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四

译这可以说是极其刻薄了。在丰收之年，粮食多到满地都是，即使多征收一些也不算是暴虐，更何况缴纳苗米一石，只输送五升，本来就不是沉重的赋税。积蓄稍微丰裕，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那么各地的粮仓自然足以救济百姓了。臣去年路过太平州，看到饥饿的百姓很多，却没有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人，大概是因为还有当年义仓所积存的米，足以赈济的缘故。又听说苏州、湖州的百姓，虽然蒙受朝廷运粮来救济他们，然而饥饿的人早上不能维持到晚上，往往不能沾受皇上的恩惠，而死的人很多。这才知道义仓确实是天下的好制度。现在它的条例制度都还在，希望从今年起恢复实行。”皇帝下诏命令户部详细审议。

译知越州蔡卞改任知润州。（蔡卞以及朱服、王古，都是政目记载的二日之事。）知庐州朱服改任知寿州。（朱服知庐州，在元祐六年八月十六日。）秘书少监王古兼任国子祭酒。

己卯日，新任命为吏部尚书的李清臣改任资政殿学士、知真定府。这是因为权给事中姚□弹劾李清臣不应当被召回任用，所以如此。（政目没有这条记载。六月十八日又召回李清臣。）

庚辰日，承议郎、签书颍州节度判官方事赵令畤改任光禄寺丞【一】。（政目记载为五月四日之事。黄庆基说是在十五日。）

辛巳日，王崇极改任引进使。（政目记载为初五日之事，应当考证。）

癸未日，苏轼同吕希哲、□安诗、丰稭、赵彦若、范祖禹、顾临上书说：“臣等凭借空虚的资质，充数担任讲读官。陛下圣明，天赋过人，学问日益增进。臣等才能有限而道理无穷，心里想讲说却口才跟不上，因此感到惭愧，不知道该怎么办。私下认为人臣进献忠心，就像医生用药，药虽然由医生之手进用，方剂大多传自古人，如果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不必都出自自己之手。臣等见到唐代宰相陆贽，才能本是王佐之才，学问足以做帝王之师，议论深切于事情，言语不离于道德，智慧像张良而文章超过他，辩才像贾谊而权术不空虚，对上能够匡正君心的错误，对下能够通达天下的意志。只是他不幸，做官没有遇到好时机。德宗以苛刻为能事，而陆贽用忠厚来劝谏；德宗以猜疑为权术，而陆贽用推诚相待来劝谏；德宗喜欢用兵，而陆贽以消除战事为优先；德宗喜欢聚敛财货，而陆贽以散财为急务。至于用人听取意见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罪己以收拢人心，改过以顺应天道，去除小人以消除百姓祸患，珍惜名位器用以等待有功之人，像这类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可以说进献苦口的药石，针刺危害身体的膏肓。假如德宗完全采纳他的言论，那么贞观之治就可以重新得到。臣等每次从西阁退下，就私下互相告诉，认为陛下圣明，必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之间相互契合，就像臣子与君主同时代一样。从前冯唐议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为之叹息；魏相列举晁错、董仲舒的对答，汉宣帝因此实现中兴。如果陛下能自己得到老师，不如就近选取陆贽。六经、三史、诸子百家，不是没有可看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只是圣人的言语幽深遥远，末流的学问支离破碎，就像山海的崇高深邃，难以一一推究选择。像陆贽的议论，打开书本就明白清楚，汇聚古今的精华，实在是治理与动乱的镜子。臣等想要选取他的奏议稍加校正，抄写进呈。希望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就像见到陆贽的面容；反复熟读，就像与陆贽交谈。必定能够激发圣性的高明，在岁月中成就治世的功业。臣等不胜区区的心意。”

甲申日，尚书左丞梁焘上表称病，请求出任地方官，诏书不允。梁焘再次请求外放，诏书断绝他的奏章，并给他假期让他治病。（御集记载在十六日。）

诏令南郊合祭天地，依照元祐七年的成例。（政目记载为八日之事。应当取四月丁巳日的诏书详细考证，现在暂且两存。）

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第二年六月十三日出任。）御史中丞李之纯恢复中大夫官阶。国子司业赵挺之改任京东路转运副使。（十五日黄庆基说如此。）司封员外郎丁骘改任知宿州。（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任封外官。）驾部员外郎胡宗炎改任提点京西刑狱。比部郎中孙亚夫的改任两浙转运副使。（从蔡肇到孙亚夫，都来自政目。只有孙亚夫，实录有记载。）

乙酉日，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说：近来命令讲读官一同将汉、唐正史中可以进读的事迹进呈，按照讲筵旧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如果命令一同进读汉、唐史书，就是讲官兼任读官的职责，请求专门命令读官抄录节选进读。听从了他的建议。

丁亥日，诏令礼官停止议论合祭。（政目记载为十一日之事，应当取四月丁巳日的诏书详细考证，现在暂两存。）

停止广南东路、西路铸造折二钱。（实录记载为十一日之事，政目却没有这条【二】。）

己丑日，审录京畿囚犯。（政目记载为十一日之事。）

辛卯日，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都被罢免，董敦逸改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改任福建路转运判官。因为弹劾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恰当。（新录既然在十五日记载二人罢免御史，改任转运判官，并且略载吕大防、苏辙对答皇上的话了，十六日又详细记载，显然是重复。现在删去略语，只保留二人改任的任命。政目记载二人改任转运判官在初四日。）

壬辰日，三省一同进呈董敦逸四份奏状，弹劾苏辙；黄庆基三份奏状，弹劾苏轼。吕大防上奏说：“董敦逸弹劾苏辙，应当三省共同签署的文字，都认为这是苏辙的罪过。”黄庆基弹劾苏轼说：

法律是天下公平的标准，即使是天子尊贵也不敢凭喜怒来轻重，何况是人臣呢？做人臣的如果想要废除法律来私自放纵喜怒，那么对上窃取国家权柄，对下遗留百姓祸患，其灾祸不小。查核礼部尚书苏轼，天性凶险，不顾义理，言语虚伪而善辩，行为邪僻而固执，所以名声足以迷惑众人，智慧足以掩饰

译不对，这恰恰是所谓小人的英雄、君子的祸害。陛下将他从罪废之中提拔，安置在侍从之列，外放镇守大藩，他本应奉公守法、遵循法理，却竟然专凭个人喜怒的私意，轻易废弛朝廷的制度。昨天他在颍州任上时，违反法令，在都厅设置账簿拘收赏钱，不依照条例，随意挥霍费用。等到因错判丁真配罪，被京西路提刑司按发取勘相关官吏时，苏轼已经调任扬州，又入朝担任兵部尚书了，却敢于越级上奏陈述，致使朝廷顺从他的请求，下令监司按发的公事不得取勘，导致案件拖延直至遇上赦免。考察苏轼的本意，不过是想要姑息小人，庇护旧吏，以此败坏法令罢了。苏轼先前在杭州任上时，有百姓颜益、颜章，因为受纳官不肯领取绢帛，率领众人申诉，并非犯有大错，苏轼不遵守法令，判决将其刺配。虽然他曾自行弹劾，蒙受朝廷宽恕免罪。然而苏轼所喜欢的人，即使监司按发公事，他也妄加陈述、横加议论，致使不得取勘；苏轼所厌恶的人，即使所犯罪行仅止于杖刑，他也判决刺配。这是什么道理呢？《尚书》说：“只有君王可以赐福，只有君王可以施威，臣子如果赐福施威，就会危害你的家族，凶险你的国家。”这是说威福的大权，只有君主可以专享。苏轼身为臣子，却想要放纵个人喜怒来决定人的罪罚，推究他不遵守法令的本意，大概存有轻蔑朝廷之心，他这不忠的罪过太大了。

译苏轼自从被提拔任用以来，拉拢结党，将同党安排到重要职位，依附他的人极力推荐提拔，违背他的人则公然排斥。先前推荐王巩，刚任命为宗正寺丞，又改任扬州通判，最终因行为不检点而败露。近来推荐林豫，从东排岸的职位，不问资历深浅，便直接差遣为通利军知军。先前任命张耒为著作郎，（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近来任命晁补之为著作佐郎，（元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都是苏轼极力引荐，才到了这个地步。至于秦观，也是苏轼的门生，向来号称轻薄，先前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已被言官弹劾罢免，却仍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的职务。因此那些奔走钻营的士人，趋附他门庭的像集市一样拥挤，只知有苏轼，而不知有朝廷。作为臣子却招揽权柄、培植党羽，到了这种地步，其祸患难道还小吗？近来高丽使者请求赐予书籍，这是祖宗朝代的旧例，而且多次曾赐书给他们，苏轼却违抗诏旨，极力说不可。等到都省批送交礼部，让吏员上报簿册，本不是重大的责任，苏轼却包庇吏员，极力强辩，非要争胜才肯罢休。都省统领六部，自有上下尊卑之分，哪有议论事情不当，还敢极力争辩的？推究他凌驾都省的意图，乃是怀有轻视朝廷之心，他不忠的罪过，又可见了。

苏轼在先朝时，肆意作歌赋诗，诽谤讥刺朝政，有关部门追究治罪，确凿的证据都还保存着。众人都认为他罪在必死，只有先帝怜悯他，只按轻典处理，将他送到黄州安置。先帝对苏轼，可以说是有了再造之恩，即使是天地父母，也没有超过这个的。苏轼不能感恩戴德，反而内心怀有怨恨，两位圣上陛下刚即位之初，任命苏轼为中书舍人，苏轼借起草诏令的机会，公然指斥先帝时的政事，毫无顾忌，传播到四面八方，士大夫读后，有识之士为之痛心，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考察苏轼的本意，只是想讥刺先帝，以发泄平日的愤恨罢了。苏轼起草任命李纯为河北都转运使的诰词说：“近来役钱贷息的弊端，民兵马政的劳役，都集中在北方。”又说：“黄河泛滥成灾，老幼奔走，流离失所于道路，十年了。唉！谁能替我慰劳安抚，使他们恢复旧貌呢？”周宣王继承厉王之后，万民离散，不安居，却能慰劳安抚他们，所以见于《鸿雁》这首诗。先帝时，北方怎么会有老幼奔走、流离道路的事呢？说是因为役钱、贷息、民兵、马政导致天灾，必须等待陛下然后才能派遣使者去慰劳安抚，这是把先帝比作什么朝代呢？竟是拿厉王的混乱来比拟。苏轼起草任命苏颂为刑部尚书的诰词说：“近来法律弊病在于繁琐，官员失职，盗贼很多，监狱市场纷乱。”先帝明察慎用刑罚，怜悯各种案件，开始恢复大理寺、刑部详定以及三省点检狱案的制度，怎么会法律弊病在于繁琐，官员失职呢？至于盗贼很多，监狱市场纷乱，只有汉武帝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相起事，甚至派遣直指使者去督捕。这才可以说纷扰，先帝时何曾听说有这种事呢？苏轼说这些话，是把先帝比作什么朝代呢？竟是拿武帝的暴虐来比拟。苏轼起草任命刘谊为韶州知州的诰词说：“你过去做使者时，亲眼看见百姓疾苦，直言不讳，身处困境而不怜悯，怎么知道有今天的报应呢？”刘谊得罪先帝，自认为职责在于奉行法度，有所不到位，应当公开议论，却张扬皇上书奏，因此被罢免江西提举，怎么能说是直言呢？至于“怎么知道有今天的报应”，这话尤其让人不忍听闻。陛下奉承宗庙，应当有所彰显先帝的伟大功业和美德，难道想要报复先帝时得罪的人吗？苏轼起草任命唐义问为河北转运使的诰词说：“我修定赋役之法，罢黜聚敛之吏，去除刻薄崇尚忠厚，致力于养育百姓。”先帝立法，难道不想养育百姓吗？先帝用人，难道不想去除刻薄而崇尚忠厚吗？现在说致力于养育百姓，是指先帝不能养育百姓。现在说罢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任用聚敛之吏。苏轼起草贬谪吕惠卿的诰词说：“如果有损害国家以害民的，都捋起袖子自称首领。”先帝立法，是想与天下共享利益，难道先帝圣明神武、英明睿智，冠绝百王，却肯听从损害国家害民的计谋吗？苏轼起草的诏令都在舍人院，希望陛下试着取来观看，大概还有言语未尽之处。

臣请拿常人来论。对着别人的儿子，辱骂别人的父亲，尚且道义上不能不诛杀，何况苏轼职务是代皇帝发言，却实际上诋毁先帝，按法律追究，应当如何呢？陛下奉承先帝的宗庙，每年时节祭祀，未曾不怀着敬畏霜露的感伤。现在却让讥刺先帝的人，位列侍从，置于朝廷，臣担心先帝的威灵在天，也应当垂下愤怒了。让苏轼在今天，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幸运了，现在却突然提拔他，急切任用他，唯恐来不及，臣担心天下的人也有议论陛下的。从前杨恽用“耕种南山，荒芜不治”的话，讥刺汉朝，宣帝尚且在市朝杀了他。私下认为讥刺朝廷罪过较小，至于讥刺宗庙，那么其罪恶不可容忍了。陛下认为苏轼有大功而不敢治罪，那么苏轼自从被提拔任用以来，没听说有丝毫功劳。认为苏轼

译如果有深厚的德行却不可贬损，那么苏轼的为人处世，贪污、积恶，没有哪样做不出来的。至于勾结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行购买曹姓人家的抵押田产，导致那人上下申诉、递交状纸长达八年，才判决归还。那些污秽恶劣的行迹，我不敢冒犯圣上听闻，不能说他是有德行的人。自从苏轼被提拔任用，人们期望他改过自新，他却放纵自己的喜怒，擅自掌握赏罚大权，拉拢结党，扰乱法纪纲常，公然在制诰中指责先朝。推究他不敬宗庙的意图，其实是存有轻视陛下之心。然而多年来，人们不敢进言，是因为苏辙身为执政大臣，党羽亲戚遍布要害职位，权势熏灼朝廷内外，能立刻使人陷入祸患，所以人们畏惧而不敢进言罢了。臣虽然极其愚笨，难道不知道话一出口灾祸就会降临，但正义在心中激荡，无法自我抑制，所以竭力为陛下陈述。希望陛下英明决断，对上以消除对先帝的诽谤议论，对下以匡正当今的法度刑罚。并命令中书省删去苏轼所撰写的制诰中涉及讽刺讥讽的内容，以警示臣子大不敬的罪过。又说：

译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必须先破除朋党。如果不是明智足以洞察细微、公正足以兼听各方、睿智足以独断专行的人，没有不被奸邪小人蒙蔽的。

在唐朝时期，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等人，结为朋党，扰乱法纪纲常，当时的名士没有不归附他们的，几乎败坏了天下。幸赖唐宪宗刚强明察，立即将他们斥退驱逐，所以小人不能得逞其志。唐文宗时，牛僧孺、李宗闵、杨庠卿等人，互相勾结，对上蒙蔽君主的耳目，对下独揽朝廷的权柄，文宗甚至临朝叹息，但最终也不能将他们除去。观察宪宗之所以能治理好国家，文宗之所以导致混乱，可以作为治理世事的鉴戒，没想到今天亲眼见到这种弊病！

臣最近弹劾礼部尚书苏轼，已经历次上疏陈述他的行为了。我私下看到门下侍郎苏辙，心怀邪念、徇私舞弊，援引同党，倚仗权势歪曲法律，务求与其兄苏轼互相充当臂膀，来扰乱朝政。苏轼在外答应给人安排差遣并公开推荐，苏辙在内为之呼应并加以任用。依附迎合的人立即得到提拔任用，违抗忤逆的人公开遭到排斥，对上不畏国法，对下不顾公义。臣请求陈述他们明显的罪迹：

查苏轼与吕陶交情极厚，最近推荐吕陶代替自己，于是吕陶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因为陪同高丽使节请求赏赐书籍的事，苏轼厌恶陈轩不依附自己，于是公开上奏朝廷，极力排挤诋毁，意图让陈轩外调，于是将吕陶升任为中书舍人。（吕陶升任中书舍人，在六月八日。）词掖近臣，是陛下的侍从，苏轼竟敢公然排斥不依附自己的人，而暗中想提拔他的同党，他专断威福的罪过太大了。

苏轼任颍州知州时，赵令畤任本州签判，苏轼与他往来甚密，每次参加赵令畤的筵席，就坐在堂上，进入卧室，只有两人而已，赵令畤家的妇女列侍左右，士人舆论极认为这是丑事。苏轼却公开向朝廷推荐，称赞他才能美好。访闻苏辙正在商议任命赵令畤的差遣，他肆意欺罔的罪过太大了。（五月四日赵令畤任光禄丞。）

国子司业赵挺之任御史时，屡次陈述苏轼不公的事迹，苏轼任礼部尚书，统辖国子监，日常务求搜集太学中的事端，凡是所判定的状文，多不依照学制，意图压制赵挺之使他外调。访闻苏辙正在商议任命赵挺之为转运副使，因同僚商议未达成一致，所以未敢进呈。他挟私怨而忘公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太府寺丞文勋以篆书游于苏轼门下，起初并不以公正的吏才著称，苏轼既然援引他，苏辙就任命他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在正月十九日。）监司按察一路，寄托委派的职责不轻，怎么能因为不是人才就授予他职位？徇私情而弃国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冯如晦任夔州路转运使时，查办公事不当，正被御史台推治尚未结案期间，苏辙因为他是四川人，就任命他为馆职，差遣知梓州。最近断敕刚下，冯如晦虽然依法被夺官，但差遣与职事，竟然没有变动，这可以说是依法用人吗？他恣意横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赵焑任鄜延路经略使时，想放弃熙河地区而不敢献议，于是写信给大臣。这时苏辙任中丞，得到他的信，就立即论列弹劾。幸赖谏官刘唐老上疏陈述他交通诬罔的罪迹，阴谋才没有得逞。陛下虽然没有加罪，但他也略无愧耻。欺罔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前日臣曾陈述执政大臣不务求协和，凡是想推行一件事，任命一个差遣，商量多日，多不能达成一致，严重的几乎发生忿怒争执，极伤国体。这是因为苏辙想提拔他的同党，所以众人议论不肯顺从他罢了。士大夫不顾节义，而竞相结党营私，以希求进身，是由大臣倡导率领的。臣愚昧，不知道大臣交结党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当今侍从之间是他的同党，十有四五；省寺之间是他的同党，十有六七；馆阁之间是他的同党，十有八九。其余暗中互相附会的，不可一一列举。苏轼曾经自称陛下称他兄弟孤立，认为陛下必定不怀疑他们，所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他的同党说陛下许诺苏轼大用，认为必定被信任，所以士大夫没有不争着趋附他的门下，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浸染日久，臣恐怕他们的权势更盛，朋党更多，那么成为国家的祸患，实在没有止境。陛下能不深思忧虑吗？

况且人臣侍奉君主，只有忠诚罢了。一言涉及欺罔，那么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任他。查苏辙推荐王巩累计数百言，陛下真以为他可用。不久淮南提点刑狱锺浚根究王巩在职期间的秽恶狼籍，实迹具存，于是被贬为监当。而苏辙也怡然自若，略不引咎自责。

程之邵，是苏辙的表弟。最近任夔州路转运判官，查办知云安军孙拱的事，孙拱与他互相争论，正被推治未见曲直，就任命程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六年十二月六日程之邵被任命。）况且事情在有关部门，应当原情定罪，怎么能因为亲戚的缘故，就骤然调动差遣，更获得美好的升迁？况且为人臣的，不应当有私心，哪有兄长喜欢的，就立即加以进用，兄长愤怒的，就暗中加以排斥？忘尽忠体国的诚意，而用招权徇私的志向，不加斥免，何以控制驾驭臣下？

译像苏轼这样的罪恶，其中最大且不可容忍的，就是忘记了先帝保全他的恩情，忽视了陛下提拔任用他的心意，借着撰写制诰的机会，公然肆意地进行指责讥讽。按照法律来论处，指斥皇帝，罪在不赦，更何况是指斥宗庙呢？虽然陛下仁慈圣明，想要显示兼容并包，然而苏轼的情理不顺，那又能拿国法怎么办呢？又能拿公众的舆论怎么办呢？这本来就是人和神所共同厌恶的。扬雄说：“天地没有不能包容的，不被天地所包容的，大概只有不仁不义的人吧？”陛下试着考察苏轼、苏辙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既不仁又不义的人了，这怎么可以容忍呢？孔子说：“厌恶身居下位却讥讽上位者的人。”大概是因为他们轻率放肆地说话，不知道畏惧忌惮，就会无所不为，所以厌恶他们。陛下试着观察苏轼、苏辙的所作所为，稍微失去控制驾驭，那么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既然敢于讥讽诽谤，那就是怀着没有上级的傲慢之心了，自古以来的奸臣，也没有见到像他们这样的。只是因为他们的权势熏天，内外交结，所以士大夫们各自怀着观望之心，不敢把话说尽。

译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上奏说：“黄庆基说苏轼所撰写的李之纯等六人的诰词，文辞涉及讥讽诋毁先帝，其中陆师闵的诰词一道，是范百禄写的，并非苏轼所撰。我们私下观察先帝的圣意，本意是想富国强兵，用来鞭挞四方夷狄，但一时群臣顺从迎合太过，所以政事有时失当。等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随时补救改正，这本来就是事理如此。从前汉武帝喜欢用兵，加重赋税伤害百姓，昭帝继位后，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大多停止或废除了这些政策。汉明帝崇尚明察，屡次兴起残酷的刑狱，汉章帝用宽厚来改变它。当时天下人都心悦诚服，没有认为这是诋毁先帝的。至于本朝真宗即位，免除拖欠的赋税以厚待百姓的财力，仁宗即位，停止修建宫观以休养生息，凡是这些，都是因时制宜，用来补助先朝缺失的政事，也没听说当时士大夫有认为这是诋毁先朝的。近来元佑以来，言事官有所弹劾攻击，大多以诋毁先帝为借口，这不仅中伤正直的人，还想要动摇朝廷，用意极其不善。如果不禁止，长远来看是不利的。”

苏辙又上奏说：“我昨天拿来兄长苏轼所撰写的吕惠卿诰词观看，其中提到先帝的地方，有这样的话：‘起初用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用孔子的圣明，不信任宰予。’兄长苏轼难道也是讥讽诋毁先帝的人吗？我听说先帝晚年，也对自己做过的事深深后悔，只是没有闲暇去改正罢了。元佑初年的改正，正是追述先帝美好的心意罢了。”太皇太后说：“先帝追悔往事，以至于流泪。当时的大臣有几个人，其中极有不善的，不肯劝谏制止。”吕大防说：“听说永乐战败后，先帝曾说：‘两府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相劝谏。’那么一时的过举，显然不是先帝的本意。”太皇太后说：“这件事皇帝应该深知。”吕大防说：“皇帝圣明，一定能洞察这件事。”于是得到旨意，董敦逸、黄庆基都给予知军的差遣。（吕大防、苏辙等人的话，新录都依据《龙川略志》，但不记载给予二人知军差遣的事，现在一并增入。董敦逸、黄庆基被任命为转运判官，政目在初四日记载了这件事。）

甲午日，户部上言：“左班殿直赵叔峣，自己陈述是袒免亲，因为父亲去世解官持丧，请求比照宗室换官的体例，支给俸禄。查宗室小使臣丁忧，都不允许解官，所以不停止俸禄。现在如果依照外官丁忧的条例，不再支给俸钱，担心他们失去依靠。请求凡是宗室担任小使臣，父母双亡丁忧的，袒免亲允许给俸，非袒免亲允许给半俸。”朝廷听从了。

权户部尚书钱勰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钱勰权户部，应当核查。）宝文阁待制、权知开封府韩宗道德任户部侍郎。（六年十二月以户部侍郎任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端明殿学士邓温伯任兵部尚书。（政目十八日。实录在二十三日记载。）龙图阁待制、知陕州王震动任永兴军。（政目十八日。实录无记载。）集贤院学士、知河中府李周任陕州。（政目五月十八日记载。）工部员外郎孙朴任司封员外郎。（政目五月十八日记载。四月初二日任工部员外郎。）

乙未日，尚书左丞梁焘上奏请求到便利的郡县养病，下诏不允许。

丙申日，左朝请郎、新荆湖北路转运判董敦逸任临江军知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黄庆基任南康军知军。董敦逸、黄庆基既然已有旨意给予知军的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以及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也说：“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宽容贷免，只让他们出使，我们担心后人观望，得逞私欲，敢于肆意狂妄诬陷。”所以立刻贬责他们。（根据苏辙《龙川略志》，进呈二人奏疏时，已有旨意给予知军差遣，不是因为御史章奏的缘故。李之纯等人当时也有言论。现在根据《略志》稍加删修。绍圣元年四月乙巳日，应当参考。）

戊戌日，校书郎陈师锡任工部员外郎、集贤校理。著作佐时彦任兵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政目二十三日记载。实录无记载。）朝奉郎常安民任开封府推官。（政目二十八日记载。三年五月八日安民从太博任丞。四年三月二日任江西运判。）太仆寺丞刘当时任河北转运判官。（政目二十二日记载。）

己亥日，皇弟武成节度使祁国公赵偲加开府仪同三司。（政目记载在二十六日。）

黄庆基、董敦逸被贬责后，苏轼用札子自我辩白说：

我自从少年从仕以来，因为刚直狭隘疾恶、直言孤立，被累朝君主所知，但也因此被群小所憎恨，由来已久了。自从熙宁、元丰年间被李定、舒亶等人谗言陷害。等到元佑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于之流，都以诽谤的罪名诬陷我，前后相传，专门使用这种手段，朝廷上下都共同明知。然而小人不用这个就无法深入我的罪责，所以他们的计谋必须出此下策。现在又听说台官黄庆基再次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于等人的旧说，也以此诬陷我，并说我妄用颍州

译官钱案中，将丁真误判为死罪，以及强行购买曹姓人家的田地等事。虽然知道朝廷已经察知其奸邪，罢免并废黜了那个人，但其中有关臣子大节的问题，在道义上不可不辩白。臣先前担任中书舍人时，恰逢朝廷放逐几名大奸臣，所拟定的诰词，都是依据原本下达的词头，所陈述的罪状，并非臣私下敢随意增减的。其中吕惠卿从前执政被责罚授予散官并安置，诛罚极重，当时蒙受朝旨节录台谏所陈述的吕惠卿罪恶下达，既然是词头中已有的内容，臣怎敢删减？然而臣子的心意，认为事情牵涉先朝，不能没有顾忌，所以特意在诰词中分别解说，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这是吕惠卿的奸邪，而不是先朝盛德的拖累。至于放逐的意思，则已经在先朝体现。大致说：“先皇帝求贤唯恐不及，从善如转圜。起初以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像孔子的圣明，不信任宰予。揭发其积久的奸邪，贬谪到辅郡。还怀疑他会改过，稍微赋予重权。又陈述欺瞒皇上的言论，接着有砀山的贬谪，反复教导告诫。恶念不悔改，浮躁轻率矫饰诬陷。德音尚在。”臣的愚见，认为古今像鲧作为尧的大臣，并不损害尧的仁德；宰予作为孔子的优秀弟子，并不损害孔子的圣明。何况再次贬黜，深恶其人，都是先朝的本意。那么臣微薄的心意，大概自认为没有辜负了。现在庆基反而指责为诽谤指斥，岂不是矫饰诬陷得太过分了吗？其余所说的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及诰词，都是庆基穿凿附会，以构成臣的罪责。只如其中有“劳来安集”四字，便说是厉王之乱，如果都像这样罗织人言；那么天下的人，更不敢开口动笔了。孔子作《孝经》，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幽王的诗，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呢？这种风气萌芽于朱光庭，盛行于赵挺之，而极盛于贾易。现在庆基又宗师他们，臣担心暗中中伤的危害，渐渐不可滋长，不仅仅是为臣而言啊。

译又庆基所说我任陆师闵诰词，说“侵渔百端，怨讟四作”，也叫做谤讪指斥，这词原本不是我写的，中书省案底，必定自有主名，可以覆验。明显是当时掌诰之臣，凡有被贬逐之人，都像这样定罪，这事不只针对我。所谓侵渔怨讟，意思也是指陆师闵而言，怎么能叫谤讪指斥呢？庆基把别人的词，移作我的罪，他欺罔之类都这样。又庆基说我妄用颍州官钱，这事正蒙尚书省勘会，但所用都是法外支赏，让人告捕强恶贼人，以及逐急将还前知州任内公使库所欠贫下行人钱物。情理如此，都可覆验。又庆基说我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八年，州县方才断还。这事原本是我任团练副使时，罪废之中，托亲戚投状，依条买下姓曹人一契田地。后来姓曹人来我处昏赖争夺，我实时牒本路转运司，令依公尽理勘验，仍便具状申尚书省。后来转运司派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依法决讫，其田依旧合是我为主，牒我照会。我怜悯小人无知，意在得财，我既备位侍从，不欲与之计较曲直，所以在招服断遣之后，却许姓曹人将原价收回，仍亦申尚书省及牒本路施行。现在庆基却说本路断还本人，明显是诬罔。现在公案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又庆基说我在颍州失入丁真死罪，这事已经刑部定夺，不是失入，却是提刑江之翰妄有按举，公案在刑部。我私下料想庆基诬我者非一，我既不能尽知，又现在朝廷已知其奸妄而罢黜其人，我不当一一辩论。但人臣之义，以名节为重，必须上烦天听。

太皇太后令辙谕轼说：“因为近来众人正相攻击，暂且须省事。”轼于是具札子称谢说：“天恩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肢体。感恩之泪，不觉自落。伏念我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所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高识寡，好善暗人，所以遇锺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为之涕流。我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我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

癸卯，礼部尚书苏轼说：“我伏见元佑贡举敕：诸诗赋题于子史书出，如于经书出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听。我今相度，欲乞诗赋题许于九经孝经论语子史并九经论语注中杂出，更不避见试举人治经。但须于所给印纸题目下备录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则本经与非本经举人所记均一，无可避。兼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只以工拙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所不知以为进退，于忠厚之风，不为无补。”诏依奏。今来一次科场，未得制度题目。

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蔡京请便郡，诏不允

甲辰，秘阁校理余中为著作佐郎。

侍御史杨畏说：“伏睹近降指挥，令两省各举台两员者。风宪之任，治忽所关，人主耳目所寄之地，可谓重矣。未闻令宰相属官举御史，御史与执政最为相关之地，执政已不自差，而使属举之，其异于自差无几。”诏前降两省举台官指挥，更不实行。

六月戊申，建武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李玮卒，上奠哭之，赠开府仪同三司。

庚戌，太妃门客□彦章补假承

陕西转运使判官张景先升副使。

辛亥，礼部说：“检准元佑五年二月十六日敕：‘勘会科场新兼诗赋，虑诸阙诗赋试官，其通判内可差之人亦许差充。’又元佑五年三月十九日礼部状准条：‘诸州应举不满百人，转运司预相度指近便州并试。’欲诸州应举不满一百五十

译，孙权依照上述条款一并加以测试。”采纳了他的建议。

译甲寅日，起居郎兼权知给事中姚□、起居舍人吕陶都担任中书舍人。（五月十六日。据黄庆基所言可考证。《政目》记载相同。）秘书少监王古担任起居郎。（《政目》记载为初八日。）秘书丞吕希纯担任起居舍人。（《政目》记载为初八日。）监察御史来之邵担任殿中侍御史。（《政目》记载为初八日。）知润州、集贤院校理崔公度担任秘书少监。崔公度推辞不到任，加授直龙图阁，仍然担任知润州。（崔公度先前以集贤院校理的身份担任知润州【一○】，是在元祐六年闰八月六日。《政目》记载初八日崔公度任秘书少监，但《实录》中没有记载。绍圣二年十一月六日，才任命新任命的秘书少监崔公度担任知宣州。查崔公度传记，记载他任知润州时，被召任起居郎，他上章辞谢，再次上章，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又任知润州。未满一年，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他像当初一样推辞。被任命为直龙图阁，仍任知润州。召他赴京城，他又推辞。绍圣二年，再次任命他为秘书少监，他又极力推辞，得以任知宣州。根据崔公度传记，任命他为直龙图阁没有明确的日期。现在附记于此。）右朝奉郎、司农寺少卿秦定担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政目》记载为初八日。《实录》记载在二十一日。）

王筌，被任命为冲照处士。（《政目》记载初八日，记载王筌任冲照处士这件事，应当考证王筌是何人。）

礼部尚书苏轼请求担任知越州，皇帝下诏不批准。

戊午日，中大夫、守尚书左丞梁焘担任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在此之前，梁焘因生病请求罢免职务，皇帝下诏让他担任在京宫观使。宰相上奏说按照旧例，非宰相不任命为宫观使，于是设置“同使”的名号来宠幸他。（七月八日任知颍昌府。梁焘罢免政事，必定有缘由，而《实录》只称他因病，新旧《宋史》传记都是这样。邵伯温撰写杨畏传时说，杨畏传话给章惇，说凭借苏轼、吕公著的势力驱逐刘挚、梁焘，那么梁焘也必定遭到弹劾。应当考证。《政目》记载观使也系于十二日。元祐六年正月，冯京已被任命为中太一宫使，冯京也未曾担任宰相，不知道梁焘传记为何这样说。应当考证。）梁焘起初因为议论边防事务意见不合，就称病请求罢免。奏章屡次上呈，都派遣内侍封还，仍然询问他一定要离开的理由，并秘密访求可用的人才。梁焘说：“信任不坚定，言论不被采纳，却询问可用的人才，这不是臣敢担当的。”使者再次到来，于是详细地手书上奏，说：“可以担任大任的人才，圣明的君主应当自己知道。只需要辨别邪正，公正地看待天下的善恶，使皇帝左右前后都能得到正直的人，那么天下就会受到福泽，宗庙社稷就有喜庆了。陛下一定要知道可以大用的人，没有比图谋任用旧臣中坚贞纯正、纯朴厚道、有威望的人更好的了，不被左右好恶的言论所动摇以改变圣意，天下就幸运了！”既然被授予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的职务，又四次上章请求补任外官，出京担任知颍昌府。临行时，派遣内侍赐予茶药，宣谕说：“已经采纳了你的话，再次任命范纯仁为宰相了。”（出京任知颍昌府在七月八日，这是根据梁焘行状删修，其可信与否应当考证。梁焘行状，张舜民所作：“公极力陈述疾病请求休息，担心荒废国家大事，虽然曲意表示优厚眷顾，但道义上不敢安心。奏章三次上呈，派遣内侍封还，公又极力推辞。在此之前，公议论边防事务没有决断，预先将书箱衣囊寄放在别处。第二天，搬空府邸迁居到观音佛祠。请求离去的表章再次上呈，皇帝下诏不批准，仍然断绝后续奏章，赐予优厚的告命。公认为大臣的议论大多不能施行，凭什么补报？决心以得到请求为期限。奏章屡次拜上不停，皇上接连派遣近侍相继到府第，封还札子，询问一定要离开的理由，以及命令秘密访求人才。公说：‘信任不坚定，言论不被采纳，而询问可用的人才，这不是臣敢担当的。’使者再次到来，就立即手书上奏，说：‘可以担任大任的人才，圣明的君主应当自己知道。只需辨别邪正，公正地看待天下的善恶，使皇帝左右前後都能得到正直的人，那么天下就会受到福泽，宗社就有喜庆了。陛下一定要知道可以大用的人，无过于图谋任用旧臣中坚正纯厚、有人望者，不被左右好恶的言论所动摇以改变圣意天下就幸运了！’而公的请求更加坚定。又过了一天，宣仁太后告知宰相，允许解除机要政务，让他担任在京宫观使。按照旧例，非宰相不任命为宫观使，便设置同使的名号，以资政殿学士、同醴泉观使之职。公推辞说：‘特别设置使名，恩礼优厚隆重，官制以来没有前例，臣不敢担当，希望得到便利的郡县以便赡养。’两宫派遣近臣宣谕说：‘皇帝不想让你离开，正要大用你。’公只是感激恩遇罢了。不久又上疏陈述前面所说的话，极力推辞同醴泉观使。奏章四次上呈，改任知颍昌府、充京西北路安抚使，因病免除谢恩辞别。出京之日，皇上命令中贵人赐予茶药，宣谕说：‘已经采纳你的话任用旧臣，再次任命范纯仁为宰相，等到你安顿好，就召你回来。’”）

手札赐给吕大防说：“现任执政官空缺人员稍多，现在想先任命右仆射一员，如果以现任官员依次升迁任命，又担心内外人心不赞同，必定导致议论纷纭。现在想来，不如暂且在旧臣中图谋任用。想任命范纯仁为右仆射，不知如何？如果稳妥得当，暂且先派遣一名御药院官员携带诏书召他赴京城，然后颁布任命文书。”吕大防上奏说：“

译进用大臣，不是臣下所敢越权干预的，如果按照所宣示的旨意，确实符合众人的议论。」己未日，派遣勾当御药院李倬携带诏书赐给观文殿大学士、大中大夫、知颍昌府的范纯仁，命令他乘驿车赶赴京城。在此之前，侍御史杨畏进言说：「外面的议论认为苏颂刚被罢免，恐怕必定会任用尚书右丞和同知枢密院事这两个人。其中一人天性狭隘，没有通达事理、治理政务的才能，而且固执己见、刚愎自用，未必没有感恩图报、挟怨报复的心思；另一人在器识、业绩、节操、才名声望等方面，一概看不出可取之处，只是因为与近亲联姻而身居兵部要职，朝廷内外已经纷纷议论、不满，何况让他担任宰相呢？」（右丞郑雍，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于是，听说将任命范纯仁为右仆射，杨畏又进言说：「治理天下的人依靠赏罚号令，何况宰相辅佐君主发布赏罚号令，以显示最大的公正呢！范纯仁去年统帅太原府，守边毫无功绩，上下防备松懈，西夏贼兵趁机侵犯麟州，践踏千里土地，死亡人数达数万，刚刚罢免帅职、降官，名字列在贬谪的名册中，而陛下却立刻任命他为宰相，这是赏罚不公，而功罪没有分辨清楚。如果认为他有功，那么罪籍尚未消除；如果认为他有罪，那么不应召回，何况让他做宰相呢！陛下任命宰相而赏罚不明，拿什么向天下昭示呢？」从此他连续上奏七次，都没有被采纳。监察御史来之邵又进言说：「范纯仁师从程颐，阴险狠毒、没有才能，对国家没有益处。」等到范纯仁到达京城，杨畏又进言说：「范纯仁从颍昌府被召回，还没有入宫觐见就张伞盖经过内门，这是不恭敬。」太皇太后都没有听从。（这是根据王铚元佑八年补录增入的内容。王铚又说：「太皇太后察觉进言的人观望吕大防、苏辙的意图，屡次攻击罢免宰相、执政，因为范纯仁是旧德，所以召用他，等到他到达国门才下达制书。杨畏和来之邵都议论范纯仁不应当做宰相，当时都认为杨畏等人暗中接受吕大防等人的意旨，不是公正的议论。」王铚所说的与邵伯温大致相同，需要进一步考证详实。）有人说：「杨畏与苏轼、苏辙都是蜀地人，先前攻击刘挚，后来攻击苏颂，都是暗中为苏辙铺路。太皇太后察觉杨畏的私心，所以又从外面召用范纯仁。杨畏不久又进言说苏辙不可大用。」（这是根据邵伯温《辨诬》所载，杨畏为苏辙铺路，恐怕不一定如此。已在六年十月十八日和二十八日提及，应当与王铚所录一并考证。政目记载，召范纯仁是在十二日，或许改为己未十三日，当作是日戊午。）

译辛酉日，资政殿大学士、右光禄大夫、扬州知州张璪去世。追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赐绢五百匹，谥号简翼。（此据王存所撰墓志。新修实录缺少张璪传，是因为旧录缺卷的缘故。王铚补写的传也应当另行编修。《政目》在二十八日记载追赠张璪金紫光禄大夫，在七月十二日记载赐绢五百匹。张璪墓志由王存撰写，《杂录》第一策中有记载。）

壬戌日，门下省、中书省后省上奏：“遵照朝廷旨意，编修在京师通用的条贯，收集到在京各机构的条件，修为一部书。其中涉及海行一路、一州、一县以及省、曹、寺、监、库、务的法令，都分别列出并送交所属机构；其中一时性的指挥，不可作为永久法令的，暂且保留依旧执行。其余共修成敕令格式若干册。所有元祐三年十月终以前的条贯，已经删修收藏的，不再施行。其中十一月一日以后陆续颁布的，自作为后敕；以及虽然在上述月日之前，但未经本省去取，并已行文送交的，都应当依旧施行。仍请求随着敕令格式的名称，冠以‘元祐’为名。”朝廷批准。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奏上言：“臣见元祐五年秋天颁布的条贯，规定百姓家中，祖父母、父母老病无人侍奉，子孙居丧的，听任尊长自行陈述，核实后允许婚娶。臣认为，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是人伦的正道，王道的根本。孟子论礼与色的轻重，不以所重的去迁就所轻的。丧期三年，实际为二十五个月，让嫁娶推迟二十五个月，这是色之轻的方面。解除丧期而婚配，接近禽兽，这是礼之重的方面。先王的政令也有适时从宜的，然而不设立居丧嫁娶的法令，是因为危害太大。近世才设立‘女子居父母及丈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都听任百日外嫁娶’的法令，这已经损害礼教了，然而还可以从权而冒行，是因为女子柔弱不能自立，恐怕有流落不测的祸患。现在又让男子这样做，这是什么道理呢？男子到了可以娶妻的年龄，即使没有兼侍，也足以奉养父母了，现在让他解除丧期而婚配，这简直是让百姓以色废礼，岂不太过分了吗？《春秋》记载常礼的变通，一定说是从某人开始。假使秉笔直书的史官记载说：‘男子居父母丧得以娶妻，从元祐开始。’难道不是当世的弊病吗？臣仔细考察，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自提出请求，当时法官没有仔细考论，便立为法令。臣忝居礼部尚书之位，前日又在迩英阁进读时，论及此事，不敢不奏报。恳请圣恩特别下达命令，削去上述条款，稍微纠正礼俗。”癸亥日，诏令听从苏轼的请求。

甲子日，资政殿学士、真定府知府李清臣任户部尚书。（《政目》六月十八日。实录在八月二十五日。再次召用李清臣，必有议论，只是未见记录，应当考求追附。）资政殿学士、同知醴泉观梁焘任颍昌府知府。（此据《政目》。梁焘与刘安世一同外放，实录在七月癸未，现在不取用。）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刘世任真定府知府。（《政目》六月十八日。实录在八月二十七日，现在从《政目》。韩瓘云云，应当附注在八月二十七日。）提点河东路刑狱毕仲游玩职方员外郎。（《政目》。）

乙丑日，左宣德郎、秘书省校对黄本官秦观任正字。（《政目》十九日。实录在七月二十四日。）

丙寅日，刑部上奏：修立到司门条，其中陈请废置移复城门、关津、桥道的，都申报刑部，以及部送官物出入画时，具列部送人姓名，申报所属寺监及尚书本部。朝廷批准。

戊辰日，诏令各地原本没有县学的地方擅自创建，以及旧学舍损坏允许百姓出钱物修整的，各杖一百。因为尚书省上言外路多违法科率建造学舍的缘故。

权工部侍郎王钦臣权吏部侍郎。（《政目》二十二日。）都水监丞鲁君贶任水部员外郎。（《政目》二十二日。）秘阁校理、徐王府记室官龚原任两浙转运判官。（《政目》二十二日。）

辛未日，吏部上奏：凡是转运提刑司依赦令奏到的知州、县令在任政迹优异的，请求给予升名次。朝廷批准。

壬申日，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左朝散郎苏轼任定州知州。（按苏轼奏议，八月十九日以端明殿侍读、礼部尚书身份，论读汉、唐正史，那么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经除授定州。又实录在九月十三日再次记载除授定州，恐怕六月二十六日所记载的有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州任未行，所以九月十三日再次除授，而实录不能详细记载原因。应当考求。六月八日，苏轼请求改任越州，未获批准。七月二十四日，苏轼又以新任定州知州请求改任越州知州，诏令不允。《政目》也在二十六日记载苏轼任定州知州。）资政殿学士、定州知州许将任扬州知州。（《政目》六月二十六日。）

癸酉日，尚书省上奏：“以往勘会官员因恩赏与占射差遣的到

译对于在铨选中长期等待名次的人，都予以升迁；那些被积压一年以上尚未授职的人，考虑到是否也可以减少年限或给予其他恩例，送交吏部仔细参照申报。起初认为占据射选差遣的情况，或许也可以减少年限或给予其他恩例，但因为这种行为不应当得到这样的酬报，或者已经通过转官循资而涉及侥幸，有的就予以删削，有的则改为授予指定差遣或升迁名次之类，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废除占据射选。如今吏部一律改为减少年限进行磨勘，这却是每年增加转官、荫补和请给，本部四选应当再次进行详细考察。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译尚书省上奏说：“查访得知，各路的兵夫，大多被奸恶之人以售卖熟食为名，暗中加以杀害。其管辖地区的官吏及有关责任人，又因为弊端根源深远，刑罚罪名极重，不切实抓捕，只以兵夫逃匿为由，导致无法追究惩治。由于尚未特别设立告发和抓捕的专门赏罚条例，本县的县令、县佐，以及管辖兵夫的官府，还有当地居民、同队兵夫等，也各自没有觉察、赏罚及连坐的法律，应当交付刑部制定法规。”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

甲戌日，都水使者□安持被任命为太仆卿。（《政目》记载在二十八日。绍圣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安持担任都水使者。绍圣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任职。）

乙亥日，左朝散大夫、代理河北路转运副使叶伸免去“代理”二字。（因为七月二日来之邵弹劾张景先及叶伸，所以特别列出此事，或者可以删去。）

这个月，直龙图阁、秦州知州吕大忠加官宝文阁待制，再次任职。（根据吕大忠本传记载：任命为直龙图阁、秦州知州，任期满一年，加官宝文阁待制再次任职。行状记载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再次任职在绍圣八年。查考吕大忠在元佑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加官直龙图阁、秦州知州，到绍圣八年六月刚好满三年，因此附记在月末，再等待考证详细情况，或者附记在年末。）

注 释

【一】赵令畤“畤”字原作“时”，根据阁本、活字本、《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传及下文改正。

【二】《政目》中没有这个“乃”字，原作“仍”，根据阁本改正。

【三】诽谤讥讽朝政“讪”字原作“诎”，根据阁本、活字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1052苏贬逐改正。

【四】公正足以兼听“听”字原作“德”，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五】不仅中伤正人“正”字，阁本、活字本、《长编纪事本末》卷1052均作“士”。

【六】绍圣四年三月二日担任江西转运判官“三月”，阁本作“二月”。

【七】后来转运司差派官员勘验得知姓曹的人招供无理狡赖“司”字原作“使”，根据阁本及《东坡奏议》卷一三辨黄庆基弹劾札子改正。

【八】又黄庆基所说臣在颍州错判丁真死罪“入”字原作“人”，根据阁本、活字本及上述《东坡奏议》改正。

【九】恭敬地用来周旋“旋”字原作“全”，根据阁本、《长编纪事本末》卷10西苏贬逐改正。

【一○】公度先前凭借集贤校理的身份担任润州知州“校”字原作“贤”，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一一】先前攻击刘挚“挚”字原作“贽”，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一二】不可作为永久法度“为”字原作“谓”，根据阁本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八十五

卷四百八十五

起讫时间：从哲宗绍圣四年四月乙酉日开始，到这个月庚子日结束

卷 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五

帝 号：宋哲宗

年 号：绍圣四年（丁丑，1997年）

全 文

夏季四月乙酉日，详定敕令司上奏说：“各路凡是更改役法、衙规的事项，都命令户部审阅，上报尚书省，等到推行完成，就依照元丰旧法一事命令户部指挥，每季度结束时上报。”皇帝批准了这一建议。（新本删去。）

枢密院上奏说：“河东路从去年秋天到现在，折克行等人多次统领军队出塞，没有不胜利的，前后共抓获贼寇首领三千多级。最近出兵援助修筑葭芦，军队刚刚返回，几天内，将领带兵出界，照应泾原路进筑，直到西界地方长沙川以来【一】，扫荡贼寇巢穴，斩首二千级，获得牲畜、铠甲兵器，焚烧荡平贼寇营帐不少。贼众因此远远逃遁，不敢在边境耕种放牧。最近根据鄜延路经略司奏报：近日西夏贼寇趁夜直到大理河以来耕种，白天则退回贼界，公然往返，完全没有畏惧顾忌。这是因为本路军威不振，向来不敢出塞讨击，导致贼界敢如此轻视。现在他们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尚且敢如此安然往来耕种，那么界外两三百里间，百姓耕种都不失业。如果到秋天夏天大有收成，资助贼寇粮食，就必定又成为集结大军大规模侵犯边防的计谋，使边民不免受害。想要命令鄜延、环庆路经略司详细考虑，应当切实多方探察贼界有贼马屯聚或部族居住的地方，决有万全可乘之机，就不限定时间，选派精锐兵将前去痛加讨荡。使贼界军队不解除戒备，百姓不敢安居耕种，以免秋天收成后再次成为边患。况且现在西夏人已困顿，应当乘势攻扰，使其不得暂时安居，这样就可以坐致其困败。各路帅臣如果能够精选将佐，整顿兵马，常为分番迭出讨荡的计谋，仍然大作声势，如同将要深入，使贼寇知道我方不可测度，分兵处处防备。仍然乘伺间隙方便，可以扰击，倏往忽来，出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