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七

译任命丞、崇文院检讨、崇政殿说书官赵师民为天章阁侍讲，赐予五品官服。起初，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安国、师民长期在经筵侍奉，他们的品行道义淳朴敦厚，堪比先朝时的崔尊度。”于是提拔了曪。

译己巳日，职方员外郎、同判登闻鼓院的张尧佐被任命为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谏官有余靖进言说：“外面的议论都说：‘张尧佐见识浅薄，倚仗后宫妃嫔的权势，已经得到了皇帝直接下达的命令，改赐章服，又通过内批给予省府差遣。大臣们模棱两可，不能坚持原则，于是给了他府界提点的职务。’我想陛下近年以来，每件事都想着治理好国家，削减奢侈的费用，减少后宫人数，杜绝不经正式程序的任命，没有因私情求请而得到的恩宠，这些都是陛下近来亲自推行的美好政事，怎么还能让外面的议论如此纷纷呢？我深深为陛下感到惋惜。大凡妃嫔、皇亲国戚，只要多给他们钱财，就足以表达恩意了。像张尧佐是进士出身，自然应当根据他的才能声望，给予相应的差遣。何必越级提拔，从而引起人们的议论呢？府界提点，比起省府判官，固然是降了等级，然而吕公弼以前也曾辞去三司判官，接受这个差遣，不到半年，早已升迁，议论的人不评价他的才能，只说他是故相的儿子，所以进用得太快。将来张尧佐如果按照这个例子升迁，外面的议论也一定会说是斜封、私谒之类的事情，恐怕会损害陛下的圣德。如果陛下一定要爱护他，不如给他一个有职田的近郡，足以表明陛下委屈自己以顺应公道的德行，对于张尧佐的资历品级，也没有什么损害。”

余靖又说：“张尧佐是修媛的伯父，进用不应该太快。从前郭后的灾祸，起于杨氏、尚氏，不能不引以为戒。”皇上说：“我难道会因为女宠而进用人吗？是因为臣僚们论荐才任用的。如果舆论不允许，应当再授予一个郡的职务。”皇上虽然说了这些话，张尧佐最终还是没有外放。第二年闰五月，被任命为户部判官。

下诏：曾经战死或被盗贼杀害的人，其子孙补入班行但年幼的，都给予俸禄。

辛未日，裁减广济河催纲朝臣一人，同时减少每年漕运军粮二十万石。

壬申日，下诏说：“国家设置巡检、县尉，是为了辅助郡县制止奸盗。我常想到他们的辛劳，而俸禄却不优厚，怎么要求他们尽力呢？从今以后，巡检、县尉的月俸，都特别发放现钱，不再折支。”

癸酉日，祠部郎中、集贤校理钱仙芝被宽免死罪，发配沙门岛，他因任秀州知州时犯有受枉法赃罪应当处死，特别宽免了他；前两浙转运使王琪降职任婺州知州，两浙转运使邵饰降职任洪州知州，都因为他们在钱仙芝被谏官弹劾之后才查办揭发。王琪、邵饰降官在五月庚午日，现在一并记载。

甲戌日，任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前往陕西，会同都转运使程戡考察铸钱以及修筑水洛城的利弊，并上报朝廷。

在此之前，韩琦认为修筑水洛城不便，上奏罢免此事，郑戬坚决请求完成工程。韩琦从陕西回来，就罢免了郑戬四路都部署的职务。郑戬改任永兴军知军后，又极力陈述修筑水洛城的便利，工程不可罢免；命令刘沪、董士廉像往常一样督役。渭州知州尹洙和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上疏论列，认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论纷纷不能决定，所以派遣周询等人去视察。郑戬起初命令泾原都监许迁率领军队作为修城的支援，等到郑戬罢免统领四路职务后，尹洙急忙召许迁回来，又发文书命令刘沪、董士廉罢役，并且召回刘沪、董士廉。蕃部都拦阻刘沪、董士廉等人，请求自备财力修城。刘沪、董士廉也因为属户已经聚集，官物无处交付，又担心违背蕃部的意愿，另生变故，每天增加版筑催促役夫。尹洙再次召他们，他们不从，尹洙急忙命令瓦亭寨都监张忠去代替刘沪，张忠也不接受。尹洙发怒，命令狄青率领军队巡视边境，追捕刘沪、董士廉，想要以违抗节度罪斩首他们。狄青给两人戴上刑具送到德顺军监狱，当时周询等人还没有到达。蕃部于是惊扰，争相收敛积聚，杀害官吏百姓作乱，又向周询等人申诉。周询详细上奏，下诏释放刘沪、董士廉，命令他们完成筑城。根据尹洙请求将郑戬下狱的状纸，刘沪、董士廉先被送到德顺军监狱，后来有旨意送到邠州监狱，又覆奏李克札子的状纸，董士廉系狱二十多天，只是不知道是哪月哪日罢了。

参知政事范仲淹进言说：“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上奏，内殿崇班刘沪、著作佐郎董土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私下认为这两个人，原本受四路都部署节制，前往修筑水洛城，并不是这两个人擅自兴役。等到四路都部署罢免后，本路部署司抽回军队，他们就应当依据罢免的命令停止修筑，不应该坚持抗拒。我推测他们的情由，大概是因为本人在那里厮杀立功，降服了周围的蕃部，又已经动手修筑城寨，害怕中途停止后，本路追究他们筹划不当，所以以死抗拒；一方面兴修，希望成功，也求免罪，始末可见，没有其他意图。况且刘沪是沿边有名的将佐，最有战功，国家应当爱惜，不可轻易抛弃。恐怕狄青因怒擅自执行军法，那么边上的将佐，必定都含冤，认为国家辜负了这些有功劳的臣子，人人解体，谁肯竭力担任边防事务呢？那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并不是将佐，也将一并枷勘。大概狄青是粗人，不懂得朝廷事理。万一两人被杀，他们的家属必定来京城申诉，也会有更多臣僚上言扰乱圣听。虽然知道将帅执行军法，但并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而是因为争利害，导致触犯帅威。从前陈汤矫诏以破敌，王浚违节制以下……”

译都赦免罪过并封为侯爵，以此勉励将领们。恳请陛下以圣明的慈爱，特别派遣宦官乘驿马前往那里，委托鱼周询、周惟德查清刘沪所犯罪行的缘由和情节，上报朝廷，并将他押送至邠州看管，听候朝廷旨意。这样一方面可以保全这两个人，不至于让他们因公事而被杀；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狄青、尹洙，避免被两家亲属以冤情为由提起诉讼。如果陛下允许臣的奏请，事情便可两全，彰显陛下保护边将的恩德，使武臣效死力来报答圣上的恩德。

译赏赐荆湖南路捕击山猺的军士钱帛，并派遣内侍携带手诏去查访捉拿斩杀的情况，上报朝廷。谏官欧阳修进言：

臣听说湖南的蛮贼，近日逐渐猖獗，杀戮官吏，锋芒不可抵挡。新派遣的杨畋，急于讨伐攻击，与郭辅之意见不同，不肯招降。又王丝离开时，朝廷也没有另外安排，担心王丝到了那里，与杨畋同谋。大抵蛮贼只可以招抚，突然难以剿灭，而杨畋等人急于展现功效，恐怕错失事机。现在深入进攻，那么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论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行。如果用兵在外防守，等待他们出来再攻击，却又看不到好处。大抵因为蛮贼所在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都可以出来侵犯。如果官兵守在东面，那么他们就出自西面。如果官兵守在南面，那么他们就出自北面。四面都防守，那么用兵太多，分兵拦截，那么兵力少容易失败。这是进退都没有可以攻击的便利。现在正蛮已经被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惑，其余山民莫猺之类，也都自行起来做盗贼。私下听说常宁一个县，几乎没有平民，大小盗贼，一二百伙。推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莫猺的风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捉鬼、邓和尚刚起事的时候，捕贼官吏急于讨伐攻击，遇到蛮人就杀，屡次杀害平民，于是导致莫猺惊惶。由此说来，那么本来没有做盗贼的心，本来有可以招降的道理。然而想要各盗贼都投降，必须先得黄捉鬼、邓和尚。

过去邵饰等人，邵饰先前担任湖南转运使，庆历三年四月调任两浙漕运使，不知道邵饰杀黄捉鬼究竟是什么时候。去年九月，因为桂阳监奏报蛮猺作乱，已经大致记载了这件事，应当是三年四月以前捉鬼被杀。查考余靖五月的奏疏，说衡州知州陈执方杀了捉鬼，欧阳修却说邵饰等人。欧阳修既然说邵饰等人，那么陈执方也在其中了。当初招降黄捉鬼的时候，失于恩信，致使他们惊逃。不久捕获了他，砍断他的脚筋，因而致死。现在邓和尚等人如果指前事为戒，估计他们一定不肯投降，如果说暂且招降，终究恐怕难以成功，必须展示可信的事情，推行感动人心的恩德。如果能让黄捉鬼、邓和尚先投降，其余的指挥可以安定。现在深入进攻既不可行，等待他们出来攻击又不可行，边杀边招也不可行，以臣思考，不如罢兵曲意赦免，展示信义推行恩德，或许可以招降使他们听命。臣也广泛询问从南方来的人，说如果我们推行信义，他们不难招降。邓和尚等人大的希望得到一个班行的官职，其次不过殿侍就足够了。正蛮叛乱者，得到一个团主的名称也就足够了。莫猺之类，让他们安心耕织，每年缴纳皮粟，成为平民，那是他们的大幸。现在如果不停止攻击，那么他们的危害越深。况且渐渐接近夏暑，南方湿热，士卒不习惯水土，必须担心死伤。仍然担心逼迫太急，那么潭州、郴州、全州、邵州各寨归顺的蛮人，都被诱惑胁迫而起事，那么湖南一路，可以成为国家的忧患。臣请求迅速命令两府大臣，深入探究招降和杀戮的利害，共同思考长远的策略，决定朝廷的谋略。如果拖延过时，致使他们猖獗，不幸官吏频繁遭到杀害，那么朝廷的体面，难以为了屈法而招降，他们因为罪行既多，一定担心不能自信，那么战争长久不能解除，危害没有边际。伏望圣明，尽早决断。

欧阳修又说：“臣听说杨畋最近与蛮贼战斗，杀得七八十个人头，又听说进入他们的巢穴，夺取他们的粮草储备，挫败贼人的锋芒，增加我军士气。杨畋的勇略，固然值得嘉奖，然而朝廷谋虑事机，应当思考长远。私下担心上下之心，急于平定贼人，听到这个小胜，就认为兵胜，不能镇静，对外显示轻率。其中两件事，尤其应该深思：一是不等成功，就实行厚赏；二是认为可以杀戮，更不肯招降。如果这样，那么计策的大失误而事情的深害了。现在湖南捕贼的人，杀一个人头，赏钱十千。官军贪图赏赐，见到平民都杀，平民惊惧，都起来做盗贼。除了邓和尚、李花脚等几个大头目外，其余随大小结成团伙的，不可胜数。现在杨畋所攻击的只是一个洞，聚集的已经两千余人，在两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暂时像鸟一样散开，必须再次聚集。臣看到自古以来蛮蜑为害的，没有听说全部杀尽的，必须是招降。过去因为邵饰等人对黄捉鬼失信，于是恐怕更难招诱。现在如果因为杨畋小胜，展示恩威，正是上天给予招服的时候，机会不可失。如果让杨畋自己打算，招降大头目，因为取得小胜，传播捷报，其余各处结集的，分别招诱，借此声势，一定可以全部投降，十天之内，湖南就安定了。如果失去此时，渐渐向夏热，用我们病暑的兵，抵挡他们惯习水土的贼，小有失败，那么他们的势力又坚固，不仅为害湖南，一定担心从此给朝廷留下忧患。现在在未完成之间，就实行厚赏，那么各处巡检捕贼官等看到杨畋获得赏赐，争着杀平民，而杨畋等人自恃因战得功，坚持不招降的意见，朝廷也倚仗杨畋小胜，更没有招辑的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那杨畋等人，伏乞暂且降下敕书奖谕，授予事宜，等到他们招安，便实行厚赏。现在湖南贼数虽然多，”

译然而首恶分子和真正的盗贼极少，其余的都是无辜遭受杀戮、被逼迫胁迫而沦为盗贼的人，从人情常理来说，怎么忍心全部杀光呢？只有能够保全活命的人越多，那么功劳就越大。仍然恳请明确说明这一用意，告知杨畋，对他的赏赐应当稍微延迟，这才符合事理体统。

译余靖上言说：“我访闻荆湖南路的州军，因为群盗的缘故，在距离山区二十里的地方，禁止百姓耕种，却不知这命令出自何人之手，这简直是驱赶百姓去当盗贼。我私下认为，中等及以下的百姓，向来没有积蓄，早晚的生活费用，全靠耕种和养蚕，一年不耕种，饥饿和寒冷就会同时到来。现在盗贼已经焚烧了他们的房屋，抢劫了他们的粮食，官府又禁止他们耕种，使他们彻底失去了依靠。想要不成为盗贼，是不可能的。况且衡州、郴州、道州、永州，相距不过千里，都是山区。盗贼刚兴起时，在山中往来活动的只有百来人。自从官吏发兵驱逐，而靠近山区的百姓都被杀害，那些没被杀而幸存的人，又被禁止耕种。千里之内的百姓，都失去了生计，如果不归附盗贼，又能归附谁呢！所以半年之内，聚集到了三四千人。由此可知，想要捕捉盗贼，却反而驱赶百姓成为盗贼。恳请特别下达命令，严厉责备湖南的监司、帅臣以及各州的长官，迅速发布告示晓谕百姓，让他们依旧随意耕种。那些先前曾窝藏盗贼以及被胁迫在盗贼中的人，也让他们招集回来，加倍安抚。先前下达的招降盗贼的命令，仍按原来的规定执行。”

又说：“我访闻湖南起初用钱财和绢帛悬赏购买蛮贼的首级，军人贪图重赏，在路上遇到人，就当作盗贼杀害，甚至有百姓头上插着标识，以躲避官军的杀害。因此，有标识的人，被盗贼杀害；没有标识的人，则被官军杀害。其中等以上的百姓，还能携带家属进入城郭以躲避祸害。中等以下的百姓，进入城郭则食物耗尽，所以逃亡到盗贼中。现在又在九疑山驻扎军队，以杀尽盗贼为目标，那么这一方的百姓，将永远陷入灾难之中。恳请朝廷特别推行恩德，撤回九疑山的军队，允许蛮人首领接受官职封赏，平民各自让他们恢复生计，以显示陛下包容忍让的德行。”

又说：“臣所奏报的湖南捉拿盗贼的士兵贪图重赏，枉杀平民的事，不久听说杨畋杀贼有功，已经推行了赏赐的典章。杨畋在五年二月己亥日，转任太常博士，赐五品官服，这时还未听说。余靖说‘已推赏典’，恐怕是当时曾有此议，后来没有实行。没有实行，或许是因为欧阳修的话，应当考证。恐怕认为臣的话迂腐不切实际，没有立即施行；又恐怕认为杨畋到任后，一定没有这种事。因为盗贼本来可以杀，百姓本来可以活，奖赏功劳惩罚罪过，两方面都不能废弃。臣所听到的，都出自南来士人的口中。自从杨畋到湖南后，才发放斩杀盗贼的赏钱，所以军人冒利贪杀，不分好人坏人，伤害了和气。恳请特别下达宣敕命令，凡是百姓不持有兵器，不与官军争斗的，都不得杀害。擅自敢拿百姓首级来冒领赏赐的，以故意杀人的罪名治罪；知情而不举报的，按照所属部门犯法不举报的条款处理，并追究主将的责任，以严肃军令。”

又说：“我风闻湖南蛮贼，攻打焚烧城郭，危害不止。我私下认为，盗贼本是山獠，居住在险峻的岩石地带，啸聚亡命之徒，出行抢劫掠夺。几年来，尚未造成很大危害，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气焰逐渐嚣张。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官军枉杀良民，以贪图重赏，靠近山区的百姓，都加入了盗贼中。杨畋等人攻打盗贼巢穴，意在彻底清除，因此盗贼出城攻城，以争夺生死。虽然听说朝廷屡次命令招抚，而杨畋勇猛刚烈，只想净尽盗贼。臣愚昧地认为，凭借朝廷的力量，对付数千盗贼，战胜他们不足以显示武力，不胜则足以成为耻辱。现在百姓都逃亡，盗贼没有积蓄，必须速战，才能见出胜负，如果能杀尽盗贼，只怕百姓也都被杀尽。我私下推测盗贼势力已经穷尽，想要投降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杨畋固执于先前的主张，盗贼也怨恨他，杨畋不罢免离去，盗贼必定心存疑虑。我认为应当趁着杨畋待罪的时候，杨畋待罪，或许是因为孤浆峒的失败，应当考证失败在何时。另外给他安排差遣。借这个说法，招谕蛮人，只说杨畋不明白朝廷向来招纳的意思，多行杀戮，现在专门委派良将，恩惠安抚我们的百姓。百姓因此可以回归，山獠因此可以安抚。事情平定之后，任用杨畋也不迟。我屡次奏报官军枉杀平民，朝廷不相信，现在广南东路也奏报连州土丁因为防备湖南盗贼的事，枉杀盐商四十多人，由此可以推知湖南的危害。恳请朝廷详细斟酌大计，不可过分爱惜杨畋而轻视荆南一路的百姓。”

范仲淹等人想要恢复古制鼓励学习，多次建议兴办学校，根本在于实行实学。皇帝下诏让近臣商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卫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这八人姓名，据李清臣史稿。等人共同上奏说：“我们恭敬地奉诏书商议，选拔士人应当寻求他们的实际才能，任用人才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现在教育不根本于学校，士人不考察于乡里，就不能核实名实；有关部门用声律病忌来束缚，学者专注于记诵，就不能充分发挥人才。这是提出建议的人所共同议论的。我们谨慎地参考众说，选择对现在有利的，不如让士人都定居本地而在学校中教育，然后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那么求学的人就会修饬自身了。所以制定了设立学舍、保明举送的方法。上面所喜好，下面所趋向。现在先考策论，那么擅长文词的人就会留心于治乱；简化程序，那么学识渊博的人得以驰骋；问大义，那么执着于经书的人就不专注于记诵

译了。那些诗赋方面不能尽情施展才华的人，可以杂用当代文体；经学方面不能迅速精通的人，仍沿用旧有的科举方式，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努力达到要求。这就是所谓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因此，首先制定策论的评分标准，简化诗赋的考试格式，询问各科经义的大义，这几项是主要的内容。至于州郡的弥封誊录，以及进士、诸科贴经之类的做法，都繁琐细微而没有益处，全部废除。法令施行后，再用赏罚来督促执行。这样，培养士人有根本，选拔人才不遗漏，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译乙亥日，皇帝下诏说：

儒者通晓天、地、人之间的道理，明了古往今来治理与混乱的根源，可以说是渊博了。然而学者不能尽情施展他们的学说，而主管部门却专注于声律病忌和章句训诂来束缚他们，那么那些杰出卓越的人才，凭借什么来奋发呢？士人有纯朴明达、质朴茂盛的美好品质，却没有专门学习养成的方法，那些修身励节的人，让与不贤之人混杂着一起晋升，那么那些美德敏捷行为的贤才，凭借什么来显现呢？这是选拔人才的极大弊端，学者自己以此为患，议论的人屡次进言。近来命令详细斟酌，仍然诏令政事府参酌裁定。大家都认为应当以学校来教育他们，然后才可以考察他们的品行实绩；先考策问和论说，那么辨析事理的人就能尽情阐述他们的观点；简化程序，那么学识广博的人就能展现他们的才能。至于经学世家，稍微增加新的制度，同时沿用旧有的方式，来勉励中等资质的人。繁琐的法令细文，全部废除。明确赏罚，使各自受到勉励。这样，那么对待人才的心意周全，选拔人才的方法宽广。用人态度浅薄的人，不可以要求他深厚。如今我建立学校、兴办善政，来尊崇士大夫的品行；而更改制度、革除弊端，来充分发挥学者的才能。教育的方法，勤勉也到了极点。主管部门务必严格训导，精心察举，以符合我的心意。学者务必增进道德、修习学业，不要错过时机。所有规定的条款，可以作为永久的法式。

诏令说：

州和县都设立学校，本道使者从所属官员中选拔担任教授，三年更换一次；如果吏员不足，就从乡里中有学问、有道德学业的人中选拔，三年没有私下的谴责，以名声上报。士人必须在学学习三百天，才允许参加秋季的科举考试；以前曾经参加科举的，一百天即可。父母年老没有其他人侍奉，取保人担保，允许在家学习，而由州里主持考试的人相互担保。禁止参加的有七种情况：一是隐瞒丧事、隐匿服丧；二是曾经犯过刑罚责罚；三是行为亏欠孝悌，有事实可指证；四是明显触犯宪法，两次经过赎罪处罚，或者没有经过赎罪处罚，但在乡里造成危害；五是户籍不在本地，假冒户口姓名；六是父祖犯有十恶中四等以上的罪行；七是工商杂类，或者曾经出家为僧道。这些人都不得参加。

进士考试分三场，先考策问，其次考论说，最后考诗赋，综合考核作为取舍标准，而废除帖经和墨义。又因为旧制度使用词赋，讲究声律病忌和对偶切当，定为考核标准，一个字违背，就在落选之列，使得博学之士，面对文章拘束忌讳，勉强迎合规范，美好的文辞和善意，郁结而不能伸展。如白居易的《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的《放驯象赋》，都是当时在礼部考试的作品，在对偶之外，自有意义可观，应当允许仿效唐体，使他们在其中驰骋。士子通晓经术，愿意回答大义问题的，试十道题，以晓畅分析意义为通晓，五通为中等标准；三史科选取明晓史意，而文理可取的人；明法科试断案，假设甲乙罪行，符合律令，知晓法意，文理优秀，为上等。这就是范仲淹等十事中的第三项“精贡举”，大致已在三年九月丁卯日记载。

戊寅日，延州蕃官巡检、右班殿直折保忠于右侍禁。保忠，原名马山，赐现在的名。庞籍在延州时，委托他防守开拓青涧川，利用他的部族作为蕃捉生，就在绥德废县设置营寨居住，屡次因功劳补任殿直。当时西夏数百骑兵突然闯入边境，保忠率兵抵抗战斗，抓获其首级、器甲很多，特别升迁他。不久又封他的母亲李氏为福昌县太君，庞籍说李氏颇知义理教诲的缘故。封李氏是在七月庚辰日，现在附带记载。

诏令开封府官吏受贿，即使遇到赦免，也不按惯例原谅。

己卯日，皇上在迩英阁拿出御书十三轴，共三十五件事：一是遵从祖宗训诫，二是奉行真宗的功业，三是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失，四是真宗爱民，孝思感动哽咽，五是守信义，六是不巧诈，七是好硕学，八是精六艺，九是谨言语，十是待耆老，十一是进静退，十二是求忠正，十三是惧贵极，十四是保勇将，十五是尚儒籍，十六是议释老，十七是重良臣，十八是广视听，十九是功无迹，二十是戒喜怒，二十一是明巧媚，二十二是分希旨，二十三是从民欲，二十四是戒满盈，二十五是为暴露的士兵感到伤痛，二十六是哀怜鳏寡百姓，二十七是访求屠钓之臣，二十八是讲远图术，二十九是辨朋比，三十是斥谄佞，三十一是察小忠，三十二是监迎合，三十三是罪己为民，三十四是损躬抚军，三十五是一善可求，小瑕不废。看着丁度等人说：“我读书闲暇时，选取臣僚上言及进对的事目可施于治理的，书写下来分赐给你们。”丁度及曾公亮、杨安国、王洙等人拜受赐书，于是请求注释其义，皇帝允许。

庚辰日，降知颍州、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的柳植为右谏议大夫、知黄州，因为未能察觉军贼张海发动部下的缘故。

录用唐尚父郭子仪的后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

壬午日，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升任集贤院直讲兼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韩琦请求召试，特别授予此职。

癸未日，诏令禁军料钱满五百有犯阶级者，从今以后不得作为情理可怜悯奏请裁决。

甲申日，免除衡道州、桂阳监百姓遭受蛮人劫掠以及土

译士兵入山捕捉蛮人的，赋役免除一年。两朝史书中的《诸蛮传》记载说：当时蛮人到达的地方，杀害掠夺居民，纵火抢劫财物，受害的人很多。皇帝下诏让受害者都编入入山捕捉蛮人的土兵，免除赋役有差别。余靖等人的奏疏或许附在此处。

译乙酉日，皇上询问辅政大臣关于《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义理上的异同，贾昌朝回答说：“《左传》多记载史事，《公羊传》和《谷梁传》专门阐释经书旨意，大体上都是以尊崇王室、端正赏罚为宗旨，然而三传的异同之处，考察起来也各有得失。”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丙戌日，丁度等人呈上《答迩英圣问》一卷。皇上通篇阅览后，指出其中六件重大事务，交付中书省和枢密院命令他们奉行。所谓“答圣问”，就是解释之前皇上赐予的三十五个问题。其序言说：“恭敬地奉命宣示御书文字十三轴。仰望窥探圣意，都是陛下上念祖宗基业，下思政治得失，叙述安危成败、忠邪善恶之事，咨询谋问下臣，让我们进言补益，怎敢不竭尽愚诚？私下思考，自古以来谋求治世的主君，没有不想振兴治道、安定邦国，接纳忠正、斥退奸邪，广开视听、成就功业的。然而实行这几件事，在于明察与威严果断罢了。明察就不会迷惑，威严就能善于掌握权柄，果断就能推行实施。总括这三者，坚守而不丧失，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臣等曾经阅读《唐书》，见到唐宪宗英明聪慧，留心各种政务，宰相陈说政事要点，必定反复诘问。既然穷尽了事理，就说：‘凡是好事，口头说说容易，亲身实行困难；你们既然为我说了，就应当去实行，不是空谈而已。’李绛回答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困难，陛下今天的处置，可以说是至理名言。然而臣李绛也认为天下之人，是顺从陛下的行动，而不是顺从陛下的言语，只希望每次说了就一定实行。’宪宗非常赞赏采纳。如今臣等亲自承受圣旨，阐明治政要点，也希望陛下每天与辅政大臣列举这些事项，推行实施，不要让唐代的君臣，独自享有前代的美名。”

这一天，五台山寺庙发生火灾。

丁亥日，皇上对辅政大臣说：“我每次让讲读官在面前阐释经义，不曾让他们有所忌讳回避。近来讲解《诗经》中的《国风》，多讽刺讥讽乱世之事，很值得作为鉴戒。”章得象回答说：“陛下留心思考六经，能够远鉴前代兴亡的踪迹，这确实是谋求治世的要害。”

江西转运使移文给所属州郡，凡是购买食盐钞，每百缗附加缴纳三分之一的钱。吉州通判李虞卿收受贿赂免除附加缴纳，事情败露，大理寺打算以枉法罪论处。知审刑院丁度说：“枉法，是指在典章法律上有所偏袒曲护。李虞卿所违抗的，只是转运使的移文罢了。”于是免去了李虞卿的死罪。

丁度喜欢议论政事，旧制规定，转运使及藩镇大臣辞别朝见，都赐给对答的机会。皇上刚即位，下诏让中书省、枢密院附奏此事。丁度说：“臣下出外任职，必定有所陈述。现在一律让他们附奏，这不是防止壅塞蔽塞的方法。”又认为由内臣审理诏狱不可取，于是援引唐代三司参按的旧例，请求任用御史，罢免内臣。丁度在这个月辛巳日担任知审刑院，这件事没有得到确切时间，附记在这个月末。赐对、治狱两件事，也附记在此。其是否实行，应当考证。李虞卿，《神录》一百十四卷有传，也提到附加缴纳，但未曾担任吉州通判，应当是另一个人。

谏官余靖上疏说：

“臣看见陛下屡次降下手诏，命令两府大臣条陈当今可以实行的紧急事务。这大概是陛下长久厌恶因循守旧的言论，思慕乐于兴起的治世，所以频繁垂问，等待嘉谋，本来想要极力改革，大力去除颓废弊病。大臣虽然时常进献谋略，未能符合陛下虚怀若谷的期望，或者烦琐地列为条目，徒然招致众人的愤怒，宁愿顾虑而不敢做事，这是什么原因呢？臣私下思考，自古帝王，必定因为大灾变、大患难，然后明君端正自身、贤辅协力，增修治道，来拯救时危。既然有非常之才，也凭借可为之势，这都是考虑开始最难的事情。以今天天下的事势，今天大臣所蕴藏的才能，今天众贤所议论的，臣料想必定不能符合陛下的期望。为什么呢？自从宝元初年，元昊僭越称帝，契丹骄横傲慢，在这个时候，人心惶惶只担忧国家倾覆，而不能得到非常之才，凭借可为之势，来修治国度，振兴治道，人们都归咎于张士逊、吕夷简，责备他们只能徇私，不识权变。自从吕夷简因病离职，陛下任用章得象、晏殊，又不能趁此时修举法度，以符合天下人的瞻望。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人心无所期望了。如果元昊和好之后，还有可凭借的形势，宽减民役、充实国用，是最先要做的。臣认为国家的要务，京城选择各机构的长官，边疆选择将帅之才，治理百姓选择循良的官员，理财委任明察的官吏，那么兵、农、刑、政，各种职务都修治了。裁减冗兵，节省费用，谨慎山海禁令，那么国用就充足了。减少摊派，体恤有无，去除侵吞渔利的官吏，那么民力就保全了。经常谨慎这些事务，百姓可以达到小康，都应当因事实行，不必每天陈说细碎的事务来招致讥讽。

‘君主之所以能制服天下的，是威令罢了。威无不震慑，令无不施行，臂指相互制约，没有违抗的。现在的士人，名路互相倾轧，不顾宪章，各自怀有倔强之心，这样的风俗弊病，不应该推崇助长。古代贤智之士，作为君王的仪仗；材武之臣，作为君王的爪牙。汉代的九卿，升任三公，唐代的十六卫，出领旄节，这都是储备人才在待用之地。现在临事默默无闻，’

译都将他们储备起来，让他们担任京师的职务，遇到紧急或重大的谋议，派遣大将统帅军队，想要派谁去呢？臣愚以为，当今为陛下谋划，只要能亲自掌握威权，大臣公正地施行赏罚，在内选拔百官，在外选拔将帅，挫败蛮夷的锐气，堵塞贼寇盗匪的根源，宽缓民力，充足国家用度，这就是天下长久安定的态势。余靖的奏疏称吕夷简因病离职，至今已超过一年。查考吕夷简在庆历三年罢免宰相，所以将这篇奏疏附在庆历四年三月末。余靖的谏草称“择取人望而任之”，张英的《政要》则记载为“章得象、晏殊”，现在依据《政要》。

译在此之前，参知政事范仲淹上言：“请求从翰林院中选拔三到五名医师，在武成王庙召集京城里习医的人，教导他们诊脉，并配制药物。至于针灸，也另外设立科目，等到满三年后进行选拔考试，成绩优异者进入翰林院充当学生。并且从今以后，没有经过老师传授学习的人不得进入翰林院。如果民间有能干的医生，必须由朝中大臣三人联名奏举，才能参加同样的考试，再委派宣徽院进行复试，优秀者才允许进入翰林院。如果是内廷及各个宫院的使臣，不是官办医学培养的医生，即使有疗效，只给予赏赐；如果服役十年以上，屡次有疗效的，才授予助教，或者安排为殿侍、三司军将，但不得进入翰林院。各道州府，既然已有医学博士，也命令所在地的博士进行教习，选派官员专门管理，委派监司提点。那些学生精通两部医书，可以免除户下的各种差役和配役；屡次有疗效，经保举证明上报朝廷，授予助教安排。这样可贵的是天下的医道，各有源流。”皇帝下诏宣徽院全部依照奏请施行。《会要》记载这是正月的事，现在附在三月末。

这个月，国子监上言：“儒者讲学的地方，不应该让医官并列其中。我私下看到唐代的制度，太常寺有八个局，太医隶属于其中，有博士来教导他们，他们的考试和任用，如同国子监的法度。请求命令太常寺主管实施。所有需要借用的经书，就命令本寺发文给国子监索取供应。”皇帝下诏交付太常寺。不久太常寺上言：“近来设置太医局，命令隶属于本寺，昨天命令暂且在鼓吹局讲说。现在招收的各科学生已有八十多人，那鼓吹局三间房屋狭窄，加上副南郊每天教习音乐，讲说不方便，请求迁移到武成王庙。”皇帝听从了。这根据《会要》乃是三月二十五日及八月二十二日的事，现在一并附在三月末，必须另外加以删去。

范仲淹上言：“臣私下看到尹洙的才学操行，是士大夫所推崇的。由台阁进用，就可以直接入两制，如果在边城骤然升迁，就有不便。因为去年春天，他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监许迁、张韶之下；去年秋天，转任司谏，管理经略司公事，在钤辖安俊之上。才半年，如果就授予待制，又升迁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劳，又不改变路分，单独受到宠爱提拔，众人的心情认为不便，对于体制也不安定。如果必须进擢，现在将入夏季，边境无事，暂且请求召尹洙赴京城，让他条陈奏报边事，观察他的陈述可取，就授予改职，然后让他驰往边境，也不晚。既然因为启发开导而受到特殊恩宠，边臣听说后，不会认为是越次。”尹洙最终没有被召见，也没有升迁。

下诏暂且停止科举考试。

译【一六】如今面对事务却毫无听闻

译【一七】昨日命令暂时在鼓吹局讲说。“昨”字原作“作”，根据阁本改为“昨”。

【一八】以及八月二十二日的事情。“日”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上。

【一九】特别受到宠爱提拔。“受”字原作“爱”，“擢”字原作“权”，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为“受”、“擢”。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八

卷一百四十八

起讫时间：从仁宗庆历四年四月开始，到该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

帝号：宋仁宗

年号：庆历四年（甲申，1044年）

全文

夏季四月癸巳日，下诏给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荆湖北路的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官：近来群盗聚集，没有全部捕杀消灭，你们要考察各路配军和编管人员中，有凶恶不可留存的，改发配到内地州军。

甲午日，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先前调发军士，前往湖南捕捉蛮贼，正值夏季瘴气炎热，患病的人很多，应当命令医官院派遣一名医学人员，快马加鞭前往诊视他们。”

乙未日，监察御史里行李京上言：“近来听说契丹在西北修筑两座城池，南边连接代郡，西边与元昊接壤，方圆数百里，将边境的生户以及丰州、麟州被俘虏的人口全部迁徙居住在那里，断绝他们回归汉朝的道路，违背了先朝的誓书，作为贼人的声援，其蓄谋已久，计谋不浅。况且国家前年刚刚修筑河北边境的故满城、阴城，再次盟誓之后，随即就停止了劳役。请求下达河东安抚司查问其中的缘由，或者趁着祝贺干元节的使者返回【一】，以信誓责问他们，使他们停止修筑这两座城池，以破除尚未发生的祸患。”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丙申日，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先前发兵捕捉衡州、道州、永州的猺贼，听说误杀了山下居民，应当命令给每人发放绢五匹，仍然要抚恤存留他们的家庭。”这可能是采用了余靖的奏议。

泽州刺史、冀州钤辖刘澄担任左千牛卫大将军、昭州刺史，暂代判左金吾街仗司、宁州刺史、高州钤辖周荣担任左千牛卫大将军、端州刺史，都是因为本路转运使上言他们年老体衰不能胜任事务。

谏官孙甫上言：“我私下听说刘沪等人修筑水洛城，而泾原副部署狄青因为刘沪等人不听命令，将他们戴上枷锁送往德顺军。这个案件关系到一方的利害，只是不知道朝廷如何处理罢了？过去曹玮曾经想要修筑这座城，以打通渭州、秦州救援军队的通道，恰逢边防多事，他的志向未能实现。自从西边战事以来，边防将领也屡次有谋划营建的，大概因为这座城在生蕃之中，未能打通。过去郑戬担任四路部署，与刘沪等人详细上奏修建的好处，而刘沪等人进入生蕃边界，使众人信服，逐渐建立城堡，朝廷已经奖赏他们的功劳了。近来听说韩琦等人宣抚回来，认为修筑城池虽然有利，但担心生蕃难以控制而功业不能成就，请求暂时停止这项劳役。郑戬坚决请求修筑城池，并且说刘沪等人招降的生蕃，都愿意借出耕牛来协助播种，而且城中有专卖酒类的利润，可以供给军需，如果不实行，刘沪等人即使被杀也不后悔。因为狄青的意思，原本就与郑戬不同，郑戬既然罢免了四路部署，狄青就根据韩琦等人的奏报，便抽调回水洛城的援兵。刘沪等人自认为已经见到功绩的端倪，只请求留下士兵来完成这项劳役。如果就以此定罪他们违抗主帅的命令，那么刘沪原本是为了地方的利害，最初禀承朝廷的命令，率领一千多士兵在数万生蕃之中，也曾战斗杀敌俘获，最终使他们服属，这也是他的勇略值得推崇的。现在因为主帅的话而治他们的罪，不仅使劳臣不再受到鼓励，他们招来的蕃部能不惊恐畏惧吗？虽然狄青作为一道的统帅，下面有不听从命令而朝廷宽恕的情况，狄青心中难免有不快。况且现在的将臣，像狄青这样材勇的人不可多得，这固然难以处置，只有朝廷能两全其美。”

余靖上言：“凡是不能接受大将节制调度的人，是指在军队行动的时候，应当前进却后退，可以行动却停止，动不动就面临机会，必然有胜负。像这类情况，如果有违抗的，载入军法，以统一众人。现在刘沪因为修筑城堡自有利害，与临阵逗留，不可以同等看待。况且水洛城占据陇山的有利地势，可以打通秦州、渭州的援军。过去曹玮在秦州，固然已经经营，等到李纮、韩琦，相继也想要开拓，而生户羌人有的投降有的不投降，所以不能成功。现在刘沪一战而使数百千户生蕃信服，趁着这个势头修筑城池，即使留下援兵，也不足以成为罪过。狄青所坚持的，只是认为在生羌之中修筑孤垒，担心贼人元昊来攻，有难以防守的形势，所以与刘沪等人意见不同，趁着愤怒而逮捕他们罢了。朝廷如果想要伸张大将的命令而治刘沪等人的罪，那么刘沪以威信招纳戎人，戎人刚刚来归，而谋划的人获罪，今后立功的人就会懈怠，而又对戎人失信，这绝对不可以。如果因为狄青倚仗公法发泄私愤而责备他，那么恐怕今后偏裨将领会轻率地违犯军令，这又不是朝廷的意思。两者之间，都是有害的。臣愚昧地认为生羌利于与我国交易，因为刘沪招抚的缘故献出他们的土地，不是刘沪就不能防守；刘沪如果失去职位，戎人将会产生异心。古代矫诏以及违抗节制调度的人，因为立功就可以赎罪，现在为朝廷考虑，应当严厉责备刘沪的罪过，而推恩宽恕他，让他城守，要求他以后的成效。仍然下诏狄青等人共同体会这个意思，刘沪等人所修筑的城池已经建成，将军既然已经困迫他们了，宽恕他们让他们自行防守。这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