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一

译以备紧急时的支用，破坏了常平仓长久实行的法规。下诏特别赦免了绎的罪责。

戊戌日，皇帝批示：“中书省所编修的条例，应当简约合理，能够长久施行遵守；并且要先按次序编排，然后才能删定取舍。现在中书省编修的条例，听说已经有一千多册，遇到事情时如何查阅，即使是办事的吏员恐怕也不能全部弄清楚。可以命令先区分出适合中书省每行一司的条例为三等，另外列出正在实行、已经废除、重复的内容，条例如果明确，与条文没有区别，只记录已经施行的；或者自有正式条文却违背它作为条例的；或者不必著为条例自可作为条文的；或者条文不能涵盖，必须用条例作为比照的，让它们各自处理，然后中书省每天用三五件来参定存留、删除、修改。我看到的概况应当如此，你们应当再仔细审度，恐怕还有未尽的事理。最近看到合门编修仪制，索取文书费力，大概是吏员不喜欢条例分明，也必须酌情设立赏罚，以防止遗漏。”

译宣州泾县主簿、编校昭文馆图书的林希担任馆阁校勘。林希是福州人。治平二年九月，他初次担任编校官。

这一天，皇上询问王安石，条例司是否可以并入中书省？王安石说：“等到修定中书条例有了头绪，并且已经设置了属官，自然可以合并为一。现在还有应当与韩绛私下奏事的情况，恐怕还不可以。”皇上说：“难道是防备曾公亮提出异议吗？”又问陈升之怎么样，王安石说：“陈升之还可以与他共事，曾公亮多用机巧，又专门想要保持旧有的状态，自从吕公着与他意见不合以来，等到得到陈升之的协助，更加难以与他商议政事。”皇上说：“曾公亮年老，也将离任了。”这是根据《日录》记载，发生在五月六日，现在附记在这里。

下诏命集贤校理孙洙、馆阁校勘蒲�共同审阅转对封章。因为封章中列举的事项很多，想要采纳其中的建议。这个月壬寅日应当合并考核，四年六月丁巳日罢免。

庚子日，著作佐郎俞充、大理寺丞李承之担任中书条例的编修官。俞充是鄞县人。

下诏说：“祖宗规定，袒免亲去世，孝赠方面，儿子如果已赴朝任职，赐钱、绢各四十贯、匹；如果未赴朝任职，年龄在十一岁以上，赐钱、绢各二十贯、匹。女儿如果在室，年龄在十一岁以上，赐钱、绢各十五贯、匹；如果已出嫁，赐钱、绢各三十贯、匹。生母和妻子赐钱、绢各二十贯、匹。如果未赴朝任职，年龄在十一岁以上，赐钱、刊各十贯、匹。女儿如果在室，年龄在十一岁以上，赐银十贯、绢五匹；如果已出嫁，赐钱、绢各十五贯、匹。生母和妻子赐银十贯、绢五匹。以上女儿如果出家或入道，都按照出嫁的例子办理。”在此之前，袒免亲右武卫大将军、衡州刺史赵叔璨去世，内侍省上言，法律规定只有送殡和附葬才能给予赏赐，其孝赠已经不再发放。这是因为新法遗漏了这一点，皇上命令重新制定，于是颁布了这道诏书。赵叔璨去世在四月，是克架子。

辛丑日，下诏命少府监、新任池州知州郭永担任宫观官。这是因为郭永在担任漳州知州时，政绩并不优秀，而且年老体衰的缘故。

手诏说：“听说陕西蕃部首领等人，大多抓捕归顺的蕃人杀害，谎称是把截、巡逻、作战所获得的敌首，不仅侥幸求得恩赏，而且枉杀无辜。命令各路经略司，从今以后必须查验确实的贼马踪迹，担保明确后上报，不得仅仅依据城寨申报。”

壬寅日，下诏：百官转对的章奏，分别委派馆职审阅，所陈述的是否得当，送给司马光详细审定，让中书省取旨。皇上既然命令孙洙、蒲宗孟审阅，到这里又交给三馆，命令已有法度的就明确列出条贯，想要借此考察馆职的才能，从而考察转对官员是否懂得法理。从“又付三馆”以下，新本都删去了，大概是朱本顺着王安石的意图增入的。王安石提议建立三馆祗候，见二年十二月丙寅日，到四年六月罢免。新纪记载下诏百官转对封事，三馆列举其得当与否，命令司马光详细审定，旧纪没有记载。

在此之前，丙戌日赦书命令各路搜访有德行义举、被乡里推重的人士，上报姓名，共得到二十九人。于是下诏命令九月崇派遣他们赴京，仍然供给驿料，到达后安排在太学，送给舍人院试策、论各一道。旧纪记载：下诏舍人院试各路崇派遣的二十九人，新纪没有记载。

癸卯日，皇上批答：“最近任命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知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累积次搁置诏命不下达，竟然妄引诏书中关于中丞荐举的条例，完全没有道理。而苏颂在中丞面前请求明确下达特旨才敢起草诏辞，等到朝廷下达命令，反而又封还诏书，轻侮诏命，反复无常到这种地步，国法岂能容忍！李大临、苏颂都可以以原官职归班。”李大临和苏颂当时都担任工部郎中。

在此之前，宋敏求封还李定的诏辞开头，下诏送给别的官员，而轮到苏颂起草诏辞。苏颂说：“本朝旧制，进补台官都诏令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互相推举曾任通判的人，那些没有担任过通判的人，就必须有特旨，才允许推荐为里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或者会连坐，所以重视台阁的选拔。去年诏旨专门命令中丞举荐官员，虽然不限资历品级，还是以京官资历推荐授予，因为已有前诏，所以人们没有闲话。现在李定从支郡幕职官，进入朝廷担任纠察弹劾的职务，超越资历顺序，近年没有这种情况。议论的人有人说，唐代多从诸侯幕府进入台省。我认为不是这样，在唐代方镇强盛时，有奏请征辟郎官、御史来充任幕府的，因此幕府地位加重。祖宗深深鉴察这种弊端，全部改革，州郡僚佐都由朝廷补授。大臣出镇，或许允许征辟官员，也都随资历注拟，满一年升迁秩级，都遵循铨选格律，不再像唐代那样。而现在的三院，职务责任又重于往昔。况且李定官职未满，更不是在常规时间召对，不经过铨选考核，提拔授予朝列；不因为御史的推荐，直接安置在宪台。虽然朝廷急于用人，超越常规格律，但破坏法制，必然招致非议，其任命官员的诏辞，不敢起草。”下诏再次送给舍人院，接着轮到李大临，李大临也封还。于是下诏命令苏颂依照前降指挥起草诏辞。苏颂又说：“祖宗之朝有时有从孤远之地登上显要职位的人，大概是天下初定，士人有的抛弃草

译莱而不用，所以不得不广泛开辟搜求举荐人才的途径。自真宗、仁宗以来，即使是隐居的高士或行为特异的人，也不至于超越资历品级。大概因为太平时代，事务有法度纪律，所以不得不遵循选拔任用的法规。如今朝廷清明，俊才贤士共同任用，晋升担任台阁官职，举动都有成规。如果定为远州幕职官，没有资历的积累，没有显著的政绩，偶然因为召见对答，一句话符合圣意，就授予御史之职，将来如果有非常之人又超过这种情况，奏对符合圣意，那么又用什么官职安置他呢？逐渐发展下去不停止，实在担心高官显职，或许可以通过旁门左道而得到。谨查《六典》，中书舍人的职责，凡是诏旨制敕，都依据典故来起草，制敕既已颁布，如果有错误就上奏纠正。所以前后舍人议论弹劾差遣任命，依据典故而蒙受更正的不止一次。如今三院御史必须由御史中丞、学士荐举朝臣，这是典故，如果不符合这个规定，他们怎敢沉默不语？去年用京官除授，所以沉默不语，是因为以前有诏令的缘故。如今如果先确立定例，允许从幕职官中选拔擢升三院御史，那么臣等还有什么话敢说违抗呢？朝廷如果认为李定才实非常，就应当特别给予改官，另外授予职任，随着资历超格任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必抛弃违背近来的制度，把他安置在御史台。如果臣等上怕严酷的诛杀，厚颜起草诏书，实在担心门下省封驳。即使门下省不举发，那么议论时政的臣子必须重重地议论弹劾。或者李定畏惧议论，固执不敢接受任命，这是臣等一旦废弛职事，而导致议论纷纷，烦扰圣听，那么臣等的罪过死有余辜。”皇上说：“御史里行本来不计较官资，所以命令在御史里行中，想要让他只以判官的身份发出敕令。”众人认为不可。王安石说：“已经命令改官，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可，却封还辞头？如果顺从他们，那么陛下的威福就被私议所夺取，失去人君的道理了。”不久王安石进呈举荐御史的新条，并抄录最初立条时奏对的话禀告皇上说：“胡宗愈认为这是臣的私意，大概不知道陛下立此法时的圣意啊。”皇上说：“李定的诰命必须让他起草。”王安石说：“陛下特旨，即使妨碍前条也应当施行。”曾公亮说：“特旨固然不应当用条例限制，只是不知道李定是什么样的人，恐怕如果是非常之人，才应当不用常法。”于是皇上批示：“检阅去年七月六日诏书，如今台官有缺，委托御史中丞奏举，不拘官职高低令兼权，如果所举荐的不是合适的人，令言事官觉察上奏。此后没有另外颁布的条例。”颂、大临等人又说：“臣等查看，从前台官必须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人中举荐充任。后来因为难得资历相当的人，所以朝廷特别开设这个制度。说不拘官职高低的，只是不限定博士与中行员外郎罢了，不是说选人也被允许奏举。所谓兼权的，比如三丞以下不能担任监察御史，所以暂且让上级兼任前行员外郎以上不能担任侍御史，所以让下级兼任，都不是为选人设立的文字。如果不拘官职高低，并且选人在其中，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兼任御史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了。由此说来，选人不能超授台官是明显的。至于程颢、王子韶已经先转任京官，因为中丞荐举才升迁中允，只兼任监察御史。如今李定是初等职官资历，如果特别改任京官，已经是优厚的恩典，再超授朝籍，安置在御史台，先朝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臣等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进言，不避斧钺之诛的原因，没有其他，只是爱惜朝廷的法度，遵守有司的职业罢了。大抵条例忌讳妄自开启，今天实行，以后就成为惯例，如果有司因循守旧，逐渐导致混乱，实在担心侥幸之门一旦开启，那么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按次序的提拔，朝廷的名器有限，怎么能满足每个人的心意呢！前世之所以爱惜重视爵位赏赐，不轻易授予别人，即使有奇材异伦，也必须试用职事，等到有功效，然后超格提拔，就是这个原因。”又下诏让颂依照先前降下的指挥撰写诏辞，颂坚持上奏如初，又在中书向执政说：“虽然说是特旨，而颂等人没有依据，起草诏书就必然招致非议。请求批示说‘特旨所除，不碍条贯’，才敢起草诏书。”又下诏所除授的李定是特旨，不碍近制，命令颂迅速撰写诏辞。颂又说：“如果出于圣意拔擢，就必须是非常之人，名声闻名于当时，然后才能厌服众议，成为朝廷的美事。昔日马周替常何作奏，条陈得失二十多件事，都是当世的切务，唐太宗从布衣中提拔他。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论议卓越，真宗从河阳职官中提拔他。这两位臣子，可以说有显赫的功状了，逢时遇主，可以说非常了。然而马周还召入直门下省，第二年才任用为御史里行。张知白召还奏对符合圣意，也命令试舍人院，然后授予正言。不像李定远州职官，素来没有声名，偶然因为谏官论荐，一次赐召对答，就蒙受拔擢授职，实在担心天下才辩之士听到后，都想着趋附权贵，以希求荐用，这个门路一开，未必是国家的福气。希望陛下采听众议，或者询问近臣，如果认为李定的才能果然足以符合陛下特旨的提拔，那么臣自然应当受妄言之罪；如果臣的话不虚假，就

译请求另外授予一个官职，将他安置在京城，等日后看到他的实际表现，再提拔任用也不晚。这样，不仅臣等能够同时完成职责，而且可以培养他成为定型的才资，避免招致日后的非议。」皇上随即打算罢黜苏颂，另派知制诰起草诏书。王安石请求先下达旨意让他起草，如果他还坚持上奏反对，再执行罢黜。于是曾公亮请求批示交给李大临等人一同起草。韩绛说：「这只是苏颂提出的建议，难以交给李大临等人起草。」曾公亮说：「苏颂的意思是想这样做。」王安石说：「恐怕李大临不肯起草，就会延误圣旨。」于是直接交给苏颂起草。但苏颂又以不适宜当日起草为由推辞，于是再次送给李大临，李大临又退回诏书，因此有了这次责罚。在李大临和苏颂未被责罚之前，诏书催促直舍人院的蔡延庆等人就职，等到李大临等人被责罚后，蔡延庆便起草了定夺的诏书，进呈草稿后，又上奏请求罢免自己。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再次封还驳正，最终诏书得以颁行。这是根据司马光的日记以及《御集》记载。《御集》第一百五十二卷，知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的孙固上奏说：「私下听说有旨意让李大临、苏颂免去知制诰职务，蔡延庆不敢起草诏书。李大临与苏颂昨天因为任命选人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依据旧例陈述任命不当，不敢擅自反复更改。希望陛下免除李大临与苏颂的责罚，而特别听从蔡延庆的请求，不胜感激。」御批说：「蔡延庆原本并不是不肯起草诏书，况且苏颂等人也没有议论李定，只是罪责他们反复无常、违抗命令，要让卿知道，可以迅速发下。」孙固又上奏陈述，御批说：敕书中罪状非常明确，没有可疑虑的地方，可以迅速发下。韩瓘、刘安世的语录中说章衡起草定夺的诏书，这是错误的。章衡在八年十二月才担任修注官。按：宋敏求等三人被罢免，天下人称为「三舍人」。然而宋敏求被罢免在四月，苏颂与李大临在五月，大概是同一件事但时间不同，《续纲目》及《宋史》的次序都错了。

译诏令杭州洞霄宫、永康军丈人观、亳州明道的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天台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以及五岳庙、太原府兴安王庙，从今以后都依照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的体制，设置管勾或提举官。当时因为许多大臣历任监司、知州，有衰老不能胜任职务的，朝廷让他们担任闲散职务，王安石也想借此安置持异议的人，所以增加了宫观的员额。朱本删去了王安石想安置异议者的内容，又解释说，是因为让使者各自得以方便回乡，并且以此优待老人来显示恩德。现在一并采用初本。

诏令按照禁军分五部的方法来检阅整治厢军。《会要》记载这是三年五月十四日的事，现在将《兵志》所修增的内容并入。

甲辰日，诏令说近来设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本意是为了均衡通达天下的财利，现在大政方针已经推行，只在于竭尽全力应对，以追求成效，因此将其撤销，归并到中书省。在此之前，文彦博等都请求撤销制置条例司，皇上对文彦博说：“等众人的议论稍平息，就撤销它。”不想立刻撤销，是怕伤害王安石的意气的缘故。已经撤销后，又用手写诏书告知王安石。有关部门处理完所施行的事务很久之后，才正式撤销。吏人属于中书省的，作为额外堂后官；属于枢密院的，作为副承旨；三司勾覆官一并授予供奉官。朱本签贴说：查核命令，撤销局所的日期在前，后来却有申请的事，所以增加了“有关部门处理完所施行的事务很久之后，才撤销”等语，新本删去了，现在又保留下来。皇上早就想撤销它，怕伤害王安石的意气，以及对文彦博说的那些话，以及吏人的恩例，这些都根据司马光的日记删修。

乙巳日，龙图阁直学士、兵部侍郎、集贤院修撰何郯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因病去世。何郯于是请求退休，以尚书右丞的身份退休。起初，文彦博议论设置宫观差遣是不对的，况且像何郯这样两制的官员，竟然让他提举玉局观，何郯虽然无耻，但朝廷不应当这样。王安石说：“像何郯这样的人，既然衰老多病不能治理事务，于是肯分司退休，这难道不好吗？如果他不肯，而朝廷强迫他离去，那么在人情上或许会认为对待群臣太刻薄。即使让他统领州郡，又会荒废政务，伤害百姓，所以广泛设置宫观，让他领取俸禄，而不妨害政务。况且提举在外宫观，也没有什么不同，何足为耻。自从增置宫观以来，昏庸多病、庸碌无能的人去任职的已经很多，减少了清要州郡的选择，不是没有补益。”何郯担任御史时，议论事情刚直急切无所回避，被仁宗所知，晚年稍微变得畏缩，不如当初。等到在梓州时，因为地震，进言说阴气盛、臣子强，讥讽韩琦。又请求召回王陶，以迎合皇上的心意。既然年老多病，还希望被重新起用，皇上屡次轻视他，起初只想让他以原官退休，王安石说，授予右丞已经不算优厚了，于是授予右丞。何郯以右丞退休，是在六月十一日，现在依照旧录，一并记载。

诏令前永安县主簿、崇文院校书邢恕，授予堂除近地试衔知县。在此之前，外人喧哗议论说将用新进士担任校书，陆佃曾经跟随王安石学习；张安国，是安徽人，王安石的门客；吕升卿是吕惠卿的弟弟，都是外人所指目的人。于是知谏院胡宗愈进言：“旧例，崇文院校书如果没有历任外官，以及不满任期者，不得选举。昨天邢恕以新进士身份被任命为校书，大概是朝廷还没有法制，近来听说新进士因此奔走于权贵门下，广泛疏通门路，请求从今以后必须历任一任才任命。”皇上说“何曾有此事？”于是命令罢免邢恕。邢恕本是吕公着所引用，王安石正厌恶吕公着，所以借胡宗愈的话而有此命令。熙宁二年十一月三日，初次担任校书，十年三月己巳日，邢恕复任校书，本传所记载的可以考证。

左卫将军、驸马都尉张敦礼担任光州刺史。

丙午日，诏令直舍人院只管理本资序，等到知制诰不空缺时就撤销。起初王益柔等人于是自称某人为知制诰，后来皇上说王益柔等人文章辞藻不精工，所以有此命令。这根据日录并日记删修。

工部郎中、权发遣盐铁副使沈启，度支员外郎、权河北转运副使吕太防都直舍人院。

条例司进言，常平新法应当隶属于司农寺，请求选派官员主管判理，兼领农田差役水利事务。于是任命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吕惠卿共同判理司农寺，秘书丞、集贤校理、共同判理寺胡宗愈改任兼判，仍然等到有两制官员可以差遣时，就改差遣一员。蒋静作吕惠卿家传说：三年五月，兼判司农寺。起初，淳化年间，开始设置常平仓，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到祥符六年，合并开封、祥符两县仓为在京常平仓，粮食经过两年就作为军粮，而将新好的粮食封存储备。而买卖的政策久已废止，吕惠卿于是请求用本寺现管的封存储备，兑换发运司的新米，逐仓寄放收管。遇到物价贵贱，就按旧法买卖，以平抑市价，九月一日实行。吕惠卿进言，州县差役的法令，久已成为弊端，重役的家庭，以至于破产，而侥幸的人，役名不一。有衙前、承符、散从之类，杂役不止一种，其弊端尤其严重，不可胜言。于是朝廷设置局所详定利害，并将文字送制置条例司看

译详定司农寺实际上兼管此事。王安石认为，如今想要革除积弊，使百姓乐于服从，然而所优待的，是乡村中质朴愚钝、无法上达天听的平民；所裁减取利的，是身兼数职、容易招致非议的豪强大户；以至于官府、县令都担心没有借口来施展搜刮和舞弊的奸计。新法的推行，尤其让他们感到不便。官吏既不能明白地理解法令的本意，又因反对言论众多而困惑，如同在路旁建房却向行人征求意见，难以成功。因此，王安石用公文详细陈述了筹划施行的情况，极其详尽，并下达命令给各路监司，让他们依法推行，最终废除了差役法。规定应当服役的人户按照等级平均出钱，称为“免役钱”。然后招募人员来充任役事，根据原本役事的轻重，用金钱支付给他们。那些坊郭等第户、未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官员之家，旧时没有色役的，也都按照等级平均出钱，称为“助役钱”。熙宁四年十月一日，颁布了募役法。

译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事的王直温暂代本路提点刑狱，同时依旧兼任提举常平。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这一职务，是从王直温开始的。这个月又任命了董仪，现在删去，只保留事情的始末。

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人进言说：“英宗时期，文臣的考核晋升年限已经延长为四年，这与武臣的年限相当，因此武臣的年限不能再延长。请求从今以后，凡是正任刺史、团练使、防御使以上，晋升官职未满十年的人，如果没有显著的功绩，遇到非例行的恩典，只给予改任州镇。十年内有犯过的人，仍然比照文臣延长年限。”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丁未日，下诏说：“青苗钱委托各路转运使、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司，每年酌情留下钱粮，以备不时之需的赈济和出售之外，不再限制时间月份，只作为一次发放，却作为一次或两次缴纳，以顺应民情；如果愿意分两次领取的，也听任其便。”司马光说：王广廉在河北时，百姓不能偿还春季的青苗钱，于是又发放秋季的青苗钱让他们偿还，百姓从知县厅堂领受，随即就在主簿厅堂缴纳。这件事应当考证。

废除管勾睦亲宅、广亲宅以及提举郡县主宅所，归并到大宗正司，这是听从知宗正丞张稚圭的请求。在此之前，宗室的行动，都被管勾的内侍所拘束限制，张稚圭首先请求罢免这些内侍，皇上命令一并罢免郡县主宅提举。管勾内侍拘束限制宗室一事，据司马光日记记载。

庚戌日，著作佐郎张琥编修中书条例。张琥是张洎的孙子。张琥的墓志铭由王存撰写，实录中缺少他的传记。

下诏说欧阳修不该不奏报听从朝廷指挥，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特别宽恕他的罪过。欧阳修在青州时常上奏疏，说：我见朝廷新制，发放青苗钱以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称不方便，大多请求停止，至今没有蒙受省察，臣敢分条陈述三件事：第一，议论的人说，青苗钱向百姓取利是不对的，而朝廷深深厌恶这种说法，甚至烦劳圣上慈命有关部门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委婉地向朝廷内外申说，以表明朝廷本意是为了惠民。然而告知晓谕之后，士大夫们的议论反而更多。至于田野的百姓，愚昧本来不知道周官泉府是什么东西，只看见官府放债，每借一百文钱要二十文利息，所以虽然申告烦琐，却无法让他们明白。臣也认为同样是取利，不许取三分利息，而允许取二分利息，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五十步笑百步。以臣的愚见，一定要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取利不是朝廷的本意，那么请求除去二分的利息，只让缴纳原本的本钱，这样才是不取利。大概二分的利息，认为所得多吗？固然不能多取于民；所得不多吗？那么小利又何必顾惜。何必因此累及圣上的政事？

第二，查检原来下达的指挥，如果灾伤达到五分以上，那么夏季的青苗钱命令在秋季缴纳，秋季的在次年夏季缴纳。臣私下认为年成丰歉，本来不能确定，其中丰年常常少，而荒年常常多，现在所下达的指挥，大概只说偶然一次灾伤罢了。如果接连遇到两三次水旱灾害，那么青苗钱积压拖欠的数量就多；又如果刚遇到丰收，却必须一并缴纳，那么百姓永远没有丰年了。至于中等收成或稍好的年份，不符合灾伤的分数，应当在本期缴纳的，或者人户无力，或者顽劣狡猾拖延，本期还没有缴纳完毕，如果命令又领取下期应发放的钱数，那么积欠反而更多，必然难以催索。臣现在请求人户遇到灾伤，本期没有缴纳的，以及人户无力或顽劣狡猾拖延不缴纳的，都不要再支给下期的钱。这样，那么人户免除积压拖欠，州县免除鞭打驱赶，官钱免除积欠损失。

第三，私下听说议论的人大多以强行摊派给人户为祸患，所以朝廷屡次下达指挥，反复告诫州县官吏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然而各路各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把钱全部发放完毕才停止。朝廷虽然指挥州县不得强迫百姓借钱，而提举等官却又催促全部散发，所以提举等官以不能催促全部散发为失职，州县的官吏也以散发钱不尽为松懈怠慢无能，上下不得不互相督促责罚，是形势使然，各自不得已。由此说来，道理上难以单独责怪州县强行摊派。以臣的愚见，请求先罢免提举、管勾等官，不让他们催督，然后才可以责怪州县不得强行摊派。所发放的钱，任凭百姓自愿，专门委托州县根据多少散发，不一定要全部散发，也不一定要全县的百姓户户都借。这样，那么自然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了。

臣不能深谋远虑，所见的目前情况只到如此。然而青苗法的议论，长久以来在朝廷内外喧嚷，群臣请求停止的不可胜数，他们所陈述的长远利害必定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了。如果有一天陛下赫然醒悟，全部采纳群臣的意见，追回新制，全部废除，以便公私，那是天下的幸运。如果朝廷内外的言论虽然多，还不能感动天听，那么在现行不便的法令中，这三件事尤其关系到眼前的利害，希望特别赐予裁断选择。又上奏说：“查核今年二麦刚刚成熟，还没有收割，已经是五月，又该发放秋季的钱数。私下因为

译夏季的贷款

已经发放的夏贷，尚未有一户百姓送纳【一九】，如果又再发放秋季的贷款【二○】，私下担心会造成积压拖欠，白白导致官钱损失。臣已经命令本路各州军，一律不得发放秋贷，另行等候朝廷的指令后再执行。臣仔细思考，除了臣最近所请求的，对于遭受灾害而未能缴纳以及百姓拖欠不缴的情况，请求暂且不要发放下一期贷款这一件事之外，臣现在还有自己的浅见，不敢保持沉默。臣私下看到，自从发放青苗钱以来，议论的人都认为收取利息是错误的，朝廷非常厌恶这种说法，于是命令有关部门逐条陈述并晓谕，那些话虽然繁琐，却仍然免不了收取利息。然而还有一种说法，其意图在于惠及百姓。以臣的浅见，如果夏贷在春季发放，那还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虽然并非家家户户都缺乏资金，但其中难免有接济不上的人，将其视为惠民政策，尚且可以说得通。如果秋贷在五月发放，那时蚕桑和麦子已经成熟，百姓并不缺乏资金，这怎么能说是救济匮乏呢？这简直就是放债取利罢了。如果两种麦子歉收，那么夏贷都还拖欠着，怎么适宜再发放秋贷，致使百姓积压拖欠呢？由此说来，秋贷可以停止发放。希望朝廷早日下达指令。」

译中书省奏称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打算特别不予追究他的罪责。王安石议论欧阳修完全不懂得藩镇的体制，于是皇帝降下这道诏书。在此之前，皇上又想任用欧阳修担任执政官，问王安石欧阳修与邵亢相比如何，王安石说：“欧阳修比不上邵亢。”又问与赵抃相比如何，王安石认为欧阳修胜过赵抃。另一天又问与吕公弼相比如何，皇上的本意是想让欧阳修取代吕公弼。王安石说欧阳修胜过吕公弼。又问与司马光相比如何，王安石也说欧阳修胜过司马光。皇上于是想任用他。王安石说：“陛下应当暂且召他当面应对，与他讨论时务，再仔细考察他在政府任职是否有益。”于是派遣内侍冯宗道，赐给欧阳修以太原府告敕，告知他赴京朝见完毕后前往任所。王安石又说：“欧阳修品行虽然善良，但所见所闻多违背事理。陛下任用欧阳修，欧阳修既然不能明察事理，又有能迷惑他视听的人，陛下应当务必除去这类人。”皇上问谁与欧阳修关系亲密深厚，过了很久，回答说：“欧阳修喜欢有文采的人。”王安石大概是暗指苏轼等人，而皇上已经默然领会。第二天，王安石又禀告皇上说：“陛下想任用欧阳修，欧阳修所见多违背事理，恐怕会耽误陛下想要做的事。”皇上担忧没有可用之人，王安石说：“宁可任用平庸但不构成阻碍的人。”皇上说：“也必须任用肯做事的人。”王安石说：“肯做事固然好，但如果想要做的事违背事理，就会耽误陛下想要做的事；而且陛下每件事难免被众人的议论所牵制，如果被牵制，就会失去事机，这就是我不得不预先考虑的原因。”当时已经任命欧阳修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皇上说：“等欧阳修到了再慢慢商议。”于是王安石知道欧阳修绝不会依附自己，更加诋毁他说：“臣本来曾议论欧阳修在政府任职必无益于时务，只是让持异论的人依附他，反而会更加纷纷扰扰罢了。”另一天皇上谈论文章，认为华丽的辞藻没有用处，不如官吏的才干有益。王安石说：“华丽的辞藻确实没有用处，有官吏的才干就能治理百姓，百姓受其利益。如果从事于放纵辞藻而不通晓大道，恰好足以扰乱风俗、损害事理。像欧阳修的文章在当今确实卓越，但不通晓经书，不识义理，非议《周礼》，诋毁《系辞》，中间的学士被他误导几乎到了大坏的地步。”当时欧阳修正极力推辞新任命，皇上没有准许。七月三日辛卯，准许他辞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的职务。

诏令由曾担任过通判、知县的京朝官四人，分别治理开封府新旧城的左右厢。凡是斗殴诉讼，杖刑六十以下且情节轻微的，可以自行决断；以及拖欠债务、婚姻纠纷双方当面言语对质定案的，也委托他们审理判决。先前所差遣的使臣全部罢免。这是听从权知开封府韩维的请求。

皇城使、开州团练使沈惟恭被削去官籍，安置在琼州；进士孙棐被处死。沈惟恭是贵妃沈氏的弟弟，故相沈伦的孙子。孙棐是开封人，沈惟恭的门客。沈惟恭因谋求恩泽不得志而心怀怨恨，曾对孙棐说：“皇子出生，必定活不久。”言语涉及诅咒；又假借他人指斥皇帝的话告诉孙棐。孙棐迎合沈惟恭的心意，每次见面就诋毁时局，也曾指斥皇帝。后来又伪造司马光陈述五件事的章疏，给沈惟恭看，言辞极其不敬。沈惟恭转而给别人看，四方馆归司官张泽得到它，给合门使李评看，李评上奏，所以事情败露。孙棐既已伏法，其余传抄的人都被赦免罪责。四月八日吕公着被责罚时，魏泰妄载孙棐之事，已在彼处辨明。考察林希的野史说：“起初，司马光寄信给王安石，京城争相传阅。王安石对此感到忧虑，凡是传阅这封信的人，往往暗中加祸于他们。民间又伪造司马光的一封信，诋毁王安石尤其厉害，而且言辞粗俗。皇上听说后，对左右说：‘这决不是司马光所为。’王安石盛怒说：‘这是因为司马光喜欢传阅私信来博取名声，所以导致流俗之人也效仿他，使新法受阻，异论纷纷，都是司马光倡导的。’立即交付狱中彻底追查信的来源，原来是皇城使沈惟恭的门客孙杞所为。沈惟恭平时告诉孙杞时局，言语也曾涉及皇帝，戏弄让孙杞写这封信，以资笑谈。案件审结，法官判处沈惟恭等人指斥皇帝，流放海岛，孙杞被弃市，以严厉禁止民间私下议论自己。此后，侦探耳目分布在京师。林希所说的孙杞，就是孙棐。从此侦探耳目分布在京师，应当特别指出。五年正月丁未，曾孝□说……”

制置条例司奏称：“各路科买上供的羊，民间供应的费用几乎加倍。而河北榷场每年购买契丹羊数万只，路途遥远运抵京城则都瘦弱恶劣、损耗死亡，屡次更改法令不能制止，公私每年耗费钱四十多万缗。最近委派著作佐郎程博文访查利弊，博文招募屠户，以产业抵押，召人担保，官府预先给钱，限定时间、口数、斤重供应羊，人多乐意遵从，得以充足每年的预算。除供应御膳及祠祭的羊依旧另外圈养外，仍然再圈养羊常满三千只为定额，以备非常时的支用。”皇上听从了。博文所裁减的冗费达十分之四，人们非常认为便利。先前进呈条例，皇上批曰：“屠户情愿在本家宰杀也允许这一条可以删去。”恐怕是用死肉充数吧。羊事的条目极多，而皇上只看一遍就发现这一点，人们无不称叹。皇上对于天下所奏报的利弊，摘取精要类同如此。朱本用日录删改旧本，新版本都跟随朱本，现在也跟随它。

群牧判官王诲上呈群牧司编敕十二卷，施行。王诲是王举正的儿子。

诏

译武臣各州尚未确定应当兼任钤辖的州军，今后除了河北、河东、陕西的知州兼任经略安抚使及都总管之外，河北的雄州、沧州，河东的代州、潞州均兼任本州驻泊兵马钤辖，其余州军则兼任管理本州驻泊军马事务，其中正任防御使、团练使以上级别的知州，仍按旧制执行。可参照元年十二月乙卯日的记载。

译又下诏：广南西路沿边的外州军，如果没有通判或其他官员兼职的地方，只让知州专门管理常平仓事务；至于检查各县的钱粮，就派遣曹官或县官。

辛亥日，京东安抚司上奏说：“青州益都的进士苏丕，天圣五年曾参加礼部考试，此后绝意仕进四十多年，现在七十六岁，请求将苏丕应得的恩泽，赐予一处士的名号。”下诏赐给苏丕“安退处士”的称号。

壬子日，下诏废除入合仪。在此之前，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人上奏说：“查考入合仪，是唐代单数日子在紫宸殿接受常朝的制度。唐代的紫宸殿与现在相同，而唐代的宣政殿，就是现在的文德殿。唐代制度，天子坐朝，一定在正衙排列仪仗。如果只在紫宸殿受朝，就传唤正衙的仪仗从宣政殿东西合门进入，所以称为‘入合’。五代以来，废除了正衙排列仪仗的制度，现在合门所载的入合仪，只是唐代的常朝礼仪，不是盛大的礼仪，不可遵行。”因此废除了它。

江、淮等路发运使薛向上奏说：“上供米六百二十万石，现在已经装运出发，其中招募客纲运输的二十六万余石进入京城已超过原定数额，请求折算充作来年的岁计数目。”朝廷批准了。二年九月十六日可考证。

工部尚书致仕李兑去世。

丁巳日，京东转运使、工部郎中、直龙图閣王广渊担任河东转运使。曾公亮起初想让他代理，王安石认为王广渊在京东尽力效劳，应当正式任命。并且说：“王广渊与周孟阳都担任侍读，周孟阳已经得到修撰的职位，王广渊不应只代理转运使。”皇上听从了王安石的话，于是正式任命。王广渊担任京东漕运使在二年十二月八日。

下诏说：“国家以西枢院作为内辅，赞襄协助军事，责任重大，但拘泥于旧制，从右职升朝以上，必须兼选而任命。因此三公府亲自处理有司的事务，这不符合朕对待股肱之臣的本意。现在使臣增加员额至众多，如果不增设官员来总管其事，就不能统一文武的法度，而磨砺内外的人才。应当将审官院改为审官东院，另外设置审官西院，派遣知院官两员，专门统领合门祗候以上到诸司使的磨勘、常规差遣。任命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齐恢担任知院，兵部郎中韩缜同知院事，仍然以太常礼院的治所作为审官西院，其礼院归太常寺设置局。”在此之前，皇上谈到大使臣的磨勘及常规差遣，想交给三班。王安石与韩绛认为不如设置西院交给它，皇上就下令设置，然而未曾与枢密院商议。等到文彦博等人应对时，就说不方便，说：“屡次与大使臣因差遣相见，还担心不了解其人，交给审官院，则更加不了解，紧急时难以选拔擢升了。”皇上说：“想要了解，不在于多次见面。”又说：“像王庆民的事情，枢密院才应当知道，大使臣的常规差遣何足干预？”王安石说：“省察细务才可以论及大体。”韩绛说：“这件事对于枢密院的吏人就不方便。”文彦博说：“如果确实应该这样，也不论吏人方便与不方便。”文彦博退下后，皇上谈到西院的事，王安石说：“枢密院也只是五代时分置的。”曾公亮说：“是想分割宰相的权力罢了。”皇上说：“前代混乱，难道是因为不分枢密院吗？”王安石说：“纲纪修明，视听不被蒙蔽，那么人主的权力自然归一。不然，那么枢密院也能专权，像史洪肇之类就是。五代用武，所以政令出于枢密院，宰相只是备位而已，不是治国的法度。”因此下达这道诏书。议论的人说韩绛及王安石合谋，想要阻挠文彦博，并且夺取他的权力，因此建立这个提议。然而先前大使臣的差遣都属枢密院，没有先后名次，当时的人也颇患其不平。颇患其不平，此据司马光日记。

这天，皇上说：“韩缜说，王庆民辖区内的城墙不修缮，军械不修理，弓箭手多是疲弱幼小虚挂名号，数次任职之间，屡次被帅府推荐，朝廷迁升擢拔不一，岂能不查办治罪？”想要派遣官员前往查办治罪。王安石说：“韩缜是本路转运使，自然应当查办治罪，只可召见韩缜传达旨意令他举劾。”吕公弼说：“看见韩缜说几处器甲、城墙不整齐，那些使臣却干事可惜，所以重在查办弹劾。”王安石说：“朝廷要立法，就爱惜人才不得。”皇上说：“诸葛亮尚能斩马谡，不是不珍惜马谡的才能，大概是不斩马谡则法度不能确立的缘故。”王安石说：“前代有白衣领职的，如果有罪应当贬黜处罚，而其才能足以倚仗，还可以策励，就暂且代理旧职无妨。这样，则法度确立而人才不废弃。”皇上最终听从了王安石的话。

戊午日，新建来远驿，增修旧马军都虞候的官舍作为它，以接待蕃客。旧纪记载作来远驿，新纪不记载。

知郁林州赵奎上奏说：“本州每年役使车丁运盐，输送到容州北流县供给容、邕等州出卖，起初官府给钱买牛造车，后来牛死车坏，都由车丁自己办理，遇到运盐的月份，每人给钱二百、米一石，仍然禁止用牛车乘载私物，车丁不堪其苦。请求从今以后车丁不给钱米的月份，允许用牛车雇载私物。”朝廷批准了。

译在此之前，修内司军士孔用等人白天闯入内阁盗窃金银器物，提举修内副都知张若水上书自我弹劾未能察觉，皇帝下诏免去了他的罪责。知谏院胡宗愈进言，张若水等人应当被严厉贬谪流放，以惩戒他们的不敬职守。皇帝下诏等待开封府审理上报后再作决定。胡宗愈又进言，张若水曾经在庆州任职，韩绛一向与他交结，暗中庇护张若水。不久胡宗愈被贬斥，经查究，胡宗愈是因为进谏分设审官西院不便，并且说李定没有才能所以被罢黜，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张若水最终没有被追究。

译上封的人说：“宗室中担任正任刺史以上官职的，听任差派殿侍或三班差使、殿侍祗应；其他宗室所授的殿侍，请求用亲事官、辇官以及近上军分来补充，那些书表、宅案、客司等也请求裁减。”下诏让大宗正司裁定后上报。朱本签贴说：事情细小，加上会问没有施行，应当删去。李侩《十朝纲要》说：这个月，西夏人大举入侵庆州，修筑纳干堡，庆州知州李复圭派遣钤辖李信等人攻击他们，战败而还。李复圭又派遣将领梁从吉另外攻打西夏人的金汤、白豹等寨，攻克了它们。

六月壬戌日，下诏让司农寺检察各路所上报的雨泽情况，如果有水旱灾害特别严重的州军，要上报朝廷。

秦州知州李师中说：“奉诏核查以前展置甘谷城所拘占的汤谷地界，是否属于心波等三家【一】，仍然命令王韶、刘希奭与蕃部首领指引划定边界后上报。臣已命令查访其中蕃户标拨入官的土地数量很多，而现在耕种不足的，想要从原来献纳的数量中归还三分之一，而弓箭手也不得坚持原来的额度，只根据应入官的土地招募人【二】，希望不损害边防大计。”下诏命令王韶等人按照先前下达的指令，查问原来献地的蕃部实际愿意献出多少土地，如果不属于最初献出的，全部归还给他们。刘希奭当时担任走马承受，已在二月二十八日记载过。

驾部郎中朱寿昌，是朱巽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刘氏。朱寿昌两岁时，朱巽任长安太守，将刘氏嫁到民间，母子不相知达五十年。朱寿昌走遍四方，访求没有找到，饮食很少吃酒肉，与人说话就流泪。用佛教方法灼烧手臂、烧顶，刺血写佛书，希望实现他的愿望。又弃官入秦，与家人诀别，发誓不见到母亲就不回来。走到同州，找到了母亲，刘氏当时七十多岁了。永兴知州钱明逸上表称赞他的孝节，并且说：“朱寿昌称病寻医弃官，而寻医按规定必须两年后才到御史台查验。请求不等寻医期限届满，恢复他的差遣。”癸亥日，下诏朱寿昌赴阙朝见。在此之前，言官共同攻击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