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六

译新修的实录只在宣仁皇后的传记后面，因为邢恕倾危，略略记载了此事，应当依据邵伯温《辩诬》的内容进行删改修订。吕公着、吕大光的贬谪诏词，依据绍圣年间的邸报。邵伯温《辩诬》中说：关于宣仁皇后训政的事，是邢恕替章惇说的，声称司马光也曾怀疑宣仁皇后在神宗死后有废立皇帝的事。元丰八年神宗驾崩，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从西京赴召，司马光在下浮桥的船中送别，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君主年幼，国家令人担忧，宣仁皇后训政的事恐怕确实存在。”所谓宣仁，是北齐娄太后的宫名。娄太后废黜了她的孙子少主高殷，立了自己的儿子常山王高演。邢恕胡乱认为司马光也有这样的话，用来证实宣仁皇后确有废立之意，使天下人相信。邢恕起初不考证，元丰七年秋天，司马光因为《资治通鉴》修成，向神宗推荐修书的范祖禹，于是范祖禹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邵伯温见到司马光，司马光说：“范纯夫（范祖禹字纯夫），是金玉般的人才。自从他未中进士时，就跟随我学习。至今十多年如一日。既然登科，跟随我修书，又过了十五年，丝毫没有滞留寂寞的意思，所以趁书成推荐他。”这是司马光对邵伯温说的话。范祖禹在十二月赴召，当时冬暖，洛水没有结冰，乘坐漕司的官船前行。邵伯温与留守韩相的儿子韩宗师、士大夫朱光庭、田述古几个人一同送行，没有见到司马光。邢恕说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赴召，司马光送至下浮桥船中，按日期推算，正是神宗驾崩、司马光赴京吊丧的时候。邢恕的荒诞虚妄竟到了这种地步。后来邵伯温见到范祖禹的族弟范祖述，说范纯夫在元丰七年十二月赴召，次年元宵节入朝，因为神宗病重免见。当范祖禹赴召时，神宗还在位。邢恕却说司马光有“主少国疑”的话，可见其荒诞虚妄竟到了这种地步。章惇得到邢恕的话，反而说司马温公把宣仁圣烈皇后比作娄太后，于是追贬司马光为崖州司户参军。又因为吕申公（吕公著）同时为相，也追贬为昌化军司户参军，这是章惇认为吕申公教唆司马温公退出元丰年间的大臣，改变熙宁、元丰的法度。章惇常说：“司马温公是村夫子，不懂这些。吕公著向来有家风，教唆他的。”建中靖国元年八月，邢恕向实录院上状说：邢恕任御史中丞，被章惇排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都以原官罢职。邢恕于是出知汝州。几个月后，改知南京。当时哲宗也渐渐知道林希和邢恕都被罢免，林希有罪名而邢恕没有明确的罪名。章惇担心邢恕再次被任用，就检寻出邢恕在元佑初年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随州时，曾在帘箔前上疏自辩。然而帘箔中固然不曾听取，责罚的命令于是下达。后来再责为永州监当，前后九年，都在谪籍中。都是因为国事，并不涉及私怨，而章惇全部置之不论。到了元符元年冬天，就取下三年前的章疏，抉摘疑似之处，欺骗哲宗圣听，降邢恕三官，责知南安军。章疏中只叙述自己的经历本末，不曾涉及朝政，却详细叙述神宗皇帝追念过去对待臣下的话，考察臣下的本末，记住姓名，于是再次召还馆阁。又说：至于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下，认为忠信，于是任命为尚书省官，却在责词中一并删去不说，特意写上熙宁初年忤旨罢馆职的话，来巧妙地诋毁诬陷。邢恕当时因为帘箔前不被了解，担心被认为以前曾违背正道求取进身，所以说及臣下被任命为尚书职方员外郎时，司马光也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其日期可以考证。章惇见后诋毁说：“自认为与司马光一同被提拔。”又邢恕当时与韩维有交情，所以说韩维向来有名望德行，与司马光、吕公著为一类。章惇见后诋毁说：“指权臣为名德。”这些都见于训词之中，足以作为明显的证据。而去年六月间，章惇尚当权，责邢恕均州分司，反而说司马光、吕公著被追贬海外之日，是由邢恕排挤所致。吕公著被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的口语之罪，并无丝毫关联。章惇贬司马光，已经是厚诬，至于同时贬吕公著海外，当时的人尤其知道他没有罪名。那么吕公著与邢恕几乎不相干，事理非常清楚。至于贬司马光海外，则是因为司马光在元丰八年春天，与范祖禹曾说：“如今皇上已经嗣位，但娄后之事仍令人担忧。”范祖禹先到京师，邢恕因此与范祖禹私下交谈，哲宗才十岁，等到还政，须再过十年。中间的事也有令人担忧的。范祖禹于是称道司马光的话。当时司马光尚未起用，不能深知宣仁皇后的用心，所以有这样的话，然而他对哲宗的心意，则是忠诚的。范祖禹与司马光深知，所以对邢恕说的，正是以司马光为善意，而非恶意。邢恕曾说给蔡确、章惇，也以司马光的话为有忧国爱君之意罢了。当时，朝廷正打算任用司马光，想让他为相，又帘箔在上，司马光在帘前说话就有形迹。邢恕特意密告蔡确等人，难道是以司马光的心意为不善，有陷害司马光的意思吗？到了绍圣年间，章惇怀疑邢恕，担心他不为自己所用，每以司马光、吕公著为言，想要把持。甚至说“邢恕是吕公著的上客”。又说“邢恕过去常托司马光在手掌里”。凡是绍圣年间的侍从臣僚，没有不闻知的。

译那么，在章惇贬黜司马光、吕公着的时候，哪里会容许吕恕知道他的谋划呢？因为叶祖洽弹劾王珪的事情，林希本来是王珪的门生，又是亲戚，章惇既然与林希结为同党，因为林希的缘故，暗中想要庇护王珪。而叶祖洽弹劾王珪，却引用司马光、吕公着与王珪相比，说司马光、吕公着已经被贬为节度副使，那么王珪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而不加惩处？当时王珪被贬，是因为叶祖洽多次上奏章弹劾。至于司马光、吕公着，则已经被贬为节度副使，那之后并没有人议论，又另外没有事情缘由，只是被叶祖洽的话所激怒，于是同日与王珪一起被贬，那么章惇难道曾经过问吗？吕恕又哪里曾经听说知道？只是既然贬黜了司马光、吕公着之后，吕恕才慢慢听说章惇在哲宗面前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娄后的事情仍然值得忧虑”，于是章惇就以此为幸灾乐祸。况且看司马光的责词，说他“确实怀藏祸心”，那么他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吕公着的责词，则与贬为节度副使的责词大体都相互呼应，那之后另外没有罪名，然而不知道章惇当时因为什么与司马光一起被责罚。章惇既然贬黜司马光，知道另外没有事情缘由，就在贬黜司马光的那天，随即画旨下达编类所，凡是涉及臣僚的事情，都命令本所直接取回汇总，并且详细记录，如果有隐匿、增减、泄露的情况，都按除名的罪名处罚。贬黜司马光之后，五十二天，编类所才行文前来，只是取回汇总司马光的言语而已，与吕公着毫无关系。吕恕随即回信详细记录元丰八年夏天，范祖禹对吕恕说，曾经与司马光同在洛河的官船中说到“先皇帝已经继承皇位，然而娄后的事情仍然值得忧虑”。吕恕不久曾对左仆射章惇及已故左仆射蔡确说过，确实是这样。回信现在在编类所的案卷中，可以检查对照。吕恕只说司马光说“仍然值得忧虑”，那就是忧虑恐怕有这种事情。为什么章惇把“值得忧虑”的话，反而指责为“祸心”呢！况且当年二月初，责罚司马光为节度副使时，责词中已经有“暗中怀藏窥伺的邪计，想要满足倾覆动摇的二心”，这两句本来就已经把司马光“仍然值得忧虑”的话，指为“邪计”“二心”，只是言语不够明白罢了。到了贬黜司马光到海外的日子，则说：“竟然与凶恶的同党确实怀藏祸心，甚至引用宣仁太后衰乱不道的谋划，借以比喻宝慈圣烈太后非意料之事。说到这些，积累的忧虑是什么！”只是更加注解“邪计”“二心”的词语而已。就知道章惇再次贬黜司马光、吕公着，是被激怒而这样做的。其中“积累忧虑”两个字，是章惇狡猾，想要把司马光说的“忧虑”字包含在其中罢了。然而司马光所说的“仍然值得忧虑”，直接是担忧恐惧的话，本来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与章惇所说的“忧虑”，文义语脉，道理自然不同。章惇虽然强行想要牵强附会，不免更加显露出他的捏造。如果章惇认为司马光的话明显有恶意，那么当时的责词为什么不真实记载司马光“值得忧虑”的话，以此作为有庆幸灾祸的意思？这样就是写明司马光原本的话。章惇知道果真如此则不足以欺骗迷惑天下，人们必定会有言辞反驳，所以隐藏司马光原本的话，装饰以自己的意思。然而诬陷司马光的特别出于章惇，事理非常明白。吕恕的信又说：不久对章惇及蔡确说过，那么明显可见不是在绍圣之后对章惇说的。这话出自范祖禹。范祖禹与司马光非常交好，本来不是谈论司马光的恶行，吕恕传达范祖禹的话，因此没有陷害司马光的意思。现在圣明正在辨明司马光、吕公着的冤屈，而章惇确实陷害司马光，不自己承担罪责，反而嫁祸给吕恕。与之前责罚吕恕到南安的话说“自认为与司马光一同被提拔”，“指称权臣为名德”者，前后大概不类似。况且章惇将要责罚司马光的时候，吕恕如果与章惇符合同意，那么章惇必定先让吕恕供认分析，然后执行处置，哪里有先贬黜司马光到海外，后来才执行取回汇总的道理？大概章惇知道吕恕与自己不同，如果先来取回汇总，就恐怕吕恕或许有隐匿，或者为司马光解释，那就难以捏造，所以章惇先用自己的意思编织成司马光的罪行，既然贬黜司马光之后，再画圣意，以除名的罪名威胁，才来取回汇总。而吕恕所答的回信如前，就不肯迎合章惇，符同责词，明显可见。况且责罚司马光到海外后半年，吕恕才担任御史中丞，当时林希与章惇相互呼应，说吕恕是吕公着党人，想要以此胁迫吕恕，吕恕恐怕这话必定传到哲宗耳中，于是曾借事奏陈说：“章惇曾经以我素来与司马光、吕公着交好，想要以此控制我。先前章惇常说：‘贤常托司马光在手掌里。’我回答章惇说：‘司马光素来有贤名，在元丰以前，天下之人谁不称赞他的贤德，本来不能预先知道司马光后来做宰相改变更太过分。至于神宗皇帝末年，也曾经特别晋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然而神宗难道不认为司马光贤德吗？’章惇另一天又当面驳斥我说：‘贤是吕公着的上客。’我回答说：‘我是吕公着的上客，固然不敢欺骗相公，但应当在元佑年间，吕恕与吕公着进退、祸福自然不同。当吕公着在元佑年间进用时，吕恕却退隐，当吕公着被帘省所知，得到福分的时候，吕恕招致帘箔之怒才得到祸患。这个却不同。’章惇说：‘如果不这样，那就必须跟着过岭去。’”吕恕既然详细对哲宗说了这两件事，并且说：“恐怕章惇今天以此控制我。想要我顺从他，我自顾念过去确实曾经称赞司马光、吕公着，然而我本来公开说话，没有私心。我如果被章惇控制，那么御史台可以废除了。”哲宗当面告知说：

译你既然与他进退不同，不妨，不要相信。」所谓「不要相信」，是让他不要相信章惇。假如邢恕果然先迎合章惇，证明司马光的罪过，将司马光贬谪到海外，那么章惇、吕希宁还会因此再次受到胁迫吗？只请求查核邢恕被责罚到南安时的告辞文书【七】，其中还说「自认为与司马光一同被提拔」，「把权臣称为名德」，由此可知，当邢恕担任御史中丞时，章惇因为邢恕与司马光等人向来交厚而遭到诋毁，这是显而易见的。程颐被贬到涪州，也是林希与章惇认为邢恕向来以师礼侍奉程颐，所以就在哲宗面前构陷成程颐的罪过。尚未批准贬谪程颐时，章惇就在执政大臣聚会的地方诋毁说：「老师既然这样，作为弟子的人应当如何？」邢恕随即听到这种说法，也曾对哲宗皇帝陈述说：「程颐被贬，臣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臣对于程颐，过去确实是以师友的关系相处，但自从元丰三年，程颐曾到京城与他相见后，至今二十年不曾相会。元祐年间与程颐也不同进退。然而章惇虽然归罪于程颐，怎么能中伤臣呢？只是章惇因为林希的缘故，挟私用刑，那么天下人怎么能心服？理当奏明皇帝。」哲宗说：「明白了。」林希被诋毁，先朝的大臣都听到了他的话，那么邢恕当面向哲宗辩白，这件事是清楚的。林希为章惇谋划，尚且想借程颐来中伤他人，那么对于司马光、吕公着，就更不用说了。如今实录应当详细记载司马光、吕公着被贬的事，那么司马光获罪的始末，应当得到真实情况。请求赐示知晓！刘跂《辨谤录》记载张舜民说：「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二十二，刘跂前往张舜民处相见，张舜民当时在吏部侍郎任上，说：『去年秋天四次登殿应对，都请求早日辨明对宣仁皇后的疑谤，那么各位臣僚家中诬陷构结的事就都消散了。』皇上说：『当时的诬谤本来就不分明，今天却不用分明地辨明它。』问：『曾见过邢恕的责罚诏书吗？那是辨明宣仁皇后的。』回答说：『未曾见过。』后来又责罚周秩到广德军，皇上又说：『也是辨明宣仁皇后的。』」张舜民又说：「娄后的言语本来是章惇说出的，却指着说是邢恕说的。邢恕曾上章请求与贼臣章惇各自戴上刑具，在御史府对辩。没有批准。张舜民曾请求将此章下发给外面，皇上不允。」按张舜民所说的「邢恕请求与章惇各自戴上刑具，对辩娄后之事」，其他书籍并没有记载。应当考证。）

译壬寅日，下诏范纯仁元祐四年罢相的恩例不予追夺，那些已经追夺的一并归还；王岩叟依照吕大防等人的例子追夺恩例；司马光、吕公着遗表的恩例都依照惯例追夺。又下诏赵□追夺原任太中大夫、中大夫两个官职，以及历任的职名，所有赠官也进行追夺，再有类似这种情况的，依照此例施行。这是因为吏部、刑部有请求。

环庆路走马承受李兑、盖横上言：“体察访得张存到达三角川，派遣精锐士兵先进入盐州讨伐击杀，焚烧部族帐篷。返回时，西夏贼兵拦截攻击，官军疲乏，登上高原驻扎休息间，西夏贼兵放火来攻，杀害蕃官承制赵宗锐、使臣赵景浮以及汉、蕃士兵六百七十人。斩获首级除去抛弃的，只收取三百八十二级。”经略司上言：“张存领兵进入盐州，杀戮三千余人，驱掳老幼妇女五百余口，路上遇到西夏贼兵人马追袭，多次战斗，其所获首级以及驱掳的人口，往往携带不了。”下诏环庆路经略司：“张存原本率领将佐以及汉、蕃士卒多少出界？在什么地名遇到贼兵战斗？现在返回边塞的将佐以及使臣士卒各有多少？核实清楚上报。朝廷将商议另外委派官员复核，仍然要具列阵亡汉、蕃使臣的职位、姓名，应当商议优厚给予推恩。”（八月二十二日。）

甲辰日，下诏成都府路产茶的州、军恢复实行禁榷。

礼部上言：每次遇到皇帝亲临耤田，应当差派官员祭祀先农坛。下诏太常寺详细审定仪注。（二十六日，皇上呈上已定仪注。）

礼部又上言：已故宰相蔡确的妻子，请求将旧宗子学赐为宅第。听从了。（三年九月十七日，起初有旨赐宅第，靖国元年四月九日可考证。）

吕惠卿上言：浮图寨完工，请求赐予美名。下诏以克戎寨为名，仍然差派内臣等押送赐给吕惠卿以下银合茶药。（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七日。）

下诏鄜延路进筑声塔平新寨的士卒，除了近修筑浮图寨已特别支给外，因为暴露日久，再给予特支钱有差别。

章楶上言：以前在石门建城一座，好水河建寨一座以及设置烽台等，都已经完工，请求特别赐予名称。下诏石门城以平夏城，好水寨以灵平安寨为名，章楶从朝散大夫、集贤殿修撰改任左朝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本路以及各军暴露日久，加上班师之际，西夏贼兵举众侵犯，各能抵御战敌，广泛斩获，下诏所有曾出战军兵，不论有无斩获，各给予特支。（四年二月十五日并二十八日，起初建议。）章楶起初被任命为渭州知州，请求到枢密院阅览边防奏章，说：“军事难以凭空揣度，希望到本路绘制地图呈上方略。”到达渭州八天，就上言：“其他路所营地，水草都缺乏，不是形势所在，建城不足以成为国家轻重。只有葫芦河川滨水路，是贼寇出入之道，东带兴、灵，西趋天都，可以蓄牧耕稼，且居形胜之地，现在前往建城，平夏国可以岁月间平定。”皇帝重视他的议论，说：“诸路多凭空揣度，而章楶所论，都按图可考，势必能够成功。”全部听从他。章楶于是明面上说贼寇近来更侵犯鄜延，应当修缮边壁，令所部数十城都相先后兴筑。众人害怕产生边患，章楶说：“我老了，只能怯守而已，不知其他。”有人知道而阻止章楶，说：“葫芦河川扼住贼寇咽喉背部，如果有事，他们必以死争。而且川平地阔，贼寇到来难以抵御，士兵不易防守。近来夏人营石门峡，出我境才三十里，探骑不敢靠近，现在却想一旦夺取而有之，必定不能做。”章楶明面上感谢他，而暗中准备畚锸，转运刍粮，整治楼橹械器，凡是战守之用，两个月而备齐。并且告知师期，愿意下诸路练将出讨者，都张虚声以显示之。只有泾原隐然为守计，贼寇不能测度，专备其他路。于是以三月及熙河、秦凤、环庆四路的军队出葫芦河川，在石门峡之口好水河之阴筑二城，共二十二天而完工。在此之前，章楶预先分兵扼守其险要，等到兴役，贼众啸聚，日乘高下瞰，久不能找空闲而出，于是驱其众直趋我军。我军击败他们，斩首千八百级。奏章到达，皇帝大加嘉赏。告诉辅臣说：“章楶到未一旬，即画此策，不到八十天而成功，诸路因此可以举事。”不久环庆、鄜延、河东、熙河都植城堞，屹然并立，夏人惊视不敢动。所以诸路之城戎地，实自泾原开始。（此据章楶传附见。赵挺之《崇宁边略》云：太仆寺丞张匋言：“章楶在泾原进筑二寨，朝廷赐名为平夏、灵平，盖合五路之兵夫共七十余万。民有雇夫以代其役的，日值三千。自正月起役，至四月而罢，费用不赀，未可以千亿计。戎人素有谋略，都远引不出，疑若坐困我师，乘利而出的。”张匋又说：“前日泾原奏筑二寨工毕，同

译林希对宰相章惇说，率领百官入宫祝贺，章惇不听从。章惇借奏事单独面见皇帝，说：“前几天泾原路上报战功，林希想让我率领百官入宫祝贺，我认为这功劳不足以让陛下庆贺，等到不久将梁乙逋、卓贺、夏主干顺等人活捉到京城，我们应当举杯为陛下祝寿，那时也不算晚。”匋又说：“章楶在泾原出兵，曾经损失正规军三千人，章楶没有向皇上奏报，大概是想要掩盖本路损失众多的事实。然而这三千人都有父母妻儿住在营垒之间，于是得不到为朝廷战死的赏赐。这一件事大大丧失了士兵的人心，士兵不再愿意被使用了。”挺之在《崇宁边略》中又说：新任广德知州宋渊说：“如今西边修筑城寨，距离敌国越来越近，距离大朝边境越来越远。远的地方转运粮草更加劳苦，近的地方敌军时常出来侵扰更容易。如果敌军大规模出兵入侵，那么越过城寨长驱直入，城寨坚固的，只能保守而已，不坚固的，平定摧毁如同折断枯朽的木头一样容易。”

译下诏称：镇戎军管辖下新建的平夏城、灵平寨边境地域辽阔遥远，今后由镇戎军知军兼任泾原路沿边安抚司公事的管勾。

章楶上言：“此前在石门、好水河新建城寨，请求创设将、副各一员，由泾原第十一将兼任提举两城寨事务，并以招募汉人、蕃人弓箭手的名义进行。石门城请求派遣官员八员：知城一员，由大使臣担任；都监、监押共三员，由大小使臣互相充任；巡检四员，由小使臣担任。好水寨请求派遣官员七员：寨主一员，由大使臣担任；都监、监押共同三员，由大小使臣互相充任，巡检三员，由小使臣担任。这些城寨官员、巡检，各自命令他们轮流带领人马，分头巡逻，把守截断贼寇马匹来的道路，照管耕种放牧。因为是新开拓的地区，完全依靠同心协力防守抵御，请求都将以二年为一任。除了依照本路极边城寨官员、巡检的令文给予酬劳外，每员再特别升迁一官。其中将官升任路分都监，副将升任正将，如果原本就是正将的差遣，也依照正将的例制；知城寨官升任副将。两城寨各自请求设置酒税官一员，寨主簿各一员，共同管理钱粮的供给缴纳以及防守抵御。此前奏请大城寨每年供给公使钱一千缗，小城寨五百缗，如今好水寨虽然比石门寨小，但因为所设置的官员比石门减少的数量不多，请求每年增加至一千缗作为定额。”下诏全部听从他的建议。

乙巳日，下诏陕西府、河东路颁布德音，依照第五等格例执行。

鄜延路经略司上言：“元丰五年新收复米脂等寨招募到的弓箭手，每名借给农具、牛具钱五贯，粮种五石，由经略司常平仓的钱粮充抵。如今新扩展克胡山、声塔平新寨的情况与此相同，已命令各寨招募到的弓箭手，依照此例借支钱粮。”听从了他的建议。（新本无此条。）

丙午日，右司员外郎安惇试任秘书少监，礼部员外郎曾改任右司员外郎，太常丞刘逵任礼部员外郎，开封府推官李廷宁静任仓部员外郎。

御史蔡蹈上言：“吏部差注新赐进士诸科及第官员，采用元丰三年的指挥，司法官缺额，先注录新科明法，其次注明法人。私下详察先朝既然废罢明经、学究科，特意设立新科明法，以变革旧业，所以优厚地给予恩例，使人们趋向新习。以至于赐第之后，率先进士都注录法司，这是变法之初，用来表示劝勉。经过到现在二十年，旧人中新科者十之八九已消减，恩例的优厚，适宜也稍微减损。请求明法与其他判司缺额一同从上差遣。”听从了他的建议。

丁未日，颁布德音：“制曰：朕安抚统治九州，怀柔四方夷狄。蠢动的西戎，小小的国家，不能忍受其力量，竟敢抗拒大邦。重申命令边臣，奉行薄伐，正共同武服，已奏报肤功。开辟疆土恢复境域的有九座城，都是要害肥沃之地；斩首执俘的数以万计，都是精锐骁勇之人。役事不淹留旬日，捷报没有虚耗月份。而财力没有耗尽，力量没有调动百姓，趁着他们天亡之时，成就这席卷之势。然而想到士卒有暴露之苦，城墙有版筑之劳，适宜广泛施恩，以慰抚边地风俗。凡是陕西、河东路州县，限德音到达日之前，现被囚禁的罪人流放以下的依次降等，杖刑以下的释放。啊！武力所施加的范围广，那么恩泽所波及的程度深。尚且及于你们的心，能够平定这块土地，宣告众人，都使他们闻知。”

三省上言：

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上奏：“访闻两府大臣，曾经议论奏请皇子就傅、建立储君的事，王珪竟对李清臣说：‘这是他自家的事，外廷不应当管他。’蔡确、章惇听到后，当众穷究他所立的言论。王珪不得已，才说‘皇上自有儿子’。蔡确、章惇于是当众宣告，那议论于是确定。我又听说王珪暗中结交高遵裕，曾经招他的儿子高士充传达言语。臣私下思考陛下推举大公至正之心，以宰相之位安置王珪，以高官厚禄供养王珪，共十六年。如今圣体偶然感染微疾，而王珪已怀有二心，这如果宽容，拿什么来向天下显示惩戒劝勉？”黄履贴子：“近来有高士英者竟到臣家，称皇上服药中，如果皇太后或皇后暂代听览，那么传命者审慎。臣正色回答他，认为‘岂可私议’，臣忝居执法之位，高士英尚敢如此率尔发言，如今王珪无故竟自招高士充，又对李清臣有如此言论，私下忧虑必有奸谋。”

到了三月初，黄履又说：“大臣体恤国家，休戚与共，事情有权宜，自然应当奏禀，岂能私有所召，及称‘不应当管他’，这如果宽容，拿什么来惩戒劝勉？臣在左仆射王珪议论储君之际，既然听到这样，不敢不论；如今已过了多日，未见施行。臣私下思考：如果臣的话果然合乎道义，那么王珪不可以没有责任；如果臣的话对政务没有补益，那么臣不可以没有罪过。如今皇太后暂代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定天下，臣即使万死，也是值得的，希望朝廷早赐指挥。”

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上奏：“先帝寝疾，

译宰相王珪怀有二心，行为奸邪，臣僚们曾经详细地弹劾他。蔡确等人参与制定策略，接受先帝临终托付以辅佐陛下，后来权臣独揽朝政，蔡确等人相继被驱逐，又担心日后再次被起用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于是借机诬陷他们，将他们排挤至废黜致死的境地，然后把制定策略的功劳转移给王珪。王珪去世时，赐予宅第、追赠官职、恩赐其子、诏令安葬都特别优厚；而蔡确死在流放之地，虽然蒙受昭雪，追赠并恢复官爵，但恩典待遇与王珪相比却微薄得多。况且父子相继执政，虽然有固定的体制，但国家权力的轻重，也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功过不分明，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如今尽忠的人遭受祸害，奸邪的人受到奖赏，拿什么来教化天下、昭示后世呢？恳请圣上慈爱，追究王珪的罪责，记录蔡确的功劳，优厚地施加恩典。

译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将的高士京上奏章，说：“先父高遵裕在先帝服药病情危急、局势不明之际，有已故宰相王珪召见臣的亲弟弟承议郎高士充，秘密商议，想向先父探问决定，以得知皇太后心中想要立谁为帝。大概是因为那时先父是高氏家族的长辈，又知道先帝一向听从宣仁圣烈皇太后的意见，所以来相问。当时先父流着眼泪，大怒说：‘奸臣敢如此！况且国家自有正统继承人，何必由我来决定！’于是斥骂弟弟高士充：‘如果再敢去，就杖打你致死。’随即把这一意图告诉了先帝身边的机宜官王棫，自然可以查证。私下回想，先父此前因攻打灵州，军队疲惫粮草匮乏，黄河未结冰，所以未能成功。奉圣旨责罚，安置为散官，于是先父去世。此后虽然蒙朝廷稍加起复，但未曾另外给予追赠，如今先父有此忠义之举，又不能向陛下申诉，恳请朝廷详细斟酌，优厚赐予褒奖追赠。”（高士京事件的始末，在《新录》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现在移入王珪被贬为司户参军、曾布自□后。）

又，给事中叶祖洽说：“先帝对待王珪可以说是非常厚待了，从翰林学士承旨，提拔为参知政事，不久又提拔为右相，再提拔为左相，在政府任职共十六年。大概自祖宗以来，人臣遭遇圣明、委任时间之久，没有一两个人。又提拔他的儿子担任馆阁职务，从王珪本人及其兄弟子孙乃至仆役，凡是受朝廷恩命的人，臣不知其数。那么先帝对于王珪，可以说是没有亏欠了。当先帝患病，直到病危，储君之位未定，内外惶恐，伸长脖子盼望。王珪作为上相，众目所视，理应率先建议，首先确定大计，以安慰宗庙。王珪却犹豫观望，含糊不决，直到同僚以大义逼迫他，不得已才答应，不知王珪的心意在哪里？假如同僚不严厉责备他，那么王珪将始终无言，岂不耽误大事？天下至今都归罪于他。虽然先帝恩泽深厚，天下人心归向陛下已久，但名分与实际未定，忠臣义士，怎能没有忧虑？臣在那时，恰在朝廷，亲耳听到士大夫的议论，纷纷归罪于王珪。不久王珪去世，天下没有不高兴的。但是那时朝廷给予的赙赠周恤，恩礼过于优厚，仍然赐给宅第一区，莫非是特殊的恩遇。臣听说特别恩赐宅第，是用来对待元勋异德的，王珪作为臣子不忠，凭什么得到这个？恳请特别下达给有关部门，纠正王珪的罪行，以警戒天下不忠不孝的臣子，使他们知道治世的典章刑罚，没有前后偏私。”

叶祖洽又说：“臣曾经议论王珪悖逆不忠的罪行，已经两个月，未见施行，内外喧扰，不知该怎么办。如果认为王珪的事没有事实依据，那么当时两三位执政大臣还在，以及现在侍从官中很有知道详情的人，都可以考证纠正此事。黄履担任御史中丞，曾经在前议论，刘拯担任右正言，又在后议论。近日高士京又极力陈述其情状，恳请陛下体察臣的话，出于公论，符合众情，决断于独断，以安慰内外。”诏书说：“王珪遗表恩例，全部追夺，其子孙与次远监当差遣，仍然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第拘收入官。已故承议郎高士英，特别追毁出身以来的文书。”制书说：“臣子没有二心，戒律在于怀藏奸诈；国家有常刑，道义难以逃脱罪责。施加后罚，以纠正往日的过错。已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中、赠太师王珪，窃取文华之上的科第，亲身践行柔顺险恶的邪行，逐渐达到显赫职位，于是位居冢宰。先帝优容臣邻，务必尽礼意，掩盖瑕慝，经历多年。邱山之恩，毫发未报。适逢弥留之际，正是忧疑之时，想要预先安定人心，应当早正国本。况且昭考与儿子的意思，素来已经明显；太母爱孙的慈爱，起初没有间隙。却妄自怀有窥测，专门务求阿谀，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利。同僚诘问，久无定言，暗中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显戮，更叨身后余荣。公议不容，旧疏具在，反复参验，心迹明显。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代。贬为散秩，追正误恩，希望让官邪，都知道警戒。可特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枢密院奏事，皇上宣谕说：“叶祖洽屡次有文字议论王珪事，说：‘先帝不豫，王珪为首相，多次召高遵裕之子高士充与之谈话，以及同僚问以大计，回答说：‘教某道甚？’后方说：‘上自有长子。’’又说：‘那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已有文字议论王珪事。’朕认为宣仁圣烈对于社稷大计，圣意素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测。朕曾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然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曾布等说：“陛下推述先后德意如此明白，应当书之简册，以示后世。”这是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用之。按曾布日记，皇上宣谕时，王珪已贬万安军司马。王珪贬万安军司马，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以前已有）

译成命，六日后才颁布。怀疑旧录将其系于十八日，是错误的。现在将其移附于珪之后，同时采用布所记录的以及邵伯温辩诬的内容，另外加以删改修订，希望后世能详细知晓事情的始末。新录沿袭旧录，没有任何改正，在情理上实在难以让人安心。）

译在此之前，枢密院奏事时，皇上宣谕说：“王珪在先帝病重时持观望态度，又召高遵裕的儿子参与议事，当时黄履曾有奏章论列此事，等到同僚敦促逼迫，他才说‘皇上自有儿子’。”曾布说：“此事我们都不知情，只是屡次听章惇、邢恕等人说个大概，不知黄履的奏章还在不在？”皇上说：“在。”曾布等人听说宫中并无此奏章，黄履曾在绍圣初年录奏，比同三省又令黄履抄录私稿作为质证。皇上又说：“高士英这个人，去问黄履谁应当被立为帝，这也曾在黄履的贴黄中论列过。”曾布与林希说：“天命岂可改变，只是小人妄自揣测罢了。况且宣仁太后也必定没有这种心思。”皇上说：“宣仁太后乃是妇人之中的尧、舜。外有王珪等人，内有梁惟简之辈，妄自制造这些纷扰罢了。”曾布说：“皇上德音如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但希望告知三省，在告词中明确陈述此意，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朝廷诛责大臣而陛下推明太母，皇上德音如此，那么谁还敢再议论？应当记载于典册，以昭示后世。”林希进言说：“臣谨当著录于时政记。”皇上说：“告词应当进呈，然后下达。”曾布与林希都称是。（以上都是庚子日的事。）等到王珪的告词发出，曾布想在“国本”之下增加四句说：“先帝付托，群臣所知；太母睿明，圣德无失。”林希称好，并督促曾布去告知章惇。曾布也担心诏令发出，内外有人对宣仁太后产生疑心，于是抄录给章惇看。章惇不得已，只改为：“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林希大喜，认为若非曾布提出，哪里会有这样？使人知道皇上仁孝，对宣仁太后没有疑心，这对国家体统有利。进呈时，皇上指着所增的四语说：“非常恰当！”（这些都用曾布十七日庚子及十九日壬寅所记录的增修内容。）

曾布又曾自述说：“三省先前论列司马光等人阴谋废立，所以不到二十天，再次下诏追贬。于是又揭露王珪观望，以表明定策之功，追贬王珪。”又说：“范纯仁等人其意起初不在蔡确，只是借此以感动皇上罢了。自认为不避怨怒，敢于诛戮谋逆者，以为忠荩，所以皇上也欣然采纳。凡是作奸犯科无不如意，若有异论，即指名逆党，想要钳制天下人的口。唉，可怕啊！曾布只是郁郁不乐，为此寝食不安而已。林希也对曾布说：‘贬谪流放的人不足道，只是设此言以离间宣仁太后，使皇上对宣仁太后不能无疑，导致骨肉间有嫌隙，这尤为可愤。’又蔡京曾说：‘仁宗时曾欲以庶人礼葬章献太后。’但查考国书，实无此事。蔡京等人大概每每想如此。蔡京又说：‘车驾不可幸楚邸。’又说：‘皇上近来已觉悟楚王，二貋尽罢翰林司、御厨，此辈岂可使居此地？’此论殊可骇。」又说：“蔡京曾说：‘天下根本未正。’意谓不诛楚邸，则未安罢了。是时楚王未薨，故有此言。等到被诏作墓铭，乃固辞，也是此意。”（此据曾布尔日录，自五月十九日选取，附于四月末。其言信否，当考。想要著录蔡京等恶逆情状，故表而出之。然而曾布当时位冠枢府，独不能为哲宗稍微进言，可怪也。或者疑曾布所录多假托撰造之词，固然亦不可知。楚王赵颢以绍圣二年十月十九日自冀王改楚王，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仁丧除，三年九月二十九赵颢卒。曾布绍圣四年五月十九日壬庚日录云：近日三省以大防等有废立逆谋之议，及揭露王珪观望，以明定策之力，故重贬大防、王珪等。又说范纯仁等人意不在蔡确，皆欲以此感动上意，及为皇上诛戮凶逆之人，不避人怨怒，以以为忠荩，故皇上亦为之欣纳。凡所欲为奸，无不如意，万一有异论之人，则指以为逆党，想要钳制天下人的口。唉可畏也！曾布又语林希曰：‘曾布每以越职犯分喋喋为戒，然而义不能自已者，噤默不言，则皇上必以为三省所行无不当者，故宁为聒噪，不敢自已。又幸与子中共事，意趣颇为相同，故无所顾避。然而衰拙亦必难久于此尔。’曾布是日郁郁，为之寝食不安，不胜愤惋而已。林希也说：‘贬谪流放的人不足道，但为此言以离间宣仁太后，使皇上对宣仁不能无疑，导致骨肉间有芥蒂，此尤为可愤。兼蔡京曾说：‘仁宗时尝欲以庶人礼葬章献太后。’然而考之国书，实无此事。蔡京辈意大概每每欲如此，殊可怪。蔡京又曾说：‘车驾不可幸楚邸。’又尝云：‘皇上近来已觉察楚王，二貋尽罢翰林司、御厨此辈岂可使居此地？’此论殊可怪。’又说：‘蔡京尝言‘天下根本未正’，意谓不诛楚邸，则未安耳。是时楚邸未薨，故有此论。”

译等到被诏令撰写墓志铭时，他坚决推辞，也是出于这个意思。」在此之前，五月十三日丙寅，章惇没有入朝，吕布便提及王珪的事情【一九】，蔡卞于是说：“这件事只是别人不知道，但不敢认为没有发生过。”吕布回答说：“这是众人所共知的。朝廷正在施行，必定有考证、证据，别人既然不知道情况，谁敢认为没有，这就是没有人敢议论的原因。”这段文字已附在四月二十四日丁未之后，或许仍将此附在五月十三日及十九日之后。再详细考察。）

译皇上即位后，邢恕与蔡确等人自认为有拥立皇上的定策之功。不久蔡确死在贬谪之地，邢恕也被排斥不再任用，心中怀恨，日夜图谋报复。黄履过去与邢恕关系深厚，邢恕诬蔑诽谤宣仁圣烈皇后，黄履参与了谋划。元丰八年二月三日，才追补上这份奏章，并非当日所奏。曾布急忙向皇上请求，是因为知道这是虚妄之辞。高士京是高遵裕的养子，士京担任将官，曾与邢恕同僚。士京平庸昏昧，邢恕一天设酒宴，从容地问士京说：“您知道元祐年间唯独不给先父推恩吗？”士京说：“不知道。”又问：“有兄弟吗？”士京说：“有哥哥士充，已去世。”邢恕说：“这就是传播王珪言语的人。当时王珪任宰相，想立徐王，派您哥哥士充在禁中传播言语，您知道吗？”士京说：“不知道。”邢恕便用官爵诱引士京，说：“您不能说不知道，我为您做这件事，只是不要告诉别人。”于是让亲信王棫润色诬陷之词，替士京写奏章呈上。王珪因此获罪。高遵裕最宠爱小儿子士育，病重将死时，士育未曾离开身边。士育常对人说：“起初没见士充来告诉遵裕王珪询问的事。”后来士京怨恨所得官爵不如意，屡次想自己陈述虚妄，高氏各支族人都厌恶他，断绝往来。（此段参考新录绍圣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记。邵伯温《辨诬录》称：“邢恕因任中山帅，士京为将官。”按邢恕自绍圣元年五月复职，任徐州知州，八月改任河阳，二年三月任宝文阁待制、青州知州，不久从青州入朝任刑部侍郎，未曾任中山帅。现在只说“曾同官”以免矛盾。邵伯温《辨诬》说：“邢恕诱使高士京上书，说他父亲高遵裕临死时，屏退左右对士京说：‘神宗弥留之际，王珪派高士充来问我：‘不知皇太后想立谁？’我斥退士充。’邢恕又不考究，高遵裕既因知庆州时建议取灵武事败，被责为散官，因宣仁的缘故，免予安置，留在京师，宣仁后尤其不喜欢，虽经哲宗登位大赦，也不许起用，又怎能参与策立大计？章惇、蔡卞只想诬陷宣仁，于是追赠高遵裕节度使，升任高士京为皇城使，特意追贬王珪为崖州司户参军，贬高士充为散官。到元符末年，高士育上书，自称是高遵裕幼子，父亲最宠爱，父亲病重将死，未曾离开左右，没见士充来说王珪询问的话，士京也不在父亲身边。当时钦圣太后垂帘听政，特意给士育改任文官，任环庆路经略安抚司干办公事，大概是察知他言语真实。邵伯温见高公谏言，士京是高遵裕养子，士育实是高遵裕幼子。士京既被邢恕诱使做此事，怨恨章惇不重用他，屡次想自己陈述虚妄，南北宅高氏都断绝往来。靖康初年，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论述士京事很详细。端友与高氏子孙相熟。邢恕又说黄履在元丰末年曾有章疏说宣仁后想立徐邸事，邵伯温后来在同州，在曾布之子曾絣处，见曾布手记当时事一卷，说禁中原本没有黄履的文字，黄履家拿出草稿入狱作证。黄履与邢恕自未中第时交游相善，邢恕也与黄履同谋。王棫，京师人。有口才，好议论。熙宁中任熙河路走马承受，退休，家富，游历公卿之门，与邢恕为死党。邵伯温常见王棫、尚洙、李洶在邢恕处，都是妄人。后来章惇因邢恕推荐，取消王棫退休，任北平军知军。不久，王棫死，其子王直方不认为父亲对，常对士大夫说父亲晚年患心病。王直方后也将死，无子，与晁载之相善，将平生所收书尽归晁载之。看王直方所留书画，在其中得王棫与邢恕往来书信一通，都是共谋诬造诸人废立事的。”靖康初年，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辩白宣仁诬谤，其略曰：“起初，元丰中，高遵裕在灵武大败，被责为散官安置。不久，神宗崩，哲宗即位。宰相蔡确认为高遵裕是宣仁族叔，即建议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不私其亲。宣仁在帘中宣谕说：‘高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因此震惊，忧郁成疾，以至弃天下。现在骨未寒，我岂忍心急于私骨肉而忘先帝？’即日批出说：‘高遵裕得罪先帝，现在垂帘，凡高氏推恩唯独不及高遵裕。’蔡确谋大受挫。后来蔡确被责知安州，作诗讥讽，坐贬新州。而邢恕是蔡确腹心，偶然与高遵裕之子高士京在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位事激怒他。使他上书说王珪曾派高遵裕之子高士充来议策立事，高遵裕斥退他。高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是邢恕教他写书。高士充是偏远小臣，素不识王珪，王珪怎能与他议及社稷大计？又从何通宫禁言语？且上书时，王珪、高士充、高遵裕也都死了，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蔡确所修，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

译邢恕，何曾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邢恕的本意只是认为，如果不彰显王珪与他人的分歧，就难以将功劳归于蔡确，却不知这样严重诬陷圣母的罪行极大。邢恕为人，不仅是有识之士所不取，他的儿子邢居实也不赞成他父亲的做法，天下人都知道。章惇，是排斥元祐党人的人。他在帘前奏事时，悖逆傲慢、出言不逊；在都堂会议时，用市井粗俗的语言侮辱嘲笑同僚，这难道是忠厚君子吗？他还说“极力消除徐王觊觎皇位的诽谤”，章惇与王珪、蔡确同为执政大臣并接受遗命，如果当时真的存在分歧，他怎肯再说这样的话呢？那么邢恕的诽谤，可以说是欺天大罪了。因此，绍圣年间蔡卞独自倡导追废圣母的议论，幸亏哲宗仁孝，没有听从他的说法。否则，人神痛愤，失去天下人心，被后世嘲笑，后悔得及吗？”王巩《甲申杂记》说：“武臣王棫受邢恕指使上书，诬陷宣仁太后对哲宗有异心，又教唆蔡渭等人上书议论元祐及元丰末年的事，那些书信满满一箱都在，全是邢恕的手笔，其中涂改删改的地方不止一处。王棫在哲宗朝议论此事，得以担任合门职名。王棫死后，他的儿子王直方特意拿出这些书信，给亲近的人看。从元丰末年到宣仁太后去世，没有不被诬陷的人，而禹玉（刘挚）尤其严重。蔡奉议蔡蕃曾对王直方说：‘即使让王氏子孙耗尽家产，我也愿意得到这些书信。’蔡倅蔡润经过高邮时，对我说了这件事。王棫住在东京九龙庙旁边。”刘跂《辨谤录》记载李清臣说章惇在元符末年因奏事自己说：“王珪、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的处置，都是邢恕告诉我的。”邢恕因此获罪受责。邢恕上章请求与章惇各自戴上刑具在官吏面前对质，奏章没有下发。刘跂的记录共有十多段，已附注在元符元年五月辛亥及七月庚午日。）

译戊申日，西上合门副使苗履代理兰州知州，并兼管沿边安抚司事务。（苗履代理兰州知州一事已在三月七日记载过。元符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苗履再次代理兰州知州，接替王舜臣。）

御批：“近日前往景灵宫举行朝献礼，宗室中遥郡王级别的官员只有六人前往。现在根据合门奏报，大宗正司核查后，并没有不赴会的人。仔细查看其中称因缺乏人马而未能前来的理由，并不属实。应当依据哪条法令，命令迅速详细地列举上报，不得包庇纵容。”（御集记载于绍圣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命令大宗正司列举上报。最终详情不详。）

己酉日，臣僚进言：“文德殿临朝听政，轮流派遣官员当面陈述意见，这是沿袭唐代的制度，由来已久。建隆年间的御札说：‘今后在内殿问安，所有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都依照旧例轮流陈述意见。’所以自祖宗以来，每逢轮流陈述意见，侍从之臣也都参与。元佑年间因为臣僚建议，请求免除侍从官轮流陈述意见的义务，随后有旨意：‘职事官中权侍郎以上的一律免除。’从此以后，轮流陈述意见只派遣卿监和郎官而已。臣认为侍从之臣，都是文学方面极其优秀的人选，以备顾问，公卿之才，由此途径产生。请求从今以后临朝轮流陈述意见，依照元丰年以前的制度。”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代理礼部侍郎范镗等人进言：“本朝旧例，园苑中视察庄稼，属于游幸性质，如今皇帝亲临耤田，则属于典礼。先农坛是在元丰年间迁移到耤田旁建立的，臣等参详，每逢皇帝亲临，应当派遣官员祭告。请求派遣太常卿，在到达之日清晨行礼，使用御封香、祝文、祭品等，都按照常规礼仪【二一】。另外，耤田所产的庄稼，都作为祭祀的供品，皇帝亲临，则取新收获的谷物进献，应当放在首位。请求等到收割麦子完毕后，将所进献的麦子按照需用数量，先用黄绢袋封存交给有关部门，令其制作成祭祀用的食物，在皇帝亲临的次日进献于太庙。派遣官员、祭品等都按照当时进献新谷的礼仪，然后进献供品并赏赐，都依照旧例。秋天视察收割禾稼，也应当照此办理。另外，收割麦子和庄稼，属于同一时节，现在请求等到观麦礼仪完毕后，皇帝移驾到稻池彩殿去视察庄稼。”下诏同意。（二十一日命令制定礼仪细则。）

庚戌日，于阗国进贡地方特产。（初三日已记载，应当保留一处，删除一处。）

壬子日，原州知州李澄改任岷州知州，并兼管洮东沿边安抚司事务。

吏部进言：本次科举考试中进士出身的人中，宗室非袒免亲者，授予官职。下诏赵季同、赵不惨、赵子仁依照吏部命令，在本甲的名次上注拟官职，赵子璪依照敕令开启名次。

译七

卷四百八十七

起讫时间：从哲宗绍圣四年五月甲寅日开始，到当月庚午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