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六

译部状可考。）文彦博、吕大防和安焘三人，实际上是主持恢复黄河故道议论的人，只有范纯仁独自认为不是这样。主持议论的人对范纯仁说：“我多次在河北做官，对黄河上的利弊，非常熟悉。您的足迹从未到过河北，怎么知道其中的利弊？”范纯仁说：“利弊确实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至于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则不必等到河北去才知道。我不敢坚决认为恢复黄河故道是不对的，只是考虑到边境战事尚未安宁，百姓仍然困苦，国家府库的财物用度有限，皇上刚刚即位，在垂帘听政的时候，兴办这样大的工程，怎么能不审慎小心呢！”于是商议再次派遣百禄、君锡去视察。（明年正月十二日入对。多次在河上任职，大概是文彦博，应当详细考证并正确陈述。）

译签书枢密院事赵瞻又上言：

臣恭敬地奉承圣旨，与各位共同商议黄河事务。然而执政的各位大臣都没有亲自见过河流的地势、深浅和高低，所以不敢决断坚持河道能否回归故道，虽然有所议论，也只是远远推测，并没有实际的依据。因此现在派遣范百禄、赵君锡专门前往黄河边，实地查看地形，等他们到达后，朝廷才决定施行。臣有五点意见，敢预先陈述：

如果范百禄等人所确定的应当回归故道的方案，既然已经确切无误，朝廷必定应当信任并执行，不再听取其他的议论。那么就必须按照原计划所用的旧岸和新开物料的数量，定为三年的期限，逐渐收买。既然是和买，就应当严厉告诫州县不要强行摊派给百姓。因为不立即收买，价格就不会暴涨，所以必须放宽期限。又因为所兴起的工程劳役，由于河北连年受灾，只能只征调每年的常规夫役数量，接续开掘，使修治工作有条理地进行，所以限定三年，才可以完成，想要速成则民力无法承受，必然导致百姓逃亡，另生事端，不能不忧虑。从前祥符年间商议滑州黄河事务，也是先开减水河口，尚且经历了好几年，到天禧三年才宣告完工，足以证明大工程难以迅速兴起。这是第一点。

京东、河北地区连年饥荒歉收，百姓多有流离失所，近来某州称百姓中有夫妻互相吃掉的，而乡野新葬的尸体，大多被发掘，啃食尸肉。让天下的百姓到了这种地步，而议论的人还想要摊派夫役、出钱，州县还将强行征收，在门口用鞭子驱赶索取，臣听到这些，痛切骨髓，以陛下的慈爱仁德，必定应当为此深深忧虑，还肯逼迫百姓交出财物吗？谨查《周礼》中关于荒年政令聚集百姓，说的是减轻赋税、放松劳役，现在却加重了，所以臣希望朝廷放宽夫役，等三四年后，等到年成丰收、家家富足，那么百姓和睦而事情就能办成，这是臣子不敢回避贬谪而深深陈述的。这是第二点。

如果范百禄等人勘察到孙村及上下游都没有回归故道的地方，那么也必须不迷惑于以前的议论，就应当迅速停止兴修以及收买物料，这样就不损害国家用度，不疲乏民力。况且朝廷内外筹划，可以说到了极点，大概也是无可奈何了。虽然有设置险阻的意图，却没有险阻可设，那么险阻不是可以制造的东西。只能疏导下游，从干宁军经由大禹治理的徒骇、鬲津，现有的河道，不让其堵塞，向东流入大海，接连界河、塘泺，也足以作为边境的巨大防线了。议论的人只担心以后黄河再次北徙而失去中原的险阻，这不容易估量，应当等黄河迁徙后再商议也可以。这是第三点。

议论的人说黄河是中原的险阻，现在流入北方边境，就失去了界限阻隔，认为是军事上的极大失误，国家议论中最深远的问题，不是臣浅薄的智慧所能认识，而听闻有限的人敢议论的。然而臣私下怀疑，虽然曾经有所辩驳，但没有得到确切的论断，就愿意粗略地向陛下陈述。尧、舜建都于蒲、冀，周、汉建都于咸、镐，历年都有几百年，却没听说用黄河来阻挡外国，大概是因为王者依靠德行而不依靠险阻。现在说从前澶渊之战，如果不是大河，那么敌人就南抵都城了，这也不对。澶渊之战，是因为宗庙社稷的灵验，章圣的德行，寇准的谋略，威震北方人，射中主帅挞兰，北方人才请求讲和而退兵，难道只是黄河的力量吗？像晋朝时黄河固然在澶渊，而匈奴入侵边塞，怎么能抵抗呢？朝廷如果内部任用贤能的辅佐，外部有名将，那么燕蓟就不是他们的所有，难道就会窥视中原吗！即使能起到界限阻隔的作用，让北方人在外骚扰河北，旁连河东，那么京城就能安居吗？臣的这个议论，特地为按察黄河的人认为黄河不可回归而说的，深深忧虑圣意听到失去险阻的话而惊骇，白白积累日夜忧虑，所以极力陈述。这是第四点。

朝廷起初因为王令图的说法，想要开凿澶州旧河及孙村口，派遣李常按察查看，认为不可而停止。后来张问前往巡视，又请求开凿孙村，而韩绛极力陈述其害处，于是也报告停止。去年任命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专门主持黄河议论，想要开凿鱼池埽，听到的人都很惊骇，都说难以施行。王孝先又请求治理孙村以回归故道，就召谢卿材、张景先共同商议，意见又有所不同。现在又命令范百禄、赵君锡一同前往勘察上下游口岸，一定要开决河流，在近南的州军回归使趋向大海。真是固执的议论啊！从李常到谢卿材一共四次议论了，一次派遣人勘察认为不可，就再派人前往，再次说不可，就第三次派人前往，第三次说不可而第四次了，第四次又说不可，到现在就是第五次了。如果还不可，那么派遣使者就没有止境，这一定是得到一个顺从这意思的人然后才停止罢了。纵观前代国家商议事务，没有像这样固执的，这样就是都不采用使者的话，而回归故道的计策已经决定了，不可停止了，违背了派遣使者的本意。这是第五点。

臣只念及国家大计和民力，希望陛下留神详细阅览。

赵瞻又上言：“臣近日在帘前一同进呈文书，私下看到三省所奏，因为修河只想做减水河，在原本料定合用的夫役中裁减分数，从昨天都水监丞及都省两次几乎减了一半以上。既然不回归故道，只是暂且减水，那么在第四铺、孙村口河道内自然应当裁减夫役数量，其北流依旧通行，怎么可以大幅减少工料？兼且说让修河司通融使用，尤其不可。昨天修河司指出北流宗城口焦家堤决口泛滥，说是想要回归故道以缓解其祸患。”

译如今既然不采纳他的建议，那么本司只希望北流发生决口，以此作为恢复黄河故道的理由，怎么会肯调拨人力修缮堤防，使其坚固呢？必定会庆幸水灾发生，毁坏百姓田地，冲毁池塘沟渠，借此作为借口，不再顾及百姓受害的痛苦，这非常不利。如今监丞虽然主管北流事务，但他是修河司使的属官，实在难以坚持职守。私下认为，北流多年，从未将堤坝埽工修筑完整，以至于此前宗城口焦家堤、南宫上下埽相继决口，这是理所当然的，本来不足为怪。如果再削减人力，拿什么来抵御水患？朝廷如果确实打算暂且开凿小河以分流减水，不便堵塞河道，就请求命令修河司全面负责北流事务，将来分配给原计划的人力与物料，以防备疏漏，这样大家共同承担河务。如果不这样，就另外委派一名通晓河务的官员担任行都水丞，不隶属于本监，专门主管恢复黄河故道，马头以北的河岸，使用原计划应使用的人力与物料修治堤坝埽工，以备将来决口泛滥，这样责任有所归属，可以确保长久稳固。

译范纯仁又进言说：“水官不等待考察估量是否可行，便计算购买先修旧河所需的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银近四十万贯【一】，这是按照平常的价格来估算的。如今规定限期要在二月份备齐，那么必定各州争相购买，价格会更高，不仅所用的钱物浩大，官吏为了逃避责任，恐怕不免劳扰百姓。既然称开减水河只是为了试探水势，已经计算需要梢草若干万束，其中若干是旧有的，若干是现在购买的，那么来年春天所用的兵夫必须与梢草的数量相称，才能把事情办妥。那开减水河本意只是想要试探水势，已经耗费财物如此之多，将来恢复大河、堵塞决口，都未曾商议【二】，这正是臣之前所说的用过财力既多，想要停止却无法停止的开端。先前与执政一起购买一千万束梢草的文书已经画押批准下发，中书舍人彭汝砺议论说想要等待考察估量确实可以开河之后再收购，他的用意也在于安定百姓、节省费用。这在道义上是理所当然的，希望陛下特别赐准采纳听取。况且议论的人起初说今年丰收，草梢容易收购，臣思考认为，只有草这一种因为年成丰收容易得到，至于梢，既然不靠近山林，多是人家园林里的树木，只有在灾年才肯砍伐出售，丰年却恐怕难得。况且大河既然没有完全恢复，物料自然应当减少数量，即使想要预备，也必须逐渐筹划置办。”

中书舍人彭汝砺进言说：“臣详细考察孙村回河这件事，自从王令图首先提议，后来经过户部侍郎李常、冯宗道等人，又经过天章阁待制顾临及陈佑之考察估量，以及其他臣僚上书陈述不一，拖延很久没有决断。今年十月，都堂召见河北转运使谢卿材、都水使者王孝先等人共同商议，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因此现在派遣使者，说应当把前后臣僚陈述利害的事件全部交付，并通知各路监司参详是否可行，然后才能看清利害的真实情况。现在的指令是以王孝先的话为主，然而尚且命令通知各路监司详察是否可行，即是说王孝先所陈述的也不是确切的论断。王孝先的话不正确，那么李常等人的话也就不是错误的。是非是公器，不是一个人所能独占的，利害关系到一个国家，应当与全国的人共同承担，利害关系到天下，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承担。现在关于黄河议论的大臣中，认为可行与不可行的各占一半，近臣认为不可行的占十分之六七，观察众人也是这样。朝廷担心难以统一，以至于烦劳陛下从宫内直接下达指令。现在的敕命只采用王孝先一人的说法，众人的言论被摒弃不用，大概是只担心不能恢复故道罢了。臣认为不是这样，事情能否做成不是由天决定的，人不能长久地战胜天。黄河事务的利害关系到半个天下，上关系到宗庙社稷，下关系到几十州百姓的生命。黄河不是隐藏在山水之中，它的道路形势，高低深浅，可以看见可以测量，不可欺骗的就像明亮的太阳。如果可以做，而敢认为不可做，如果不可做，而敢认为可以做，这是把国家重大事务当作儿戏。使者如果是聋子瞎子不是人还可以，如果有耳目，必定不会到这种地步。臣听说，上天没有私心而万物生长，圣人没有私心而天下治理，是非同时到来，只有没有私心的人能判定。臣愚昧地请求指令考察黄河事务的官员，全部取用前后相关臣僚的文书，通知各路监司参详是否可行，这样就能立刻看清能否做成，使得有确定的议定，众人的言论自然屈服。譬如审理诉讼，穷尽双方的曲直，然后真假才能显现，刑罚才能执行，没有只采用偏颇言辞一说就能断案的。财力不是出于上天，而是出于百姓罢了，中等人家，春夏有不能赶上耕种的，饥寒有不敢随意穿衣吃饭的，以等待上面的政令赋役。如果役使百姓有正道，使用财物有名义，百姓即使死也不怨恨，如果不是时候，或者不合道义，怨恨疾苦就会一起发生，这不可不审慎。京东、河北接连遭受饥荒，去年严寒，麦子来不及下种的占十分之五六，今年虽然稍微丰收，然而流离失所的人没有恢复，患病的人没有痊愈，赋役的兴起，尤其需要重视爱惜。这次回河的议论没有确定，所有指令中的物料价钱，也请求交付考察黄河事务的官员，等到看清确实的利害以及应当消耗收购的，就直接命令施行。这样议论就能稳妥得当。所有文书不敢下发，再请求详细斟酌指令。”（第二年二月十一日，汝砺又议论王孝先，这篇奏章就是范纯仁所称汝砺意在安民惜费的那篇。根据苏辙第三篇奏章考证，购买梢草的文书最终还是下发执行了。）

户部侍郎苏辙进言说：

臣担任户部右曹，统领金、仓两部，职位占据天下财赋的一半，正当内外匮乏断绝的时候，日夜忧虑惶恐，常常担心败坏大事。私下看见左藏库现有的钱，一个月出纳的数量，大抵都是五十多万，几乎没有盈余，其他金银布帛各种物品，虽然稍微有多余，也不足以依赖。臣愚昧怯懦，常常担心天灾流行，水旱灾害发生；西羌侵扰，边境骚乱；黄河议论失当，赋役横征暴敛。这三件事有一件发生，国家大计就无法支撑，即使让桑弘羊、刘晏再生，计谋也无从得出，何况是臣这样平庸低下的人呢！现在幸好依赖两位圣上慈爱仁厚、恭敬节俭，上天降下福佑，各道秋天的庄稼稍微恢复成熟，虽然京西、陕西灾旱接连不断，但一方面的祸患，还不算是深忧。羌人困穷，随即听说归顺。只有黄河向西流，议论恢复故道，事情搁置经年，役使士兵二万人，积蓄梢桩等物三千多万。正当河朔地区灾伤困敝之后，却兴起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叹息。

译百姓劳苦已极，而最大的工程还在明年。皇上英明圣断，深切了解民心，特意召见河北转运司的官吏，询问治河措施的得失。近来听说恢复黄河故道的重大决策，已经停止施行。（罢回河，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才初次得到旨意，不知苏轼所说指的是何时，若指四年正月二十八日，那么减水河也停止修筑了，应当考证。）臣平日过度的担忧，顿时消散。然而仍听说议论的人固执于开河分水的策略，虽然暂时停止了大型工程，但动用军队和民夫的小型工程竟不肯停歇，这样的话，河北明年的忧患，也与今年没有什么不同。如今小决口已经深入地下，而孙村所开的河道，尺寸有限，不仅不能使黄河回归故道，也一定不能分流河水。况且黄河的特性，水急则畅通流动，水缓则淤积沉淀，既然没有东西两河水流都湍急的态势，哪里有两河并行的道理呢。即使两河并行，也不免各自修筑堤防，其耗费又将加倍于今日了。臣听说自古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有过错时人们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们都仰慕，朝廷的举动，理当如此。现在议论治河失当，知道它危害百姓，中途改正，本来有什么可羞愧的。即使让天下人知道，也足以彰显两位圣人忧念百姓的深切，以及改过不吝的美德。现在却顾惜以前的议论，不肯豁然改变，坚持错误，难以向善，臣实在为朝廷感到惋惜。

译然而臣听说议论的人最初提出开河分水的策略，他们的说法有三点：第一说御河被淹没，失去了运输粮草的利益；第二说恩州、冀州以北，涨水造成灾害，公私都受到损耗；第三说黄河改道没有定准，万一从北边边界流入大海，边防就会失去防备。凡是那些用来迷惑圣上视听、阻挠公众议论的，都是拿这三种说法作为借口。黄河向西决口流淌，其势如从高屋倒水，引导它重新向东流，其势如登屋上楼，即使那三种说法可信，也无可奈何。况且这三种说法都不一定正确，臣请求得以陈述。

过去大河在东边，御河从怀州、卫州经过北京，逐渐经过边郡，运输粮草既方便，商贾也通行。现在黄河已经向西流，御河被淹没，失去这个大利，谁不知道呢？这是天意如此，人力怎么能达到呢。如果议论的人能恢复澶渊的故道，那么御河就有恢复的道理。现在黄河从小□向北流，占据压迫御河的故地，即使像议论的人的意思，从北京以南折向东流，那么御河被淹没已经一二百里，也没有办法再看到了。这是御河的说法不值得听信，第一点。

黄河所流经的地方，利害各占一半，夏季雨水涨溢，侵害毁坏秋天的田地，沿河几十里因此免除赋税，这是它的害处。涨水退去后，淤泥堆积厚达数尺，冬小麦的利益，与其他田地相比，收成增加十倍；寄居在土丘坟冢上，以躲避泛滥的雨水，百姓习惯于这件事，不觉得劳累，这是它的利益。现在河水在西边，形势也是这样，远远地修筑堤防，不与它争夺，正符合汉代贾让治理黄河的意思。与故道相比，每年节省士兵、民夫和梢草，数量很多，而故道已经退去的地方，桑麻遍布千里，赋役得以恢复，利益不可估量。何必违背天地的本性，把西流的忧患变成东流的祸患呢？这是恩州、冀州以北涨水造成灾害的说法不值得听信，第二点。

黄河过去在东边，从黄河以西的郡县，与契丹接壤，没有山河的界限，边防官员建立塘水，以抵御敌马的冲击。现在黄河已经向西流，那么西山一带敌马可以通行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它对边防的利益，不用说就可以知道。然而议论的人还担心黄河再次向北改道，那么海口出现在北边边界中，造船为桥，便于向南放牧。臣听说敌国境内的各条河流，从北向南流，注入大海，大概是因为地形北高，黄河没有向北改道的道路，而海口深邃，形势没有改道的可能。臣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熟悉北方事情的人对臣说，大致如此，可以派遣使者查看，画图而知。这是黄河进入北边边界，边防失去防备的说法不值得听信，第三点。

臣愿意用这三种说法质问议论的人，那么开河分水的说法，确实不值得再做了。

又臣访闻今年四五月间，黄河上的役兵劳苦无处申诉，曾有数百人拿着版筑的工具，寻找都水使者，意图极不友善，依靠防逻的士兵拥拒而散去。盛夏苦于瘟疫，病死的人相继发生，使者害怕朝廷知道，都在垂死时放归本郡，死在路上的不知有多少。如果今年冬天放冻，来年春暖，再次调集服役，那么意外的祸患，又会像以前一样，臣不知道朝廷为什么苦于不能罢免这个役事呢！现在建议的臣子耻于没有成效，而在上面坚持，小臣急于利禄，不顾是否可行，在下面附和，上下胶固，以此欺骗朝廷。其中正直敢言不避权要的，才一两个人罢了，然而事情不是本职，也不敢尽言。臣因为户部的休戚，计在此河，如果再沉默，谁该说话呢？希望圣心决断，完全罢免这个议论，那么天下人不胜庆幸。贴黄：“臣访闻河北转运司【四】今年供应开河费用钱七万三千余贯，粮食十七万余石，梢草一百五十二万余束，刚在灾伤之后，极力搜刮，先完成河事，后顾及经费，极为不易。如果今年不兴修河役，那么上述钱粮梢草另将应付其他事情，本来已有剩余，深为可惜。虽然已往的事情不可再追，而来年不可再让河北重有此费。”

辙又说：

臣近来听说朝廷议论罢免回河，来年应当用役兵开河分水。（用役兵开河引 water，是三年二月八日的德音，恐怕辙所说的又不是这个。）臣认为天下财赋枯竭，河朔灾伤之后，民力没有恢复，不能承受这个役事，就奏言不便。不久采集观察众议，听说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京城，在朝廷上大声说：“黄河从小□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放快速，上游堤防没有再决溢的祸患，而北流湍急，行于地中，日益深浚。朝廷如果把河事交给臣，臣请求不役使一个士兵，不花费一金，十年之间，保证没有河患。”大臣因为他的意见与自己不同，罢免他回本任，而让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新谋划回河的计策。三人利益在回河，虽然言其便利，但也知道难以成功，所以在议状的末尾，又说如果将来河势变移，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京城里纷纷传笑，作为谈资。大概回河的不是，断然可以知道了。然而近日又听说内批降付三省，好像说如果河流不恢复故道，终究成为河朔的祸患。外廷疏远，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内批见十月二十六日。）然而众心忧虑恐惧，深恐群臣因此观望，不敢正直言得失。臣职在财赋，忧责极深，不敢畏惧躲避诛戮，愿尽陈其说。方今回河的计策，中外讲之熟矣，虽

译大臣们固执己见，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只是找不到借口罢了。只有拿边防作为说辞，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安危，可以惊动上下，从而推行他们偏颇的言论。陛下深居皇宫九重之内，众人的言论不能全部传达上去，所以迟迟不能做出决断。从前真宗皇帝亲自征讨澶渊，击退并打败了契丹，趁着他们失败逃亡，与他们结好，从此以来，黄河以北地区没有战争将近百年了。陛下试着想一想，这难道仅仅是黄河的功劳吗？从前石晋战败时，黄河难道不在东边吗？而自祥符年间以来，不仅河南没有北方的忧患，河北也自然没有战祸。由此看来，与敌国交往，关键在于德政如何罢了。没听说过违背水的本性，引导趋向低处的河水，流向堆积的高地，兴办极大的工程，希望达成不可能成功的功业，以此来作为设置险阻的计策的。从前李垂、孙民先等人号称懂得黄河事务，曾经建议请求引导黄河向西流，恢复大禹治水的旧迹，认为黄河从西山向北流，向东流入海口，河北各州都在河南，平日里对契丹的担忧，就可以消除了。现在上天赐福中国，不靠人力，黄河自然向西流，正好符合前人的策略。从今以后，北岸决口泛滥，逐渐波及敌国境内，即使日后黄河再次北移，那么敌国的土地日益缩小，我们的土地日益宽广，其忧患正是在契丹那里。而大臣们考虑过度，认为这是中国的恐惧，于是想要耗尽民力，引导黄河向东流，他们为契丹谋划得多，为朝廷考虑则疏漏了。

译议论的人有的说，黄河流入敌国境内，他们或许会造船搭桥，长驱直入向南进犯，这不利于国家。臣听说契丹的长处在于骑兵，造船行船的优势本来就不是他们所能具备的，况且跨越黄河系桥，应当先在两岸修筑码头，以及砍伐树木造船，其工程量不小。契丹国力微弱，势必不能做到，即使能做到，如今两界修筑城寨，比过去稍有增加，就发文书质问，必定要毁掉才罢休，难道会有坐视这种大工程而不能出力制止的吗？假设契丹真的建成了这座桥，黄河上游都在我方境内，如果在沿河的州郡多制造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那么长长的船只和巨大的缆绳，可以一把火烧尽，形势所迫，他们自然会停止。臣私下奇怪元老重臣久经世事，却极力陈述这种说法，大概是因为他们的计谋已经说出，难以改过，而借这种不可预测的担忧，来在朝廷上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罢了。不然的话，难道肯在天下困顿疲敝、河朔地区遭受灾害之后，役使几十万民夫，耗费数千万物料，去做这万无一成的工程吗？

既然大工程已经兴起，势必不能中途停止，预先约定的工料，只会少不会多，官府不能独自承担，必定要摊派征收，官府出一分，百姓出几倍，公私耗费，必定有说不尽的损失。如果民力穷尽，事变发生，就不可预知了，饥饿逼迫，必定成为盗贼。从前秦国修筑长城来防备胡人，城墙建成后百姓却反叛，如今想要改道黄河来设置险阻，臣担心黄河改不成，而百姓劳苦导致变乱，这个计策又在秦国之下，将来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陛下多年来休养民力，唯恐伤害百姓，如今黄河已经安流，契丹没有变故，却用这种疮痍般的扰民之举去打扰他们，这不是好的计策。所以臣希望陛下下定决心，罢免这项大工程，只请陛下留心考察。自从黄河在小□决口，到现在已经九年，时间不算短了，然而敌情恭顺，与侍奉祖宗时没有两样。陛下如果真的重视违背大臣的意见，姑且再用三年观察一下，时间久了情况就会显现，大臣的话与天下公议，可以坐而考察。臣不胜为国担忧的诚意，冒犯斧钺之威，死也不避。贴黄：“朝廷已经派遣范百禄、赵君锡出外考察改道黄河的利弊，然而大臣正坚持他们的意见，事态严重，朝廷内外谁不观望风向？范百禄等人虽然是近侍要官，臣不敢保证他们不为自身谋划，能如实禀告，所以不避再次冒犯，再次上奏。如果不是陛下下定决心，天下的忧患，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

苏辙又说：“近来听说有内批下达给三省，说黄河如果不恢复故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刚听到这道旨意，朝廷内外无不惊愕，认为黄河西行，已经形成河道，大臣们横加议论，想要堵塞西流而让河水复归东流，不同的意见，正相持未决，而这道旨意又下达，臣下观望，谁敢直言？正当众人心中忧虑疑惑的时候，随即又听说有圣旨收回了前面的批语，群臣释然，都知道陛下虚心无私，想要寻求公议，深得古代圣王改过不吝的美德，正直的人士开始有乐于进献善道的意愿。然而臣私下听说最近又下达敕令，用北京封存的京东新法盐钱三十五万贯，命令河北购买开河用的梢草，接着又商量调拨明年开河的役兵，这两件事一出，朝廷内外再次产生疑虑。为什么呢？朝廷最近派遣范百禄等人考察河事的利弊，如果开河的意见可行无疑，那么何必派遣使者？如果还要派遣使者，那么开河的意见尚在可疑之中。如今使者还没出门，却一方面购买梢草，调拨役兵，这是明示一定要开河的形势，想让使者默会想要开河的旨意。臣虽然愚钝，私下担心这不是陛下虚心无私，想要寻求公议的本意。恳请迅速下达命令，收回买草、发兵两件事，让范百禄等人明确知道圣意没有偏私，能够尽心考察，不至于阿附大臣，从而误了国家大计。如今朝廷内外财赋枯竭，现钱最为难得，新法盐钱虽然不属于户部，但终究是百姓的血汗，不可轻易使用。况且河北遭受灾害之后，明年大工程决不可兴办，即使像今年一样只使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劳役艰苦财力受损，危害已经很大。将来如果范百禄等人认为开河有利，还应当权衡利弊，拖延时日，调兵买草，都不是现在急需的。如果范百禄等人认为开河不利，那么聚集士兵积累梢草，梢草轻脆，稍微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化为粪土，都不是好计策。况且所用的梢草动辄千万，一时收买，价格必定暴涨，如果只允许和买，那么费用不可估量，必定不止三十五万贯就能解决，如果命令摊派购买，那么河北遭受灾害之后，民间会有很大的赔补，或许会生出意外的祸患，不可不虑。臣承受圣恩至深至厚，地位低下力量微薄，私下不自量力，再三干预国家大政，罪当万死，不敢逃避。”（鲜于绰传信记当考。调兵、购草两件事，不知后来究竟是否罢免，购梢草的事就是彭汝砺所议论的。）

皇伯祖前彰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时三司、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赵宗晟特别起复官职如故，赵宗晟一共四次辞让，都赐诏不允。翰林学士苏轼说：“谨按赵宗晟品行一向端正，持守丧礼合乎礼仪，所辞让的恩命已经四次不被允许，而赵宗晟坚定地固守，他的言辞更加哀切，并且说：‘想到臣执丧报答亲人的日子短，效命殉国的日子长。’出于至诚，可以说是纯孝。臣听说赵宗晟未经过祥

译经过变易丧服，况且没有战事兵革的忧虑，在崇尚孝治的朝廷，应当听从他守丧的本意，借此来教化激励宗室，希望他们都能遵守礼制、厚待亲人，这难道不美好吗！如果认为宗正一职恐怕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也应当派遣官员暂代，等到他丧期结束、恢复吉服后，再任命他为宗正。臣愧居禁中侍从之职，不敢不直言，对于不允准的诏书，臣不敢起草。”于是允许宗晟守满丧期。（允许宗晟守满丧期，是在闰十二月二日，现在一并记载于此。十一月二十日甲辰，宗晟被起复任职。）\208 左中散大夫晏知止担任主客郎中。（司马光推荐晏知止，他多次在外担任知州、监司，直到如今才入朝担任郎官。）

译注释

【一】“用钱近四十万贯”中，“十”字原写作“千”，根据阁本改为“十”。按：如果说购买梢草一千万束花费近四千万贯，那么每束价格将近四贯，这必定不合常理；下文苏辙上奏说“况且所使用的梢草动辄数以千万计，一时之间收购，价格必定暴涨，如果只命令和买，那么耗费将不可估量，必定不止三十五万贯就能解决”，这也证明此处“千”是“十”的误写。

【二】“都未曾议及”中，“曾”字原写作“会”，根据阁本改为“曾”。

【三】“凶年方肯斫卖”中，“卖”字原写作“买”，根据阁本改为“卖”。

【四】“臣访闻河北转运司”中，“司”字原写作“使”，根据《栾城集》卷四十《论开孙村河札子》改为“司”。

【五】“大臣之言与天下公议”中，“与”字原写作“于”，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十《再论回河札子》改为“与”。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十七

卷四百十七

起讫时间：从哲宗元佑三年十一月丙午日直到该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七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三年（戊辰，1088年）

全文

十一月丙午日，中书门下省上奏说：“在京师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官职，屡次有增加和更改，尚书吏部空缺少而官员多。现在裁定：门下省、中书省的正言，尚书省左右司、六曹的郎中，御史台的监察御史，秘书省的正字，馆职中的校理及以上官员，寺监的长官、副长官、丞，太常博士，太学博士、正、录，侍讲、说书，开封府的推判官、府司录，开封府祥符县、咸平县、尉氏县、陈留县、襄邑县、雍邱县的知县，登闻鼓院、检院的官员，王府的翊善、侍读、侍讲、记室、小学的教授，知大宗正丞事，各王府的讲书、记室，睦亲宅、广亲宅的讲书，左藏库、三京留司御史台商税院、进奏院的官员，都由中书省差遣任命。寺监的主簿，太常寺的太祝、奉礼，光禄寺的太官令，元丰库、牛羊司的官员，京东排岸司的官员，各宫院的教授，太康县、东明县、考城县、长垣县的知县，都由吏部差遣任命。俸禄按照在京师的等级标准发放。”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戊申日，刑部上奏说：“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奏请，遇到凶恶以及结党作乱的盗贼，委托通判提举抓捕斩杀，允许差派禁军十二人，配备器械随行。”下诏差派三十人，在任务完成返回时撤销编制。

庚戌日，下诏将新任命为工部员外郎的高士英改为代理职务。在此之前，高士英从太仆寺丞升任尚书郎，进言的人议论高士英资历浅薄，因为高士英推辞免除，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初一任命为工部员外郎，十二日改为府界职务。）

壬子日，中书舍人彭汝砺上奏说：“我收到礼部的公文，奉旨命令两制、两省的官员共同审阅修定考校诗赋的格式并上报。我私下认为，自从井田制败坏，学校的教化废弛，乡举里选的制度不再实行，朝廷选拔人才不符合古法，其弊端竟然到了使用诗赋的地步，真是到了极点。先帝承受上天光明的命意，哀悼道统的郁结滞塞，奋起独断专行，起初用经术来造就人才，以革除数百千年的弊端，士人知道根本并且有了方向。而议论的人唯独嫌恶辞章不够工整，想要沿袭隋、唐的弊法，轻慢玩弄经义解说，消耗损害道的真谛，求学的人产生疑惑，不知道取舍。六经的学说，经过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十多位圣人之后才完备，极大地穷尽了天地的变化，细微地穷尽了万物的道理，其关键就在于人心罢了。古代的君子用来修养自身，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没有哪一样不是出于这个门径，为什么不由这条道路呢？周朝衰微，典籍被抛弃而不使用。汉朝兴起，访求遗书，设立博士，设置弟子员，公卿大夫用儒雅来修饰吏治，虽然已经不符合古法，但文章温厚，号令典雅，还有三代遗留的风尚。其流弊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士人以节义自高，不因生死祸福而屈服。汉朝灭亡之后，又经历了几代，从晋朝到唐朝，又不能赶上汉朝。治乱的根本，推究本源就可以知道。诗赋不关乎经典，可以不辩明，这就像滑稽俳优的戏弄，门巷讴唱的歌词罢了。而议论的人想要用这个来教化人，想要用这个来选拔人才，我考察内心，验证古事，参酌今情，反复曲折，终究没有看到它的可行性。上天生育这些人，他们的聪明智虑都有可以成就的地方，只在于上位者如何培养他们罢了。过去用诗赋选拔人，所以人们也擅长对偶；用经术选拔人，所以人们也擅长议论；如果用德行来选拔人，人们也会致力于德行了。过去废除诗赋遵从经术，是将引导他们前进，至于达到德行的境界，就像顺着河流到达大海，充沛而没有人能阻挡。如果再用诗赋，这就是所谓离开高树而进入幽谷。善于治理的人顺应人心，人心所想要的就顺应它施行，人心所厌恶的不敢强迫。士人已经成为大人，现在却压制他们成为小人，已经前进了，又退回去停止，这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先帝建立政令造就人才，不是臣下所能窥测其深浅高下大小的，法令如果不完善，或者时间久了产生弊端，变革而通达它，推行它，确实有所等待。我愚昧地认为，现在的学校选举，应该一律采用元丰年的条约，依据现在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