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六

译（政目五月十八日已书写勘验蔡硕；八月四日又书写广刑程之元按察蔡硕购买并支取偿还四分价钱的铅锡会子三次，请求十分钱一万六千余贯，盈余官钱七千余贯，下交本司勘验，将本钱偿还现欠官钱，剩余钱款一并上缴官府，不应支取官吏勘验奏报。五月十八日是因为孙升章，八月四日程之元又上奏。）

译丙申日，皇帝下诏说：“门下侍郎刘挚多次上奏请求外任，已下诏不准许。可令相关所属部门，如果再有他的奏章，不得接收投进。”（此据《御集》。）殿中侍御史杨康国上奏说：（编类章疏八月四日。）“臣私下听说门下侍郎刘挚为了避开恩宠、辞让荣耀，恳求外放郡守，消息传遍京城，上下人心，无不震惊骇异。大概是因为刘挚才华高超、见识深远，公正不偏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这不仅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也是陛下长久以来所知道的。所以他从侍御史再次升迁为执政官，在三四年间，遍历三省，公众的声望日益崇高。他自认为受眷顾深厚、责任重大，勇于请求退职，虽然对刘挚个人来说是美德，对别人来说很难做到，但在朝廷体制上关系重大，怎么可以轻易听任他离去呢？臣听说杨绾在朝廷任职，人心自然感化；汲黯在朝，淮南的阴谋便停止。这就是说，有德行声望的大臣的进退出处，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安危，怎么可以不谨慎呢？臣愚昧，职责在于进言规劝，是陛下的耳目之官，有所见闻，怎么敢因避罪畏缩而不说呢？希望陛下再赐省察，早日下达指令，令各处不得接收刘挚请求外出的奏章，押送刘挚依旧入省办公，让他与几位执政官共同谋划辅助，一起实现太平盛世，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贴黄：“臣今天的话，不是为了刘挚，而是为了朝廷的治理体制。更希望陛下省察。”

提点两浙路刑狱王瑜任刑部员外郎。（九月二日，孙升说……）

丁酉日，西南龙蕃进贡地方特产。

刑部员外郎王柏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

户部说：“购买承包场务失败，无人承买，允许自行陈述，派遣官员考察核实后减少钱数承纳，仍然按照减少后的数额出榜召人，或者加价承买。无人投状，再派遣官员减少数额，如果减少到五分以上，无人投状，即申报提刑司派遣官员与本州县再减，出榜如上法。减少到八分，无人承买，申报提刑司审察后暂时关闭，然后上奏。”听从了。（新无。）

戊戌日，三省、枢密院说：“禁军缺额钱帛等，旧属枢密院，只是封存储备，未曾支用。请求依照收租等钱，遇到非泛常支使，都由三省、枢密院共同取旨施行。”听从了。

这天，（八月六日。）门下侍郎刘挚恢复职位，照常办公。

刘挚担任中书侍郎时，起初因吏额房之事与左仆射吕大防议论稍有不合，不久刘挚升任门下侍郎。等到台谏官共同攻击吕大防，吕大防称病不出，刘挚每次在皇帝面前陈述吏额的始末，说：“这都是被削减者鼓动怨恨，言路传闻夸大事实，不足以深罪。”吕大防后来对人说：“使皇上心意明朗不怀疑，刘门下的功劳居多。”然而士大夫中趋利者相互争斗，说吕大防与刘挚因此有嫌隙，于是制造朋党之说。刘挚对吕大防说：“我们心里知道没有别的，但外面的舆论如此，不是朝廷应有的【二】，希望稍微引退避让。”吕大防说：“我也将有所请求了。”七月庚寅日，（七月二十七日。）奏事完毕，刘挚独自留下，上奏说：“臣久处近臣之列，器满必覆，希望赐还骸骨，避开贤者的路。”退下后，连续上章，出居外宅，期望必定得到准许。皇上派遣中使召刘挚入对，太皇太后告知说：“侍郎不得离去，须等官家亲政，然后才可去。”使者数辈催促入视事，刘挚不得已受命。不久，吕大防辞位，不许。等到刘挚升任右仆射，与吕大防同列，未满一年，言官争着诋毁刘挚，刘挚随即罢免，朋党之说于是不可破除，其根本大概自吏额事开始。（此据刘仿等所编刘挚行实及刘安世序刘挚文集摘出附见，刘挚新传大体依刘仿等所编。刘仿等说“刘挚以八月一日出就外第”，按刘挚自记乃是七月二日，今从刘挚自记。刘挚为中侍乃三年四月六日，为门侍在四月十一月十七日，为右揆在六年二月二日吏额事具六月末，并八月十八日别出刘挚日记说：“七月二十七日，以孟秋朝享致斋在本省。是日早，延和奏事毕，留身请求补外，告知不可，哀祈切至，再拜而退，将表投于通进司。贰有旨：东府不许搬出。明日，随皇上自景灵还至端门，即入，随即返辔向南，寓泊曹氏园听命。八月一日癸已，再上表，批不允。近珰阎安自曹園押入【三】，随班奏事毕，稍留，再恳。告知劳苦再三，未有可旨。退下，再入札子上马。是日，有旨各处毋接外章奏。五日五鼓，封还所上奏章，陈衍押入，在本省后堂见陈衍，见奏垂拱。六日【四】，奏事后，稍留面对。”）

刘挚私记说：“我请求离去，难道是随便的吗？我出身寒微偏远，被提拔四年了，实在超过本分，对国家既无显赫功劳，又妨碍贤路，应当知道停止，这是第一可以离去的理由。元佑政事，从头到尾经历者零落无几，只有我和微仲在，其余者后至，远的才一年罢了。虽不见其大异，然不得谓之趣向相同。或漠然两可，或深藏其意，不可测度，或以异意阴

译进入政敌的圈套，他们便公然肆意诋毁。挚近因为中司一章论政，其中有这样的话：“希望告诫大臣们，共同推崇这种道义，不要认为那些不参与更改的事情，就怀有异同之心。”于是那些后来任职的人都不高兴，不高兴那么猜忌之心就不得不产生了。所以政见不统一，暗中互相倾轧结党，而吕相也从都司吏额事件之后，对我产生了疑心。共同处理政事的有六个人，却产生了异心；利害相同的只有两个人，却产生了疑心。那么这难道仅仅是孤立难处的问题吗，实在是担忧国家政事有了弊病啊。古人有安定国家的志向、保全自身的智慧，大多选择引退避祸，这是第二个可以离职的理由。去年六月范尧夫被罢免后，这里空缺了右揆之位，自从安厚卿丁忧，近来孙和父又去世，我的职位于是就在众人之上，议论的人有的认为按次序轮到我，局势怎么能安稳呢？这是第三个可以离职的理由。听说外面议论纷纷，认为我因为庙议不合而离职，又说因为见到微仲屡次挽留，有所畏惧而离职，都不是事实。又有人说因为长期空缺不补，愤恨而请求离职，这是无知的言论。士大夫喜欢我这一举动的，也不止一种说法。

译己亥日，尚书省上奏说：“官员如果没有因为犯罪而被审查免职，却误入了停止、替换、放逐、罢免的条例，另外接受了差遣，各自愿意补足前任任职月日的，听任他们这样做。一个月之后，不再收用。所补足的任职时间不足两年，愿意再补足一任的，也听任他们这样做。应当升迁改任的，从再任之日起，按照所升改的资历等级办理，并申报在京的所属机构。其中再满一任，尚未安排接替人选的，就立即施行。那些新任职位位于划定边界的地方，应当比较赏罚的，等到边界期满时再替换。”朝廷都听从了。（《新史》无此记载。）

庚子日，召见宰相到后苑观看谷物。

合门上奏，说这一天在上殿班次中，如果不是紧急事务就不引导。下诏不要阻隔上殿班次。（《御集》。）

下诏说：“各路拖欠的赋税，允许将粮食加价折算缴纳。”（《政目》八日事。）

刑部裁定高氏随意驱逐不当，郎官、吏人罚铜，都省和中书省的吏人特别赦免。（《政目》八日事。高氏见三月五日。）

河北路都转运司上状说：“根据定州申报，核查发现缺少防城器具：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百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算所需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请求分作三批采购。还缺少制造布幔、布球等所需的布四万二千尺，请求进行收购供应。本司审看前述所置防城器具等，定州核查到自元丰三年内遵照朝廷旨意，本路安抚司奏定所需数目，以及元佑元年六月十五日朝廷旨意，防城器具限三年制造完毕。本司虽然已发牒文给定州，根据现有工匠逐渐收购制造完毕，但由于定州所需的松明、桦烛等数以万计，以及布幔、布球所需的布数量不少，现在难以一并采购。如果根据现有工匠逐渐收购物料，逐步制造，也担心经过多年，导致损坏；加上是不急需用的物品，况且数量倍增，私下担心浪费官钱，以及沿边难以得到现钱，因此不敢按数采购供应。恳请朝廷特别赐予详细斟酌指示。”白帖子称：“最近遵照朝廷旨意节文，二十将毡帐等，因为是不可停留的物品，暂且停止制造。现在桦烛等与上述毡帐等事情性质相同，恳请赐予指示。”下诏松明、桦烛暂且停止采购制造，其余都依照原来下达的指示施行，各路照此办理。（八月八日。）

御史中丞苏辙上言：

前后四次论述熙河处理边事违背法度，请求调动范育、种谊的差遣，至今没有蒙受施行。然而臣之前论述只说现任处置的错误，没有涉及过去的根本失误，如果沉默不说，私下担心圣明尚有未察觉之处，再三烦渎，罪该万死。

臣私下观察朝廷前后的指挥，当夏人猖狂，侵扰掠夺未止时，就致力于实行姑息，害怕失去他们的心；等到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就多方索取，只想谋取私利。因此凡是给予或剥夺，大多失去适宜。为什么呢？元佑三年，朝廷派使者前往赐予策命，而夏人公然桀骜不驯不派遣谢恩使者，再次派遣兵马践踏泾原，朝廷正致力于遵循养育，不再诛讨，在四年才再次派遣使者，奏请以所赐四寨交换塞门、兰州。朝廷虽然不听从他们的请求，但却改换了之前的诏令，不等划分地界，先给予岁赐，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的意旨开导晓谕来使，以及说所纳永乐陷没人口，既然经过隔岁月，或许与原来数目不同，都允许据数交割，以及所立边界，虽然有向来远近体例，或者山势倾斜不等，不允许边臣固执争占。这三件事，都是夏人奏请所不及的，而朝廷迎合给予的。等到鄜延路请求依照夏人所请，用绥州旧例，以二十里作为边界，十里之间酌情修筑堡铺，十里之外都作为荒地，靠近黄河的仍以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从。臣私下看到先朝划分绥州之日，边界远近，责令帅臣相度保明，往返审实，才听从他们的说法。现在所划边界，首起鄜延，经过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不再委派逐路审覆，就以延安一路所见便利指示夏人，号令一旦颁布，无法再反悔，致使夏人执以为据，这就是臣所谓朝廷“当夏人猖狂，侵扰掠夺未止，就致力于实行姑息，害怕失去他们的心”的情况。至于熙兰所请，想要以兰州黄河之北二十里作为边界，臣私下认为过河守把，形势已经艰难，侵占蕃地，道理尤其不可，预料朝廷旨意必定不敢依从。只有所说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地，远的七八十里，近的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作为边界。边臣虽然这样说，但议论的人有的说兰州每次派遣弓箭手耕种此地，就被夏人所杀，如果说已有耕种者，那么弓箭手必定有名籍，所得租课岁入多少？两种说法相违，道理难以遥度，必须以此先与夏人商议，各自从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允许。朝廷既然失去事先筹量，等到号令已行，才想追悔，先后都失误，于是产生祸端。而熙河帅臣与其将佐，竟然敢不等待朝廷旨意，在原请之外，修筑胜如、质孤二寨

译二寨既然在元丰五年就已经废罢，此事详细记载于《九域图志》之中，如今并没有使臣和兵马驻扎，却胡乱声称夏人过去一直驻守把持，朝廷因此予以协助，并认为《九域图志》记载有误。吏部目前派遣负责管理二寨弓箭手及道路巡检的使臣进行驻守把持，臣认为如果借此欺骗迷惑朝廷中的士人尚可，但若想以此堵住夏人的嘴并使其心服，恐怕是不行的。这就是臣所说的“朝廷在夏人恭顺、按时朝贡时，却多方索取，只求自身利益”的情形。

译然而我私下揣测朝廷的意图，胜如、质孤两座寨堡必定难以商议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座寨堡二十里以上的边界，也无法向夏国强行索取。因为朝廷每年给予的厚利，既在无事之时白白送给了人，等到此时局势紧急，便没有可以倚仗的重器，这就是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那么地界的事情，必然僵持不下，遇到朝贡使者再来，秋冬交替之时，贼寇的马匹肥壮健壮，时常出来侵扰掠夺，遭受夷狄的侮辱，何时才能停止呢？按照我愚昧的看法，希望请求查阅以前的奏章，将吕育、吕谊调离，安置到其他路分，另外选择名将，谨慎坚守大信，并且修缮边防。本路的边界商议，实在不是现在守边的将领可以推托给他们的，以信守以前的约定；其他事项则让他们秉持公心，制定长远的计划条例上报，然后朝廷选择可行的来实施，那么熙河地区还可以得到安宁。现在我看朝廷起初没有确定的决议，当熙河边境发生争端时，就急忙召回帅臣，把他安置在户部；等到我进言赏罚失当，又急忙派遣吕育回去统帅熙河。至于种朴，本来与吕育、吕谊共同制造边境事端，现在却把种朴调往泾原，单独留下吕育、吕谊。如果认为召回吕育是正确的，那么现在派遣他回去就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调离种朴是恰当的，那么单独留下吕育、吕谊就是失误了。政令像这样，最终让人听从谁呢？白白派遣孙路、穆衍之类的人去那里考察，朝廷的大计难道可以取决于穆衍等人的口说吗？万一败坏大事，即使杀了穆衍等人，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我以前上言唐代李德裕商议讨伐刘稹，同僚中有提出异议的，李德裕请求说：“如果不利，我请求以死抵罪。”现在朝廷内外都认为守信巩固盟约，是中国的好处，如果大臣中有人想要专任吕育等人，不顾边境祸患的，我希望陛下用李德裕的请求来约束他们。如果能这样，就采用他们的计策，事情平定之后，再核查执行赏罚。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尽，局势无法挽回，不知道陛下曾经用我以前的请求来约束他们吗？边境事务至关重要，安危难以预料，只有陛下留心罢了。我凭着孤忠，误蒙提拔，不敢不竭尽心中所想，以辜负任用，然而触犯的人很多，死有余辜。（八月二日，穆衍代替孙路前往熙兰。苏辙当面奏报大臣庇护吕育等人，附在月末。）

癸卯日，中大夫、门下侍郎刘挚进言：

我有一件事，在心中郁结很久了，不避斧钺的威严，必须陈述。伏见近来邓温伯被任命为翰林承旨，人们的议论纷纷兴起，以至于罢免了三四个台谏官，虽然略微加以升迁，但都不敢安心任职，至今没有得到安宁，我现在一一陈述其始末。

邓温伯为人，粗通文艺，也没有别的罪状，只是资质柔顺奸佞，随事俯仰迎合，这是众人所共知的。近来任命他，我们共同商议，认为服丧期满的人恢复旧职，看不出有什么不可，况且曾当面受命，这是延安宫的旧人，所以执行时没有疑虑。等到台谏官接连上章弹劾他的奸罪，认为必定会导致朝政变乱，这又没有实际证据，所以我们也曾说台谏官的话说过头了。然而陛下听取言论接受劝谏，就改任邓温伯为侍读，不久又改任知南京，仍然蒙受宣谕说：“记得应当等到日后另外给予差遣。”不久三省又进呈，认为先前承旨的告命及诏书已经下达，于是得到旨意重新执行先前翰林承旨的命令。言路臣僚的话既然不被采纳，形势难以安然处之，从此就纷纷扰扰了。我私下观察现在邓温伯早已就职，梁焘等人已经另外给予差遣，按理应当安宁无事，然而朝廷内外的人情依旧不安。这是因为先前进言的人说破邓温伯实际上是王安石的党羽，所以在进退之际，同党很多，邪正的区别、君子小人消长的趋势，在此一举。既然有这样的说法，那么朝廷内外的人情就有了向背。自从两三月以来，士大夫在下层喧哗，制造流言，互相窥探，人心不安，都将邓温伯以及梁焘等人的去留，暗中推测朝廷的意旨。才看到邓温伯就职，就认为是朝廷有意动摇政事，奸邪之党无不欣然得意；看到梁焘等人罢免言职，就认为是轻视谏诤，从来忧国的臣子，无不疑惧。我实在知道朝廷任命邓温伯，本没有别的意图，自然是服丧期满应当恢复旧职，而现在人情妄加猜疑议论，以至于如此，这是邓温伯虽然别无罪状，但他的进退之间，所关系到的也不小。我私下担心陛下只知道任命邓温伯没有过当，而没有听到后来朝廷内外的人情如此，所以我心中郁结，早晚忧念。

我再详细考察邓温伯本是平常之才，虽然怀有奸心，如果陛下常能明察，未必就会成为朝廷的大患；而梁焘、吕公著、范纯仁等人如果始终不敢就职，另外外放任职，也不妨碍以后任用。但我所担忧的是，人情既然将此事推测朝廷的意旨，那么在去留之际，朝廷内外便产生观望，动摇事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陛下至明至圣，不责备梁焘等人狂直之罪，让他们各自就任新职，与邓温伯两全其美，实在是非常幸运，但人臣进退的道义、廉耻的节操，也不是小事。这几个人身负言责，言论既然不被采纳，反而与所弹劾的人同列朝廷，不畏天下公议，而邓温伯冒受耻辱苟且进身，况且也颇为公议所轻视，彷徨不安，各自不能安宁处之。况且梁焘等几人都是忠谅纯直的臣子，从小官提拔，养育成就，直到今天，正当人才难得之时，一旦

译因为温伯的进用而罢黜他，以此来取悦那些奸邪且心怀憎怨的人，这几个人虽然不足挂齿，但朝廷的体制实在令人深感惋惜。更何况内外人心动荡不安，急需加以安抚压制。臣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下诏让大臣另行商议，使邪正有所辨别，是非有所归属，那么天下人就会信服了。如果两方都保留，终究似乎不妥当，因此不得不写下这封札子，恳请陛下留在宫中详细阅览，不胜荣幸！贴黄称：“臣当时奏事，难以逐条陈述，近日当面感谢皇恩，又不敢停留太久，所以没能当面奏报。臣内心怀着微薄的忠诚，如果因畏惧回避而不说，实在辜负了您的任用，因此写下这封札子，恳请陛下留在宫中阅览。”

译又说：“臣再次详细考察，温伯与梁焘等人势必不能共存。梁焘等人极力谋求外任，而陛下始终保全他们，不让他们出京任职，恩礼虽然优厚，但他们却不敢就职，这是因为排挤他人没有可以安置的道理。臣有一个愚见，私下认为陛下何必吝惜暂时让温伯出京，选择一个名郡委任他前去补任外职？温伯一旦动身，众人自然安心任职；众人既已安心，那么温伯就可以再次召还。因为前后的事迹既不相衔接，那么双方都没有嫌疑，各自都能安心处所，这不仅成就了两位圣上爱护培养忠直之臣的德行，而且自然可以保全温伯的廉洁节操，不妨碍日后对他任用。如果蒙恩采纳，就请求在诸路帅臣需要调动去处的地方，派遣温伯前去。这样选择任用，不算没有名目，恳请详细斟酌，早日赐下批文指令，或者当面告知三省施行。”

又说：“臣等从前共同进拟温伯的差遣，只看到他服丧期满被召还旧职，不算过分，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人情议论会有如此利害。现在实在不敢隐瞒错误，向上误导圣上的政事。加上如今温伯与梁焘等人的差遣已经确定多日，三省不敢另行更改，必须更加机密地具奏陈述，烦劳中旨。”

又说：“臣参与辅佐朝政，不敢对排挤他人有私下的分别，加上梁焘等人已经罢免言官职务，所以说话没有嫌疑。其中梁焘确实是臣的故旧；朱光庭、刘安世，臣过去都不认识，是司马光、吕公着引荐的；贾易则臣至今不曾相识；邓温伯则是臣与他故旧，非常熟悉，以兄长之礼拜见他。”（梁焘、朱光庭在十八日一同出任地方长官，刘安世奉命管理祠事，贾易则在七月八日已经先被任命为淮东宪。章惇虽然有此论列，最终没有被听从。）

御史中丞苏辙说：“臣认为户部是财赋出入的地方，是天下事务最繁重的部门，也是百姓生计的主管。一天不治理，百日将会混乱。如今代理尚书梁焘正推辞免职不出来，而两位侍郎都是新任命尚未到任，只有韩宗道以刑部身份兼任代理，那么平时四个人的职事，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况且兼任刑部事务繁杂，韩宗道进入户部，仅仅只有半天而已。于是本部的官吏，向来日出处理事务，几乎直到日落才停止，现在既然没有统领，郎官大多相随早出；等到议论不一，凡事没有决断，导致公文传递壅塞停滞，囚犯关押稽留拖延。臣愚以为，在新任官员未到任的空闲期间，应当再派遣一二人暂时代理。如今学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共有六人，职事稀少简单，应当选择熟悉吏事的人让他们代理职务，希望财赋这件大事不至于荒废。”（五月二十六日，梁焘代理户部尚书。六月四日，李之纯任户部侍郎，从成都召至；二十八日，范育任户部侍郎，从熙州召来，七月十二日罢免。七月十二日，苗时中任户部侍郎，从陕西召来。）

甲辰，提举东流故道的李伟说：“黄河自五月以后，日益上涨，开始从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水流出于第三、第四铺，并连同清丰口一起向东流。故道河槽深三丈到一丈以上，比去年尤为深阔通畅，大大减少了北流横溢的祸患。然而如今已是深秋，水应当减退落下，如果不稍加处置，担心导致水流断绝，那么东流就会成为淤积沉淀。希望下达所属官司规划沙堤等口分水的利害，以免故道淤积沉淀，向上误了国家大事。”诏令都水使者□安持与本路监司、北外丞相司及李伟查看，将应当处置的事情联名上书报告。（旧录说：“起初，元丰四年因为小□大决口，议论者想要恢复禹的故道，神宗说：‘山陵河谷更替变化，即使神禹复出，也不能拘泥于这条故道。水往低处流，是它的本性，现在只因为州县成为障碍，壅遏水势，致使水不顺着它的本性流动，这是治水的事务，不是治水的道理。如果用道理来看，水未曾造成祸患。’于是下诏说：‘东行河道已经填塞淤积，不可再修，将来不再修闭小□决口，等到看见大河归纳，应当修立堤防，让李立之规划报告。那些涉及州县修护城堤的，都听从李立之的处分。’元佑年间纷纷更改，倡导东流的议论，竭尽河北民力，来遂行他们的错误，最终不能成功，终究如先帝诏旨所说。’新录辩说：‘诏书已在神宗实录中出现，不必重复记载。既然不记载诏书，其首尾语言无从收附，这一段应当全部删去。’玉牒说：‘诏令河北路监司、都水官查看东、北二流分水的利害，处置后报告。’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资政殿学士、中大夫、守吏部尚书曾□去世。停止上朝一天，追赠右光禄大夫。

丙午，殿中侍御史杨康国说：“昨天议论王巩的差遣不当，听说改差管勾太平观，众人议论不认可，请求送交吏部。”诏令王巩让吏部给他差遣太平观。

御史中丞苏辙说：“臣认为如今人才衰少，求全责备实在困难，凡是有长处，都应当不废弃。臣看见右承议郎王巩生于富贵，志节非常坚定，好学力文，练达世务。过去熙宁初年，宰臣王安石用事，屡次想要任用王巩，王巩自知守

译政见不合，拒绝顺从。每次上书议论政事，大多切中时弊，吕公著、冯京器重他的为人，曾与他商议国家大事。等到王珪、蔡确执政，李定、舒亐担任御史，打算倾覆吕公著与冯京，所以兴起大案，广泛罗织罪名，想要依次牵连到这两人，苏巩因此获罪，被贬谪到万里之外的南方，三年后才回来，刚正之气没有衰减，议论政事像以前一样。当时两位皇帝在位，司马光主持朝政，苏巩又参与司马光的议论，司马光非常赞赏他，向朝廷推荐，提拔他担任宗正寺丞。正当想要进一步任用他时，苏巩性格狷介、憎恶奸恶，被众人所忌恨，恰逢司马光去世，众人搜集他微小的过错，借机排挤他。我私下为司马光平日所推荐的人，如今都遍布朝廷，唯独苏巩命运坎坷、不得志，两次被罢免官职而感到悲伤。凡是苏巩的长处，都是士人难以做到的，而他的短处，大多隐晦不明，或者是年轻人难免的过失。前任扬州知州谢景温与苏巩共事，曾经上奏章为他辩明冤屈，那么爱憎之言，不可偏听偏信。我忝居御史台职位，微薄的心意，常常想为陛下搜罗遗漏的人才，以备任用，我与苏巩交往最久，了解他的长处，恳请陛下洗去他的瑕疵，稍加录用，他必定能向上感恩皇上的恩造，临事时舍身忘死，以报答万一的恩情。（谢景温原本在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被任命为扬州知州，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暂代刑部职务。他推荐苏巩，一定是在四年。苏辙说不知道具体时间，因为苏巩再次被送到吏部与宫观，附在此处。此前七月四日罢免鼓院职务，送到吏部。苏巩因为苏辙的推荐，被任命为宿州知州；六年六月八日，因为弹劾奏章被罢免。苏辙推荐苏巩，应当在五年十月之后，或者在十月末。）

译右正言刘唐老上言：“我恭读《大学》一篇，论述进入德行的次序，希望下诏让经筵的臣子训释这本书呈进，以便在清闲安适之时，供陛下阅览。”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下诏从今以后，开封府的保甲一并免除冬季训练。（旧录记载：“考察先帝的保甲法，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讲武。冬季训练既然免除，保甲就不再练习技艺，这不符合先帝的法规。”新录辩驳说：“下诏保甲免除冬季训练，史书笔法已经完备，其后的语言出自史官的私意，不是实录。从‘考’到‘也’三十一字应当删去。”王岩叟在朝堂议论说：“我自从担任左司谏，上言请求罢免府界保甲，范尧夫担任右相也上言，罗适担任府界提点也上言，都因为吕厚卿阻挠，未能实行。我在元佑四年秋天，担任枢密都承旨兼同知院，极力劝谏罢免，而门下侍郎孙和甫又提出异议，事情于是停止。五年秋天，我再次从中书舍人升任承旨，韩师朴同知院，慷慨地想要罢免，上言议论，我进言支持他的意见。第二天，约定三省一同进呈，师朴独自进谏说：‘自从陛下听政以来，罢免保甲集合训练，所以人心安静而喜悦。府界每年因灾荒损伤权宜罢免冬季训练，如果一年丰收，突然恢复训练，人心必定惊疑，不如最终罢免。’太皇太后说：‘可以。’五年八月十四日罢免，从元年总共四年才决定，然而保甲的名称还在。”）

户部上言：“广济河粮纲有欠应折算会子的，依照汴河的条例，每年登记在簿籍上。”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新录没有。）

又上言：“请求接受添给起支完毕后，具列事例申报户部；没有事例的，上奏听闻。那些已经申报上奏后，应当有增改的，也申报户部。”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新录没有。）

丁未，奉议郎石谔上言：“参选人依照试进士的法令，三人以上结为一保。承务郎以上及选人愿意试律赋的听任，其考校试格等第，都依照旧法。武臣试刑统义的，也减为一场五道，其考校粗通等第都依照元丰法。如果是巡捕官，根据临时应试人数的多少增减员额。应试刑统义，每一百人差派点检官一员。”皇帝都听从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