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三

译提举将兵，每年分派州县巡视各将领的胡须。

戊寅日，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新任判大名府韩绛增加食邑实封，这是因为韩绛此前担任西京留守，应当供奉山陵礼仪完毕的缘故。

译吏部侍郎陈安石担任天章阁待制、永兴军知军；承议郎、起居舍人邢恕，朝请郎起居郎胡宗愈都担任中书舍人。（二十七日，邢恕被罢免。）左司郎中满中行担任起居郎，礼部郎中苏轼担任起居舍人，中大夫、太仆卿李之纯担任直龙图阁、沧州知州，朝请郎吕陶担任司门郎中，奉议郎孔武仲担任正字。

侍御史刘挚进言说：臣近来屡次呈递密封奏章，弹劾宰相蔡确，请求将他罢免，但没有得到旨意施行，不得不再次陈述。臣与蔡确，向来没有仇怨嫌隙，只是因为他心怀奸邪、徇私舞弊，不恭敬、无礼数，长期占据相位，对国家没有益处，是公众舆论所不能容忍、王法所应当惩处的。蔡确从京城官员不到十年就升到辅佐皇帝的职位，不是凭借学术被选拔，也不是凭借道德仁义而晋升，只是凭借屡次审理重大案件，罗织罪名、诬陷他人，借此得以晋升。因此，他担任风宪官时，就专门以维护苗役法令作为公论；身居朝廷高位时，就专门以搜刮百姓膏血作为宰相的业绩；天下的安危、长远的计策，不放在心上；民间的困苦，就像胡人与越人那样互不关心。至于排斥忠良，引荐党羽，根深蒂固，不可胜数。臣现在姑且举出一件大事来试说。官员的任免，从祖宗以来，中书省、门下省共同拟定，这是为了综合众人的意见。自从壬戌年官制改革，三省分治之后，这件事完全归中书省掌管。当时蔡确担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中书省的权力已经偏重，进退官员的权力随意掌握在他手中，门下省、尚书省只是审查执行罢了。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不对的，但因为蔡确在这个职位上，害怕他的人不敢说，依附他的人不肯说，所以三省不能共同决定。等到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之日，御史台、礼部、合门共同制定垂帘听政的仪制，当时众人议论想借此合并三省的班次，以纠正这件事，但有人恐怕违背蔡确的心意，就说官制不能随意更改，于是暂且维持原状。不久，恰逢王珪去世，执政大臣依次迁转，蔡确以左仆射进兼门下侍郎，认为如果离开中书省的职位，就没有任免官员的权力，这样不方便。当时暗中让御史中丞黄履上奏请求，朝廷听从了他，于是任免官员才归三省共同决定并听取旨意。三省共同决定任免官员，确实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公道吗？这就是所谓的善政吗？然而因为蔡确在中书省贪恋权力的缘故，使朝廷的公道、善政不能实行的长达三年。假使王珪不死，蔡确不迁任门下省，那么这件事未必能够改正，不止三年而已，依附蔡确的人也未必肯为此进言。上下之间以利益互相交易，以私情互相成就，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人能传达给圣上听闻，岂能不令人叹息！臣希望陛下试着考察这一件事，足以看出蔡确的用心，常常要让大权跟随自己，这是为了公吗？还是为了私？又足以看出结党依附蔡确并被他利用的人，其效果就是这样，这是邪吗？还是正？自从今春以来，诏令恩泽屡次下达，让疲惫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稍微更改革除那些不方便的法度，这些都是蔡确所不希望的，他的内心忌恨且以此为耻。然而表面上装作协调顺从，将一两件小事依从旨意增减，这并不是真正能够奉行宣扬圣意，大概是想以此来安身，作为不被罢免的计策罢了。现在陛下不审察他的矫揉虚伪而听任他自行留任，陛下错了。假使蔡确地位已经确定，立足已经牢固，必然要统领邪党，专权放纵意志。小人的邪道日益兴盛，君子的正道日益消亡，朝廷将不能控制，同僚也不能胜过，天下没有缘由最终承受仁圣的恩泽！那么蔡确的去留，关系到天下的安危，百姓的休戚。伏望圣上早日发出英明的决断，罢免蔡确一人，对上足以安定朝廷，对下足以安定百姓，从而慰勉忠臣义士的期望。臣不胜愤懑、忧国爱君的至诚。附注：“试着趁蔡确进见应对的时候，陛下秘密观察他言语所指的方向以及任免所主张的人，就足以看出他内心的公私邪正了。”又附注：“自从冬天以来，雨雪不降，久旱成灾。臣查阅五行志，认为这是政令舒缓所导致的。恭敬地想到圣上对大臣仁恩太厚，包容太过，公正的法度都不在权贵近臣中施行，这就是和缓的政令，所以其效应是冬暖而无雪。伏望振作刚明之断，深切体察天道，罢去蔡确的职位，那么和气必然应验。”又附注：“蔡确与章惇、张璪结为党羽，自己知道被公众舆论所嫉恨，怀疑言路或许有文字访查听闻，于是各自让亲信在内臣中出入稍亲近的人探听访求虚实。伏望圣上也赐予访察。”（刘挚遗留的奏疏，这是第四疏，于元祐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呈上。）

奉议郎、太常丞王觌担任右正言。王觌首先上疏，论述知人安民说：臣听说自古圣明治理的极致，没有超过尧、舜的。当舜继承尧的治理之后，在朝廷中的忠贤应当已经很多，在民间的疾苦应当已经很少，然而禹、皋陶在大舜面前共同谋划，却只以知人安民为要务，认为只有帝王才难做到。何况后世圣明治理的关键，或许还不及尧、舜之时，那么在安民知人之道上，又怎么能落后呢？臣看见陛下临朝以来，提拔忠良，排斥奸恶，修完善制度，清除弊端，而四方万里之内的百姓手舞足蹈，以庆贺盛德的举措，以

译观察以往没有先例的功业，这是陛下知人善任的智慧、安定百姓的恩惠，也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臣私下认为，前日所进用和摈斥的人，所修治和变革的事，大多是公众舆论中早已存在的定论，也是圣上向来听闻的，那些存疑的人还没来得及施展他们的阴谋，那些虚妄夸大的言论还没来得及散布他们的迷惑，所以了解情况并不困难，而推行起来也还比较容易。

译如今陛下在位时间渐长，权柄日益稳固，那些谋求私利的人将用谄媚阿谀来迎合圣意，用巧言令色来危害正道，而暗中潜伏的弊端将被蒙蔽而不得上闻，逐渐蔓延酿成祸患，那么察觉它就不容易，推行改革也就越来越难，这是不能不深切体察的。所以大舜在摄政之时，已经举用十六位贤相，放逐四个凶恶的部族，可以说能知人了；又曾慎重地修明五种常道，五种常道得以顺从，让他进入山林深处，烈风雷雨也不迷惑，可以说能安民了。然而等到他即位之后，禹、皋陶仍然以知人安民的道理，通过“吁”、“俞”等应答方式提出疑难，阐明这些道理来告诉舜，实在是因为知人、安民是拥有天下的人最难做到的事。那些干扰的人既然很多，蒙蔽的人既然众多，那么就不能不产生疑惑而成为知人、安民的祸害。所以禹、皋陶不认为舜经过多次考验就足够了，还需要辅佐警戒，使他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然后才能始终明智仁惠，使百姓归附。所以臣恳切希望陛下不认为今天的政事已经足够，而应勤勉急切地把安民知人作为首要任务，片刻也不能忘记。人情虚伪千头万绪，邪正不一，听取任用之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不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而寻求知道真相的方法，臣未见其可行。陛下深居九重宫阙，共同谋划政事的，只有执政大臣罢了，不是执政大臣而能执事进见的，从来没有过。谏官御史，都是陛下的耳目之官，竟然不让一人登上陛前来议论天下大事，这不是使眼睛明亮、耳朵灵敏的做法。如今天下民力凋敝，没有古代所说的九年、三年的储备。即使丰收之年，仍有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而辗转死于沟壑，不幸加上战争，接着又有饥荒，即使想安抚他们，方法也已经很难了。尤其严重的是，北边有黄河泛滥的祸患，西边有边境戍守供给的劳苦，洮河、兰州、会州每年耗费无数，百姓的血汗将有时而尽。这怎么能不早早谋划，深思熟虑呢？臣所以认为安民知人，正是今天的首要任务。然而知人，是陛下亲自承担的事，广泛阅览兼听来辅助它是可以的。至于安民之道，则趁执政大臣进见的时候，垂问并详细讲求，不要让舜、禹、皋陶独擅唐尧虞舜时期的美名，这就是臣的愿望，也是天下的幸运。

奉议郎、国子司业翟思出任南康军知军，翟思进献神宗挽诗失韵头，所以有此任命。翟思以前任御史时，曾弹劾韩缜的过错罪恶，议论的人说韩缜因此报复怨恨。（苏辙弹劾韩缜的奏章如此如此。孙升弹劾朱服、翟思的奏章更详细。）

下诏每十天考核测试各军队，命令军头司详细列出兵员、提举教阅官及都教头的人数、技艺以及所得恩例上报。

罢免增设的铸钱监十四处。（十月十三日甲戌，起初命令户部减省增设的十四监，应当考证其名。）

辛巳日，大食国派人入贡。

壬午日，因为久不下雪，开放京师寺观。

侍御史刘挚说：“臣看到神宗皇帝的神主已经附祭太庙，私下估计景灵宫应当依照祖宗神御另建庙殿。由于宫中地方，现在已经狭隘紧迫，如果扩展民居，则情理上有不安。臣认为原庙的说法，始于西汉，而其制度则不传而无闻。如今景灵宫聚集神御，本来有源于原庙的意思，然而皇帝与皇后各建殿室，大概是因为以前神御散在诸寺，所以依旧各建殿室，乃是出于一时的规划，别无义理依据。臣愚以为既然称为庙貌，那么礼制应当仿效宗庙的制度，而帝后宜同御一殿，这样今天神宗所御，就不需要兴作工程了。奉迁昭宪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恢复大始殿，改名为神宗之殿，不仅仅是节省劳费，便于时势而已，考察礼典则无违背，质之人情则顺理，这是大事，恳望圣慈再赐可否。或者下诏三省、两省礼官杂议，有无不便之处，详细处理得当，以待圣断。臣浅陋妄议，应当立即严加诛罚。”（十一月七日神宗附庙，刘挚此言不得其时，因修盖神御殿事先提出。）下诏神宗皇帝神御殿用景灵宫治隆殿下枨子园修盖。

刘挚又说：“近日具状请求罢免蹇周辅及其子蹇序辰现任职务，各自外补，等候查体到事状另行听候指挥，至今多日。由于周辅等首先在江湖增加盐额，配卖害民，数千里的人破产受刑，咨嗟怨恨，实在无法生活，与吕居厚、王子京辈搜刮希求进身，情理无异。吕居厚等才刚查体，先次移罢，唯独周辅父子出入朝省如故。臣认为朝廷政事命令不一，罪同而行遣不同，不足以服人心，所以有论列，终不蒙施行，臣所不解。如今公论不安，皆有疑议，认为周辅昨天任开封府知府，根勘军器少监蔡硕借贷官钱的公事，周辅因为蔡硕是宰相蔡确的弟弟，所以附合观望，灭裂不尽公理，反而以重罪治举发之人，实在有恩于蔡氏。所以今天宰臣蔡确力主周辅父子不令罢去，欺骗圣听，捐弃公法以报私恩。臣认为如果果然如众论，所损不细，惟望圣慈裁酌何惜罢周辅

译等人暂且外放任职，听候朝廷命令，或许可以消除政令不一、结党营私的嫌疑，以此昭告天下，以解除大臣们的诽谤。恳请陛下迅速批准施行。」（十一月十八日第一章，十二月三日第二章，二十三曰第三章，次年二月二十二日才刻石定罪。）

译诏令增加讲读官的职钱为三万。（《御集》记载，侍讲、侍读每月各特别赐钱三十千。）

户部上言：“府界及各路的耆长、户长、壮丁等役，都招募人员充任，按等级发给雇钱。那些过去由保正代替耆长催税、甲头代替户长、承帖人代替壮丁的做法，一并废除。查核各州县的坊郭，过去设有坊正，后来被裁减废除，由主户中两丁以上的人轮流充当甲头，催征税租、常平等钱物，现在应当依旧雇募坊正，取代并废除甲头。请求申明下达给府界、各路提举司，凡是州县过去是坊正后来改为轮充甲头的，都依照今日下达的朝旨雇募坊正，那些过去由甲头代替坊正的，一并废除。”皇帝批准了。

甲申日，龙图阁待制兼侍讲赵彦若出任提举万寿观，朝奉大夫、户部郎范纯礼出任京西转运副使。（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又复任侍中。）

延福宫使、宁国军留后、入内内都都知张茂则出任内侍省都都知，这是因为太皇太后手诏认为他过去在建储以及侍奉皇帝即位时有功劳的缘故。

乙酉日，辽国贺正旦使、永州观察使萧洽、利州观察使萧嘉；副使、中散大夫兼守太常卿、充史馆修撰李炎、朝议大夫兼守卫尉少卿赵金，在崇政殿拜见太皇太后，随后在紫宸殿拜见皇上。

承议郎、殿中侍御史黄降出任国子司业。（苏辙在次年闰二月六日说：韩缜刚被任命为宰相时，台官黄降上言韩缜平生的过错罪恶，不堪大用，陛下既然已经任用韩缜，还不想立即罢免他。韩缜害怕黄降再次上言，于是将黄降调任国子司业。虽然说是升迁，实际上是剥夺了他进谏的权力。《实录》没有记载黄降之前的官职。这一年七月二日，黄降还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论奏罢免保马司勾当官，现在增补在元祐元年十月末。二年正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可考证。）

丁亥日，承议郎、起居舍人邢恕暂代随州知州。太皇太后手诏任命邢恕为中书舍人，赐服紫袍，不久因为邢恕升迁过快不当，且他经常出入权贵之门，完全不检点谨慎，可以罢免新任命，让他出任外任知州军。（这是根据《政目》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记载，《实录》在次年正月五日才记载此事。邢恕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是在十二月十八日。）

邢恕曾经教唆高公绘上书，请求尊崇礼遇太妃，作为高氏日后的福分。太皇太后召高公绘问他说：“你不识字，谁替你写这封信？”高公绘不敢隐瞒，把邢恕教唆的事都进献出来。太皇太后既罢免了邢恕的新任命，又将他贬黜。（邢恕教唆高公绘上书，据邵伯温《辨诬》。邢恕的孙子邢绎作其祖父言行录说：钦成皇后作为皇太妃，从山陵回来，御药靖方窥伺宣仁太后的意旨，以太妃的过失进献，说太妃跟随灵驾时曾发笑。韩绛以故相身份留守西京，亲自到边境迎接，引见皇太妃，韩绛拜见，太妃完全不还礼，也没有慰劳的话。邢恕听说后上朝，路上与宣仁太后的侄子高公绘相遇，谈及此事。邢恕说：“太妃过去是先帝的妃子，现在是主上的母亲，小人离间，渐渐不可助长。”高公绘惊惧，于是秘密上疏，认为应当加尊礼，并且引用书语切直过当，不止像邢恕所说的那样。宣仁太后阅览，惊讶高公绘太违逆，知道高公绘与邢恕素来交厚。此前高公绘屡次有密疏，太母无不欣然采纳，往往认为得之于邢恕。直接派人诘问说：“谁教你做的，莫非是邢某替你做的？如果不实说，就根治！”高公绘迫急，即吐实说：“上疏时，邢某确实不知道，是我自己做的。然而邢某的意思也是如此。”韩缜略微听到，因而构陷，无所不至。刘拯，是韩缜的门客，于是也上札，说邢恕干预政事，交游执政。于是以此为由，罢免中书舍人，以本官知随州。司马光随即有信给邢恕说：“和叔此行，出于意外。光在政府，不能为和叔辩白，负愧诚深。大概因为中旨有交游执政的话，恐怕更加成为和叔的累赘故也。”其后，明堂前一两个月，司马光检阅邢恕被责的一宗文字，想要上奏辩白。各位公卿劝他，认为不如等到赦后，而赦前两日司马光去世了。当时吕公也在政府，与司马光意合。而林希素来忌恨邢恕，他的弟弟林旦正做言官。起初林旦侍奉司马光，想做省郎，还没来得及禀报任用，林希推荐给韩缜，于是做了工部员外郎，随后出任殿中侍御史，恐怕邢恕随即还朝，于是于赦后未开假日，上疏论邢恕说：“吕公着素来与邢某厚善，现在既然经过明堂，吕公着必须复引邢某还朝，请求不要让他还朝。”从此吕公避嫌，不敢再说。然而林希、林旦由此也不被公论所容，不久，兄弟相继被逐去。当时申公正盛，林旦既触犯申公，众论不赞同，不特为邢恕也。邢绎所载如此，尽多妄说，姑且附见。刘拯，元丰六年八月为监察御史十二月十四日已出为江东运判。吕大防《政目》：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邢恕知随州，以手诏邢恕除中书舍人，寻以本人骤迁

译谨慎起见，可以撤销新的任命，让他出任外地的知州或知军。查考苏轼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是在今年十二月十八日，撤销新命应当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防的政事条目必定是审慎的，不知旧录为何在元祐元年正月五日才记载，而新录又沿袭了它。

译吕恕被罢免中书舍人后，立即上书说：臣听说国家安危治乱的关键，在于区分邪正，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然而邪正双方互相诋毁，君子和小人互相攻讦，这就是当今君主之所以迷惑、难以分别的原因。臣请求加以辨析，方法有三：考察他平日的品行没有瑕疵，在朝廷曾有过忠言直声，事迹显著，如果不这样，也必定有改过迁善的实际行动，这是第一点；对于诋毁之言，无论多么离谱，关键在于穷究其事实，推究其情理，那么诬陷的说法就不能单独成立，这是第二点；朝廷之上，必定有美名和声望的大臣，那么公众舆论所在之处，可以咨询，以质证是非，这是第三点。这样就能区分邪正，辨明君子与小人的界限，邪不能害正，小人不能胜君子，国家就安定太平。如果因为君子的赞誉而进用，因为小人的诋毁而退免，今天凭一个人的话指认为是，明天凭另一个人的话指认为非，而没有这三种方法来分别，那么毁誉、是非就会混淆，邪正不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不明，邪就能害正，小人就能胜君子，国家就危险混乱。这即使是尧、舜那样的盛世，也没有不加以留意并深入考察的。

臣私下自思，在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掌权时，臣当时得以召见应对，先帝询问到这两个人。臣不敢欺骗，详尽陈述了王安石的短处，吕惠卿的奸邪，最终遭到非议嫉妒，因此被排挤斥逐达八年之久，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不是臣敢欺骗的。后来吕惠卿与王安石结怨，互相攻击，先帝回想愚臣从前的话没有欺骗愧疚，记住了我的姓名，召还馆阁，而臣坚守节操，不改变初衷。在丙辰年、庚申年，先帝两次下诏求直言，而臣两次以狂妄之辞应诏，不曾敢写阿谀奉承的话，大体上都违背时政，那些奏书本来就在禁中，可以查找阅览。先帝虽然宽容不加诛杀，但臣只在儒学馆任职，七年没有升迁。在那时，臣已经寂寞自守，甘愿终身被弃置在闲散职位，哪里还敢期望今天的遭遇？臣前后十五年的处境，大概有始有终，内外都清楚。至于先帝晚年，颇能察知臣，认为臣忠信，在病逝前两个月，才任用臣为职方员外郎；不到一个月，也以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这些日期都可以考证。恰逢皇帝陛下继承皇位，太皇太后亲自听政决断，任用忠良，共同去除弊政，臣在这个时候首先蒙受提拔，担任尚书右司员外郎，职务是宰相的属官，参与政事。臣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可以忘身报国，所以不再畏惧避嫌，慨然以区分邪正、兴利除害为己任。在朝廷进见执政大臣时，不曾有一毫涉及私利。其中不喜欢臣的人，固然也有。但因为太皇太后在上，每件事务都在于公道，而臣论事直理正，所以无可奈何。现在那七八个人，都在身边，趁他们一同进见时，应当不敢说私话，所以可以质证。因此奸邪小人心意不安，与不得志的人指臣为仇敌，而诋毁臣以此职为招揽权柄的，是有的。左右司见执政论时事，本是他们的职责，但臣起初认为不推辞招揽权柄的名声，而后得以质问。今日之时事，究竟是对还是错？所用的人物，是君子还是小人？假如今日之时事确实正确；所用的是君子，那么臣先前即使真的招揽权柄，对国家也是有补益的，有什么妨害呢！况且朝廷从尚书职方员外郎任命臣为右司员外郎，又任命臣为起居舍人，这必定有赞誉臣的人。既然已经做了起居舍人，那么任命为中书舍人，对国家来说是提拔任用，而按资历来说却是次补。按惯例，修起居注，通常升任知制诰，没有快慢的限制，近的或许两个月，远的通常不超过一年，现在起居院有题名，可以一一核查。即使认为臣不应当与胡宗愈一同考试，那么自从实行官制以来共三年，中书舍人不必都空缺而一同考试的已有三次了。曾巩、赵彦若、陆佃三人一同考试，这是第一次；王震、蔡京两人一同考试，这是第二次；钱勰、杨景略两人不考试而一同任命，这是第三次。即使从员额空缺来说，中书舍人定制六员，近例中蔡京、王震、钱勰、杨景略同在省中四人。现在论事理虽然如前所说，但臣难道不知道爵禄的授予剥夺，都在朝廷，人臣的道义，没有自以为应当得到的道理，但如果确实都出于太皇太后的圣意，那么臣本来应当退省，等待明察。现在私下听说任命臣与宗愈的告命，发出后又收回，那么臣本来就知道这并非太皇太后的本意，必定有诋毁臣的人。私下思惟圣人的心意，致力于开放进言之路，所以凡是言事的臣子，他的话即使未中道理，没有不容纳的，这确实是太皇太后盛德美意，天下非常幸运。然而臣从前本来曾请求扩充谏官，认为必须先审慎选择其人，然后采用其言。现在既然太皇太后亲政以来，所推荐任用的台谏官，本来都是端良之士，如果假使有言及臣的，那么臣本来应当引咎自责，太皇太后也应当垂意采纳使用其言。如果昔日台中的情况，那么君子与小人的界限本来混淆不清，近来已经淘汰安惇、刘拯二人外补了。

译刘拯就是曾经弹劾韩维不应被任命为资政殿大学士的人，韩维端方正直、名望德行，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属于同一类，这是太皇太后所知道的。如果认为台谏官员的毁谤赞誉都可信，那么刘拯的话，太皇太后也是不会采纳的。如今章惇、刘拯虽然已经离任，只是因为近期太皇太后下令削减了这两个人罢了，台谏官员中像章惇、刘拯这样的人大概还有一两个，臣本来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他们向来没有名声品行，暗中忌恨善良之人，看到章惇、刘拯的离去，有不自安的意思，这些人本来就不是太皇太后掌控朝政以来推荐提拔的人，他们的姓名大概都是贤良士大夫所不知道的，或者知道的人必定会指责他们是坏人。臣私下认为现在肆意进行诬蔑欺骗的人，一定出自这一类人，毫无疑问。臣既然被他们诋毁议论，反而评论他们向来没有名声品行，指责他们是坏人，那么恐怕不足以取信于世人。然而如今朝廷之上，本来就有忠贤之人，名望德行显著，太皇太后可以信任而不怀疑，试着用这些人的姓名秘密加以询问，他们如果不指责这些人为坏人，那么必定会说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如果不这样，请求将章惇等人的奏章下发，交给台谏官员议论，辨别这些人曾经表现出忠贞节操，或者有贤良的名声，并且是在太皇太后执政以来才被推荐提拔的，（奏状内的黄贴子说：就是去年正月以前所举荐的，邪正大概还没有分辨清楚。）那么臣的话就是欺骗君主，罪当诛杀斥退，不止是不敢冒进而已；如果像臣所说的那样，那么小人诬陷君子，邪党诋毁正士，本来就不会逃脱圣明的鉴察了。凡是臣说这些话，本来不是为了计较个人的得失，只是认为邪正、是非的关键，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安危治乱，所以臣不敢躲避鼎镬之刑、逃避斧钺之诛，得以极力陈述。如果我的话稍微对国家有益，那么臣即使被杀，也万万没有遗憾，何况是在进退去留之间呢！没有回复，元符初年，最终因为这篇奏章被贬责为南安军知军。（元符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庚子，刘恕被贬责到南安。旧录记载刘恕这篇奏章，说是元祐元年正月上奏的。现在附在刘恕被罢免的时候。）

译己丑日，太常寺上奏说：明年正月初一拜呈奏表，太皇太后暂时共同处理军国大事，辽国使者应当前往内东门列班祝贺。皇帝听从了。

司马光上言：

臣私下看见陛下自从执政以来，早晚勤勉不懈，以忧虑百姓、安定国家为要务。大概善于治病的人，一定要探究病因的来源，攻击最紧急的地方，救治要迅速，去除病根要彻底。臣观察当今公私财力耗竭，远近地区疲敝困顿，其根源大致出于用兵。军队是凶险的器具，天下的毒害，财用的蛀虫，圣人铲除暴乱、平定祸乱，是不得已才使用的。自从唐朝中期，藩镇跋扈，降及五代，群雄角逐，四海九州，像瓜一样被分割，像糜一样溃散，军队相互吞噬，百姓遭受涂炭，长达二百多年。太祖承受上天明命，四方征讨不服从者，光大开启美好的国运。太宗继承他，能够成就他的功业，然后大禹足迹所至之地，全部归宋朝所有。于是收藏起干戈，让百姓休养生息，有的人从生到死，活到百岁，都没见过兵器。官吏遵守法度，百姓安居乐业，鸡鸣狗吠，烟火相望，可以说是太平的极致，自古以来很少能与之相比。等到神宗继承帝位，才能雄健，气概英武，因为幽州、蓟州、云州、朔州沦陷于契丹，灵武、河西专属于拓跋氏，交趾、日南受制于李氏，不能全部设置官吏，征收赋税徭役，与汉、唐的疆域相比，还有不完整的，深感耻辱，于是慷慨地有了征伐、开拓的志向。于是边疆的武夫，窥伺小利，敢于肆意说大话，只知道邀功，不顾国家祸患，争相卖弄余勇，自认为卫青、霍去病没有死；白面书生，披阅文书，对照地图，玩弄习练陈旧的痕迹，不知道顺应时势变化，竞相献出奇策，自认为张良、陈平再生；聚敛财物的臣子，搜刮财利，剖析秋毫，来供应军费，专门谋求市恩，不体恤残害百姓，各自陈述遗留的利益，自认为桑弘羊、孔仅复出。他们一起迷惑先帝，谋求自己的荣位。于是设置提举官，强行分配青苗钱，多收免役钱，来聚集货物布帛。又驱使田间农民成为保甲，让他们舍弃农具，练习弓刀。又设置都作院，调拨筋皮、角木，来大量制造铠甲兵器。又奏请设置保马法，让农民卖掉耕牛，购买骏马，而农民开始愁苦了。分部诸军，不问边州、内地，各自设置将官来统领他们，从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压都不能参与，舍弃祖宗训练检阅的旧制，诵读射法，效仿胡服，机械阵图，竞相追求新奇，早晚在场上操练，很少得到休息，而士卒开始怨叹了。设置市易司，强行买卖垄断，坐着陈列贩卖，增加商税的种类项目，下至菜果，而商贾开始贫困了。又设立赊贷之法，诱导不肖子弟败坏家业。又命令百姓封状加价来购买坊场，致使他们的子孙邻居保甲，籍没财产，不能备偿。又增加茶盐的额度，贱买贵卖，强行配给百姓，食用不尽，逼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设置措置河北籴便司，在临流州县广泛积储粮食，以备馈运。训练军队既久，积聚财物既多，然后使用它们。而承平日久，人们已经忘记战争，将帅愚懦，士兵骄惰，加上运筹决胜的人，却是浮躁巧伪之士，不了解敌我，妄动轻举。因此在灵武顿兵，力疲食尽，自行溃败而归，执兵的士兵，扛粮的民夫，暴尸塞外，将近数十万。在永乐筑堡，怠忽无备，纵容寇敌，全城的人，被剪为鱼肉，还不足以威服敌人，而中原先自困顿了。先帝深深后悔这样，厌恶巧言令色，思念忠厚良士，于是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不久去世，这是臣痛心疾首，泣血追伤的原因。

伏惟皇帝陛下开始继承基业，太皇太后共同听政，首先告诫边吏，不得妄出侵掠，使华夷两安。现在契丹继续友好，秉常纳贡，干德拜章，征伐、开拓的议论都已经平息了。那么之前设置提举官，散发青苗，征收免役钱，点教保甲，设置都作院，养马，设置将官，市易司，封状买坊场，增加茶盐额度，措置河北籴便司，都成为虚设。陛下幸而诏令臣民，各自陈述疾苦，已经有一千多章奏，没有不陈述这几件事的，知道它们是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不是臣一人的私言。利害明显，皎如日月，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群臣还习以为常，安于故旧，害怕变革。虽然稍微加以裁减，但监司安堵，将官具存，保甲还在训练，保马还在饲养，边州屯戍不减，军器制造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恢复，因此用兵虽然停止，但公私劳费还没有停止。像这样因循，不知道改辙，几年之后，万一遇到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呢！伏愿陛下断自圣志，凡是王安石等所立新法，确实能胜于旧法的则保留，其余臣民认为不如旧法方便的，痛加厘革。虽然不是一日可行之事，请求陛下宣谕执政，让他们根据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由圣鉴裁决而实行。过去夏朝遵循禹的训诫，商朝用汤的法度，周朝遵循文、武的典章，大概创业垂

译统领国家的主旨，留给子孙的谋略，是后世应当谨慎遵守、不可丢失的。如果各项措施都遵循旧有的典章，只要使政事完全像熙宁初年那样，那么百姓安乐，天下太平，也就没有别的事了。议论的人一定会说：“革除弊端不能操之过急，应当慢慢逐步进行。”这哪里不同于让医生治病却说不要让他很快痊愈，并且不要彻底清除病根呢；这对医生来说谋划得很好，但对病人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译侍御史刘挚进言说：“我听说朝廷端正，那么百官就能治理好。又说众多贤人在朝廷中和睦，那么万物在民间也能和谐。如今上面的人，如果真能同心同德，为公忧国，那么就一定有和善的政治，下面就没有结党营私的人；如果人人怀有异心，互相猜忌非议，那么就一定有偏颇违逆的政治，下面就有趋附背离的风俗，于是百姓就遭受祸害了。我私下看到，前阵子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开始听政时，恩惠安抚天下，去除百姓不安的因素，至于提拔淹滞的人才、罢免贪婪苛刻的官员，发布政令没有一天间断，所以近从京城周边，远到海边角落，没有不欢欣鼓舞顺应风气，侧耳倾听太平盛世的。但近一两月以来，政事号令在施行方面，显得稀疏阔略，朝廷内外众目睽睽却无所闻见。深入探究其原因，都认为这是执政大臣情志不同、议论不一所导致的。有暗中袖手旁观的人，有表面合拢内心背离的人，有强横放肆的人，有忍辱含垢的人。积压的事务摆在面前互相观望而不处理，所以仁爱的恩泽停滞在上面而不能下达，各种事务堵塞在朝廷而不能推行，以至于文书延误，各种事务阻隔不通。圣人的教化，虽然说长久坚持其道才能成功，但本来就有缓急之势。现在事情到了轻微细小的地步，明明有这样的先例，或者只是某一法令的增加或减少，某一官吏的罢免或任用，尚且不肯倡导开端并主持议论，那么当今边境的重大利害，赋税徭役的重大是非，百姓的重大困苦，如同倒悬而盼望解救，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何时才能议论呢？有幸遇到圣明君主，怜悯百姓，为朝廷谋划大计。而谋国的人，正只顾虑自身，正只图谋私利，坐视岁月流逝，也可以说是很不仁义了。况且现在皇帝陛下正值壮年处于守丧期间，太皇太后陛下垂帘听政，在这个时候，辅佐的大臣不能同心，互相怨恨激怒，不仅仅是政事积压而已，实在担心猜疑隔阂逐渐加深，分派固守党派，让倾邪险恶的人在中间煽动，上下乖离违逆，什么事不会发生？这又是我所深深担忧的。恳请圣慈深入考察事变，防微杜渐，特别下诏辅政大臣应当务必同心协力、恭敬合作，互相展示诚信，去除二心，以成就国家大事。凡是现在政事中延误未决的，催促他们分条上报等待旨意，那么希望圣明君主凭借睿智决断，分别明白地施行，以造福天下。”

附带的黄纸称：“如永兴缺少统帅大臣，以及陈州、明州空缺已久，各自都不任命人选。蹇周辅父子，多次有言事官员弹劾，都不予施行。”

又说：“我现在所奏的，都是执政大臣的奸谋私意。我不是不知道历数指责他们的状况，我的处境非常危险，但为了报答皇上的任用，不敢爱惜自己。然而如果公开我的奏章，必定担心转而互相激怒，更加乖离违逆，希望只当作圣旨宣谕催促积压的文书，可贵的是让他们有所畏惧忌惮，却肯把事情办完。这篇奏章等经过圣上阅览后，请求留在宫中不发，使我的孤立处境稍微安定，那么稍有见闻，必定会竭尽忠诚，希望能补益万一。”

刘挚又进言说：“我私下看到，自从入冬以来，并没有雨雪，久旱成灾，受灾范围很广，众人哀号，惊恐忧虑四处张望。考察经典，可以说是大异象。人的气息，与天地阴阳之气，互相出入、流通而往来。人情在下面和谐，那么天道在上面就顺遂，人事在这里乖离，那么天变在那里就显现，这就是天人相互感应的时候。所以圣人侍奉上天，知道它在上面不远，以同类的事物来感应，那么凡是祈祷消灾，都作为末节小数，而专门修明政事来回应它。我私下认为，陛下委托国家仰仗成功，与之共享休戚、同荣辱的，不就在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吗！现在庙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背离，谋略不一，没有同心同德的节操，有分派怀有二心的意图。所以在议论政事时，排挤陷害、模棱两可，互相激怒吵闹，他们的话语往往传播在朝廷内外。所以政令阻塞而不能下达，文书延误而不能推行，官爵滥授给无名之人而不符合典故，公道屈从于权贵亲近而只施用于疏远之人，私邪结党，上下阻隔。况且正值皇帝陛下深沉静默守丧之日，太皇太后陛下政令出自内室之时，朝廷政权全在大臣手中，而大臣如此不能同心，所以天下只听到偏颇之事而不见和善之政。政事不和则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则天地之气混乱而产生这种灾变。《尚书》说：‘严肃则时雨顺遂。’五行传认为冬旱是政令舒缓所导致的。现在上下可以说是不严肃，朝廷的政事可以说是骄慢废弛，号令可以说是反复不定不振作了。古代灾异水旱，罪责在于调和阴阳的官员，所以策免三公以堵塞谴责。今年已尽，旱情如此严重，冬麦在田野，没有润泽进入，春气相乘，有疫病的变化。百姓一年的重大命运，难道可以不考虑吗！又一个月以来，日食无光，风沙昏暗。考察占卜验证，都不是小变故，而上面的人安然不以为怪，这就是朝廷内外恐惧而不安宁的原因。恳请圣慈深刻反省上天警告之意，俯察朝廷乖离之变，特别下诏大臣，修明政事，凡是赋税损害百姓的，法令不安定的，大大解除并改革它。至于判决狱讼的私枉，催促各官署的延误违抗，进用忠良、斥退阿谀，疏通壅蔽，去除猜疑二心，务以至诚实事向上堵塞天谴，向下拯救百姓，那么和气的感应”

译，将领不用过几天就能得到它了。」

译挚又进言：“外界的议论都说，朝廷自从举行祔庙之礼以来，政事松懈怠慢，不如从前，这大概是有原因招致的，并非虚妄之语。”

挚又进言：“臣曾详细上奏，请求先让言事官上殿奏事，未曾得到施行。私下听说要等到新年才下达命令，所以不敢频繁申请。如今已是一年将尽，恳请陛下早日降下圣旨，先允许台谏官上殿奏事。以使公众的议论、人间的实情不至于被阻隔闭塞，能够详尽地陈述，上达天听。”

这一年，赐名授官的宗室子弟有八人，判处死刑的有二百六十六人。

注释

【一】送终殊不尽恭：《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七《逐小人上》、《治迹统类》卷二○《哲宗委任台谏》在“送终”下均有“之际”二字。

【二】大准备：“备”字原作“武”，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三】缘此以进身：“以”字原脱漏，根据阁本补入。

【四】至排斥忠良：阁本在“至”下有“于”字。

【五】勤息疲民：“息”字，阁本作“恤”。

【六】明堂前一两月：《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一《宣仁垂帘》、《续通鉴》卷七九《考异》在“两”字上都没有“一”字。

【七】初旦事温公：“初”字原作“而”，根据阁本及上述引用的《长编纪事本末》、《续通鉴》改正。

【八】未及白用：“白”字原作“自”，根据阁本、活字本及上述引用的《长编纪事本末》、续通鉴》改正。

【九】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十二月”三字原脱漏，导致文字不通顺，按本条哲宗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日，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今据补入。

【一○】今日以一人之言指以为是：“一”字原作“十”，按本句与下句“明日以一人之言指以为非”为对文，此根据阁本改正。

【一一】先帝凡再下诏求直言：“直”字原脱漏，根据阁本补入。

【一二】大抵皆拂时政：阁本在“拂”字上有“矫”字。

【一三】民安生业：“安生”二字原颠倒，根据阁本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革弊札子》乙正。

【一四】河西：原作“西河”，根据同上书乙正。

【一五】研桑复出：“研”字原作“孔”，根据阁本、活字本及《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注改正。

【一六】市驵骏：“骏”字原作“驳”，根据阁本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革弊札子》改正。

【一七】纵寇延敌：“纵”字原作“继”，根据同上书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九四《变新法》改正。

【一八】养马：“养”字原作“食”，根据同上书改正。

【一九】其已至千有余章：上述引用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及《长编纪事本末》在“至”下均有“者”字。

【二○】何所复疑：原作“各言疾苦”，文义不通，根据上述引用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改正。

【二一】虽颇加裁损：“加”字原作“知”，根据阁本及上述引用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改正。

【二二】则望圣明断自睿断：“断自”，阁本作“发自”。

【二三】相激相闹：《忠肃集》卷四《岁旱乞修政事奏》“闹”作“斗”。

【二四】伏望早赐圣旨：“圣旨”原作“审旨”，根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六十四

卷三百六十四

起讫时间：起于哲宗元佑元年正月，止于该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四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

全文

春季正月庚寅朔日，改换年号。（吕陶《记闻》说：元佑年间的政事，认为元丰年间的法令不便，于是恢复嘉佑年间的法令来补救。然而不能完全改变，大致是新法、旧法并用，以利于百姓为贵。议论的人说：‘对钧行法。’朝中善于戏谑的士人于是说：‘岂止法令如此，至于年号，也是对钧了。’然而戏谑之谈也有意味，这可以看出当时改元的意思，姑且附注于此。）

辛卯日，下诏命广西经略司考察知广源州杨景通派遣覃安等人劫掠俘虏边境百姓之事，并移文给安南静海军【一】，询问不遵奉诏敕的原因。

壬辰日，下诏说：“长期缺乏应时的雪，担心囚犯滞留过久，在京师委托刑部郎中、御史，开封府界命令提点司，各路州军命令监司催促结案。”

在此之前，上封事的人说：“私下认为时雪不应期而至，阴阳不和，大概是刑狱不够钦恤，法令不够公平，官吏不够恪尽职守，公文符契多有满责，上下苟且偷安以应付眼前。《洪范》说：‘肃时雨若。’这难道是上下不肃所致吗！朝廷任事的大臣，不同心忧国，人人怀有私意，有所诋毁欺骗吗！下至六曹尚书、侍郎不以其身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