大规模招募挑选兵士，必须让两府官员共同商量，估量财政用度的丰裕或匮乏以及事情的缓急，如果必须招募挑选，才能上奏施行，并约束挑选军队的官员，务必求精不求多，就像现在的指令一样。

皇上将第一份奏章留在宫中，第二份送交中书省，第三份送交枢密院，告诫挑选军队的官员。

癸卯日，左侍禁、前淯井监监押马允许正升任右侍禁。起初，淯井监边境的生夷人偶尔出来买卖马匹，事后便抢劫掠夺而去。嘉祐元年秋天，率领一百多人从陵溪出来，本监判官郑戡与马允正派遣招安将唐则要将其诱骗到城中，击杀七十多人。马允正因为立功而升官，后来郑戡接替离去，因与人争夺田产被勒令停职。到了这时，才上报他的功劳，改任大理寺丞。马允正又自己陈述曾经亲手杀死夷人，而郑戡没有功劳。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说郑戡本是蜀地豪族，停职不久，按法律不得改任官职，于是剥夺了大理寺丞的职务。于是下命令给本路提点刑狱司，查核所陈述的功劳都不真实，所以又剥夺了马允正所升的官职。

甲辰日，追赠已故内殿承制宋士尧为崇仪使，内殿崇班李德用为礼宾使，左头供奉官左明为西京左藏库副使右班殿直何润、陈弼都担任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因为宋士尧等人与交趾作战战死。

贵人董氏生下皇第十三女，戊申日，晋升为婕妤，推辞了。

这个月，河北、京西、淮南、两浙东、西都报告雨水造成灾害。

八月乙卯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知谏院的杨畋详细审定救济百姓的事务。五年五月丁酉日设置机构，六月乙亥日派遣使者。

己未日，马军副都指挥使、武胜军留后王凯去世。皇帝亲临祭奠，追赠彰武节度使，谥号庄恪。王凯治军有纪律，善于安抚士卒，平时与士卒饮食相同，到了临阵击鼓进军时，坚决毫不宽假。所以士卒敬畏信服，作战无不尽力，前后与敌人遭遇，未曾受挫。兔毛川之战，内侍宋永诚在军中哭泣，王凯弹劾治罪他。尤其厚待故旧子弟，供养在门下的常常有十几人。

庚申日，下诏三馆、秘阁校勘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完整的访求补充。

壬戌日，江淮制置发运司报告淮水冲毁泗州城，知州王璪、通判张师生能协力保全城池，请求下诏奖赏慰劳。听从了。

殿中丞王广渊、李立之编排中省各房的文书。王广渊，是王明的曾孙；李立之，是李迪的侄子。《会要》将此事系于十二日。

癸亥日，赏赐滑州修鱼池、迎阳埽小口役卒钱。

乙丑日，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马承受伸说：“本朝祖先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还有天子巷、御城庄存在。那地方与边淀相接不过几十里，颇为塘水所毁坏，请求下命令给当地经常修缮筑固。”听从了。《韩琦家传》说：韩琦议论塘水的危害，也以保塞陵寝为言，下诏派遣盐铁判官杨佐、管勾屯田张茂则，与保州知州赵滋共同筹划。而实录没有记载，现在附记，应当考证。

司马光说：臣私下认为赦免弊端多而利益少，不是国家的好政令。《虞书》说：“过失灾害就赦免，依仗罪恶到底就刑罚”，意思是过失错误有害，就赦免；依仗罪恶到底，就杀。不是不选择罪行的有无，一并赦免。汉大司马吴汉病重，光武帝亲临，问他想说什么，回答说：“只希望陛下不要赦免罢了。”王符也说：“如今伤害良民最严重的，没有比多次赦免赎罪更甚了，赦免赎罪多次，那么恶人昌盛而善人受害。”蜀人称颂诸葛亮的贤能，也说“军旅屡次兴起，而赦令不随意下达”。那么古代的明君贤臣，未曾把赦免当作美事。

国家顺应天心，爱护百姓，发布号令，必定先至仁，然而多次赦免的弊端，仍然未能去除。又古代的赦免，其发出没有固定时间，严谨周密，不可预先知道，奸民尚且冒险等待。何况现在国家三年一次郊祀，未曾没有赦免，每年盛夏，都有疏决。狡猾官吏贪婪放纵，大肆谋取奸利，强悍百姓横行暴虐，侵侮善良，千百之中，败露的没有一二。侥幸被发觉，大多逃亡隐藏，不过一年，必定遇到赦令下达，就安然自出，恢复平民身份，往往指望，称为热敕。使得老实百姓愤懑恐惧；凶狡之徒，志得意满。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劝善止恶的意思吗！

况且疏决的名义，本来是为了

译在盛夏酷暑之时，恐怕监狱中积压着冤屈，主管官员不替他们申诉审理，致使他们无处控告，所以天子亲临殿前，亲自审问，公正地判定曲直。无辜者就赦免，有罪者就诛杀，让长期羁押的人，在一天之内就得到判决，因此能够消除灾异之气，迎来太平祥和。这并不是说不问是非曲直，一概放纵他们。祖宗时代，每年不过进行一次赦免决狱，死刑以下的都依次降低一等。近年以来，有时甚至进行两三次，从徒刑以下，一概赦免。今年五月以前，赦免决狱的命令已经下达两次了。这就是导致百官懈怠、奸邪之人肆意妄为的原因。现在即使不能完全革除以前的弊端，恳请陛下特别下达指令给中书省，今后每年赦免决狱不超过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无法预先推测。那些徒刑的罪犯仍然依照旧例减等为杖刑。如果遇到皇帝亲自祭祀南郊的年份，就不再赦免决狱。永远作为固定的制度，或许那些作恶的人，不敢借此作为借口，从而有所警戒畏惧。根据《光集》，这篇文章是在八月十五日上奏的。乙丑日是十五日，现在附记于此。

译丙寅日，左骐骥使、荣州防御使兼入内副都知邓保信被免去都知职务，改任许州钤辖。起初，邓保信上奏请求让退军董吉在芳林园点化黄金，赵概、赵抂、王陶等人当时担任谏官，都陈述这样做不可行，但皇帝没有听从。过了很久，董吉的法术没有灵验，又偷窃黄金逃跑。既然董吉被捕归案定罪，而邓保信仍然出入宫禁。御史陈洙、谏官龚鼎臣共同弹劾邓保信欺瞒蒙蔽，请求按法律制裁，因此将他贬黜。其他史书有的误将邓保信写成邓保吉，这里不予采纳。

供备库使、忠州刺史、带御器械苏安靜被任命为内侍押班。谏官司马光、龚董臣说苏安靜年纪未满五十，不应废除旧有的规定，请求收回成命，没有答复。

丁卯日，司马光上言：臣有幸担任谏官，私下认为国家大事，如果谈论那些重大而长远的事，就会显得空泛不切实际，没有眼前的即时益处，陷入迂腐阔大；如果谈论那些细微而眼前的事，就会显得琐碎繁杂，徒然烦扰圣听，失之苛细。日夜惶恐疑惑，口与心商量，经历几十天，才敢自己决断，与其承受苛细的指责，不如接受迂阔的讥讽。考虑到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国家政治的光明美好，难得而易失，不可不谨慎，所以作《保业》。太平的基础，因而安定它容易成功；颓败的趋势，从而挽救它难以用力，所以作《惜时》。道理预先确定就不会困窘，事情预先确定就不会困难，人没有长远考虑，必定有眼前忧患，所以作《远谋》。燎原的大火，起于微小的火星，怀抱大山的水，漏于细小的水流，所以作《重微》。画龙不足以招致雨水，画饼不足以治疗饥饿，华而不实对治理无益，所以作《务实》。合起来说，叫做“五规”。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要道，当世的急务。愚陋狂妄，触犯忌讳，只知道进献忠诚，不敢吝惜生命。希望陛下在万机之余，犹豫之间，集中精神，特别赐予阅览。万一有可取之处，裁定施行，那么臣活在天地之间，就不与草木一同腐朽了！其中《保业》说：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得到它极其艰难，守住它也极其艰难。君王刚接受天命的时候，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辈。互相较量智力和力量而争夺，智力竭尽不能抵抗，力量屈尽不能支撑，然后才肯叩头称臣。在这个时候，智力相当的就成为两方，力量参半的就成为三方，越多就越分裂。如果不是智力首屈一指于世间，那么天下就不能统一。这难道不是得到它极其艰难吗？

等到继位的君主，群雄已经降服，众心已经安定，上下分明，强弱之势悬殊，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认为子孙万世，像泰山一样不可动摇。于是产生骄惰之心。骄者，玩弄武力，穷奢极欲，不体恤神怒，不知民怨，一旦涣散，四方崩溃，秦、隋末年就是这样。惰者，沉溺安逸，考虑不到长远，善恶混杂，是非颠倒，日复一日，以至于不振作，汉、唐末年就是这样。这两者或者失之于强，或者失之于弱，导致败亡是一样的。这难道不是守住它极其艰难吗？

臣私下观察自周室东迁以来，王政不行，诸侯僭越，分崩离析，不可胜数，共五百五十年而统一于秦。秦残酷使用民力，十一年而天下大乱，又八年而统一于汉。汉做天子二百零六年而失去权柄，王莽窃取，十七年而恢复为汉。更始帝不能自保，光武帝诛除僭伪，共十四年，然后才能统一。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专权，州郡瓦解，互相吞噬。到了魏氏，海内三分，共九十一年而统一于晋。晋得到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庸愚昧，宗室构难，胡人乘隙，扰乱中原，分散为六七，聚集为二三，共二百八十八年而统一于隋。隋得到天下才二十八年，炀帝无道，九州分裂，八年而天下统一于唐。唐得到天下百三十年，明皇倚仗承平，荒于酒色，养痈遗患，以为子孙不治之疾，于是渔阳兵变，四海横流。肃宗、代宗以后，藩镇跋扈，号令不从，朝贡不到，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是仇敌。逐渐衰微直到五代，三纲颓废，五常灭绝；怀玺未暖，处宫未安，早上成功晚上失败，如同旅店；祸乱相继，战争不息，血流成川泽，尸骨成丘陵，百姓之类，幸存的没有多少了。于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来拯救他们，亲自穿戴甲胄，栉风沐雨，东征西讨，扫除海内。在这个时候，吃饭来不及吃饱，睡觉来不及安稳，为子孙建立太平基业，大功未成，太宗皇帝继承并完成它。共二百二十五年，然后大禹的足迹，重新混一，黎民遗种，开始得以喘息。

由此看来，上下千七百多年，天下一统的，只有五百多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尽数。国家自平定河东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而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没有像今天这样昌盛的。现在百姓有十金的财产，还认为是祖先经营的，苦身劳心，谨慎地守住它，不敢丢失。

译何况继承祖宗光辉美好的基业，拥有天下，传位万世，能不重视吗！能不谨慎吗！《夏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周书》说：“心中忧虑危险，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走在春天的薄冰上。”臣希望陛下早起晚睡，小心谨慎，思念祖宗创业的艰辛，明白王业来之不易，援引古事来鉴戒当今，知道太平盛世难以得到却容易丧失，那么天下的百姓乃至鸟兽草木，没有不感到极度幸福的！珍惜时光说：

译夏至，是阳气达到极盛的时候，但此时一阴之气开始产生；冬至，是阴气达到极盛的时候，但此时一阳之气开始产生。所以兴盛与衰败相互承接，治世与乱世相互滋生，这是天地运行的常规，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这在《周易》中表现为：泰卦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否卦，否卦发展到极致就会变成泰卦，丰盛亨通适宜在日中时保持。孔子在《易传》中说：“太阳到了正午就会西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天地的充盈与虚耗，随着时间而消长，何况是人呢！何况是鬼神呢！”因此，圣人在国家隆盛的时候，反而更加警惕畏惧，所以能够保持美好的名声永久无穷。

大凡守护太平基业的人，其方法没有别的，就像守护巨大的宅院一样。现在有人有一座大宅院在这里，打算把它传给子孙，作为无穷的基业，那么一定要夯实它的堂基，加固它的柱石，强化它的栋梁，加厚它的屋顶，加高它的围墙，严密它的门户。建成之后，又挑选子孙中优秀的人，让他们谨慎地守护，每天检查每月视察，倾斜的扶正它，破败的修补它。像这样，即使经过千万年，也不会倒塌毁坏。百姓，是国家的堂基；礼法，是国家的柱石；公卿，是国家的栋梁；百官，是国家的屋顶；将帅，是国家的围墙；甲兵，是国家的门户。这六样东西，不可不早晚思念。

继承皇位的君主，谨慎地遵守祖宗制定的成法，如果不因为安逸享乐而毁坏它，不因为谗言阿谀而败坏它，那么世代相承，没有穷尽的时候。等到因为安逸享乐而毁坏它，因为谗言阿谀而败坏它，神灵在上面发怒，百姓在下面怨恨，一旦人心涣散而离去，那么即使有仁爱智慧、恭敬节俭的君主，焦心劳力，还是不能挽救衰败的命运，最终导致颠沛流离而不能振兴。唉！难道可以不引以为鉴吗！现在国家趁着这太平的时候，建立纲常，布设法纪，奠定万世的基业，让它像南山一样不朽，像江河一样不竭，这是举手之劳就可以完成的。如果错过现在不做，等到后来跺脚拍胸脯后悔，还有什么用呢！《诗经》说：“我一天天行走，一月月远征。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父母。”时机啊！时机啊！确实难得而易失。关于长远谋划，有如下论述：

《易经》说：“君子考虑祸患而预先防备。”《尚书》说：“要有长远的谋划。”《诗经》说：“谋划不长远，因此要大力劝谏。”过去圣人教导百姓，让他们在酷暑时准备御寒之物，在严寒时准备避暑之物，《七月》这首诗就是说的这个道理。现在市井中做小买卖的人，还知道旱年时购买船只，水年时购买车辆，夏天时储备皮衣，冬天时储备葛布。那些贪图安逸、苟且偷生的人，早上喝醉吃饱，晚上挨饿受冻，虽然和他们同为编户齐民，贫富却相差悬殊。何况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趁未乱时实现大治，不趁未危时保全国家吗！

《诗经》说：“趁天还没下雨，剥取那桑皮。修补门窗，现在你们这些下民，谁敢侮辱我。”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理吧！能够治理好他的国家，谁敢侮辱他呢？”趁天还没下雨，是指国家闲暇、没有灾害的时候；剥取桑皮，是指从隐微之处寻求贤才；修补门窗，是指整顿修治政治。桑皮，是鸱鸮用来加固巢穴的东西；贤才，是明主用来巩固国家的依靠。国家既然巩固了，即使有侮辱他的人，又能有什么伤害呢！

我私下看到国家每当边境有紧急情况，紧急文书接连不断，或者一方发生饥荒，饿死的人遍布荒野，那么朝廷之上，君主焦心劳思，废寝忘食地担忧。在这个时候，没有不因为将帅没有选好，士兵没有训练，地方长官不贤能，粮仓不充实，而追究前人的责任，因为他们平时没有做好防备。侥幸烽火熄灭，五谷丰收，那么明主在上面举起万寿酒杯，群臣百官在下面歌颂太平、纵情娱乐，安然自认为长久没有可担忧的事了。唉！如果从今以后，四夷不再侵犯边境，水旱不再成为灾害，那就可以了。如果还不是这样，那么天幸怎么可以屡次依赖呢！陛下为什么不试着在闲暇的时候，设想不幸边境有警报，饥荒接连到来，那么可以信任的将帅是谁，可以任用的地方长官是谁，即使他们在千里之外，也要让他们常像就在眼前一样。至于甲兵的锋利与钝拙，金谷的充盈与空虚，都不可不预先知道并谋划。如果等到事情发生后再去寻找，那就晚了。四夷侵扰和水旱灾害，是小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陛下难道不曾稍微留心想想吗？

《诗经》说：“那些圣人，目光能瞻望百里。这些愚人，反而狂妄地欢喜。”这是说长远谋划难以被理解，近处的言论容易实行。谋划长远似乎迂腐，迂腐则人们都忽视它。它的危害极其惨烈，却没有切身的急迫；它的利益极其巨大，却没有早晚的验证，那么愚人拍手称其为迂腐，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的制度，百官不能在职位上久留，追求功效迅速，追究过错完备。因此有的人结交朋友、粉饰名誉以等待升迁，有的人保全自身、避免过错以等待离职。上自公卿，下至小吏，除非是忧国忘私的人，大抵都怀有苟且偷安的心计，不肯为十年做规划，何况是为万世做考虑呢！除非陛下警惕地远览，勤奋地思考，日复一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难道对国家有利吗！这就是我日夜痛心泣血而担忧的原因。

过去贾谊在汉文帝的时候，认为天下正患有严重的疾病，又苦于气脉不顺，又类似偏枯，而且患有风痹。陛下看当今国家安定坚固，公私富实，百姓安居乐业，与汉文帝时相比如何？那么天下的病症，恐怕更加严重吧！如果现在不治疗，一定会成为顽疾，陛下即使想治疗，也将来不及了。

译治理的方法并没有其他奇特的技巧，在于审察病症的轻重缓急，选择药物的良劣苦甘，随即对症下药，不苛求眼前的短期功效，只期望达到万世的长治久安罢了。其中细微之处说：

译《虞书》说：“兢兢业业，一天两天都要处理无数细微的事务。”什么叫“万几”？“几”的意思是细微，是说应当对万事的细微之处保持警惕和畏惧。水的细微时，捧一把土就可以堵塞；等到它盛大时，能漂起木石，淹没山丘。火的细微时，一勺水就可以扑灭；等到它盛大时，能烧焦城邑，焚毁山林。所以在细微时治理，花费的力气少而功效大；在盛大时治理，花费的力气多而功效小。因此圣明的帝王，都在恶念未萌发时就将其消除，在祸患未形成时就将其平息，天下暗中蒙受恩泽，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周易》坤卦的初六爻，在音律上对应林钟，在历法上对应建未之月，阳气正盛，而阴气已经萌发，万物还不知道。所以圣人谨慎地说：“踩到霜就知道坚冰将至。”意思是作为君主，应当在恶行未形成时就断绝它，在祸患未酿成时就杜绝它。《系辞》说：“能预知细微变化的人，大概很神妙吧！”“君子能知道细微和显著，知道柔和和刚强，是万众所仰望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鲁哀公说：“黎明前就起床，整理好衣冠。天亮时上朝，思考国家的危难。一件事处理不当，就是动乱灭亡的开端。”君主这样思考忧虑，那么忧虑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太宗皇帝命令昭宣使、河北团练使王继恩征讨蜀地，平定了它。宰相请求任命王继恩为宣徽使，太宗不允许，说：“宣徽使的地位仅次于中书门下两府，如果让王继恩担任，这是宦官执政的开端。”宰相坚持请求，认为王继恩功劳大，其他官职不足以赏赐他。太宗发怒，严厉责备宰相，特意设置宣政使一职授予他。真宗皇帝想和章穆皇后以及后宫嫔妃游览内库，皇后推辞说：“女人的本性，见到珍宝财物不能没有贪求。府库是国家用来供养六军、防备非常变故的。现在托付给女人，不是重视社稷的做法。”真宗深以为然，于是停止。由此看来，先帝以睿智明达卓越，防微杜渐如此深刻，能不怀念吗！

从前扁鹊见到齐桓侯，说：“您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不治将会加深。”桓侯不高兴，说：“医生喜欢求利，想以没病的人作为功劳。”等到病在血脉，在肠胃，桓侯都不相信。等到病在骨髓，扁鹊望了他就逃走了。徐福说霍氏权势太盛，应当及时抑制，汉宣帝不听从。等到霍氏被诛杀，人们歌颂他的功劳，认为“弯曲烟囱、移开柴草没有恩泽，烧焦头额的人成为上宾。”所以事先的言论，常被抛弃忽视；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补救。

安逸懈怠，是荒淫无度的基础；奇巧珍玩，是奢侈过度的开端；甜言蜜语、卑辞谄媚，开启了侥幸获利的道路；附耳低声说话，打开了谗言贼害的大门；不珍惜名位器物，引导了僭越逼害的源头；假借威福，授予了侵凌掠夺的权柄。这六种情况，起初都很细微，朝夕玩弄，没看到它们的危害；日积月累，于是变得深固；等到知道并革除它们，就要花费百倍的力气了。

恳请陛下思考“万几”的至重，阅览《周易》的明戒，诵读孔子的格言，继承先帝的圣志，让扁鹊能尽早从事治疗，不要让徐福有“曲突徙薪”的叹息，这样就可以在庙堂上修治，而恩德覆盖四海；从今天开始，而福泽流传万世；悠闲自得，而光辉显赫盛大。难道不美好吗！难道不美好吗！务实方面说：

《周书》说：“如果制作梓木的器具，已经勤奋地砍削，只在于涂上丹漆。”这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先务实而后务文。安定国家，利于百姓，是仁的实质；保全基业，传给子孙，是孝的实质；辨别贵贱，建立纲纪，是礼的实质；调和上下，亲近远近，是乐的实质；决断是非，明辨好恶，是政的实质；查究奸邪，禁止暴乱，是刑的实质；考察言行，测试政事，是求贤的实质；衡量才能，谋划功绩，是审官的实质；询问安危，访求治乱，是纳谏的实质；选拔勇猛果敢，训练战斗，是治兵的实质。实质不存在，即使文饰再盛大美好，也没有益处。

臣私下看到当今远方穷苦百姓辗转死于沟壑，却屡次赦免罪犯，在宫门散发钱币，这对于仁德，不是太遥远了吗？根本不稳固，有识之士寒心，却修建道宫、佛庙，扩大御容，这对于孝道，不是太遥远了吗？纲纪不明，祭器紊乱，却雕刻彩绘文物，修饰容貌，这对于礼制，不是太遥远了吗？群心乖戾，百姓愁苦，却断竹数黍，敲击古器，这对于音乐，不是太遥远了吗？是非错乱，贤与不肖混杂，却钩校簿书，访寻比例，这对于政事，不是太遥远了吗？奸恶不诛，冤结不理，却拘泥细微条文，纠摘细小过错，这对于刑罚，不是太遥远了吗？有德行才能的人，沉沦草野，却考校文辞，指摘声病，这对于求贤，不是太遥远了吗？才能与职务相违，职业废弛，却拣勘出身，比类资序，这对于审官，不是太遥远了吗？久远的重大谋划，抛弃而不省察，浅近的话语，应时施行，这对于纳谏，不是太遥远了吗？将帅不良，士卒不精，却广聚虚数，徒取外观，这对于治兵，不是太遥远了吗？这十种情况，都是文饰具备而实质丧失，根本失去而末节存在。譬如用胶板做船，用泥土做玉璧，用破布做帆，用朽索做缆绳，画上丹青，穿上文绣，让木偶驾驶，而踩在上面。用它停留在平陆，那么焕然可观，如果用它渡江河，犯

译风浪波涛，难道不危险吗！

译臣恳切希望陛下摒弃浮华虚饰的文辞，全面崇尚根本与务实，选拔任用贤良的官吏，以慈爱恩惠百姓；深谋远虑，以保卫宗庙社稷的安全；张设并推行法纪纲常，使臣下没有非分之想；调和淳厚风俗，使百姓没有离心怨恨；明辨是非，使万事归于正道；诛杀铲除奸恶之人，使威严的法令得以贯彻；选取有益的措施，罢免无用的举措，使民间没有埋没的贤才；提拔有功之人，斥退不称职者，使朝廷没有空缺的官位；体察正直的言论，考核得失，使谋略没有不尽之处；选择智勇的将领，训练勇猛的士兵，使征伐没有不服从的。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国家就会像泰山一样安稳，并由四个方面的支柱来维系，又何必用文采的修饰、歌颂的声音，来迷惑愚昧世俗的耳目呢！

戊辰日，桂州进士唐子正被任命为试将作监主簿。桂州知州□及上言，说他平时通晓边防策略，且在乡里有显著的孝行。

将审刑院迁至右掖门以西。该院原先在长庆门以东，将其原址并入中书省，然后迁往新址。

辛未日，洪州上奏说：“分宁县百姓彭泰，因为进山砍柴，被老虎咬伤。他的女儿不顾自身安危，持刀砍杀老虎，最终夺回了父亲的性命。即使是古代的烈女，恐怕也不能超过她，请求加以表彰录用。”皇帝下诏赐给米二十石、绢二十匹，并命令州县每年按时慰问他们。

乙亥日，皇帝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渒池县主簿苏辙参加。苏轼的对策列入第三等，王列入第四等，苏辙列入第四等次。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王介为秘书丞、知静海县，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当时苏辙的对策言辞最为切直，大略说：“自从西方边境停战以来，陛下已经丢弃了忧患恐惧之心二十年。”又说：“陛下不要认为在内宫好色，不会妨害外朝政事。”又说：“宫中赏赐没有节制，想要的就给，大臣不敢劝谏，掌管财政的官员不敢争辩。国家内有供养士人、军队的费用，外有对北狄、西戎的供奉，天下穷困，陛下又自己挖了一个陷阱，来消耗剩余的财力。”谏官司马光考核他的对策，列入第三等，翰林学士范镇对此表示异议，想要降低他的等级。蔡襄说：“我是三司使，掌管财政的名号，我对此感到羞愧而不敢怨恨。”只有胡宿认为对策没有回答所问的问题，却引用唐穆宗、唐敬宗来比喻盛世，是不应该说的，极力请求罢黜他。司马光说，在这同科的三人中，只有他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用。而执政大臣也认为应当罢黜他，皇帝不允许，说：“求取直言却因直言而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看我！”于是将他列入第四等次。等到任命官职时，知制诰王安石怀疑苏辙偏袒宰相，专门攻击君主，将他比作谷永，不肯为他起草任命诏书。韩琦笑着说：“他的对策说宰相不足以任用，想要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还拿谷永来怀疑他吗！”改命沈遘起草，沈遘也是考官，于是为他起草了诏书。不久谏官杨畋进见皇帝说：“苏辙，是我所推荐的。陛下宽恕他的狂直而收用他，这是盛德之事，请求宣告并交付史馆记载。”皇帝很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王介是衢州人。将苏辙列入第四等，大概是司马光与范镇共同表示异议的结果，起初司马光想将他列入第三等。

于是司马光又与同僚上疏说：“我们私下看到今年以来，灾异屡次降临，日食地震，江淮洪水泛滥，风雨损害庄稼，百姓多面带饥色，这正是陛下端正自身、克制私欲的时候。而路上流言说，陛下近日在宫中宴饮，稍微有些过差，赏赐的费用，动辄以万计，耗散府库，向百姓征收赋税。况且酒这种东西，伤害本性败坏德行，是大禹、商汤所禁止的，周公所告诫的，大概不是用来顺应天意、忧虑百姓、辅助保养圣体之道。陛下恭俭的德行，昭示并取信于万民，议论的人都说后宫奢侈放纵，务求互相夸耀，左右近臣，利于赏赐，陛下难以违背他们的请求，委屈心意顺从他们。上天以刚健为德行，君主以端正坚固为职责，为什么要顺从后宫左右人的欲望，对上忽视上天的警戒，对下忘记百姓的疾苦，对内不为宗庙社稷深深自重自惜？我们愚昧困惑，深切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恳切希望陛下在这个时候，全部停止宴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一定时间，左右小臣赏赐有一定节制，以及厚味腊毒之物无益于奉养的，都不应频繁食用以伤害太和之气，这样才能解除上天谴责警告的威力，安慰百姓穷困的期望，保住受命无疆的福泽。”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司马光的行状说：“既然收用了苏辙，司马光于是与谏官王陶同上疏，希望为宗庙社稷自重。皇帝嘉奖并采纳了。”查考王陶此时不在朝廷，谏官则是杨畋、龚鼎臣及司马光，共三人罢了，恐怕行状有误，现在只说同僚，还需详细考证。

丙子日，下诏命龙图阁直学士杨畋，从三司选取天下凡是课税利润场务五年内增加或亏损的，限一个月内另外订立新的额度。当时场务每年的课税大多亏损，只是按时考核主管官员，而三司最终不为减少旧额，所以皇帝想要特别实行这一措施。

丁丑日，下诏说：“先王考核政绩的次序虽然见于经书，但其详细情况在后世没有见到。我考察古制以修明众人的功绩，而各路刺举的官员，没有用来考核他们贤能与否的方法。近来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其制度，分条上奏，咨询谋议完全一致。古人有话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不能自行实施。’现在我有心于念功乐善

译接着又颁布了黜退昏庸、提拔贤明的法令，用来对待天下的高级官吏。然而，如果没有那些担当重任的大臣亲自率领百官以正道行事，并考核他们的实际政绩，以及在外为国效力的士大夫们都安守礼义，不凭借玩弄文字来侥幸求利、为非作歹，那么我的意图怎么能独自取信于天下，法令又依靠什么来推行呢！咨询你们在位的官员，希望你们各自尽心竭力、同心同德，务必恭敬地执行新颁布的法令，以符合我至诚恻隐的用心。命令考校转运使副、提点刑狱，由课绩院按照所确定的条目来施行。”这些条目就是陈旭所论述的，在嘉佑二年七月。

译戊寅日，皇帝下诏说：“我观察古代想要治理好天下的时代，管理百姓的官吏大多能称职，因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如今官吏大多不能称职，不符合他们为民服务的本意，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能在任上久待的缘故吧。大凡有智慧才能的士人，虽然怀有兴利除害、禁止奸邪、劝勉善行的意愿，如果不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那么官吏和百姓也会苟且怠惰而不为他们所用，想要完成他们的功业，就没有途径。从今以后，对于州军监长官、知县、县令中，那些清廉正直、不扰民且实惠能惠及百姓的，命令本路的监司推荐保举他们连任；政绩特别优异的，应当加以奖赏提拔。”

己卯日，皇帝下诏给审刑院、大理寺：“全国每年上报的案件，被长期羁押的犯人很多。从今以后，每月底要详细列出所判决案件的日期，用朱笔写明大、中、小案件的审理期限，在次月五日前分类汇总上报。”

又下诏说：“从今以后，详议官、详断官出现空缺时，委托审刑院、大理寺与学士舍人院、御史轮流推举人选。”

译《公文集》卷十九，务实改。

【二七】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者”字原脱，据《宋会要·选举》一一之八补。

译【二八】苏轼所对的策论被评定为第三等。“入”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编年纲目》卷十六、《宋史全文》卷九下、《永乐大典》卷一二四二九补入。

【二九】陛下抛弃忧虑恐惧之心已经二十年了。“之”字原本作“小”，根据苏辙《栾城应诏集》卷十二《御试制策》及《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改正。

【三○】这正是陛下端正自身、克制私欲的时候。“正”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永乐大典》卷一二四二九、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十《与杨畋论燕饮状》补入。

【三一】命令考核各路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的政绩。“令”字原本作“今”，根据阁本改正。

【三二】应当加以奖赏提拔。“当”字原本作“常”，根据宋撮要本、阁本、活字本以及《宋史全文》卷九下、《永乐大典》一二四二九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九十五

起讫时间：从仁宗嘉佑六年闰八月开始，到同年十二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五

帝号：宋仁宗

年号：嘉佑六年（辛丑，1061年）

全文：

闰八月乙酉日，再次将成都府设置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所。

己丑日，派遣官员祈祷天晴。

户部郎中、知制诰张绬担任契丹国母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担任副使；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担任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合門通事舍人张山甫担任副使；司封郎中杨佐担任契丹国母正旦使，供备库副使李李宗担任副使；盐铁判官、度支员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担任契丹正旦使，内殿崇班、合門祗候王渊担任副使。

辛卯日，下诏让定州修缮北岳庙。

壬辰日，因为长时间下雨，赏赐给各军班额外支取柴薪。

甲午日，翰林学士胡宿、龙图阁直学士杨�、御史中丞王畴、侍御史知杂事王�共同考核各路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的业绩。

丁酉日，派遣官员感谢天晴。

降职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瀛州知州王贽为吏部郎中、池州知州，是因为他犯了保举失察的罪过。

调任亳州知州、刑部郎中、直史馆李�之担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不久，台谏官员上言说李�之以前担任制置发运使时，因事被罢免，不应当再次任命，于是改命李�之担任直龙图阁、河阳知州。河北转运使、司勋郎中、直史館李肃之【一】担任制置发运使。

庚子日，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賢殿大学士韩琦加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枢密使、礼部侍郎曾公亮担任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张�担任工部侍郎，加任检校太傅，充任枢密使。

皇上既然允许富弼守完丧期，于是升任韩琦为宰相。有人对韩琦说：“富公守丧期满，应当恢复原来的职位，您难道不可以辞去昭文馆大学士以等待富公吗？”韩琦说：“这个职位哪里可以长久保持！等到富公守丧期满，我韩琦又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辞去昭文馆大学士以等待富公，这是我韩琦想要长久保持这个职位，让我用什么话向皇上表白呢？”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韩琦说得对。这段记载根据《记闻》，或许可以移到富弼拜任枢密使的时候。

辛丑日，参知政事孙抃，枢密副使欧�修、赵�、包拯都晋升官阶一等，仍然改任欧�修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翰�侍读学士、左司郎中、知制�、史馆修撰胡宿担任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

胡宿向来谨慎沉静，等到担任重任，尤其顾惜大体。群臣正在建立利害，大多更改各种事务以革除旧弊，胡宿独自厌恶这种做法，说：“变法连古人都觉得困难，不致力于遵守祖宗成法而只是纷纷扰扰，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

甲辰日，参知政事孙抃、欧�修，枢密副使赵�、包拯都上表辞谢所授予的官职，皇上听从了他们的请求。

乙巳日，下诏给予前宰相富弼每月俸禄的一半，富弼坚决推辞不接受。

丙午日，皇第十三女去世，追赠为楚国公主，她出生才六十一天。

丁未日，司马光上奏说：“臣以前通判并州时，曾经三次上章请求陛下早日确定继承人【二】，以遏制动乱的根源。当时，臣疏远在外，尚且不敢隐瞒忠诚、贪生怕死，多次陈述关乎国家社稷的重大计策，何况今天侍奉在陛下左右，官职以谏诤为名！深切考虑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如果舍弃不说，专门用琐碎的小事，烦扰圣听，敷衍塞责，这是臣怀着奸诈之心侍奉陛下，罪过不容于剁成肉酱。恳请陛下取阅臣所上的三章奏疏，稍加省察，如果有可取之处，就凭借圣明的意志决断，早日施行。这样天地神灵、宗庙社稷、群臣百姓都受到福泽，全在于陛下一句话而已。”

司马光写好了札子，又当面请求。皇上当时简约沉默不说话，即使是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而已。听到司马光的话，沉思良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子弟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