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四

译臣蒙受提拔重用，被赋予言官的职责，怎敢不体谅陛下的用心而图谋报答。希望陛下不被虚名所迷惑，不被片面的言论所牵制，而是平心静气地考察此事。是非的道理，如同日月星辰般明显，恳请圣上的慈爱早日赐予英明的决断。如果仍有疑虑，就请陛下将臣前后的奏章下发，召集百官在朝堂上共同商议决定。如果认为评议祖宗是理所当然，弹劾苏轼是错误的，那么治臣的罪，臣绝不推辞。但终究不能混淆是非，使天下人产生疑惑。如果陛下采纳臣的意见，臣将不胜荣幸！

译壬戌日，右正言王觌上奏说：（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九日）“臣私下听说，近日左司谏朱光庭上言，认为学士院出的策题轻率地议论仁祖、神宗，认为他们不值得效法，这是不可取的。起初有圣旨，免除学士的罪责，等到指令下达尚书省，又收回不再下达，朱光庭接着又有章疏论述此事未曾停止。臣虽然没有参与这件事，但现在是非曲直长久不能决断，臣怎敢沉默不语，请为陛下论述一下。学士起初有免除罪责的指令，这是朝廷认为学士本来有罪；后来指令不再下达，这是朝廷认为学士本来无罪。认为学士本来有罪，那么大臣中一定有认为朱光庭的话是对的；认为学士本来无罪，那么大臣中一定有认为朱光庭的话是错的。有认为对的，有认为错的，那么大臣们的议论已经不同了。臣又听说言事官的章疏，也有认为朱光庭的话是对的，也有认为朱光庭的话是不对的。有认为对的，有认为不对的，那么言事官们的议论又不同了。大臣和言事官的议论都不同，那么陛下将听从谁呢？臣希望陛下暂且搁置众说，拿学士所撰写的策题详细考察，那么是非立刻就能显现了。那些相同与不同的原因，不值得考察。陛下如果详细考察相同与不同的原因，深入追究嫌疑的痕迹，那么分歧就会分开，朋党的议论就会兴起。学士措辞是否有罪，是小事；使士大夫有朋党的名声，是大患。凡是小人想要倾轧陷害君子，必定用朋党来命名他们，然后君子可以全部被除去，而小人可以全部得逞。现在朝廷清明，贤能的人聚集，不可因为小事而产生大患，这是陛下应当谨慎的。臣所以不敢沉默，而在事情发生前先献出说法，只希望圣慈裁断选择。”

贴黄：“臣私下听说朱光庭论述策题，进言的人已经认为这是因为苏轼与朱光庭的老师程颐有嫌隙而发出的；吕陶议论朱光庭，议论的人又说吕陶与苏轼同是蜀人于是议论朱光庭。所以现在外面的议论纷纷，认为势不两立。臣私下认为这两个人都是不避嫌疑罢了，陛下如果搁置而不问，只详细考察策题的是非，以及是否有罪，专门议论苏轼，那么党派的名称就不会兴起了。如果因为他们的嫌疑痕迹，就形成他们的朋党名称，这不是朝廷的美事。加上执政大臣对这两人的言论是否赞同尚且不一定相同，希望陛下趁着执政大臣奏陈的时候，而由圣意决断，这是臣微小的愿望。”

甲子日，右正言王觌又上奏说：“臣前几天曾有密封的奏章，说苏轼所撰写的策题是非曲直长久不能决断，大臣的议论已经不同，言事官的议论又不同，陛下将听从谁呢？希望陛下暂且搁置众说，拿策题详细考察，那么是非立刻就能显现了。臣现在私下担心陛下最终因为众说的不同，没有立即做出决定。因为臣起初不参与这件事，士大夫与臣说话的人没有嫌疑，得知公论最详细，加上苏轼所撰写的策题，臣观察得也很熟了，现在再为陛下说完我的话。臣认为推究苏轼的本意，不过是设置疑问来引发讨论，考察苏轼的话，是失去了轻重的体统。苏轼的策题说：‘想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就担心百官有司不尽职守，而有时达到懈怠；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就担心监司守令不理解他的意思，而流于苛刻。’又引用孝文、孝宣，认为‘没听说他们有怠废不尽职的祸患，督责过甚的过失，什么可以比得上这个呢？’用这个来观察苏轼的本意，确实是出于设置疑问来引发讨论罢了，然而孝文、孝宣的治理难道没有弊端吗？苏轼举出他们已经过分恰当，又担心我们有弊端而羡慕他们没有弊端，那么似乎仁祖、神考的政绩不如孝文、孝宣了，那么苏轼的措辞，难道不是失去了轻重的体统吗？臣所以说：‘推究苏轼的本意，不过是设置疑问来引发讨论， examination 苏轼的话，是失去了轻重的体统。’臣前疏所说的‘拿策题而详细考察，那么是非可以立刻显现’，大概就是这样，只希望圣慈裁酌施行。”

乙丑日，朝散郎杜天经暂任开封府推官。这是听从知开封府钱勰的征辟。

下诏让辅佐大臣分别前往各寺观感谢雨雪。

右谏议大夫鲜于侁上奏说：“熙宁年间，因为戎、泸地区的夷汉主客户通为义勇、保甲，每年在农闲时教习武艺，命令提点刑狱按阅赏劝。后来夷人免不了作乱，而税地于是有时废弃耕垦，请求罢免。”恰逢知郑州岑象求也为此上言，下诏让本路转运、钤辖司详细考虑后上报。

下诏于阗国黑罕王进贡方物，除了回赐之外，其余不论有无进奉，全部加赐钱三十万。

已故夏国主秉常以遗留进献的物品派遣使者来进贡，下诏让他的儿子干顺为夏国主，如同明道二年元昊授任节度使、西平王的例子。皇上与太皇太后下诏赐物，全部参照庆历八年银绢各三万、钱三万贯的数量。让起居郎、权枢密都承旨公事刘奉世界代直集贤院，借穿三品服，担任册礼使，崇仪副使、带御器械崔像先担任副使。册文说：“皇帝说：哎呀！尧建立万邦，百姓当时和谐；周设立五等爵位，经过多次翻译来进贡。这是帝王所相同的，而国家的成法。咨询你干顺：只有我们列圣，顾念你西”

译边境之地，赐予土地建立邦国，保卫王室，保有姓氏，接受氏号，与宗盟相同，爵位任命美好，恩惠礼遇非常深厚。如今你继承其血统，接续这藩屏之职，能够侍奉君主恭敬严肃，修身端正虔诚，派遣使者，来陈述地方特产，上达于我的听闻，实在是你的美德。因此考察斟酌旧例，表彰显扬宠名，赐予你茅土之封，增加你服饰车马的等级，颁布重大册命，以安抚一方。现在派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輕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儀副使、上骑都尉、安喜县开国公、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节册封你为夏国主，永远作为宋朝的藩辅。笃行美德，才能显扬光辉；忠诚拥戴君主，永远承受福祉。前往恭敬地执行明确的命令，不要辱没我一人的谋略训诫。」

译下诏废除各路将官下属的管设机构，从今以后，各路将官每年赐给公使钱五十万贯，东南路军赐三十万贯。每十万贯公使钱所酿造的酒不得超过十石，年终若有结余，用于修缮军器。

右司郎中范纯礼上奏说：“瀛州防御推官钱世雄等人呈递状纸，申诉平反因受苏轼讥讽文字案牵连而罚铜的事。原案中连坐的官员黄庭坚、周邠、颜复、盛侨王汾、钱世雄、□绾、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陈珪王巩，因收受苏轼谤讪的诗文而不肯缴出，被罚铜二十斤；王诜因隐瞒不报上书诈称不实之事，被判徒刑二年，削去两级官阶，应当一并恢复官职。昨日有旨意，王诜申诉平反的文字不得接收，因此不敢详细审看。”三省进呈意见说：王诜因为曾经被削去官阶，难以从宽恕；黄庭坚等人则特别予以免除处罚。

当天，下诏说：“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因为苏轼撰写的考试策题不当，屡次上疏弹劾，如今审看详情，并非讥讽祖宗，只是议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失。命令执政大臣召见这些人当面告知，不再需要弹奏。”丙寅日，三人前往都堂，右仆射吕公着、门下侍郎韩纬、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传达旨意。这三个人认为吕公着等人明知苏轼有过错，但特意想要用皇上的意思来平衡双方罢了，都不敢奉行诏令。丁卯日，这三个人又各自上疏，王岩叟说：“我目睹圣意周旋委曲，优容臣下，唯恐有所伤害，即使是天地父母也无法超过。臣应当如何报答，只知道不敢爱惜自身，为陛下恪守官职罢了。如果为了避免触犯天颜、逆犯圣威的诛杀，而阿意顺旨，不尽忠心侍奉陛下，那是臣所不忍心的。臣查考：苏轼正如圣谕所说并非讥讽祖宗，但只是将祖宗置于议论之中，便是有伤大体，怎么能认为无罪？现在陛下既不想治苏轼的罪，又不想治臣等人的罪，而打算两方都罢免此事。在慈仁兼爱的心意上，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但对于朝廷想要树立纪纲、端正刑罚来说，则不算得当。日后其他事情如果还要烦劳陛下和解，恐怕纪纲因此败坏，刑罚因此废止，开启侥幸之门，打开衰败的端绪，从臣等开始，辜负陛下的罪过不可容忍。陛下听政以来，未曾有一件事稍有差错，这件事更希望圣慈曲折加以思虑，必定有所收获，臣愚昧不胜恳切忠告之至。”贴黄说：“臣愚昧听说有人为苏轼开脱，曲意替他辩解，以解除他的罪名，向上欺骗天听，希望陛下明察这是出于私意，不被迷惑，那么事情就成功了。”

戊辰日，下诏说：“从今以后，举人程试，都允许使用古今诸儒的学说，或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不要引用申不害、韩非、释氏的书籍。考试官对于经义、论、策通盘决定去留，不要在老聃、列子、庄子的书中出题。以及举荐经明行修之人，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各路各四人，荆湖南路、广南东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夔州利州各一人，委托知县及当职官员共同保任申报监司，监司再加考察上报，仍然充任本州解额，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则空缺。”（吕大防撰写吕公着神道碑说：“从熙宁四年开始，改革科举，废除词赋等，用王安石的经义来选拔士人，又用释氏的学说来解释圣人的经典。学者既不广泛阅读群书，没有修饰辞藻、撰写文章的意思，有的窃取诵读他人已成的文章书写下来以谋求进身。由此科举日益被轻视，而文词之官逐渐难以选拔。先帝因为答复高丽书信不符合旨意，所以当时有人议论，议论者想要用诗赋代替经义，吕公着便在经义之外增加诗赋，而先考经义，以尽多士之能，又禁止有司不得用老、庄的书籍出题，而学者不得用申、韩、佛书作为学说，经义参用古今诸儒的学说，不得专用王氏学说。”）

重新设置太官令一员，这是听从光禄卿赵令铄的建议。

庚午日，翰林学士苏轼上言：

臣近日因为馆职考试的策问被台谏官员弹劾，臣起初不敢深入辩白，因为自我辩白而请求离职，这是不想离职的表现。现在私下听说圣明已经察明实情，而臣四次上章请求离职四次不被允许，臣子的道义，身体并非自己所有，言辞穷尽、道理说尽，不敢再请求离职，因此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

臣所撰写的策问，首先引用周公、太公治理齐、鲁，后世都不免衰乱的事例，用以说明子孙不能奉行，那么即使是大圣大贤的法度，也不免有弊端。后面提到文帝、宣帝仁厚而事务不废弛，核实而政令不苛刻，用以说明臣子如果奉行得其理，没有观望迎合之心，那么即使是文帝、宣帝，也足以没有弊端。中间又说六圣相继传授，治理方法不同，同归于仁，其中所说的偷惰与苛刻，专门指今日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理解朝廷效法先帝的本意，以至于如此。文理非常明白，黑白分明，何曾有丝毫疑似议论及先朝？不仅朝廷知道臣无罪可放，臣也自知无罪可谢。

然而臣听古人说：“人最可信的，是心与目；最相亲的，是母子；不迷惑的，是圣贤。然而到了偷斧头时才知道心目可以被扰乱，在投杼

译知道母亲和儿子之间尚且值得怀疑，从捡拾煤块的小事就能知道圣贤也会产生疑惑。」如今议论臣的人不止三个，联名上奏的奏章多达数十份，而圣明的决断却明确而深刻地认定臣无罪，这比眼睛和耳朵的相信、母亲和儿子的亲近、圣贤之间的相知还要深远得多。圣明的德音一旦发出，天下人都会歌颂，史册也会记载。耳闻目见，明智通达，洞察真情与虚伪，没有比陛下更厉害的了。不只是微臣我微薄的心意想要以死来报答皇恩，凡是天下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想粉身碎骨，向陛下效忠尽义的。如果不是这样，也不只是臣遭受含混不清的诽谤，凡是天下做臣子的人听到这件事，没有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惧躲避表面现象，观望附和以求苟且免祸，这难道是朝廷的福气吗？

译臣自从接到命令以来，每吃一顿饭都要叹息三次，每睡一夜要起身九次，内心与口舌相互谋划，不知死在哪里才好。然而臣所撰写的策问，似乎确实也有罪过，如果不把话讲尽，那就是欺骗陛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宽厚与严厉相互依托；君臣之间，肯定与否定的意见相互补救。如果上面肯定的，不问其是非，下面也肯定；上面否定的，不问其曲直，下面也否定，这就是晏子所说的“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喝得下去”，孔子所说的“只有我的意见而没有谁违背我，足以使国家灭亡”的情况。臣以前在仁宗朝参加制科考试，所进献的策问及所回答的圣问，大体都是劝勉仁宗振奋精神处理各种政务，督察百官，果断决策并努力实行。等到侍奉神宗，蒙受召见对答询问，退朝后上书数万言，大体都是劝勉神宗忠诚宽恕、仁爱宽厚，包容污垢，委屈自己以宽裕他人。臣那微薄不自量力的心意，常常希望仰慕古代贤人，肯定与否定相互补救，大概就是这样。

恭看两位圣君临朝以来，圣明的政令日新月异，全都出于忠厚，大体多实行仁宗时的旧例，天下欣然承受恩德，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臣私下忧虑过度，常担心百官有司纠正偏差太过正直，或许导致懈怠，而神宗振奋精神核实政务的政策逐渐遭到破坏。深深忧虑几年之后，驾驭官吏的法度逐渐宽松，理财的政令逐渐疏漏，防备边疆的计谋逐渐松弛，而意外的忧患将有不可胜言的。虽然陛下广开言路，没有什么忌讳，但台谏所攻击的不过是先朝的人，所非议的不过是先朝的法度，这正是“用水来调和水”，臣私下对此感到担忧。所以冒昧用这个意思，撰写了上述策问，实际上是用以讥讽当今朝廷以及宰相、台谏这类人，希望陛下阅览后，能有所感动圣意，或许能兼行两位皇帝忠厚与励精图治的政策。台谏如果因此指责臣，朝廷如果因此治臣的罪，那么斧钺的诛杀，我也甘之如饴。现在却认为这是讥讽先朝，那就疏远而不切实际了。

况且不只是这篇策问而已，现在我不怕烦琐，全部陈述本末。臣前年从登州被召还朝，初次见到已故宰相司马光，光就与我谈论当今紧要事务，列举他想推行的措施。臣当即回答说：“您想推行的各项事情，都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没有可疑之处。只有役法这一件事不可轻易议论，为什么呢？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弊病，是搜刮民财，十户人家有九户空荡，钱财聚集在上层，而下层有钱荒的祸患。差役的弊病，百姓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于农业，而贪婪的官吏和狡猾的胥吏得以借机作奸犯科。这两者的弊病轻重大概大致相等，现在用那个替换这个，百姓未必高兴。”光听了我的话，惊讶地说：“如果像您说的，那该怎么办？”臣当即回答说：“沿袭旧法而事情容易成功，事情有渐进则百姓不惊恐。过去三代时的法度，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开始分为二，等到唐朝中期，全部把府兵变为长征的士兵。从此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懂农业，农民出产谷物丝织品来供养士兵，士兵付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以此为便利，即使圣人再世，也不能改变。现在免役的法度，实际上大致类似于此。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同废除长征士兵而恢复民兵，大概不容易。先帝本意是让民户普遍出钱，专心致力于农业，虽然有贪婪的官吏和狡猾的胥吏，也没有施展手段的地方。坊场、河渡，官府自己出卖，而用那些钱雇佣衙前，百姓不知道有仓库运输导致破家的祸患，这是万世之利，决不可改变。只有两个弊病：多收取宽剩役钱，以供其他用途；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提高不实的物价。这是王安石、吕惠卿的阴谋，不是先帝的本意。您如果完全去除这两个弊病，而不改变其法度，那么百姓喜悦而事情容易成功。现在宽剩役钱，名义上取十分之二，总计天下竟达到十分之五，而实际上一个钱都没有用。您如果完全去除这五分，又让百姓能按他们的便利，用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府也把它作为雇佣的费用，那么钱荒的弊病也可以完全去除。这样而天下以此为便利，那么您还有什么要求？如果还不行，慢慢再商议，也不晚。”光听了我的话，认为不对。

臣又对光说：“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该法用官田以及用宽剩役钱买民田，来招募役人，大致像边郡的弓箭手。臣当时任密州知州，推行该法，先招募弓手，百姓很以为便利。这本是先帝圣意所建立的，推行不久，因为左右人的异议而停止。现在粗略计算天下宽剩钱、斛大约三千万贯、石，战争兴起支用，几乎消耗了一半。这本是民力，应当恢复为民所用。现在内帑堆积如山，您如果极力向皇上进言，索回这些钱，恢复完整的三千万贯、石，而在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几年之后，三路的役人可以减少大半，宽裕民力，以等待边疆紧急时的使用，这是万世之利，社稷之福。”光仍然认为不可。

这两件事，臣另外有详细陈述利害的文字，现在这里不敢详细说。等到去年二月六日敕令下达，才开始实行光的言论，恢复差役法。当时臣的弟弟辙任谏官，上疏详细论述，请求将现有的宽剩役钱雇佣役人，以一年为期，让朝廷内外详细商议，然后立法。又说衙前这一役可以立即使用旧人，仍然按旧数支给月俸；重难钱用坊场、河渡的钱，总计各路，通融支给。都

译没有得到施行。等到蒙受差遣让我详定役法，我因此得以伸张弟弟苏辙之前的议论，先与本局的官吏孙永、傅尧俞等人反复辩论驳难，接着在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大臣商议，都不被采纳，于是上疏极力陈述衙前差役可以雇佣不可以差派、先帝这项法令可以遵守不可以变更的意思，因此请求罢免详定役法的职务。在这个时候，台谏官员互相观望，没有一个人决断是非。如今差役的利弊难以一下子说清，而弓手不许雇佣他人，这是天下共同担忧的事。朝廷知道后，已经变法允许雇佣，天下人都认为便利，而台谏官员仍然多次上疏极力争辩。由此看来，他们的意图专门是想改变熙宁年间的法令，不再衡量利弊，参用其中的长处。

译臣担任中书舍人时，刑部、大理寺罗列上报了熙宁以来不应赦免而免官的法令，共数十条，全都想要删去，臣与各位官员屡次争辩，认为先帝在此事上大概有深意，不可全部更改，因此得以保留的很多。臣每次起草监司、太守、县令的任命诏书，都以奉行遵守先帝的约束，不敢松懈废弛作为告诫，文书档案都在，都可以重新查核。由此看来，臣难道是诽谤议论先朝的人吗？之所以一一详细陈述，不仅仅是为了自我辩白，实在是看到士大夫喜欢附和、厌恶异见，浑然成为习俗，深深担心陛下平时居住在宫廷之中，不能全面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希望凭借臣这番话，警示在位的官员，纠正他们的偏颇，减损他们多余的，补充他们不足的，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如果认为臣狂妄，不识忌讳，即使赐死，臣也死而无憾。

辛未日，傅尧俞、王岩叟入宫应对，论述苏轼的策题不当，说：“汉、唐以来，有多少策题，没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较长短的。策题说：‘想要效法仁宗的忠厚，就担心百官有司不尽职。’如果当时百官有司都不尽职，不知道仁宗在位却做什么，那就是完全荒废懈怠，导致百官有司这样。果真如此，为什么能成就四十二年的太平，直到今天老人们说起，还常常流泪？仁宗有什么亏欠，却说比不上汉文帝？”

傅尧俞读完奏章后，太皇太后说：“这是小事，不值得这样，暂且作罢。”傅尧俞回答说：“这虽然只是几句言语，但关系到朝廷的大体，不是小事，必须加以理会。”太皇太后又说：“苏轼不是讥讽祖宗。”傅尧俞回答说：“如果是讥讽祖宗，那么罪当处死，臣等不止这样议论。既然只是出于思虑言辞失轻重，有伤事体，也应该略微加以处置。譬如误入禁门，按法律罪责也不可轻饶。为什么呢？君臣上下的名分不可不严明。现在如果不以此事为戒，将来有一天有人指斥皇帝，却说本出于误会，也可以宽恕吗？陛下虽然想宽恕，七庙的威灵在上，难道能容许宽恕！昨天执政在都堂对臣等都说苏轼不对，既然知道不对，怎么能让朝廷做不对的事？又哪有朝廷明知不对，却压制言事官要求作罢的道理？如果是寻常人的私事可以作罢，朝廷的事则不能这样。臣等为朝廷执掌风纪，如果凡所论奏常常被命令作罢，还要臣等做什么呢？这是臣等败坏了风纪，还有什么面目居此职位。真宗朝，知制诰张秉撰写一篇叙用官制的辞说：‘近来因微小过失，被贬到荒远之地’，真宗看了说：‘这样，那就是先帝失政。’于是罢免了他的职务。现在所论苏轼，如果是臣等份内的私事可以作罢，但事关祖宗、事关朝廷，臣等怎么敢作罢？朝廷如果不执行，被载入史册，后世看朝廷会怎样呢？传到四方夷狄，必定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辽国使者发问，不知如何回答。”太皇太后说：“言事官有党派。这是朱光庭的私意，你们党同朱光庭罢了。朱光庭未说时，为什么不说？”都回答说：“有一人论奏，暂且看朝廷执行不执行。中间如果有差错，才应当接着论奏。昨天朱光庭初说，朝廷有放罪的命令，那就是朝廷处置得当，自然不需要再说。后来见反悔，又是是非颠倒，臣等才各自论奏。”王岩叟于是从袖中取出苏轼所撰的策题，就在帘前指陈。还没说完，帘中忽然厉声说：“更不需要看文字了！”王岩叟又进读奏章，帘中极不以为然。傅尧俞说：“这样，是太皇太后袒护苏轼。”又厉声说：“太皇太后为什么袒护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的亲戚！”王岩叟说：“陛下不袒护苏轼，必定袒护道理，希望在道理上断事。刚才蒙宣谕，说言事官有党派，臣等不知有党无党，只是根据事情的是非论奏。陛下也只应看事情如何，如果心里怀疑有党派，就必定失去事情的真相，既失去事情的真相，就难以辨别是非。自古小人想要倾害君子，君子没有过错，别无可以奈何，只是指为朋党，君主于是怀疑，君主既怀疑，因而可以排挤了。陛下不可不察。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言语伤害大体，以致引起议论。如果不正其罪，那么过失就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而自取后世讥诮？台官的职责，只在触邪指佞，难道应当替人解纷？此意请陛下明察。”帘中说：“策题是里面点选的。”回答说：“听说呈进三首策题，其中两首是邓温伯撰写的，最后一首是苏轼撰写的。陛下已爱其虚名，所以点选苏轼所撰的，必然不曾反复详览。那么虽然是点中，对陛下有什么伤害？现在既然分别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虚名，不想加罪，这是迷惑。陛下现在不想让人说苏轼的短处，假使司马光在，政事有失误，不知该论奏还是不该论奏。臣等的职责是言责，所论只据是非，再不敢问其人。问着人，就必定产生私意。”说：“今天修改先帝的事，为什么不得问？”回答说：“修改政事，典章制度与文字不同，况且今天所改的政事，都是恢复

译祖宗遗留的旧法。陛下下诏要求改变民间疾苦，这是为了继承祖宗的美德，不知道策论题目必须议论还是不必议论？陛下如此主张，臣等却极力进言，违背忤逆陛下，从而招致罪责，不知臣等是何居心，请陛下体察。臣等与苏轼都熟悉，素来没有仇怨，只知道忠于陛下，要匡正朝廷事务，使天下后世不能指责议论陛下，所以什么都不回避。陛下只应当责备臣等不议论朝政，不可以告诫约束臣等让他们不说话，恐怕天下人窥探到陛下的这种心意，暗中观望，不肯对朝廷尽忠，这更不是朝廷的福气。前日召臣等到都堂，外朝不知详情，都说这是奉圣旨召见台谏官进行告诫勉励，令人听闻后十分惊骇。臣等遭受摧折压抑尚且不足挂齿，却是损害了朝廷的风纪法度，希望陛下爱惜朝廷的体面。陛下对苏轼所爱惜的是小事，而对言路所造成的损害是大事，不可不深思。风纪法度之地，不是臣等的私事，而是陛下的家事。陛下不尊崇法度，那么臣等不过是一介平民罢了。”帘中严厉地说道：“等待降罪苏轼！”尧俞、岩叟都说：“这取决于陛下。假如暂时降罪，随即召还，也是一种处置。”于是说道：“正等待斟酌考虑。”尧俞说：“喜爱一个人而知道他的恶行，憎恶一个人而知道他的善行，这才是公正。现在对待苏轼如此，苏轼骄傲，将来怎么使他服从？”说道：“就全由台谏官决定。”岩叟说：“如果台谏官所说的，陛下能够全部听取采纳，自然足以成就陛下的美德，台谏官何必干预呢？”又说道：“只管进言不妨事，实行与不实行必须由皇帝内心决定。”岩叟说：“如此，则是顺从朝廷心意的人才能实行，恐怕不是朝廷的福气。《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理；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非道理。’希望陛下常常这样加以考察，恐怕顺从陛下的言论中有不符合道理的事情。”岩叟又说：“想要破坏言路的小人很多，陛下想要寻求言路就难，想要阻挠它就容易。一旦阻挠它，人们就会以进言为戒，恐怕陛下不能完全了解外面的事情，希望加深考察。”尧俞说：“臣尽至诚告诉陛下，陛下不体察，也无可奈何，希望为国家更深思远虑。”于是下到御史台，尧俞与岩叟商议等待治罪，于是共同上奏说：“臣等本月十八日在延和殿奏事，蒙受宣谕说臣等依附谏官朱光庭，弹劾翰林学士苏轼撰写馆职策题不当，臣等误承厚恩，上辜负任用，再不敢到御史台供职，伏候谴责斥退。”从十九日起各自居家，不久却降下尧俞、岩叟的札子交付三省。（二十二日进呈。王岩叟在朝论中叙述十八日入对时事【九】，起初很简略，二十七日供职后，另外叙述初次对答时的言语，才更加详细，只是文字互换，颇有不同，其实并无差异。现在参考删修，只作一段，以便于观览。因为二十三日既已降下各自供职的命令，二十五日三人都在等待班次，二十七日仍然都入宫谢恩，未必登对，也没有理由再重说许多话。）

译司封员外郎盛侨担任国子司业。国子司业过去只设一员，于是又增加了一员，盛侨与黄隐共同担任此职。（苏轼起草的诏词说：“先帝开创辟雍，以培养众多士人，到现在已经多年，求学的人如云聚集，教师儒者的职责，这也是很重大的。因此增派乐正之官，以主持司成之教。”）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言：“近来曾弹劾国子司业黄隐学问浅陋，操守邪僻，行为不知义理，处事不遵循公道，教化之地，他不适宜居处，恳请罢免黄隐的职务，但未获批准施行。（吕陶前章附于十月末。）臣谨按：黄隐冒领学职，无法训导诸生，徇私枉法的行迹，众人不服，嘲笑讥讽，喧传于学校。近日考核私试文章，不与祭酒、博士共同决定去留，竟敢专断放纵，提拔其女婿张汝明为第二名。升降高下多出于他的私意，都是这类行为。恭敬地认为，在太平盛世，为官职选择人才，循名核实，都想要适宜称职，即使是一司、一局的米盐簿书之责，也不敢虚授，如果有旷废，必定论其罪。而师表之官，是风化的渊源，却让素行阴险的人窃据职位久处，那么士人效法什么？臣下受什么鼓励？恳请检阅臣前章及今所奏，早日赐下诏令罢免，以顺应公论。”又说：“黄隐平日徇私无状，本来应该罢黜，况且现在盛侨已任司业，那么黄隐不可还处在冗员之位，玷污教育之托。恳请早日赐下施行。”过了很久，才将黄隐左迁为鸿胪少卿。（政目八月十五日黄隐改任鸿胪少卿，实录没有记载。曾肇集有制词说：“烦言屡至，士不诚服。”朱无惑《萍州可谈》说：“黄降与时宰韩绛同名，于是托故改名隐，清议贬之。”按：黄降在元丰五年正月任监察御史，八年五月迁殿中侍御史，十二月二十五日改任司业，都不是韩绛当政时。又“绛”与“降”音同而字别，恐怕朱无惑的话不可信。又八月十五日，丁骘的话当一并考证。登科记：黄降，开封人，治平第四年第四人及第。）

朝奉大夫章楶任吏部郎中。御史孙升上言：“章楶自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有此任命。按：章楶曾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内臣甘承立在本地大肆贪暴不法，残虐人命近千人。臣近来听说公安县僧人清愿，向荆南陈诉，在打造上供物品处收拾承立虐死的无主工匠骸骨数百具，筑大冢埋葬。道路听闻者无不痛愤。哪有仁圣在上，而承立小臣竟敢残虐人命到如此地步！实在有章楶在本地迎合承立，以希求进用，随意上下，无所不至。所属官员稍违承立意，章楶就借其他事弹劾他们，所以承立肆意虐人，无所忌惮，都是章楶所致。臣私下认为章楶职掌一路刑狱冤滥，身为朝廷外台耳目，坐视承立残虐平民性命，以为容纵，成就其恶，阻隔不上闻，按章楶之罪，重于承立。现在承立虽流放岭表，不足以偿还冤命万分之一，而章楶置之不问，反被迁擢进用，何以惩小人之恶，作为后来之戒？恳望圣慈详察，特降诏令罢黜，以慰存没之冤。”章楶不久知越州。（四月二十二日知越州，大概除吏中未知改命。）

朝散郎黄景任职方员外郎。起初，文彦博推荐楚建中、李之纯、唐义问、范�、杜纯及黄景共六人。黄景当时知怀州，杜纯等都被提拔任用，文彦博又以黄景进言，所以有此任命。（此据文彦博奏札增入。）

校书郎黄庭坚任著作佐郎。

权知陕州陈侗任直秘阁、知梓州，陈侗辞谢。（六月末，吕陶的话可考。）

诏令看详诉理所：“凡元佑元年明堂赦恩以前内外官司所判公事，情可矜恕者，都允许在原限内进状诉理，依前诏看详。”（政目说，诏令诉理所展至元佑明堂赦以前。）

诏令：“助役钱只许支充补助役人费用，年终具报剩数上奏。”（政目十八日事，新、旧录都没有，当考详增入。）

壬申，诏令：“明堂赦书条目很多，都是为了宽恤下民。深怕官吏奉诏不虔，令各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分别按察所属，纠举不如令者。如果监司违慢，令互相察举上闻。”（旧录有此，新录却不书。）

甲戌，恢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编类章疏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听说古人有话说：“武王直言争辩而昌盛，桀、纣沉默不语而灭亡。”凭一个士人的直言争辩，难道足以导致成周的昌盛？一个人的循默，怎能加速夏、商的灭亡？是积累的结果。为什么？因为直言争辩的话通达，那么壅蔽的祸患就消除。壅蔽的祸患消除，那么忠言日闻，忠言日闻，那么变故止于未然，祸患消于未兆。《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那么它的昌盛，不也是应该的吗？

译如果顺从沉默的风气滋长，那么蒙蔽的祸患就会形成。蒙蔽的祸患形成，那么忠直的言论就听不到了。忠直的言论听不到，那么变故就会在不可预测中发生，灾祸就会在已经发生后才到来。《诗经》说：“虽然没有了老成持重的人，还有先王的法度，竟然都不听从，国家的命运已经倾覆。”那么它的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蒙蔽对国家的伤害，其祸患就像这样，所以秦国虽然强盛，拥有千里坚固的城池，本应是子孙万世帝王的基业，然而赵高近在咫尺，指鹿为马，那么四海九州之远，把混乱当作治理，把安定当作危险，把白色当作黑色，把贤能当作愚笨，本来就不值得奇怪。因此百姓穷困而君主不体恤，下级怨恨而上级不知道，风俗已经混乱而政治不修明，这是蒙蔽到了极点，也是秦国灭亡的原因。

译世间的治乱，取决于君子与小人的消长以及他们在内外的位置罢了。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常担忧被排挤在外，而小人常担忧被排斥在内，因此自古至今，太平盛世少而乱世多。既然如此，朝廷拥有君子，难道不值得珍视吗！

恭敬地想到两位圣上临朝以来，首先开放言路，提拔任用正直之人，天下所谓忠信端正善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才，全部收录并任用，没有遗弃遗漏的。近代得人之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了。君子一天天进用而小人一天天退避，正道一天天增长而邪恶一天天消减，在朝廷上人才济济有周朝初年的风气，这是首先开放言路的效果。臣愚笨不才，恰逢清明之时，得以担任言官之职，曾经蒙受恩赐应对，奉行承蒙圣上的教诲，使臣能尽情进言没有隔阂，即使有过失差错，圣上的慈爱也为臣主持公道。臣铭记训诫，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想要治理好国家而征求言论的本意，不过如此。

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恭敬沉默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垂帘听政处理各种政务。一日万机之繁杂，四海九州之遥远，深居宫室之内，所以共同处理政务的，是当国的元老、执政大臣罢了。假使这几个人都至公无私，处理事情没有一件不符合道理，还应当广泛通达耳目，杜绝渐萌之患防止细微之弊，何况他们未能都至公无私，处理事情没有一件不符合道理，而陛下却在耳目之臣议论的时候，放置党附之疑心，开启小人的缝隙。疑心缝隙一开，谗言巧诈必定兴起，那么君子不可胜数地遭到诛杀，而进言的人不能安心任职了。进言的人不能安心任职，那么结党营私的说法盛行，出卖正直掠取美名的言论传入，那么即使圣明的听闻也不能没有疑惑。圣明的听闻有了疑惑，那么其蔽塞必定达到厌恶言论的地步。厌恶言论那么顺从沉默的风气兴起，壅塞蔽塞的祸患产生，忠言不再听到了。臣私下担心这不是朝廷的福气。

臣不胜大惧，希望陛下深思往古的明鉴，不废弃前日的训诫，除去党附的疑心，对待端正善良的君子，不要让顺从沉默的风气兴起，壅塞蔽塞的禍患产生，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伏望圣慈稍微留听。臣不胜恳切披沥肝胆，激切待罪之至。

贴黄：“御史中丞傅尧俞历经四朝，白发一节，端方重厚，朝廷内外共同知晓，必定不会偏袒谏官，以辜负陛下，自污平生的操守。侍御史王岩叟刚劲不屈，超擢进用，都出自圣上的知遇，必定不会偏袒谏官，以辜负陛下，自己招致弃绝。”

乙亥日，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任监察御史。这是听从御史府的举荐。

国子监丞张缋任正字。

宣德郎陈烈解除退休，充任福州州学教授。本路监司说陈烈虽然年老但精神尚好，请求加以任用，所以有此诏令。

广南东路经略安抚、都钤辖司说：“西染院使、本路钤辖杨从亲自率领招募的士兵，抓获贼首岑探及其党徒。”诏令：“亲自抓获岑探的人授予西头供奉官，仍然赐钱二百万，令经略安抚司上报姓名；其余官吏等捕贼的功赏，迅速具文上报，应当根据轻重推恩。那些新州、南恩州、新会县的百姓原本因为焚香祈福，入山避贼被杀以及中毒死去的，其元佑元年未缴纳的租税以及所有拖欠的债务全部免除，仍然用常平钱米赈济他们的家庭。其余因为捕盗践踏田宅，以及追呼妨碍废置生业的，也免除一半，都赈济给他们。凡是诏旨没有详尽的事情，令比照类似情况施行完毕后上报。”（蒋之奇传云云，已见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刑部说，请求将南京，郓、□、曹、徐、齐、峻、济、单、沂、滑、澶、博，沧、亳、寿、濠、泗、宿，南剑、汀、建州，淮阳、广、邵武军，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邢州巨鹿、平乡县，潞州鸡泽、平恩、肥乡县作为重法地方。听从了。

是日乙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的札子，执政中有想要降旨明确说明苏轼有错的，太皇太后不听，于是说：“苏轼与尧俞、岩叟、光庭都被逐出。”执政争辩认为不可。

丙子日，诏令：“苏轼所撰写的策题，本来没有讥讽祖宗的意思，又因为向来官府考试人，也没有将祖宗治体评议的，大概是学士院失于检阅。札子与学士院共同知晓，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迅速依旧供职。”这是听从右仆射吕公着的议论。

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说：“苏轼只是临文偶尔失于周详考虑，本来不是有罪。听说进言的人未止，深虑烦扰圣聪，恐怕导致陛下另有行遣。臣因为受恩深厚，虽然不是职事，而不避僭越之罪，辄敢奏陈。大概此事或者听说因小有言，恐怕导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希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的意思，只乞求以朝廷本置谏官，大概是为了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现在人臣小过，本来没有邪心，言官不须深论。如果其引咎求去，那么说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你们应当共同成就朝廷之美，那么必定不敢更有他说。以陛下圣明，思之必定熟，而臣敢妄有所陈，也是愚诚有所虑，不能自止。”

是日丙子，殿中侍

译御史孙升上奏说：（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译我私下观察尧、舜治理达到极盛之时，忠厚到了极点，就说“宽恕过错，不论大小”，而孟子认为“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们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们都仰慕他。”君子不幸有了过错，小人则无处不作恶。过错虽然大，不妨碍成为君子；恶行虽然小，终究归于小人。过错改正而不吝惜，就成就有德之人；恶行积累而不掩盖，就成为大奸之徒。过错可以宽恕，而恶行不可容忍。

我见翰林学士苏轼昨天撰写馆职考试的策论题目，他的言辞说“想要效法仁宗皇帝的忠厚，却担心百官有司不尽职守，以至于懈怠”，虽然担忧在于百官有司，但下文称“汉文帝是宽厚长者，以至于朝廷之间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而没有听说有怠惰不尽职的弊端”，这意思是仁宗皇帝的政事有弊病了。他的言辞说“想要效法神宗皇帝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州县长官不理解他的意图，而流于苛刻”，虽然担忧在于监司、州县长官，但下文称“汉宣帝综核名实，以至于通晓文法的人都能精通其才能，而没有听说有督察过甚的过失”，这意思是神宗皇帝的政事有过失了。况且正想要师法祖宗，却极力称赞汉文帝、汉宣帝的政事没有弊病和过失，大概说他们没有弊病，那么这里一定有弊病，称赞他们没有过失，那么这里一定有过失，那么苏轼的命题言辞难道能说是没有过错吗？

苏轼曾经应考方正直言科，文辞俊逸敏捷，下笔如流水，不避嫌疑，于是涉及痕迹。如果说苏轼有意讥讽，那么苏轼不是丧心病狂，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我私下认为苏轼因命题的失误而自行承担，这是君子改过不吝惜，就效法了成汤的德行。陛下因苏轼命题的过错，而下达降职放逐的罪责命令，这是忠厚到了极点，而宽恕过错不论大小，亲身践行尧、舜的仁爱了。君臣的德行，难道不美好吗！朝廷的体制，难道不正大吗！我近来听说苏轼居家不出，恳求离职，多达四五次。又为自己辩解掩饰其非，而不认为自己有过错，这就违背了改过不吝惜的德行了。陛下慈仁爱敬，追回降职放逐的罪责命令，以表明苏轼没有过错，如果只是一时包容还可以，怎么能逃避天下日后公正的议论呢？我愚昧地深深为朝廷感到惋惜。

我愚昧不才，在言官职位上待罪，是陛下的耳目之臣，居于朝廷纪纲之地。正当是非纷起之时，独自没有一句话，并不是为了苟且容身的计策。我认为文辞的过错，君子也会有，不必深辩，而是非的道理明白如黑白。陛下至明至圣，透彻洞察事物情理，而当国的元老、执政大臣，都是天下认为公忠正直的人，一定没有偏爱憎恶的言论，来迷惑圣听。而苏轼因俊敏的过错，承受言词的失误，又有什么妨碍成为君子，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却不是这样。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叔因上奏议论降职放逐的罪责命令，而陛下怀疑他们依附谏官，而认为苏轼没有过错。傅尧俞、王岩叔居家待罪，而元老、大臣却没有刚直不阿的议论，来辨别是非，只是下达札子命令傅尧俞、王岩叔供职。两人的去留，实在关系到国家体制，如果降职放逐的罪责命令保留而未下达，那么这两人有什么脸面出来任职？而朝廷的体制从哪里端正？我在这个时候，怎么能默默坐视，辜负陛下耳目纪纲的托付呢？希望圣慈详细考察汉文帝、汉宣帝彼此轻重的言辞，体察尧、舜、成汤宽恕过错、改正过错的德行，早日发出先前降下的降职放逐罪责命令，以成全君臣的美好，以端正朝廷的体制，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升虽然有这道奏章，傅尧俞、王岩叔既已承诏立即出来就职，到二十七日才入朝谢恩，现在附在此处，不另外书写。）

丁丑，朝散大夫、知徐州杨绘恢复天章阁待制。杨绘自翰林学士因罪被责降，至此因赦令叙用。

兵部郎中杜常任光禄少卿。太常丞贾易任兵部员外郎。

诏令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着任景灵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礼仪使，由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全面主管。

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张诜去世。

戊寅，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孙永任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观兼集禧观公事，立班佩鱼参照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的例子。三天后，孙永去世，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康简。（孙永去世在二十八日，现在附见。旧录孙永传说：“当时司马光变更免役等法，孙永参与有力。先前，谢景初任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因与娼妓淫乱被免官。元佑年间设置诉理所，而孙永认为谢景初的罪过出于诬陷，为他洗雪此事，升任吏部尚书。元丰铨选之法，以推荐者多寡为差别。至此，孙永请求改不以推荐者多寡，而以到选先后为次序，士人议论不平。”新录辨说：“按：孙永历任内外官职，他任吏部尚书，大概是按次序选拔，不是因为洗雪谢景初的罪过。铨选之法以推荐者多寡则助长奔竞之风，所以孙永请求改法。”现在删去“当时司马光”以下至“士人议论不平”。）

刑部尚书苏颂任吏部尚书。

己卯，左谏议大夫兼权给事中鲜于世说：“蔡河拨发催纲司督京西、淮”

译南方粮食的运输，用以供应京城地区，半年时间尚且不能完成一次运输。请求命令催纲司统一按照各县道路设立赏罚的法令，促使人们各自努力建立功绩。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工部侍郎王克臣担任万寿观提举，这是因为王克臣请求退休的缘故。

宣德郎杨国宝担任太常博士。（刘挚云云。）

辛巳日，下诏命内中书舍人苏辙、刘攽编纂神宗皇帝的御制文集。

殿中侍御史孙升上言：（孙升上言的时间不详，斟酌后附在此处。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的指令，以及近来有人建议乡村出役钱的事，这两件事应当考证。）

臣近日奉元祐元年二月六日的朝廷旨意，司马光上奏章论述免役法对天下有五种危害，言辞激切，圣意感悟，立即施行，天下所有的免役法全部废除，都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差役法度施行。命令下达之日，四方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而且将吕惠卿放逐到福建，告知他首先建立青苗法，其次推行助役法。这样看来，免役法对天下的危害，陛下了解得很详细，诏令宣布得很可信，顺应百姓的疲惫而改变政策，难道是可以轻易决定的吗？臣曾经上奏陈述，认为陛下因为耆德正论，恢复实行祖宗百年的差役旧法，安抚百姓，休养疲惫困苦之人，朝廷内外欢欣鼓舞，天地鬼神都感到庆幸痛快。臣又说：现在民力困顿到了极点，不是十五年前所能比拟的，关键在于委曲周全地随宜斟酌施行，那么人们就不会有异论。

臣私下认为，祖宗一百多年的恩德深厚，深入人心，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知道为国家富裕而将财富藏于百姓的方法罢了。百姓没有钱财就无法生存，国家没有钱财就不够富裕，而钱币作为流通的货币，使财物在上下之间流通，而且钱币不是土地所产，也不是百姓所能制造的。各种货物产于山泽田野，在城郭出售，聚集在仓库，靠钱币来流通，但钱币不能让人吃饱穿暖。治理国家的人不取用百姓的劳力，而取用百姓的钱财，那么各种货物就无法出售，百姓就会困顿到极点。城郭和乡村的百姓互相供养，城郭财力有余，那么各种货物就有地方出售；乡村劳力有余，那么各种货物就不会缺乏；城郭富裕，国家也就富裕了。钱币在民间流通，就可以互相供养；钱币积聚在官府，最终就不会有所增殖。治理国家的人不把财富藏在百姓中，而积聚在府库，这是财力耗竭、上下怨恨的原因。

祖宗一百多年，圣贤治理国家的用度，资助国家、供养军队、防备边疆，政治方略很详细，而差役法实行于乡村而不涉及城郭，不是不知道城郭的人安逸而乡村的百姓劳苦。在平常无事的时候，让城郭的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物，出售各种货物，供养乡村，百姓顺着这样做而不觉得苦，乐于此而不疲倦。然而每一寸土地都不是私有的，每一个百姓都不是朝廷的臣民。朝廷对于百姓，就像父亲对于儿子，父子之间的财产应该不分彼此，所以古语说没听说过儿子富裕而父亲贫穷的。朝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计算费用的多少，根据积蓄的厚薄而平均取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使用不是出于私心，取用不是没有名目，欢欢喜喜地缴纳而没有遗憾。这是祖宗将财富藏在百姓中的方法。古人说：“与其有聚敛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大概盗窃从百姓那里取用，还有停止的时候，或者侥幸能免，而聚敛则没有停止的时候，一定要到穷尽才停止。现在根据元祐元年九月十八日的朝廷旨意，各路城郭五等以上，以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按旧法缴纳免役钱五分，从今年正月开始，收到的钱，如果各处的坊场、河渡钱，支付衙前重难及纲运公人接送食钱的经费，确实不足，才允许将上述钱款贴补支用，其余的都封存堆积以备紧急时使用。臣自从奉到上述指令，日夜竭尽愚虑，不敢轻易议论。臣近来听说四方百姓，自从下达上述指令后，纷纷不安，认为朝廷命令更改不定，而刻剥聚敛之徒苟延残喘、窥视时机，庆幸有空隙，再次施展毒害，这是臣不敢沉默的原因。臣私下认为，陛下起初因为司马光的话感悟圣意，恢复实行祖宗差役旧法，废除出钱免役，而放逐首议之臣，宣告四方，鼓舞天下，却又让城郭减半出钱免役，城郭的百姓，自祖宗以来，没有差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目而没有定数。今年让城郭免役，这就是取用没有名目了。贴支有余，封存堆积以备紧急使用，这就是沿袭聚敛了。无名聚敛的痕迹还沿袭着以前，那么建议放逐的臣子必定在后面讥讽，臣愚昧地深深为朝廷惋惜。臣认为与其没有名目地从百姓那里取用，封存堆积在府库以备紧急使用，何不将财富藏在百姓中，让他们互相供养，等到紧急时再取用呢？希望圣慈详细考察臣所奏的内容，宣示给重事元老、执政大臣仔细商议得失，早日赐予裁决，以安慰四方百姓的心，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贴黄称：“良医治病，必须去除根本，这样就没有后患。朝廷既然知道免役法危害百姓而废除它，却又沿袭旧例让他们出钱，这就是余毒还在。余毒未除，疾病必定发作。所以近来有人建议，让乡村原来出役钱三百贯以上的人不让他们充任差役，依旧减半出钱。都是乡村的百姓，为什么唯独有钱可以出？如果认为物产丰富，人力强壮，那么或者让他们频繁充任差役，或者让他们增加充任差役的年限，以减轻下户的负担也可以。自从免役出钱以来，乡村极力的人户破

译（百姓的财产）被搜刮得几乎殆尽，所剩无几。如今又沿袭以往收取免役钱的做法，以此作为剥削的手段，那么再过几年之后，家产丰厚的人家也将破产荡尽，这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臣最近询问福建路提刑喻陟，他说福建一路八州，现有的结余钱款还足够支付十年雇役的费用。而殿中侍御史吕陶从成都府路回来，说西川每年坊场的收入足以满足一年的开支。如果各路的情况都如此，那么怎么忍心再次使百姓陷入困境，让他们出钱来封存储备呢？如今东南民间使用的没有完整的钱币，都是残破、陈旧、缺边的劣钱，而乡村出产的粮食丝帛，价格低廉却无人购买。城市居民相比十五年前，家破人亡的占十分之七八，这都是因为缴纳免役钱的祸患，这是上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并非臣一人私下所言。有人说近年开疆拓土的战争，耗费远超往昔，那么请求每年计算边防开支的缺口有多少，向各路城市居民按等级摊派征调以作补充，不将其定为常制，这样征收就有名目，不会成为聚敛财富的祸患了。（二月末，有章上疏论述买田募役，与此内容重复，所以两篇都保留。）

译注释

【一】“欠多者至数十贯少者亦三五百缗”，各版本相同。根据文意，怀疑“十”是“千”的误写。

【二】“物轻币重”，“币”字原作“弊”，根据文意改正。

【三】“是非可以立见者”，“立”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入。

【四】“崔象先副之”，“崔”字原作“翟”，根据《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六册《夏国主干顺文》改正。以下同。

【五】“永膺福祉”，“祉”字原作“社”，根据阁本改正。

【六】“经义”，“义”字原作“议”，根据阁本及注文改正。

【七】“成都府路”，“路”字原本脱落，根据《宋会要·选举》一一之四二、《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补入。

【八】“广南东西”，“东”字原作“路”，根据阁本及同上书改正。

【九】“叙十八日入对时事”，“事”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九十五

卷三百九十五

起讫时间：起于哲宗元佑二年二月，止于该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五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二年（丁卯，1087年）

全文

二月丙戌日，下诏：“内外各官府承传宣谕、内降手诏，或者奏请获得旨意，都要随即根据事务上报尚书省、中书省、枢密院复核奏报。如果事情轻微，或者已经获得旨意，不等待复核奏报，以及必须索取限期当日供奉的，允许官府施行完毕后，上报尚书省或枢密院，到月底汇总，前往核实查照依据。”（新录没有这条，现在从旧录。绍圣元年闰四月十八日戊子和六月八日丁丑可以考证。）

丁亥日，礼部尚书韩忠彦任枢密直学士、知定州。（根据刘挚的奏议，论述韩琦定策功劳有两篇，第一篇没有月日，第二篇称“去月十六日”，不知道“去月”指的是哪个月。张舜民为王岩叟作的墓志铭说：“九月任命为侍御史，论述韩琦定策功劳，分条上奏十一件事。”第一篇奏章共九件事，或许墓志铭把九写成了十一。又刘挚奏章称“臣等”，那么这两篇奏章必定是与王岩叟一同上奏的。现在以墓志铭为依据，将这篇奏章系于九月。刘挚十一月就担任执政，不在九月就在十月。根据王岩叟的朝论，实际上是在十月。）

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刘挚、侍御史王岩叔上言：

臣等听说有功绩而不被知晓，就无法勉励天下的忠诚；有德行而不被报答，就无法勉励天下的道义。忠诚道义之心消沉，谁来为国家效力？这是自古明君贤主之所以不敢一天忘记这些的原因，即使微小必定记录，即使久远必定伸张，以此作为天下万世对忠诚道义的勉励。

臣等看到已故赠尚书令、忠献公韩琦，在仁宗皇帝年事已高，继承人没有确立的时候，韩琦位居辅相，自任忧虑责任，舍弃自身忘记家庭，触犯嫌疑而冒犯忌讳，请求建立根本大计，在多年之间，他的言论不可胜数。又曾经携带《孔光传》进呈，当面指出汉成帝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的事，最终能够感动仁宗皇帝，天意开导醒悟，英宗于是从宗室藩邸被立为皇子，还没有超过一年，就继承大统。假如韩琦犹豫畏缩像普通人一样，以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作为次要计策，在几个月之间迟疑徘徊，安危的大计，大概就难以预知了。这是韩琦的功劳，是万世的功劳。

恭敬地认为英宗皇帝从潜邸接受天命，是天所命定的，用来开创保佑无疆的基业，顾念人臣有什么功劳呢？但是圣人认为天命必定借助人来发扬它，所以推举功臣在下。那么本来应当考察是非，比较难易，来核实实际情况，才可以昭示天下，取信后世。韩琦与同时在职的人去世已经很久了，于是有贪图功劳侥幸的人，出来掠夺功劳。元丰三年，已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一】，上书说他父亲在至和年间与三四个执政请求确立皇嗣，重大决议已经曾经确定了，希望彰显先父的忠烈。奏书既已呈入，朝廷怀疑这件事，有所询问考察，最终没有明确的证据确凿的议论来取信天下。朝廷于是仓促施行可疑的赏赐，诏书下达之日，公卿士大夫知道当时事情的人，没有不认为朝廷举措过当的。当时史官阿意迎合，又请求将这件事记载下来，公论因此愤郁不平。现在，臣等适逢编修先帝一朝大典，以及纂述旧事来立传，臣等认为不可不明辨直书，取信后世，谨分条列举九件事，来考察是非。

查：王同老缴进家传的文字，说是王尧臣在议定建储之日预先撰写诏书草稿，曾经怀揣着进献，意图等待仁宗皇帝开恩允许，就宣示它来定下这件事。现在诏书草稿不是从禁省得到，而是出自王同老，那么它的有无真伪还难以知晓，假使有它，因为王尧臣又怀揣着退下，那就是未曾获得批准，议论已经受阻了。诏书草稿虽然在，有什么功劳呢？果然有已经确定的旨意，那么这道诏书就使用了，不应该怀揣着回家。那么至和年间，重大决议没有确定，这是可以明确说出的第一点。

查元丰诏书褒奖众臣的功劳，说：“中外缙绅、近臣没有人知道。”臣等私下观察英宗皇帝即位超过一年，范镇作富弼迁官的制词说：“以往在至和年间，曾经担任冢宰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