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

译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等人均被降职。癸丑日，皇帝在内东门幄殿临朝。

译甲子日，皇帝在延和殿，赐予进士许将等一百二十七人及第，六十七人与同出身；诸科一百四十七人及第或同出身；又赐予特奏名进士、诸科一百人及第或同出身，以及各州文学、长史。许将，是福建人。

乙丑日，因为皇帝身体康复，宰相前往东上合门上表祝贺。

辛未日，月末最后一天，皇帝在福宁殿突然驾崩。当天，皇帝饮食起居尚且平安正常，初更时分，忽然起身，急切地索要药物，并且召见皇后。皇后到来后，皇帝指着心脏说不出话。召来太医诊视，用药、施灸，已经来不及了。三更时分，于是驾崩。左右侍从想要打开宫门召见辅政大臣，皇后说：“这个时候宫门怎么能夜间打开！暂且秘密告知辅政大臣黎明时进入禁中。”又去御膳房取粥。太医出来后，又召他们进来，派人看守他们。

夏季四月壬申日，初一，辅政大臣进入寝殿。皇后定下计议，召皇子入宫，告知皇帝驾崩的消息，让他继承皇位。皇子惊恐地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于是转身逃跑。辅政大臣一起抓住他，有的解开他的头发，有的给他穿上皇帝的衣服。召见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侯以及宗室中刺史以上官员到殿前传达旨意。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诏，王珪惶恐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韩琦对王珪说：“先帝在位共几年？”王珪醒悟，于是下笔起草。直到太阳西斜，百官都聚集，还穿着吉服，只是解下金带和所佩的鱼符，从垂拱殿门外哭着进入，在福宁殿前列队。哭毕，韩琦宣读遗诏。

英宗即皇帝位，在东楹接见百官。百官再次拜见，回到原位哭泣，然后退出。皇帝想要守丧三年，任命韩琦代理冢宰，辅政大臣都说不可，于是作罢。蔡氏《直笔》记载说：仁宗突然驾崩，慈圣光献皇后秘不发丧，秘密召英宗入禁中，下达内批宣告大臣。第二天，却去问候，天亮时打开内东门，才开启垂拱殿后门宣布皇帝旨意，命令大臣从垂拱殿进入。宰相韩琦以下到福宁殿下，再次拜见，登上台阶，叩帘想要进入，内侍说：“皇后在这里。”韩琦退后站立。皇后放声哭道：“天下不幸，昨夜官家忽然升天。”大臣们放声哭。皇后说：“怎么办，相公？官家没有儿子。”韩琦说：“皇后不可说这样的话，皇子在东宫，为什么不直接召他进来？”皇后说：“他只是宗室，立了他，以后难道没有人争夺？”韩琦说：“还能有什么可商议的！”皇后于是说：“皇子已经在这里了。”刚命令卷帘时，英宗已经即位了。韩琦退下对同僚说：“刚才怎敢乱说一句话！”于是宣布班列，起草遗诏。殿帅郝质告诫殿前班兵说：“现在入殿，等看见我山呼跪拜时，你们才得山呼。”郝质叩殿阶禀告宰相：“想上殿看看官家。”韩琦请示皇后，皇后允许了。当时英宗散发披面，用帽子盖着。郝质慢慢插好笏板拂开头发，仔细观看，下殿山呼跪拜，殿前班也山呼跪拜【一】。当时朝中舆论称赞有如此宰相、殿帅，天下难道不安定吗。查司马氏日记，则英宗在宫外，第二天召入。韩琦家传也说派遣中使扶持皇子，不久皇子到，与日记相同。如《直笔》所载韩琦对皇后说的话，如果真有，家传必定不会遗漏，恐怕出于传闻，不可信。又此时殿帅是李璋，而郝质实际上是马军帅，《直笔》大概错了，现在都不采纳。邵氏《闻见录》也说，仁宗病危当晚，光献就召英宗入宫，第二天大臣才入，英宗即位，与蔡氏《直笔》相同。然而实录、本纪都说辅政大臣到福宁殿，皇后传达遗旨，命皇子即位，没说先召皇子入宫。神录曹太后传独说先召皇子入宫，第二天才召辅政大臣，更须考证详细。

癸酉日，大赦天下。除了常赦所不原谅的罪行，百官晋升一级，穿绯紫官服及十五年者，允许改换服色。优厚赏赐各军如同干兴年间的旧例，所费大约一千一百万贯、匹、两，在京花费四百万。

当时禁卫军互相告知，干兴年间的旧例，宫内赐给的食物中有金子【二】。不久宫中果然赐食，众人看食物中没有，纷纷议论。殿前副都指挥使李璋叫来他们的长官对他们说【三】：“你们平时衣食靠官府供给，主上尚未临朝政已优厚赏赐，你们有什么功劳还如此说，敢喧哗者斩！”众人于是安定。职方员外郎、判吏部南曹的王端说：“公卿子弟，襁褓中得官，未曾从事职事【四】，而赐给的服饰与按年劳晋升者相同，用什么来表示劝勉。请从从事职事那天开始计算。”于是定为法令。王端，是王质的弟弟。

命令引进副使王道恭向契丹报丧，左藏库副使任拱之向夏国报丧。任拱之仍携带赐予先帝的遗诏及遗留物品。

三司上奏请求内藏库钱一百五十万贯、绸绢二百五十万匹、银五万两【五】用于山陵工程及赏赐。听从了他们的请求。

宣庆使石全彬提举制造棺椁，进献画样，诏令务必坚固完整，不要过于华丽装饰。

武胜军节度使李璋，查此即前文殿帅李璋，大概兼任武胜军节度使。镇东留后李端愿、同州观察使李某请求随宗室别班赴临。诏令李璋管军，同百官入，李端愿、李某听从

译乞。

皇上刚即位时，与辅政大臣谈话，都不直呼其名。等到将要责罚贬降医官时，有人想为孙兆、单骧开脱，对皇上说：“先帝起初让孙兆等人进药，都有效验，不幸落到这般地步，这是天命，不是医官所能左右的。”皇上严肃地说：“听说孙兆等人都是两府所推荐的，是真的吗？”回答说：“是的。”皇上说：“既然这样，那么朕就不敢过问，只由你们酌情处理吧。”众人都惶恐不安。甲戌日，孙兆被编管到池州，单骧被贬到峡州，同时被责罚贬降的共十二人，只有单骧、孙兆被贬到遥远的地方。

译乙亥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听政，皇帝没有听从。

下诏说：“天下官职名称、地名、人的姓名与皇帝御名相同的，都要更改。将‘部署’改名为‘总管’。”

任命韩琦为山陵使。

在此之前，辅政大臣奏报事务，皇帝必定详细询问事情的始末，然后做出裁决，没有不合理的，朝廷内外一致称颂，都称赞他是明君。这天傍晚，皇帝忽然患病，不省人事，言语失去条理，又召已经被责罚降职的医官宋安道、甄立里、秦宗一，王士伦等人入宫侍奉疾病。

丙子日，尊皇后为皇太后。

丁丑日，群臣三次上表请求皇帝听政。

戊寅日，下诏允许，不久因为疾病未能实行。有关部门请求改日进行大敛，司天监占卜说近日不利皇上及太后，皇上说避开太后就可以了。

己卯日，举行大敛，皇上病情加重，号叫狂奔，不能完成礼仪。韩琦急忙扔掉手杖掀开帘子，抱住皇上，呼喊内侍，嘱咐他们加倍小心拥护，又与同列大臣一同向太后禀报。下诏，等到听政之日，请太后暂时代为处理政务。礼院奏请：“那天皇帝与太后一同在内东门小殿垂帘，中书、枢密院合并班次问安，依次奏事；如果非定时召见学士，也允许到小殿；皇太后处理政务时自称‘吾’；群臣在内东门进名问安。”听从了他们的建议。韩琦扔掉手杖掀开帘子，拥护英宗的事情，根据家传及王岩叟的别录，国史中并没有记载。

庚辰日，派遣供备库副使夏僖等二十人，向各路官吏军民宣告先帝驾崩以及皇上继位的旨意。

谏官司马光等人说：“私下看见先帝驾崩，已经接近十天，向契丹报丧的使者还没有出发，又听说没有事先告诫使者回答关于继嗣问题的言辞，臣等私下议论，深恐不妥。为什么呢？国家既然与契丹结为兄弟之邦，遭遇这种大丧，理应立即发讣告。他们那里刺探消息的人，到处都有，现在天下都穿白色丧服，他们那里难道能不知道？而报丧的人还没有到达那里，他们会认为中国有什么变故，能不猜疑吗？自古以来大宗没有儿子，就从小宗选取作为后嗣，记载在礼典中，难道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吗？如果敌人有问，全都如实回答，有什么损害呢？现在向使者询问继嗣之事，而使者回答不知道，事体怎么能稳妥便利呢？陛下当初作为皇子的时候，诏书已经布告天下，他们那里怎么能不知道？现在如果用虚辞回答，不足以欺骗他们，反而足以招致他们的嘲笑侮辱。国家自从与契丹和亲以来，五十六年，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国家有大变故，正是邻敌窥伺的时候，怎么能再因处理失当，自生嫌隙呢？臣等希望朝廷早日决定此事，让使者日夜兼程进发。如果那里问及继嗣，都如实告知。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行得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辛巳日，命令契丹祝贺干元节的使者、保静军节度使耶律谷等人进献祭文祭奠梓宫，在东阶拜见皇上；允许西夏使者拜见，命令合门使将书信和币帛送入。

起初，契丹使者到达德清，朝廷大臣中有想要拒绝他们的，有想要等他们到达国门再晓谕令其退出的，议论没有决定。太常丞、集贤校理邵亢请求允许他们的使者捧着国书放在灵柩前，使他们得以拜见皇上，以安抚远方之人。下诏听从了他的话。以前契丹使者连同书信，只有这一年只记载耶律谷等人，现在因此一并记载。龙图阁直学士周沆担任馆伴契丹使者，起初没有允许拜见，先下诏取书信放在灵柩前。使者坚决请求拜见，说：“取书信，不是固有的典制。”皇上因为正穿着丧服，推辞了。使者拿着书信不肯交给合门使，周沆说：“以前北朝有丧事，南朝使者到柳河就返回了。现在朝廷重视邻邦友好，允许北朝使者到达京师，在灵位前传达旨意，恩惠礼节已经很优厚了，怎么还要以取书信为嫌呢！”使者立即交出书信，然而皇上最终也接见了耶律谷等人。朝廷不知道契丹国主的年纪，周沆从容地借其他话语来询问，使者出乎意料，急忙如实回答。不久后悔了，互相看着惊讶地说：“现在又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南朝了！”按：周沆先前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任庆州知州，这时已经被召回任通进银台司知事、判太常寺了。这里还称直学士官职，与本传不合，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壬午日，辅政大臣在柔仪殿西合入宫对答，皇太后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起初商议皇帝与太后一同在东殿垂帘，辅政大臣合并班次依次奏事。等到这时，皇上正在服药，暂居柔仪殿东阁的西室，太后住在东室。辅政大臣进入西室问候圣体，于是奏报军国大事。太后于是独自坐在东殿，辅政大臣将政事再次在帘前奏报。

癸未日，宫内拿出遗留物品赏赐两府、宗室、近臣、掌兵官员，各有差别。富弼、文彦博当时居丧，都派遣使者前往赏赐。赏赐富弼、文彦博在庚辰日，现在一并记载。

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说：“承蒙恩赐遗留物品，像臣所得已经有一千缗，何况名位逐渐升高，必然受到的赏赐更加丰厚，整个朝廷之内，所花费的何止巨万！私下认为国家用度一向窘迫，又遭遇大丧，历代所藏的财物，几乎耗尽。传闻外州、军官库没有钱的地方，或者借贷百姓的钱，来供应赏赐，一旦要取办，逼迫用鞭打。在这个时候，群臣什么心能接受厚赐！何况将来山陵

译所需用的物资，完全没有准备，国信使节往来，又应当供应，万一再发生水旱灾害、军事行动的忧患，不知道朝廷将如何处置。如果国家用度不足，必定加重对百姓的赋税，百姓已经困顿贫穷，怎么能够供给命令？被饥寒所驱使，必定成为盗贼。这是关乎安危的根本，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要把它当作小事而忽视。我确实知道在乾兴年间，曾有这个先例，但也恐怕当时所赏赐的，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多。况且当时国库最为富足，如今财力耗尽，十中只剩下一二，怎么可以只说是旧例，而不考虑增减呢？况且我们委身做臣子，共同谋划国家大事，如同手足耳目，好比一个整体，安定则都安定，危险则都危险，哪里是等到多得金珠，然后才尽忠尽力？恐怕这不是对待士大夫的道理。如今皇帝去世，天下哀痛，群臣各自晋升一级官职，不经过考核，恩泽已经很厚，实在不忍心再接受赏赐物品，借公家的灾祸，谋取私家的利益。希望圣上仁慈，允许侍从之臣，各自按照心意进献金帛钱物，来资助陵墓的费用。这样则君王的恩惠向下流布，臣子的忠诚向上传达，上下相亲相爱，融洽于极致的和谐，既可以稍微舒缓民力，又不至于有损国家体制。吕公著于是与同僚到客省进献，皇帝下诏说乾兴年间没有这个先例，拒绝了。

译司马光又说：“如今国家多事，人心危惧，正是朝廷斟酌时宜、损益变通的时候，怎么能不探究利害，只是沿袭旧例呢？况且赏赐给群臣的物品，比旧例多出了几倍，而群臣有所进献，却说旧例没有。虽然圣恩务求优厚隆重，然而有廉耻之心的群臣，有何面目自安！又有州县鞭打平民，逼迫索取钱物，以救济一时的急需，不知道乾兴年间何曾有此先例？由此可知国家的虚实缓急，随着时势不同，怎么能专执旧文，不加裁减。现在大丧之后，内外困穷，所有在位的臣子，都应当焦心克己，以拯救祸患。如果接受这不寻常的赏赐，安然拥有，毫不惭愧，那么士人必定说：‘我们劳苦，所得微薄，群臣安坐，却专享厚利。’他们的心怎么能不怨恨？百姓也会说：‘我们剥肤椎髓，以供赋税，而钱财浩浩荡荡流入群臣家中，如泥沙般不珍惜。’他们的心怎么能不愤怒！亲近的人怨恨，疏远的人愤怒，为国家谋划的人，能不深思远虑吗？因此我们这些人微薄的心意，想要退还这些物品，不是说这样可以增加国库的财富，帮助用度的急需，其用意在于沟通上下之情，安慰远近之心，堵塞无厌的怨恨，化解重敛的愤怒。恳请朝廷留心省察，知道这是安危的根本，不是夸耀小廉、谨守小忠。”朝廷最终没有允许。司马光于是将所得的珍珠作为谏院的公使钱，将金子送给他的舅舅，道义上不在家中收藏。

甲申日，宰相韩琦加任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进封卫国公；韩琦本传称进封卫国，实录称魏国，现在遵从本传。查《宋史》，进封卫国公与山陵使任命同时，后来太后还政，又拜为魏国公。曾公亮加任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枢密使张升、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抃都加任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胡宿、蔡齐都加任给事中。

司马光上疏皇太后说：

众生无福，先帝突然弃天下而去。皇帝继承大统，因哀痛毁损而成疾，未能亲自处理政务，恭敬地请殿下共同决断各种事务。臣愚昧地揣度，殿下念及宗庙社稷的重任，为四海百姓考虑，不得已而临朝，并非心中所愿。如果皇帝圣体不久康宁，殿下必定推辞而不居位；如果药石未见效，那么殿下暂且总揽万机，无暇自安。所以凡是举措动静，不可不谨慎戒惧、留心在意。

如今天下的形势，危如累卵，无论大小官员都战战兢兢，忧虑百端。如果不是君臣同心，内外协力，早晚勤劳，以顺应国家的急务，那么祸难的发生，岂能后悔得过来！安危的根本，在于用人；治乱的关键，在于赏罚，这两者不可不考察。如果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贤能者晋升，不肖者退下，忠直者亲近，谗佞者疏远，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安定？任职的臣子多非其人，贤者退下，不肖者晋升，忠直者疏远，谗佞者亲近，那么天下怎么会不危险？赏赐不因喜悦，惩罚不因愤怒，赏赐必定有所劝勉，惩罚必定有所惩戒，那么天下怎么会不治？喜悦就滥赏，愤怒就妄罚，赏赐加于无功之人，惩罚加于无罪之人，那么天下怎么会不乱？既然这样，那么天下的安危治乱不在于其他，在于君主方寸之心而已。

大凡驾驭下属的方法，恩惠过度则使人骄傲，骄傲就不能不用威严来制止；威严过度则使人怨恨，怨恨就不能不施以恩惠。恩威之道，是圣人用来治理世道、驾驭世俗的方法，如同天地有阴阳，减损增益，不失中和，以生成万物。恩惠，是想要万物亲近自己，有时却产生怨恨。威严，是想要万物畏惧自己，有时却产生轻慢。小人的本性，恩惠过度则骄傲，骄傲而加以裁抑，就怨恨了。爵禄赏赐，妄加于人，那么他的同类都说：“我和他才能相当，功劳相等，他得到了而我独独没有得到，为什么呢？”这是施出一恩而招致群怨。所以说：“恩惠有时会产生怨恨。”威严太盛，那么人无处容身，刑罚烦苛，就滥及无辜，滥及无辜，那么他的同类都说：“这种过错，谁没有呢？他既然不能免，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于是困迫而思乱。作为上级的人，反而更加畏惧而寻求姑息，这是始于严厉而终于轻慢。所以说：“威严有时会产生轻慢。”像这样，作为上级的人岂不非常困难吗？大概善于做上级的人不是这样，恩惠施于有功之人，而惩罚必加于有罪之人。恩惠虽然极厚，而人不敢骄纵，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所赞同的。惩罚虽然极重，而人无所怨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众人所厌恶的。先帝天性至仁，群臣的功劳或许不足以言说而赏赐已经极厚，罪行或许不可容忍而惩罚极轻，好是好了，而小人不识大恩的，或许几乎骄慢。臣私下揣度殿下如今继位执政，必定用严厉来纠正。用严厉纠正，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天下之人，浸润在先帝圣泽中日久，一旦突然施加绳检，恐怕惊骇而离心。希望殿下慢慢地用义理教导他们、告诫他们，有不听从而且尤其无良的，然后施加刑罚，那么谁敢不肃然？这是善中之善。

译从前大行皇帝即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皇帝圣体，整顿四方纲纪，提拔贤良、斥退奸佞，镇抚朝廷内外，对赵氏宗庙确实有大功。只是因为自我奉养的礼仪有时尊崇过度，外戚中鄙陋卑贱之人有时玷污官职，身边谗言阿谀之臣有时窃取权柄，这就是她遭受天下人诽谤的原因。如今殿下刚刚主持朝政，四方之人，没有不观察倾听以窥测殿下盛德的。臣认为凡是名分体制、礼仪法度等自我奉养方面，都应当深深自我抑制减损，不能完全依照章献明肃皇太后的旧例，以成就谦恭顺从的美德，符合四海之内的期望。大臣中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朴直率如薛奎的人，殿下应当信任并任用他们，与他们共同谋划天下大事。鄙陋卑贱如马季良，谗言阿谀如罗崇勋的人，殿下应当疏远他们，不可用禄位宠幸他们，听信采纳他们的言论。

译臣听说妇人嫁入夫家后便以夫家为内、以娘家为外，何况后妃与国家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如果赵氏安定，那么百姓也都安定，更何况曹氏，必定世代长久享有富贵，这是显而易见的。赵氏不安定，那么百姓就会陷入绝境，曹氏即使想独自安定，难道可能吗！因此，政就是正，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至公更重要的了。臣希望殿下在群臣中仔细选拔，有贤才就举荐他，有功绩就赏赐他，即使地位低贱如官役，关系恶劣如仇人，远在千里之外，都不可以抛弃遗漏，这样那么谁不受到鼓励呢！群臣中，职事不修就罢免他，有罪就惩罚他，即使尊贵如公卿，亲近如兄弟，近在眼前，都不可以宽假，这样那么谁不感到畏惧呢！行善的人受到鼓励，作恶的人感到畏惧，百姓称职，万民乐业，天下的安定，就像倚靠泰山坐在平原上一样，还担忧什么呢！然后等待皇帝圣体平安，将治理国家的事业交给他，自己居住在长乐宫，坐享天下的供养，那么殿下圣善的德行，冠绝前古，光耀后世，即使是周朝的文母、汉朝的明德皇后，也不足以相比。

乙酉日，制作受命宝，命令欧阳修篆写，上面的文字是“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征发各路士兵四万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皇陵。

丙戌日，将国子监所印的九经及正义、《孟子》、医书赐给夏国，是应其请求。

丁亥日，任命皇子、右千牛卫将军仲针为安州观察史、光国公，右内率府副率仲纠为合州防御使、乐安郡公，仲恪为博洲防御使、大宁郡公。

翰林学士王珪上言：“圣体已经安康，皇太后请求停止权同听政。”随即命令王珪起草还政文书，不久没有实行。司马光日记：十六日丁亥，王珪请求皇太后还政。实录没有记载这件事。又根据王珪文集，有皇太后第一次还政书，注释说：嘉佑八年四月十八日辰时，通进司降下御宝札子命令撰写，当日未时进呈。十八日是己丑日，实录也没有记载这件事。现在依据日记记载此事，尚须考证详实。

火星从七年八月庚辰日傍晚隐没，累计二百四十九天，命令辅臣在集英殿禳灾。己丑日早晨，在东方出现。

癸巳日，权三司使蔡襄奏请大行皇帝的山陵完全采用永定陵的制度，于是右司谏王陶上言：“民力正处困顿，山陵不应当以永定陵为标准。”此后京西转运使□充楚建中、知济洲田棐相继上言，请求遵行先帝遗诏，山陵务必崇尚俭约，皇堂、上宫除了明器之外，金玉珍宝一概摒弃。建中是须城人。礼院编纂苏洵也写信给韩琦极力劝谏，甚至引用华元不臣的事来责备他，韩琦为此变了脸色。于是下诏让礼院与少府监商议，只省去干兴陵所增加的明器而已，其他仍然一律采用定陵制度。卢士宗传记载说：士宗任少府监，主管制作方中各种物品，比干兴陵节省费用十余万缗。按实录记载只省去了干兴陵所增加的明器而已，那么仅这一种器物就节省费用十余万缗，士宗传似乎有粉饰之辞，现在不予采纳。

右司谏、直集贤院、同修起居郑獬上言：“大行皇帝的山陵依照干兴陵的制度，虽然不算过多，但拿现在与过去相比，情况有所不同。干兴陵时国库充盈，财力有余，所以可以超过祖宗的旧制。现在国家用度空乏，财赋不足，近来赏赐军队，已经见到横征暴敛，富户嗟叹怨恨，传闻传到京师。虽然三路州郡尚能勉强支撑，但这将是耗费多年边防储备的一日费用，不知何年才能再次充实弥补。万一遇到灾年百姓饥荒，稍有边境警报，将用什么策略来善后呢？怎么能以干兴陵为法则呢！节俭安葬的制度，周公并非不忠，曾子并非不孝，认为尊崇君主、爱护父亲，不在于积聚财物。这是前世的极致议论，臣不再赘言。私下认为先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没有珠玉奇丽的喜好，没有犬马游观的乐趣，服饰器物至于洗涤修补，器具玩物极尽朴陋，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现在山陵制度，却选取干兴陵最兴盛时的标准，难道不损害先帝节俭的德行吗！臣认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列出详细名目，再次商议减省。”郑獬的奏疏依据本传附见，实录没有记载。

皇上自从身体不适以来，丧事都由礼官执掌，群臣奉慰，则垂帘不坐。乙未日，大祥祭，皇上开始亲自行礼，又卷帘坐受慰劳，人心稍微安定。

丁酉日，起复文彦博，他坚决推辞。奏表上了三次，才允许他守完丧期。不久有诏书给予俸禄赏赐相当于宰相的一半，彦博又推辞，准许了他。给予俸禄赏赐在七月乙卯日，现在一并记载。

己亥日，群臣上表请求临朝听政，奏表上了三次，才准许。

立京兆郡君高氏为皇后，她是北作坊使遵甫的女儿。遵甫是继勋的儿子。母亲曹氏，是皇太后的亲姐姐。皇后四岁时，与皇上一起在禁中抚养，仁宗常对太后说，将来一定要让她与皇上匹配，太后答应。长大后，出宫。庆历七年，嫁给濮王，封为京兆郡君，于是正式立为皇后。查立后是庚子日的事，这里与己亥日连写，怀疑有误。

戊戌日，司马光上疏说：臣愚昧地私下认为

译已故皇帝年纪并不很高，因为宗庙社稷的责任重大，他目光深远，洞察长远，果断决断，知道陛下仁德孝顺，能够守住大业，于是从宗室亲属中选拔，立为皇位继承人，把天下托付给您，他的恩德深厚隆盛，超过天地，本来就不是微臣所能称述的。现在不幸突然舍弃天下，陛下哀痛思慕，泣血流泪，日夜不息，超过了礼制的规定，以至于生病。朝廷内外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动哭泣的，都知道已故皇帝能为天下得到合适的人才，太平治世的时期，踮起脚跟等待就可以到来，群臣百姓，不胜庆幸。现在圣体痊愈，刚开始处理重大政务，四海之内的人，擦亮眼睛观看，侧着耳朵倾听，您的举措行为，不能不审慎。《易经》说：“君子做事要谋划好开端。”《召诰》说：“君王刚开始执政，唉！就像婴儿出生，没有不在刚出生时，自己奠定明智的命运。”为政的关键，在于用人、奖赏善行、惩罚恶行罢了。这三者得当，那么远近之人就会一致，仰慕教化，可以不劳而成功，无为而治理。这三者失误，那么流言传到四方，没有人不离心离德，纲纪不能建立，万事败坏。治乱的根本，安危的关键，全在于此。臣希望陛下对此感到艰难、重视，精心审慎考虑，像射箭有靶子一样，必定万无一失地射中，然后才可以发射。

译陛下思念先朝，想要报答先帝的恩德，侍奉皇太后孝顺谨慎，抚育各位公主慈爱宽厚，这确实是仁孝的极致，远远超过常人。臣希望陛下虽然天性具备这些美德，但仍能加上圣明的用心，早晚不懈怠，谨慎地始终如一，以此来凝聚亿万百姓的心，教化四方，那么福泽就会流传给子孙，美好的名声就会垂范于无穷的后世！

古代君主继承皇位，必定要过完一年然后才改换年号。臣希望陛下完全遵循典礼，不要在年中变更年号。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是一样的。自从汉朝以来，才开始变通制度，用一天代替一个月。臣希望陛下虽然向上遵从遗诏，向下顺从众人的意愿，在二十七天后就脱去丧服，但在宫禁之中，音乐、游乐宴饮、喜庆之事，都等到三年之后才恢复常态，以尽到送终和追念祖先的道义。按照礼制，作为继承人的人就是儿子，所以为所继承的人服斩衰三年的丧，而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的丧；对于所继承者的亲属都如同儿子对待父亲那样，而对于自己的亲属都降一等，这是因为承担了大宗的重任，就应当降低对小宗的待遇，以便专心于所奉祀的对象而不敢顾念私亲。汉宣帝自认为是汉昭帝的继承人，始终不敢给卫太子、史皇孙加上尊号。光武帝从平民起事，亲身冒着箭石，从而得到天下，自认为是汉元帝的继承人，也不敢给巨鹿都尉、南顿君加上尊号。这都是遵循大义，彰显至公，当时的人归美于他们，后世歌颂他们的圣明。至于哀帝、安帝、桓帝、灵帝，有的从旁系亲属入继大统，都追尊他们的祖父，这不足以称为孝，而恰恰是触犯道义、违背礼制，被当时的人讥讽，被后世的人非议。臣希望陛下深深以此为鉴，杜绝这种议论，不要再听信了。以上这几件事，臣私下揣度陛下聪明，本来都知道。然而臣还是诚恳地进言，确实是担心不幸有谄媚阿谀的臣子，不识大体，胡乱开导劝说，以求取容媚，陛下万一误加听从，想要献出生命去争辩，也来不及了。因此不敢不在事前进言，希望圣德纯粹完美，没有丝毫的缺失，使得连草野中的一个人也不敢私下议论，这是臣的志向。

五月癸卯日，进封公主为长公主，岐国改为越国，福安改为康国，庆寿改为惠国，永寿改为荣国，宝寿改为顺国。

任命皇子伴读、太常少卿李受为左司郎中的皇子伴读，皇子说书、屯田员外郎王猎为刑部员的皇子说书，都充任天章阁待制，李受兼任侍读，王猎兼任侍讲。管理皇子事务的昭宣使、瑞州刺史、右班副都知兼领原州团练使石全育，充任入内副都知。按照旧例，都知有四人，到这时加上石全育共有五人，下诏以后有空缺不再补任。任守忠、邓保吉、甘昭吉、石全育都充任入内都知，共五人。

庚戌日，封长女为德宁公主，二女儿为宝安公主，三女儿为寿康公主。中书省上奏依照旧例，连同长公主都赐予告身，免除册封的礼仪。

下诏说：“修建陵墓所用的钱物，都由官府供给，不要骚扰百姓。”诏书虽然下达，但调发劳役并没有停止。这是根据司马光的日记，王珪的文集也记载了这道诏书。三司计算修建陵墓应当用钱、粮五十万贯、石却准备不足，有人请求将陕西边境入中盐的款项转移到永安县，转运副使薛向陈述了五个不可行的理由，并且请求按原数献出，皇帝允许了。这是根据薛向的传记附见。

右司谏王陶任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任皇子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阁校理孙思恭充任皇子说书。周孟阳自认为是王宫教授，与皇帝有潜龙在时的旧交，而李受、王猎都不是皇帝旧识，却先得到了待制的职位，因此心中不满，坚决推辞说书的职务，不接受任命。

司马光说：

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王，设置师、傅、保来教育他们的儿子，又设置三少与他们闲居相处。至于左右前后侍奉跟随的人，都选择孝顺友爱、端正善良的人，驱逐邪恶的人，不让他们在侧，让他们每天看到正确的事，听到正确的话，然后道理明了而德行成就，心意通达而身体安宁，福泽覆盖百姓，功业流传万世。这就是教育之所以有益的原因。现在王陶等人虽然是皇子的属官，如果不能天天见到，或者见了就匆匆退下，言语不融洽，心意不沟通，不曾与他们讨论经术的精微，辨别人情的邪正，探究义理的是非，考察自身行为的得失，教育者只限于供职，学习者只限于备礼；而左右前后侍奉跟随的人，有的奸佞邪恶、谗言巧诈的人，混杂其中，出入起居，朝夕相近，用非礼之事引诱他们，用不义之事引导他们，用谄媚阿谀接纳他们，用欺诈虚伪助长他们，虽然皇子资质聪明，端正难以改变，但亲近容易习惯，积久容易改变，谄媚容易进入，欺诈容易迷惑，这样即使有大学问的儒者和端正的士人做他们的师傅，最终也没有益处。

臣听说孟子说：“虽然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没有能生长的。我见面的次数也太少了！我退下后，冻它的人就到了！”又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干扰他，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学会齐语，也不可能做到。”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多设置皇子属官，与皇子居住闲游，讲论道义，推崇善行抑制恶行，辅助成就美好的德行。他们左右前后侍奉跟随的人，也都选择小心端正的人，让所属

译官府查清罪行并出具保结证明，然后才准许进入。仍然专门委任伴读官负责监督察觉；如果有奸邪谄媚、巧言令色之人诱导皇子做不合礼法的事情，就委托伴读官检举并执行处理，立即斥退驱逐，不让他们留在皇子身边。如果皇子自身有过失，多次规劝告诫却不听从，也允许伴读官上报皇帝。这样，皇子必定能够增进品德、修习学业，日渐进步，好人更加亲近，坏人更加疏远，这确实是天下的幸运。

译丁巳日，注：丁巳，原本误作乙巳，现在改正。赐给郑州公使钱五百贯，因为灵驾经过的缘故。

富弼守丧期满，戊午日，授予枢密使、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官职。

庚申日，翰林学士王珪上奏说：“我仔细查考《曾子问》中说：‘地位卑贱的人不为地位尊贵的人作诔文，年幼的人不为年长的人作诔文，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奉天意来为死者作诔文。’《春秋公羊传》说，在南郊诵读诔文、制定谥号，好像说是承受于上天。仁宗乾兴元年夏天刚刚确定真宗皇帝的谥号，那年秋天才在圜丘祭天。史官认为天子的谥号，应当召集在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以上官员，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各官府三品以上官员，在南郊祭天，商议决定后连续上奏让皇上知道。近来的制度只有词臣撰写议定，就颁布诏命，其他官员不能参与知晓，颇违背称奉天意的意义。我奉命撰写先帝的尊谥，希望明确诏令有关部门，查考详实旧典，先在南郊祭天，然后下达给臣僚商议，这样先帝的美德功业，可以确信流传万世。”下诏让两制官员详细商议。翰林学士贾黯等人议论如王珪所奏，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甲子日，集庆节度使、知曹州张茂请求改名孜，听从了他的请求。

戊辰日，皇子赵仲针、赵仲纠开始在东宫听读经书。

这一天，皇上初次临幸延和殿。皇上疾病尚未痊愈，命令辅佐大臣向天地、宗庙、社稷以及景灵宫、寺观祈福，又派遣使者二十一人向五岳、四渎、名山祈祷。

六月癸酉日，皇上又因为疾病没有出来。这时只有两府官员得以进入柔仪殿应对，退下后到内东门小殿帘帷之外，像往常一样向皇太后覆奏政事。

在此之前，礼院上言，先帝神主附祭宗庙，而太庙七室都已满，请求增加一室。下诏让两制及待制以上官员与礼官考订商议。观文殿学士孙抃等人议论说：“从十月丙戌日移入此。”“我仔细查考礼制说：‘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尚书》说：‘七代祖先的庙，可以观察德行。’所说的世与昭穆，是根据父子正统而言的。如果是兄弟则昭穆相同，不能按世代来计算。商朝祖丁的儿子叫阳甲，叫盘庚，叫小辛，叫小乙，四个儿子都拥有天下，而商朝的庙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如果以一位君主为一世，那么小乙祭祀不到他的父亲祖丁，这是古代兄弟相继，昭穆相同而不按世代计算的明显证据。所以晋朝的庙十一室而六世，唐朝的庙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对于高宗，恭宗、文宗对于穆宗，都同处穆位。本朝太祖是受命之祖，太宗是功德之宗，这是万世不迁移的。所以太祖的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先帝称孝孙。而在禘祫图中，太祖、太宗同处昭位，面向南，真宗处穆位，面向北。大概先朝查考使用古礼而著录在祀典中。先帝神主附祭宗庙，请求增加一室为八室，以具备天子祭祀七代祖先的礼制。”下诏听从他们的意见。

于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龙图阁待制兼侍读司马光议论说：“我们仔细查考礼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太祖的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属关系尽则毁弃，表示有终结。自汉朝以来，天子有的起于平民，在受命之初，太祖还在三昭三穆的次序中，所以有的祭祀四代，有的祭祀六代，那太祖以上的神主，虽然属于尊崇于太祖，亲属关系尽则迁移。所以汉元帝时，太上庙神主埋在寝园。魏明帝时，处士庙神主迁移到园邑。晋武帝附祭宗庙，迁移征西府君；惠帝附祭宗庙，迁移豫州府君。从此以后，大致超过六代就迁移神主。大概因为太祖没有正位东向，所以只祭祀三昭三穆；如果太祖已经正位东向，则连同三昭三穆为七代。唐高祖初立祭祀四代，太宗增加祭祀六代。等到太宗附祭宗庙，则迁移弘农府君神主到夹室，高宗附祭宗庙，又迁移宣皇帝神主到夹室，都祭祀六代，这是前代的成法。只有明皇设立九室，祭祀八代，事情不经见，难以依据。现在如果以太祖、太宗为一世，那么先帝附祭宗庙之日，僖祖亲属关系尽，应当迁移到西夹室，祭祀三昭三穆，对于先王典礼及近世制度，没有不符合的，太庙更不需要增添扩展一室。”下诏让孙抃等人再次商议。于是又上议论说：“先王的礼制，自王以下递减两级，所以拥有天下者祭祀七代，拥有一国者祭祀五代。自汉朝以来，诸儒传述礼制的人，开始有夏五庙、商六庙的说法，那说法出于不见伊尹之言，而承用礼家的错误。大概从唐到周，庙制不同，而大致都是七代。《王制》所说的‘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就是如此。现在议论的人怀疑僖祖既然不是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认为按礼应当迁移。像这样，那就是以拥有天下的尊贵，而所祭祀只到六代，不符合先王制礼递减两级的意思。而且议论的人说僖祖应当迁移的，认为在三昭三穆之外

译那么，在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中，未曾有过像这样却不迁移神主的。臣等认为，三代的礼制，也未曾有过所立的宗庙位于太祖之上的情况。后世的礼制既然与三代不同，那么宗庙制度也就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况且在周朝以前，所谓的太祖，也不是最初承受天命的主君，只是最初受封的君主罢了。如今僖祖虽然不是最初受封的君主，但终究是建立宗庙的始祖。在宗庙数量尚未超过七世的时候，就毁掉他的宗庙，迁移他的神主，考察三代的礼制，也未曾有过像这样的做法。汉朝、魏朝以及唐朝一时的议论，恐怕不符合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臣等私下认为，保留僖祖的宗庙以凑足七世的数目，符合经传中祭祀七世的明文规定，同时也并不违背先王制礼的本意。”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

译戊寅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蔡襄被任命为修奉太庙使。蔡襄于是将八室的图样上奏给皇帝，又请求将太庙的主室和夹室扩建为十八间。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侍御史吕诲上疏说：“陛下即位，至今已经多月，哀思慕恋日益加深，因悲痛过度而损害身体，超过了礼制的规定，圣体违和，长久未能康复。国家大事积压滞留，都期待英明的决断。皇宫庄严深邃，臣子们看不到您的面容。臣子们的心意，不知如何安顿。听说太医所呈上的汤药，很少服用。臣身在宫外，不知道实际情况。陛下如果认为方术没有效验，应当重新选拔高明的医生，精心调养护理。如果认为不吃药就能痊愈，指日可待，那么臣担心节制失当，五行二气逐渐混乱，邪气侵扰正气，这不是保养圣体、为宗庙社稷考虑的做法。况且居丧的礼制，悲痛不能毁灭天性，这是圣典的深切告诫。士人继承家业，尚且说难以做到，何况是万乘之尊的皇帝呢！商高宗在居丧期间，对傅说说道：‘打开心扉，滋润我的心，如果药石不让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会痊愈。’平时尚且如此，何况陛下确实遭受了严重的疾病，怎么能不加以考虑？臣斗胆祈求英明决断，节制哀痛哭泣，严令中书、枢密两府，责成太医，讲求药饵，不要让疾病被轻视，务必让药石产生瞑眩之效，以期必定痊愈。使天下人倾心敬仰，知道礼乐刑政，在朝夕间施行；皇太后只担忧您的疾病，欢喜欣慰，难道不是好事吗！又哪里只是孝德充满天地，将会看到药石般的忠言，自然被陛下听闻，伟大的使命得以继承，在圣明的时代昌明显赫呢！”吕诲在六月八日上这道疏，八日正是戊寅日，所以现在附载在这里。

皇帝自从患病，就讨厌服药。韩琦常常亲手端着药杯进献，皇帝没有喝完就推辞，药汁溅污了韩琦的衣服。太后急忙拿出衣服赐给韩琦，韩琦不敢接受。太后说：“相公确实不容易。”皇子赵仲针在旁边侍奉，太后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劝劝他。”皇帝也不理会。十一月吕诲请求大臣和淮阳王侍奉汤药，后来将此条移附到彼处，然而附在此处更为恰当，再详细考察一下。

癸未日，同知礼院、祠部员外郎、直秘书阁吕夏卿上奏说：“请求确定九庙的制度。并请求等到先帝陵墓封土完毕，百官列队迎接灵驾回宫，山陵使先入朝觐见，在日中举行始虞之祭，虞主不题写谥号；九次虞祭完毕后，然后举行卒哭之祭，第二天祔入太庙。”皇帝下诏让两制及待制以上官员与礼官共同商议。

观文殿学士孙抃等人上奏说：“吕夏卿所陈述的九庙制度，史籍中没有先例。他说周、汉以来，九虞之祭都在第十六天之后，想要等到先帝灵驾回宫，在日中举行始虞之祭。因为古代安葬离京城近，清晨安葬，日中在寝宫举行虞祭。现在安葬路途遥远，虞主在途中，每天迁徙暂住，不可以没有祭祀。他说汉制不题写谥号的虞主，以及终虞之后举行卒哭之祭，就按照吕夏卿的提议。”皇帝批准了。

丁亥日，皇帝下诏说：“今年制科举人著作佐郎赵商等十七人暂时罢免，将来判场时，便赴秘阁参加考试。”赵商是安仁人。案：原书写作赵焑，但赵焑是邛州依政人，与此不符。另一版本写作赵商，现在采用这个说法。

兵部郎中、权判大理寺陈太素出任明州知州。

陈太素曾经担任大理详断官、审刑详议官、权大理寺少卿，又判大理寺，任职刑法二十多年，朝廷有重大疑难案件必定召他参与商议。陈太素推究人情，以符合法律的本意，众人皆释然，自认为比不上他。虽然号称明习法令，然而他的论断建议也有不恰当的时候。每当处理案卷，甚至忘记睡觉吃饭，严寒酷暑都不改变。子弟有时劝阻他，他回答说：“牢狱之苦，难道不比我更严重吗！”在大理寺任职期间，因为耳疾，多次请求罢免，案：耳疾原本写作身疾，现在根据《宋史》改正。执政大臣认为他胜任其职，不允许。过了很久，才外放守州。陈太素常说：“有关部门议论法律，应当依据条文直接决断，不可以追求曲折地恰当。追求曲折地恰当，是法律混乱的原因。”

翰林学士范镇进言说：“私下听说先帝受命宝以及沿用的宝器法物，与平生的衣冠器用，都想要全部埋葬，恐怕不符合先帝恭俭的本意。那受命宝，恳请陛下自己珍藏使用，并且表示有所传付。至于衣冠器玩，则请求陈列在陵寝及神御殿，每年按时瞻视，以慰藉思慕之情。”皇帝下诏让检讨官查寻典故，并命令两制、礼官详细商议。

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上奏说：“受命宝，就如同传国玺，应当作为天下的传器，不应当改作。古代将先王的衣服藏在庙寝，至于平生的器玩，前世既不放入棺椁之中，也不全部陈列在陵寝。认为现在应当从简，以符合先帝恭俭的实情。”然而当时已经重新制作了受命宝，而王珪等人的议论没有被采纳。

癸巳日，司马光上疏给太后和皇帝说：

臣听说天地交合叫做泰，天地不交合叫做否。天地，是上下的象征。施之于人事，君主仁爱而臣子忠诚，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兄长友爱而弟弟恭敬，都是泰；君主不仁，臣子不忠，父亲不慈，儿子不孝，兄长不爱，弟弟不恭，都是否。泰则上下之情通达，内外之志和谐，国家因此治理，家庭因此安定；否则上下之情阻塞，内外之志背离，国家因此混乱，家庭

译用它来使国家陷入危险。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险的区别，不在于其他，只在于审察否极泰来或泰极否来的开端罢了。

译《尚书》说：“确立仁爱从亲人开始，确立敬重从长辈开始，始于家庭和国家，最终遍及天下。”自古以来，贤明君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不是从孝顺慈爱开始的。恭敬地回想，先帝宗室亲属多达数百人，却唯独将天下大业传给圣明的陛下；皇太后在承受遗命之际，镇抚朝廷内外，决断重大疑难，她的恩德深厚，超过天地，哪里能说得尽！皇帝天性纯孝，因哀痛而主持丧事，恭敬地奉养先帝，早晚忧虑操劳，以致生病，他在慈孝美德方面，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然而臣私下有所担忧，不能不考虑到万一的情况，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臣听说，千里长的金堤，会因蚂蚁洞而溃决；白璧上的瑕疵，容易分离难以复合。何况社稷的重任，不仅仅是金堤；骨肉亲情，不仅仅是白璧，在于极其谨慎地守护，极其牢固地把握，完美无缺，然后福禄才能无穷无尽。那些奸邪之人，专门窥探君主的心意，一旦有裂痕就趁机而入，于是离间君臣，挑拨父子，使他们上下互相憎恶，内外互相猜疑，然后才能施展他们的欺诈阴谋，窃取大权，谋取重利。自古以来，丧国败家，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现在虽然圣明的君主在上，朝廷清明，朝廷内外的臣子，都怀有忠良之心，然而祸福的根源，其产生非常细微，举措和听取采纳意见，不可不谨慎。

臣愚昧地认为，今天的事情，皇帝没有皇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定天下，两宫互相依赖，就像头目与心腹的关系。皇帝圣体平安的时候，侍奉皇太后，顺承她的脸色，应当没有不合礼仪的地方。如果药物尚未见效，早晚问安侍奉，有不能周全完备的地方，也是皇太后所应当宽容的。孔子说：“孝啊闵子骞！人们不怀疑他父母兄弟的话。”这是说诚信纯厚至极，表里明显，而他人不能离间。孟子说：“父子之间要求对方行善，是损害恩情的最大行为。”这是说骨肉至亲，只应当以恩义互相厚待，不应当计较细微的是非。臣愚昧地希望皇帝思考孔子的话，皇太后不要忘记孟子的告诫。万一奸人想要进言，涉及离间两宫的，应当执行诛杀，以明示天下，使大家都知道谗佞之徒，不能欺骗迷惑圣明的君主。现在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鸟兽、草木，都依赖两宫而获得安宁。两宫在上面欢欣，那么天地、鬼神就能享用他们的祭祀，鸟兽、草木就能顺利生长繁殖，何况群臣、百姓，谁不保全性命以乐于太平的教化呢！癸巳二十三日，根据本集附在此处。

皇帝起初因忧虑猜疑而生病，举止有时改变常规，他对待宦官尤其缺乏恩惠，左右侍从大多不高兴，于是共同进谗言离间，两宫于是产生隔阂。太后对辅政大臣曾提到这件事，韩琦因此说出危言感动太后说：“臣等只在外朝见到官家，内廷的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失去照管，太后也不安稳。”太后惊讶地说：“相公这是什么话！我自己会更加用心。”韩琦说：“太后照管，那么众人自然也会照管了。”同僚都缩颈流汗。有人对韩琦说：“不是太过分了吗？”韩琦说：“不这样不行。”间或有传言说皇帝在禁中有过失的事，众人颇为疑惑，韩琦说：“哪有在殿上不曾错说一句话，进入宫门就犯这么多错！本来就不相信。”传言者也渐渐平息。这根据韩琦家传及别录，只是略微删改润色，大意与十一月末所载相同。大概此时韩琦尚未赴昭陵，那时他从陵下归来，不妨两处都记载。

戊戌，山陵使韩琦上奏，山陵各驿站调拨物资过多，请求选派一名朝臣，交付他计划调度。于是任命盐铁判官楚建中前往裁减数量。当时三司使蔡襄总管供应山陵事务，凡是调度供给都加倍，劳费既广，后来大多没有使用，议论的人非议他。这根据蔡襄传附见。

入内副都知甘昭吉充任永昭陵使。皇上即位当晚，甘昭吉在禁中值班护卫有功，从文思副使越级升迁为供备库使、康州刺史。甘昭吉上奏说：“臣本来孤微，没有左右人的举荐，而先帝知道臣朴实正直，从小官提拔使用至此，理当跟随葬送，现在希望得到洒扫陵寝的差事就满足了。”皇上嘉奖他的忠诚，特别有此任命。

皇上病愈后，仍然没有登临正殿。御史中丞王畴上疏说：“王者以一心应对万千事务，没有不开始于忧虑勤勉，最终归于安逸享乐。受命之初，德泽还没有惠及人民，聪明还没有洞察事物，上下的诚意没有交流，中外的心意没有和谐，所以必须勤勉于应当做的事，忧虑于尚未完成的事，夜思昼行，惟恐来不及，然后功业成就，才可以深拱无为了。这是始终劳逸先后的次序。祖宗承受天禄，四圣相继传授，没有不以天下为忧的。陛下在藩邸潜修，而先帝发出知子的明察，决断承后的托付，上天授予有德之人，固然应当自我勉励，以承接先帝的心意。现在四方之人，翘首引颈，倾耳注目，希望观看新政，已经好几个月了，而还没有登临正殿以接见群臣。议论者都说圣体已经平复，只是因为没有经过先帝卒哭之期，不忍心视朝，这确实是天子的孝道超过高宗了。现在易月之期已经在卒哭之外，只希望引礼割情，顾念大义，

译早早地驾临前殿，面向南方处理政务，如同太阳赫然升起，万物都能看见，这是臣民所期望的。」

译【一】殿前班也山呼拜，“班”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文补入。

【二】内廷供给的食物中有金，“给”字原本作“纳”，根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宋史》卷四六四李璋传改正。

【三】李璋呼喊他的长官说，“其”字，上述两个版本作“什”。

【四】未曾轻慢侍奉，“尝”字原本作“常”，根据宋撮要本改正。

【五】银五万两，“银”字原本作“钱”，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六】如果敌人有询问，“人”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三个版本以及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四《告哀使札子》补入。

【七】只有这一年只记载耶律谷等人，“年”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撮要本补入。

【八】辅臣已经进入西室问候圣上身体，于是上奏军国大事，太后于是独自临御东殿，这二十二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补入。

【九】蒙受恩赐遗留物品，“遗”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遗留物札子》补入。

【一○】难道等到多得金珠，“待”字原本作“得”，根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上述书籍改正。

【一一】来救济一时的急难，“一”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撮要本以及上述书籍补入。

【一二】张□原本作“张升”，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注：此处原文似有缺字或异体，依原文直译）

【一三】哪里能够胜过悔恨呢，“悔”字，宋撮要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上皇太后疏作“讳”。

【一四】于是更加畏惧恐慌而寻求姑息，“畏”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补入。

【一五】左右谗佞阿谀的臣子有时窃取玩弄权柄，“或”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及上述书籍补入。

【一六】以成就谦顺的美德，“谦”字原本作“敬”，根据宋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一七】臣听说妇女在夫家内部而在父母家外部，“而外父母家”五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書籍补入。

【一八】亲近如同兄弟，“若”字，上述两个版本、阁本及上述书籍作“为”。

【一九】苏洵原本作“苏询”，根据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二○】器物一种自费十余万缗，“器”字原本脱落，“自”字原本作“省”，根据宋本、宋撮要本补改。

【二一】所以可以超过祖宗的旧制，“可以”二字原本颠倒，根据宋撮要本校正。

【二二】这是天下所共同知道的，“所”字原本作“之”，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改正。

【二三】明显地远观，“监”字，宋本、宋撮要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b>卷二五上皇帝疏作“览”。

【二四】桓原本作“威”，这是为了避宋钦宗的名讳，现在改回。

【二五】原州，宋本、宋撮要本作“康州”。

【二六】臣听说三代贤明的君王，“王”字原本作“主”，根据宋撮要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b>集卷二六《乞令皇子伴读提举左右人札子》改正。

【二七】不能产生生命的人，“也”字原本作“矣”，根据宋撮要本、阁本及上述书籍、《孟子·告子上》改正。

【二八】讲论道义，“论”字原本作“谕”，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二九】提举觉察，如果有奸邪谗巧之人诱导皇子做不合礼仪的事情，委托伴读官，二十六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书籍补入。

【三○】这样就一定增进品德修养学业，“必”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b>本、阁本及上述书籍补入。

【三一】《春秋公羊说》读诔制谥于南郊，如果说受之于天，那么根据《礼记·曾子问》，这是上文所引《曾子问》郑玄注的文字，“春秋公羊说”下面还有“以为”二字。

【三二】商朝祖丁的儿子叫阳甲，“之”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撮要本、阁本以及《宋会要》礼一五之三五补入。

【三三】有太宗有中宗，两个“有”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两个版本及上述书籍、《宋史》卷一○六礼志补入。

【三四】那么小乙的祭祀不及他的父亲祖丁，“祭”字下面原本多出一个“庙”字，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上引《宋会要》、《宋史》删除。

【三五】所以汉元帝的时候，“帝”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以及上引《宋会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六《祔庙议》补入。

【三六】所以只祭祀三昭三穆，“祀三昭三穆”原本作“祀一昭二穆”，宋本、宋撮要本都作“祀三穆”，阁本作“祀一昭一穆”，《宋会要》礼一五之三五、《编年纲目》卷一六、《文献通考》卷九三宗庙考三以及上述《祔庙议》均作“祀三昭三穆”。以《宋会要》等为正确，据此改正。

【三七】所以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世，拥有一国的人侍奉五世，“事七世有一国者”七个字原本脱落，

译根据上面引用的《宋会要辑补》。

【三八】从唐代到周代：“唐”字上面原本多了一个“汉”字，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面引用的《宋会要》、《文献通考》卷九十三《宗庙考三》、《宋史》卷一百零六《礼志》、《编年纲目》卷十六删去。

译【三九】傅说，原作“传说”，根据阁本改为“傅说”。

【四〇】申敕二府，“敕”字原作“致”，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为“敕”。

【四一】自闻于上，“自”字，上述两本作“日”。

【四二】则如夏卿议，“议”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两本及《宋会要》礼一五之三六补入。

【四三】然焑系邛州依正人，“焑”字原作“为”，“邛”字原作“卬”，根据阁本改为“焑”、“邛”。

【四四】以傅法意，“傅”字原作“传”，根据《宋史》卷三〇〇陈太素传改为“傅”。

【四五】沿宝法物，“沿”字原作“公”，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为“沿”。《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作“缘”。

【四六】其于慈孝之美，“于”字原作“余”，根据《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六上《两宫疏》改为“于”。

【四七】已然后得奋其诈谋，“奋”字原作“夺”，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上述书籍改为“奋”。

【四八】止当以恩意相厚，“止”字原作“正”，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改为“止”。

【四九】万一奸人欲有关说，“关”字原作“开”，根据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改为“关”。

【五〇】则天地鬼神得以歆其禋祀，“禋”字原作“礼”，根据上述书籍改为“禋”。

【五一】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只”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编年纲目》卷一六、《宋史全文》卷九下补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九十九

卷一百九十九

起讫时间：从仁宗嘉祐八年七月开始，到同年十二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九

帝号：宋仁宗

年号：嘉祐八年（癸卯，1063年）

全文

秋季七月乙巳日，侍御史吕诲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辛亥日，皇帝下诏说：“各道押送即位进奉的人，都给予官职；已有官职的给予推恩，不再进行考试。”这是因为乾兴年间押送进奉的人都在学士院考试诗赋，后来不合格的人，惯例也都授予官职，所以有了这道诏令。

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我私下看到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等人，各自派遣亲属进奉祝贺登极的表章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律给予推恩，甚至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或者所派遣的人并非亲属的，也授予斋郎及差使、殿侍。这大概是建国初期沿袭五代姑息藩镇的弊端，所以有此惯例。后来君主即位之初，大臣因循旧例，不能革除纠正。国家的爵位俸禄，本来是用来等待天下贤才及有功效的人，现在让这些人无故受官，实在太过泛滥。况且近年官吏繁多冗杂，十倍于建国初期之时，朝廷深知其弊端，所以数年前另外制定条例，减少各种奏请荫补的人数。如果进表的人都能得到一个官职，那么又同时增加了数百个入仕的人，自从近来减少的举措都成了虚设【一】。现在即使不能完全废除这些恩泽，那些进表的人如果是五服内的亲属，请求按等级授予一个官职；那些无服非亲属的，一并酌情赏赐金帛后让他们回去，或许能稍微补救滥授官职的过失。”

同修起居注郑獬也为此进言，并且说：“过去真宗刚即位时，在南郊举行祭祀，旧例群臣都能升迁职务，而真宗认为侥幸得官太过严重，于是命令只增加勋阶。真宗已经在南郊祭祀之初革除了滥赏，那么陛下也应当在登极之后断绝谬误的恩赏。”执政大臣说已经施行的诏令，难以再次更改，于是搁置了他们的建议。

壬子日，皇帝初次临幸紫宸殿，退朝后临幸垂拱殿，中书、枢密院奏报事务。皇帝自从六月癸酉日不再临朝，到现在才接见百官，感动悲痛了很久。此后单日临幸前殿，双日临幸后殿，只有初一和十五则前后殿都不临幸，直到祔庙祭祀，恢复旧例。

丙辰日，夏国国主谅祚派遣使者来吊唁慰问，在皇仪殿门外接见。那位使者坚决要求入宫对答，不允许。谅祚所上的表章擅自改姓为李，皇帝赐诏责问，命令遵守旧约。诏书见于王珪文集，司马光日记也详细记载了此事。

司马光说：“我听说夏国派遣的使者，前几天不肯在门外接见，坚决要求入宫对答，朝廷不允许，勒令返回馆舍。我愚昧地认为陛下继位之初，四方夷狄都想瞻仰天颜，暗中观察圣德，又听说陛下先前身体不安，以为不能视朝，所以戎狄之心，敢如此桀骜狡黠。现在如果深闭固拒，不让他们入见，那么必定怀疑有所隐避，更加足以使他们骄横轻慢。况且现在陛下已经临幸正殿，我认为何必吝惜紫庭几步之地，让他们叩头拜伏，瞻仰清光，或许能认识陛下神武的姿态，知道必定能镇服四方夷狄，回到他们的国家，转相告知，使他们像蜂蚁一样的众心信服气沮，不敢窥视边境。这就是所谓上等的用兵是伐谋，不等待交战就能使敌人屈服。”

丁巳日，契丹使者在大行皇帝灵前于皇仪殿祭祀，于是在东厢拜见皇上。皇上痛哭很久，使者谈到先帝，皇上就流泪。

庚申日，皇帝下诏：先前敕令有关部门，从四月壬午日开始，允许群臣在正衙朝见，谢恩、辞行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