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史藏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二十六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五

史藏 · 编年 · 已译 · 第 3431–3450 段

林希云云,今附注此。旧纪书韩缜杖部吏死,落天章阁待制,分司西京。新纪不书。

译林希所说的那些话,如今附注在这里。旧纪记载韩缜杖打部吏致死,被免去天章阁待制之职,改任西京分司。新纪没有记载此事。

降环庆路钤辖、文思副使郭忠嗣一官,徙永兴军都监,坐庆州军叛,忠嗣遣人送家属往彭原县,虚散首功帖子。朝廷以忠嗣讨贼有劳,又尝经德音,故止降徙而已。

  戊子,层檀国入贡,始通也。其王名亚美罗亚眉兰。国城距南海二万里【三】。便风昼夜行百有六十许日,经勿巡、古林、三佛齐乃至广州。传国五百年,十世矣。春冬暖。贵人以好越布缠头,服花锦白迭布【四】,乘象、马,官有月奉。其法轻罪杖,重者死。土产稻、麦、胡羊、山羊、沙牛、水牛、喰、马、鱼、犀、象、熏陆、木香、血竭、没药、硼砂、阿魏、苏合油、真珠、玻璃、卜萄、千年枣、蜜沙华三酒。交易用钱,三分其齐,金铜相半,而银加一分,禁私铸。人语如大食国。此据神宗正史一百十八卷增入,新纪于年末书层檀入贡,旧纪不书。

  秘书丞章惇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王安石言:「惇相度渝州夷事,多与转运司不同,可见其不肯诡随,宜擢用。」上令与外任差遣,安石乞用为检正,从之。冯京欲须惇到取旨,上曰:「便与之,不须惇到也。」寻又加集贤校理。加集校乃此月十五日,今并书。

  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寺曾布言:

  臣伏见言事官屡以近日所议差役新法不便,论议纷纭,上烦圣听。臣承司农之乏,而又备官属于中书,凡御史之言,臣所预见,考其所陈,皆失利害之实,非今日所以更张之意。虽陛下睿智聪明,洞照其说,然流闻四方,使任事者选懦观望,不敢营职,而怀贰沮善之人将因此汹汹,转相倡和,以疑天下之人矣。在臣之职,固不敢畏避强御俛默而不言也。

  窃以朝廷议更差役之法,志于便民,故虽遣使四方询访利害,而旷月弥年,未有成法可以施之天下者,以为民事之重,经画之际不可不谨也。惟畿甸之事至近而易讲,而所遣之官,其论说措置利害明白多可行者,及其成书,则付之司农,使共开封府提点司【五】集议,已又牓之诸县,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陈,此可谓详且尽矣。臣观言者之言,皆臣所未喻,岂蔽于理而未之思乎?抑其中有所徇而其言不能无偏乎?臣请一二陈之。

  畿内上等人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之所输钱,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言者则或以谓朝廷受聚敛之谤,或以谓凌虐赤子,此臣所未喻也。

  田里之人,困于徭役,使子弟习于游惰,罹于刑罚,至于追呼劳扰,贿赂诛求,无有纪极。今输钱免役,使之安生乐业,通略云不知有前日之患。乃所以劝其趋南亩也。言者则以谓起庸钱则人无悦为农者,小则去为客户、商贾,大则去为盗贼,此臣所未喻也。

  上户所减之费少,中、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则以谓上户以为幸,下户以为不幸,此臣所未喻也。

  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数,所在各异,虽一乡村,差役轻重亦有不同者,然昔日第一等则燍充中等之役,虽贫富相辽,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输钱,逐等之中,又别为三等或五等,其为均平齐一,无以过此。言者则以谓敛钱用等,则非法所能齐,所在各自为法,二三纷错,无所总统,此臣所未喻也。

  昔之簿书等第不均,不足凭用,故欲分命使者察诸县,使加刊正,庶品量升降皆得其平。言者则以谓旧等不可信,今之品量,何以得其无失?如此则是天下之政无可为者。此臣所未喻也。

  提举司昨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方司农、开封集议之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编敕三年一造簿书,所以升降等第,今之品量增减亦未为过。又况方晓示人户,事有未便,皆与改正,则今之增减亦未施行。言者则以谓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

译降环庆路钤辖、文思副使郭仲嗣一官,调任永兴军都监,因庆州军队叛乱,郭仲嗣派人将家属送往彭原县,并虚报首级功劳帖子。朝廷认为郭仲嗣讨伐贼寇有功,又曾遇赦免恩旨,所以只降级调任罢了。

戊子日,层檀国来朝贡,这是该国初次通好。其国王名叫亚美罗亚眉兰。该国都城距离南海二万里。顺风顺水昼夜航行,大约一百六十多天,经过勿巡、古林、三佛齐等地,最终到达广州。该国传国五百年,历经十代。春冬两季气候温暖。贵族用优质的越布缠头,穿着花锦和白迭布衣服,乘坐大象和马匹,官员有每月俸禄。该国的法律,轻罪用杖刑,重罪处死。土产有稻、麦、胡羊、山羊、沙牛、水�、猪、马、鱼、犀角、象牙、熏陆香、木香、血竭、没药、硼砂、苏合油、珍珠、玻璃、葡萄、千年枣、蜜沙华三酒。交易使用钱币,钱币成分为三份,金铜各占一半,银多占一份,禁止私自铸造。当地人的语言与大食国相似。此条据神宗正史第一百十八卷增补录入,新编纪事在年末记载层檀入贡,旧编纪事未记载。

秘书丞章惇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王安石化说:“章惇考察渝州夷人事务,大多与转运司意见不同,可见他不肯随声附和,应当提拔任用。”皇上命令给他外任差遣,王安石请求任用他为检正官,皇上听从了。冯京想要等章惇到任后再取旨意,皇上说:“直接给他任命,不必等章惇到任。”不久又加授集贤校理。加授集贤校理是在本月十五日,现在一并记载。

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同判司农曾布说:

臣听说言事官员屡次以近日所商议的差役新法不便为由,议论纷纷,打扰圣听。臣承乏司农之职,又在中书省备位官员,凡是御史所说的话,臣都预先见到,考察他们所陈述的内容,都失去了利害的实情,不符合今日改革的本意。虽然陛下睿智聪明,洞察他们的说法,但流言传到四方,使得任职办事的人畏缩观望,不敢尽职,而心怀异志、阻挠善政的人将借此闹事,互相呼应,来使天下人产生疑虑。在臣的职责范围内,固然不敢畏惧强权、低头沉默而不说话。

私下认为朝廷商议更改差役之法,旨在便利百姓,所以虽然派遣使者到四方询问利害,但历时多年,没有形成可以施之于天下的成法,认为民事重大,筹划之际不可不谨慎。只有京畿地区的事务最近且容易商议,而所派遣的官员,其论述处置利害明白且大多可行,等到写成文书,则交给司农寺,让司农寺与开封府提点司共同商议,又已在各县张贴告示,凡是百姓认为不便的都可以自行陈述,这可以说是详尽且完备了。臣观察言事者的言论,都是臣所不能理解的,难道是蔽塞于事理而没有思考吗?还是其中有所偏袒而其言论不能不偏颇呢?臣请一一陈述。

京畿内上等人家全部免除昔日的衙前差役,所以现在所缴纳的钱,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四五;中等人家过去充当弓手、手力、承符、户长等役,现在让上等人家以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都出钱来帮助他们,所以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六七;下等人家全部免除前日的冗杂差役,只充当壮丁,而且不缴纳一文钱,所以费用减少了十分之八九。言事者有的说朝廷遭受聚敛的诽谤,有的说欺凌虐待百姓,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乡野之人,困于徭役,使得子弟习惯于游手好闲,遭受刑罚,以至于追呼劳扰,贿赂索求,没有止境。现在缴纳钱免除差役,使他们安居乐业,大概不知道有前日的祸患。这是用来鼓励他们趋向农耕的。言事者却说征收雇役钱则没有人愿意从事农业,小的离开成为客户、商贾,大的离开成为盗贼,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上等人家减少的费用少,中、下等人家减少的费用多。言事者却说上等人家认为幸运,下等人家认为不幸,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天下州县,户口多少,徭役疏密,各地不同,即使一个乡村,差役轻重也有不同。但过去第一等人家就要充当中等人家的差役,虽然贫富相差悬殊,也不能改变。现在衡量其物力,让各等级缴纳钱,每一等级之中,又分为三等或五等,其公平划一,没有超过这个的。言事者却说按等级敛钱,则法律不能整齐划一,各地各自为法,杂乱无章,没有统领,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过去的簿册等级不均,不足以凭信使用,所以想要分别派遣使者考察各县,加以刊正,希望品量升降都能得到公平。言事者却说旧等级不可信,现在的品量,凭什么保证没有失误?这样就是天下的政事没有可以做的了。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提举司过去因为各县等级不实,所以首先确立品量升降之法,在司农寺、开封府共同商议之时,大概不知道已经曾经增减旧数,但编敕规定三年造一次簿册,用来升降等级,现在的品量增减也不算过分。况且正在晓示人户,事情有不便的,都给予改正,那么现在的增减也未施行。言事者却说品量立等,是想多敛雇役钱,提升补入上等以凑足配钱的数量。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而减少充当下等,却独自掩盖而不说。

,此臣所未喻也。

  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官物,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谓专副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谓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库,或把守城门【六】,此臣所未喻也。

译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

凡是州县的差役,没有不可以招募人手的道理。如今在衙门中登记名册的,几乎遍及天下,他们未曾不主管仓库、场务、纲运等官家物资,而承符、手力这类差役,旧法都允许雇佣他人,实行这种制度已经很久了。只有耆长、壮丁,因为现在所安排的差事最为轻微,所以只轮流差派乡户,不再招募人手。进言的人则认为,如果专使、副使雇佣人手就会造成官家物资的丢失损毁,耆长雇佣人手就会导致盗贼难以制止。又认为靠近边境的奸细之人如果应征入伍,就会焚烧仓库,或者把守城门,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

役钱之输见钱与纳斛斗,皆取民便,为法如此,亦已周矣。言者则以为纳见钱则丝挠粟麦必贱,以物代钱则有退拣乞索之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

  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羡余,乃所以备凶年为朝廷推恩蠲减之计,其余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谓助钱非如赋税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衙前、弓手、手力、承符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喻也。

  朝廷诏令与司农奏请,未尝不戒天下官吏以躬亲询访田里之人,务使人户今日输钱轻于昔时应役,则为良法,固无毫发掊敛之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七】,率钱七十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内。言者则以谓吏缘法意,广收大计,然畿内募役之余,亦无几矣【八】。两浙欲以羡余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喻也。

  贾蕃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諠哗词诉,其意必有谓也,诚令无所用心,亦可谓不职矣。蕃之不职不法,其状甚众。如团定保甲,昨差官体量,一县之中,所行皆不如当时之法。又有笃疾贫民,应对无礼,既违法使之赎铜,又非理栲掠枷锢其子,四日而死。至于借贷官钱,沽买村酒,残民犯法,谁敢尔者【九】!提点司见其有显过,因往治之,而又库钱数少,酒课额亏,钩考其由,皆得其状,乃编敕所谓因事彰露,或虽已去官,法所当劾者。言者则或以谓二府所选必非不才,或以谓蕃虽有赃私,乞一切不问,此臣尤所未喻也。

  大约御史之言,盖多此类。如蕃之不恤民,不畏法,可谓明矣,乃以谓赵子几务力行司农之政,不复顾陛下之法与陛下之民。夫司农之政,乃陛下之政,司农与子几职当奉行而已。使子几能力行陛下之政,岂不善哉?乃欲舍蕃而治子几,此尤可怪也。

  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牓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此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又以谓司农自知所行于理未安,若关与京尹,或致争执,有碍施行,所以公然不顾,不报开封府。夫所行之法,乃京尹韩维等之所共议,借使未尝共议,今所出牓,凡于民未便,听经所属官司,开封府乃所属官司,可以受其辞诉而不可以争执乎?开封府于民事何所不预,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诐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此。曾布集乃削此以上四十八字。若此之类,皆有文可考,有迹可求,而诞谩欺罔,曾不畏忌,况于是非晻昧难明之际哉!

  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错诸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事陛下之义不敢不尽也。愿陛下以臣所言宣示中外,使有识之士参考其是非。令臣言有涉诬罔,则诛夷窜逐,臣所甘心,陛下之法亦不可贷;如言不妄,则陛下亦当察其情伪而以大公至正之道处之,则天下之幸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问如何?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绘、挚分析。」冯京、王珪

  以为不当使分析,京又言绘、挚近日别无文字【一○】。上曰:「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复纷纷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绘作富弼辞,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安石曰:「『姤,后以施命告四方』,上下相遇,以命而已。见『大哉王言』,乃所以知『一哉王心』。今天下所以未肯一心趋上所为者,以好恶是非不着于天下故也。为天下,要知事本。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民无所措手足,其本在于名不

译征收役钱,无论是缴纳现钱还是缴纳粮食,都是采取对百姓便利的方式,制定这样的法令,也已经周全了。进言的人则认为,如果缴纳现钱,那么丝帛、粟麦的价格必然下跌;如果用实物代替现钱,则有被挑剔退选、乞求勒索的祸害。像这样应当怎么做才好呢?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过去的徭役,都是由百姓亲身承担,即使是遭遇凶年荒月、饥馑灾荒,也未曾停止过徭役。现在征收役钱,必定希望稍有盈余,这是为了防备凶年时朝廷推行恩惠、减免赋税的计划,其余部分又专门用来兴修农田水利、增加官吏俸禄。进言的人则认为,助役钱不像赋税那样有停征、减免的期限,臣不知道衙前、弓手、手力、承符等役种,是否也曾有过停征减免的情况,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朝廷的诏令与司农寺的奏请,未曾不告诫天下的官吏要亲自询问调查乡里百姓,务必使百姓今天缴纳的役钱轻于过去应服的徭役,这才是好法令,本来没有丝毫搜刮聚敛的意思。比如两浙一路,户数一百四十多万,征收的役钱只有七十万缗而已;京畿地区十六万户,征收的役钱也是十六万缗,这样两浙所缴纳的役钱大概只有京畿的一半。进言的人则认为官吏借法律之意,大肆征收,然而京畿地区招募役夫后的盈余,也没有多少了。两浙路想要凭借盈余来侥幸获利,司农寺想要以支出剩余作为功劳,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

贾蕃担任县令,本来应当奉行条令诏书,差役的事情如果有对百姓不便之处,法律允许他自行陈述,他却不肯接受,致使百姓前往京城喧哗诉讼,他的用意必定有所指,如果真的让他无所用心,也可以说是失职了。贾蕃的失职违法,情形很多。比如编组保甲,昨天派遣官员考察,全县之中,所实行的都不符合当时的法令。又有身患重病、贫困的百姓,应对时没有礼貌,贾蕃既违法令使百姓缴纳铜钱赎罪,又不合理地拷打、枷锁囚禁他的儿子,四天后儿子就死了。至于借贷官钱,购买村酒,残害百姓、触犯法律,谁敢这样做呢!提点刑狱司见他有明显的过错,于是前往查办,而且库中钱数短缺,酒税额度亏损,追究其原因,都查明了他的罪状,这正是编敕中所说的因事情暴露,或者虽然已经离任,依法应当弹劾的情况。进言的人有的认为二府所选的人必定不是无才之辈,有的认为贾蕃虽然有贪污私弊,请求一概不予追究,这是臣尤其不能理解的。

大抵御史的话,大多属于这类。像贾蕃不体恤百姓,不畏惧法律,可以说是很明显的了,却认为赵子几务实地推行司农寺的法令,不再顾及陛下的法律和陛下的百姓。司农寺的法令,就是陛下的法令,司农寺和赵子几的职责只是奉行罢了。假使赵子几能够努力推行陛下的法令,难道不是好事吗?却想要舍弃贾蕃而治赵子几的罪,这尤其奇怪。

至于差役的法令,昨天审查奏请并出榜施行,都是开封府与司农寺奉旨共同商议的,这是天下人所知道的。假使法令有不完备之处,而进言的人极力指责司农寺,未曾有一句话提到开封府;又认为司农寺自己知道所行的法令在道理上不安稳,如果与京尹交涉,或许导致争执,妨碍施行,所以公然不顾,不回复开封府。所施行的法令,是京尹韩维等人共同商议的,假使未曾共同商议,现在所出的榜文,凡是于百姓不便的,听任经过所属官司申诉,开封府就是所属官司,可以接受他们的申诉而不可以争执吗?开封府对于民事何事不参与,百姓有所申诉,斥责而不接受,这正是御史应当进言而未曾提及的,如果不是内心怀着邪恶偏颇的情感,有所偏向,就不会达到这种地步。曾布将以上四十八字删去。像这类事情,都有文书可以考证,有踪迹可以寻求,却荒诞欺罔,毫不畏惧忌惮,何况是在是非昏暗难明的时候呢!

陛下正有大有作为的志向,本来就要举用正直的人而废置邪曲的人以昭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臣以利益为祸害,以正直为邪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担心这会损害陛下的圣明而妨害陛下的政事。御史有进言的责任,臣有官职的职守;御史所论说的,是臣官职职守所在;御史以进言的责任进言,臣以官职的职守进言,这是臣微薄的心意侍奉陛下所不敢不尽的道义。希望陛下将臣所说的话宣示给朝廷内外,让有见识的人士参考其中的是非。如果臣的话有涉及诬蔑欺罔,那么诛杀流放,臣甘心接受,陛下的法律也不可以宽贷;如果臣的话不妄言,那么陛下也应当察明其中的真假,以大公至正的道义来处理,这就是天下的幸运了!王安石将曾布所说的话进呈给皇上,皇上问如何处置?王安石说:“想要札子给吕绘、吕挚,让吕绘、吕挚分析辩解。”冯京、王珪认为不应当让他们分析辩解,冯京又说吕绘、吕挚近日没有别的文字。皇上说:“让他们分析辩解才是朝廷的处理方式。”冯京、王珪说:“恐怕再次纷纷扰扰不安定。”皇上说:“等分析辩解的文书到了再斟酌。”于是提到吕绘作富弼的辞表,反而更加称誉富弼,完全不体会朝廷的意思。王安石说:“‘姤卦,君王以此施命告谕四方’,上下相遇,以命令而已。看到‘大哉王言’,才知道‘一哉王心’。现在天下之所以不肯一心趋向皇上所做的事,是因为好恶是非没有昭示于天下。治理天下,要知道事情的根本。孔子说:‘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事情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百姓无处安放手脚。’那么百姓无处安放手脚,其根本在于名分不

正。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然则人将相食,其本在杨、墨之道不息。今朝廷异论,类皆怀奸,其实岂止于杨、墨之道不息而已,以邪为正,以正为邪,其为名不正甚矣,则其患至于人无所措手足、人相食无足怪也。如晋之乱,戎狄据中国,自生民已来未有如此,其乱本乃在王衍之徒,托清净无为之说,以济其苟简贪慢之私而已。」遂以布所言札与绘、挚,令分析以闻。

译端正。孟子说:“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显。邪说欺骗百姓,充斥仁义之道;仁义之道被充斥,就会驱使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食。”那么,人将互相残食,其根本在于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如今朝廷中不同的议论,大都是心怀奸诈,其实哪里仅仅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不停止而已,把邪说当作正道,把正道当作邪说,名分不正到了极点,那么其祸患导致人们无处安放手脚、人相残食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同晋朝的动乱,戎狄占据中原,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其动乱的根本在于王衍等人,借清净无为之说,来满足他们苟且简略、贪婪怠慢的私欲罢了。”于是把布所说的话写成札子给绘、挚,让他们分析后上报。

辛卯,河决大名府第五埽。王安石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日录云:四年七月八日,河决。今以为据,特附此。旧纪亦书辛卯河决北京第五埽,新纪但书河决北京。河渠志云: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一一】馆陶、永济、清阳以北,遣张茂则、程昉相视修塞。八月丁巳、丙寅、癸酉,并月末,又十月末,又五年三月丙申、九月己酉,鎫合参照。司马光日记云:去岁新堤第四埽先决,顷之,第五埽又决,第四埽水更微。程昉于嫩滩水上□畾□(□□□)□塞四水口,自知不测,未几咽凌水盛,第四水口复决,昉忧惧而卒。张保、孙殿丞云。

  天章阁待制孙固兼侍读,罢知审刑院。王安石言:「固留滞审刑文案,乞罢之,授以他职。」司勋员外郎、权判大理寺崔台符权知审刑院,太常少卿、知寿州许遵权判大理寺。日录有孙固面乞少府监及刘挚论固留身事,当考。

  赏渝州讨夷贼有功将校,供备库使唐询等转官减磨勘年有差。

  壬辰,权夔州路转运使、屯田郎中孙构为司封郎中、直昭文馆,落权字;权夔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张诜为司封郎中、直集贤院、权转运副使。孙构传云:权喜功名,见事风生,建南平军,复扶欢、荣懿二寨,边事自此始。朱史削去。要合存之,姑附此。司马光日记云:夔路有保塞【一二】民捍御蛮寇。其酋领得理词讼,擅决罚,由是大富。州县提辖侵渔不已,其酋不堪命,遂寇略居民。转运使张诜等发兵讨击,诛杀甚众。邓绾上言:生蛮所以不能为蜀患者,以此民为之藩鄣,今诜等多杀不辜以自为功,异日蛮必为患。诜尝事介甫于常州,善遇之,乃命章惇往体量。惇还,言其酋纵横日久,或刳孕妇,或探人心而食之,诛之甚当。于是,二漕皆迁官加职。赵全云。

  知开封府刘庠乞罢勾当右厢公事官,不许。初,韩维奏著作佐郎蔡确为勾当右厢公事。及庠代维,以故事责确庭参。确谓藩镇辟召掾属,乃有庭参礼,今辇毂下比肩事主,虽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因奏:「京师多豪右,厢官体轻人不畏,或缘而□纵有罪,且政出多门,非所以肃清浩穰之术。昔赵广汉尝患三辅难治,欲兼之,况厢事之末乎?请罢确等。」确方主王安石,故上意不直庠,寻改确为三班院主簿,庠相继补外。确,晋江人,尝为邠州司理参军,转运使【一三】始至,按其赃罪,及见确姿状秀伟,召与语,奇之,更加延誉。韩绛宣抚陕西,确为人造乐语,绛喜其文,又荐于朝。维所以辟确,亦由绛荐也。御史中丞杨绘尝言:「臣伏见开封自来大小斗辨公事,只委知府一面断决,如事合勾追或理须证对者,则推判官以下同劾其罪。自置都厢后来,杖六十以下鎫委断罪,臣细详访之,皆不便也。何者?政出于一,则静而肃,政分而三,则纷而不齐,有罪一般而两厢断放各异者。加之都厢之官,权虽欲重而望犹轻,人不厌伏。又欲抗势于府庭,至有解府胥而欲为都厢胥者,辞府公吏而求为都厢公吏者,又且一面勾追理索,旁午闾里矣。风闻颇有重罪而启幸胥吏只从杖六十已下断放者,都厢官员只据其自通之罪,亦不觉察。昔赵广汉有愿得并治之言,信有之矣。伏乞特赐指挥,应系京城公事,鎫须送府;其都厢官,止令点检厢中寄禁并到处检验,鎫诣地头定夺公事或检校财产。」绘言不得其时,按蔡确事则绘言盖不报也。

  甲午,诏两浙水灾州军,令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与州县当职官吏多方赈□。新、旧纪鎫附年末。

  乙未,录延州振武副都头崔达子遇为三班奉职,赐其家绢百匹。初,达为西贼所执,驱之至啰兀城下,令呼城中曰:「抚宁堡已破,可趣降。」达伪许之而反其辞,遂被害,边吏以闻,故追录之。

  丙申,诏:「自今召试知制诰,三道各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如系正言以上,即守本官,已下鎫除右正言。」

  丁酉,兵部郎中、集贤校理、直舍人院王益柔,刑部郎中、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陈

译辛卯日,黄河在大名府第五埽决口。王安石《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日记》记载:四年七月八日,黄河决口。现在以此作为依据,特意附在此处。旧《纪》也记载辛卯日黄河在北京第五埽决口,新《纪》只记载黄河在北京决口。《河渠志》记载: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口,漂没淹溺了馆陶、永济、清阳以北地区,派遣张茂则、程昉视察并修筑堵塞。八月丁巳日、丙寅日、癸酉日,以及月末,又十月末,又五年三月丙申日、九月己酉日,需综合参照。司马光《日记》记载:去年新堤第四埽先决口,不久,第五埽又决口,第四埽的水势更微弱。程昉在嫩滩水上□畾□(□□□)堵塞四个水口,自知难以预测,不久凌汛水势盛大,第四水口再次决口,程昉因忧虑恐惧而死。张保、孙殿丞说。

天章阁待制孙固兼任侍读,被罢免审刑院知院职务。王安石说:“孙固滞留审刑院处理文案,请求罢免他,授予其他职务。”司勋员外郎、暂代大理寺判官崔台符暂代审刑院知院,太常少卿、寿州知州许遵暂代大理寺判官。《日记》中有孙固当面请求担任少府监以及刘挚议论孙固留任之事,应当考证。

奖赏渝州讨伐夷人贼寇有功的将校,供备库使唐询等人转官、减少磨勘年限,各有差别。

壬辰日,暂代夔州路转运使、屯田郎中孙构任司封郎中、直昭文馆,去掉“权”字;暂代夔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张�任司封郎中、直集贤院、暂代转运副使。《孙构传》记载:孙构喜好功名,遇事能迅速应对,建立南平军,收复扶欢、荣懿两寨,边防事务从此开始。朱史删去了这段记载。应当保留,姑且附在此处。司马光《日记》记载:夔州路有保塞百姓抵御蛮族寇盗。他们的酋长得以审理诉讼,擅自决断刑罚,因此非常富有。州县官员管辖侵吞渔利不止,酋长无法忍受,于是寇掠居民。转运使张诜等发兵讨伐,诛杀很多人。邓绾上奏说:生蛮之所以不能成为蜀地的祸患,是因为这些百姓作为屏障,现在张诜等人多杀无辜以自求功劳,日后蛮族必定成为祸患。张诜曾在常州侍奉王安石,王安石善待他,于是命令章惇前往查访。章惇回来,说那些酋长横行霸道很久,有的剖开孕妇,有的挖人心食用,诛杀他们非常恰当。于是,两位转运使都升官加职。赵全说。

开封府知府刘庠请求罢免勾当右厢公事官,不被允许。起初,韩维奏请著作佐郎蔡确担任勾当右厢公事。等到刘庠代替韩维,按照旧例要求蔡确在庭前参拜。蔡确说藩镇征召属吏,才有庭参之礼,现在在京城并肩侍奉君主,即使旧例也不可用。刘庠不能使他屈服,于是上奏:“京城多豪强权贵,厢官地位轻被人不畏惧,有时借此放纵有罪之人,而且政令出自多门,不是肃清浩大繁杂事务的方法。过去赵广汉曾担忧三辅难以治理,想要兼管,何况厢事是末节呢?请求罢免蔡确等人。”蔡恰正支持王安石,所以皇上心意不赞同刘庠,不久改任蔡确为三班院主簿,刘庠相继被外放。蔡确,晋江人,曾担任邠州司理参军,转运使刚到任,查究他的赃罪,等到见到蔡确姿容秀伟,召他谈话,认为他奇特,更加延誉推荐。韩绛宣抚陕西,蔡确为他创作乐语,韩绛喜欢他的文章,又向朝廷推荐。韩维征召蔡确,也是因为韩绛推荐。御史中丞杨绘曾说:“臣听说开封向来大小斗讼公事,只委托知府一面断决,如事情需要勾追或理须证对的,则推判官以下共同劾治其罪。自从设置都厢以来,杖六十以下都委托断罪,臣详细访查,都不方便。为什么呢?政令出于一,则安静肃穆,政令分而三,则纷乱不齐,有罪一般而两厢断放各异。加之都厢的官员,权力虽然想加重但声望仍然轻,人们不心服。又想对抗府庭的权势,甚至有解除府胥而想担任都厢胥的,辞去府公吏而求为都厢公吏的,而且一面勾追理索,旁午闾里了。风闻颇有重罪而侥幸胥吏只从杖六十以下断放的,都厢官员只据其自通的罪,也不觉察。过去赵广汉有愿得并治之言,确实如此。伏乞特赐指挥,应系京城公事都须送府;其都厢官,只令点检厢中寄禁并到处检验都诣地头定夺公事或检校财产。”杨绘的话不得其时,查蔡确之事则杨绘的话大概没有回复。

甲午日,诏令两浙水灾州军,令转运、提点刑�、提举常平司与州县当职官吏多方面赈济。新、旧《纪》都附在年末。

乙未日,录用延州振武副都头崔达之子崔遇为三班奉职,赐他家绢百匹。起初,崔达被西贼所俘,驱赶至啰兀城下,让他呼喊城中说:“抚宁堡已破,可赶快投降。”崔达假装答应却反其辞,于是被害,边吏上报,所以追录他。

丙申日,诏令:“从今召试知制诰,三道各限一百�十字以上完成。如系正言以上,即守本官,以下都除右正言。”

丁酉日,兵部郎中、集贤校理、直�人院王益柔,刑部郎中、�阁校理、同修起居注陈

襄,兵部员外郎、集贤校理、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陈绎,太子中允、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曾布,鎫知制诰。布仍改右正言。上初欲用张琥及襄、绎、益柔,王安石言琥不如布,上曰:「布诚宣力多。」遂用布,更以琥修起居注。杨绘、刘挚之论助役也,安石使琥为文诘绘、挚,琥辞不为,布自请为之,琥由是忤安石意,故不得知制诰。安石又言:「襄憸邪,必不能助宣德化,不宜使在内,且已尝辞知制诰,今复辞则亏人臣体。」安石去年九月已有札子论襄。上曰:「何以处之?」安石请除待制、都转运使。上曰:「知制诰亦不妨作都转运使也。」寻以韩维在告,又诏襄及益柔鎫直学士院。此据御集,在七月十九日。司马光云:琥由此忤安石意,顷之,坐事落修注。非也,盖不知制诰,止得修注耳,落修注又坐别事。召陶记闻云:熙宁初,曾鲁公与余言:「近日妇人冠子太小,近乎服妖。」盖小官在上之谶。时多除京官为提举刑漕之职,鲁公故及之。后又有中允、通直为待制、三司,正言、承议【一四】为翰林、八座者,以此推之天下,盖岂偶然哉?按陶所云合修入,但须详考,因曾布以中允除知制诰,改右正言,姑附见。中允即通直,正言即承议。

译陈绎,任兵部员外郎、集贤校理、直舍入院、同修起居注;曾布,任太子中允、集贤校理、直舍入院,二人均被任命为知制诰。曾布仍改任右正言。皇上起初打算任用张琥以及陈襄、陈绎、吕惠卿,王安石说张琥不如曾布,皇上说:“曾布确实尽力辅佐朝廷。”于是任用了曾布,改让张琥担任修起居注。杨绘、刘挚议论助役法时,王安石让张琥写文章责问杨绘、刘挚,张琥推辞不写,曾布主动请求代写,张琥因此违背了王安石的意旨,所以没能担任知制诰。王安石又说:“陈襄奸邪,一定不能辅助宣扬道德教化,不适宜让他留在京城,况且他已经推辞过知制诰的任命,现在如果再次推辞,就损害了臣子的体统。”王安石去年九月已有奏章议论陈襄。皇上说:“怎么处置他?”王安石请求任命他为待制、都转运使。皇上说:“知制诰也可以兼任都转运使。”不久因为韩维告假,又下诏让陈襄和吕惠卿都直学士院。这是根据《御集》记载,在七月十九日。司马光说:张琥因此违背了王安石的意旨,不久,因事被罢免修起居注。这不是事实,大概是不了解知制诰只能兼任修起居注,罢免修起居注又是因另一件事。《召陶记闻》说:熙宁初年,曾鲁公对我说:“近来妇人戴的冠子太小,近乎服妖。”这是小官居上位之谶。当时多任命京官担任提举刑漕之职,曾鲁公因此提及此事。后来又有中允、通直郎担任待制、三司使,正言、承议郎担任翰林学士、尚书省官员的,由此推及天下,这难道是偶然吗?按陶谷所说应编入,但须详细考证,因曾布以中允身份被任命为知制诰,改任右正言,暂且附记于此。中允即通直郎,正言即承议郎。

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辨,且曰:

  臣之情状,已具四奏,惟曾布称「言者深论司农寺,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又云「自非内怀邪诐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若此」;又云「诞谩欺罔,曾不畏忌」。此数言者,臣不可不辨。

  臣所论超升等第不便者,据百姓论诉尔。其论诉者止东明等数县百姓而已,祥符县百姓未尝论诉,岂得加诬臣以为独揜而不言乎?大凡省寺出牓于外县者,未有不先牒本州岛照会。昨司农寺出牓于外县升等第事,不曾牒开封府照会,此臣所以奏弹也。今曾布既称「曾与京尹韩维共议」,又云「借使未尝共议」,只此两句,则已矛盾也。又云「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当言,而言亦未尝及」者,已于札子内言开封府不肯接状,却称不曾受得朝旨及司农寺关报,百姓既无所诉,乃是臣尝言及也,岂为言亦未尝及乎?其如民所论诉者,止是超升等第,此专是司农寺为首,岂可舍而究其它乎?夫编敕三年一造簿书,升降等第者,乃自实产从下而定之,先据人户,始立等第之数。昨司农寺皆于元申等第之外,须得要申多少数户,臣所论已具。今曾布自以为亦未为非,又云实未施行,且未行而言之宜也,岂有既出牓于县而云未施行、御史不得言之理?岂有不依元申等第而硬指挥升上户数而云亦未为非之理?

  夫朝廷立法未行,而臣忝御史中丞,先述其便,而后以未便事理论奏,欲有裨于圣政。今曾布乃以「邪诐向背」、「诞谩欺罔」、「不顾陛下之法与陛下之民」为言。臣内省一心事主,未尝有所向背,实非邪诐诞谩欺罔、不顾陛下之法与陛下之民者。伏乞详臣四奏,问曾布背谁?向谁?何事欺罔?又曾布每于臣札子中绝去前后文,只摘取一句以牵就其说,乃曾布挟与王安石是亲之势,公然不顾朝廷纲纪,欲障蔽陛下言路之意可见矣。

  又言:「助役之法,国家方议立千万年永制,臣非以为无利也;臣既先陈其利矣,次又陈难行五说,求去其害以成其利。然则臣陈之为难者,欲议其所以易之也;谓之为害者,欲议所以利之也。夫一人之智,不足以周天下之利害,必集众人之智,然后可以尽其利。今陛下专任王安石,安石专委曾布,布又刚愎如此,而欲建千万岁永制,其得尽乎?」

  又言:

  臣窃以曾布近日有文字,称臣邪诐欺罔诞谩向背事,今日曾布试知制诰,臣若言之,必谓臣报其言以复私怨。虽然,以此之嫌,而不言之,是乃臣之自私也。若然,则他日设有奸人偶知欲将进用,阴料言事官必有弹劾己者,则先以事中伤之,使其自避嫌而不敢言,无乃奸者之巧得其便乎?臣不敢顾私嫌而公言之,惟明主择焉也。

  夫陈绎、王益柔皆累任转运使,陈襄历知杂御史、修起居注,资则深矣。勘会曾布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司条例;熙宁三年四月五日差编敕删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九月八日差权同判司农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贤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熙宁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知制诰。从选人至知制诰,止一年十个月。旧官太子中允班在尚药奉御之下,新官知制诰班在观察使、待制之上,可谓不次矣。夫贤能不待次而举,王者之善政也。臣窃见曾布之贤能未显著于天下,天下之人止知其缘王安石靗家而进。昔崔佑甫多用亲故而称允当,今亲故则用矣,而允当之论犹未该浃也。以臣愚而观之,曾布专筦助役文字【一五】,前者以臣所言利害事,加之以邪诐欺罔,一切拒之,斯乃自用自专之人也,安有贤者而好自用哉?安有能者而好自专哉?

  唐李德裕有言:「辨邪正,专委任,而后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小人亦谓正人为邪,何以辨之?请借物

译御史中丞杨绘详细记录了前后四次关于助役法的奏章以自我辩白,并且说:

臣的情况,已在四次奏章中陈述清楚。只有曾布声称“言官极力指责司农寺,却从未用一句话提及开封府”;又说“如果不是内心怀着邪恶偏颇的情意,有所偏向和背离,就不应当这样”;还说“荒诞欺骗,竟然毫不畏惧忌惮”。这几句话,臣不能不辩白。

臣所论及的超升等第不便,是根据百姓的申诉而言的。申诉的百姓仅限于东明等几个县,祥符县的百姓未曾申诉,怎能诬陷臣独自掩盖而不说呢?大凡省寺向外县发布榜文,没有不先发公文给本州府知会的。昨天司农寺向外县发布关于升等第的榜文,未曾发公文给开封府知会,这正是臣上奏弹劾的原因。如今曾布既然声称“曾与京尹韩维共同商议”,又说“即使未曾共同商议”,仅这两句话,就已经自相矛盾了。又说“百姓有所申诉,斥退而不接受,这是御史应当进言的,但言官也未曾提及”,这已经在札子中说过开封府不肯接收状纸,却声称未曾接到朝廷旨意及司农寺的通报,百姓既然无处申诉,这正是臣曾经提及的,怎能说言官未曾提及呢?至于百姓申诉的内容,仅仅是超升等第,这完全是司农寺为首,怎能舍弃此事而去追究其他呢?按照编敕,每三年造一次簿书,升降等第,是根据实际财产从低到高确定的,先依据人户,才确立等第的数量。昨天司农寺都在原本申报的等第之外,必须要求申报多少户,臣所论已详细陈述。如今曾布自以为也并非不对,又说实际上未曾施行,况且未曾施行就进言是适宜的,哪有已经向各县发出榜文却声称未曾施行、御史不得进言的道理?哪有违背原本申报的等第而强行指挥提升户数,却声称也并非不对的道理?

朝廷立法尚未施行,臣忝任御史中丞,先陈述其便利之处,然后以不便的理由上奏,希望有助于圣明的政事。如今曾布却以“邪恶偏颇、有所向背”、“荒诞欺骗”、“不顾陛下的法度与陛下的百姓”来指责臣。臣内心反省,一心侍奉君主,未曾有所偏向和背离,确实不是邪恶偏颇、荒诞欺骗、不顾陛下法度与百姓的人。恳请陛下详细审阅臣的四次奏章,质问曾布背离了谁?偏向于谁?何事欺骗?又曾布每次在臣的札子中删去前后文,只摘取一句来牵强附会他的说法,这是曾布倚仗与王安石是亲戚的权势,公然不顾朝廷纲纪,想要阻塞陛下言路的意图可见一斑了。

又说:“助役之法,国家正商议确立千万年的永久制度,臣并非认为它没有利益;臣已经先陈述了它的利益,接着又陈述难以实行的五点理由,请求去除其弊端以成就其利益。那么臣陈述其困难,是想要商议使其容易实行的方法;称其为害,是想要商议使其有利的方法。一个人的智慧,不足以周全天下的利害,必须汇集众人的智慧,然后才能穷尽其利。如今陛下专任王安石,王安石专委曾布,曾布又如此刚愎自用,却想要建立千万年的永久制度,难道能穷尽其利吗?”

又说:

臣私下认为曾布近日有文字,称臣邪恶偏颇、欺骗荒诞、有所向背,如今曾布试任知制诰,臣如果进言,他必定会说臣是报复他的言论以泄私怨。虽然如此,因为这种嫌疑而不进言,这才是臣的自私。如果这样,那么将来如果有奸人偶然得知想要被提拔任用,暗中预料言事官必定会有弹劾自己的人,就先以事端中伤他,使他因避嫌而不敢进言,这岂不是让奸巧之人得以便利吗?臣不敢顾念私人的嫌疑而公开进言,只请英明的君主抉择。

陈绎、王益柔都多次担任转运使,陈襄历任知杂御史、修起居注,资历已经很深了。查考曾布在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从海州怀仁县令转任著作佐郎,闰十一月十六日差遣看详衙司条例;熙宁三年四月五日差遣编敕删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遣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兼崇政殿说书,九月八日差遣权同判司农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贤院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遣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遣看详编修中书条例;熙宁四年二月五日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检正中书五房官事,五月三日差遣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任知制诰。从选人到知制诰,仅仅一年十个月。旧官太子中允的班次在尚药奉御之下,新官知制诰的班次在观察使、待制之上,可以说是不按常规次序提拔了。贤能之人不必等待次序而提拔,是君王的善政。臣私下看到曾布的贤能并未显著于天下,天下人只知道他凭借王安石亲戚的关系而进身。从前崔佑甫多用亲故而被称为恰当,如今亲故虽然用了,但恰当的评价尚未普遍认可。以臣愚昧的看法,曾布专门掌管助役的文字,先前因为臣所说的利害之事,加之“邪恶偏颇、欺骗荒诞”的指责,一概拒绝,这是自以为是、专断独行的人,哪有贤者喜欢自以为是呢?哪有能者喜欢专断独行呢?

唐代李德裕有话说:“辨别邪正,专一委任,然后朝廷才能治理。”既然正人君子称小人为邪,小人也称正人君子为邪,怎么辨别呢?请借物

为喻,松柏之为木,孤生劲特,无所因倚;萝茑则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臣既已被曾布指为邪诐欺罔诞谩向背矣。布既以邪诐指臣,则必以正直自处也;布既以有所向背指臣,则必以劲特自处也。凡邪正之不可以鎫立,如熏莸之不可同器也。今若邪诐之人而使处中执法之地,与正直鎫立,岂可谓邪正之辨乎?若陛下谓臣为实有邪诐欺罔诞谩向背之状,即乞罢臣御史中丞,仍不当尚留侍从,宜从远贬,以清朝列。

译打个比方,松柏作为树木,独自生长而刚劲特异,不依赖任何凭借;而菟丝和凌霄花则不然,柔弱得无法自立,必须依附在其他树木上。因此,正直的人一心侍奉君主,不需要借助外力;奸邪的人必定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骗。君主凭借这一点来辨别,就不会迷惑了。臣下既然已经被曾布指责为奸邪偏颇、欺瞒虚妄、反复无常,那么,曾布既然用“奸邪偏颇”来指责臣下,就必定以“正直”自居;曾布既然用“有所偏向”来指责臣下,就必定以“刚劲特异”自居。凡是奸邪与正直不能并立,就像香草与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中一样。现在如果让奸邪偏颇的人处在居中执法的位置,与正直的人并立,这难道能说是奸邪与正直的辨别吗?如果陛下认为臣下确实有奸邪偏颇、欺瞒虚妄、反复无常的表现,就请求罢免臣下御史中丞的职务,而且不应当再留在侍从之列,应该将臣下贬谪到远方,以清除朝廷的班列。

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窃以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主之于中书,有大臣之亲【一六】中书之属官及御史知杂者讲画于司农寺,有大臣所选择所谓能者为监司、提举官行之于诸路,上下布置,其势若此,可谓易行矣。然旷日弥年,未有定论可以为法者,其故何也?不顺乎民心而已矣。民之所不欲,古今未有以势强而成者也。故虽命使者奔驰道路,禀之于内而劫之于外,然其拟议参差,条制殊异,纷然日下,不知其可行之计,则此法利害明若观火矣。臣有言责者也,是故前日采中外士民之说,敷告于陛下,今司农为荧惑之辩如此。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言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复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不惟费辞文过,烦紊天听,而风宪之官,岂与有司较是非胜负,交口相直如市人之诟竞者,则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谓臣等险诐欺罔,则上有陛下之聪察,而下有中外之公议【一七】。所谓中有向背,则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今方辨助役法之利害,而无故立向背之论,以朋党之意教诱天下,此可骇也。所谓曾无畏忌,则陛下之法,臣所畏也,陛下容受忠直,臣为御史,实不敢隐情自为己讳【一八】。今司农欲使臣畏忌权臣,则诚臣之所不能者也。伏望陛下将臣前后所论助役章奏与司农之言,宣示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是非。若臣言有所取,则乞速罢助役以安天下之心;若稍有欺罔,则乞重行窜逐,以谢专权之人而戒妄言者。」

  挚又言:

  臣窃以耳目之于人也,事物过者,必见闻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视听为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内外相信,无以异于一体之相为用也,其言虽直必容,虽多必受,则国家安治,不然则反此。故谤木谏鼓,不设危乱之国;鼎镬斧锧,不在圣明之朝。恭以陛下躬备上圣之德,好问乐善,凡延见臣下,虽贱官小吏,必温恭和容以访逮之,此尧、舜之盛也。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大臣设法以蔽聪明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

  今天下之势,陛下以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德礼,夙夜励精,以亲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将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一九】。二三年间,闾阎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民劳而无功;又淤田也,则费大而不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又起东西府也,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设施,皆有次序。今数十百事交举鎫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侠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二○】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故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虽然,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二一】,去者殆尽,国家百年之成法则徱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

译御史刘挚又进言说:“臣最近曾上奏论及助役法的十大危害,如今奉圣旨批送曾布的札子,列举条件诘难,命令臣进行分析辩解。臣私下认为,助役敛钱之法,有中书省的大臣主持,有中书省大臣的亲信、下属官员以及御史知杂在司农寺策划,有大臣所选拔的所谓能人作为监司、提举官在各路推行,上下布置,其形势如此,可以说很容易推行了。然而旷日持久,却没有定论可以成为定法,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违背民心罢了。百姓所不想要的,古今从未有过凭借权势强迫而成功的。所以虽然命令使者奔波于道路,在内禀报而在外胁迫,然而其提议参差,条令制度各异,纷乱地每日下达,不知道其可行的计策,那么此法的利害便如观火般明显了。臣有进言的责任,因此前日采集中外士人的说法,向陛下陈述,如今司农寺如此进行迷惑的辩解。陛下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吗?那么事情尽在前奏中可以复核;陛下认为臣的话是错吗?那么贬黜臣罢了。即使再让臣进言,也不过是那所谓的十大危害,因此不再逐条陈述,不仅浪费言辞掩饰过错,烦扰扰乱天听,而且风宪之官,岂能与有司计较是非胜负,像市井之人争吵那样交口相争,这岂不是辱没陛下耳目之任吗?说臣等阴险邪曲欺骗蒙蔽,那么上有陛下的聪察,下有中外的公议。所谓心中有向背,那么臣所趋向的是公,所背离的是私,所趋向的是义,所背离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离的是权臣。如今正辨析助役法的利害,却无故树立向背之说,以朋党的意图教诱天下,这令人惊骇。所谓曾无畏忌,那么陛下的法度,是臣所畏惧的;陛下容纳忠直,臣身为御史,实在不敢隐瞒实情为自己讳言。如今司农寺想让臣畏惧权臣,这确实是臣不能做到的。恳请陛下将臣前后所论助役的章奏与司农寺的话,宣示给二府大臣、中外百官,以考察是非。如果臣的话有可取之处,那么恳请迅速罢除助役法以安定天下人心;如果稍有欺骗蒙蔽,那么恳请重重地放逐臣,以谢罪于专权之人并警戒妄言者。”

刘挚又进言说:

臣私下认为,耳目对于人来说,事物经过,必定见闻奔赴其心,而心必定接受,没有不相信自己的耳目反而怀疑其视听能力的。先王设立言官,代替天子耳目,内外相互信任,没有不同于身体各部分相互作用的,其言论虽然直率必定容纳,虽然繁多必定接受,那么国家安定治理,不然则相反。所以诽谤木、谏鼓,不设置在危乱的国家;鼎镬斧锧,不设在圣明的朝廷。恭敬地认为陛下具备上圣之德,喜好问政乐于行善,凡是延见臣下,即使是贱官小吏,必定温和恭敬和颜悦色地询问,这是尧舜的盛世。然而至于臣等以职事进言,却让臣分析辩解,中外都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意,乃是司农寺挟持宠信以保护改革,大臣设法以遮蔽陛下的聪明罢了。因事进献忠心,敢进一言。

如今天下的形势,陛下认为安定吗,还是不安定?治理好吗,还是未治理好?如果认为未安定、未治理好,那么以陛下的睿智,言谈举止,亲身践行德礼,早晚励精图治,亲自处理政务,而天下未至于安定治理,将是谁导致的呢?陛下即位以来,注重责成,倚靠以期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的就是这些人。两三年间,民间动摇,举天地之内,没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能安于其所,大概自从青苗法的议论兴起,而天下开始有聚敛的嫌疑,青苗法的议论未获允准而均输法施行,均输法刚扰民而边境的谋略发动,边境的祸患未止而漳河的劳役兴起,漳河的祸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起。其间又寻求水利,那么百姓劳苦而无功;又淤田,那么耗费巨大而不见效;又省并州县,那么各路无不强迫百姓以应命令;又兴建东西府,那么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之声不绝,将近一年而未停止。其议论财利,那么商贾、市井、屠贩之人,都被召而登上政事堂;其征收利税,那么下至历日而官府自行售卖。推此以往,不可尽言。古之贤人侍奉君主推行道义,必定循序渐进,持久而后成功,至于设施,都有次序。如今数十百事交相兴起,想要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纵横交错牵合于州县,小人依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善恶,忠厚老成者被摈弃为无能,轻浮巧辩者被取用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被称为流俗,败坏常理剥削百姓者被称为通变,能依附自己的人破格提拔,说这是擢拔人才;不可招揽的人因名声被斥退,说这是施行法度。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任免进退,只与一个属官曾布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却在曾布之后,所以奔走乞求的人曾布门前如市。虽然如此,还有关系国家体统而比这更大的,祖宗累朝的旧臣则被刻薄鄙弃,离去者殆尽,国家百年的成法则被废除变革,存留者无几,陛下难道不奇怪吗?天下所谓贤士大

夫,比岁相引而去者凡几人矣,陛下亦尝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有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驭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嗟夫,此事之实也,其名则曰革敝而兴治,是以陛下乐闻其名而难察其实也。

译那些近年来接连被排挤离去的,总共有多少人呢?陛下也曾考察过这些情况吗?罢免老臣,那么权势地位上就没有能压制自己的人,权力就可以保全了;驱逐异己之人,那么所有重要的职位都可以任用门下亲信了;废除旧法,那么就会说如今用来控制天下的制度是自己制定的,而陛下必定会长期任用他们,听任他们随意操纵。唉,这是事情的真相,但它的名义却说是革除弊端、振兴治道,因此陛下乐于听到它的名义,却难以察觉它的真相。

夫赏罚号令,乃陛下所以砥砺天下,而鼓动四方以为劝沮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倾勋旧,起大狱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职尔,何至超任以为职司耶?赵济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既以此得罪,而终复以此增秩,王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兴大役,困一方而无成功;赵子几挟情以违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则皆置而不问。乃是赏反施于圣人之所当罚,罚不及于王法之所当诛也!几邑之民以助钱为诉也,陛下圣旨令召情愿;东明知县以不能禁民有诉而被劾也,陛下圣旨止令劾擅升户等之事:二者皆独断之善政,而中书皆格而不下,此则陛下之号令不行也。西师无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谋,天下但见给军之费,辇出于京师,空名之诰,驰下于西路。又命一知制诰于将幕,使专代天子之言,报覆号令络绎于道,苟以为非耶,何不止之【二二】?迨其事败,则曰非政府谋也。捐费缗钱以千万计,秦、晋之人,肝脑涂地,召军旅之怨,结戎狄之衅,而不自请咎,乃致陛下发中诏以责躬,抑徽号而不受,忠义之士,谁不痛心而疾首!

  至如助役之法,臣尝言之矣。其条制纤悉,臣虽未能究见,然臣大意,终以为使天下百姓赋税贷责公私息利之外,无故作法升进户等,使之燍出缗钱,皆非为人父母爱养基本之所宜为者。故臣谓之聚敛,非妄言也。

  陛下任遇辅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术,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今既颠谬乖错,败乱纲纪,知天下之不容,惧宸衷之回悟,以谓虽中外之士畏避无敢言者,然其尚敢言者,独御史有职尔,故又使司农荧惑天听,作为偏辞,令臣等分析,以摧阻风宪之体,艰梗言路,欲其忧惮苟容而缄默,或欲撩其危言从而挤逐,不知忠臣节士,虽戮辱不惧,所以尽事君之义耳。今羌夷之款未入,反侧之兵未安,三边疮痍疲溃未瘳,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困财力,县官匮竭,圣君恭勤思治,万方之所知,而在辅弼者方欲蔽天聪明,使下情不得而上达,其何心耶?臣愿陛下思祖宗基业之艰难,念天下生灵之危苦,少回几虑,收还威柄,深恐异时专权肆志,将有陛下所不能堪者,则必至于亏失君臣之恩,是今日养之适所以害之也。若夫冯京、王珪,同列预政,皆依违自固,不扶颠危,虽心知其非而无所捄正,已之进退又媕婀而不决,皆非所谓辅臣之体。

  臣在四海之内,孤立独进,陛下过听,任以风宪,尝窃思之,近岁台谏官迭以言事罢免,岂其言皆无补于事欤?岂皆愿为讦激险直之语以自为名而洁去欤?尝以谓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渐导之,不可以堤防激斗而发其怒,不惟难成,亦为患滋大。故臣自就职以来,窃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违于理,辞顺而不屈于志,庶几愚衷,少悟天听,而亦不敢婞婞然【二三】如浅丈夫,以一言一事轻决去就,致圣朝数数逐去言事者而无所裨补,思以上全国体,而下亦庶几能久其职业而成功名,两月之间,纔十余疏,其言及助法者止三疏耳。当天下多事之时,而臣言简缓,又不足以感悟,则其负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已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二四】,前代无之,祖宗无之,近年以来乃为此法以摧言者之气。方陛下孜孜听治,喜于纳谏,而大臣所为则不得正目而视,此所以发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二五】!

  伏愿陛下深察事物之变,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缓急为先后之序,以义利经权为本末之辨。自兹凡有献替于陛下者,乞诱掖奖励之,罢分析之命,以

  尊严朝廷而养多士敢言之气。臣不胜惓惓愤懑爱君待罪之至【二六】。奏至,王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鎫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与蕃事。又挚所云『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二七】』,不知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王安石言杨绘称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

译赏罚号令,是陛下用来激励天下、鼓舞四方以作为劝善惩恶手段的。现在有人,能借公事倾轧功臣旧臣,兴起大案驱逐官吏,他的行为是对的吗?这不过是他的职责罢了,何至于越级提拔让他担任主管职务呢?赵济就是这样的人。又有人,因渭源田地的欺瞒行为获罪,起初因此获罪,最终却因此升官,王韶就是这样的人。程昉借漳水工程大兴劳役,使一方百姓困苦而无成效;赵子几挟私情违反禁令,压制官吏以防堵民言,却都被搁置不予追究。于是赏赐反而施予圣人应当惩罚的人,刑罚却不及王法应当诛杀的人!几邑百姓因助钱之事上诉,陛下圣旨命令召见自愿者;东明知县因不能禁止百姓上诉而被弹劾,陛下圣旨只命令弹劾擅自提升户等之事:这两件事都是独断专行的善政,而中书省都搁置不颁行,这就是陛下的号令不能施行。西征军队没有战功却说这不是朝廷的本意,天下只见供给军队的费用,从京师运送而出,空有名义的诏书,传达到西路。又任命一位知制诰在将帅幕府,让他专门代替天子说话,回复号令在路上络绎不绝,如果认为这是不对的,为何不制止呢?等到事情失败,却说这不是政府的谋划。耗费钱财以千万计,秦、晋地区的百姓,肝脑涂地,招致军队的怨恨,结下与戎狄的仇衅,却不自我归咎,反而致使陛下发出中诏责备自己,抑制尊号而不接受,忠义之士,谁不痛心疾首!

至于助役法,臣曾经议论过。它的条令细节,臣虽然未能完全了解,但臣的大意,始终认为让天下百姓在赋税、借贷、公私利息之外,无故制定法令提升户等,使他们额外缴纳钱财,都不是作为父母爱护养育百姓根本所应当做的。所以臣称之为聚敛,并非妄言。

陛下任用辅臣如此厚重,而辅佐君主的方法,却采用这种手段,这都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所用的人又误导大臣。现在既然颠倒错乱,败坏纲纪,知道天下不能容忍,害怕皇上的心意回转醒悟,认为虽然内外士人畏惧避祸不敢说话,但尚敢说话的,只有御史有职责罢了,所以又让司农寺迷惑皇上视听,编造偏颇的言辞,命令臣等分析,以摧残御史台的体制,阻挠言路,想让他们因忧惧苟且容身而沉默,或者想激怒他们说出危言从而排挤驱逐,不知道忠臣节士,即使被杀戮侮辱也不畏惧,这是为了尽到侍奉君主的道义。现在羌夷没有归顺,反叛的军队没有安定,三边地区创伤疲惫没有痊愈,河北大旱,各路大水,百姓财力困乏,官府财力枯竭,圣明的君主恭敬勤勉思考治国,这是各方都知道的,而在辅佐君主的人正想遮蔽皇上的聪明,使下情不能上达,这是什么心呢?臣希望陛下思考祖宗基业的艰难,念及天下百姓的危险困苦,稍微回转心思,收回威权,深深担心将来专权肆意妄为,将有陛下不能忍受的情况,那就必然导致亏损丧失君臣之恩,这是今天养育他们正好用来伤害他们。至于冯京、王珪,同列参与政事,都模棱两可自我保全,不扶持倾危,虽然心里知道不对却没有办法匡正,自己的进退又犹豫不决,都不是所谓辅臣的体统。

臣在四海之内,孤立无援独自进言,陛下过听,任命臣担任御史,曾经私下思考,近年台谏官接连因进言被罢免,难道他们的言论都对事情没有补益吗?难道都愿意说揭发激切险直的话以自成名而清白离去吗?曾经认为想要议论政府之事的人,这就像治理湍急暴烈的水,可以顺着道理逐渐疏导,不可以用堤防激斗而引发它的愤怒,不仅难以成功,祸患也会更加严重。所以臣自从就职以来,私下仰慕君子的中庸之道,希望言论正直而不违背道理,言辞顺从而不屈服意志,或许愚诚之心,能稍微启发皇上听闻,也不敢刚愎自用像浅薄男子那样,因一言一事轻易决定去留,致使圣朝屡次驱逐进言者而没有补益,思考对上保全国家体统,对下也或许能长久保持职业而成就功名,两个月之间,才上奏十余疏,其中议论助役法的只有三疏。当天下多事之时,而臣言论简略迟缓,又不足以感悟皇上,那么辜负陛下已经很多了。没想到大臣的愤怒,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命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没有,祖宗没有,近年以来才用这种方法来摧残进言者的气势。正当陛下孜孜不倦听取治政,喜欢纳谏,而大臣所做的却不能正视,这就是激发臣说出狂言而不能沉默的原因!

伏愿陛下深察事物的变化,用安靖的治理来休养生息,有所措施,以大小缓急为先后顺序,以义利经权为本末辨别。从此凡有向陛下进言的,请求诱导奖励,罢免分析的命令,以

尊严朝廷而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势。臣不胜恳切愤懑爱君待罪之至。奏章到达,王安石说:“杨绘所奏前后反复,现在不分析杨绘所说的赵子几与蕃事。又杨绘所说‘臣所向者公,所背者私’,不知道赵子几怎么算是私,蕃事怎么算是公。况且杨绘说‘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私。’王安石说杨绘称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

。今绘奏并无此等语,当考。绘为中丞在四月癸酉。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怀也。绘知开封府元同议,后来不受百姓诉状违法,何故不论开封之罪?此其不平可见。」上曰:「张琥以为绘罪轻于挚,挚言尤无状。」安石曰:「挚妄作,愚而易见;绘狡诈难知,如言『为臣所引用,然不敢以私害公』,此所谓壬人,虽尧、舜所当畏难,陛下不可不察。臣向论绘烛理不明,不可为中丞,此言必漏,臣度绘当缘此为憾。邪人交斗,但能坏朝廷事,于臣私计亦何所预?臣若计身私利害,即虽不才,岂不能合流俗以自固?若以义为事,则有去就而已。小人消长,非臣所敢知也。」上曰:「如何措置?」安石曰:「此在陛下。」上曰:「令绘出,翰林又少人。降一官令归院如何?」安石曰:「欲令出,即差官直院可也。」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神宗史食货志云:初,绘除中丞,安石以为绘不烛理,不可为中丞,然卒除绘。已而执政冯京漏安石语以激怒绘,缘此为憾,故毁役法以自立异,非详究法之利害本末也。志盖因安石日录,今不取。旧纪书翰林学士杨绘论免役法失实,罢御史中丞,降为侍读学士,知郑州。新纪不书。司马光日记:绘改知郑州,仍押出门。

译如今杨绘的奏章中并没有这样的话,应当加以考证。杨绘担任御史中丞是在四月癸酉日。人的性情,为人所了解,即使不能徇私,也应当以平常心对待他。如果像杨绘所说的那样,专门为了发泄不平之气,这必定是有所图谋。杨绘知道开封府元同的议论,后来不接受百姓诉状是违法的,为什么不追究开封府的罪责?他这种不平之心由此可见。」皇上说:「张琥认为杨绘的罪过比吕挚轻,吕挚的言论尤其没有根据。」王安石说:「吕挚胡乱作为,愚蠢而容易看清;杨绘狡诈难以知晓,比如他说『虽然是我引荐的,但不敢因私情损害公义』,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即使是尧、舜也应当畏惧和难以对付,陛下不可不加以明察。臣先前议论杨绘明辨事理的能力不足,不能担任御史中丞,这话一定泄露了出去,臣推测杨绘应当因此怀恨在心。邪恶之人互相争斗,只能败坏朝廷的事,对臣个人的打算又有什么关系?臣如果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那么即使我不才,难道不能迎合流俗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吗?如果以道义为行事准则,那么只有去留罢了。小人的兴衰消长,不是臣敢预知的。」皇上说:「打算怎么处理?」王安石说:「这取决于陛下。」皇上说:「让杨绘离开京城,翰林学士又少了人。降他一级官职让他回到翰林院如何?」王安石说:「如果想让他离开,就派官员直接管理翰林院也可以。」于是下诏杨绘免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的职务,担任翰林侍读学士;吕挚免去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的职务,监管衡州盐仓。两天后又任命杨绘知郑州。《神宗史·食货志》记载:起初,杨绘被任命为御史中丞,王安石认为杨绘不能明辨事理,不能担任御史中丞,但最终仍然任命了杨绘。不久执政冯京泄露了王安石的话来激怒杨绘,杨绘因此怀恨在心,所以诋毁免役法来标新立异,并不是详细考究法律的利害本末。《食货志》大概是依据王安石的日记,现在不予采纳。《旧纪》记载翰林学士杨绘议论免役法失实,罢免御史中丞,降为侍读学士,知郑州;《新纪》没有记载。司马光日记:杨绘改任知郑州,仍然押送出城门。

夔州转运司言招出夷贼王衮,取李光吉、梁承秀及衮三族之地赋民,得租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五石,挠丝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五两,绢二十七匹,银二百三十一两半。诏改宾化寨为隆化县,授衮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监扬州税。朱史【二八】以隆化县并正月失事之序,今依墨史。

  己亥,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所状:「今先看详到合减省改更事件。如审刑院进呈公事,已得圣旨,若无合覆奏事,令更不入熟状,止进草,降敕下合属去处。诸路转运使副,或差两员者鎫不带同字【二九】,提点刑狱亦如之。应差臣僚权管勾闲慢司局及寺监,欲止降札子。京朝官乞假迁葬,除通判已上差遣仍旧外,其余鎫依选人申转运司,如无规避即给假讫奏,不须听候朝旨。常参官如因疾患请假两日已上,令御史台直牒内侍省医官院差内臣、医官看验。诸州军差管内僧道正自今勿复以闻,候及七年合赐紫衣、师号,即具保明申奏。其御史台逐季缴连本台五十三处供申职掌人数,进奏院月奏具有无出闭罪人状,鎫寝罢。」从之。朱本云:上以朝廷所省阅多有司之细故,而大臣不得讲明政事之大者,以为事可归有司者归之【三○】,而中书责其当否,则有司尽力而事治,故命条例司讨论,去其繁冗。自是事归有司者浸多,而中书之务清矣。新本并看详条例所状皆削去,恐失事实,依时政记所书复存之。

  庚子,礼院言:「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谓宜一切废罢,以合礼意。」从之,仍遣内侍迎奉祖宗神御于天章阁。先是,鲁王、韩王、魏王、申王、楚王五宫院皆有神御,大宗正司奏请供奉香烛,知大宗正丞事李德刍以为非礼,请下礼官议,乃诏礼官议,如德刍请,而降是诏。德刍,淑子也。旧纪载此事,新纪不载。

  辛丑,诏案察之司,采访所部官属罪犯不得出牓召人告论,其犯私罪杖以下离任,无得案发。景佑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不得出牓指挥,当考。

  殿中丞、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权知真州,又改知复州。淑问前坐击滕甫出通判复州,遭父丧,既除服,王安石欲与监司,上曰:「淑问意见何如,肯尽力否?且令知府界县。」安石曰:「淑问带台职,难与县。」上曰:「淑问才通判资序,与县何伤?」安石请试以剧郡,上从之。寻命淑问权发遣提点荆湖北路刑狱。除宪在十月壬子朔,今第书初淮南【三一】,改湖北。

  壬寅,诏知制诰王益柔、陈襄兼直学士院,候除学士罢直。时学士韩维在告,阙官宿直,故有是诏。此据御集增入。十四日,王安石欲除襄都运,可考。

  甲辰,上批:「黄河决,水入御河,北行未止。其令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驿当职官吏相度以闻【三二】。」七月八日可考。

  徙知太原府、观文殿学士吕公弼知郑州,公弼以疾自请也。新知郑州、翰林侍读学士杨绘知亳州,翰林学士元绛权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刘庠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

  罢校勘观文殿书籍。又罢供奉官至殿直日、赴垂拱殿起居,惟朔望及辽使见辞,缀班于紫宸殿下。校勘观文殿书,当检事始。司马光日记云:七月二十三日,有旨自今供奉官以下皆免常朝。祖宗时,供奉官等皆取将帅子弟为之,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进拔,故曰「奉朝请,侍廷中,谓之使臣。」自后得之者浸多,及今八千人,任使不复如往时,而朝请如故,贫者或徒步泥中至禁门,赁公服□□□笏而入,富者以钱赂合门,不来亦不问,其徒甚以为患,故免之。

  合门言:「乞选承制以下至殿直六人,前后殿逐日祇应,以合门看班祇候为名,候及五年详熟,与除合门祇候。」诏三班院选仕族子弟供奉官以下,殿直以上,年四十以下,无私罪使臣十二人,赴枢密院,选六人为之。

  丙午,诏诸班直长行尝备宿卫,自今病满百日可医治者,殿前指挥使补外处牢城指挥使,其余鎫与

译夔州转运司上报说,招降了夷人贼寇王衮,征收李光吉、梁承秀以及王衮三族土地上的赋税给百姓,获得租米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五石,生丝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五两,绢布二十七匹,白银二百三十一两半。皇帝下诏将宾化寨改为隆化县,授予王衮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监管扬州税务的职务。朱史将隆化县并入正月失事的记载顺序中,现在依照墨史。

己亥日,审阅编修中书条例所的奏状说:“现在先审阅到应当减省更改的事项。如审刑院进呈公事,已经得到圣旨,如果没有需要再次上奏的事项,令其不再进入熟状,只进呈草稿,降下敕令给所属地方。各路转运使副,如果派遣两员,都不带‘同’字,提点刑狱也这样。凡是派遣臣僚暂管闲散司局及寺监,打算只降下札子。京朝官请求休假迁葬,除了通判以上的差遣依旧外,其余都依照选人申报转运司,如果没有规避嫌疑就给予假期,结束后上奏,不必听候朝廷旨意。常参官如果因为疾病请假两天以上,令御史台直接发牒给内侍省医官院派遣内臣、医官查看验证。各州军派遣管内僧道正,从今以后不再上报,等到满七年应当赐予紫衣、师号时,才具保明上奏。御史台每个季度缴连本台五十三处供申职掌人数的文书,进奏院每月上奏有无出闭罪人的文书,都停止。”听从了。朱本说:皇上认为朝廷所省阅的多是有关部门的细碎事务,而大臣不能讲明政事的大端,认为事情可以归给有关部门的归给有关部门,而中书省责问其当否,那么有关部门尽力而事情治理好了,所以命令条例司讨论,去除其繁冗。从此事情归给有关部门的逐渐增多,而中书省的事务清简了。新本将审阅条例所奏状都删去,恐怕失去事实,依照时政记所记载恢复保留。

庚子日,礼院上言:“按照礼制,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公爵的庙宇不设在私家。现在宗室有祖宗神御,这不是用来明确尊卑、崇尚正统的做法。认为应当全部废除,以符合礼意。”听从了,仍然派遣内侍将祖宗神御迎奉到天章阁。在此之前,鲁王、韩王、魏王、申王、楚国五宫院都有神御,大宗正司奏请供奉香烛,担任大宗正丞事的李德刍认为不合礼制,请求下达给礼官商议,于是皇帝下诏让礼官商议,如李德刍所请,降下这道诏书。李德刍,是李淑的儿子。旧纪记载此事,新纪不记载。

辛丑日,皇帝下诏,负责案察的部门,采访所部官属的罪犯不得出榜召人告发议论,其犯私罪杖以下的离任,不得案发。景佑四年七月十二日,有不得出榜的指令,应当考证。

殿中丞、监察御史里行唐淑问暂知真州,又改知复州。唐淑问之前因殴打滕甫被贬出通判复州,遭遇父亲丧事,守丧期满,王安石想给他监司的职务,皇上说:“唐淑问意见如何,肯尽力吗?暂且让他知府界县。”王安石说:“唐淑问带着台职,难以给县职。”皇上说:“唐淑问才通判的资历,给县职有什么妨碍?”王安石请求试用他治理大郡,皇上听从了。不久任命唐淑问暂代发遣提点荆湖北路刑狱。任命宪职在十月壬子初一,现在只记载初任淮南,改任湖北。

壬寅日,皇帝下诏,知制诰王益柔、陈襄兼任直学士院,等到任命学士时罢免直学士院。当时学士韩维在告假,缺少官员宿直,所以有这道诏书。这是根据御集增入的。十四日,王安石想任命陈襄为都转运使,可考证。

甲辰日,皇上批答:“黄河决口,水进入御河,向北流动没有停止。令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驿马前往,让在职官吏相度后上报。”七月八日可考证。

调任知太原府、观文殿学士吕公弼为知郑州,吕公弼因为疾病自己请求。新任知郑州、翰林侍读学士杨绘为知亳州,翰林学士元绛暂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暂知开封府刘庠为龙图阁直学士、知道太原府。

罢免校勘观文殿书籍。又罢免供奉官至殿直每日、赴垂拱殿起居,只有朔望及辽使见辞时,在紫宸殿下排列班次。校勘观文殿书籍,应当检查事情的始末。司马光日记说:七月二十三日,有旨意从今以后供奉官以下都免除常朝。祖宗时,供奉官等都选取将帅子弟担任,天子选择其中有才能的让他们出使四方,有能办事的则稍加提拔,所以叫‘奉朝请,侍廷中,谓之使臣。’后来得到这个职位的人逐渐增多,到现在八千人,任用不再像过去那样,而朝请依旧,贫穷的人有的徒步在泥水中走到禁门,租借公服、笏板而入,富有的人用钱贿赂合门,不来也不问,这些人非常以此为患,所以免除他们。

合门上言:“请求选拔承制以下至殿直六人,前后殿每日祇应,以合门看班祇候为名义,等到满五年详熟,授予合门祇候。”皇帝下诏三班院选拔仕族子弟供奉官以下,殿直以上,年龄四十以下,没有私罪的使臣十二人,赴枢密院,选拔六人担任。

丙午日,皇帝下诏,诸班直长行曾经备宿卫,从今以后病满百日可以医治的,殿前指挥使补外处牢城指挥使

捧日、天武第五军押营,元给料钱三千者与五百,二千以下者与三百。先是,诸班直假满百日,步军司鎫配充剩员,有丐食于道者,上悯之而有是诏。

译捧日、天武第五军押营中,原本供给料钱三千文的给予五百文,二千文以下的给予三百文。在此之前,各班直假满百日,由步军司调配充当剩员,有的人在道路上乞讨食物,皇上怜悯他们,因此颁布了这道诏令。

丁未,天章阁待制孙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章惇与固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王安石言薛向不乐修令式,上曰:「向先进呈明堂赏给,云恐诸军以修令式疑有裁减,所以先进呈,欲宣布令诸军知。」安石曰:「此意可见其不乐也。」上曰:「向所为亦不免姑息。」

  诏唐、邓州界荒田,他路流民请射者,宜令所属速给付,无致失所。

  戊申,屯田员外郎、权发遣盐铁判官□审礼权发遣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上欲别用人,王安石言赵子几劲锐,审礼□和,可以相济也。冯京曰:「审礼安得□和?」上从安石言。□审礼,兴国军人。哲宗旧录元佑四年八月有传,新录削去。审礼为荆湖南路提举常平。先是,朝廷推行青苗、免役,以为民利,而将命者转与郡县造作浮议,以务阻抑。其奉使也,宣布诏令如所素行者,人亦不待宁,而远近皆知上之德意、志虑。移之他郡,推其所为如初,故民皆安堵毋扰。俄迁三司盐铁判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兼常平事。畿内牧地,久为民患,乃以地予,得租十万缗有奇,偿太仆刍秣。又诏详定河南北监牧,请惟留沙苑,余悉罢去,地亦予民,得租百万缗,可市西北善马数万匹。常言:「帝畿千里,有终日行不见桑柘处,民不知蚕,非所以美俗。请教以种艺,责县劝率之。不一年,所租以亿万计。」上可其奏,后下其法诸部。熙宁中,置诸路保甲、治平义勇之法,不一年,上御崇政殿观阅射御,精练不减禁旅,审礼与执事官俱立庭下,上顾召,责以始终成就。河北荐饥,髃小啸聚至数千辈,诏往绥辑,乃除权发遣河北西路转运副使,至则谕郡县赈廪以慰穷乏,凡五百万,诛首恶数十人而已。置卫州黎阳钱监,岁铸三十万,讫罢使,河北经用饶裕。河北为一路,复除转运副使。已而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盐矾兼发运副使。入见获疾,得请提点洪州玉隆观。此旧录审礼传,可见审礼之为人也。新录削去,亦无辨诬,盖审礼以朝请大夫知南康军卒,自不应立传也。传在元佑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纪事本末:王荆公当国,欲以朱柬之监左藏库,柬之辞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闻欲除其人干当进奏院,忘其人名,实愿易之。」荆公许诺,翌日,于上前进某人监左藏库,上曰:「不用朱柬之监左藏库,何也?」荆公震骇,莫测其由。上之机神临下,多知外事,虽纤微莫可隐也。

  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本台推直官宋飞卿、孙奕皆前御史中丞吕公着所举,台主簿赵同亦薛昌朝、谢景温荐引,各怀所知,意趣乖异,欲乞别选推直官二员、主簿一员。」诏宋飞卿、孙奕、赵同鎫送审官东院,其御史台推直官、主簿令不依名次选人。宋飞卿、赵同未详,孙奕已见三年七月,陈瓘云云可检附。

  庚戌,诏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请假,鎫依见谢辞例。

  辛亥,诏国子监直讲有阙,于两制、台阁所举五路学官内选差。

  又诏邠州驻泊都监、洛苑使李克忠追两官勒停,经恩未得叙用,坐取本辖蕃官所夺西贼甲不还其直,经德音当原,而提点刑狱司言恐后无以激劝属羌立功,特责之。六月十一日,克忠候奏到取旨。

  诏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章惇往邠州制勘知州张靖,本州岛观察推官、权管勾经略司机宜文字王撝等。又诏惇体量所过陕西州县推行雇役新法及民间利害以闻。初,宣抚司押送刺配庆州叛军家属,而撝辄增入宣抚司札子内字,误刺配十五人,为靖所奏,故遣惇劾之。其后案至,不悉如靖奏。诏靖与别路知州差遣,撝等该赦释之。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靖移陕州。朱史于二月四日书此。据御集差惇制勘邠州,乃是七月二十七日后空日。又实录八月一日,诏惇体量陕西新法利害,与御集合,朱史误也。惇以三月二日方受命经制渝州夷人疆土,此时安得却往邠州?朱史误明甚。今依御集附七月末,仍取日录六月二十五日所录靖、撝等事,略加删修,要未详尽也

译丁未日,天章阁待制孙固被任命为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检正中书户房事章惇与孙固共同详定编修三司令式,以及各机构库务的年度预算条例。王安石说薛向不喜欢修撰令式,皇上说:“薛向先前呈报明堂赏赐事宜,说恐怕各军因修撰令式而怀疑会有裁减,所以先呈报,想要宣布让各军知道。”王安石说:“这可以看出他不乐意了。”皇上说:“薛向的做法也不免过于姑息。”

下诏唐州、邓州交界处的荒田,其他路州的流民申请开垦的,应当命令所属官府迅速给付,不要导致流民失所。

戊申日,屯田员外郎、权发遣盐铁判官司审礼权发遣开封府界各县镇公事。皇上想另外用人,王安石说赵子几刚劲锐利,司审礼温和,可以互相补充。冯京说:“司审礼哪里温和?”皇上听从了王安石的话。司审礼,是兴国军人。哲宗旧录元祐四年八月有他的传记,新录将其删去。司审礼担任荆湖南路提举常平。在此之前,朝廷推行青苗法、免役法,认为对百姓有利,但执行命令的人反而与郡县制造谣言,以图阻抑推行。他奉命出使时,宣布诏令如同以往执行的那样,百姓也不待安定,远近都知道皇上的德意和志虑。调任到其他郡县,推行他的做法如同当初一样,所以百姓都安居不受骚扰。不久升任三司盐铁判官、提点开封府界各县镇兼常平事。京城附近的牧地,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于是将土地给予百姓,获得租税十万缗有余,偿还太仆寺的草料费用。又下诏详定黄河南北的监牧,请求只保留沙苑,其余全部罢去,土地也给予百姓,获得租税百万缗,可以购买西北善马数万匹。常说:“皇帝京城方圆千里,有整天行走不见桑树的地方,百姓不知道养蚕,这不是美化风俗的做法。请教导种植,责成县令劝勉率领。不到一年,所获租税以亿万计。”皇上批准了他的奏请,后来将他的方法下达给各州。熙宁年间,设置各路保甲、治平义勇之法,不到一年,皇上在崇政殿观看检阅射御,训练精良不亚于禁军,司审礼与执事官都站在庭下,皇上回头召见,责成他始终成就此事。河北发生饥荒,群小聚集多达数千人,下诏前往安抚,于是任命为权发遣河北西路转运副使,到达后告知郡县开仓赈济以安慰穷困者,共五百万,诛杀首恶数十人而已。设置卫州黎阳钱监,每年铸造三十万,直到罢免使职,河北经费充裕。河北为一路,又任命为转运副使。后来担任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盐铁兼发运副使。入朝觐见时患病,请求提点洪州玉隆观。这是旧录中司审礼的传记,可见司审礼的为人。新录删去,也没有辩白诬蔑,大概因为司审礼以朝请大夫知南康军去世,本不应立传。传记在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纪事本末》记载:王安石当政时,想任命朱柬之监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有火禁,而年高宿值不便。听说想任命某人干当进奏院,忘了他的名字,实在愿意交换。”王安石许诺,第二天,在皇上面前进言某人监左藏库,皇上说:“不用朱柬之监左藏库,为什么呢?”王安石震惊骇异,莫测其由。皇上的机智神明临下,多知外事,即使细微之处也不能隐瞒。

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说:“本台推直官宋飞卿、孙奕都是前御史中丞吕公着所举荐,台主簿赵同也是薛昌朝、谢景温荐引,各自怀有私交,意趣乖异,请求另选推直官二员、主簿一员。”下诏宋飞卿、孙奕、赵同都送审官东院,御史台推直官、主簿令不按名次选人。宋飞卿、赵同不详,孙奕已在三年七月见过,陈瓘的话可检附。

庚戌日,下诏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请假后,都依照现谢辞例。

辛亥日,下诏国子监直讲有缺额,在两制、台阁所举荐的五路学官内选差。

又下诏邠州驻泊都监、洛苑使李克追两官勒停,经恩不得叙用,因索取本辖蕃官所夺西贼甲不还其值,经德音应当原谅,但提点刑狱司说恐怕以后无以激励属羌立功,特责之。六月十一日,李克忠候奏到取旨。

下诏检正中书户房事章惇前往邠州制勘知州张靖,本州观察推官、权管勾经略司机宜文字王抟等。又下诏章惇体量所过陕西州县推行雇役新法的利弊及民间利害以闻。起初,宣抚司押送刺配庆州叛军家属而王抟擅自增加宣抚司札子内的字,误刺配十五人,被张靖所奏,所以派遣章惇弹劾他。其后案件上报,不都如张靖所奏。下诏张靖与别路知州差遣,王抟等遇赦释放。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张靖移陕州。朱史在二月四日记载此事。据御集差章惇制勘邠州,乃是七月二十七日后的空日。又实录八月一日,下诏章惇体量陕西新法利害,与御集相合,朱史错误。章惇以三月二日方受命经制渝州蛮人疆土,此时怎能却往邠州?朱史错误明显。今依御集附七月末,仍取日录 June 二十五日所录张靖、王抟等事,略加删修,要未详尽。

。当考。惇体量利害,今并书之。司马光日记云:庆卒之变,密札下经略司,应捉、杀到叛卒妻子,鎫配诸州为奴婢。经略司誊下邠州牒,漏「捉、杀到」三字,知邠州张靖以为招降者妻子,岂可亦从孥戮,再申经略司。经略司令主者陈首下州改正,靖因奏其状而不言已改正。介甫以盐法事恶靖,以为倾险,欲直除水部员外,分司当事,请先案实,乃命章惇制勘,谢景温以文书证明,靖由是得免。赵同云。

译应当考察。章惇体察事理,权衡利害,如今一并记录如下。司马光日记记载:庆州兵变发生后,朝廷密令下发至经略司,规定凡捕获、斩杀叛卒的妻子儿女,皆发配各州为奴婢。经略司抄录文牒下发至邠州时,遗漏了“捕获、斩杀”三个字。邠州知州张靖认为,如果是招降者的妻子儿女,怎么也能连同家属一起诛杀呢?于是再次向经略司申明情况。经略司命令主管官员自首并下发州府改正,张靖因此上奏说明此事,却未提及已经改正。王安石因盐法之事厌恶张靖,认为他阴险狡诈,打算直接任命他为水部员外郎,并外放至分司任职,请求先核实案情,于是命令章惇进行审讯,谢景温用文书作为证据,张靖因此得以免罪。赵同说。

诏颁陕西四路防秋之策。

  泾原路。贼若寇原州靖安、绥宁,则原州兵不出,以万人守平安,控南路【三三】,趋渭州;以镇戎军将兵、弓箭手由干兴径入靖安,断贼归路。贼若寇镇戎军,即以万人并本将军马驻本军,以弓箭手五千人为游兵,别以五千人守瓦亭,更移静边寨所驻正兵、弓箭手取三川路合势。贼若寇德顺军,即别以万人屯守静边,兼以弓箭手五千人为游兵,逐便扰击,移瓦亭五千人入本军。贼若自武延、易臧川【三四】而来,即移静边兵驻隆德,扼贼归路;镇戎军第四将及弓箭手由得胜路会合,于诸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渭州只以一将兼义勇防守【三五】,其余兵鎫屯瓦亭,以固根柢,左右相援,合势掩杀。

  环庆路。贼若寇东北两路,鎫以正兵万人屯业乐,扼淮安东西谷、柔远、大顺之会。贼若自华池川路深入【三六】,则移业乐兵于大顺、荔原两路,断其归路;庆州别出兵至合水,与荔原、大顺兵相首尾。贼若寇环州,即移业乐之兵截山径路趋马岭,更相度事势进兵入木波,与环州相望,据诸寨中,又可扼奔冲庆州大路,其沿边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并屯庆州,以固根柢。

  秦凤路。若贼寇东西路,于甘谷城屯正兵五千,帖以蕃汉弓箭手,扼奔冲【三七】青鸡、三阳一带道路,别以正兵五千帖本处蕃兵弓箭手守古渭,更益都巡检军马及三千,据通渭,与甘谷、古渭相望,若约此置兵保护熟户,更相首尾,足以枝梧。其诸城寨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鎫屯秦州,以固根柢。

  鄜延路。若贼寇东路,宜于永平驻兵万人,帖以本处蕃汉弓箭手,以扼绥德、黑水、绥平、怀宁、顺安、青涧之会,亦断青化、丰林趋延州大路;又恐自永平东循大川至青涧城南出延州,则青涧亦驻兵三千。若贼寇北路,由浑州塞门川而下,则永平更不消驻兵,只以万人驻金明县,扼园林、安塞【三八】、龙安、招安故塞门、安远之会,断延州大路;保安顺宁路窄,难出大兵,只以三千守军帖以蕃兵弓箭手,足以扼贼。贼寇西路,只以三千人守德靖,兼以蕃兵保护胡、李二族【三九】,则金明不消人马,可即赴万安【四○】,为保安德靖声援。或西北两路并兵而来【四一】,则金明兵不动,别以五千人守万安,掎贼之后。其沿边城寨鎫只留守兵,不责以战。自余军马鎫屯延州,以固根柢。此据会要,乃四年七月事,不得其日,今附月末。

  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张琥言:「修起居注之职,古之左右史也,本以记录人主言动,书之典册,以示至公。本朝止令后殿侍立,人主言动无复与闻。臣今所领修起居注,兼知谏院,即与其余修注官事体不同。既有言职,且得侍立,或有敷奏便可面陈。窃见枢密承旨每于侍立处尚得论事,亦不先行奏请。欲乞每因后殿侍立,许奏事,更不移牒合门。仍乞今后起居注常令谏官一员兼领,所贵左右史之职稍不旷废。」诏:「谏官兼修起居注者,后殿侍立亦许奏事,更不牒合门。令于枢密院承旨司奏事后,内侍省公事前奏禀。」此据会要增入。元丰二年八月丙午,不兼谏职亦许直前。

  是月,废窦州为信宜县,隶高州。合州赤水县为镇。旧纪但书废窦州。

  是月,手诏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觽。此据本志四年十月事,今附月末。

  注  释

  【一】分司西京阁本、活字本及宋会要职官六五之三六、下文小字注引旧纪均同。东都事略卷五八韩缜传、宋史卷三一五韩缜传均作「分司南京」。

  【二】三年阁本、活字本均同。同上宋会要作「一年」。

  【三】国城距南海二万里通考卷三三二四裔考:「层檀国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千里」。宋史卷四九○层檀传:「层檀国在南海傍,城距海二十里。」

  【四】服花锦白迭布「锦」原作「棉」,据阁本及同

译皇帝下诏颁布陕西四路秋季防务的策略。

泾原路。如果贼寇侵犯原州的靖安、绥宁,那么原州的军队不出战,而是派一万人驻守平安,控制南路,迅速开赴渭州;派遣镇戎军的将领率领士兵和弓箭手,从干兴直接进入靖安,切断贼寇的退路。如果贼寇侵犯镇戎军,就派一万人连同本军的战马驻扎在本军,派遣五千弓箭手作为游兵,另外派五千人驻守瓦亭,再调移静边寨驻扎的正兵和弓箭手,经由三川路会合兵力。如果贼寇侵犯德顺军,就另派一万人屯驻防守静边,同时派遣五千弓箭手作为游兵,根据情况随时骚扰攻击,调移瓦亭的五千人进入本军。如果贼寇从武延、易臧川而来,就调移静边的军队驻扎在隆德,扼住贼寇的退路;镇戎军第四将及弓箭手从得胜路会合,在各个城寨只留守备用的士兵,不要求他们作战;渭州只派一将兼领义勇军防守,其余的军队屯驻在瓦亭,以巩固根基,左右互相支援,合兵掩杀。

环庆路。如果贼寇侵犯东北两路,就派一万正兵屯驻在业乐,扼守淮安东西谷、柔远、大顺的交汇处。如果贼寇从华池川路深入,就把业乐的军队调到大顺、荔原两路,切断他们的退路;庆州另派军队到达合水,与荔原、大顺的军队首尾相连。如果贼寇侵犯环州,就把业乐的军队调去截断山间小路,开赴马岭,再根据形势进军进入木波,与环州遥相呼应,占据各个寨子中间,又可以扼住奔冲向庆州的大路,沿边的城寨只留守备用的士兵,不要求他们作战,其余的军队全部屯驻在庆州,以巩固根基。

秦凤路。如果贼寇侵犯东西两路,在甘谷城屯驻五千正兵,辅以蕃汉弓箭手,扼守奔冲向青鸡、三阳一带的道路,另外派五千正兵辅以本处的蕃兵弓箭手驻守古渭,再增加都巡检的军马三千人,占据通渭,与甘谷、古渭遥相呼应,如果约定在此布置军队保护熟户,首尾相连,足以支撑抵挡。各个城寨只留守备用的士兵,不要求他们作战。其余的军队全部屯驻在秦州,以巩固根基。

鄜延路。如果贼寇侵犯东路,适宜在永平驻扎一万人,辅以本处的蕃汉弓箭手,以扼守绥德、黑水、绥平、怀宁、顺宁、青涧的交汇处,也切断青化、丰林开赴延州的大路;又担心贼寇从永平向东沿着大川到达青涧城南,再向南开出延州,那么青涧也驻扎三千人。如果贼寇侵犯北路,从浑州塞门川而下,那么永平就不再需要驻扎军队,只派一万人驻扎在金明县,扼守园林、安塞、龙安、招安故塞门、安远的交汇处,切断延州的大路;保安顺宁路狭窄,难以出动大军,只派三千守军辅以蕃兵弓箭手,足以扼制贼寇。贼寇侵犯西路,只派三千人驻守德靖,同时用蕃兵保护胡、李二族,那么金明就不需要人马,可以立即赶赴万安,作为保安德靖的声援。如果西北两路同时出兵而来,那么金明的军队不动,另派五千人驻守万安,牵制贼寇的后方。沿边的城寨只留守备用的士兵,不要求他们作戰。其余的军队全部屯驻在延州,以巩固根基。这是根据《会要》记载,是四年七月的事,不知道具体日期,现在附在月末。

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张琥上言:“修起居注的职务,是古代的左右史,本来是用来记录君主的言行,书写在典籍中,以显示极度的公正。本朝只让后殿侍立,君主的言行不再让他们听闻。我现在所领的修起居注,兼知谏院,就与其他修注官的事体不同。既然有言官的职责,而且得以侍立,如果有敷陈奏事就可以当面陈述。我私下看到枢密承旨每次在后殿侍立时还能议论政事,也不先上奏请求。请求每次因为后殿侍立,允许上奏政事,不再移文给合门。仍请求今后起居注常让一名谏官兼任,所珍贵的是左右史的职务稍微不被荒废。”皇帝下诏:“谏官兼任修起居注的,后殿侍立也允许上奏政事,不再移文给合门。令在枢密院承旨司上奏事后,内侍省公事前上奏禀报。”这是根据《会要》增入的。元丰二年八月丙午日,不兼任谏职的也允许直接上前。

这个月,废除窦州改为信宜县,隶属高州。合州赤水县改为镇。旧纪只记载废除窦州。

这个月,手诏挑选各路军队的一半,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能胜任甲胄的合并为大分;五十岁以上愿意成为平民的听任他们。旧制士兵到六十一岁才免除,还不立即允许,到这时免除成为平民的非常多。这是根据本志四年十月的事,现在附在月末。

上书改。

  【五】开封府提点司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九作「开封提点司」。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法、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三五均载有「府界提点司」,疑此处为「开封府界提点司」。

译上书请求更改。

【五】开封府提点司,《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九记载为“开封提点司”。《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十“役法”、《宋会要·食货》六六之三五均记载有“府界提点司”,推测此处应为“开封府界提点司”。

【六】或把守城门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其下有「潜为内应」一语。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其下有「则恐潜通外境」一语。疑本书有脱误。

  【七】户一百四十余万「一」原作「二」,据同上书、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法及下文文意改。

  【八】然畿内募役之余亦无几矣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内,募役之余亦无几矣。」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是两浙所输纔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余亦自无几。」疑此两句应在「是两浙所输盖半于几内」之下。

  【九】谁敢尔者「敢」原作「收」,据阁本、活字本改。

  【一○】京又言绘挚近日别无文字「别」原作「则」,据阁本、活字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法改。

  【一一】漂溺「漂」原作「剽」,据阁本、活字本及宋史卷九二河渠志改。

  【一二】保塞「塞」原作「寨」,据阁本改。

  【一三】转运使「使」原作「司」,据琬琰集下编卷一八蔡忠怀公确传及宋史卷四七一蔡确传改。

  【一四】承议「承」原作「丞」,据阁本及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改。下同。

  【一五】曾布专筦助役文字「筦」原作「完」,据编年纲目卷一九改。

  【一六】有大臣之亲忠肃集卷三论助役法分析疏无此数字。

  【一七】而下有中外之公议「外」原作「丞」,据同上书改。

  【一八】实不敢隐情自为己讳阁本、活字本均同。同上书「己讳」作「忌讳」。

  【一九】得君专政者是也阁本、活字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法、宋史全文卷一一下均同。同上忠肃集「者」作「安石」。

  【二○】属掾「掾」原作「椽」,据阁本及同上忠肃集、长编纪事本末改。

  【二一】镌刻鄙弃「刻」原作「劾」,据同上忠肃集、长编纪事本末及宋史全文改。

  【二二】何不止之「止」原作「正」,据同上忠肃集改。

  【二三】婞婞然原脱一「婞」字,据同上书补。

  【二四】分析之事「分析」二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二五】此所以发臣之狂言而不能默也「言」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二六】臣不胜惓惓愤懑爱君待罪之至「惓惓」二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二七】所背者私「背」原作「肯」,据阁本及上文、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法改。

  【二八】朱史原作「宋史」,据阁本、活字本改。

  【二九】或差两员者鎫不带同字「者」字原脱,据宋会要职官五之一○补。

  【三○】以为事可归有司者归之「者」字原脱,据阁本及宋会要职官五之一一补。

  【三一】淮南「淮」原作「湖」,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载真州属淮南路,因改。

  【三二】其令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驿当职官吏相度以闻阁本、活字本均同。疑「乘驿」下脱字。

  【三三】控南路「控」原作「按」,据宋会要兵二八之一○改。

  【三四】易臧川「川」原作「州」,据阁本、活字本及同上书改。

  【三五】渭州只以一将兼义勇防守「一」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三六】贼若自华池川路深入宋会要兵二八之一○无「川」字。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载有华池镇,属庆州。

  【三七】扼奔冲原作「守古渭」,疑涉下文而衍。宋会要兵二八之一一作「扼奔冲」,因据改。

  【三八】安塞「塞」原作「寨」,据宋会要兵二八之一一、宋史卷八七地理志改。

  【三九】胡李二族「二」原作「一」,据同上宋会要改。

  【四○】可即赴万安同上书「即」作「那」。

  【四一】或西北两路并兵而来「兵」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二十六

卷二百二十六

  起讫时间 起神宗熙宁四年八月尽是年九月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六

  帝  号 宋神宗

  年  号 熙宁四年(辛亥,1071)

  全  文

  八月癸丑朔,御文德殿视朝。高丽使民官

译【六】有人把守城门。《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其下有“潜为内应”一语。《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其下有“则恐潜通外境”一语。怀疑本书有脱漏或错误。

【七】户一百四十余万。“一”字原作“二”,根据上述书籍、《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法》及下文文意改正。

【八】然而京畿地区募役之后剩余的财力也不多了。《宋会要·食货》六五之一○:“这是两浙所缴纳的赋税大约相当于京畿的一半,募役之后剩余的财力也不多了。”《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这是两浙所缴纳的赋税才相当于京畿的一半,然而京畿用来募役,剩余的财力自然也不多了。”怀疑这两句话应该在“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内”之下。

【九】谁敢这样呢?“敢”字原作“收”,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一○】京又说绘挚近日另外没有文字。“别”字原作“则”,根据阁本、活字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役》改正。

【一一】漂流溺亡。“漂”字原作“剽”,根据阁本、活字本及《宋史》卷九二《河渠志》改正。

【一二】保卫边塞。“塞”字原作“寨”,根据阁本改正。

【一三】转运使。“使”字原作“司”,根据《琬琰集下编》卷一八《蔡忠怀公确传》及《宋史》卷四七一《蔡确传》改正。

【一四】承议郎。“承”字原作“丞”,根据阁本及《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改正。以下同。

【一五】曾布专门掌管助役的文字。“筦”字原作“完”,根据《编年纲目》卷一九改正。

【一六】有大臣的亲戚。《忠肃集》卷三《论助役法分析疏》没有这几个字。

【一七】而下面有朝廷内外的公议。“外”字原作“丞”,根据上述书籍改正。

【一八】实在不敢隐瞒实情为自己避讳。阁本、活字本都相同。上述书籍“己讳”作“忌讳”。

【一九】得到君主信任专权执政的人就是这样。阁本、活字本及《长编纪事本目》卷七○《役法》、《宋史全文》卷一一都相同。上述《忠肃集》“者”作“安石”。

【二○】属吏。“掾”字原作“椽”,根据阁本及上述《忠肃集》、《长编纪事本末》改正。

【二一】镌刻鄙弃。“刻”字原作“劾”,根据上述《忠肃集》、《长编纪事末》及《宋史全文》改正。

【二二】为什么不制止他?“止”字原作“正”,根据上述《忠肃集》改正。

【二三】固执的样子。原来脱漏一个“婞”字,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二四】分析的事情。“分析”二字原来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二五】这就是发出臣的狂言而不能沉默的原因。“言”字原来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二六】臣不胜恳切愤懑、爱戴君主、等待治罪的至诚之情。“惓惓”二字原来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二七】所违背的是私情。“背”字原作“肯”,根据阁本及上文、《长编纪事本末》卷七○《法》改正。

【二八】朱史原作“宋史”,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二九】或者差派两员的人。鎫不带同字。“者”字原来脱漏,根据《宋会要·职官》五之一○补上。

【三○】认为事情可以归有司办理的,就归有司办理。“者”字原来脱漏,根据阁本及《宋会要·职官》五之一一补上。

【三一】淮南。“淮”字原作“湖”,按照《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记载真州属于淮南路,因此改正。

【三二】命令入内副都知张茂则乘驿车,应当由在职官吏相度上报。阁本、活字本都相同。怀疑“乘驿”下面脱漏了字。

【三三】控南路。“控”字原作“按”,根据《宋会要·兵》二八之一○改正。

【三四】易臧川。“川”字原作“州”,根据阁本、活字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三五】渭州只用一名将领兼管义勇防守。“一”字原来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三六】贼兵如果从华池川路深入。《宋会要·兵》二八之一○没有“川”字。《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记载有华池镇,属于庆州。

【三七】扼守奔冲。原作“守古渭”,怀疑涉及下文而衍出。《宋会要·兵》二八之一一作“扼奔冲”,因此据以改正。

【三八】安塞。“塞”字原作“寨”,根据《宋会要·兵》二八之一一、《宋史》卷八七《地理志》改正。

【三九】胡、李二族。“二”字原作“一”,根据上述《宋会要》改正。

【四○】可以立即前往万安。上述书籍“即”作“那”。

【四一】或者西北两路并兵而来。“兵”字原来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上。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二十六

卷二百二十六

起讫时间:从神宗熙宁四年八月开始,到这一年九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六

帝号:宋神宗

年号: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

全文

八月癸丑初一,皇帝在文德殿临朝听政。高丽使臣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