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三

译却没有疑惑之心，这难道不是明智的人也有所不及的吗？然而郭君反而因此导致国家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郭君能够知道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就不能说他不聪明。只是因为他见到善行却不能任用，使得君子无法自立；知道恶人却不能清除，使得小人足以结成朋党；因循守旧，积弊日深，其祸害终于导致国家灭亡。既然如此，那么拥有天下的人，能不以此为戒吗？

我私下认为，宗愈欺骗君主、扰乱法纪，毁灭廉耻，他的罪恶显著，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十二件事，我本来已经极力陈述过了。此后的奏章，接连重申坚持之前的论点，恳切之情，想必已经全部呈报给陛下阅览。如果我的话是妄言，那就是迷惑天听，诬陷大臣，应当依法处刑，以威慑天下。如果宗愈的罪行如我所奏，那么陛下就已经知道他的恶行了；知道恶行却不加以清除，这是古人所警戒的。

我身居言官之职，实在畏惧公议，如果不能排斥奸邪之人，整顿法纪纲常，使得众恶势力强大，败坏扰乱政事，那么我即使日后遭受杀戮，也对国家的祸患毫无补益。希望陛下尽早明辨，独自决断，将我前后的奏疏拿出，交付外朝施行，那就太幸运了！

译又说：“臣伏自去岁四月以来，共上奏疏十八次，列举胡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他，至今未见施行，早晚惭愧惊惧，如芒刺在背。臣自任职以来，知无不言，每每蒙受采纳，唯独关于胡宗愈的奏章未获批准，私下揣度圣虑之所以兼容，必定认为时日已久，难以追夺官职，因此特意委屈公议，使之两全。如果真是这样，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曾见仁宗皇帝任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当时吕诲正在言官之位，指责他的私行，极力弹劾，仁宗起初也感到为难，但吕诲论奏不止，奏章多达十八次，历经数月，最终罢免陈升之才停止。胡宗愈自从开始进用，就不符合众人期望，与陈升之没有不同，臣弹劾胡宗愈的奏疏，其繁琐程度与吕诲大致相同，而胡宗愈冒昧居位，与陈升之的时间也不相上下。难道仁祖能在过去接受尽言，而陛下不能在现在听取吗？吕诲能在前驱逐奸人，而臣不能在后除去他吗？以微臣的浅薄，尚且见贤思齐；像陛下这样圣明，难道明知其恶而不除去吗？如果说进退执政大臣，必须有明显的罪状，那么臣查考胡宗愈并非没有显明的罪行。起初任命为御史中丞，与现任宰相明明是姻亲关系，隐瞒不说，窃取要职。当时侥幸别人不知道，知道的人也不敢告诉陛下，欺君乱法，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以至于身任风宪之职，不修廉洁节操，拖欠所住房屋的租金，不肯偿还，被送到开封府争讼，御史弹劾纠举，朝廷一概置之不问，玷辱国体，败坏台纲。胡宗愈因这两项罪名，本应明确贬黜，何况其余奸恶事状尚多，陛下为何优容如此之久？臣又曾考察吕诲弹劾陈升之的奏章，不过认为他资历很浅，声望素来轻浅，任京兆尹时无政绩，却骤然受大用，怀疑他暗中趋附，走捷径而进；等到陈升之妻有重表簄远的妹妹，嫁给宦官，曾与之往来，不避嫌疑。像这类事情，只有几件，大概没有像胡宗愈那样奸邪贪鄙的。臣受任耳目之寄，却让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纳此人，占据职位多年，不能排斥，还有什么脸面出入朝廷，而以谏官自居呢？臣若未被放逐，终不敢缄默，以辜负陛下提拔之意。伏望圣慈早日将臣前后奏章发出，交付外廷施行。”

又说：

臣冒昧沥血陈情，仰求天听，事出迫切，不再文饰，惟望圣慈留意省览。臣自去年四月初八在延和殿与左司谏韩川一同奏报胡宗愈奸邪结党，不堪大任，此后十九次上疏，条陈罪状，而五月间台臣也有弹劾，拖延至此，未蒙施行。先前孙觉、杨康国相继辞职离去，唯独臣与韩川始终论列，未曾敢置之不理。自十一月后，韩川见陛下未赐采纳，坚决请求外补。臣本想在岁前上殿，再以公论开陈，而韩川另有任命，不再供职。臣因左右省并无谏官，拘碍文法，不敢单独请求对答；同时言事之人，几乎去尽，臣若再顾惜身计，不为陛下急切辨明邪正，那么台谏之风日益衰替，奸恶之势日益盛强，实在对圣朝损害不小，此臣所以愤懑感发，而不能自制也。

臣纵观祖宗以来，言官弹击执政，从未有是非不决、枉直两存之理。现在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于众议，也曾以胡宗愈为言，而依违观望，不敢深入论列。臣私下揣度其意，不过认为陛下若驱逐胡宗愈，则李常等人将欺骗士大夫说：“朝廷用我的话，已罢免执政了。”若臣所论太过，忤旨获罪，则李常等人初无切直之言，又可免责。进退无患足以窃位。陛下用此等人为纲纪耳目，对圣德有何补益呢？臣不仅担忧胡宗愈污损庙堂，又忧虑李常等人败坏风宪。

臣伏观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广开言路，提拔忠良，使在台谏，如刘挚、王巖叟等论蔡确、章惇之罪，陛下因此罢免蔡确宰相，罢免章惇知枢密院；又论张璣奸邪，张璣罢中书侍郎；孙觉等论韩缜不合人望，陛下用韩缜为右仆射才数月，立即令其外补；傅尧俞等论李清臣无政绩，李清臣罢尚书左丞。从此四海之内，无不歌颂厌服，认为陛下用人纳谏，有仁宗之风，所以三四年间，公议得行，大臣知畏，小人敛迹，君子道长，难道不是用此道吗？现在胡宗愈自从进用以来，其朋党之外，无一人认为可者。其怀奸谋利，与张璣辈何异；其昏缪无补，则又甚于韩缜与李清臣。难道陛下前日除去这几人之易，而今日除去一胡宗愈为难吗？

臣读魏郑公谏唐太宗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诤，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终有难色。”臣私下认为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汤、武，庶几

译为了防备，那么有愧于夏商周三代兴盛之世的，只不过在于不能始终如一罢了。《诗经》说：“凡事无不有个好的开端，但很少能坚持到底。”《论语》说：“有始有终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吧。”希望陛下以古代圣人的言论为准则，以唐太宗的事迹为警戒，不要让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尚书》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其中是否合乎正道；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其中是否违背正道。”臣狂妄愚昧，违背陛下心意的事情很多，只求合乎正道，或许能有一点点补益。恳请陛下为了宗庙社稷着想，尽早罢免宗愈，决断不要迟疑；另外选拔忠厚端正的人，放在谏官的位置上，来代替常等人，希望能合力向上辅助圣明的治理，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贴黄称：“臣蒙受皇上的恩宠，破格提拔任用，未能报答万一，怎敢轻易决定去留？然而自从议论弹劾执政大臣以来，是非本来难以并存，言辞诚恳真挚，都在这篇奏章里了。如果圣意坚决不改变，那就是臣的言论没有补益，必须援引旧例，自己请求贬黜。况且宗愈顾惜名位，不知廉耻，倘若陛下一味宽容，等待他自行请求离职，按常理推测，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又担心君主仁慈，不想发出臣的奏章，恐怕损伤体面，臣已经一方面向三省申请，请求将前后的奏章交付外朝施行完毕。恳请尽早赐予英明的决断，去除奸邪不要迟疑，以安慰天下的期望。”

译又上奏状申述三省说：“安世自去年以来，共二十次上奏章论列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不符合公议，以及他欺君冒进、奸邪贪鄙等十二项罪状，分条列举上报，请求罢免他，至今未奉到朝廷的指令。深恐上述奏章未曾下发，恳请特别恩准上奏请求下发执行。”

又说：“臣私下认为，前后二十次上奏章列举胡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他，而圣上恩德深厚，务必保全体面，奏章都留在宫中，未蒙施行。胡宗愈侥幸因奏章不对外公布，盗据丞辖之位，包羞忍耻多年，辱没国家已到了极点。臣忝居言官之位，职责在于纠察，于是举出弹劾文书的大致内容，申述给三省。胡宗愈并不避位，视事如常，朝廷内外指指点点，无不鄙夷嘲笑。近世的辅政大臣，毁灭廉耻，未见像他这样达到极点的。臣私下伏案思考：舆论之所以共同厌恶他，不过是责备他无耻这一节；而臣之所以深切痛恨的，是诛讨胡宗愈的心意罢了。臣听说国家设置谏官、御史之职，本意是要肃正纲纪，防察奸邪，所以风采振作，贵贱震恐，并非是一两个小臣敢作威作福，而是朝廷上下的体制，依靠这些才显得严正。现在胡宗愈知道台谏的弹劾，却极力排斥公议，好像视而不见，只认为进言的人不值得顾虑，这是凌蔑陛下风宪的表现。身为大臣而有轻视君主之心，陛下纵然想赦免他，那朝廷怎么办，天下怎么办！假如胡宗愈确实没有其他罪行，仅有此事，也应在谴责之列，何况他欺君乱法，奸邪贪鄙，罪状显著，多达数十条，还怎么足以参与庙堂议论，处于众人瞻仰的地位呢？恳望圣慈深加省察，将臣前后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公开推究。如果胡宗愈的罪行如臣所说，就恳请特别恩赐圣断，早日让他罢职离京；如果臣所论不实，也恳请重行贬谪放逐，以分辨邪正，使天下信服。”

己卯日，尚书右丞胡宗愈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刘安世言行录》记载：“安世上奏三省，共二十次论列胡宗愈，请求将奏章下发。第二天早晨，三省奏事完毕，执政官都退下，帘中有声音说：‘右丞暂且留下。刘某有奏章议论右丞，知道吗？’胡宗愈回答：‘不知议论臣什么事。’宣仁太后说：‘奏章不再下发，右丞应当自行决定去留。’于是罢免了政事。”此事应当考证。）

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上奏：“太史局直长赵齐良上状说：‘我见宋朝以火德称王天下，所造的浑仪，名叫水运，很不吉利，请求更改‘水’字，以避开水克火德的忌讳。’查张衡称之为刻漏仪，一行称之为水运俯视图，张思训所造的，太宗皇帝赐名‘太平浑仪’，名称各不相同。现在新制备了两件器物而通用于三种用途，恳请特别赐名，以符合朝廷制作的本意。”下诏以“元佑浑天仪象”为名。（这是四年四月八日的事，附在许将等人言论之前。）

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详定元佑浑天仪象所先前奉旨制造水运浑仪的木样进呈，派遣官员试验，如果候测天象没有差错，就另外制造铜器。现在周日严、苗景等人昼夜校验，与天道已经参合，臣等试验，昼夜也没有差错。”下诏用铜制造，仍然以“元佑浑天仪象”为名。

后来该所又说：“以前所说的浑天仪，它的外形像球，内部则有玑和衡。外形像球，就可以布置星度，大致像本所制造的浑象的体制；内部有玑有衡，就可以仰观天象，大致像本所制造的浑仪的体制。如果是浑天仪，则兼具这两种器物，合为一器。既然叫浑天，那么它是象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在浑象中设置玑、衡，让人向内窥视天象，以占测为主，所以可以总称为浑天仪，其实它兼具仪和象的功能。现在所建的浑仪、浑象，分为两件器物，而浑仪占测天度的真实数据，又用浑象放在密室中，自行运转，与浑仪参合。如果合并为一器，象即为仪，用来校正天度，那么浑天仪、象两者就都具备了，这也是本朝完备典礼的一种方法。请求重新制作浑天仪。”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下诏罢免石州葭芦寨监酒税官，那里的商税由寨主和监押轮流监管。

辛巳日，下诏上清储祥宫依照图纸修盖，雇佣工匠。（这是根据政目三月十一日所记增入的。）

甲申日，尚书省说京西北路蔡、颍州边界近来惊劫贼盗稍多，百姓不得安居。下诏蔡、颍州今后强盗三人以上及窝藏人，暂且依照重法地分施行，等到盗贼衰息再听候圣旨。

下诏保甲出身使臣，昨天添差充任各处指使，除了应管职事外，不许另外差权刑狱、钱谷、民政等处的勾当。（编录册三月十三日圣旨。）

这一天，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说：

臣在近辅任职待罪，已经过了两年，每天奏报职事，亲耳聆听圣上的德音，退下后伏案思考：皇帝陛下以日益增长的圣明，上承慈训，而太皇太后陛下以仁德，勤政节俭，四年之间，用人立政，施德布惠，用来安抚养育天下

译对上，足以彰显祖宗的盛大功业；对下，足以成为国家无穷的美善，这是天下的幸运，也是万臣所依赖的。臣在此时，得以沐浴在日月余晖之下，充任辅佐之职，即使杀身成仁，又怎能报答这份恩德。然而臣曾经阅读西汉的典籍，看到孝文皇帝在高祖、惠帝之后即位，人心渴望治理，而皇上亲自践行仁德、崇尚节俭，能够勤勉地率领臣下。当时民风淳朴敦厚，府库充盈富足，四方没有犬吠般的惊扰，也可以说是太平盛世，但贾谊的论述，却说：“当今的局势，就像抱着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火还没有烧起来，却称之为安。”等到他忠愤之情迸发，以至于痛哭流涕，臣曾经奇怪他的言论过于夸张。此后不到几十年，治乱的迹象，如同符契相合。臣由此知道，居安思危的心态，只有圣明智慧的人才能具备，而那些私下忧虑、过度谋划的言论，也不可以因为迂腐而抛弃。

译臣近日与同僚在延和殿奏事，两次蒙受皇上宣谕，大意是说当今朝廷之事，固然已经尽心，略有成法，只以长久坚守为念。又因圣虑深远，谈到日后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能得到正人，那就与今日用心无异；如果万一奸邪之人再次进用，迷惑动摇朝政，那就令人担忧反复。然而辨别邪正，全在于一人，这是持盈守成的大戒，而皇帝陛下深切省察领会。臣退朝后叹息欢喜，认为愚臣平日所怀有的为国长远考虑之事，正在于此，还没来得及上达，而陛下已经先知道了。臣的这点诚意，虽然耗尽千般思虑，哪里能达到这样？臣现在借此陈述本末，以完结我的说法，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罪过，试着浏览一下。

恭敬地追念先皇帝凭借聪明睿智，继承累世太平的基业，想着要致力实现太平，重现三代的盛况，认为汉、唐都不值得称道。当时的议论，认为如果不使国家富裕就无法做到，如果不使军队强大就无法做到，如果不使人才充足就无法做到。这三者，是图谋治国的宏大论调。而当时的辅臣如王安石、吕惠卿等人，不能符合先帝委任的本意，于是施展他们的私智，肆意做出乖谬之事，大大违背了先帝的本旨。他们所谓的富国，助役、青苗法变成了聚敛之法；他们所谓的强兵，保马、保甲法流变为残害扰民的政令；他们所谓的用人，进用辩才敏捷轻浮之人，认为他们适应时势，退避老成敦厚之人，认为他们无用。于是天下兴起议论，而先帝颇知此事，所以罢免退下王安石等人不再任用。接着王珪、蔡确之徒，尤其不能顺承先帝的主意，沿袭旧事增加祸患，而先帝又知道政令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正打算改革，却突然去世。忠臣义士至今长久为先帝惋惜的，常在于此。

等到皇帝陛下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陛下共同处理万机，临朝执政以来，对难以长久实行的法度进行修定完善，对危害政事的臣下进行改换，这正是为了述说成就先帝的盛德美志，传之于无穷，可以说完备了。自改革之后，在陛下无所愧疚；天下公议正论，认为理所当然；天下百姓没有不安乐，认为理所当然。然而陛下也知道有人不这样认为吗？臣虽然极其愚笨，尚能推测知道。前日之事，是前日之人借此而进身的。政令在则人存，政令异则人息。现在好比除草，枝叶虽然除去，根株尚存，能保证其不再生长吗？前者，二三大臣的朋党，都失意愤懑，互相勾结，斜视正人，内心反对新政，庆幸朝廷失思，想要追回前日之人，恨不能插手其间。现在分布在内外的士大夫之间，在职的官吏，不是与王安石、吕惠卿同党，就是与蔡确、章惇同党，大约占十之五六，这是臣寝食不安、内心寒心，独自为朝廷担忧的原因。

然而臣的这点心意，并非想让陛下苦苦整治朋党，朋党之大，也岂是容易整治的？只是想让陛下知道此事，常加防范察究，不让他们施展手段就可以了。臣也常深入思考他们的手段，不过是日夜窥伺间隙，日后可以进言时，就制造迷惑之谋，文饰奸邪之言，以激发圣意，动摇政事而已。他们所进献的说法，臣私下推测，大的必定是离间之计，这最容易让人听信，而其祸患也最大，不可不防范其萌芽而深入察究。其次又有两种说法：其一说，先朝造法治国，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从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说，先朝的臣子多不被任用，如蔡确等人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也被弃置在外。这两种说法，从人情来说，则浅近而易听；从义理考察，则无可取之处。

臣谨按：天下的治理，有不可不沿袭的，有不可不改革的。可沿袭的，即使是乱世也沿袭，所以周武王攻克商朝，反商政，政由旧，就是这样。可改革的，即使是父道也改革，所以汉文帝废除肉刑，到景帝时改之；汉武帝造盐铁、榷酤，到昭帝时罢之，就是这样。自二圣临政，首先进用司马光，其余辅臣相继有出入，天下之人清楚知道道义所在，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新政。而陛下又能虚怀公心，开广言路，延纳天下的忠谠之士，无论远近，上章论事，愿意改政令者，不知其数，而圣虑深远，还再三谨慎，不得已，才取十之一二最大的，诏令讲议施行。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吗？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哪里是喜欢变更呢？试着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那么改更是耶非耶，立刻可见。如果说凡是继位的君主，对于先朝的政令都不可改，那么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都是错的吗？我祖宗之法，有久而不便的，先帝曾改之，也可以说是错吗？知道所宜沿袭，知道所宜改革，是先帝的志向。

至于臣僚的进退，既然法度已有更改，那么昔日缘法而进者，非己之便，稍微自行引退，而圣恩宽假，各尽礼数，只有一二奉法尤无状

译像吕惠卿、□居厚这些人刚刚被罢免斥退，天下的议论没有不认为这是公允的。这时，蔡确身为宰相，自己请求外放任职，接着因为家人犯法，谏官们议论纷纷，于是获罪被贬；章惇也因为傲慢悖逆、愤怒乖张，对君父无礼而被罢免，这难道是本来就不想用先帝的臣子吗？大概法律是天下万世的公理。陛下纵然想因为功劳而屈从法律，那天下万世将怎么办！皇帝陛下是先帝的正统继承人，继承大统，实在是天下最大的公义。在先帝病重弥留之际，与太皇太后陛下已经确定了继位人选，并向大臣们宣告，那么大臣们只需奉行罢了，哪里有什么定策的功劳呢？怎么能贪图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常常挂在嘴边，借以谋求晋升呢？古人所说的定策，是指在遭遇变故的时候，不知道拥立谁，大臣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忘记祸患，有所选择并拥立某人，以安定国家，那么这策略是由这个人确定的，所以叫作定策。古人中汉代的霍光是这样，今人中的韩琦也是这样。然而霍光死后才三年，宗族犯法衰败，没听说古今的议论认为宣帝忘记了功臣。所以说：“法律是天下万世的公理。”那么这两种说法难道值得采纳吗？

译设立政令却违背民意，改正它是正确的。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却加以非议，认为这是改变先父的治国之道，这难道是公正的议论吗？这是谗言离间的话。如果像昨天那样，陛下坐视政令不安定，奸邪之人当道，百姓叹息怨恨，却安然不以为虑，为了避免更改政令的小嫌疑，这能算是孝吗？恐怕辜负了先帝传授皇位给皇帝陛下、托付给太皇太后陛下的用心吧？况且并没有听说天下有这种嫌疑。

大抵自从司马光不幸去世之后，朝廷中肯不顾患难祸患、亲身承担责任的人很少了，这确实无法逃脱陛下的圣明鉴察。《传》说：“百年的打算，不如培养人才。”那些共同守护天下、传给后世的人，如果不是同心同德、坚守正道而不迷惑的人，又能托付给谁呢？唉！君子与小人的辨别，是多么困难啊！君子被进用，不曾有心去害小人，只是疏远他们罢了；如果小人被进用，必定想要彻底倾覆君子。所以今天邪正之士，不可以不早加辨别。看汉元帝时期，弘恭、石显掌权，当时贤士如萧望之、刘向、周堪等人，皇上素知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但因触犯弘恭、石显，最终被定罪，有的甚至致死。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正人的势力不能战胜小人。仁宗皇帝庆历年间，韩琦、富弼、范仲淹等当代名臣，一时都被进用，后来没过多久，都不免遭受小人的谗毁排挤陷害，相继被驱逐。然而仰赖圣明，最终得以避免大祸，再次被召回任用，建立功业的，是因为内外多正直之人，奸邪不能得逞。所以君子在上位，小人失意，必定会策划倾覆害人的计谋。如今朝廷清明，幸好没有弘恭、石显那样的祸患，而陛下圣哲，喜好正直而厌恶邪佞，臣所担忧的，是恐怕正人的势力，不能像庆历年间那样战胜小人。

小人的志向，只是追求利益罢了。自从两位圣上临朝以来，开阔大度，包容同异，无所不容，理应都能尽心效力；而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尚敢暗中怀有二心，隐藏怨恨，寻找空隙危害政事，模棱两可、观望动向，他们确实是看到皇帝陛下深沉沉默、谦逊恭敬，不太对朝政表示肯定或否定，不知道圣意将来会归属何处，以为天下大事尚未安定。却不知道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辅佐，无不周全，而皇帝陛下虚心听取采纳，明辨是非，已经很久了。臣反复思忖，君主以一身临御天下，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的细微之处，上关系到宗庙社稷的重任，下统领着百姓的性命，虽然皇帝陛下仁圣之德，出于天赋，但修养心性、端正身行的道理，应当深深得益于太皇太后陛下母仪的训导。

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复辟之后，作《立政》以告诫用人，所以成王适宜百姓、适宜贤人，见于《假乐》这首诗；作《无逸》以告诫安逸享乐，所以成王持盈守成，见于《凫鹥》这首诗，后世称颂三代的隆盛，必定先提到这些。霍光对汉室有功，而奸臣上官桀与藩王等人谋划奸变，上书诬告霍光的罪行。当时，孝昭帝年仅十四岁，察见忠诚与欺诈，诛灭了上官桀等人，更加信任霍光，于是汉室几乎危亡而又恢复安定。臣不胜愚昧恳切，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思周公告诫成王的用意，拥戴保佑、开导指引，以成就皇帝陛下的德行；凡是人的才能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的道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夜讲论，以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基础。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会汉昭帝的明察，以辨别忠邪，使日后奸邪之言、异端之论，无法得逞；常思太皇太后陛下的话语，心中无疑，耳中不懈怠，希望以此永远承继祖宗基业，天下幸运！臣是孤立的外臣，蒙受陛下破格提拔，由言官之路而进用，不敢回避怨恨，不敢希求恩宠，只期望遵循坚守公道，以报答万一。然而前日失意之人，他们的党羽布满朝廷内外，都与臣为仇敌。臣身迹惶恐，危险如同累叠的蛋，如果不是陛下洞察臣的愚直，极力赐给保全，哪有今天？所以臣趁着近日两次蒙受宣谕旨意，冒昧进言，以推广圣意。如果能使涓滴尘埃有助于海岳，那么臣即使死也无憾。贴黄：“臣上奏此书，别无施行，只因为昨日蒙受宣谕，所以因而想要推广圣意。希望不要怀疑懈怠，常以辨别忠邪为心，坚守今日的政事，希望避免日后奸谀之言可以浸润动摇，臣书的大意如此罢了。伏乞留在宫中省览，使蝼蚁般的诚心，或许能补益万一。”

又贴黄：“如今内外持异议的人，每日想要动摇陛下的政事，不可不察。从前，王安石所推行的政事，违背民意而背离情理，然而人们不敢动摇，为什么呢？因为有严刑峻责，进言的人有惩罚，所以人们畏惧他，敢进言的人少。如今朝廷施政，顺应民意而遵循正道，然而人们敢进言，为什么呢？因为陛下仁爱大度，招纳言论、接受谏诤，唯恐人们不进言，进言的人无罪，所以奸人妄意妄为。所以役法一事，自元祐元年改为差役法，是将祖宗的差役法及先帝的雇役法参合使用，又命令监司、州、县广泛访查利害，逐步申明，此后四方论列不一，即使是小官贱士，肆意开口所言，以抒发其愤懑，如今其法动摇改变的，十之六七了，近日又将科举一事，动摇荧惑

译令人困惑。去年元佑元年，两制、侍从以及台省臣僚，经过讨论商议决定，历时一年有余，又经过圣上审阅，方才施行，这也是将祖宗先帝的法令，把诗赋、经义合并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以推行的法度。如今人心已定，只是安石的党羽，极力想要采用经义。臣希望陛下坚守已经施行的法令，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

译又附贴黄说：“关于科举考试的事，臣见已与宰相及以下官员参议，必定为陛下坚守这一良法，不久就必须进呈。然而因为议论弹劾的人不停止，所以先奏报让陛下知晓，臣这点微薄的忠诚，只希望陛下省察。”（确立进士考试四场法，在四月十八日戊午。）

三月乙酉，知广州、宝文阁待制蒋奇任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朝散郎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任直秘阁、代理知广州。右正言刘安世上言：“我私下认为，南海之地，控制着蛮獠，风俗轻浮强悍，容易动乱难以安定。自祖宗以来，选择主帅尤其慎重，必定要有安抚怀柔的德行，辅以严肃制服的威严，让他统辖治理，才能镇静局面。我考察路昌衡人品卑劣，资质残忍刻薄，清议所不齿，已经很久了。正当陛下继承大宝，驱逐群邪，路昌衡与蹇周辅等人均号称酷吏，本应在所废斥，向来是蔡确的鹰犬，极力主张新法，屡次担任要职，众人认为他侥幸免祸。如今岭南的寄托，事任不轻，岂能这样的小人，称得上是简拔任用。”

又说：“臣近来曾议论弹劾路昌衡任命为知广州不当，起初听说尚书省勾销了任命文书，士大夫无不欣悦，今日才知道却有指令，令进奏院依例下发。三两天内，授予与剥夺反复无常，朝廷内外疑惑，实在损害国家体统。我考察路昌衡天性峭直刻薄，狡诈虚妄，从前熙宁年间，任相州安阳县知县，不修士人操守，丑声流传，本路监司将要查办，路昌衡急忙请求寻医，因而得以幸免。然而内心怀疑指使刘龟年宣扬此事，后来陕西用兵，刘龟年恰好在秦州夕阳镇任监押，路昌衡便指名抽调他部押粮草，想借军事，用危险的法律陷害他，从而发泄私怒。当时，刘龟年详细将缘由诉于赵济，于是留下没有派遣，此事喧腾，没有不知道的。我又听说路昌衡守亲丧，寓居南京，竟无哀戚之容，反而做出邪僻之行。有武人刘振孙，等候他微服步入妓家，于是痛打他，被人所救，仅得逃逸。等到路昌衡任陕西转运副使，刘振孙又知宁州，挟持旧怨，勇于报复，便用匿名信，调刘振孙为原州都监。况且匿名文字，按法律不当受理，而路昌衡违法受理。刘振孙事状很轻，曾无免除所任官职的罪，假使应当调动，也无降等的道理。路昌衡任情刺举，不畏公议，一路肃清寄托，将依靠谁呢？我又听说路昌衡审理余行之狱，擅自废除录问，违背经义扰乱法律，天下认为他是酷吏。然而余行旧日游历王珪之门，路昌衡既在案牍之间隐去此事，又密告王珪，以谋取私恩，仍与蔡确暗中交结，所以王珪、蔡确用事之日，路昌衡渐渐显达。陛下即位之初，澄汰奸恶，路昌衡以死党在朝，独自免遭废放。岁月未久，频繁更换剧任，当时士论，固已上讥朝廷，下责台谏。如今南海之地，控制百蛮，推择帅才，尤其应当谨慎慎重。以路昌衡罪恶如彼，而朝廷委任如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贪暴一定不能为陛下布宣惠泽，镇安远民，日后生事，后悔将来不及。伏望圣慈速降睿旨，收回路昌衡误恩，另择良守，以表率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