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三
欤？臣窃以谓非事多而后法密也，殆法繁而后奸生也。神宗皇帝达因革之妙，尤重宪禁。元丰中，命有司编修敕令，凡旧载于敕者多移之于令。盖违敕之法重，违令之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广其间，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不足以该万物之理，达天下之情，行之几时，盖以屡变。今所谓续降者，每半年一颁，每次不减数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续降多不显言其所冲改，故官司州县承用从事，参差抵牾，本末不应，非所谓讲若画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谓宜有所加损润泽之，去其繁密，合其离散，要在简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谓迁善远罪之意。伏望圣慈酌时之宜，明法之用，选择一二儒臣有经术，明于治体，练达民政者，将庆历、嘉佑以来旧敕，与新敕参照去取，略行删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无穷。」
译吗？臣私下认为，并非事情繁多而后法令严密，恐怕是法令繁杂而后奸邪滋生。神宗皇帝通晓因循变革的奥妙，尤其重视宪章禁令。元丰年间，命令有关部门编修敕令，凡是过去记载在敕中的内容，大多移入令中。这是因为违反敕的法度重，违反令的罪责轻，这足以体现神宗仁厚的德行，怜悯四方百姓，想要减少人们所犯的罪行，恩泽施予非常广大。然而有关部门不能彻底宣扬君主的德行，推广其中的意旨，反而增加条目，割裂旧制，因为一句话的偏颇就确立一条法，因为一件事的变化就产生一条规，其用意烦琐苛刻，其文辞隐晦难懂，不足以概括万物的道理，通达天下的实情，实行不久，大概就屡次变更。现在所谓的续降敕令，每半年颁布一次，每次不少于几卷。法令，是天下最公正的东西。制定它而不能通达，所以实行它而不能持久，这是事理必然如此。又因为续降敕令大多不明确说明所冲改的内容，所以官府州县承接执行，参差不齐、相互抵触，本末不相呼应，这不是所说的讲求统一、通达天下意志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有所增减润色，去除其繁杂细密，合并其分散离析，关键在于简易明白，使百姓知道如何规避，从而懂得向善远离罪过的用意。恳请圣上慈悲，斟酌时宜，明确法令的作用，选择一两位有经学造诣、通晓治国大体、熟悉民政的儒臣，将庆历、嘉祐以来的旧敕与新敕对照取舍，略加删改修正，以成就一代的法典，施行于无穷后世。
又言：「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今已更改，于敕内关涉不少，以此须至删修。正任刺史以上致仕，于嘉佑禄令，料钱衣赐依分司官例，分司官依现任官例支给。至熙宁四年五月圣旨指挥，致仕正任给金吾卫大将军俸，则是已冲改嘉佑令。今来元丰敕却依嘉佑禄令立文，即不知熙宁七年及元丰六年编敕日，因何漏落熙宁四年续降指挥？访闻在京支正任致仕俸料，并依熙宁四年指挥，其外路多依嘉佑令支给。内外法令如此不同，虑其间更有此类，不可不行增修。」
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间不一。虽有老于为吏，习于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晓。至有一条分为四五，缓急不相照会，其细碎如此，岂所谓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难犯也？臣愚窃以谓，今者朝廷务为简易，使就□平，法当使人人通晓，不难了知，累朝编敕是也。至于引用断罪，先据律文，后乃铺编敕、格、令。今敕条如律，即是律可废也。伏乞圣慈特置一修敕局，格、令、式附之，择取臣僚中晓经术义理，法律详明，不至深刻者五七人，依故事大臣典领，应省、寺修敕令格式者并付之，事有损益即可施行者，先次行之。如此，则朝廷仁厚爱育之意可以宣布四方，而刻薄之风浸以衰息矣。」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重行刊定修立」，此旧录本语，今用之。旧录云：先帝命官修敕令格式，亲为体制，施行未几，吏习民安。时欲大变革，故修改焉。新录已削去。）
中书舍人苏轼言：「准刑房送到词头一道，三省同奉圣旨，沈起与□朝散郎、监岳庙者。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生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安南，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涂炭。至今二广疮痍未复。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谢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护，得全首领，已为至幸。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圣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用。』天下传诵，以为至当，此乃先帝不刊之语，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与彝各负天下生灵数十万性命，虽废锢终身，犹未塞责。近者只因稍用刘彝，起不自谅，辄敢披诉，妄以罪衅并归于彝，攀援把持，期于必得。臣谓安南之役，起实造端，而彝继之。法有首从，而彝吏干学术，犹有可取，而起人材猥下，素行憸险，庆州兵叛，起守永兴，流言始闻，被甲乘城，惊动三辅，几致大变。所至治状，人以为笑。知杭州日，措置尤为乖方，致灾伤之民，死倍他郡。与张靓等违法燕饮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既不允公议；而况于起，万无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监岳庙，诚不足计较，窃哀先帝至明至当不刊之语，轻就改易，诚不忍下笔草词，遂使四方髃小，阴相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渐，为害不细。伏乞圣明深念先帝「永不□用」之语，未可改易；而数十万性命之噃，亦未可忽忘。明诏有司，今后有敢为起等辈乞□用者，坐之。所有告词，臣未敢撰。」寻有诏，沈起□用指挥，更不施行。（实录八月二十四日己酉诏：「前降□用沈起指挥更不施行【二】，以中书舍人苏轼论其不当□用也。按轼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不知何故至八月方行。又实录初不载沈起用何日得指挥□复，今从轼集。）
改当直人法。（政目二十二日事，当考。）
门下侍郎司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陈衍奉宣圣旨问臣：『来日程颐上殿，若奏对有取，当除以何官职？不可太轻，亦不可太重，若令在经筵，当与何名目？』臣窃惟程颐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颐曾固辞。及朝廷召赴阙，除宣德郎、校书郎，颐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但恐颐坚辞不敢受耳。更乞圣意裁度。」（此据元佑实录
译又上言说：“常平差役法以及罪人发配法，如今已经更改，在敕令中涉及不少，因此必须删改修订。正任刺史以上官员退休，按照嘉祐禄令，料钱和衣赐依照分司官的待遇，分司官依照现任官的待遇支给。到了熙宁四年五月，圣旨命令，退休的正任官员给予金吾卫大将军的俸禄，这已经是冲改了嘉祐令。如今元丰敕却依照嘉祐禄令立文，就不明白熙宁七年及元丰六年编敕时，为何遗漏了熙宁四年续降的命令？访闻在京支给正任退休官员的俸禄，都依照熙宁四年的命令，而外路大多依照嘉祐令支给。内外法令如此不同，担心其中更有此类情况，不可不进行增补修订。”
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我私下听说朝廷内外的议论，认为如今的祸患，切中人情世故的，没有比元丰编敕细碎繁多、难以查检使用更严重的了。而且因事立法，不能通行的，其中不一而足。即使是做吏员很久、熟悉用法的人，有时也不能通晓。甚至有一条分为四五条，缓急情况不能相互参照，细碎到了这种地步，哪里是所说的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呢？我愚昧地认为，如今朝廷务求简易，使归于公平，法律应当让人人都能通晓，不难了解，累朝编敕就是这样。至于引用断罪，先依据律文，然后铺陈编敕、格、令。如今敕条如同律文，那就是律可以废除了。恳请圣上慈爱特别设置一个修敕局，将格、令、式附在其中，挑选臣僚中精通经术义理、法律详明、不至于苛刻深重的人五七个，依照旧例由大臣统领，各省、寺修敕令格式的都交给他们，事情有增减就可以施行的，先施行。这样，朝廷仁爱厚待养育的意思就可以宣布到四方，而刻薄的风气逐渐衰息了。”于是有了刊定修立的命令。（“重行刊定修立”，这是旧录原本的话，现在采用它。旧录说：先帝命官修敕令格式，亲自制定体制，施行不久，吏民习安。当时想要大变革，所以修改了。新录已经删去了。）
中书舍人苏轼说：“按照刑房送到的词头一道，三省共同奉圣旨，沈起授予朝散郎、监岳庙。我见熙宁以来，王安石当权，开始寻求边功，与四夷产生嫌隙。王韶凭借熙河进用，章惇凭借五溪被任用，熊本凭借泸夷奋起。沈起、刘彝听说后效仿他们，结怨安南，兵祸相连，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遭受涂炭。至今两广的创伤没有恢复。先帝起初想要诛杀这两个人，以谢天下，而王安石等人曲意庇护，得以保全性命，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圣旨说：‘沈起所犯罪行深重，永不录用。’天下传诵，认为非常恰当，这是先帝不可更改的话，不是今日凭借即位之恩所能赦免的。沈起与刘彝各负天下生灵数十万性命，即使终身废锢，还没有抵偿罪责。近来只是因为稍微任用刘彝，沈起不自量力，竟然敢申诉，妄想把罪过都归给刘彝，攀援把持，期望必定成功。我认为安南之战，沈起实际上是始作俑者，而刘彝是继任者。法律有首犯和从犯之分，而刘彝吏干学术，还有可取之处，而沈起人才低劣，平时行为奸险，庆州兵变，沈起守永兴，流言刚听到，就披甲登城，惊动三辅，几乎导致大变。所到之处治理状况，人们都当作笑谈。任杭州知州时，措施尤为不当，导致受灾百姓，死亡人数倍于其他郡县。与张靓等人违法宴饮交私，无所不至。朝廷任用刘彝，已经不符合公议；何况沈起，万万没有赦免的道理。如今授予朝散郎监岳庙，确实不值得计较，但我哀怜先帝至明至当不可更改的话，轻易被改易，实在不忍心下笔起草诏词，于是使四方小人，暗中相互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也有复起的趋势，为害不小。恳请圣上深思先帝‘永不录用’的话，不可改易；而数十万性命的冤屈，也不可忽视。明诏有关部门，今后有敢为沈起等人请求录用的人，治罪。所有诏词，我不敢撰写。”不久有诏令，沈起录用的命令，不再施行。（实录八月二十四日己酉诏令：“前降录用沈起的命令不再施行【二】，因为中书舍人苏轼论说不应当录用他。查苏轼文集乃是三月二十二日奏议，不知为何到八月才施行。又实录起初不记载沈起哪一天得到命令复职，现在依据苏轼文集。）
更改当直人法。（政目二十二日事，应当考证。）
门下侍郎司马光说：“本月二十一日，中使陈衍奉宣圣旨问我：‘明天程颐上殿，如果奏对有可取之处，应当授予什么官职？不可太轻，也不可太重，如果让他留在经筵，应当给予什么名目？’我私下认为程颐本来是布衣，守道不仕，昨天朝廷授予幕职官西京教授，程颐曾经坚决推辞。等到朝廷召他赴阙，授予宣德郎、校书郎，程颐又推辞。卑官在经筵的，只有崇政殿说书。如果用新授予的官职充任崇政殿说书，足以算是超擢，只怕程颐坚决推辞不敢接受罢了。再请圣上裁度。”（这是依据元佑实录
辛巳，宣德郎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颐既上殿，（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即以经筵命之。颐面辞，不许；退而具奏，曰：
「窃以知人则哲，帝尧所难，虽陛下圣鉴之明，然臣方获进对于顷刻间，陛下见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畎亩之中，骤置经筵，盖非常之举，朝廷责其报效，天下之所观瞩，苟或不当，则失望于今，而贻讥于后，可不谨哉？臣未敢必辞，只乞令臣再上殿进札子三道言经筵事，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如此，则朝廷无举动之过，愚臣得去就之宜。」又言：「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陈，盖欲朝廷审处于未授之前，免烦回改成命。」又言：「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挥许臣实封札子进呈，亦与口陈无异。」
其札子一曰：「臣伏观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辅养。昔者周公辅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与之居处，使之熏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虽睿圣之资，得于天禀，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所谓辅养之道，非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在涵养熏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三】；讲读既罢，当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皇帝读习之暇，游息之间，时于内殿召见，从容宴语，不独渐摩道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积久自然通达。比之常在深宫之中，为益岂不甚大？窃闻间日一开经筵，讲读数行，髃官列侍，俨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则责辅养之功难矣。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爱，亦未便乞屡出，但时见讲官，久则自然接熟。大抵与近习处，久熟则生亵慢，与贤士大夫处，久熟则生爱敬，此所以养成圣德，为宗社生灵之福。天下之事，无急于此。窃料觽人之意，以为皇帝尚幼，未烦如此，乃浅近之见。夫幼而习之，为功则易，发然后禁，礼经所非。古人所以自能言而教者，盖谓此也。」
其二曰：「臣闻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四】。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贤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无复闻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知，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辅养之道，当法先王。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奢丽之物不接于目，浅俗之言不入于耳。及乞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戏则随事箴规【五】，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止。调护圣躬，莫过于此。今不设保、傅之官，傅德义、保身体之责，皆在经筵。皇帝在宫中，语言、动止、衣服、饮食，皆当使经筵官知之。」
其三曰：「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主之德，以寅畏、祗惧为首。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成其圣也。皇帝陛下未亲庶政、方专问学。臣以为辅养圣德、莫先寅恭，动容周旋，当主于此，岁月积习，自成圣性。臣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窃闻讲官在御案傍以手指书，所以不坐，欲别令一人指书，讲官稍远御案坐讲。意朝廷循沿旧体，只以经筵
译辛巳日，宣德郎程颐被任命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颐上殿后，（十四日辞去恩命，请求进见。）随即被任命为经筵讲官。程颐当面推辞，皇上不许；他退下后上奏章说：
“我私下认为，知人善任是明智的，连帝尧都感到困难，虽然陛下圣明鉴察，但臣刚刚在片刻间得以进见应对，陛下看到了臣的什么长处，就突然提拔任用？如今将臣从田野之中选取，骤然安置在经筵，这大概是破格的举措，朝廷期望臣报效，天下都在注视，如果安排不当，就会使当今失望，而给后世留下讥讽，能不谨慎吗？臣不敢坚决推辞，只请求让臣再次上殿进呈三道札子谈论经筵之事，如果所言正确，那么陛下任用臣就没有错误，臣接受任命也就无愧；如果所言不正确，说明臣的才能不足以任用，本来就可以听任臣推辞回避。这样，朝廷就没有举措的过失，愚臣也能得到去留的适宜。」又说：「臣不等命令下达，就有所奏陈，是想让朝廷在未授予官职之前审慎处理，以免麻烦更改任命。」又说：「如果认为臣昨天已经上殿，只请求指示允许臣密封札子进呈，这也与口头陈述没有区别。」
他的第一道札子说：「臣恭敬地观察，自古以来君主守成而达到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得上周成王的。成王之所以成就德行，是由于周公的辅佐教养。从前周公辅佐成王，从小让他习惯，所见的一定是正当的事，所听的一定是正当的话，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所以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随着心性形成。现在士大夫家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延请有名望德行、品行端正的人与他们相处，使他们熏染成性，所以说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就像自然一样。考虑到皇帝陛下年轻，虽然睿智圣明的资质，得之于天赋，但辅佐教养的方法，不能不周到。所谓辅佐教养的方法，不是说用言语告诫，有过错后才劝谏，而是在涵养熏陶罢了。大致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自然气质变化，德行器量成就。请求朝廷遴选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讲；讲读结束后，应当留下两人值班，夜里则一人值宿，以备咨询。皇帝读书学习的闲暇，游玩休息的时候，时常在内殿召见，从容闲谈，不仅逐渐磨砺道义，至于人情物态，耕种艰难，积累久了自然通达。比起常常待在深宫之中，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私下听说每隔一天开设一次经筵，讲读几行，众官列队侍立，严肃地退下，情意略微不相接，这样那么期望辅佐教养的功效就难了。现在主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也不便请求频繁外出，但时常接见讲官，久了自然熟悉。大致与亲近宠幸的人相处，久了熟悉就产生轻慢，与贤士大夫相处，久了熟悉就产生爱敬，这就是养成圣德，为宗庙生灵造福。天下的事，没有比这更紧急的。私下揣测众人的意思，认为皇帝还年幼，不必烦劳这样，这是浅近的见解。从小让他习惯，功效就容易，发作后才禁止，礼经所不赞同。古人之所以从能说话就开始教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道札子说：「臣听说三代的时候，君主一定有师傅保的官职。师，教导道义；傅，辅佐德行义理；保，保护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知道求贤却不知道端正君主，知道规劝过错却不知道培养德行。辅佐德行义理的方法，本来已经疏远了，保护身体的方法，再也没有听到了。考虑到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智，超越前古；皇帝陛下，年轻，辅佐教养的方法，应当效法先王。臣认为辅佐德行义理在于防止见闻的错误，节制嗜好的过度；保护身体在于适宜起居，保持敬畏谨慎的心。臣想请求皇帝陛下左右扶持侍应的宫人、内臣，都选择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的人。服用的器物玩物都必须质朴，凡是华丽精巧奢侈美丽的物品不得带到皇帝面前。关键在于奢侈美丽的物品不接触眼睛，浅俗的言语不进入耳朵。并且请求选择内臣十人担任经筵侍应，来伺候皇帝起居。凡是动静休息必须让经筵官知道。有剪桐叶为玉圭的游戏就随时规劝，违背保养的方法就及时劝止。调护圣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现在不设置保、傅的官职，辅佐德行义理、保护身体的责任，都在经筵。皇帝在宫中，言语、行动、衣服、饮食，都应当让经筵官知道。」
第三道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君主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威福的权柄，百官畏惧震慑，不敢仰视，各方承奉，想要得到的随时得到。如果不是懂得道义敬畏，这样培养，他的德行成就可想而知。中等资质的君主，不免骄横放肆。英明的君主，自然自满自足。这是自古共同的祸患，治乱所系。所以周公告诫成王，称颂前代君主的德行，以恭敬畏惧为首。从古以来，没有不尊重贤人敬畏宰相而成就圣德的。皇帝陛下没有亲自处理政务，正专心问学。臣认为辅佐培养圣德，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举止周旋，应当以此为主，岁月积累习惯，自然形成圣性。臣私下看到经筵臣僚，侍立的人坐着而讲读的人站着，这在礼制上是违背的。想请求今后特别命令坐着讲读，不仅义理顺畅，以培养主上尊重儒学重视道义的心。私下听说讲官在御案旁用手指书，所以不坐，想另外命令一人指书，讲官稍远离御案坐着讲读。意朝廷沿袭旧例，只把经筵
为一美事，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颐乞坐讲竟不行。）
译做一件美好的事情，我认为天下的重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取决于经筵。由此说来，怎么能不认为这是重任呢？”（程颐请求坐着讲学，最终没有实行。）
御史中丞刘挚言：「臣伏睹制命，以布衣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者。恭以尊儒重道、振举遗逸，使天下归心，固圣朝之所宜为也。然臣窃惟进退者臣子之大节，爵禄者天下之公器。进退不失其义，则人道立；爵禄不轻所与，则士心劝。二者盖不可不谨也。颐以节行自守，不介意于仕，陛下高其风，故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颐既力辞不从而赴召，而陛下又以宣德郎、校书郎待之。颐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赐之廷对，又官之以通直，置之于经筵。盖颐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颐于出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也。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孟子曰：『仕有时乎为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颐好学求志，有君子之行，遭际盛世，其心岂徒欲以声名自售哉？固愿有所试，然后有所就也。颐亲老家贫，兄颢有贤行，官不达而死。在颐之义当仕也。为贫而仕，则若孟子所谓居卑者可也。今有誉而不试，每辞而加进，臣于是知颐之不敢受也。若夫纷纷之论，致疑于颐者，非独如臣言也。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乎上，故不闻尔。又以谓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志欲为种放、常秩，而亟欲得台谏、侍从者尔。臣固知论者之或过也。然而是非疑似，亦不可以不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陛下审真伪，重名器。闻颐方辞恩制，乞降指挥，依颐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而后日见其可用，进擢盖未晚也。于陛下尊德举逸之道，无过不及者。」
又言：「闻颐有所建请数事，如欲令经筵侍臣坐讲之类，又有非所宜言者，觽传以为笑。不知有是事乎？惟望速降圣旨，依颐辞免，但命之以初官，试之以西京教授，庶几成颐之志，全颐之节，以息髃议，而亦不害异日擢用也。廉耻不立于天下也久矣，今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当于义，则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为事，岂不重哉！」颐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颐闻帝宫中盥而避蚁，因讲毕，请曰：「有是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称善。（此据颐新传附见，避蚁事，二月甲戌，韩缜尝言之。）
诏二王外第以亲贤宅为名。（政目二十一日诏许二王外居，今并此，不别出。二十八日宗室送迁。）
诏给空名度牒一百道，修复郑州廨舍仓库，特借二年公使钱，令转运司应副，余于常平钱内借支。
诏差开封府第七副将郝英于西京汝州界捕杀髃贼。
兵部言：「畿内马监已罢，本部考究畜牧之宜，莫如汛、渭、并、晋之地【六】，兼逐路旧有牧地，请差官经画。」诏河北、陕西路转运提点刑狱司，同共按行相度可置官监去处闻奏。
诏应民间疾苦合行□□，除朝廷已推行外，如有未尽，仰诸路监司，限指挥到两月内条画以闻。
判大名府韩绛言：「公使供馈条禁太密，乞删去监司卖酒及三路馈遗。」从之，令刑部先次立法。
户部言：「归明人除三路及沿边不得婚嫁，余州听与嫁娶；并邕州左、右江归明人，许省地溪峒结亲。」从之。
右司谏苏辙言：
臣窃见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旧，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钩较，文理密察，得古之遗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尽如圣意，参考之益未见，而迂滞之害先着。见今三省文书，节次留碍，比官制未行以前，颇觉其弊。臣尝问觽人【七】，得其一二，意欲因见行之法，略加疏理，务令清通简便。苟迂滞之病既除，事不至杂□难治，官吏日有余力，则参考之功可得而见也。谨条具如后：
一、凡事皆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所以为重谨
译御史中丞刘挚上言：“臣拜读诏命，任命布衣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的职位。恭敬地认为，尊崇儒术、重视道义，提拔被遗落的人才，使天下人心归附，这本来就是圣朝所应当做的。然而臣私下认为，官员的升降是臣子的大节，爵位俸禄是天下的公器。升降合乎道义，人伦之道才能确立；爵禄不轻易授予，士人的心志才能受到鼓励。这两方面都不可不慎重。程颐以节操品行自守，不在意做官，陛下推崇他的高风亮节，所以用汝州推官、西京教授的名义征召他。程颐极力推辞没有听从，而是前往应召，而陛下又用宣德郎、校书郎的待遇对待他。程颐到达后，没有立即接受任命。而陛下赐予他廷对，又授予通直郎的官职，安置他在经筵。大概是程颐谦逊推辞不止，而陛下的恩命却每每增加。臣担心程颐在出仕与隐居、推辞与接受之间，道义上难以心安。孔子说：‘如果有值得称赞的人，一定要对他进行考验。’孟子说：‘做官有时是因为贫穷，推辞尊位而居于卑位，推辞富贵而居于贫困。’程颐好学追求志向，有君子的品行，遭遇盛世，他的心难道只是想要用名声来推销自己吗？他本来希望有所考验，然后才有所就职。程颐父母年老家中贫困，兄长程颢有贤德品行，官位不高就去世了。从道义上讲，程颐应当做官。因为贫穷而做官，那么就像孟子所说的居于卑位是可以的。现在只有赞誉而没有考验，每次推辞就加以晋升，臣由此知道程颐不敢接受。至于那些纷纷的议论，对程颐产生怀疑的，不仅仅像臣所说的那样。直接认为自古以来，先生处士，都是窃取虚名，没有实际用处。像程颐这样的人，只是凭借迂阔的学问，向君主索取高价罢了。天下坚守节义、乐于道义不出仕的人，像程颐这样的，大概也不少。他们上面没有援引的人，所以没有听说罢了。又认为程颐推辞爵位诏命的言论说：‘前朝征召举荐布衣，旧例都还存在。’这是程颐的志向想要成为种放、常秩，而急切想要得到台谏、侍从的职位罢了。臣固然知道议论的人或许过分了。然而是非疑似，也不能不考察。圣人自有中道，过分就会偏颇；天下自有常理，违背就会混乱。恳请陛下审察真伪，重视名器。听说程颐正在推辞恩命，乞求下达指令，依照程颐的请求，成全他的节操，只授予他最初的官职，既让他能够用俸禄供养父母，又让他接受得合乎道义，避免似是而非的诽谤。然后日后看到他有可用之处，提拔他也不算晚。对于陛下尊崇德行、举荐隐逸的道义，就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了。”
又上言：“听说程颐有几项建议，比如想要让经筵侍臣坐着讲学之类，又有不适宜说的话，众人传为笑谈。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事？只希望迅速下达圣旨，依照程颐的推辞，只任命他为最初的官职，用西京教授的职位考验他，或许能成全程颐的志向，保全程颐的节操，以平息众人的议论，而且也不妨碍日后提拔任用他。廉耻在天下不树立已经很久了，现在幸好有一个人，如果授予和接受不符合道义，那么会使天下人纷纷不再把廉耻当作一回事，这难道不严重吗！”程颐最终留在经筵，刘挚的言论没有被采纳。
程颐常常以师道自居，他担任侍讲时，神色非常庄重，言语多含讽谏。程颐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于是讲学完毕后，请求说：“有这回事吗？”皇帝说：“是的，确实是害怕伤害它们。”程颐说：“推己及人这种心推广到四海，是帝王的重要治国之道。”皇帝称赞他说得好。（这是根据《程颐新传》附见记载，避蚁的事，二月甲戌日，韩缜曾经说过。）
下诏将两位王爷的外宅命名为亲贤宅。（《政目》二十一日下诏允许两位王爷在外居住，现在合并在此，不再单独列出。二十八日宗室迁居。）
下诏发给一百道空名度牒，修复郑州的官署仓库，特别借支两年的公使钱，命令转运司配合，其余的从常平钱中借支。
下诏派遣开封府第七副将郝英在西京汝州边界捕杀群贼。
兵部上言：“京城附近的马监已经撤销，本部考察畜牧的适宜之地，没有比汛、渭、并、晋这些地方更好的【六】，加上各路旧有牧地，请求派遣官员规划。”下诏河北、陕西路转运提点刑狱司，共同巡视考察可以设置官监的地方上报。
下诏凡是民间疾苦应当处理的□□，除了朝廷已经推行的以外，如果有未尽之处，命令各路监司，限令指令到达两个月内条陈上报。
判大名府韩绛上言：“公使供馈的条令禁令太严密，请求删去监司卖酒以及三路馈遗的规定。”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刑部先次立法。
户部上言：“归明人除了三路及沿边地区不得婚嫁外，其余州县允许嫁娶；以及邕州左、右江的归明人，允许与省地溪峒结亲。”听从了他的建议。
右司谏苏辙上言：
臣私下看到先帝改定官制，沿袭唐代的旧制，布置三省，使出入相互核查，文理严密，得到古代遗留的法度。然而弊病在于有关部门推行不能完全符合圣意，参考的益处没有显现，而迂腐滞后的害处先显现出来。现在三省的文书，多次留滞阻碍，比起官制未实行以前，颇觉其弊端。臣曾经询问众人【七】，得知一二，意图凭借现行的法令，略微加以疏通治理，务必使其清通简便。如果迂腐滞后的弊病已经除去，事情不至于繁杂□难以治理，官吏每天有余力，那么参考的功用就可以看到了。谨条陈如下：
一、凡事都由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这是为了慎重
也。臣谓国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则可；至于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议者，一切依此，则迂缓之弊所从出也。假如百官给假、有司请给器用之类，此所谓日生小事也。臣僚陈请兴革废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当之类，此所谓事之方议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执政批状，直付有司，故径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罢批状，每有一事，辄经三省，誊写之劳，既已过倍，勘当既上，小有差误，重复施行，又经三省，循环往复，无由了绝。至于疆埸机事，河防要务，一切如此，求事之速办，不可得也。故臣乞复批状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议者；惟国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后经历三省，则事之失者过半矣【八】。
译也。臣认为国家的大事，以及已经定案的事情，依照这个程序施行是可以的；至于日常发生的小事，以及正在商议中的事情，如果全都依照这个程序，那么迂腐迟缓的弊端就由此产生了。比如百官请假、有关部门申请供给器物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日常小事。臣僚陈述请求兴办或废除某些制度，朝廷尚未查明事情的始末，想要进行核查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正在商议中的事情。过去官制尚未实行时，这类事情都由执政大臣批示公文，直接交付有关部门，所以直接而容易施行；自从实行新官制后，就废止了批示公文的做法，每有一件事，都要经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誊写的劳顿，已经加倍，核查上报后，稍有差错，重新施行，又要经过三省，循环往复，没有完结的时候。至于边疆的机密事务，河防的重要事务，全都像这样，想要事情迅速办理，是不可能的。所以臣请求恢复批示公文的做法，以便处理日常小事和正在商议中的事情；只有国家的大事和已经定案的事情，才经过三省，那么事情失误的情况就会减少一半了【八】。
一、三省文书，法许吏人互相点检差误，毫末之失，皆理为赏罚。故被罚者畏避谴呵，巧作迁延，以求细密；被赏者希望劳绩，吹毛求疵，务为稽缓，因此文书无由速了。臣欲乞今后不以差误为赏罚，惟有所欺蔽，及虽系差误而害事者，方行赏罚。
一、文书至尚书省，自省付诸部，自部付诸司，其开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处且以五日为率，凡十五日。其勘当于外，日数又多，幸而一出得备具者，自诸司申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则已一月余日矣。不幸复有问难，又复一月，自此盖有不可知者。费日虽久，而违限如法【九】，虽欲加罪，终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缓急减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设官，事不可已，然后置官。今官仿唐制，事本不须如此，而为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应支钱物，尚书度支行遣，得旨许支，合下所管库务支给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备录帖所管库务、又经比部勾过，然后送库务支给。臣谓太府寺未尝可否一事，枉有经历，宜令度支径送比部勾过。又如诸路召募押纲合得酬銟，诸库务已给朱钞，先经太府寺印纸保明，指定合得酬銟，申尚书金部；金部再行勘验诣实，关司勋勾覆，然后关吏部施行。臣谓太府、金部两处勘验保明，显有烦重，宜裁减一处。又如在京职事官，合破白直并宣借剩员或替换宣借，昔未行官制已前，皆系所属直下步军司差拨；自行官制，并须经由尚书兵部，兵部但指挥步军司依条施行。臣谓兵部别无可否，亦不须更令经历。如此等事，数必不少，非臣所能尽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无似此重复之事，若能一切裁损，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务觽多，条约繁伙，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陈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类讲求，立法施行。或选择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专治其事，务令约而不遗，多而不乱。今三省胥吏比旧人数极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费人力。若将来法制一清，此曹亦渐可减。事清吏简，此最为治之要。惟陛下留神省察。
壬午，刑部修立到重禄条，从之。
诏内臣甘承立更不结案，特除名勒停，免真决，不刺面，配韶州牢城，以言者谓承立市木荆湖，凌虐工匠致死故也。（旧录云：承立被先帝旨，市木于荆湖。言者谓承立不立案，凌虐工匠致死，坐配流。新录辩曰：甘承立以凌虐工匠致死，坐配，此有司常法，不当引先帝为言。自「承立」至「坐配流」二十八字并删去。去年六月二十四日送湖北取勘。）
北京留守司言：乞移宗城县。从之。（旧录如此，恐有脱误，当考。）
成都府路转运司言：「据茂州申：本州岛系处极边、蕃汉并纳夏税斛岗数目不多，自来止是送正色，并无折变，及不收耗并头子钱。乞免依新条受纳税租加耗。」从之。（新削。）
尚书省上所修吏部四选敕令格式，乞先次颁降。从之。
癸未，诏：府界并诸路提点刑狱司，躬访州、县灾伤，即不限放税分数，及有无披诉，以义仓及常平米谷，速行赈济，无致流移。（四月四日司马光言可并此。）
户部言：「夔州路提举常平官傅传正奏：『州、军去年灾伤放租税分数不多，亦有全不曾申诉去处，致或不该赈给。臣见民间困急，不敢坐视，已指挥逐州、军、县当职官，依灾伤及七分以上赈济，务令全活。所有不候朝旨专辄之罪，谨自劾以闻。』」诏傅传正特放罪，仍候到阙日与优差遣。（六月二十八日，承议郎傅传正为两浙路转运判官。）
甲申，门下、中书外省撰定起居郎、舍人、左右司员外郎补荫条。从之。
乙酉，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为吏部侍郎，太常寺少卿赵瞻为户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王克臣为工部侍郎【一○】，两浙路转运副使、朝请郎孙昌龄为秘阁校理、知福州。（昌龄浙副，元丰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除。）
诏：「职事官许带职，其班序杂压依职事官。如职高于寄禄官，
译一、三省文书，法令允许吏人互相检查差错，细微的失误，都按道理给予赏罚。因此受罚的人畏惧回避谴责呵斥，巧妙地拖延推诿，以求细致严密；受赏的人希望获得劳绩，吹毛求疵，务必造成稽留迟缓，因此文书无法迅速办结。臣请求今后不以差错作为赏罚的依据，只有存在欺瞒掩饰，以及虽然是差错但危害政事的情况，才实行赏罚。
一、文书到达尚书省，从省下发到各部，从部下发到各司，其拆封、呈报复核、用印都有期限，每处暂且以五天为率，共十五天。如果在外面勘验，天数更多，幸好一旦外出能够完备具备的，从各司申报到部、申报到省，其期限如前，就已经一个多月了。如果不幸又有询问辩难，又过一个月，从此大概有不可预知的情况。耗费时日虽然长久，但违反期限却合乎法令，即使想要加罪，终究无法做到。所以臣请求根据事情的缓急来减定期限，这也是补救弊端的一个方面。
一、古代根据事务设置官职，事务不可废止，然后才设置官职。如今官制模仿唐代制度，事务本来不需要这样，却因官职而滋生事务的情况，往往存在。如应当支取的钱物，由尚书度支行遣，得到旨意允许支取，应当下发给所管辖的库务支给的，必须先经过太府寺，本寺备录帖子给所管辖的库务，又经过比部勾稽核对，然后才送交库务支给。臣认为太府寺未曾对一事进行可否决断，白白地经历这一环节，应当命令度支直接送交比部勾稽核对。又如各路招募押运纲运应当得到的酬劳，各库务已经发给朱钞，先前经过太府寺印纸保明，指定应当得到的酬劳，申报给尚书金部；金部再次勘验核实，关会司勋勾稽复核，然后关会吏部施行。臣认为太府、金部两处勘验保明，明显烦琐沉重，应当裁减一处。又如在京职事官，应当分配白直以及宣借剩员或替换宣借，过去未实行官制以前，都隶属于所属直接下的步军司差拨；自从实行官制以来，都必须经过尚书兵部，兵部只是指挥步军司依照条令施行。臣认为兵部别无可否决断，也不须再令经历这一环节。像这样的事，数量一定不少，不是臣所能全部知晓的，请求下达给六曹及二十四司，各自具报有无类似这样重复的事，如果能够全部裁减，必定大有裨益。
以上三省事务众多，条例繁杂，不是臣一人所能穷尽了解的。臣前面所陈述的四件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请求陛下下达给三省，推究同类事务讲求研究，制定法令施行。或者选择臣僚中精通明敏的一二人，让他们专门处理此事，务必做到简约而不遗漏，繁多而不混乱。如今三省的胥吏比旧时人数极多，都是因为法令不简便，白白耗费人力。如果将来法制一旦清明，这些人也逐渐可以裁减。事务清明吏员精简，这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壬午，刑部修定完成重禄条，听从了。
下诏内臣甘承立不再结案，特别除名勒令停职，免除真决，不刺面，发配到韶州牢城，因为进言的人说甘承立在荆湖地区采买木材，凌虐工匠致人死亡的缘故。（旧录说：甘承立奉先帝旨意，在荆湖采买木材。进言的人说甘承立不立案，凌虐工匠致人死亡，定罪发配流放。新录辩解说：甘承立因凌虐工匠致人死亡，定罪发配，这是有关部门的常法，不应当引用先帝的话来说。从“承立”到“坐配流”二十八个字一并删去。去年六月二十四日送交湖北取勘。）
北京留守司说：请求迁移宗城县。听从了。（旧录如此，恐怕有脱漏错误，应当考证。）
成都府路转运司说：“根据茂州申报：本州地处极边，蕃汉共同缴纳夏税斛斗数目不多，向来只是缴纳正色，并没有折变，也不收取耗米和头子钱。请求免除依照新条受纳税租加耗。”听从了。（新削。）
尚书省上呈所修吏部四选敕令格式，请求先次颁降。听从了。
癸未，下诏：府界以及各路提点刑狱司，亲自访查州、县灾伤情况，即不限放税分数，以及有无披诉，用义仓及常平米谷，迅速进行赈济，不要导致流离失所。（四月四日司马光言可并此。）
户部说：“夔州路提举常平官傅传正上奏：‘州、军去年灾伤放免租税分数不多，也有完全不曾申诉的地方，导致或许不该赈给。臣见民间困急，不敢坐视不管，已经指挥各州、军、县当职官，依照灾伤及七分以上进行赈济，务必让百姓存活。所有不等待朝廷旨意专断擅行的罪责，谨自行弹劾上报。’”下诏傅传正特别赦免罪责，仍等到达阙下时给予优差遣。（六月二十八日，承议郎傅传任两浙路转运判官。）
甲申，门下、中书外省撰定起居郎、中书舍人、左右司员外郎补荫条。听从了。
乙酉，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任吏部侍郎，太常寺少卿赵瞻任户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王克臣任工部侍郎，两浙路转运副使、朝请郎孙昌齡任秘阁校理、知福州。（昌齡任浙副，元丰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任命。）
下诏：“职事官允许带职，其班序杂压依照职事官。如果职高于寄禄官，
并以职为行、守、试，应缘职添支，除酒外，余不给。内尚书非学士除者，更不带待制，俟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非待制除者，通及一年加待制。其见任职事官内旧带待制已上职者，并还旧职，只降敕，仍免谢。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集贤院、直秘阁、集贤校理已上职【一一】，今后内外官并许带，除职、食钱并理任外，其余恩数并依官制已前条贯。其横行使、副并依旧通管勾客省、四方馆、合门公事，其轮直日依旧令。」（此诏不详谁所建白，亦不详何意。刘挚、王岩叟有章论谏，今附此。后吕公着掌书记当行事职事官不落职其一也，当考。当日颁行亦不载臣僚奏请，或云：「自官制行，百官皆有分职，职外悉不得言，非侍从论思献纳之义，故特令带学士、待制等职监、开其职外进言之路也。」此说似有理，但无所考见，姑附注此，更徐搜访，明着其事。苟为不然，元佑诸公何苦而作此纷纷也？六月十二日戊戌，刘挚论张璪更详之。绍圣二年四月二日戊辰罢带职。）
译并将官职分为行、守、试三类，因职务而增加俸禄，除酒之外，其余不予供给。其中尚书若非以学士身份除授的，不再兼任待制，等到两年后加授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若非以待制身份除授的，任职满一年加授待制。那些现任职事官中原本兼任待制及以上官职的，一律恢复原有官职，只下达敕令，仍免除谢恩。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直秘贤院、直秘阁、集贤校理及以上官职，今后内外官员都允许兼任，除官职、俸钱按实际任职计算外，其余恩遇待遇都依照官制施行前的规定。横行使、副使仍像以前一样总管客省、四方馆、合门的公事，轮值之日仍按旧例执行。”（此诏不详是谁提出的建议，也不详其用意。刘挚、王岩叟有奏章论谏，现在附于此。后来吕公着掌管书记一职，当任事职事官不剥夺其官职，这是其一，应当考证。当时颁布施行也未记载臣僚的奏请，有人说：“自从官制施行以来，百官都有分内职责，职责之外一律不得进言，这不符合侍从官议论思考、进献采纳的道理，所以特别允许兼任学士、待制等职，以开通他们在职责之外进言的道路。”此说似乎有理，但无处考证，暂且附注于此，再慢慢搜访，明确此事。如果并非如此，元祐年间的那些大臣何必如此纷纷扰扰呢？六月十二日戊戌，刘挚论述张璪一事更详细。绍圣二年四月二日戊辰，罢免兼任官职。）
刘挚言：「臣伏睹近降指挥增复馆职，及职事官并许带职：给谏以上一年带待制，尚书二年带直学士【一二】。臣窃谓国朝旧制，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谊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典校绚，得之为荣，选择尤遴。自元丰中修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后加恩兼职，常视治行优劣以为厚薄。除三馆归秘书省为职事官外，有直龙图阁，省郎、寺监长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待制、学士职【一三】，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亦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今尽复馆阁，而荐试之法未立，校绚之职无与，则是所复虚名而已。朝廷必不甚惜，人亦不以为重。近日得之者固已觽矣。臣考之佥言，以谓修废官耶，则实无职事；养人才耶，则未加选择，反复不见其便。至给谏以上限年带职，尤所未喻。且侍从顾问为职，自祖宗以来，极天下之选，不为定员。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至给谏以上，则计日而得之。人才不同，一燍除授。臣恐自此员品猥觽，无复澄汰，其有行能高妙治最尤异者，又将何以益之？臣愚欲乞且依元丰官制施行，或诏臣僚讲究本末，别行裁定，使名器增重，人不虚授，以称朝廷劝沮多士之意。」
王岩叟言：「臣伏睹近诏，臣踰月于兹反复思之，不得其义。多士纷纭之议，不可胜纪，聊采十说，以陈于前，惟陛下垂听，幸甚！说者曰，立为此法，庶职事官罢日，不烦商量，便可令带出。臣以谓为中书自便则可，为朝廷体要则未安也。不若因其除外，易以职名，在主上恩意则新，于臣下宠光亦异。今既平居无事，先以与之，则一日补外，何以施恩？更进则太优，不加则近薄，虽曰美迁，乃如少贬。此不可一也。借如自尚书一年余罢，则当与之直学士耶，与之待制耶？与之待制、则无以别于侍郎；与之直学士，则不应今日所立新制。此不可二也。或尚书、侍郎而下，以罪被谪，于寻常例当落职者，不知止落职事官之职耶，并落职名耶？不落职名，则与平迁善罢无以异；并职名落，则是不问过之轻重，皆当夺两重职矣。此不可三也。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或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为等差如此。今一年之后而合为待制，则等差纷纷，莫可辨矣。此不可四也。昨有自尚书除御史中丞者，岂可一年之后亦止加待制？与待制则为降官，与直学士则为乱法。旧制知杂御史，乃今侍御史，其于中丞相去甚远，犹有不历月踰时或纔满岁遂迁待制者。今为中丞一年方得待制，是今中丞反轻于前日之知杂御史也。旧制知制诰乃今中书舍人，自居待制之上，次迁当为翰林学士，其或迁学士，虽至于侍读学士，若不为权三司使及权知开封府，皆不为美迁。今一年后乃得加待制，是今日中书舍人，亦轻于前日之知制诰也。又既为中书舍人，以典制诰为职事，其于侍从最为清近，岂须更带待制？此不可五也。六曹之官，容以觽材并进，或以财谷称，或以刑法用，使为尚书、侍郎则可，使兼学士、待制则不可。不然名品混淆、而清浊一流矣。此不可六也。从来以寄禄官为行、守、试，则试者多而行、守少；加职之后，以职为行、守、试，则试者少而行、守多。暗升资格，阴益俸钱，而陛下不知。此不可七也。官制以前，尚书、侍郎类为叙迁之官，故更以带职为宠；官制已后，以阶为寄禄，而尚书以下实行其职，故自以职事官为重。恩数之优，非昔日比，无消加职之理，岂可已专官制之重职，又兼旧制之宠名？此不可八也。人主之所以厉世磨钝，屈天下英雄之心俱入于中者，惟名与器而已。故美名重器必使有难得之势，则人以得为荣，以荣为劝。若予之不加重，不予不加轻，岁月所积，例以授之，则鄙夫以苟得自矜，而高材以同受为耻矣。此不可九也。待制职备顾问，非学术该明，论议雅正，谁宜为之？祖宗之世，其选最清，出入朝廷，纔一二人而已。故当时人人皆以为
译刘挚说：“臣私下看到最近颁布的命令，增加并恢复馆职，以及职事官都允许兼带职名：给事中、谏议大夫以上一年兼带待制，尚书二年兼带直学士。臣私下认为，本朝旧制，在一般官员之外另外加授职名，是为了激励品行和文学之士，地位高的以备皇帝顾问，次一等的参与议论、掌管典籍校勘，得到这种职名是荣耀，选择尤其慎重。自从元丰年间修订三省、寺、监的制度，这些职名一并废除。任职满一年调任地方官，然后加恩兼带职名，通常根据政绩优劣来决定厚薄。除了三馆归入秘书省作为职事官外，有直龙图阁，秘书省郎官、寺监长官调任地方或担任监司、帅臣则授予此职；待制、学士职，给事中、谏议大夫以上调任地方则授予此职。这也属于一时的恩旨，并非必然能得到的。现在全部恢复馆阁职名，而推荐考试的制度没有建立，校勘典籍的职责无人承担，那么所恢复的只是虚名而已。朝廷必定不很珍惜，人们也不认为它重要。最近得到这种职名的人已经很多了。臣考察大家的意见，认为如果是修复废置的官职，那么实际上没有职事；如果是培养人才，那么没有加以选择，反复考虑看不出有什么便利。至于给事中、谏议大夫以上按年限兼带职名，尤其令人不解。况且侍从顾问是职事，自祖宗以来，选拔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不设定固定名额。现在不考核政绩，不考察出身流派，侥幸升到给事中、谏议大夫以上，就按天数计算而得到职名。人才不同，一律授予。臣担心从此员额众多，不再淘汰，那些品行才能高超、政绩特别优异的人，又将用什么来奖励他们呢？臣愚昧地请求暂且依照元丰官制施行，或者下诏让臣僚研究本末，另行裁定，使名位更加重要，不随意授予，以符合朝廷鼓励或抑制众多士人的意图。”
王岩叟说：“臣私下看到最近的诏令，臣一个多月来反复思考，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众多士人纷纭的议论，不可胜记，姑且选取十条说法，陈述在前面，希望陛下垂听，非常荣幸！有人说，设立这种制度，大概职事官罢任时，不用商量，就可以让他们兼带职名出任。臣认为对中书省自己方便是可以的，对朝廷体制来说却不妥当。不如趁着他调任地方，改授职名，在皇帝恩意上是新的，对臣下的宠荣也不同。现在既然平时无事，先授予他，那么一旦调任地方，用什么来施恩？再晋升就太优厚，不晋升就近乎刻薄，虽然说是美好的升迁，却像稍微贬低。这是第一条不可。假如从尚书一年多罢任，那么应当授予他直学士呢，还是授予他待制呢？授予他待制，就无法与侍郎区别；授予他直学士，就不符合今天所立的新制。这是第二条不可。或者尚书、侍郎以下，因罪被贬，按通常惯例应当剥夺职名的人，不知道是只剥夺职事官的职名呢，还是连同职名一起剥夺？不剥夺职名，那么与正常升迁、善罢免没有区别；连同职名一起剥夺，那么是不问罪过的轻重，都应当剥夺两重职名了。这是第三条不可。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或中书舍人才担任给事中，由给事中新担任侍郎，而御史中丞又在侍郎之上，其等级差别如此。现在一年之后应当成为待制，那么等级差别纷乱，无法辨别了。这是第四条不可。昨天有从尚书调任御史中丞的人，难道一年之后也只加授待制？授予待制就是降官，授予直学士就是扰乱法度。旧制知杂御史，就是现在的侍御史，他距离中丞很远，还有不满一年或刚满一年就升任待制的。现在担任中丞一年才得到待制，这是现在的中丞反而轻于以前的知杂御史了。旧制知制诰就是现在的中书舍人，自居待制之上，下次升迁应当成为翰林学士，或者升任学士，即使升到侍读学士，如果不担任权三司使及权知开封府，都不算是美好的升迁。现在一年后才加授待制，这是今天的中书舍人，也轻于以前的知制诰了。又既然担任中书舍人，以掌管制诰为职事，他在侍从中最为清贵亲近，哪里需要再兼带待制？这是第五条不可。六曹的官员，容许众多人才并进，有的以理财著称，有的以刑法见用，让他们担任尚书、侍郎是可以的，让他们兼带学士、待制则不可以。不然名位混淆，而清浊一流了。这是第六条不可。从来以寄禄官为行、守、试，那么试官多而行、守官少；加职之后，以职名为行、守、试，那么试官少而行、守官多。暗中提升资格，暗中增加俸钱，而陛下不知道。这是第七条不可。官制以前，尚书、侍郎多为按资历升迁的官，所以再用兼带职名作为宠荣；官制以后，以阶官为寄禄，而尚书以下实际履行其职，所以自然以职事官为重。恩数的优厚，不是昔日可比，没有加职的道理，怎么能已经专设官制的重职，又兼带旧制的宠名？这是第八条不可。君主用来激励世道、磨砺钝才，使天下英雄之心都归向中央的，只有名位和器物而已。所以美好的名位和重要的器物必须使其有难得之势，那么人们以得到为荣耀，以荣耀为鼓励。如果给予不加重，不给予不减轻，岁月积累，按例授予，那么鄙夫以苟且得到而自夸，而高材以同等接受为耻了。这是第九条不可。待制职备顾问，不是学术渊博，论议雅正，谁适合担任？祖宗时代，其选拔最清，出入朝廷，才一二人而已。所以当时人人都认为”
贵。今乃立法无有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斗量车载』之谣，以玩陛下名器。此不可十也。方陛下修明法度、齐正典章之时，而官制职名参错如此，臣以为终不可以并行。伏望圣慈特诏辅臣，别加讲议，裁定归一，适于至当，庶行之当世而无碍，垂之将来而可久。」
译尊贵。如今却制定法律没有固定名额，等到一年之后，待制之官布满朝廷，必然会有“斗量车载”的谣传，以此戏弄陛下名贵的官位。这是万万不可的。正值陛下修明法度、整顿典章之时，而官制职名如此参差错乱，臣认为终究不能并行。恳请陛下以圣明之慈，特别下诏辅政大臣，另外加以讨论商议，裁定统一，使之合乎最恰当的标准，希望施行于当世而没有阻碍，流传于后世而能长久。
贴黄：「唐室中间，清职要官，失于□滥，故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一四】，捥脱校书郎』，至今以为笑谈。臣诚恐明年以后，待制太多，天下之人，亦生轻侮，在陛下清明之朝，不可不谨也。」（六月十二日戊戌，十四日庚子可考。张舜民志王岩叟墓云：「岩叟以为官制参错，条陈十弊，遂止不行。」舜民所称「遂止不行」，误也。六月十四日但稍有更改尔。不行在绍圣二年四月二日。朱光庭奏议第三卷，乃以此为光庭所奏，当考。）
诏二王以五月十三日迁外第，宗室正任以上自府门送至外第，仍令亲王伴食。
诏罢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熙宁七年十一月七日，郑民宪初领提举。）
诏府界诸路人户买扑坊场见欠课利，并抽纳贯税钱及过限倍税钱，令户部许以息罚钱充折官本，已纳及官本即放免。并坊场净利钱，见今孤贫不济，即权住催理积欠，免役钱与减放一半带纳。其败阙坊场、委实停闭，官司不为受理词诉。令依旧认纳课利、净利者，疾速根究诣实，所欠课利，特与除放，讫，以闻。
陕西转运司言：「虢州南阳县界，有军贼六七十人，杀捕盗兵三人，虑王冲余党戈俊等亦在其间。乞差德隆寨监押王用充商、虢州都大捉贼，仍就本路选募马步军二百人，岁支公用钱三百贯，许寄官务造酒，充犒设等之费。并下延州差那侍禁贺英、借职刘遇，并隶王用为准备差使，乃商、虢二州各置兵士一指挥。及闻朝廷差李浦捉杀戈俊，缘李浦系朝廷暂时差出，难为久在山林之间，欲乞更不发遣前来。」诏依旧发遣李浦外，余并依奏。如遇李浦袭逐入界，其捕盗官并依已降指挥，只听李浦处分，其王用自作一项捉杀。
户部言：「臣僚上言乞罢榷酤之禁。本部看详，元丰令即无榷禁之文，欲乞约束申明行下。」从之。（新录但云「从之」，不书「本部看详」，今从旧录。）
枢密院言：河北路保甲已令寄招充填在京禁军阙额、投军人若神龙卫年二十已下，中军已下年二十五已下，虽短小一指，并许招刺。
户部修定郑、滑州捕盗赏钱法。从之。
诏棣州童子张师古，特赐童子出身，仍赐服。以礼部试验所诵并通也。
丙戌，看详诉理所言：「见行看详大理寺、开封府自元丰八年三月六日以前断遣过因内降探报公事案款文字外，有御史台上件年月日勘断过者，请取索看详。」从之。（新削。）
是月，右谏议大夫孙觉言：「臣近有札子论门下省封驳安焘知枢密院事，去除『同』字不为过，乞赐听从。又同本省谏官具疏论列，十四日同右正言王觌上殿再三口陈，未蒙垂允。十五日闻有圣旨，令范纯仁告送门下省书读，安焘告更不降出。臣不胜欢忭踊跃，与诸谏官窃相颂叹，以为陛下开广谏道，容受直言，不惮追改已行之命，使臣等得以铺写所知，指陈得失，有补万分，真臣等遭逢际遇，谏行言听之日，幸甚！幸甚！臣窃不量其力，不胜愚忠，前后为陛下开陈右仆射韩缜不可用为相，论说不一，略数愚臣所闻所见者凡十有二，实封而上进者八九，登殿而口陈者再。虽蒙圣慈面赐曪銟，而臣所言犹未效见于事。臣窃疑之，以为先帝之臣不欲遽去，则蔡确、章惇亦先帝所擢用也；以为陛下即位之后擢以为相，未及久试，不欲罢之，则安焘之命，出才数日，而言者及之，即为追寝。反复求之，不识陛下之意将安在耶？今安焘之命收还不下，中外臣僚莫不庆陛下从谏弗咈，有古圣王之风。臣愚妄意陛下终将听臣之言，赐缜罢免。而臣愚无知，妄自疑外，有如握管窥天，岂足以识大造之高明，见天倪之博大哉！」
左司谏王岩叟言：「臣闻以道佐明主，以道化天下，而使百姓有服朝廷之心，四夷有重朝廷之意者，宰相也。上可以尊人主，下可以庇生民，暗消祸乱而使天下之势安于太山者，宰相也。故宰相必用天下有德望人，而后可以致此；苟非其人，则社稷之忧
译贴黄：“唐朝中期，清贵显要的官职，因授任失当而泛滥，所以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话：‘补阙官多得用车载，拾遗官多得用斗量，侍御史多得用手推，校书郎多得用手捋’，至今人们仍以此为笑谈。臣实在担心明年以后，待制官太多，天下的人也会产生轻侮之心，在陛下清明之朝，不可不谨慎啊。”（六月十二日戊戌，十四日庚子可以考证。张舜民为王岩叟写墓志铭说：‘王岩叟认为官制参差错乱，分条陈述十大弊端，于是停止不施行。’舜民所说的‘于是停止不施行’，是错误的。六月十四日只是稍有更改罢了。停止施行是在绍圣二年四月二日。朱光庭的奏议第三卷，却将此作为光庭所奏，应当考证。）
诏令两位亲王在五月十三日迁居外第，宗室中担任正任以上官职的人从府门一直送到外第，仍然命令亲王陪同用餐。
诏令罢免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一职。（熙宁七年十一月七日，郑民宪初次担任提举。）
诏令府界各路百姓购买坊场经营权所欠的课利，以及抽纳的贯税钱和过限加倍征收的税钱，命令户部允许用利息罚金抵充官本，已经缴纳及官本的部分即予免除。至于坊场的净利钱，如果目前孤苦贫困无法缴纳，就暂时停止催理积欠，免役钱减半带纳。那些败坏停闭的坊场，确实已经停业，官府却不受理申诉的，命令依旧认纳课利、净利者，迅速查究核实，所欠课利，特别予以免除，完毕后，上报朝廷。
陕西转运司上言：“虢州南阳县境内，有军贼六七十人，杀害捕盗兵士三人，担心王冲的余党戈俊等也在其中。请求派遣德隆寨监押王用担任商、虢州都大捉贼使，并在本路选募马步军二百人，每年支给公用钱三百贯，允许寄存在官营酒务酿酒，充作犒劳等费用。并下令延州派遣侍禁贺英、借职刘遇，都隶属王用作为预备差使，又在商、虢二州各设置兵士一指挥。并且听说朝廷派遣李浦捉拿斩杀戈俊，因为李浦是朝廷临时派遣的，难以长期在山林之间，请求不再派遣他前来。”诏令仍按原命派遣李浦，其余都依照奏请。如果李浦追击进入界内，其捕盗官都依照已下达的指令，只听李浦调遣，王用则单独负责一项捉杀任务。
户部上言：“臣僚上言请求废除酒类专卖禁令。本部审查，元丰令中本无专卖禁令的条文，请求约束申明并下达执行。”朝廷批准。（新录只说‘批准’，不写‘本部审查’，现在依照旧录。）
枢密院上言：河北路保甲已命令寄招充填在京禁军缺额，投军的人如果神龙卫年龄在二十岁以下，中军以下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即使短小一指，都允许招刺入伍。
户部修定郑、滑州捕盗赏钱法规。朝廷批准。
诏令棣州童子张师古，特别赐予童子出身，并赐予服饰。因为礼部试验中他所诵读的内容全部通晓。
丙戌，审查诉理所上言：“现行审查大理寺、开封府自元丰八年三月六日之前断遣过的因内降探报公事案款文字之外，有御史台在上述年月日勘断过的，请求索取审查。”朝廷批准。（新录删削。）
本月，右谏议大夫孙觉上言：“臣最近有札子论述门下省封驳安焘知枢密院一事，去除‘同’字并不过分，请求赐准听从。又与本省谏官具疏论列，十四日与右正言王觌上殿再三口头陈述，未蒙陛下允许。十五日听说有圣旨，令范纯仁告送门下省书写宣读，安焘的告命不再降出。臣不胜欢喜踊跃，与各位谏官私下颂叹，认为陛下开广谏言之道，容纳直言，不害怕追改已经下达的命令，使臣等得以铺陈所知，指陈得失，有万分补益，真是臣等遭逢际遇，谏言被采纳、言论被听从的日子，太幸运了！太幸运了！臣私下不自量力，不胜愚忠，前后为陛下陈述右仆射韩缜不可用为宰相，论述不一，略数愚臣所闻所见的大约有十二条，实封上呈的有八九条，登殿口头陈述的有两次。虽然蒙受圣慈当面赐予奖赏，但臣所说的话还未在事上见效。臣私下怀疑，认为先帝的臣子不想立即离去，那么蔡确、章惇也是先帝所提拔任用的；认为陛下即位之后提拔为宰相，未及长久试用，不想罢免，那么安焘的命令，发出才几天，进言的人提及，就立即追止。反复探求，不知陛下的意图将在哪里呢？现在安焘的命令收回不下，中外臣僚无不庆贺陛下听从谏言而不违逆，有古代圣王的风范。臣愚妄地猜测陛下终将听从臣的话，赐予韩缜罢免。而臣愚昧无知，妄自怀疑外界，如同握着竹管窥探天空，哪里足以识得大造的崇高，看见天倪的博大呢！”
左司谏王岩叟上言：“臣听说以道义辅佐明主，以道义教化天下，而使百姓有服从朝廷之心，四夷有尊重朝廷之意的人，是宰相。上可以尊崇君主，下可以庇护百姓，暗中消弭祸乱而使天下局势安定如泰山的人，是宰相。所以宰相必须任用天下有道德声望的人，然后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社稷的忧患……”
，而天下之患，可不谨哉？伏见右仆射韩缜行不修于家，德不修于朝，不学无术，而将之以佞邪，济之以强暴，居之以骄吝，内则族人非之，外则士大夫鄙之，近则百姓怨之，远则四夷轻之，其无天下之望如此。臣每惜陛下精意于用人，至诚于求治，而宰相之位，尚有非其人者，何以上副圣心，下慰民望，此公议之所以不容，而言责之臣所以竭尽见闻，争告陛下，恐自陷于不忠之罪也。伏望陛下纳觽正之论，奋独断之明，罢缜政柄，别图老成旧德为天下信服之人倚任之，必能□圣意之焦劳，解人心之郁塞，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译然而天下的祸患，难道可以不谨慎对待吗？臣私下看见右仆射韩缜在家中不修养品行，在朝廷不修养德行，不学习且没有才能，却用谄媚奸邪来引导他，用强横暴虐来助长他，用骄傲吝啬来对待他，在内部则族人非议他，在外部则士大夫轻视他，在近处则百姓怨恨他，在远处则四方夷狄轻视他，他失去天下人期望的情况就是这样。臣常常惋惜陛下在用人上精心用意，在追求治国上至诚恳切，然而宰相的位置，却还有任用不恰当的人，这样怎么能够上符合圣上的心意，下安抚百姓的期望，这就是公议所不能容忍，而负有言责的臣子之所以竭尽见闻，争相禀告陛下，是害怕自己陷入不忠的罪过啊。恳请陛下采纳众人公正的言论，发扬独自决断的英明，罢免韩缜的执政权力，另外谋求那些老成持重、德行深厚、为天下人信服的人予以倚重任用，必定能够消除圣上的焦虑辛劳，解除人心的郁结堵塞，国家大有幸事！天下大有幸事！
贴黄称：「臣昨上疏言佞人在陛下之旁，持天下之权者非一二人，乃谓缜辈。然方以逐蔡确、章惇为先，故未暇及缜，继复论驳安焘，又未敢重烦圣听。今幸蒙陛下取善不疑，纳言不厌，已止焘事，臣方敢疏缜。臣若避烦渎之罪而不言，则终为负陛下。且烦渎之罪小，知而不言，臣子之罪大也。惟陛下察臣之心，考臣之言，幸甚！」
岩叟又与同列言：「臣等累上章言缜非才，无天下之望，不可当宰相任，至今未蒙施行。臣今以谏名官，义不苟已，窃以缜为公辅，其用不用，于臣等无所系，所系者，朝廷之重轻，天下之休戚，四夷之信否耳。臣等固知陛下惜大体，不欲直赐罢免，待其有请，因而去之。然缜之为人，不知进退，虽闻人言甚多，而偃然自居，不以为恤，恐必烦陛下退之也。天下议者皆曰：『在缜一身，怀禄耽宠，不畏清议，不过自弃其身而已，无损朝廷。盖方圣人在上，以廉鯭厉天下，而宰相无知鯭之风，此于朝廷为损大矣。』臣等所以不敢自安，每渎圣聪，期于必罢而后已也。伏望陛下，不以惜一人进退为重，而以为天下择宰相为重，早赐指挥。」
岩叟又言：「臣近言右仆射韩缜行不修于家，德不修于朝，佞邪骄吝，播恶在人，素无公望，不可当大任，谏官、御史，交章论奏者甚多，天下之公议愤郁者甚久，乞陛下纳觽正之论，奋独断之明，罢缜政柄，未蒙施行。间闻缜上章自求引去，而朝廷之士，及市井之庶人，无不喜闻其请者，其不为觽心所与如此，留处庙堂，国家何赖？昨复闻陛下令中使押缜入中书，上下人情无不疑骇。盖缜贪而无鯭，不畏清议，见陛下恩礼稍优，必然便有复留之意。陛下又爱惜事体，不欲直加屏黜。果若复留，如何可去？封章烦渎，何时可宁？伏望陛下因其自请三章成礼，即赐允从。既足以全陛下进退大臣之恩，又足以成陛下听纳公言之美。且使名器之重，移于贤者。陛下一从其请，而三善皆得，实社稷之庆，而天下之幸也。惟陛下省纳。」（岩叟朝论云：「上殿奏论韩缜非才，无天下之望，不可当宰相。宰相必用天下有德望之人，则天下服；天下服则朝廷重，人主尊，此自然之理，不可以言争，不可以力胜。鴜宰相之任，系天下治乱，生民休戚。用得其人，则天下治，用非其人，则天下乱。用之在朝廷，而休戚在天下，岂可不重？昨日复闻圣旨遣中使押缜入政府，中外之人，无不疑骇。缜贪而无鯭，不顾义理，不恤清议、见陛下恩礼稍优，便有复留之意，扬扬自得，以骄觽人曰：『上眷我厚，我可以安位而无忧。』望陛下因其请，三章成礼，早赐允从。」再奏乞去韩缜云：「辅相者，天下之辅相，人主不可得而私。以天下之心用之，以天下之心去之，乃是至公。」上曰：「待行。」四月二日韩缜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
右正言王觌奏：「臣闻舜以五臣而治，周以十乱而王，汉以三杰而帝，自古圣帝明王，不遴择辅臣，而能成天下之治者，未之有也。伏惟陛下临政以来，进贤退奸，兴利除害，孜孜汲汲，常若不及。而韩缜者，犹得偃然以当宰相之任，此非臣之所喻也。夫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职者也。彼韩缜之所为，臣屡言矣，圣听高远，未蒙采察，今更为陛下理其前说。夫缜闺门之内，悍妾贪虐，父子之间，天性疏薄，其治家如此，而能上助陛下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乎？缜之定地界，弃地于北敌者长数百里，缜之在西枢，丧师于西戎者逾十万觽，其乖缪如此，而能为陛下镇服四夷乎？置保马，毒流两路；造军器，害及四方；教保甲，使南亩之民废耕稼者百余万人。皆缜在枢机之地，心知其非而行之者也。其蠹民如此，而能为陛下亲附百姓乎？稍有势力，虽属官而犹谄奉之，如张诚一是也。但能奉己，虽小人而必为之用，如李士京是也。惟利是嗜，虽使臣燕复献马而受之是也。敢为私徇，虽
译贴黄称：“臣近日曾上疏说，谄媚奸邪之人在陛下身旁，掌握天下大权的并非只有一两个人，而是指韩缜等人。然而当时正以驱逐蔡确、章惇为当务之急，所以来不及提及韩缜；随后又驳斥安焘，也不敢再次烦扰圣听。如今幸蒙陛下采纳善言毫不迟疑，听取意见不知疲倦，已经停止了安焘的事，臣这才敢上疏弹劾韩缜。臣如果为了避免烦扰渎犯的罪名而不言，那终究是辜负了陛下。况且烦扰渎犯的罪过小，明知其恶却不言，作为臣子的罪过大啊。恳请陛下体察臣的心意，考察臣的言论，臣将不胜感激！”
岩叟又与同僚说：“臣等屡次上章说韩缜没有才能，没有天下的声望，不能担任宰相之职，至今没有得到施行。臣现在以谏官的名义任职，道义上不能苟且停止，私下认为韩缜担任三公辅弼之职，他的任用与否，与臣等个人没有利害关系，所关系的是朝廷的轻重，天下的安危，以及四方外族是否信任罢了。臣等固然知道陛下爱惜大体，不想直接罢免他，而是等待他自行请求，从而让他离去。然而韩缜为人，不知进退，虽然听到很多议论，却安然自处，毫不担忧，恐怕必定要烦劳陛下将他罢退。天下议论的人都说：‘在韩缜个人身上，他贪恋禄位、沉溺恩宠，不畏清议，不过是自毁其身罢了，对朝廷没有损害。因为现在圣人在上，以廉洁正直激励天下，而宰相却没有廉洁正直的风范，这对朝廷来说损害太大了。’臣等之所以不敢自安，屡次烦扰圣聪，期望一定要罢免他而后已。恳请陛下，不要把爱惜一个人的进退看得太重，而要把为天下选择宰相看得更重，尽早下达命令。”
岩叟又说：“臣近日说右仆射韩缜在家不修品行，在朝不修德行，谄媚邪恶、骄傲吝啬，恶名传播于众人，向来没有公众的声望，不能担当大任，谏官、御史交相上章弹劾的很多，天下公众的愤郁已经很久了，乞请陛下采纳众人的公正言论，发扬独断的英明，罢免韩缜的政柄，没有得到施行。近来听说韩缜上章自行请求引退，而朝廷的士人以及市井的百姓，没有不喜好听到他的请求的，他不被众人所拥护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让他留在庙堂，国家能依赖什么呢？昨日又听说陛下命令中使押送韩缜进入中书省，上下人情没有不疑惧惊骇的。因为韩缜贪婪而没有廉耻，不畏清议，看到陛下恩礼稍厚，必然就会产生再次留任的想法。陛下又爱惜事体，不想直接加以屏除黜退。如果真的再次留任，将来怎么能够让他离去？封章烦扰渎犯，什么时候才能安宁？恳请陛下趁着他自行请求三次已成礼制，立即赐准。这既足以保全陛下进退大臣的恩德，又足以成就陛下听取采纳公正言论的美德。而且使名位器物的尊重，转移到贤者身上。陛下一旦听从他的请求，这三项好处都能得到，实在是国家的福庆，天下的幸运。恳请陛下省察采纳。”（岩叟朝论说：“上殿奏论韩缜没有才能，没有天下的声望，不能担当宰相。宰相必须任用天下有德望的人，那么天下就会信服；天下信服，朝廷就会庄重，君主就会尊贵，这是自然的道理，不能用言语争辩，不能用力量取胜。宰相的职位，关系天下的治乱，百姓的安危。任用得当，天下就治理得好；任用不当，天下就混乱。任用在朝廷，而安危在天下，怎么能不重视？昨日又听说圣旨派遣中使押送韩缜进入政府，中外之人，没有不疑惧惊骇的。韩缜贪婪而没有廉耻，不顾义理，不恤清议，看到陛下恩礼稍厚，就有再次留任的想法，扬扬自得，向众人炫耀说：‘皇上眷顾我深厚，我可以安坐职位而无担忧。’希望陛下趁着他请求，三次上章已成礼制，尽早赐准。”再次上奏乞求罢免韩缜说：“辅相是天下人的辅相，君主不能把它当作私产。用天下人的心来任用他，用天下人的心来罢免他，这才是至公。”皇上说：“等待执行。”四月二日，韩缜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任颍昌府知府。）
右正言王觌上奏：“臣听说舜凭借五位贤臣而治理天下，周凭借十位乱臣而称王，汉凭借三位豪杰而称帝，自古圣帝明王，不慎重选择辅佐大臣，而能成就天下大治的，从来没有过。伏惟陛下临政以来，进用贤人，斥退奸邪，兴办利事，除去祸害，勤勉不懈，常常好像赶不上似的。而韩缜却还能安然自处地担任宰相之职，这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宜，对外镇抚四方外族，对内亲近依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所、胜任其职。韩缜的所作所为，臣屡次说过，圣听高远，没有得到采纳考察，现在再为陛下梳理之前的说法。韩缜在家庭内部，悍妾贪婪暴虐，父子之间，天性疏薄，他治家如此，却能对上辅佐陛下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宜吗？韩缜划定地界，向北敌放弃土地长达数百里，韩缜在西枢任职，在西戎丧师超过十万，他如此乖谬，却能为陛下镇服四方外族吗？设置保马法，毒害流布两路；制造军器，祸害波及四方；教习保甲，使南亩的农民废弃耕种的有一百多万人。这都是韩缜在枢机之地，心里知道不对却实行的。他如此损害百姓，却能为陛下亲近依附百姓吗？稍有势力，即使是属官也谄媚奉承他，像张诚一就是这样。只要能奉承自己，即使是小人也必定任用，像李士京就是这样。只贪图利益，即使是使臣燕复献马也接受，像这样。敢于徇私，即使
暴着而无所畏惮，如其侄宗道，本为避嫌而更超迁其官是也，其任情如此，而能为陛下使卿大夫各任其职乎？夫缜误朝廷之事不为少矣，为公论之所不容亦已久矣，言事者交章而上，缜之罪恶可谓着矣。在陛下何望于缜，而任用如故耶？伏望圣慈检会臣今年二月以来奏状，早赐指挥施行，以慰天下之公议。」（孙觉、王岩叟、王觌所上章，不得其时，并附三月末。）
译行为暴戾且毫无畏惧忌惮，就像他的侄子宗道，本来是为了避嫌却反而超常规地提拔他的官职一样，他任性妄为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能让陛下驱使卿大夫们各自尽职吗？李缜误国害政的事情不在少数，被公正舆论所不容也已经很久了，上书言事的人接连不断地呈递奏章，李缜的罪恶可以说是十分显明了。陛下对李缜还有什么指望，竟然还像以前一样任用他呢？恳请陛下圣明仁慈，查阅臣自今年二月以来所上的奏章，早日下达旨意予以施行，以安抚天下人的公正议论。（孙觉、王岩叟、王觌所上的奏章，不知具体日期，一并附在三月末。）
殿中侍御史林旦言：「伏闻广言路，然后知朝政之得失；达民情，然后知天下之利病。自古帝王立政制治，莫不先斯二者。伏见去岁五月，陛下临御之初，自下明诏，以求谠言，此深得为政之先务也。是时搢绅之士，闾巷之民，欣睹德音，争欲自献。及详观诏语，则名虽求谏，其实杜塞人言。何者？诏书凡二百余字，求谏之言才数十句，余者约束丁宁，使不得观望迎合，犯分干誉，终之以必行黜罚，以恐惧之。于是人人相戒，虽怀欲谏之诚，重虞犯令之祸，言将出而复止。当日陛下圣德，可谓美矣。而权臣用事，恐彰己过，乃公托诏辞，阴藏奸慝，上以蒙蔽聪明，下以胁制臣庶。赖庙社之灵，开悟圣心，是岁六月，再申诏谕，而前诏遂不施行。自此远近之人言，方达天聪。如闻五月诏书，乃是蔡确、章惇等造为此谋，其辞乃出惇手。惇之敢走弄事权，欺蔽朝野，扬扬自得，略无畏惮，以此观之，可见奸臣用事，其为害如此之深。陛下深居九重，不可不常察此辈走弄事权也。今确、惇继出，少快天下之心矣。然其余党二三执政，终以不便于己，常怀丑正恶直之心，尚虑进对之际，却谓近日台谏官论事太烦，动摇人心，以致不安。此言不可轻听也。陛下试推前日确、惇之奸谋，则今日言者之措意，乃是又为自安之计，非纳忠于陛下也。唐宰相李义府阴邪倾险，既窜岭南，天下忧其复用；及其死也，内外乃安。大抵人心安危，全系奸臣之用舍，非系于台谏官言事多少也。蔡确、章惇、吕惠卿、王安礼，天下共知其为大奸也。其资性皆至险谲，其才智又各敏给。确则卖恩报怨，潜布奸党，使上之人信其深重而不之疑，下之人畏其忍刻而莫敢议。惇则素行卑污，阴结权幸，专为强辩，朋奸害正。惠卿饰诈遂非，贪功妄作，中伤良善，巧自营进。安礼贪污恣横，公为不道，侵凌朝士，姑息小人。此四人者，始缘王安石而进，后或分朋，自为死党。张璪、李清臣则又雷同附会于其间者也。向来吕温卿、和卿、升卿以惠卿之弟，蔡京、蔡卞以安石之亲，骤迁迭用，多据要剧，乃确、惇、璪等以此报安石、惠卿之恩也。凡此朋类，相济以权，相交以利，相报以恩，中外侧目，孰不畏惧。先帝雄才大略，驾驭此辈，固自有术，虽时时小有欺蔽，然不敢肆为大恶。惇与惠卿、安礼又各尝以罪逐去；独确以内深险而外固密，人无敢白其奸者，故得容身最久，至陛下而后去之。其去之可谓难矣！使四人者，今日尚留朝廷，天下之安危殆未可知也！自确、惇外补，璪等在朝，与其党逐日夜冀其复用，但畏陛下圣明，照见情状，阴谋邪计，未敢即发，反指台谏官论事太烦，动摇人心，以惑圣聪。伏望陛下察臣区区之诚，特赐省览，每因执政进对之际，特留宸虑，深究髃情。如涉倾邪，毋惮斥逐，以折奸谋，尽使消沮。如此则言路开广，民情通达，忠邪悉判于上，权势不分于下，幸甚！」
又言：「执政用事旧人，未免尚怀欺罔，援引非类，排辟正人，□当罪之诛，回已行之令。人心罔测，为之不安。臣须至论列，但得此辈所为尽合公议，岂敢妄加捃摭，自求立异？进拟之际，防微杜渐，烦陛下更加审察。」
又言：「吕惠卿本与王安石同谋共事，后却争权相倾；先帝素恶其奸邪，屏于外任、不令预政者十有二年。今遇圣明，内自嫌畏，一旦无故托疾而求宫观，则其包藏奸心不浅。璪辈日夜尚冀其复来。伏望常赐深察。」
又言：「昨邢恕日夜出入蔡确、章惇、张璪等门下，干预时政；又传达意指，与台谏官黄履等阴相表里，走弄事权，以致骤加进用，趋附者盈门，气焰可畏。尚赖陛下圣明，照见奸邪，令与外任差遣。朝士闻之相庆。以恕之资浅罪大，出知节镇，已是□恩。窃虑执政中有素党恕者，密加营救，渐乞召还，以为鹰犬；奸邪入朝，必无安静之理，伏望留神省察。」（新录以旦章附九月二十四日璪罢政时【一五】，旦云吕惠卿托疾求宫观。按三月
译殿中侍御史林旦上言：“我听说，只有广开言路，才能知晓朝政的得失；只有通达民情，才能知晓天下的利弊。自古帝王建立政令、治理天下，没有不首先重视这两点的。我看到去年五月，陛下刚即位之初，亲自颁布明诏，寻求正直的言论，这非常符合为政的首要任务。当时，士大夫和百姓，欣喜地听到美好的德音，都争相想要进献自己的意见。等到详细观看诏书的言辞，虽然名义上是求取谏言，实际上却是堵塞人们的言论。为什么呢？诏书总共二百多字，求取谏言的话才几十句，其余的都是反复叮嘱约束，使人不得观望迎合、越职邀功，最后以必定施行黜免惩罚来恐吓他们。于是人人互相告诫，虽然怀有进谏的诚意，但深怕触犯法令招致灾祸，话将要说出口又停止了。当时陛下的圣德，可以说是美好的了。但是权臣当权，害怕暴露自己的过错，就公然借诏书之辞，暗中隐藏奸恶，对上蒙蔽圣明的耳目，对下胁迫控制臣民。幸亏有宗庙社稷的灵佑，开导醒悟圣心，同年六月，再次颁布诏书晓谕，而前一道诏书就不再施行。从此远近之人的言论，才得上达天听。听说五月的诏书，是蔡确、章惇等人策划的，诏辞出自章惇之手。章惇敢于玩弄权术，欺骗蒙蔽朝野，洋洋自得，毫无畏惧忌惮，由此看来，可见奸臣当权，其危害如此深重。陛下深居宫廷，不能不常常察知这类人玩弄权术。现在蔡确、章惇相继被外放，稍微使天下人心痛快了一些。然而他们余党中两三位执政大臣，终究因为不利于自己，常怀有厌恶正直之心，尚且担心在进见应对之时，却说近日台谏官议论政事太过烦琐，动摇人心，导致不安。这话不可轻易听信。陛下试着推究往日蔡确、章惇的奸谋，那么今日进言者的用意，不过是又为自己谋求安身之计，并非向陛下进献忠诚。唐代宰相李义府阴险邪恶，既被贬窜到岭南，天下人担忧他会被重新起用；等到他死了，朝廷内外才安定下来。大抵人心的安危，完全取决于奸臣的任用与否，而不取决于台谏官议论政事的多少。蔡确、章惇、吕惠卿、王安禮，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极大的奸臣。他们的本性都极其险恶诡诈，他们的才智又各自敏捷干练。蔡确则施恩报怨，暗中布置奸党，使上面的人相信他深沉稳重而不怀疑他，下面的人畏惧他残忍苛刻而不敢议论他。章惇则一向品行卑劣污浊，暗中结交权贵宠幸，专门逞强辩才，结党营私陷害正直之人。吕惠卿掩饰欺诈坚持错误，贪功妄为，中伤善良之人，巧妙地为自己谋求升迁。王安礼贪污放纵横行，公然做不道义之事，侵凌朝中士人，姑息养奸小人。这四个人，起初凭借王安石而进用，后来有的分帮结派，自成死党。张璪、李清臣又是在其中随声附和的人。先前吕温卿、和卿、升卿因为吕惠卿是他们的弟弟，蔡京、蔡卞因为王安石是他们的亲戚，迅速升迁交替任用，多占据重要繁剧的职位，这是蔡确、章惇、张璪等人以此来报答王安石、吕惠卿的恩情啊。凡是这类朋党，互相以权力相助，互相以利益相交，互相以恩惠相报，朝廷内外侧目而视，谁不畏惧。先帝雄才大略，驾驭这类人，本来自有方法，虽然他们时时小有欺骗蒙蔽，但不敢放肆做大恶。章惇与吕惠卿、王安礼又各自曾经因罪被驱逐；只有蔡确因为内心深险而外表坚固严密，没有人敢揭发他的奸恶，所以得以容身最久，直到陛下时才将他罢免。他的罢免可以说是很难啊！假如这四个人，今天还留在朝廷，天下的安危大概就难以预料了！自从蔡确、章惇被外放，张璪等人在朝，与他们同党的人日夜盼望他们被重新起用，只是畏惧陛下圣明，照见他们的真情实状，阴谋邪计，未敢立即发作，反而指责台谏官议论政事太过烦琐，动摇人心来迷惑圣聪。希望陛下体察臣下微薄的诚意，特别赐予省视，每当执政大臣进见应对之时，特别保留圣虑，深入探究众人的实情。如果涉及倾邪不正，不要畏惧斥责驱逐，以挫败奸谋，使它们全部消沉沮丧。这样就能使言路开广，民情通达，忠奸在上方完全分辨，权势在下方不再分散，真是幸运啊！”
又上言：“执政大臣中当权的旧人，难免还怀有欺骗蒙蔽之心，援引不正派的人，排斥正直的人，应当诛杀有罪之人，却改变已经施行的法令。人心难以揣测，因此感到不安。臣必须上疏陈述，只要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公议，岂敢随意搜集罪状，自求标新立异？在推荐任命官员之时，防微杜渐，烦请陛下更加审慎考察。”
又上言：“吕惠卿本来与王安石同谋共事，后来却争夺权力互相倾轧；先帝一向厌恶他的奸邪，将他屏退到外任，不让他参与政事达十二年之久。现在遇到圣明的陛下，他内心自感嫌恶畏惧，一旦无故托病请求担任宫观官职，那么他包藏奸心不浅。张璪等人日夜还盼望他重新回来。希望陛下常常赐予深入考察。”
又上言：“先前邢恕日夜出入蔡确、章惇、张�等人家门，干预时政；又传达他们的意图，与台谏官黄履等人暗中互相勾结，玩弄权术，以致迅速得到升用，趋附他的人挤满门庭，气焰令人畏惧。尚且依赖陛下圣明，照见奸邪，命令他担任外任差遣。朝中士人听说后互相庆贺。以邢恕资历浅薄而罪过重大，外放担任节度使，已经是宽恩了。私下担忧执政大臣中有向来偏袒邢恕的人，秘密加以营救，逐渐请求召还，作为鹰犬；奸邪之人进入朝廷，必定没有安定的道理，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监察御史孙升言：「窃观先王极治之时，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故诗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则知大任高位，非贤有德者不可以居，而材能敏给之人，惟可以使之在职而已。故贤者独所以命君子，而能者间有以容小人。君子在位，小人可驱而为善；小人当国，则贤者不得其职，而天下之所以乱。唐李林甫、杨炎、卢杞辈，非无材也，适所以资其为恶尔。王安石履君子之操，谈先王之言，先朝委国而听之。然天资强愎，弃觽自用，趋近利，无远识，非宰相器；愤贤人君子不为己用，于是拔小人之材者布之于朝，欺罔阿谀，实贻患害。如吕惠卿、章惇、张璪三人，小人而致高位者也。小人之所谓才，足以文其奸，资其嫉贤害良、罔上残民、阿意顺旨、持禄取容而已。惠卿自小官三年拔为执政，安石之恩不为浅矣，一旦见利忘义，与安石为死仇。推是以观之，则其事君之节可知也。赖先朝明圣，察知其奸，竟不复用。不然，善人君子，今无緃类矣。惇才不逮惠卿，而奸恶过之。其怀邪不公，伏心隐情，陛下聪明圣智，洞照奸慝，既已决去之矣。璪在二人之间，而便媚依违，柔邪谄曲，为容悦固位之计，似是而非，随时上下，是所谓德之贼，而佞人之可远者也。当贤不肖混淆之日，璪固可以俯仰于其间。今朝廷清明，邪正判别，超升同列，而璪犹偃然自居，曾不愧怍，且不知进退之义，何能立大臣之节。伏望圣慈罢璪补外，则正人并用，王道乃明。昔人所谓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在此举矣。愿陛下早赐裁决。」（新录删取孙升此章附张璪罢政九月二十四日林旦章后；今并旦章移见三月末。升云「惇已决去」，则惇去必未久也。此章或附在惇去位后。按孙升集论章惇第一状已附闰二月二十二日惇罢政前，其章与此并同，但此章增张璪与章惇、吕惠卿为三人，及改「洞照奸慝」以下「固不待臣复言」为「洞照奸慝，既已决去之」，又增「璪在二人之间」已下一百四十余字耳。升集亦无此章。此据杂录第五册，今录之。奏章言语前后重迭，亦多此例，更须详考之。）
注 释
【一】诏鄜延环庆河东熙河兰会路经略司「河东熙河兰会路」原作「熙河东河兰会路」，按熙河兰会路，元丰时置，此时仍沿用，原刊「熙」字误置于「河东」之前，今据阁本改正。
【二】前降□用沈起指挥更不施行原作「前降□用指挥沈起更不施行」，据阁本改。
【三】以侍劝讲「劝讲」原互倒，据阁本、宋史卷四二七程颐传及宋文鉴卷五八程颐论经筵事乙正。
【四】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保」字原脱，据下文及上引宋文鉴补。
【五】有翦桐之戏则随事箴规「事」原作「时」，据阁本及上引宋文鉴改。
【六】莫如汛渭并晋之地「汛」，阁本作「汧」，活字本作「□」，宋史卷一九八兵志、通考卷一六○兵考均作「河」。
【七】臣尝问觽人「问」原作「闻」，据阁本及栾城集卷三七论三省事多留滞状改。
【八】则事之失者过半矣「失」上引栾城集作「去」，义优。
【九】而违限如法「违」，同上书作「遣」。
【一○】龙图阁直学士王克臣为工部侍郎「王克臣」原作「王尧臣」，按王尧臣死于仁宗嘉佑三年，此属显误，今据阁本改。
【一一】集贤校理以上职宋会要职官五六之一六「集贤校理」下有「秘阁校理」四字。
【一二】尚书二年带直学士「直学士」，阁本作「杂学士」。
【一三】学士职阁本、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均作「杂学士职」。
【一四】杷推侍御史「杷推」原作「把椎」，据张鷟朝野佥载卷四改。
【一五】新录以旦章附九月二十四日璪罢政时「时」原作「事」，据阁本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七十四
卷三百七十四
起讫时间 起哲宗元佑元年四月己丑尽是月乙未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四
帝 号 宋哲宗
译监察御史孙升上言：“我私下观察先代圣王治理达到极盛的时候，贤德的人居于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具体职务，所以《诗经》说：‘任用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周朝因此中兴。’由此可知，重大的责任和崇高的职位，不是贤德而有道德的人不可以占据，而有才能、机敏干练的人，只可以让他们担任具体职务罢了。所以，贤德的人专门用来任命君子，而有才能的人中间有时也容纳小人。君子居于高位，小人可以驱使他们向善；小人执掌国政，那么贤德的人就不能胜任其职，这就是天下动乱的原因。唐朝的李林甫、杨炎、卢杞等人，并非没有才能，只不过这些才能恰好助长了他们作恶罢了。王安石具备君子的操守，谈论先王的言论，先朝将国家托付给他并听从他的意见。然而他天性刚愎自用，抛弃众人意见而独断专行，追求眼前的利益，没有长远的见识，不是担任宰相的器量；他愤恨贤人君子不为自己所用，于是提拔小人的才能者布满朝廷，这些人欺瞒蒙蔽、阿谀奉承，实际上遗留下祸患。像吕惠卿、章惇、张璪三个人，就是小人而身居高位的。小人所谓的才能，足以掩饰他们的奸邪，助长他们嫉恨贤良、蒙蔽君主、残害百姓、迎合心意顺从旨意、保持禄位取悦君主罢了。吕惠卿从低级官员在三年内被提拔为执政大臣，王安石的恩惠不算浅薄了，他一旦见利忘义，与王安石成为死敌。由此推论，那么他侍奉君主的节操就可以知道了。幸亏先朝英明圣哲，察知他的奸邪，最终不再任用他。不然的话，善良的人、君子，如今就没有同类了。章惇的才能不及吕惠卿，但奸恶超过他。他心怀邪念、不公正，隐藏私心、隐瞒实情，陛下聪明圣智，洞察奸邪，已经决定罢免他了。张璪在两人之间，却逢迎谄媚、模棱两可，柔顺邪恶、谄媚弯曲，为了取悦君主、巩固职位而谋划，似是而非，随时上下迎合，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的败坏者，是佞人而应当远离的。在贤与不贤混淆不清的时候，张璪固然可以在其中周旋。如今朝廷清明，邪正分明，他超升与同僚并列，而张璪仍然安然自处，竟然不知惭愧，而且不懂得进退的道理，怎么能树立大臣的节操。恳请圣上慈爱罢免张璪，让他补任外官，那么正直的人就能一起被任用，王道就能彰明。古人所说的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就在这举动了。希望陛下早日赐下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