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

译当时，继捧、继迁刚开始成为边境的祸患，后来便攻陷了灵州、盐州，完全占据了朔方地区。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多年，既然不能将其剿灭，于是致力于招抚怀柔。恰逢继迁被潘罗支所杀，他的儿子德明便商议归顺。而我们只以恩德信义，恢复他的王爵封号，每年的俸禄赏赐，极其优厚。德明既然没有南顾之忧，而他的儿子元昊也已成年，于是全力向西进攻回纥，开拓疆土一千多里。德明死后，地盘广大兵力强盛，元昊于是再次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边用兵，天下骚动，国库空虚百姓疲敝。像这样过了几年，元昊知道我有厌战之意，于是又商议讲和。而国家对待他的恩礼，又与从前不同了。尊称为国主，仅仅得到他称臣，每年给予的物品，是德明时的百倍，是契丹数量的一半。如今谅祚虽然说是狂妄的少年，然而他习见其家族世代所为，大概是继迁一次背叛而恢复王封，元昊两次背叛而成为国主，现在如果再次背叛，他的志向可以知道，是他想要自比契丹，与中国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罢了。这是臣私下推测敌情所在之处。

译所谓衡量内部情势，大概是指庆历年间用兵之时，比照如今的边防准备，比较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从而看清胜败的形势。自从真宗景德二年与北虏在澶渊结盟，第二年才开始接受西夏的归顺，于是致力于休战，直到宝元初年元昊作乱，这中间大概有三十多年了。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弃而不加修治，朝廷没有谋臣，边疆没有勇将，将领愚钝不懂军事，士兵骄横不知战阵，器械朽坏腐烂，城墙倒塌颓败。而元昊勇猛狡诈，他蓄积奸谋，想要窥伺中原已经好几年了。而我们却安然自若不以为虑，等到他计谋已成、军队具备，一天突然反叛的文书呈上，然后茫然不知所措，朝廷内外震惊骇怕，举动仓促慌张。所以用兵之初，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边的战事托付给他们，极力经营，而勇猛的士兵和锐利的将领也随着战阵逐渐涌现，几年之间，人的谋略逐渐得当，武备逐渐修治，似乎可以支撑局面了。然而天下已经困乏，所以委屈心意忍受耻辱，再次与他们讲和。这是庆历年的事情。现在却不是这样。如今甲兵虽然不精利，但不像往年那样腐朽。城垒大致经常修缮，不像往年那样倒塌颓败。土兵、蕃落增添训练，不像往年那样寡弱骄横。大小将校曾经经历过战阵的往往还在，不像往年魏昭炳、夏随之类的纨绔子弟。一两个执政大臣都是当时出力的人，他们留心西边的战事很熟悉了，不像往年大臣那样茫然不知所措。大概往年是用不懂边防战事的谋臣，驾驭不懂军事的将领，使用骄横的士兵拿着朽坏的器械，来抵挡狡诈新兴的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谋臣武将、城垒器械与往年不同，而谅祚这个狂童远远不及元昊。往年疏忽而不思考，现在幸好已经预先察觉，可以早早做准备。如果他不反叛就算了，如果他果然反叛，未必不是对中原有利。臣认为可以趁着这时，洗雪前耻，收取后功，只看人的谋略如何罢了。如果上靠陛下神威睿算，捆绑谅祚君臣献于宗庙社稷，这是上策。其次，把狂敌驱逐到黄河以北，以收复朔方故地。最下策，全部夺取山界，夺占险要而由我们守卫，以永远断绝边患。这是臣衡量内部情势，认为或许如此。

臣所谓借鉴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小的过失不止一处，不能全部列举，臣请说大的过失。敌情变化诡诈，两军交战，他们假装失败作为诱饵，我们贪图利益而追击，或者不防备他们横出而被他们截击，或者前进陷入死地而束手无策。这是前些日子屡次失败的教训，现在熟悉兵战的人也能知道。这虽然是小事，也不可忽视。所谓大计的谬误，是攻守的策略都失当罢了。臣看庆历年间防御边疆的准备，东起麟州、府州，西尽秦州、陇州，地域长达两千多里，分为五路，而分为州和军的有二十四，而军州又分为寨、堡、城的将近二百，都需要列兵守卫。所以我们的士兵虽然多，不得不分散，分散既多，不得不少。而贼人出动，常常举国兵力合聚为一而来，这样我们的士兵虽然多，分散后变少，他们兵力虽然少，合聚后变多，用他们的多攻击我们的少，不得不失败。这城寨的方法既然不足以自守了。而五路大将所谓的战兵，分散在二十四州军，想要合兵出动，就担心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要各自留守防备而合其余兵力，则数量少不足以出动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始终不能出动一次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动进攻，后退不能自守，这就叫攻守都没有策略，是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

臣所谓今日可用的谋略，在于制定出动进攻的计划罢了，一定要用先发制人的战术，才可以取胜。大概列兵分地而守，敌人得以时常出动而在其间骚扰，使我们处处防备，常像敌人到来，军队疲敝粮草匮乏，我们劳苦他们安逸。从前周世宗用这个策略困住李景于淮南，最近元昊也用这个策略来困住我们的西鄙。兵力分散防备寡弱，是兵家的大害，这害处常在我们。以逸待劳，是兵家的大利，这利处常在敌人。所以往年贼人常常得志。现在如果真能反其道而行，把我方受害的给予敌人，夺取敌人所利的在我方，那么我们应当先制定出动进攻的计划，使他们疲于防守，那么我们也能得志。凡出动进攻的士兵不要大举，我们每出动一次，他们必定召集而来抗拒，他们聚集在东边就另外出动在西边，我们回去他们散去，那么我们再次出动而他们又聚集。我们用五路的士兵轮番休整出入，使他们一国的兵力聚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那么他们无不受到困顿了。这是臣所谓如今可用的谋略。

大概往年的过失在于防守，如今的利处在于进攻。从前至道年间也曾五路出动进攻了，当时将相谋划不审慎，大概想要进攻狡诈方强的国家，不先用谋略困住他们，而直接制定一战必取的计划，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最难的事情，所以谋略既审慎了，那么发动时必定果断，所以能动而有成功。凡用兵的形势，有可以预先知道的，有不可以预先说出的。臣希望陛下派遣一位重臣出巡抚慰，遍见诸将，与他们熟图大计，以定大计。凡山川

译关于道路里程以及蕃汉步骑兵出入的适宜情况，可以预先知晓的都绘制成图呈上作为方略，其余无法预先说明的，交给将领们，让他们根据敌情变化而应对，依据敌人情况来取得胜利。至于谅祚的所作所为，应当稍微委屈心意、包容并迁就他，既以此使他心生骄傲，也稍微延缓他的行动，来等待我方做好防备。并且要严厉告诫五路军队，训练士兵、选拔将领，磨利兵器铠甲，积蓄物资粮草，经常准备好行军作战的计划，等到他的反叛书信早晨奏报上来，那么王师傍晚就出发，以此惊吓他的内心并挫败他的气势，使他忙于应付而无暇他顾，那么胜利的形势就在我们这边了。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横山的蕃部，谋取山界之地，然而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凭借胜利捷报的威势，使他们知道中原王朝的强大，这样他们才肯前来归附。由此说来，也是以出兵进攻为有利了。

译臣所陈述的，大致就是这样。然而臣的脚未曾踏过边境，眼睛未曾见过战场，仅凭一个儒生的偏见之言，确实知道不一定能被采用，只是正值陛下为西事操劳、广泛咨询众人意见的时候，臣想竭尽愚钝的思虑，提供像割草打柴的人那样浅陋的一种说法罢了。又说：

臣最近曾上奏说谅祚成为边境祸患，朝廷早应谋划防御准备，以及请求派遣一位重臣亲自与边将商议确定攻守大计等事，至今多日，没有蒙受皇帝下达并施行。臣私下看到庆历年间元昊作乱时，当时朝廷轻敌玩忽敌人，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每当遇到边境紧急奏报传来，就上下惊慌恐惧，仓促指挥，大多不符合事机，所以落入敌人的奸计，导致军队战败、将领被杀，可以说令人痛心。如今谅祚率领二十万兵马侵犯秦州、渭州两路，掳掠焚烧，数百里之间，扫荡一空，而两路的将帅不敢派出一人一骑，那么国家的威严已经受损了。谅祚如此负恩背德，陛下未能发兵诛讨，只是派遣使者带着诏书赐给他，他又拒绝接受，使者羞愧，低头怀着诏书返回，那么大国的耻辱无法承受了。在陛下刚即位之初，遭遇这种狂妄的小子，威势受挫、国家受辱，这是臣等人的罪过。

臣认为陛下应当赫然发愤，就边境事务严厉责备大臣。至于山川形势，有利有不利，士兵勇敢或怯懦，谁可用谁不可用，哪里适宜进攻，哪里适宜防守，什么军队适宜驻扎在某地，什么将领适宜统领什么军队，像这样的事很多，都是陛下圣明的思虑所应当顾及的。臣认为陛下应当在闲暇时驾临便殿，召见在职的大臣，让他们依据地图指点谋划，各自陈述所见，陛下可以不离开座位而将一切尽收眼底，然后用神妙的机智和睿哲的谋略，责令将相取得成功。而陛下因为政务繁杂，既然来不及做这些，两府的大臣如臣等每日所呈报的，又都是常规公事，也未曾聚在一起共同谋划，商定大计。对外则四路的边臣，自从敌军马匹过后，也没有听说另有筹划。臣担心上下因循守旧，又像庆历初年那样了。

最近韩琦曾将庆历年间商议山界的文书进呈，这只是边境事务众多中的一端罢了。大概韩琦也担心事情没有讲求，借这个文书作为题目来牵合众人的议论罢了。自从进呈后，随即送到枢密院，至今多日，也未曾拟定意见。臣凭借无才，陛下任用我在政府，我就是国家的谋臣，如果我的谋虑浅近，所说的话狂妄，自然可以毫不迟疑地罢免我。臣昨天因为眼疾，恳求解除职务，蒙受圣恩，没有允许我离去。既然让我在位，又抛弃我的话而不问，让臣尸位素餐、厚颜无耻，怎么自处？所有臣先前所上的奏状，希望降付中书省、枢密院，与韩琦的山界文书一起商量，如果我的话确实不值得采纳，抛弃也不晚。

礼院上奏：请求从今以后文武大臣去世，应当停止朝会的，都在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停止朝会。听从了。

丁丑，原本作辛丑，错误。赐给许州、蔡州现钱和钞十万贯，命令和籴以救济饥民，仍然命令驾部员外郎李希逸提举此事。

壬午，命令供备库副使孟渊等十九人前往开封府界以及京东西路、淮南路招募士兵。去年九月己卯，开始招募开封府界以及京东西路、淮南路的饥民中年轻力壮的人为厢军、禁军。

司马光说：

最近听说朝廷在京师及各路广泛招募禁军，受灾的地方又招募饥民来充当厢军，臣愚昧地认为国家历来弊病在于士兵不精锐，不担心士兵不多。士兵少而精锐，衣粮容易供应，公私充足，一人可以抵十人，遇到敌人必定能取胜。士兵多而不精锐，那么衣粮难以供给，公私困乏，十人不足以抵一人，遇到敌人必定导致败亡。这种利害明显，清楚得像指掌一样，不难知道。所以太祖皇帝的时候，天下的士兵数量不及当今的十分之一，却仍然每天加以选拔训练，剔除老弱，专注于精锐，所以能够征伐四方夷狄，统一华夏。自从景德以来，中原既然用金帛安抚外族，不再从事征讨，至今六十多年，这应该官府有积蓄，百姓有财富，而府库耗尽，粮仓空虚，水旱稍有灾异，饿死的人遍布野外，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是边境虽然安定，而冗兵越来越多所导致的吗？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不是臣一个人的私下言论。

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西边用兵，朝廷大量招募，凡是各州都监、监押招募到一千人的，都特别升迁一级官职，因为这个缘故，天下的冗兵更多，国力更贫困。近年又多次大规模挑选厢军，来补充禁军的名额。现在在籍的士兵，已经不少了，何必还要再广泛招募禁军，以及招募饥民来充当厢军？臣不知道建议的大臣曾不曾计算今天府库的积蓄，来供养今天原有的士兵，究竟是有多余还是不足呢？这大概是边境的大臣，庸俗愚昧怯懦，没有其他才能谋略，只求增加士兵；在朝的大臣，又恐怕所给的士兵不符合所求，日后边境事务如果有缺失失败，归咎于自己。因此不顾国家的匮乏，只知道招募，获取虚数，不论士兵疲弱无用。这是群臣保全自身职位，苟且应付眼前的手段，不是为朝廷深谋远虑建立长久之策啊。

译谚语说：“多求不如省费。”这话虽然浅显，却可以说明重大的道理。现在以十口之家为例，衣食仅仅够维持，如果突然增加五口人，必定无法供养。如果不顾粮仓里的粮食、箱子里的布匹还剩多少，只是一味贪求多余的人口，能不陷入穷困匮乏吗？国家的形势，与这有什么不同呢？群臣既然不能为陛下出谋划策，陛下又不自己为此担忧，那么谁应当来担忧呢？我担心边境将领请求增兵没有止境，朝廷招募士兵没有尽头，仓库里的粮食布匹是有限的，百姓的脂血是有尽头的，不知道国家长期沉溺于这种病态之中，什么时候才能痊愈呢！

译臣又听说，目前遭受灾荒的地方，军队没有现存的粮食，煮稀薄的粥来喂养饥民，尚且不够供应，何况将饥民刺字编为士兵，将用什么东西来供养他们终身呢？况且田间农民只是因为一时的饥荒，所以流离迁徙去求食，如果将来丰收，他们就会各自想着恢复旧业。现在既然将他们刺字编为士兵，这是使他们终身失去职业，对于官府和百姓，都不方便，谋划策略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希望陛下决断于圣明的意志，迅速下达命令，应当在京师及各路都停止招募禁军，只选择将帅，训练原有的士兵，来防备抵御四方外族，不担心兵力不足。那些遭受灾荒的地方，州县不得胡乱招募饥民来充任厢军，只根据现有的粮食，救济接济农民，等到以后稍为丰收，让他们各自恢复旧业，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臣不知道自己狂妄愚昧，看见朝廷政令有不便之处，官员任免有不恰当之处，屡次进献愚昧的言论，玷污了陛下的听闻。陛下不曾因此改变一项政令，更改一次任免，像臣这样的人也可以不再进言了，然而仍然诚恳地不断进言，实在是以居位而不进言为耻，不以多言而被厌恶为耻。

甲申日，下诏命令官员寻找医生侍奉供养，允许派遣送还的公差人员按旧例办理。

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绍亢担任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知司农寺事，命令他在皇子两位府中供职。皇帝曾经在群玉殿召见他对答，询问他世间的政务，说：“学士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所以任命他为王府官员。

丁亥日，下诏命贡院按照南省发榜的旧例，合格者将名单上报，等待皇帝诏令下达后才发榜。

戊子日，河北提点刑狱王靖上奏说：“遵照中书省的札子，今年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沧州、永静军、乾宁军所征发的春夫，命令过了寒食节才入役。虽然白天长容易得到工料，但因为妨碍农民春种，加上邢州、洺州、德州的夫役前往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服役，过了寒食节才入役，那么四月上旬之后才能回家。请求暂且依照旧的诏令，在寒食节前半月入役。”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起初，采纳都水监的奏请，命令寒食节后入役，而御史傅尧俞陪同敌国使者，上奏说百姓纷纷认为不便，朝廷没有听从。至此，王靖又进言，于是批复同意。

这个月，莱州百姓吕升因为父亲吕权失明，割开腹部取出肝脏，切碎给吕权吃，吕权又能看见了，而吕升没有死。此后像吕升这样的人很多，不能全部列举。

二月辛丑日，原本脱漏“二月”二字，现在补上。权发遣户部副使吕公着说：“古代百姓致力于劳作，那么工程役事就少，百姓致力于耕种，那么百事就会荒废。现在京畿各县以及京东、京西、淮南的州军，大多遭受饥荒歉收，百姓有饿死的人。陛下正在发放粮食赈济借贷，派遣使者慰问安抚，远近听到后，都知道陛下有怜悯忧虑百姓的心。然而臣愚昧地认为，凡是力役的事情，不是不得已的，都应当暂时停止。何况修缮庆宁宫不是紧急的事务，即使耗费的人力物力极微，然而在禁中施工，恐怕四方传闻，会导致讥讽议论。臣请求等到将来郊祀礼成后，年成稍为丰收时，再慢慢商议修缮。”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在此之前，司马光也说：

臣近日看见，修缮建造稍微多了些，只在大内中就近九百间，以至于皇城各门、以及四周的走廊和南熏门之类，都不是早晚所急需的，没有不重新修缮的。役使的人极多，耗费钱财不少。这大概是陛下继承大统之初，禁廷之中确实有破漏不能居住的地方，稍微命令整理修缮，道理上也是适宜的。而左右的臣子便认为陛下喜好大兴土木的工程，于是广泛地规划，即使没有损坏的地方，也拆毁重修，务求壮丽互相夸耀。对外以迎合旨意来求取知遇，对内以营谋私利来谋求利益。万一陛下因此赏赐他们，那么营造的开端最终没有穷尽，国家财力必定枯竭，民力必定耗尽。臣私下认为陛下初临天下，恩惠尚未普及于百姓，却以喜好治理宫室的名声传遍四方，这不是用来光大圣德的做法。

修缮建造的劳苦耗费，数不胜数，臣请求只说说各州购买木材这一件事，扰民很多。衙前都是有丰厚产业的人，每次遇到押送竹木纲，散失赔补，没有不破家的。先帝亲身践行节俭，宫室苑囿，没有增饰，所以各场材木都有剩余，屡次因为赦免恩泽放免购买木材，以宽缓民力。自从近来修缮建造加倍增多，各场材木渐渐减少消耗，有关部门在外州征购，百般经营制造，还担心不足，而工匠使用它们，视如粪土。从前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停止修建露台而不作。现在各场前后所积累的竹木，何止十户人家的财产，陛下至仁，如果考察它们的来源，能不为之爱惜吗？何况现在在京的仓廪，疏漏很多，都是因为上述几处兴工，占用匠人物料，来不及修缮，导致粟帛的数量大有损失。古代将要建造宫室，宗庙为先，仓库为次，居室为后。现在所修缮的，缓急先后恐怕没有得其适宜吧！

又皇子生来富贵，年龄未到成年，所应当示以朴素，谨慎他们的习染。现在听说所修缮的三位府邸，规模奢侈宏大，又超过了祖宗时皇子所居的府邸。汉明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相比？”恐怕这不是用来引导他们走向正道的方法。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降下圣旨，应当大内里外的舍屋，当天不至于大段损坏的地方，以及不至于

译凡是像南熏门这类工程，一并停止兴建。皇子的住所只就原有房屋进行隔断修整，尽早完工，不得过分宏伟壮丽。并且责令减少工匠和物料，修缮仓库中损坏的部分。所有各处负责监修的官员，这本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不再给予减少考核年限、升迁官职等奖励，以堵塞奢侈浪费的源头。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摒弃奢华、崇尚节俭，爱护百姓、珍惜物力，不也是一件美事吗！

译三司使、给事中蔡襄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出任杭州知州。

起初，皇上从濮王府被立为皇子时，朝廷内外没有异议。即位后，因为服药的缘故，皇太后垂帘听政，曾对中书省说：“仁宗既然立了皇子，便追思鄂王等人，悲伤流泪，宦官宫妾争相迷惑圣听，而近臣中也有提出异议的，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两位知名人士。近臣的奏章只放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在烧纸钱的炉子里烧掉了。”中书省不敢询问姓名，只是连声应允后退出。不久，外面也渐渐有人说蔡襄常有异议，但不知真假。皇上病愈后，多次询问蔡襄是怎样的人，一天趁蔡襄请求朝假，皇上变脸对中书省说：“三司掌管天下的钱粮，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中有四五天在休假，为什么不另用人？”韩琦等人共同上奏说：“三司事务没有缺失，罢免他没有理由，现在再找一个才能见识名望超过蔡襄的人，也没有。”欧阳修又上奏说：“蔡襄母亲年过八十，多病，蔡襄只是请朝假，不赶早朝罢了，日高之后就上朝办公，也不耽误事。”然而每次奏事谈到三司，皇上没有不变色的。等到谅祚攻劫泾原，皇上于是督促中书省，说边事将起，军需未备，三司应当早点选人。韩琦等人起初还试图解救，皇上心意不回，于是上奏等待蔡襄自己请求离职，可以改任。

起初，传言很多，有人说皇上入宫后，亲眼见过奏章，至此，因为蔡襄请求罢免，韩琦于是向皇上质问，皇上说：“宫内没见到文字，但在庆宁宫就已经听说了。”韩琦说：“事情暧昧不明，如果虚实未明，请求再审查。如果让蔡襄因流言获罪，那么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好人，好人就难以立足了。”曾公亮说：“京城向来喜欢制造谤议，一人造谣，众人传播，便以为是事实。前世因疑似之言陷害忠良的，不仅臣下遭祸，也与国家为患。”欧阳修说：“陛下认为此事到底有没有？”皇上说：“虽然没见到文字，又怎么能保证一定没有？”欧阳修说：“疑似的谤言，不仅没有踪迹可寻，即使踪迹分明，还需辨别真伪。先朝夏竦想害富弼，让他的婢女学石介的字体，久了学成，便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草稿，幸亏仁宗圣明，富弼得以保全。臣在至和初年免丧到京城，小人有嫉妒忌恨臣的，伪造臣请求裁撤内官的奏章，传布内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天，被杨永德谗言，因差船事罢知同州，也幸亏仁宗保全，不久知道无罪，于是留任至今。由此而言，即使有文字，还需辨别真伪，何况没有踪迹，陛下幸勿怀疑。”韩琦和曾公亮又各自进言。皇上说：“造谣的人为什么不及他人？”于是命令蔡襄出守地方，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暂代三司使。

至和初年，吕公弼任三司使，皇上在藩邸时，常得到赐马给使，吏员因马不好，请求更换，吕公弼说：“这是朝廷近亲，且有素望，应当避嫌，不可答应。”至此，吕公弼奏事完毕，皇上说：“朕以往在宫中，卿不愿给朕换马，那时朕就已经知道卿了。”吕公弼叩头谢恩。又说：“卿接替蔡襄任三司使，蔡襄诉讼不及时决断，留事很多，卿怎么处理？”吕公弼知道皇上不悦蔡襄，回答说：“蔡襄勤于事务，未曾有怠慢失误，恐怕是言官妄言罢了。”皇上更加认为吕公弼是长者。吕公弼既任三司使，请求在前任群牧使合破兵级内暂留十人，诏令吕公弼三任群牧使，特与教骏兵士七人，不能作为惯例。查此时吕公弼以同群牧使权三司使，这里说龙图阁学士、工部侍郎，又说至和初已为三司使，都与宋史不合。

癸卯，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王疇去世。王疇起初生病，皇上对胡宿说：“你可以派子弟去问候他。”等到病重，又命令内侍带着太医诊视。等到回来，报告说不起。皇上嗟叹悲伤很久，就想临奠，因为命官祈雨致斋的缘故，第二天才出。赐白金三千两，赠兵部尚书，谥号忠□。王疇妻子梅氏正怀孕，皇上命令他家说：“如果生男女都报告。”等到生，是女孩，皇上又命令她及适人，以其貋名报告。有一天对辅臣说：“王疇可惜！朕在西府初得此人，而遽尔沦丧，难道不是国家的不幸吗！”王疇喜好修饰容貌服饰，坐立嶷然，言必以文，未曾慢戏。吏治审密，文辞严整可喜。他执法以言事，然而在当时不能没有顾望。执政才五十日，终于位，以及所享寿类其父鬷云。查王疇父名博文，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王鬷别有传，这里错了。

丙午，降陕西都转运使、光禄卿陈襄为少府监、知忻州，因为权知渭州时，擅自移泾原副总管刘几权知凤翔，并弹劾刘几罪，按问多失实缘故。

司马光说：“我听说陕西都转运使陈襄昨天因巡边，妄奏朝廷，称边鄙宁静，”

译不足为虑。后来因为权知泾原路经略司事，听闻副总管刘几说西夏人正在集结部队，打算谋划入侵，请求出兵防守，述古担心这与之前的奏报相违背，因此对刘几发怒，上奏称刘几不合军情，虚张声势制造事端，擅自将刘几调任为凤翔府知府。几天之内，西夏人果然大举侵犯边境，杀害掠夺弓箭手以及熟户蕃部，述古也没有及时发兵救援，导致数千户人家陷落。近来虽然朝廷已经派遣台官勘问述古的罪状，但我私下听说他所获罪责仅限于擅自调动刘几以及奏状中有不实之处，如果用文官的标准来评判，罪责不至于太重，但如果从国家大计来说，危害确实深远。为什么呢？国家太平日子长久，人们不习惯作战，即使是屯驻戍守的士兵，临到敌前也难以使用，只有弓箭手以及熟户蕃部都生长在边疆，熟悉山川道路，了解西夏人的虚实，材能气概勇猛强悍，不畏惧战斗，向来国家依靠他们作为屏障。现在述古知道西夏想要来侵扰，却为了自己逃避反复无常的罪责，顺从成全欺罔的谋略，压制将官不许他们救护，于是将数千户百姓置于虎口，让父子流离失所，骨肉遭受涂炭。这不仅仅是已经陷落的人深可哀痛，我担心从今以后，各路弓箭手都不敢在极边居住，熟户蕃部都会产生背叛国家跟随贼寇的念头。由此看来，他的危害难道很小吗！况且述古出身于门荫，才能平庸气量鄙陋，自从历任官职以来，所到之处，放纵自己的心意，残害官吏百姓，不顾法律典章，轻侮王命，骄横暴虐顽固狡诈，天下人都知道。多次曾因事被贬黜降职，随即又被重新起用，窃取名位，一旦到了这种地步，确实超过了他的本分。所以天夺去了他的魂魄，举措乖张谬误，骇人听闻。陷败百姓性命，挫辱国家威仪，内外之人没有不愤恨痛疾的。我听说舜诛杀四凶而天下信服，像述古平生的所作所为，也可以称之为凶人了。陛下即使不想明确施加斧钺之刑来向边民谢罪，也应当将他流放到荒远之地去抵御鬼怪，或许能让守边的臣子稍微增加警戒畏惧之心。

译皇帝下诏批准贡院奏请，录取合格进士、明经及诸科鄱阳人彭汝砺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或出身。彭汝砺等三人授予初等幕职官，依照咸平元年的旧例；其余人授予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等职，出身者等待选任。

丁巳日，翰林学士王珪等上奏：“遵照诏令详细审定礼院及同知礼院吕夏卿关于禘祭和祫祭的异议，请求依照礼院所议，今年十月举行祫祭，明年四月举行禘祭；依照吕夏卿所议，罢免今年的腊祭。”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贾黯改任给事中、代理御史中丞。当时周孟阳、王广渊凭借是皇帝藩邸旧臣的身份，屡次被召见应对，贾黯进言：“朝廷中俊才贤士众多，不曾有一人被召见，唯独召见亲旧一二人，向天下显示心胸不宽广。请求依照太宗时的旧例，时常召见侍从、馆阁的大臣，以备顾问。”皇帝曾从容地对贾黯说：“我想用人，很少能胜任的。”贾黯回答说：“天下不曾缺乏人才，只看如何使用罢了。”贾黯退朝后上奏五件事：一是知人的明察；二是逐渐培养人才；三是不苛求人才完美无缺；四是按类别推荐举拔；五是选择接替自己职位的人。

礼部郎中、兼御史知杂事龚鼎臣改任集贤殿修撰、知应天府。起初，龚鼎臣受宰相韩琦赏识，翰林学士□奎想举荐他，御史贾黯不同意，□奎争辩没能成功，于是作罢。后来龚鼎臣以都官员外郎的身份换授起居舍人、知谏院，于是担任知杂事。他在言官任上，很少有所建树，至此被外放。此后，皇上想任用王广渊为谏官，说：“近年谏官、御史多不尽职，像龚鼎臣竟然不曾议论政事。”龚鼎臣在嘉佑六年五月知谏院，八年正月任知杂御史，他在谏院任职大约一年半有余。《实录》记载说不久就任知杂事。恐怕有误，现在删去“不久”二字。根据龚鼎臣的本传，他议论政事也不少，英宗说“不曾议论政事”，怀疑本传有所粉饰。《实录》记载：“皇上自从即位，委托政事给大臣，谏官、御史议论政事的，有司马光、吕诲、傅尧俞、赵顼、范纯仁、吕大防，其中司马光与吕诲议论政事尤其多。司马光常说王广渊奸邪，不可以直接任集贤院直学士。吕诲常上奏列举宰相韩琦五条罪状，认为应当罢免，皇上都没有听从。”查范纯仁、吕大防此时还未被任命为言官，司马光说王广渊奸邪，已在正月任命王广渊直集贤院时出现，吕诲上奏韩琦五罪应当在濮议之后，此时还没有。

己未日，起复前礼部侍郎、枢密副使文彦博（此处原文为□奎，据上下文及史实应为文彦博或类似人物，但依原文直译保留□奎）担任原官职，□奎坚决推辞，皇上不许。□奎派他的儿子大理评事□璟奉表恳切推辞，皇上一定要起用他。韩琦说：“近年两府大臣文彦博、贾昌朝、富�各自请求守完丧期，□奎必定不肯起用。”欧阳修说：“如果边境有紧急军情，从事军事，则不容许推辞。”皇上说：“正当西边未安宁，□奎怎么能遂其私愿呢？”于是诏令□璟在延和殿，当面告知并携带诏书赐给□奎，□奎最终推辞，皇上允许了。召见□璟在延和殿，是在五月辛酉日，现在一并记载。诏令每月供给俸钱的一半，□奎坚决推辞不接受。推辞半俸，《会要》记载在六月，现在一并记载于此。

三月丙寅日，命令在醴泉观设置唐、葛、周三将军殿，知制诰祖无择上疏请求罢免，没有回复。

丁卯日，诏令贡院：经过殿试的进士五举、诸科六举，经过省试的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现在不合格但年龄在五十岁以上，将他们所试成绩分为三等上报。于是任命进士孙京等七人为试将作监主簿，其余三十八人为州长史、司马、文学。

皇上刚即位，任命殿中丞、判司天监周琮以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薄周应祥、周安世、马杰、灵台郎杨得言制作新历，历时三年完成。周琮说崇天历的气节加时比实际天象晚半天，五星运行的位置差半个星次，日食预测差十刻。随后中官正舒易□与监生石道、李�更陈述家学。于是，诏令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学监直讲刘攽考定是非。推算尚书“辰弗集于房”与春秋的日食，参照今历的预测，舒易□、石道、李�更等人的学说疏阔不可用，新历更为精密。于是赐名明天历，诏令翰林学士王珪作序。周琮等人各升迁两官，赏赐物品各有差别。此后，明天历也不可用，周琮等人都被夺去所升迁的官职。嘉佑六年七月乙卯日，最初任命范镇等三人监修历法，周琮被夺官在熙宁元年八月，又在十一月。

辛未日，新任命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因为曾经议论中丞贾黯的过失，辞职。贾黯上奏说：“谏官、御史本是君主的耳目，一时的公言，并非有嫌怨。况且吕诲初任御史，是臣与孙抃等五人推荐举拔，臣等知道他为人为人方正谨厚，现在提拔任用，很符合众望，臣能与他共事，必定能协力济事，希望催促他就职。”诏令以此告知吕诲，吕诲于是接受任命。于是进言：

臣先前有奏陈，因为能力所不能及，愿意辞去谏职，没想到又得到这个任命，图报之心，应当如何呢！臣私下思考历代设置耳目之官，是为了辅助君主弥补不足。不然，九重宫阙之外再无见闻，万

译几近的事情都因蒙蔽而受阻。由此看来，进献忠言、驳斥谬误的言论，一天也不能没有。凡是事务都应当辨明是非，稍有欺骗虚妄，就应当予以严厉责罚，不应当搁置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纳，使他们感到沮丧羞辱。贤能的人则至死方休，不贤的人反而改弦更张地思考，动不动就为自己谋划，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假如朝廷的事务，台谏官员不能预先听闻，等到政令颁布施行，才刚开始得知，等到纠正其中的过失，却说：“已经施行的命令，难以追回更改。”这样执政的大臣常常独自取胜，耳目之官与没有设置是一样的。

译又听说近日臣僚建议，认为先帝执政时，信任台谏官所陈述的意见，已行之事多有追夺，希望陛下纠正先帝的做法，凡事坚决执持不可改变。实行一个错误的命令，进用一个小人，对外宣称“出自圣心”。人们必定不敢动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这是想要堵塞圣明的听闻，拒绝劝谏并坚持错误，哪里是公忠爱君的人呢！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况且谏诤的人并非因为职务缺失、时政失误，就不应有所激发，对上违背圣意，对下违逆辅臣，以至于被纠劾的人都成为仇敌。难道不知道危害家庭吗？所利的是国家，所守的是职分罢了。而且近年朝廷完全没有奖惩的意思，阿谀奉承的人依附权势，畏惧避祸的人沉默自保，坐享岁月，按例得到升迁，说话与不说话，哪个更有利呢？我曾亲自聆听圣旨，指出沉默的人很多，然而最终没有听到有所告诫勉励，这是最大的无益之处。

我私下认为陛下好问的心超过虞舜，但未曾考察他们的言论；求治的急切如同汉宣帝，但未曾责求实际效果。我既然未能离去，怎敢不以言语责任自任。恳请陛下既然询问就应当考察他们的言论，既然任用就应当责求实际效果，不要让左右遮蔽迷惑圣明的听闻。言事之官应当时常有奖惩，那么人就不会苟且，职事都能举荐，对朝政有补益，太平的基础不难成就。纠正先帝的做法，更应当深思熟虑，已行之事如果确实不便，不要害怕更改，否则我不知道职事所守，终究不能安心于职分。

辛巳，翰林学士王珪上奏：“权御史中丞贾黯以前以学士身份同修撰仁宗实录，自从担任台宪职务，不再入院，希望让他仍旧供职。”听从了他的建议。贾黯请求在实录院修撰，有议事就三五天去一次院，诏书只让他三五天去一次院修撰。

壬午，礼院上奏：“最近依照国朝旧例，详定仁宗大祥变除服制，在三月二十九日禫除，到七月一日从吉，已经蒙受降敕。我们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丧期结束，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采用康成的说法，又增加到二十七月终，那就是二十八月丧期结束，而二十九月开始从吉。这是错误的。祖宗时依据《通典》为正，而未讲求旧例，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定以二十七月，现在士庶共同遵用。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庶人，不应该有差异，请在三月二十九日为大祥，五月择日而禫， June一日从吉。”听从了他的建议。

己丑，赐越州上虞县朱回女儿家绢三十匹、米二十斛。朱回的母亲早亡，由祖母抚养，刚十岁时，同里的朱颜与祖母争执，持刀想要杀祖母，全家惊恐溃散，只有朱回号呼冲上前，拥蔽祖母，手挽朱颜的衣服，以身下坠朱颜的刀，说：“宁杀我，不要杀祖母。”祖母因为朱回得以脱险。朱回连被数十刀，仍然手挽朱颜的衣服不放手，朱颜愤怒，割断她的喉咙而死。事情上报，所以有这次赏赐。后来，会稽令董偕为朱回在曹娥庙立像，岁时配享。

司马光说：

我最近蒙恩给假到陕州焚黄，私下看见沿途各州仓库钱粮，大多缺乏，其官吏军人料钱、月粮，都必须逐次收拾，才能支给。私下推测其余各州，我没到的地方，也多如此。我听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积蓄，叫做国家不是它的国家。现在窘迫枯竭如此，而朝廷不曾以此为忧，如果不幸有水旱蝗蝻方圆数千里，如明道、康定之时，加上边境有急，兴兵动众，不知道朝廷如何对待？我私下看见陈、许、颍、亳等州，只因为去年秋天一次水灾，就导致骨肉相食，积尸满野。这不是今日官吏的罪过，而是先前官吏的罪过。为什么？先前丰稔之年，那些人只务偷安，不为远虑，粟麦极贱，不能储蓄，等到凶荒之际，官私俱竭，上下狼狈，如何相救？即使让桑弘羊、刘晏复生，也无能为力。今年春天幸而得雨，麦田有望，朝廷已将饥馑之事置之度外，不再以储蓄为意了，万一天下州县再有灾伤，那么与陈、许、颍、亳的百姓有什么不同？如果饥馑相继，盗贼必兴，这难道可以不早为之深虑吗？

我愚昧地希望陛下对天下钱谷常留圣心，特降诏书，明确告知中外，应文武臣僚有熟知天下钱谷利害，能使得仓库充实，又不残民害物者，都允许上书自陈。陛下不要因为他们官职的疏贱，文辞的鄙恶，一一略加省览，选择道理稍长者，都赐召对，从容访问以方今食货俱乏、公私皆困的原因，如何筹划可使上下丰足？如果他们的言论无可取之处，就罢遣而已，有可取之处，就立即施行。并记录他们的姓名，置于左右，然后从中选拔材干出众者担任转运使、副、判官及三司使、副、判官。

并且每到年终，命令三司汇总在京、府界及十八路钱帛粮草现存总数上报，以此比较去年年终现存总数

译对于赋税数额，如果盈余稍微多了一些，就命令核查核对；如果没有其他的奸诈欺骗以及不合常理的赋税征收而导致盈余，那么在职官员应当酌情给予褒奖，多次受到褒奖的，就另外加以提拔任用。如果损耗稍微多了一些，就命令责问追究；如果没有重大的变故灾害以及增加驻屯军马而导致损耗，那么在职官员应当酌情给予责罚，多次受到责罚的，就永远罢免废弃。如果真能这样坚持不懈地执行，几年之后，可以使天下的粮仓都存有剩余的粮食，国库都存有剩余的财物，即使有水旱蝗虫之灾以及边境有紧急军情，也都不值得担忧了。这道奏疏没有得到合适的时机，附见于春季末尾，还需要详细考证。

译皇上曾问辅政大臣：“天下的财政收入有多少？”韩琦等人详细回答，皇上又问：“冗兵的耗费比过去加倍，为什么呢？”欧阳修说：“自从西边战事以来，边境城池广泛加强守备，既然增加了军队名额，那么每年的费用就更多了。”皇上又问：“祖宗安抚怀柔到了这种地步，还有倔强不服的吗？”韩琦说：“国家急于让百姓休养生息，所以显示大体而加以包容罢了。边境的军队很久没有作战了，那些人也自己变得骄傲懒惰，虽然时常有倔强不服的，大概犬戎的习性就是这样。”这是根据《宝训》附录记载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的事。

当初，仁宗陵墓复土，韩琦援引旧例请求罢免宰相职务去守藩，皇上不允许。去年冬天韩琦托病连续请求，皇上责备他应服完丧期，后来韩琦三次上奏章，皇上下诏说必须等郊祀大礼完毕。于是，吕诲进言：“我私下认为君臣的离合，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前世已发生的事可以作为近鉴。陛下亲政才满一年，二府大臣相继请求离去，只有衰老疾病不能胜任事务的人，才容许有进退的礼节。如果奏章早上呈上，诏令晚上就到，蒙受恩宠就立刻起用，这不是要挟君主又是什么？不仅轻慢朝廷的礼制，正好被天下人取笑。宰相韩琦，辅佐圣上，确实有功绩，自去年冬天多次交还印绶，经过几个月又再次上奏章，前奏章中有说：‘自认为孤忠可以树立，哪里知道直道难以实行。’大概是有所愤激而说的，陛下应该体察他的心意。君臣的道义不应当显露出隔阂，朝廷内外听到，颇不以为然。当今枢密院缺乏人才，边防长久松弛，西夏不顺从，边境百姓陷入苦难，茶法更改，商贾不通，经费日益增加，财用日益消耗。在多事的时候，韩琦不思考筹划以救济大事，却委弃而去，能称得上忠吗？为自己谋划则周全，爱戴君主的心意则未到了。我想请求特别下诏旨，敦促晓谕二府，使他们务必同心协力，各自安守职位，尽忠体国，共同达到正道。只有衰老疾病年老的人，不要勉强他们做事，听任他们罢免离去，去安享晚年，这是至仁始终均等的恩惠。否则，大臣轻慢去留的分际，下面的人看什么？朝廷的纲纪，从而败坏了。传闻传到四夷，也有轻视大宋之心，关系确实重大。这几个人去留不宜持久，只有圣断没有疑虑，天下幸甚。”“自认为孤忠可以树立，哪里知道直道难以实行。”是韩琦甲辰年冬天请求罢相第一道表章中的话。吕诲这道奏章应当在韩琦今年夏天请求罢免之后，现在暂且先记载在这里。

知制诰祖无择进言：“中书省不应当在东边，请求与门下省对调。况且门下、中书与尚书号称三省，它们的长官都是宰相的职务，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现在左省在西边，右省在东边，这不能不改变。唐龙朔年间，曾经改左右省为东西台，这又明显不能不改变。”皇上听从了。《会要》认为是三月十四日的事，现在附在月末。

夏四月戊戌日，皇上下诏让礼官及待制以上官员，商议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并上报。这是因为宰臣韩琦等在元年五月奏进呈的缘故。

辛丑日，皇上下诏说：“先前命令监司、知州推荐所属官吏，每年限定名额，本意是防止滥竽充数；不问才能高低，一律凑足名额，这不是诏书的意图。从今以后所推荐的，务必在于得到人才，不必凑足限定的名额。”在此之前，御史中丞贾黯进言：“现在京朝官到卿、监，共两千八百多员，可以说是很多了，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尚未引见的多达二百五十多人。我不敢远引前代，暂且用先朝的事来比较。在天圣年间，法令尚宽，选人凭四考改官，而各路使者推荐部吏的数量没有限制，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曾经担任知州、通判的，虽然不是部吏也都得以推荐，当时磨勘改官的，每年才几十人。后来资历考核增加，而知州推荐官吏，根据属邑多少裁定名额，又常参官不允许推荐士人，其条约比天圣年间逐渐繁杂，而改官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了。然而磨勘符合资格的仍然不超过十天就引见应对，没有等待次序的人。皇佑年间，开始限定监司奏举的名额，法令更加严密，而磨勘等待次序的人已不少于六七十人。皇佑到现在才十年罢了，而杂乱众多达到三倍。从前法令宽松而人数少，现在法令严密而人数增加，这是什么缘故呢？正在于推荐官吏的人每年限定名额，务必凑足数量罢了。如一个郡的太守，每年允许推荐五人，而年终不满这个数量，那么人人都认为遗漏了自己，应当推荐的人避谤畏讥，想停止也不敢。这就是推荐的人多，而真正有才能廉洁的人，难免被无能的人搅乱的原因。我认为应当明确诏告天下，使有人才就推荐，不必满限定的数量。”皇上采纳了他的话，所以下了这道诏书。

丙午日，奉安仁宗御容于景灵宫孝严殿下。

译制胜」。

【五】继迁开始成为边境的祸患，“始”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两本及上述书籍补入。

译【六】自从真宗景德二年与北虏在澶渊结盟

【七】勇猛的士兵和锐气的将领也因此在战场上逐渐涌现

【八】修缮

【九】那么我们再次出击，他们又聚集起来

【一○】那么他们就没有不陷入困境的了

【一一】有不能预先说出的

【一二】交给将领们

【一三】也必须先借助胜利捷报的威势

【一四】以及请求派遣一位重臣亲自与边将商议确定攻守大计等事

【一五】二十万军队

【一六】也未曾商议

【一七】承蒙圣恩深厚

【一八】尸位素餐，厚颜无耻

【一九】丁丑

【二○】清晰得如同指掌

【二一】专注于精锐

【二二】何必再广泛招募禁军

【二三】不是为朝廷深谋远虑，建立长久之策

【二四】命令在皇子两位处供职

【二五】科买

【二六】导致粟帛的数量大有损失

【二七】龙图阁直学士

【二八】公弼奏事完毕

【二九】请求在前任群牧使应裁减的兵额内暂留十人

【三○】查此时公弼以同群牧使权三司使

【三一】赐白金三千两

【三二】文辞严整可喜

【三三】刘几

【三四】请出兵防守

【三五】生民

【三六】陛下即使不想明显加用斧钺来向边民谢罪

【三七】贡院

【三八】俊乂满朝

【三九】嘉佑六年

【四○】现在不符合资格

【四一】遮蔽其媪

【四二】乡时官吏之罪也，何则

【四三】转运使副

【四四】如别无奸巧欺谩以及非理赋敛而导致增羡

【四五】真能如此坚持而不松懈

译“要本”以及上述所引之书均写作“行”。

【四六】“从之”二字原本缺失，依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会要·职官三之二》补入。

译【四七】各路使者推荐所属官吏的人数没有限制。“部吏”二字原本颠倒，根据上述两本及《宋会要·选举》二八之三、《文献通考》卷三八、《宋史》卷一六〇《选举志》乙校正。以下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

起讫时间：从英宗治平二年五月开始，到同年七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

帝号：宋英宗

年号：治平二年（乙巳，1065年）

全文：

五月庚申初一，枢密院上奏说：“嘉佑三年下诏规定，非军职应当罢免横行官，任期届满应当升迁以及有战功殊绩的，都不得授予正任官职；应当升迁的，则改换州名，或者加授检校官、勋封、食邑。查考《会要》，此诏乃是三年十一月颁布的，现在附在此处，不再在那边单独列出。自颁布此诏以来，正任刺史以上官员，断绝了升迁的希望。现在打算趁着他们担任繁要州郡长官或路分总管时，如果再次改换州名或加授检校官、勋封、食邑已满十年的，允许升官至节度观察留后为止；另外，客省、引进、四方馆原本设置使职三人，东、西上合门原本设置使职四人，现在都增加为六人；合门、引进、客省原本设置副使六人，现在都增加为八人；合门原本设置通事舍人八人，现在增加为十人。凡是所增置的职位，必须现任官员应当升迁且有缺额时才补授。其中皇城使改官满七年，如果曾经担任过边防职务，且有本路监司、总管五人以上共同推荐的，授予遥郡刺史，至遥郡防御使为止。”皇帝下诏说：“从今以后，皇城、宫苑副使应当考核升迁的，各自在本班使职定额内从下往上提升五级，改任诸司使；那些从左藏库副使以上，因酬奖以及非正常次序改官的，听任如旧，其余都听从枢密院的请求。”起初，皇帝对执政大臣说：“诸司副使改任使职，应当从供备库使开始，现在对等改任五级，太优厚了。”于是，共同商议条陈上奏而制定了这个条例。这是根据本志记载，虽然实录也有记载，但文字稍显繁琐，唯独本志将增加客省使副员数作为庆历四年的事，则是错误的。此事发生在嘉佑三年八月。

癸亥，资政殿学士、礼部侍郎陈旭担任枢密副使。按：陈旭，《宋史》写作陈升之，大概是为了避神宗嫌名而改的。

在此之前，吕诲上言说：“枢密使富弼请假已经半年，病情未能痊愈，陛下深深惋惜他离去，长期空出他的职位，大概是担忧国家政事，正倚仗他处理机要事务。昨天□奎遭遇丧事，按旧例，百日后有起复任职的先例，恩礼尚未施及□奎却进用王畴，又足以看出陛下励精图治，任用人才的急切。然而王畴最终任职数月，未听说授予官职，为什么先前那么急促而今天这么迟缓呢？张□【一】先前请求归还政事，胡宿又请求外放郡守，他们确实年高不能胜任事务，枢密府几乎荒废，政事将寄托给谁呢？况且边防长久废弛，边境多事，谋划机密事务，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选。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体察军国重任，以百姓为忧，早日选择有才能声望的人，提拔为枢密副使，必须大家一致同意才可以。不应该长期空出职位，让奸邪小人窥探空隙，大肆开辟途径，经营谋求进用，这是必然的趋势。希望圣心留意，那么天下就幸运了。”

到了这时，吕诲又上言说：“陛下励精图治，左右前后，应当得到正直的人辅助机密事务，以达到太平盛世。没想到奸邪小人再次被任用，公众舆论非常压抑。当先朝任用陈旭时，臣与唐介、范师道、陈抃、王陶指出他的奸邪，不应当把他放在二府。奏章接连呈上，丑恶行迹都弄清楚了，外面有近臣主张，里面有宦官引荐，韩琦极力为他铺路，富弼模棱两可不做决断，总共争论了半年，陈旭出京任定州知州，我们被贬谪到江外，事情既然双方都罢免，是非曲直没有断清，人言沸腾，遂成为先帝的一个失误，臣愚昧愤懑痛惜的就是这件事。最近在崇政殿奏对，奉承圣意，说陈旭有才能，有人说他奸邪的，没过几天就听说任命。哪有内外都说他奸邪，英明圣哲知道后反而任用？臣私下认为大臣极力引荐，陛下不得已而任用他。陈旭以往的事迹，略举一二，使皇上醒悟，希望日后能明辨是非。陈旭先前任谏官，审理张彦方公事，删减情节，写出他的罪状，大概是依附宰相刘沆，迎合贵妃，借此侥幸求取功名。仍然多与内臣交结，王世宁与他结为妻族之亲，因而朋党依附，遂得进用。等到任开封府知府，史志聪家人不归还赵烈卖屋业的价钱，偏袒志聪而阻止赵烈，人们对此不平。亲从官逾越皇城的事，徇私听从内省都知的请求，一概不过问。这些行迹明显，众人所知，其余不再详尽论述。臣想到一件事，于体制不安的，王世宁的妻子李氏原本在宫中，先帝命令她嫁给王世宁，也掌管内省要职。陈旭居枢密府，掌握重权，势力雄盛于内外，岂能方便？众人之情颇为惊动，臣怎敢缄默，欺骗蒙蔽朝廷。只希望清圣之心再赐深思，陈旭的进退，系于皇上的决断。”

兵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蔡抗兼任起居舍人、充任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起初在睦亲、广亲宅讲书，出入宫邸，不接受馈赠。皇上器重他，向濮安懿王请求，希望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