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

译有人主张议和，但对方诡诈多变难以取信，无论议和成功与否，都必须严防将来可能出现的祸患。臣长期驻守边塞，确实没有半点功劳，如果有人说臣镇守西方就能保证边境无事，臣不敢当此赞誉，只是臣略微了解边境实情，愿意听从驱策。虽然臣没有奇谋良策可以消除大患，只期望日夜筹划，安排兵马、骑兵和财赋，并指挥调度各位将领同心协力，以抵御敌人深入入侵的忧患。如今防备秋高马肥时节入侵的事务临近，恐怕错过时机，希望皇上早日下达旨意，免去臣参知政事的职务，让臣担任边境一郡的长官，兼带安抚使的名号，这就足以照管边境事务。恳请不再兼任招讨使、部署使的职务。

译将延州龙口平寨改名为龙安寨，仍然赐予修筑寨子的禁军士卒钱款。

在此之前，鄜延都监周美在无定河击败贼寇，乘胜进军至绥州，斩杀了贼寇的首领豪强，焚烧了他们的庐帐，缴获牛羊马驼及器械三百余件，于是修筑了龙口平寨。贼寇率领数千精锐骑兵前来袭击，周美率领百余骑兵驰击并击溃了他们，加封为本路钤辖。这是根据《周美传》附见的内容。然而《庞籍传》记载是派遣王信修筑龙安寨，已附见于庆历二年四月戊子日，而《王信传》也几乎没有提到龙安筑寨之事，不知是何缘故？应当考证。

壬辰日，录用散直李庆的儿子李忠担任下班殿侍。因为李庆在与淯井监蛮贼作战时阵亡。

设置均州、房州通判各一员。

丁酉日，颁布诏牒下达给潭州知州刘沆，招抚桂阳监的蛮贼，有来自自首的人，都给予相应等级的恩赏。《会要》出师篇在此之后记载招抚到二千余人，大概是连缀书写在一起的。现在依照《实录》，仍见于十月。

戊戌日，谏官余靖上言：“元昊派遣使者求和，都是出于契丹的意思，我们言语行动的动静，他们必定都知道。回想景德年间，契丹举国兴兵深入内地，先帝与他们隔河对垒，箭射到了皇帝的车驾，天下安危，取决于片刻之间，只是用三十万物资与他们通和。如今元昊虽然屡次战胜，都是因为将帅轻敌轻动，所以成为边境的忧患。经过几年选拔将领、训练士兵，才开始懂得守战的准备，却锐意解除仇怨，给予物资竟多达二十六万，如果他们不答应，难道还能再增加吗？况且军事行动有机可乘，国力有限，开始时失误，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认为景德年的祸患，安危系于顷刻之间，而物资数量尚且如此；今天的祸患，远在边境之外，而物资数量却这样多，我虽然愚贱，深感羞耻。再说元昊的书信，名义上虽然顺从，言辞却非常悖逆，自称通和之事，并非他的本心。现在即使给予更多物资，边境亭障岂敢撤除防备？何况契丹的力量能够制约元昊，听到他得到物资的数量，难道不会起贪心吗？无厌的索取，终究难以应付，如果转移兵力防备北方，祸患更深。恳请朝廷极力考虑商量，务必使轻重得当。事情有可比拟的情形，必须加以提防。元昊凡是所求索的，不应当全部答应，一旦开了这个头，堵塞它实在困难。只应考察利害而审慎计议，只要想到和与不和，都有后患，就不必刻意顺从，以致留下国家的耻辱。”

余靖又上言：“风闻杨守素等人上奏章，请求早日返回本国，没有听说朝廷有指令。我认为和好的谋划，同意与否的答复，在于元昊，不在于使者。杨守素等人虽然有商量的名义，必然不肯决定，现在如果不早日发遣他们，恐怕会另生怨恨之辞。估计元昊对外表面上顺从契丹，对内贪图我国的金帛，然而他凶狠，必定不是真心诚意。因为出兵以来，未曾挫败，气势仍然很盛，内心也不满足。这次和与不和，必定是大举出兵。戎狄的性情反复无常，胜利就骄横傲慢，失败就来归顺，这都是常情所知道的。我认为现在的计策，不如答应他每年物资的定数以及互市的限额，说国家各自坚守边界，两不相侵，君臣如初，不再猜疑。已经整顿边防，专等使者到来。这样处置，不必等杨守素等人肯与不肯。我又担心两国的和好因为杨守素而达成，契丹邀功，势不可挡。况且梁适失言，敌人期待已久。事情成功后感谢他们也有害，不报答也有害。感谢的害处小，不报答的害处大，这又是将来的祸患。如果侥幸元昊未满足其意愿，那么我国或许小胜，他应当自来。如果逗留使者，等待他言辞屈服，即使得到约定，也不可信。那尹与则、杨守素等人，恳请早日赐命发遣。”余靖这篇奏章不知是哪一天？现在附见。

癸卯日，改任新任渭州知州孙沔复任庆州知州，新任庆州知州尹洙任晋州知州。

起初，朝廷想要完成水洛城的修筑，所以命令尹洙与孙沔交换职务，孙沔因病推辞，于是另外调任尹洙，于是渭州空缺守臣，诏令委托狄青。谏官余靖上言泾原在陕西最为重要，自从范仲淹不敢独自担当，难道狄青粗鲁暴戾能够专任吗？奏章共上了四次，其中一篇说：余靖论狄青是武人，让他独守渭州，恐怕败坏边防大事，本传有记载。六篇根据余靖谏草，本传、实录都没有。两篇另外论述水洛，四篇专门论述狄青统领渭州。

我认为朝廷用来威服天下的，只有刑罚和赏赐两种手段罢了。圣人不随意赏人，也不随意罚人，至于同罪异罚的，明君是不采取的。如今狄青、尹洙都因不合宜地枷锁审讯刘沪、争修水洛城之事获罪，而尹洙被罢免路分职务，狄青统领州任，不仅赏罚不明，而且处置失当。我请求分别说明，起初，朝廷认为狄青、尹洙虽然过于急躁暴戾，不合宜地枷锁审讯刘沪等人，又因为朝廷旨意不令修城，兼恐抑制挫伤帅臣的威望，于是调任尹洙到别路，狄青当路，欧阳修四月二十六日庚辰疏说调任尹洙而不调动狄青，就是余靖所说的当路，但不知是什么职务，现在既然不让他独守渭州，必定从此调任并代。调任狄青当路，未详。八月十六日己巳，狄青以权并代部署的身份复任泾原部署，不知哪一天权并代部署，或者在欲令独守渭州之后。这大概是朝廷爱惜帅臣的本意。如今

译近来只是因为孙沔声称有病，便忘记了先前商议好的内容。在同等罪行却处罚不同之外，狄青反而又得到提拔任用，这是不可行的第六个原因：

译臣认为，当今天下的官员中，最难选拔合适人才的，只有陕西四路的帅府。在这四路之中，泾原路正处在贼寇冲击的要害位置，百姓户口残破，军中士气低落，情况最为严重。应当选拔天下才智第一的人，授予他泾原军民的政事。现在却交给狄青这样刚强悍勇的人，这是第一不可。朝廷向来认为武人粗暴，担心他们处理事情不够精细详审，所以让文臣镇守安抚，专门决定进退行动。现在狄青不考虑朝廷旧有的控制意图，这是第二不可。起初因为狄青出身于行伍之间，以勇力闻名，从未遭遇过重大敌人，也未建立过奇特功勋，朝廷对他奖赏任用太过，众人心里尚未信服。现在专门派他统领一路兵马，必定没有兼具才能、能使下属心服的人。况且用尹洙这样的才德来辅佐他，尚且如此，如果单独任用刚直狭隘的人，众人所不心服，必定导致败事，这是第三不可。本来选用狄青，是认为他刚强果断，可以担任战斗将领，现在却让他兼任渭州知州。况且知州以守城为能事，战斗将领以野战为勇武，各自有安抚军民的方法，现在狄青出战，就必须另外得到守城的人，守城就应当寻求知州之才，难道这一个人能够兼任吗？这是第四不可。昨天狄青、尹洙一同给刘沪戴上枷锁审问，朝廷嫌他们轻率暴戾，所以调尹洙去庆州，现在尹洙应当被降职罢免，而狄青得到进用，这似乎是朝廷专门归罪于尹洙。况且狄青是粗率武人，难道完全没有血气吗？给刘沪等人戴枷送审，未必完全出于尹洙，归罪于尹洙，事情尚未明白，这是第五不可。凡是突然显贵的人，不能没有骄傲之气，狄青从行伍中提拔，地位达到将帅，粗豪之气，本来就已经显露，就像昨天朝廷所派的医官，身上带着京官职务，狄青因为一时的愤怒，便对他鞭打责罚。如此恣意妄为，难道是尹洙指使的吗？朝廷归罪于人，也必须查访实情，这是第六不可。况且庆州是极边帅府，不是养病的地方，恳请朝廷另外选拔有才智的人，来守卫渭州，同时决定一路兵马的进退，专门委任狄青负责战斗将领的事务。如果孙沔或许没有病，就应当派遣他赴任渭州，如果确实有病，就召他回京师诊治，以此显示朝廷担忧边防、谨慎惩罚的意图。

又说：臣最近上奏狄青任渭州知州、尹洙任晋州知州不符合舆论，尚未得到朝廷旨意。臣私下认为，如果不是大臣完全没有担忧边防的心，就是微臣应当坐诬蔑君上的罪，这两者之间，必定有一种情况。臣伏思陕西四路，只有泾原路山川宽平，容易遭受冲击。如果戎马之势不被遏制，就会成为关中的忧患。关中震惊，就是天下的忧患了。所以国家自从有西夏战事以来，长久以来把泾原作为统帅的府署。前年葛怀敏战败之后，朝廷想要派遣范仲淹去那里整顿修复，还先派中使传达旨意。当时范仲淹不敢独自承担这个重任，请求派遣韩琦一同前往。朝廷委任韩琦、范仲淹共同经营，又派张亢任渭州知州，狄青同为一路部署。韩琦等人虽然名义上是四路招讨使，实际上只是经营筹划泾原，张亢领受州郡寄托，狄青作为战斗将领，由此可见朝廷担忧泾原如此深切。等到去年，下诏韩琦、范仲淹回朝，又派中使问范仲淹什么人可以代替，于是派郑戬代替韩琦、范仲淹充任四路招讨，尹洙代替张亢任渭州知州。到了秋天，又派韩琦、田况去那里宣抚，这就可知朝廷未曾忘记泾原。今年已经罢免郑戬回永兴，又调尹洙任晋州知州，于是让狄青一人兼任三个人的职事。况且范仲淹号称最通晓边防事务，不敢独自承担，孙沔也是朝廷精心选拔，却托病不去，这是泾原有可担忧的形势，难道狄青一个普通人能独自担当！范仲淹会忘记吗？大臣必定认为韩琦、范仲淹在泾原两年，成规可以遵守，所以专门委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实在认为不是这样。

自从葛怀敏覆没之后，军气沮丧，没有小胜，百姓遭受劫掠之后，虽然有的回归，但生计尚未完备。庆幸贼寇未到而认为完善充实，议和未定而早早懈怠，抽减将帅，军民之心，还指望什么而敢自安呢。况且先前在生户界中修筑一座城寨，尚有劫夺杀伤，不能相互保全，贼马如果到来，谁还能安心？这是大臣完全没有担忧边防的心，明显了。起初因为昨天狄青、尹洙仓促行事，上烦朝廷，臣私下揣测朝廷之意，认为这两人有偏见之情，互相唱和，所以换孙沔在狄青之上，想要让各种事务有所商量。现在只因为孙沔称病，就把泾原一路兵马，专门让狄青决定进退。难道天下如此广阔，再没有一个奇特才能的人可以任渭州知州与狄青共事吗？这是大臣思考得太少了。

况且起初因为行事突然暴戾，朝廷不想问罪，于是让他专掌兵权，不知道这是什么赏罚？况且因为狄青突然从行伍中提拔，未建立大功，蒙受恩典超常提拔，又因为他性情轻率暴戾鄙陋吝啬，偏裨将领不服，所以刘沪敢骂尹洙乳臭味干，狄青不过是一介武夫。现在让狄青独自担当一路，难道不担忧偏裨将领不服而败坏国家大事吗？虽然传闻范仲淹请求前往，如果朝廷听从他，不过是在泾州驻扎，以控制大局，必须另外得到渭州知州与狄青在紧急情况下商量战守形势。又况且庞籍守卫延州，尚且与王信等人共事，现在反而不如狄青独自担任最难的一路，难道庞籍等人羞于与他为伍，而心怀怨恨吗？朝廷缺乏贤才，

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恳请陛下询问大臣，如果将来敌军骑兵冲击泾原，狄青确实能保证必胜的态势，不给朝廷留下忧虑，那么臣甘愿先被诛杀流放，以承担欺瞒君上的罪责。

译又上言：

臣多次详细上奏陈述，认为狄青兼任渭州知州是不恰当的，但未蒙朝廷旨意听从，这大概是因为两府大臣不顾国家社稷的利害关系，只是一味坚持错误行事。鉴于西夏贼寇僭越叛乱以来，泾原地区屡次遭受侵扰，任福在好水川战败，葛怀敏在定川寨战败，关中地区震惊，君臣们因忧虑而晚食。臣认为朝廷应当极力选拔文武才俊，共同守卫边疆。因为谋划不周全，听到劝谏却不听从，这难道不是不顾国家社稷的利害关系吗？泾原地区的利害关系，屈指可数，况且范仲淹前年被派遣时，必定得到韩琦才一同前往，如今参与政事的谋划，并未表现出忧国之心，赞同此议的人，也应当仔细审察。臣料想大臣强行辩解，他们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条说当今文武官员没有可以派遣的，第二条说历来武臣在边疆，多被文臣牵制掣肘，不如专门委任武臣，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这些都是掩饰短处的说法，本来就不是通达的论断。当今天下如此广大，戴官帽佩玉饰、出入朝廷、列于侍从班中的官员，肩并肩足迹相叠，等到寻求一位边郡知州，却得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是执政者举荐贤才的失误。寻求一人来分担职责，纵然没有奇才，比起专门委任一个人，不还是更好吗？况且好水川的失败，韩琦等人担任招讨使；定川寨的失败，王沿担任都部署，他们都号称是朝廷精选的人才，尚且不免丧失军队，怎么可以认为只有狄青能成功呢？又说武臣在边疆，文臣掣肘的议论，本来就不近人情，况且韩琦、范仲淹等人领兵时，自认为是安边的谋臣，等到他们回朝，就产生了掣肘的错误言论。如果这样说，那么庞籍、文彦博、孙沔都可以罢免了。

私下观察狄青的所作所为，如果他决断医官、擒拿刘沪，都是骄横自满到了极点，怎么能独自统领军队呢？况且水洛城即将建成却急忙逮捕刘沪，导致劫掠杀伤的祸患，被夷狄取笑，将帅的才能，由此可以看到了。况且朝廷特地派遣鱼周询等人前去查访，得知有过错，又蒙受提拔任用，朝廷的命令，在哪里取信于人？不要说杨守素等人来此讲和，就说边疆不值得忧虑。今年春天张延寿离开后，敌军兵临秦州，平川熟户一千多帐，被扫荡一空，城中震恐，边疆官员不把实情上报，这就是眼前的祸患，不必引用古事作为证明。恳请尽早赐命选拔派遣忠诚勤勉、有才能谋略的大臣，去担任渭州知州。如果臣的话没有可采纳之处，就请求恢复臣原来的官职，这是臣的本分。如果说已经下达的命令，难以更改，那么朝廷今后一切特行的命令，何必需要谏诤呢。

又与同僚说：

我们各自三次上呈札子，论述狄青等人任职不当的事。现在听说大臣坚持不肯更改。我们最近共同议论岑守素、狄青两件事，岑守素是陛下身边的人，只是刚刚罢免皇城司职务，不应当再次任用，陛下要使命令一定执行，立刻更改了任命。狄青本来是因为有过错，应当责罚降职，朝廷爱惜边疆将领的体面，只让他依旧任职。大臣不能选择能臣，就委任狄青担任州任，明显是任命失误，我们多次上奏陈述，利害关系非常明显，大臣一直坚持错误，不肯改变最初的决议。因为今天天下的形势，最可忧虑的是戎狄，戎狄的祸患在陕西，陕西的事，安危最紧急的是泾原。自从西夏战事以来，贼寇不过一两次侵犯延州等路，只有泾原自从高继嵩、王规屡次抵御退敌之外，又有好水、定川的失败，那么贼寇的意图，难道片刻会忘记这一路吗？大概泾原山川广阔，道路平坦，边疆官员控制不住，可以直接图谋关中，这样的形势，怎么能轻易授予他人？假如贼寇围困镇戎军，狄青既是部署，怎么能不出兵救援？狄青出兵之后，谁来守城？贼寇如果以一两万人与狄青相持，却从小路领兵直趋渭州，又让谁来守备？

我私下听说大臣的议论，只想精选通判。前日尹洙以馆阁职务担任知州，关中的人，认为尹洙气势尚轻，预先担忧缓急有事，不能制服士卒，何况只委任一个通判小官，怎么能成事！由此说来，是渭州必须另外得到能臣与狄青分职办事，才能免除朝廷的深深忧虑。陛下要使命令一定执行，即使是身边的人已授任职务，立刻有更改，大臣观察边疆事势如此，不很忧虑挂念，一直坚持错误，强行议论坚持，这是天子的意思容易回转，大臣的偏见难以改变。恳请陛下以安危之意，直接晓谕大臣，让他们选拔才望素著的人，委任为泾原帅府长官。如果不这样处置，恐怕后悔难追。

不久有诏书，调狄青暂代并代部署。后来癸卯日七天，于是任命王素为泾原帅，大概是因为余靖等人屡次进言的缘故。又实录八月十六日乙巳，秦州刺史暂代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殿前都指挥使、泾原部署。狄青调任并代不知是何月日，也一定是因为余靖等人议论不停，所以暂时调任他。不到三个月，却回到旧任。只是实录没有记载此事，现在即附记在此，更待考详。岑守素的事，实录也没有记载。

赐给淯井监捕杀夷贼的军士、土丁缗钱。

甲辰日，泾原路经略安抚司报告修筑水洛城完毕。

丁未日，开宝寺灵宝塔发生火灾，谏官余靖上言：

臣私下看见开宝寺塔被天火烧毁。五行

译这次占卜，本是灾异之兆，朝廷应当戒慎恐惧以回应天意。不久听说派人从塔基中掘出旧时埋藏的舍利，内廷查看完毕后，送回原寺，允许士人百姓烧香瞻仰礼拜。路上传言，舍利在内廷时，颇有奇异光彩。臣担心奸巧谄媚之人，借此推崇为灵异之事，迷惑视听，先从内廷开始，再波及四方，搜刮钱财物品，再次谋求营造佛塔。臣忝居谏官之职，见到此事，不可不言。

译我听说帝王行事，只要能够勤俭修德，感动人心，那么即使有急难，最终也必定能安定渡过。我观察当今天下，自从西陲用兵以来，国家财政空虚枯竭，民间十室九空。陛下如果勤劳自责，忧虑百姓的忧虑，那么四方百姓就会安定，都蒙受福泽。如果不体恤百姓疾苦，大肆挥霍浪费，供奉佛教以求福报，这不是我对当今的期望。况且佛教是方外之教，治理天下的人是不采纳的。剥夺百姓不足的财物，去供奉庸僧有余的享受，并且用奢侈华丽来崇饰，这绝非帝王应做的事。

有人告诫我说：“如果有营造工程，必定不出自国库府库，只是使用内廷无用的物品，折算其价值给予他们。也不向百姓征敛，任凭僧徒去化缘那些自愿施舍的人，积年累月建成，有什么妨害呢？”我回答说：“天下的百姓，都厌恶赋役的烦扰，无法维持生计，甚至有父子夫妇携手投井而死的，他们的穷困到了极点。陛下如果体恤百姓疾苦，取出后宫无用的物品、内帑剩余的币帛，用来资助边防费用，免除中等农户一年的田租，明确颁布诏书告知中外，这才是陛下结纳天下人心，感召祥和之气，即使建造百座塔，也比不上这个。如果做无用浮华奢侈的事，百姓会更加怨恨。”

又，两年以来，减省后宫的请给，都说宫内煎熬逼迫，不如从前。如今一天施舍，财物就没了节制，凭什么取信于四方呢？起初因为市井之人有见识的少，既然看到内廷崇奉，就迅速相互煽动，倾尽箱笼，危害更加深重。如果认为经过火烧不坏，就是神异，那么本来在土底，火所不及的地方。如果说舍利能发出光怪，必定有神灵凭借，这是妄言。况且一座塔不能自己保佑，被火烧毁，又有什么福泽可以庇护百姓呢？现在朽木腐草都有光，水晶和圆润的珠子，夜里也有光，何况舍利本是胡地怪异之物，有光也不是今日的祥瑞。过去梁武帝建造长干塔时，舍利也常有光，等到台城败落，怎么能带来福泽？看这个可以借鉴了。那开宝寺舍利塔，恳请指挥，不再营造，对上显示陛下不迷惑的明智，对下昭示国家爱民的心意，仍然恳请不再迎入宫内供养。况且胡人军校，都称呼舍利，舍利入宫，是不祥的征兆，尤其应当警戒。那些烧顶烂臂的人，也恳请禁绝。

当时正值盛暑，靖对皇上极力进言。靖平时不修饰仪容，皇上进入内廷说：“被一个汗臭汉熏死了，唾沫喷在我脸上。”皇上对谏臣如此宽容。据江氏志记载。

庚戌日，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兼天章阁待制王素担任刑部郎中、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知渭州。王素在淮南，巡视辖区到郡县场务，所问的只是课税额度是否盈余而已，不曾罗列细枝末节，来揭发官吏。人们起初看他，好像对事情疏阔，但他所注视的实际上非常广泛，偶尔有被弹劾的人，都是罪法确凿。所以人人好像王素坐在家里看着他们，而没有人敢做坏事。这是根据朱史附传，不知是谁所作，暂且记录下来，等待考证。江邻几说：王仲仪统帅平凉，出都门，戴长檐帽，穿四敩衫，金束带，鞍马相称。子野赴甘棠同行，回头对子弟辈说：“没想到仲仪坏到这个地步”。查这一年八月，王质知陜州，那么王素虽然有这个任命，到八月才出京。

契丹归明人进士梁济世担任应天府楚邱县主簿。梁济世本是涿州人，曾经在敌帐下主管文书，一天获罪来归附，并且说将有割地的请求。不久刘六符到来，皇上拿出书信，给辅臣看，脸色都不动，刘六符也怀疑事情事先泄露了。朝廷先前知道敌人有割地的请求，是因为王果购得敌国文书的缘故。这里又说梁济世来告，难道梁济世因为王果归附，只同一件事而史书各自记载，所以不相衔接吗？应当考证。

辛亥日，提升陕西制胜指挥在雄武之上。

赐归明人大理评事蒙守中进士出身。

壬子日，诏令疏决天下系囚，流徒罪降一等，杖刑笞刑释放，杂犯至死情可怜悯的奏请裁决，是因为旱灾的缘故。

参知政事范仲淹担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

先前，范仲淹说：“我私下看到契丹派使者来说想要西征，现在边境探报，都说契丹大发兵马，讨伐呆儿族以及夹山部落，又说也与元昊兵马相杀，又报元昊也已经点集左厢军马，既然是两国举动，必定有大事。以我料想，夹山等蕃部小族，难道两国尽举大兵攻讨，这是可疑一。又元昊向来只依靠契丹侵凌中原，现在没有大故，怎么敢就与契丹断绝而举兵相持，这是可疑二。自古圣贤议论，都说敌人无信，现在朝廷就想倚靠，这是可疑三。先前契丹要求中国进纳物帛，想要屈伏朝廷，元昊僭号扰边，屡次擒获将帅，如果盟信可保，为什么到今天还有这个举动，这是可疑四。河东地震数年，占书也说城陷，现在两国之兵聚集在那里，这是大可疑五。又边境探得契丹派使者三

译军队行进，到达南山宁化军、岢岚军的背后，观察步谷口的道路，这是第六个非常可疑之处。假如两国不遵守盟约信用，突然发起冲击，率领数十万大军，趁我方没有防备而来，河东地区的军队不多，名将极少，众寡不敌，谁敢决战？这是第一个非常令人担忧之处。契丹向来擅长攻城，如今探知他们集结了床子弩和弓手，都是攻城的装备，与过去不同。况且元昊境内没有城池可供攻打，如果退入汉地，接连攻打两三座城池，攻破并屠戮之后，那么其余各城便可趁势攻下。这是第二个非常令人担忧之处。万一这次他们没有发起冲击，是为了骗取中原的信任，使我方安心于疑虑之中，慢慢为以后的行动做打算。这是第三个非常令人担忧之处。现在恳请陛下咨询大臣，如果契丹可以确信，必定不会入侵，也不与元昊联合，那么恳请今日共同签署一份奏章，呈递到御前，使朝廷内外安心，不再担忧疑虑。将来如果误了大事，责任有所归属。如果大臣不敢确信，那么恳请陛下命令大臣，今日不再回官署，立即筹划河东的防御策略。抽调哪一路的军队，任用哪些人做将帅，增加多少钱帛，占据哪些要害之地，像这样制定策略，还恐怕会迟误时机，无法抵挡两股敌人的势力。如果再因循苟且度日，一直等到大敌入境，然后再谋划，那么河东一旦倾覆，就会危及宗庙社稷。臣在枢密院和政事堂任职，道义上应当极力陈述，不敢有所隐瞒，请陛下圣断处理。」

译起初，范仲淹因触犯吕夷简，被放逐多年，士大夫们争论两人的是非曲直，互相指责对方结为朋党。等到陕西用兵，天子因为范仲淹是士人仰望的对象，提拔他负责边防。等到吕夷简罢免，召还范仲淹倚重他来治理国家，朝廷内外都期望他的功业，而范仲淹也感激皇帝的眷顾，以天下为己任，于是与富弼日夜谋划，致力于实现太平盛世。然而他们的规划宏大，议论的人认为难以实行。等到按察使多有举荐和弹劾，人心不安；任子恩荫微薄，磨勘法严密，侥幸求官的人感到不便；于是诽谤诋毁逐渐增多，而朋党的言论，更加无法消除。然而范仲淹、富弼坚持自己的议论不变。

在此之前，石介上书给富弼，责备他应当实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夏竦怨恨石介排斥自己，又想借此倾覆富弼等人，于是让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笔迹，久了之后模仿得像，于是将“伊、周”改为“伊、霍”，并伪造石介为富弼起草废立皇帝的诏书，流言飞语传到皇帝耳中。皇帝虽然不信，但范仲淹、富弼开始恐惧，不敢在朝廷中自安，都请求出京巡视西北边境，皇帝没有允许。恰逢有边境奏报，范仲淹坚决请求出行，于是派他宣抚陕西、河东。正传说范仲淹及富弼改革没有循序渐进，规划宏大，议论的人认为不可行。这是当时小人诽谤范仲淹及富弼，所以这样说。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记载下来，不可轻信。现在略加删改润色，希望不违背事实。正传只说诽谤诋毁稍行，而朋党的言论逐渐传到皇帝耳中，恰逢边塞有警报，范仲淹于是与富弼请求巡视边境。于是派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现在根据富弼自叙的札子，增加了夏竦伪造书信诏书的事。契丹与西夏会兵讨伐呆儿族，也根据富弼的奏议，国史及范仲淹墓志、神道碑都没有明确说明。苏辙《龙川别志》说：范文正公忠诚正直，虽然喜好功名，但不结朋党。早年排斥吕申公，勇于建立功业，他的门徒因此矫枉过正，范公也不喜欢。自从从睦州回朝，出京统领西边事务，恐怕吕申公不给他方便，无法成功，于是写信自责，解除仇怨离去。后来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陕西，吕申公已经年老，住在郑州，在路上相遇，范正文正身历中书，知道事情艰难，有悔过的言语。于是，吕申公高兴地与他交谈终日。吕申公问：“为什么急于离开朝廷？”范正文正说：“想要经略西边事务罢了。”吕申公说：“经略西边事务，没有比在朝廷更方便的。”范正文正为此愕然。所以欧阳公为范正文正写神道碑，说两位公晚年欢然相得，由此缘故。后生不知道，都责怪欧阳公。我听张公说，才相信。按苏辙所记，未必完全可信，如说“经略西边事务，没有比在朝廷更方便”，范仲淹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当时自认为谗言诽谤可怕，不得不稍微回避，所以范仲淹及富弼都请求出使。他们出使，固知必不久安于朝廷，不是因为吕夷简的话，范仲淹才觉悟。魏泰《东轩杂记》也说，现在都不采纳。

癸丑日，各军因战伤废停，不能自存，以及死事之家的孤老，每月每人供给米三斗。

又下诏，因西边事务科配及拣选乡兵逃移未复业者，各地招集安抚他们。

甲寅日，皇上对辅臣说：“正值岁旱而飞蝗更加严重，百姓有什么罪而遭受此祸！我默默祈祷上帝，愿归咎于我。”章得象回答说：“臣等不能辅佐治理宣扬教化，导致灾祸降临百姓，且给陛下带来忧虑。现在圣上说到这些，必定能上感天心。”《五行志》说：这一年，京师干旱，飞蝗蔽天。

戊午日，下雨。

追封镇国节度使李继和为安国公以其庙为安国庙。起初，李继和任镇戎军知军，创建城池沟洫，又有威惠，吏民为他立祠。等到西贼入侵，庙中数有神光及夜闻甲马声，所以特别表彰他的灵异。

枢密副使富弼说：“伏见朝廷因契丹发兵会元昊讨伐呆儿族，路出河东境外，怀疑其变诈，恐为河东之患，于是派遣参知政事范仲淹宣抚，这是陛下忧劳爱民之深。范仲淹闻命，夙夜在心，即请求在京师及陕西发兵马，调钱帛，为备御之计，这是范仲淹忠勤体国之至。然而以臣愚虑，或恐过之。为什么？臣前岁奉使契丹，颇见情状又自去岁至今日，见河北、河东探报契丹与呆儿族相互牵制事宜，参验得实，契丹必不侵犯河东决矣。他们既然不来，是不宜枉有调发，空成劳废。虽不入寇，然张虚声以困我未必无心，今若劳费不悛，则正落敌计，亦为其窥见浅深，非策之得也。此臣但论今年未必为患，若他时则非臣所知。其他时虽欲背盟自逞，必侵犯河北，只以河东为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东照看，未宜调发。若将来河东却有契丹入侵，是臣有罔上误国大计之罪乞加臣身。”当时范仲淹怀疑契丹入侵，欲大发兵为备，杜衍说契丹必不来，兵不可妄出。范仲淹在皇帝前与杜衍争论，诋毁杜衍语甚切。范仲淹尝以父行事杜衍，杜衍

译并不因此感到遗憾。退朝后，范仲淹仍然极力争辩，韩琦说：“如果这样，那么我就应当请求前往，不需要朝廷派出一人一骑。”范仲淹发怒，再次请求面见皇帝，首先上奏韩琦的话，然而军队最终没有出发，范仲淹也不因此认为韩琦违背了自己的意愿。

译在此之前，范仲淹受命主持西部战事，韩琦主持北部战事。韩琦分条上奏河北守御的十二项策略，说：

本朝凭借武力取得天下，彰显武威。太祖皇帝对待北方敌人，仅仅视作一个部落，每次与它交战，没有不胜利的。太宗皇帝因为亲自征伐的失误，敌人的志气于是变得骄横，连年侵犯边境，胜败各占一半。真宗皇帝即位之初，专门推崇文治德化，当时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兵老将，往往去世或隐退，敌人的骑兵深入内地，直抵澶渊，黄河以北地区大为骚动，皇帝车驾北巡。于是采用赠送金银布帛来收买敌人的手段，来缔结友好关系。从此黄河、湟水流域的百姓，将近四十年没有经历战争。每年赠送的财物虽然稍多，但还不足以抵当用兵费用的百分之一二。由此可知，澶渊之盟，并非失策。而令人痛心的是，主持国政的大臣，在议和之后，武备全部废弃。把用心于边防的臣子，称为招惹事端；把士大夫中忧虑祸患的人，称为迂腐不合时宜。大抵忌讳人们谈论军事，庆幸当时没有战事，认为敌人不敢违背盟约，认为边境不必预先防备，认为世道永远安宁，认为战争永远平息，安然自处，都不为此担忧。西北两个敌人，深知朝廷行事如此失误，于是暗中相互勾结，乘虚有所图谋。边防大臣每次上奏敌中的情况，就说侦察的人妄图希求赏赐，从未听信过。番邦使者每次到朝廷傲慢无礼，还说是夷狄之人无礼，是他们的常事，本来就不去理睬。只是自我欺骗恐吓，假装包容，其实苟且偷安，不为国家承担责任，谋划长远的经略，所以放纵他们的奸诈阴谋，养成深重的祸患。因此导致宝元元年，元昊暗中发动叛乱，连年用兵，西部百姓困苦贫穷，没有取胜的把握。又到了庆历二年，契丹观察破绽而行动，傲慢的国书上报朝廷，朝廷内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计策。不得不增加金银布帛，苟且求得一时的安宁。两方边境之所以敢这样，为什么呢？是国家向来轻敌妄战，不做预备所导致的。

臣深切看到两个敌人成为祸患，终究不能安宁，西面征伐则北面援助，北面平静则西面行动，必定想要举事，不难寻找借口。通和则坐享重金厚币，交战则必定击破官军，叛乱后又要求和谈，谁敢不答应？擒获与释放任由他们掌控，去留没有阻碍，两下牵制，困住我中国，有什么大害而不成为边境祸患？有什么后悔而长久遵守欢好的盟约？违背盟约扰乱边境，我则于是陷入困境。不幸灾荒接连发生，盗贼在中原兴起，两个敌人所图谋的，又更加重大了。自从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氏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长的豪杰英才，都被他们所用。得到中国的土地，役使中国的人力，使用中国的位号，仿效中国的官制，任用中国的贤才，阅读中国的书籍，使用中国的车马服饰，施行中国的法令，这两个敌人所做的，都与中国相同。而且他们的精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的，他们全部得到，他们的长处，中国赶不上。应当把他们当作中国的劲敌来对待，或许可以抵御，怎么可以用上古的夷狄来对待这两个敌人呢？以前已经轻敌妄战，不做预备，导致两个敌人接连制造祸患，成为朝廷的深忧，现在又想要以苟且安定的态势，于是认为没有战事，两个敌人各自获得厚利，退兵而养精蓄锐，不出几年相互呼应而起，则不再有金银布帛可以收买，盟约情谊可以接纳了。谨将守御策略列于下方。

其守御策略：

一曰：河北三十六州军中，沿边、次边的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肃、顺安、信安、保宁、乾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总共十九座城，都是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让他们深入。定州作为右臂，沧州作为左臂，瀛州作为腹心，北京作为头角。这四座城是河朔地区的指望，其余十五座城作为指爪支节，是四座城所驱使的。定、瀛、沧各设置一帅，北京设置一大帅，其余十五座城分属定、瀛、沧三路，选择良将守卫。十九座城总共用兵三十万，定州五万，瀛州、沧州各三万，镇州二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信、保、永、北平各五千，北京五万，作为各路救援。其余二万分驻各道，作为巡检游击兵。现在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地取粮的士兵十八万，本城五万，到用兵时，大约增加十万人，则战兵足够了。这三十万士兵，不像景德年间那样闭门自守，都让他们出城接战。当时守城不敢出战，敌兵堂堂正正直抵澶渊，几乎渡过黄河，成为京师的祸患。现在如果让良将帅守卫十九座城，分领三十万军队，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避失误逗引诱敌，冲陷掩袭，臣虽然愚笨，也不相信敌骑敢长驱直入向南。近年大军全部屯驻定州，然而闭城不让出战的原因，是害怕一败涂地，没有救援，并且防备中渡的变故。现在虽然用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座城，左边战败则右边救援，纵失则横向援助，哪有以前的担忧呢？其外十七座城不再蓄兵，只以本部乡军坚守，不让出战。

二曰：河朔州军的长官最宜得到合适的人，以防备匈奴的变故。向来都不加选择，贪污无才、年老昏昧的人，都让他们担任。又调动替换不定，任职久的不过一二年，其中苟且的人，只是驱遣眼前

译日常事务，那些关乎长远利害的事，因为自知后果不会波及自身，大都不去作为。前后官员互相沿袭，积弊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选拔人才长期任职，以纠正以前的过失，那么将来敌人若有变故，边城无法防守，敌军逐渐深入，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了。上述十九个州岛的军寨，在河朔地区尤其关键，其中定、保、雄、霸、沧五州，以及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的官员，近日已奉旨选拔任命，正在施行中。北京已有大臣坐镇，其余的镇、冀、瀛、莫、祁五州，以及保定、干宁、永宁三军，还有北平一寨，也请求选拔长官，并让他们长期担任该职。其中政绩显著、闻名于世的，优先给予升迁俸禄及丰厚赏赐，使他们乐于筹划边防，没有怨恨痛苦，那么他们就会尽心竭力地履行职责，自然能够长久任职。或者廉洁勤勉值得推崇但才能不足的人，罢免其边职，改派到内地担任相应的职务。如果故意违背怠慢、因循守旧，想要离开边防职务，以及有罪不可留但罪不至死的人，终身废黜不用。这样，人们就知道祸福必定会落到自己身上，谁还能不努力呢？

译第三点说：除去上述十九个州岛的军寨长官及选人长期任职的情况外，其余大小文武官员以及十七个州军的长官以下人员，都请求下诏由本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部署、钤辖分别推荐充任，或者委托枢密院、三班院、审官院等铨选部门选拔，不允许按资历循例升迁，并且必须每三年轮换一次。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上下各级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各种职务都能胜任，在用兵的时候，有可以供驱使的人，这与临时向外寻求人才相比，得失相差万倍。

第四点说：驻扎军队防备边境，是自古以来的常制，所担忧的是百姓的赋税有限，军队的粮食常常缺乏，必须广泛地筹划，才能供给用度。其间如果年成有灾荒歉收，谋划不得法，敌人到来就增加戍守兵力，常常导致粮食不足，于是横征暴敛，无所不至？百姓因此困苦，盗贼因此兴起，这是历代所担忧的。河北自从石晋失去燕、蓟的险要地势，没有可以固守的地方，所以蓄养的军队越来越多，积存的粮食越来越厚。本朝沿袭这种状况很久，到了景德年间讲和之后，军事防备逐渐松弛，粮食也随之减少。前年敌人突然发生变故，虽然又恢复了和平，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从此边境战事已现端倪，没有安宁的年份，尤其应该谨慎制定防御策略，使长久不匮乏。臣擅自提出养兵的两条建议，第一条，据守边境的军队应当留下，驻泊、屯驻、就地取粮的各军，分别驻扎在河南的郓、齐、济、濮等州，用来训练和供养。况且那些地方富庶充实，不劳经营就足够自给。大约每两年轮换一代，遇到紧急警报，发出符节征召他们，不到一个月就能到达，哪有迟到赶不上的呢？这样可以稍微节省河北地区的诛求敛取，以宽慰疲惫的百姓，使他们安逸休养生息，坐着等待敌人到来再使用他们，或许军队还有余力，可以抵御敌人。第二条，沿着黄河的州军建立粮仓，支取河南的民税以及从江、淮漕运来的粮食，充实驻扎在近边兵马的供应，每三年轮换一代，也足以宽慰河北地区困乏的百姓。这两条可以择一采用，或者兼而用之也很好。不然的话，恐怕在无事的时候，河北地区已经耗尽枯竭，一旦用兵，百姓怨恨叛离，那么肘腋之下，都成为仇敌，哪里还有闲暇去抵御外寇呢。

第五点说：河北号称是精锐士兵的地方，如果全部是精锐，那么在天下无敌，何况是在边境呢！从前朝廷没有与戎人讲和的时候，敌骑每次入侵，只畏惧北兵，看待南兵则轻视得像没有一样。我们常常把南北士兵各编为一军，凡是对阵，敌人一定先攻击南军，南军溃败，北兵受其拖累必然失败。吸取这个教训，本来有南北混编作战的，败逃得更加厉害。这不如纯粹使用北兵来得胜利。现在河北驻扎的南兵还很多，徒然能张扬声势，而实际上不足以使用。臣希望自从进入河北，纯粹招募本地人作为禁军，料钱不过五百文，每一个指挥，就替代南兵的一个指挥归营，不出几年，三十万人就全部成为北兵。又训练他们精勇，那么敌人自然应当畏服，哪里敢轻举妄动呢！恐怕议论的人说财力匮乏不宜增加军队，那么就请求在其他路停止招募，用这些来增加河北的兵力，没有增加开支。既然得到了本地士兵，不要让他们戍守他乡，粮食如果不足，就希望采用臣前面提出的养兵两条建议。

第六点说：北方敌人的风俗重视亲属，通常以近亲担任名王将相，来治理国家事务、掌握兵权并信任他们，所以他们看待中国用人，也像自己的国家一样。燕王的威望显赫于北方敌人，知道他是皇叔，又是王爵，举天下尊贵没有能与他相比的，朝廷的各种事务，都由燕王决断。燕王善于用兵，天下的军队都由燕王统领，严刑好杀，而没有敢抵挡的人。北方敌人怀疑这一点，更加畏惧。所以燕、蓟的小儿夜间啼哭，就说“八大王来了”，于是小儿就停止啼哭。每次牵牛马渡河，随即抗拒不肯前进，又说“一定是八大王在河里”。他们畏惧到这种程度。敌使每次见到南使，没有不询问燕王安好与否以及所在之地的，朝廷因为燕王的缘故，也被北方敌人看重，认为朝廷有这样亲近贤能的人，每次想要妄动，未必不畏惧燕王而停止。今年春天燕王去世，有见识的人也为此担忧。说燕王在世时，北方敌人因为朝廷而重视；燕王去世后，那么北方敌人就会轻视朝廷了。

臣也曾想到国家的将帅，既然没有闻名于远方，而亲王素有的威望被敌人所畏惧的，又已经去世，而且不再听说有皇亲可以作为朝廷的屏障。敌人一定认为王室孤立危险，没有扶持，根本不稳固，容易动摇，这确实应当成为敌人窥测的目标。臣希望陛下亲自挑选宗室中年长、通晓书籍、懂得道理、了解人事的几个人，担任王畿千里内的州长官。考虑到宗室出外不懂民政，或者有任性行事的情况，通判以下难以规劝纠正，应该挑选方正严厉、干练、地位较高的朝臣一人担任同知州。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权势均等力量相当，可以共同办事而没有违背。等到经历了一两个郡，确实知道可以独立任职，就罢免同知州，只设置通判。又挑选其次的几个人，担任千里内州郡的钤辖，也担心他们不熟悉军政，职事不能举荐，其都监、监押不可减省，应该挑选历练事务、廉洁干练的人，暂且让他们供职，再选拔优秀的守臣伺察并审慎处理。那些年少官卑，估计能够胜任差遣的，担任畿县都监、监押，虽然年少也必须挑选二十岁以上的，也选拔优秀的县令以谏言纠正他们，并且限定每两年轮换一次。也用文武臣僚的赏罚来劝勉和制止。那些勤俭好学、对待僚属有礼、熟悉文法、能治理民事的，根据高低等级，或者降下奖谕，或者赐予金帛，或者提升官阶。有各种过错恶行的，也根据

译根据罪行的大小和等级，有的罚俸禄，有的赎罚金，有的降官职，严重的甚至被贬回宫宅，让他们反省过错一两年，然后再派遣去外地任职。凡是三次有过错却仍然不改正的，终身只让他们在朝廷上挂名领俸。像这样通过教育和选拔考核，好的必定奖赏，不好的必定惩罚，我深知不出几年，出现像前汉河间王、后汉东平王那样贤能的宗室，就不难了。对内可以成为王室的屏障，对外可以威震四方蛮夷，这是治国者的紧急事务，也是长远的策略。

译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后兴起称王的君主，今天得到天下，明天就分封宗室子弟，即使是襁褓中的婴儿，也都封为侯王，分割土地，各自成为邦国，以此来分布宗族枝叶，庇护根本，张大壮大王室，壮观天下。使得英雄豪杰没有闲话可说，没有异心，认为四海之内，全是一个姓氏的人，即使有凶险的谋略和变异的计策，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前代帝王控制天下的方法，记载在简册上，验证起来是可信的。现在却埋没压抑宗室，仅仅如同豢养牲畜，纵容他们的愚笨痴呆，完全不加以教导，虽然有说书官，但实际上也是虚设，这是想要让他们全都愚昧，不让他们知道善道、成为善人，这非常不符合养育宗室的大义。至于臣民百姓之家，有子孙弟侄的，没有不勤勉教导诱导，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大概是希望确立门户，主持祭祀，如果子孙中有一个不成器，那么家道就会沦落。还有那些背负重物谋生的农夫，地位极其卑微，每天只求几升粮食，来养活妻子儿女，尚且每天拿出几文钱，让他们的孩子入学，称为学课。也是想要奖励他们的孩子读书识字，有所进步。国家富有天下，基业全盛，实在是祖宗历经艰难才达到的，应当子子孙孙继承不绝，作为历代的长远之计，怎么可以宗室满宫而陛下却不知教导，任由他们犯下过错罪恶，使得外族轻视嘲笑，这是陛下损害枝叶而招致孤根易摇的祸患。

又想到陛下任命李用和为殿前副都指挥使，任命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这是任用亲信。李用和与曹琮确实是亲信，但都是异姓。异姓的人尚且可以亲信，那么宗室同姓，与陛下是骨肉至亲，反而不可信任吗？陛下不过是认为宗室中没有人才，臣认为现在确实还没有看到人才，教导他们、试用他们，自然会有人才了。现在只有在朝会时，他们成群结队地行进，青色的车盖布满道路，士大夫见到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宗室，但只要走出都城四门之外，就不知道宗室是否存在，何况是天下呢？又何况是四方外族呢？从上古一直到周世宗，其间经历的朝代，何止万代，至于宗室不教导、不试用、不任用，微弱到极点，没有像本朝这样严重的。难怪成为有识之士所担忧的，而被北方敌人所轻视的。况且像北方敌人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辽王惕隐、楚王夷离毕，是他们亲近的人很多，臣前年奉命出使，全都与他们接触，又询问他们的国人，未必确实有才能武艺，但中原听到他们的名字，没有不怀疑他们每个人都是良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听到他们的名字而怀疑他们有实际能力罢了。现在朝廷如果能够推崇树立宗室，使他们的名声渐渐被北方敌人听闻，北方敌人也一定会认为南朝有人，根本牢固了，想要图谋就会停止，想要行动就会中止。古代有凭借实际效果来成就的，也有凭借虚名来威慑的，兵家尤其重视先声而后实，何况臣所说的，必定要使名声与实际相符，希望陛下实行不要怀疑。

他的对策：

第一，景德以前，沿边的土兵，无事时留在本州驻守，敌人到来时则全部被各路部署司抽调起来。沿边缺乏粮食，却又用南兵屯守，非常没有意义。土兵居住在边境，熟悉那里的山川道路，熟稔当地的人情，又了解敌军的部署次序，又凭借他们保护骨肉亲人的心意。而且又熟悉州将的命令，所抵御的必定坚固，作战必定胜利。如果迁入内地，不知道山川道路，不熟悉人情，不了解敌军，骨肉亲人不在州县，不熟悉命令，又被怯弱的人拖累，那么抵御必定不坚固，作战必定不能胜利。北方敌人只害怕边兵，凡是听说用南兵替换进入内地，敌人大喜，所以来就决胜而回。前年河朔有警报，又重复景德初年的事情，全部抽调边兵守卫定州，河朔的百姓非常恐惧，认为官军必定失败，幸好敌人的骑兵中途停止，没有看到失律，不然，丧失军队是必然的。臣希望从今以后，如果北方敌人入侵，沿边土兵只在本处，不再让部署司抽调转移。如果各处土兵还少，就用南兵补充；有余，才允许部署司抽调。况且部署司自在近里的州军，土兵可以聚集成为大阵了。臣上篇议论十九城分领三十万军队出战，其余十七城属于近里的州军，只用乡兵守卫，不再出战。各路部署司可以在十七城聚集成为大阵兵。边兵勇猛强悍有才能武艺，不畏强敌，敌军骑兵刚进入，让他们抵挡正面的锋芒，必定能取胜。那么近里的州军，人心自然壮大，即使是南兵的怯弱，也颇能增加气势。以南兵在边境，遇到敌人一次失败，敌军骑兵乘胜向南，那么内外都震惊恐惧，即使精锐全在部署司，也已经沮丧，怎么能保证全胜呢？

第二，景德以前，北方敌人侵犯边境，多由飞狐、易州界道的东西口过阳山子，渡过满城，从广信的西边进入，后来又多出兵在广信、安肃之间。大体上敌军骑兵都是从西山下入侵，大肆掠夺州郡，然后向东从雄州、霸州之间出去。景德以前，两州的塘水不相连接，因此名叫东塘、西塘。两塘的交界处，平坦空旷可以作为敌军骑兵的归路，于是设置保定军介于两州之间，以抵挡贼寇的冲击。后来开凿河道不止，两塘相连，虽然不是很浩渺，但贼路也稍微受阻了。然而深冬冰坚，旱年水竭，也可以渡过，不是必然安全的地方。虽然如此，只要稍微用军队控制扼守，那么敌军骑兵就无法通过了。其余东从姑海，西至保州一带几百里，都

译塘水弥漫，如果用来作为险阻，可以形成界限。只是保州以西，直到山下几十里，没有塘水的阻隔，敌人可以平直进入。如果敌人坚守盟约不动，那么就没有办法先发制人，只要采用臣在上篇中提出的屯兵方法，就足以稳固防守。万一敌人违背盟约入侵，采用臣的策略，可以转祸为福，从而伸张意志、发泄愤恨。怎么陈述呢？现在敌人如果侵犯边境，必定从广信西边而来。敌骑刚进入塘区，沿边州军坚守壁垒、显示弱势，不出兵迎战，敌人必定不顾而继续前进；将要到达镇州、定州时，也坚守壁垒，敌人必定轻视我们而松懈；于是命令广信、安肃、保州三座城池打开壁垒会合军队，声张要攻击他们却不与之交战，敌人必定分兵再次抵御；随后命令镇州、定州也关闭壁垒不与交战，敌人既然前后受敌，必定不敢长驱直入向南。于是，我们紧急从沧州走海上路线，用几千艘船，派出轻装部队三万人，奔赴平州进入符家寨口，那么距离燕、蓟之地就很近了。沧州到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几天之内就能登岸，那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不必携带沉重的物资。雄州、霸州之间，就是景德年间敌骑向东撤退的道路，又派出精锐部队两万人，直抵燕京，与沧州军队会合，捣毁敌人的心脏地带，摧毁他们的积蓄，敌人看到两路兵马入侵，没有办法应对了。燕地既然混乱，入侵的敌人必定有归心，又被王师牵制，而不能顺利离去。于是趁着他们犹豫不决之际，让沿边三城以及镇州、定州的军队合力攻击，必定能大败敌人，追击逃兵直到燕地，将敌骑全部驱逐过山后。敌兵进入边境时整齐，如果战败逃出营寨，就会纷纷散失，不再有成形的行列，容易驱除。用军队守卫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加寨，这四个关口都很险要，各用三千人守卫就稳固了。那么敌骑就不会再向南来了。趁着他们妄动，可以一举收复全部燕地，拔除几个郡落入敌手的部落，平息历代朝廷切骨的仇恨，臣自认为必定没有遗漏的策略。既然用军队守卫四个关口之外，西山有后来新开的父牛、铁龏、劕窠两个关口，敌人用来通往山后八州的道路，但都很险峻，不能通行车马，敌人开凿山路作为小径，只通行人，有雨时常坏，必须修筑堡垒然后才能通过险峻之处，不是行军的道路。即使不加防守，也没有什么危害，或者在关口旁边稍微埋伏兵车，任凭敌人入侵，发动伏兵可以全部杀死他们。假如陛下谨慎慎重，不想施行收复燕地的策略，就请求在敌人入侵之后，在西山下屯驻重兵，敌人虽然有所掠夺但向东没有出路，进退不得，我们于是用十九座城池的军队分布掩击，必定使敌人退败，保证没有深入的危害。敌人势力既然屈服，与他和谈就能长久，这也是控制戎人的一种策略。

译第三点说：燕地割让给契丹，虽然已经过了一百多年，但那里的风俗都是汉人，并不被戎人统治，始终有归顺中原的心意，常常遗憾中原王朝不能做他们的主人，往往因此感愤，流露在痛哭之中。臣前年奉命出使北廷，在边境往返多次，边境上的人多劝臣说：“万一契丹入侵，我们沿边的百姓中，很有豪杰之士，可以自行率领子弟数百人作为官军的前锋，无论指向哪里都能破敌，希望朝廷重新收复燕、蓟之地，让汉人得以生存，即使死了也是幸事。”臣私下认为他们很壮烈，安慰感谢后让他们回去。臣退下后想到朝廷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外抵御，于是辜负了边境豪杰的请求。虽然如此，臣未曾忘记这件事，想着留作日后使用。从此以后不停止寻访，所得到的豪杰很多，将来敌人如果侵犯边境，臣一定能利用所获得的边境豪杰，让他们自行率领乡人，各自组成一队，有的作为向导，有的作为内应，有的破阵，有的攻城，大可以作为王师的助力。他们刚开始离开时，扣留他们的家人作为人质，他们成功后则给予丰厚的奖赏，臣也不担心他们欺诈反而成为我们的祸害。

第四点说：古代有外患，就用夷狄攻打夷狄，这是中原的利处。朝廷西边有羌人的祸患，力量足以防备抵御，不需要借助外援来自助。只有北边的敌人强盛，十倍于羌人，日后如果违背盟约，率领全部军队南下，如果军队力量不够，那么祸患不可估量，应该寻求牵制的方法，使他们有后顾之忧而不敢行动，即使行动也有所忌惮，而不能倾尽全力前来，我们的力量足以抵御他们，这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在契丹完全使各蕃部臣服，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直、渤海、藯惹、铁勒、黑水鞨、室韦、鞑靼、步�等，弱小的全部占有他们的土地，强大的只缴纳他们的贡赋。只有高丽不服，自认为是夷、齐的后代，三韩的旧邦，诗书礼义的风气，不亚于中原。契丹用兵，极力压制高丽；高丽也极力抵抗，后来不得已才臣服。契丹知道这不是高丽的本意，常常劳师动众去控制他们。高丽也始终有归顺朝廷的心意。臣看到淳化年间，高丽国主王治因为契丹军队入境，派遣使者元郁来朝贡表示归顺，太宗没有听从，只是委婉顺从地回答。又在咸平年间，高丽国主王诵派遣户部郎中李宣古来出使，真宗也没有接纳，只是下达了优待的诏书罢了。又在祥符七年，高丽国主王询派遣工部郎中丹征古带着表文来出使，表文中称现在断绝与契丹的关系，归附大国，仍然请求赐予正朔及皇帝尊号，真宗又不允许。陛下即位后，天圣二年，高丽又曾派遣使者来朝贡，朝廷派遣柳植接待，这件事很近。前后高丽四次派遣使者修好进贡，每次表文都称不愿意依附契丹而愿意依附朝廷，朝廷最终都不允许接纳。虽然如此，看高丽归顺的迫切，就像口渴的人盼望喝水，饥饿的人盼望吃饭，没有一天忘记。只要稍微派人去启发引导，他们一定会来。来了就好好对待他们，允许他们每年朝见京师，赏赐比以前稍厚，以使他们归心；优待诏书的言辞，以取悦他们的意思。将来契丹又想违背顺理，逞凶作恶，我们派人出使高丽激励他们，并且约定说：“契丹往年无故夺取高丽三韩的土地，又在景德年间兴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非常痛苦。我们先帝爱惜民命，不想多次与他们争斗，所以每年赠送的财物也很厚，到现在四十年了。现在契丹又想背弃恩义肆意施毒，侵犯我们的边境。我们的军民共同愤怒，都愿意死战，我不敢违背众意，出兵的日子不远了。高丽如果举兵相应，内外夹击。契丹失败，那么三韩的土地以及所得的人民府库，全部归高丽，我们秋毫不取，只是恢复晋朝割让的故地罢了。”高丽一向怨恨契丹侵犯他们的土地，又征收过重，以前恨没有大国的帮助来断绝他们，听到现在的说法，就会欣然服从，那么契丹就不难打败了。有人或许认为接纳高丽，契丹可以以此为借口，或者认为不便。臣回答说：“前年的嫌隙，难道是接纳高丽引起的吗？”夷狄的本性，变化欺诈多端，如果想要背盟，什么借口不能说。难道应该动不动就自我束缚，不敢有所作为，直到祸患来临，坐受其弊，愚蠢的人尚且不肯这样，何况谋划天下大事呢。高丽果然入贡，假使契丹来质问，我们应当回答说中原自古接受万国贡献，况且高丽一向奉行朝廷的正朔，只是中间断绝隔绝，现在恢复旧好，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也和契丹接纳各国归顺是一样的。契丹怎么能使我们一定不接纳高丽的贡品呢？臣又想到，如果契丹弱小，不足以成为忧患，或者能够谨慎遵守盟誓，没有侵犯中原的志向，那么何必远纳高丽的归顺，而近忽契丹的盟约？现在契丹吞并各蕃部，事力雄盛，独自与中原为敌国，又常有侵犯之心，况且前年已经产生嫌隙，自知理亏，认为朝廷假装增加金帛，日后图谋消除怨恨，不久又将先发制人。事发后再谋划，就来不及了，经营布置，现在正是时候。臣又曾听说契丹议论说：“我和元昊、高丽，联合攻打中原，元昊夺取关西，高丽夺取登、莱、沂、密各州。”又说：“高丽隔着海，恐怕不能长久占据这几个州，只是放纵军队大肆掠夺山东官私财物后离去，我就夺取河东三十六州军，以黄河为界。”臣听到这些很久了，万一果然

译照这样说，臣认为朝廷也没有办法制约他们。外寇如此窥视中原，因循拖延，一天比一天严重，臣不知道最终会怎样？高丽多次上表请求进贡，朝廷始终不答应，于是高丽下定决心侍奉契丹，所以被契丹所利用，契丹的指令没有不听从的。如果朝廷能够允许高丽进贡，正好顺了高丽的心意，那么高丽必定转而为我们所用，契丹怎么能驱使它呢？臣深知高丽虽然侍奉契丹，但契丹却忌惮它。天圣三年，契丹曾经攻打高丽，这一年，朝廷派遣利瓦伊出使，高丽击杀契丹军队二十万，契丹人马无一返回。从此契丹常常畏惧高丽，不敢再发兵攻打。如果朝廷能得到高丽，不必等到契丹行动时才求助，臣料想契丹必定怀疑高丽是后患，最终不敢倾尽全部兵力南下，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对中原极为有利了，也希望陛下施行此策不要犹豫。

译第五点说：镇州、定州西面的山中有十余条谷口，全都通向北边边界山后的道路。景德年间以前，这些路径不太为人熟悉，鴜溪涧陡峭狭窄，林木阻塞，所以敌方的骑兵很少经由这条路入侵，即使有来的，也难免艰难险阻。臣近来听河朔地区的人说，契丹从山后砍伐林木，开凿道路，一直延伸到西山汉地边界才停止。现在往来畅通快捷，可以行军。臣也曾仔细询问原因，他们说契丹过去也怀疑朝廷有收复燕地的计划，担心天兵渡过黄河，直抵燕京。那么敌人想要出其不意，从山后进兵，侧击镇州、定州，在河朔地区横行，牵制朝廷军队。臣推测往年沿边也曾侦察上报，让朝廷知晓。现在如果契丹从广信、安肃入侵，我们用重兵抵御其锋芒，又有西山另一支军队，在背后横行攻击，官军战败，那么大事就完了。这是军事上的紧要事务，不可不知道。应当选派廉洁干练、谨慎周密的人，暗中前往筹划，如何屯兵戍守，如何防御抵抗，一定有取胜的方法，事先确定，等待敌人到来，这才是保卫边疆的方法。

第六点说：祁州、深州过去不是重要的州郡，驻兵最少，城墙低矮简陋，不太完整修缮。我听说契丹今后入侵，知道我们重兵屯驻在镇州、定州，不肯直接向南，刚过保州，就取东南路，经由祁州、深州趋向冀州、贝州，侵犯澶州、魏州了。冀州、贝州、澶州、魏州城池大而坚固，只有祁州、深州两座堡垒，应当加宽加高，以防备攻击逼迫。誓书规定不得新建城池，如果顺势加宽加高则没有疑问。又说：敌人既然忌惮镇州、定州而忽视深州、祁州，一定认为这两座城兵力分散，不戒备就通过，我们如果趁其不备，让两城秘密派出精兵，首尾呼应攻击他们，一定能大获成功。这取决于临时情况，不可预先忧虑，但懂军事的人应当留意。

第七点说：唐、汉以前，匈奴入侵，通常经由上郡、雁门、代州、定襄等路，当时中原占据完整的燕地，有险要可守，匈奴不能从这条路而来。自从石晋割让燕、蓟给契丹，中原没有险要可守，所以敌骑直接出燕南，不再寻找定襄等路。现在朝廷如果留意河朔，边境有防备，敌人不可得而入，必须从别路而来。或者虽然可以入侵，只是取定襄等路作为犄角之势，那么河东不可不大力防备。或者新建城池，或者制造险阻，占卜何地可以设奇伏，何路可以出牵制，这必须预先筹划，平时有所防备，那么临时可以抵御，应对突发情况不至于仓皇。让河朔内外相应抵御敌人，使敌人不能逞其欲望，这确实是防备边疆的事务。

以上这些守御十二策，总共十三条，是臣在庚辰、壬午年奉命出使契丹时，在河北往返十余次，询问沿边土豪和内地老人，广泛采集比较，得知非常详细。以及在北廷议事，又颇见其情状，以至于查阅典籍，以时务验证，因此收集撰写，以符合陛下委任的意思，并非臣凭主观臆断蒙蔽圣听，希望陛下让两府会议，可行的迅速实行，不可行的，互相质问并纠正。臣一定不敢坚持己见徇私，排斥众人证据，两府也不得只是讥讽指责而没有发明。这样，那么大概谋划实行而祸患可以消除了。

臣听说古代明君遭遇患难，就退修道德，可以没有过错。所以文王出羑里，纯粹依靠教化而最终消灭独夫；勾践脱会稽，励精图治武事而最终打败夫差。又听说君主忧虑则臣子受辱，君主受辱则臣子死，所以陈主答书傲慢而杨素下殿请死，蔡贼跋扈难以制服而裴度誓不两生。最终隋灭江南而裴度平淮西，由此可知古代君臣所为各得其道，那么没有不建功立业，声流万世的。昨天契丹背约，呼索无厌，朝廷以中原的尊贵，敌人敢这样，陛下有文王、勾践雪耻复国之心，臣下却未见有杨素、裴度死难平贼的志向。这样而希望排除患难解决纷争、建功立业，像古代君臣，怎么可能呢？臣私下计算北方敌人势力正强盛，可以入侵而却肯议和的，是有谋略。谋划后举事，作为万全之策。又计算中原的形势，像人坐在积薪之上而火已燃烧，虽然火焰未及其身，可谓危险了。北方敌人的强大既然这样，中原的弱小又这样，尚不急求解救的方法，是想让秦国鱼烂、梁国自亡吗？臣备位枢府，日夜忧畏，只恨未得死所，稍解国难，只愿解除臣机密职务，掌管河朔一重要州郡，得以用拙劣勤奋经营边事，虽不敢必说无虞，但自认为或许可以稍宽陛下北顾之忧。希望早日赐予裁择。

这个月，谏官余靖等说：“臣等看到陛下因为灾变屡见，飞蝗为害，自责引过，祈求天地、宗庙、社稷，不让殃及万方。臣等想到灾异而来，实由人事，政治缺失，感动天地。所以古代人君，或遇灾异，就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责，思考所以致之及改治之理，以至于册免三公的有之，诏求直言的有之，这都是消灾异、召和气之道。方今天下之势至危矣，西北二敌，凌胁中国，盗贼”

译流寇纵横，惊扰劫掠州县。军队扩充至一定规模，但选拔将领不精，赋税征派频繁，导致公私财力枯竭。内外的官员，只致力于办理事务，而少有怜悯体恤百姓的人；天下的百姓，急于供给赋税，却遭受流离失所的苦难。治理之道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听说有挽救的方法。我们臣等私下观察到，近年来，上天的警告屡次降临【六一】，朝廷虽然存有惊惧之心，但因循守旧弊，没有大力改革，所以今日灾变频发，上天的意旨必定是希望朝廷大力修明人事，以挽救祸患，这样才能转危为安。挽救祸患的方法，没有比追溯导致灾祸的根本更好的了，导致灾祸的根本，在于君臣上下的缺失。关于这些缺失之事，我们臣等敢于依次陈述。陛下不专断决断，不掌握威权，致使号令不被人们信任，恩泽不能惠及下层，这是陛下的过失。掌握天下的权柄，掌管百姓的性命，却没有好的谋略和不同的意见来挽救时弊，不竭尽忠贞节操来符合任用，这是大臣的过错。朝廷有缺失而不能补救，百姓有疾苦而不能上达，陛下宽容而缺乏决断而不能规劝，群臣顺从沉默、回避事务而不能斥责【六二】，百官邪正混杂而进用不能辨别，四方夷狄交结内侵而不能谋划【六三】，有顾全自身、回避责任的心态，没有尽力诤谏的气节，这是我们臣等的罪过。现在陛下既然已有引咎自责的言论，传达给了天地神祇，希望陛下务必践行其言，务必落实其实。践行言论、落实行动的关键，没有比专断决断、掌握威权，使号令被人信任，恩泽惠及下层更好的了，这样灾异就会消解而祥和之气就会应验。对于大臣不尽职的过错，希望陛下以导致灾变的原因，严厉地督促责罚他们。如果督促责罚后【六四】，仍然没有近期的成效，就依照因灾异而罢免三公的旧例将他们罢免，另外寻求有才能贤德的人，以挽救大患。如果我们臣等承蒙陛下破格选拔提拔，却不能称职，还致使陛下有这样的过失，大臣有这样的过错，我们臣等负罪极深，恳请朝廷远远地将我们放逐，另外寻求正直、有才能见识的人，让他们担任谏官之职，必定能辅助朝政纲纪，上以符合圣明的选拔。」

译又说：“臣等等待治罪，至今已经七天，未曾得到答复，忧虑愧悔之情日益加深，不知所措。私下认为，当今天下的局势，对外有羌戎勾结侵扰胁迫的忧患，对内有边境守御战争的苦楚。兵力财力枯竭，赋税暴敛兴起，百姓的膏血，被搜刮得没有止境，好比把石头投入井中，直到井底才停止。如果不幸遭遇旱涝饥荒的变故，盗贼乘时而起，将用什么来抵御？今天相比前一两年，国家用度和民力固然不如从前了。如果再因循守旧，没有更改旧弊的方法，过了一两年，再回头看今天，也就可想而知了，不仅不如今天，祸患将极大，即使有明智的人，也无法谋划。臣等以谏官的名义任职，看到天下局势如此危急，既不能开广陛下的恩德信义，以稳固民心，又不能纠正大臣的缺失，以挽救时弊，导致灾异频繁出现，朝廷内外恐惧不安。臣等对上辜负了陛下选拔提拔的恩情，对下辜负了百姓困苦中的期望，终日忧虑，讥讽责骂满身，还有什么脸面出入朝廷？臣等罪过实在深重，恳请朝廷务必将我们放逐，以向天下谢罪。”

又说：“臣等私下担忧，朝廷认为灾异产生的原因，上下都引咎自责，不愿专门归罪于臣等。然而臣等自思，昨日承蒙陛下在众人之中破格选拔提拔，当时舆论议论，认为臣等必定有所建树明言，臣等同心协力自我期许，必定有所报效，观察今天天下的局势，每日都可忧惧，天灾人祸，接连而至，难道不是臣等不能辅助补救所导致的吗？如果朝廷尚且赐予宽容，不加重刑罚，恳请分别给予臣等外任的差遣，以便尽心竭力，施展实际才能。朝廷另外得到贤才，让他们担任谏官，必定有谋略计划来辅助治理功业。”

知制诰张方平说：“臣私下听到外面的言论，北方敌人不遵守边界，在边境上筑城，边境官吏侦察得知他们清点兵马，并且又要派遣使者前来。事情固然未审虚实，然而国家与敌人通好已经四十年，事情穷尽必定变化，利益耗尽则交往疏远，这是常理，只是延缓岁月罢了。北方依附于敌人的各戎族，如步奚、高丽、鞑靼，常常内心怀有不服，只是被强力役使归属罢了。去年冬天敌人以大军逼近河西，自以为像拾取小草一样容易，随后却逃散回去，对内羞于面对各戎族，并且怀疑我们接纳了夏人，既羞且疑，那么他们挑起事端，想在我们身上逞强，怎能保证没有其他图谋？用兵是危险的事情，不应当轻易谈论。如果和好可以结盟，朝廷难道愿意与四方夷狄交战，即使事情到了不得已的地步，也在于上下振奋激励，讲求抵御的策略，谋划遏制的方法。河朔的军队，不少于三十万，边境千里，塘水占据三分之二，能够集中力量控制要害城邑的楼橹，防守如在九天之上。如果重兵驻扎在澶州、魏州、中山，坚守壁垒而不与敌人交战，清除田野以等待敌人疲惫，出奇兵伺机而动，拦截其归路，那么不可战胜的优势在我方，可战胜的劣势在敌方。况且敌人长久与中原通好，甘心被豢养利诱，他们的贵族习惯于骄奢淫逸，他们的部众不熟习战斗，他们本来的风俗衰败弊病已经非常严重，而且母子兄弟之间，内部结下猜疑嫌隙，上下离心离德，这是他们危乱的表现，中原可以乘机的机会。如果朝廷有意于远大的谋略，幽州、蓟州可以图谋，还能成为中原的祸患吗？陛下如果真能震动威灵，庙堂审慎计议，内外文武各自尽力，使敌人一举而不能得志，没有内部变乱，必有外部叛离，各戎族势力将会瓦解，山后之地，上天或许使之重新复合于中土，也未可知。臣希望陛下思患预防，谋划事情在先，秋气渐渐清爽，宫殿凉爽，趁闲暇之时，召见大臣，让他们各自竭尽谋略，以决定帷幄之策。一旦有边境的紧急，或许没有仓促的困扰。现在西疆刚刚安宁，纵然不能保证其长久，也没有早晚的忧虑，那些可以任用的将校，稍微调往河北，使得他们与士卒相互熟悉，逐渐了解当地风俗。至于选拔官吏、储备粮食、修缮器械、整理马厩牧场，都是当今迫切的事务而可以平时准备的。准备而没有使用，是政治的常理，临事纷乱，如何镇静？这些都是朝廷熟知的议论，而儒生的常谈。臣忝列近臣，愚虑所及，不敢自我隐瞒，只待陛下裁择。”塘水占据北疆三分之二，这是根据方平的另一份奏疏改定的。

译“”有误，现根据阁本及本书卷一四九进行改正。

译【八】只是陕西四路帅府在四路之中，“帅府于四路”五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要本补入。

【九】如今狄青不考虑以往控制驾驭的意图，“今”字下原本有“用”字，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一○】难道这是一个人所能兼顾的吗？“岂此”原本作“此岂”，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乙正（调整语序）。

【一一】所以国家自从西夏战事以来，“西事”原本作“陕西”，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一二】尹洙代替张亢主持渭州事务，“知”原本作“之”，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正。

【一三】不要说杨守素等人来这里讲和，“和”原本作“议”，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一四】平川熟户一千多帐，“平川”原本作“平州”，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一五】那么朝廷今后一切特别施行，“特”原本作“持”，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一六】那狄青本来因为有过错，“因”原本作“应”，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一七】后来癸卯日之后的第七天，“日”原本作“月”。《续通鉴》卷四十六记载：“六月庚戌，任命天章阁学士王素主持渭州事务。”按“庚戌”是“癸卯”之后的第七天，这里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正

【一八】只使用内廷无用的物品，“但用”，宋本、宋撮要本均作“但取于”

【一九】无法达到它，“之”原本作“此”，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二○】如果做无用浮华奢侈的事情，“作”原本作“为”，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二一】这是荒谬的言论，“妄”、“言”二字原本颠倒，根据《宋史全文》卷八下、《宋史》卷三二○余靖传乙正

【二二】不祥的征兆，“兆”原本作“语”，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正

【二三】占卜的书也预言城池陷落，“占”原本作“古”，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范文正公集》奏议卷下《奏乞宣谕大臣定河东捍御策》改正

【二四】观察步谷口的道路，“步”原本作“得”，根据上述书籍改正

【二五】况且元昊的边界没有城池可以攻打，“界”原本作“皆”，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述《范文正公集》改正

【二六】抽调哪一路的军队，“马”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补入

【二七】道义上应当极力论述，“论”字上原本有“语”字，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以及上述《范文正公集》删除

【二八】任子恩惠微薄，“子”原本作“予”，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以及《编年纲目》卷一二、《宋史全文》卷八下改正

【二九】欢快地相互投合，“得”原本作“称”，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苏辙《龙川别志》卷上、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十《范文正公神道碑》孙谦益校记改正

【三十】我听到张公说，“张”原本作“长”，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以及上述《龙川别志》、《欧阳文忠公文集》改正

【三一】又从去年到现在，“今”原本作“京”，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改正

【三二】未必没有用心，“无心”原本作“果来”，根据宋本、宋撮要本改正

【三三】也是因为他们窥探出深浅，“其”字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要补入

【三四】敌骑深入，“骑”原本作“骄”，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以及《治迹统类》卷八《仁宗经制契丹要略》改正

【三五】所以放纵他们的奸诈阴谋，“以”原本作“之”，根据宋本、宋撮要、阁改正

【三六】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信安”及“永宁”原本脱漏，根据宋本、宋撮要、阁以及上述《治迹统类》补入

【三七】并请求下诏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署、钤辖分别筹划举荐充任，宋本、宋撮要“钤辖”下有“路”字，上述《治迹统类》这两字下则有“部”字

【三八】不允许沿袭进入，“入”原本作“人”，根据宋本、宋撮要、阁改正

【三九】开始供给用度，“给”原本作“终”，根据宋本、宋撮要、阁以及上述《治统类》改正

【四十】而没有敢承担的人，“而”字下原本有“天下”二字，根据宋本、宋撮要、阁删除

【四一】或者提升官阶，“迁”原本作“选”，根据宋本、宋撮要、阁改正

【四二】不畏惧强大的敌人，“敌”原本作“劲”，根据宋本、宋撮要、阁以及《治迹统类》卷八《仁经制契丹要略》改正

【四三】因为南兵在边境，“以”，上述《治迹统类》作“若”，意义更好

【四四】就没有办法先发制人，“以”字原本没有，根据上述书籍补入

译【四五】必定是从广信向西而来，“而”字，与上引书相同作“面”。

【四六】声言攻击他却不与他交战，宋本、宋撮要本在“击之”之下有“之声”二字。

译【四七】兵车，同上《治迹统类》作“军马”。

【四八】分布掩击，“布”字，同上书作“路”，疑是。

【四九】一策也，“一”字原作“下”，据同上书改。

【五〇】今契丹自尽服诸蕃，“服”字原作“复”，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五一】表称今断绝契丹，“断”字原作“既”，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五二】每表必称不愿附契丹而愿意附朝廷，“表”字原作“来”，据宋本、宋撮要本改。

【五三】无一日而忘也，“也”字原作“之”，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五四】但略遣人翘发，“遣”字原作“有”，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

【五五】我先帝重惜民命，“帝”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

【五六】今却复修旧好，“修”字原作“受”，据宋本、宋撮要本

【五七】则必反为我用矣，“矣”字原作“也”，据宋本、宋撮要本

【五八】不必埙契丹动而求援，“求”字原作“来”，据宋本、宋撮

【五九】恐天兵渡河，“天兵”原作“天下兵”，据宋本、宋撮

【六〇】寇澶魏矣，“矣”字原脱，据宋本、宋撮

【六一】天戒屡至，“至”字原作“告”，据宋本、宋撮

【六二】群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群”字原作“大”，据宋本、宋撮

【六三】四夷交结内侵而不能谋，“结”字原作“纳”，据宋本、宋撮

【六四】若督责之，此四字原脱，据宋本、宋撮

【六五】忧愧益深，“益”字原作“殊”，据宋本、宋撮

【六六】国用民力固不如矣，“民”字原作“兵”，据宋本、宋撮

【六七】信好可结，乐全集卷二二《请延召近臣访议边事》作“信好可继”。

【六八】是不可胜在我，“不”字原脱，据宋本、宋撮

【六九】可胜在敌，“可胜”上原有“不”字，据宋本、宋撮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一

起讫时间 起仁宗庆历四年七月尽至是年八月

卷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一

帝号 宋仁宗

年号 庆历四年（甲申，1044年）

全文

秋七月癸亥日，下诏因冬至日将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不得上表请求加尊号。

甲子日，燕王府发生火灾。

丙寅日，将知石州、洛苑副使刘舜臣降职为礼宾副使，因他犯有盗用公使酒醋的罪行，按律当死，皇上因他是边防臣僚特意宽恕了他。

丁卯日，下诏广西转运安抚司在宜州张贴榜文，凡有捕获区希范、正辞、蒙赶的人，每人赏赐袍带，钱三十万，盐一千斤。

戊辰日，赏赐鄜延路部署王信等人器物币帛，等级不同。起初，知延州庞籍在朝谷创建石嘴堡，西夏贼寇曾率兵两千余人前来侵犯，王信等人击退了他们。因此有这次赏赐。

辛未日，命知制诰田况提举河北便利籴买粮草事务。

梓州路转运司上言，泸州教练使生南、招安将史爱引诱淯井监夷贼敖等人投降，请求一并补授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监一路招安巡检，皇帝批准了。

壬申日，殿中丞蔡挺负责管理陕西、河东宣抚机密文书，这是范仲淹请求的。蔡挺诡诈多变，人们无法探知他的真实情况，他常常掌握范仲淹等人的机密事务，泄露给吕夷简以谋求自我进身。这是根据《墨史》附传记载的。

赏赐修筑水洛城的禁军及弓箭手缗钱。

癸酉日，下诏凡告发本营结集逃叛者而应当升迁提拔的，从今以后调隶其他指挥。

此前，同判太常寺吕公绰上言：“文王的妃子称为文母，宋共公的妻子称为共姜，《诗经》中称庄姜、宣姜，都是以谥号跟随丈夫，然而古代没有先于丈夫作谥号的记载。自汉、晋、隋、唐以来，历次举定皇后谥号，多冠以帝号，否则就参用同一字。只有我朝遵循稽考作谥的典制，追合跟随丈夫之义，祖宗的皇后，都遵循这一成法。如果僖祖谥号有文献，皇后曰文懿；顺祖谥号有惠元，皇后曰惠明；翼祖谥号有简恭，皇后曰简穆；宣祖谥号有昭武，皇后曰昭宪；太祖谥号有大孝，皇后曰孝明、孝惠、孝章；太宗谥号有圣德【一】，皇后曰懿德、明德、元德、淑德。前代皇帝在位时，特谥两位皇后为庄怀、庄穆。等到上真宗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的谥号，而郭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