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

译范镇因在狱讼问题上意见与朝廷不合，想要辞去镇内职务。执政大臣于是晓谕范镇让他自行请求外放，于是有了这道任命。有人说范镇与欧阳修向来交好，等到讨论濮王追尊之事时，范镇首先违背了欧阳修的意愿，欧阳修趁机向皇上进言说：“范镇把韩琦当作周公来对待，那就是把陛下当作年幼的君主来对待了。”范镇因此获罪被外放。范镇在英宗治平元年闰五月被罢去学士之职，改任侍读。治平二年三月丙寅日，又恢复为学士。治平三年正月壬申日，才被外放。孙升弹劾邓温伯的奏章中说：“范镇起草韩琦的制词说‘史称霍光，义形于主’，既然把韩琦比作霍光，那么皇上就应当是昭帝了。英宗对此深感厌恶。范镇本无奸邪之心，只是比喻韩琦失当，尚且被罢去学士之职，外放任陈州知州。”这与前文记载不同，应当考证。范镇文集九十五卷中有批答韩琦乞退第三表的文字，确实举用周公的例子，恐怕是孙升弄错了。引用霍光之事，乃是治平元年闰五月范镇升任右揆时的制诰。弹劾邓温伯的应当是孙升。

译皇上对起草的诏令大多亲自审阅，如果有不合情理之处，必定让人修改。皇上曾对执政大臣说：“这是君主的谋略训示，怎么可以褒贬失实呢？”在此之前，知制诰韩维在便殿奏事时，曾说：“君主的喜好与厌恶，应当通过明确的赏罚来显示给天下人看，让人们知道该避开什么、趋向什么，那么风俗就可以改变。”又说：“圣贤的思考，不可能完全没有差错，假如陛下处置有误，改正它足以彰显接纳善言、听从劝谏的美德。”等到吕镇被外放任职，韩维说：“吕镇确实有罪，自然可以明正典刑，如果他的过失仅在于文字方面，应当宽容以保全近臣的体面。陛下先前贬黜钱公辅，朝廷内外都认为处罚太重，现在又外放吕镇，而众人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臣担心从此大家各自心怀恐惧，没有人敢为陛下尽忠了！”

癸酉日，契丹改国号为大辽。查考《续纲目》及《宋史》都没有“大”字。

乙亥日，宣徽南院使、武安节度使程勘去世。程勘镇守延州共六年，与同辈相比熟悉事务，但没有其他智谋策略，不被言官所认可。起初，按惯例恩荫蕃官不依次升迁，因为程勘的奏请，才开始都能升迁。他又说：“各部落首领、把截军军官、弓箭手人员都不在犒劳赏赐的范围之内，古代的动乱，有的始于羊羹，可以作为警戒！首领中有才能武艺并能建立战功的人，希望得以召见，征辟补授为蕃官。”延州夹河建有两座城，城墙矮小单薄，曾经被西夏贼寇围攻，登上九州岛台俯瞰城中。程勘调集兵夫大规模增筑城墙，后来认为这很有利。横山酋豪怨恨谅祚，想率领部众叛乱，攻取灵州、夏州，来请求出兵作为援助。程勘说：“豺狼如果不互相搏斗，就不容易捕捉；痈疽如果不自行溃破，就不容易攻治。谅祚长久悖逆傲慢应当诛杀，应该趁此机会答应他们，这就是所谓用蛮夷攻打蛮夷，是中国的好处。”恰逢皇帝身体不适，大臣们忌讳挑起事端，于是搁置不批复。程勘自认为年过七十，上奏请求退休的章表共十多次，皇上始终不批准，派遣中使带着手诏慰问，赐予茶药黄金。于是再次上奏说：“臣年老，病情严重！高奴屯驻精兵，是重要之地，哪里是养病的地方呢？”被召还朝，到澄城去世，追赠太尉，谥号康穆。有人说程勘屈节结交宦官阎士良，甚至让妻子出面见他。

丙子日，枢密副使吕公弼上奏请求以南郊封赠三代的恩荫，追赠已故儿子吕希仁一官。朝廷批准了。实录记载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依据《会要》。将三代恩荫授予男女，以前未曾有过。应当考证。

试将作监主簿祁元振去世。祁元振是焦人，太常少卿祁革的儿子，凭借父荫授予试衔，不肯做官。藏书多达万余卷，博览群书且记忆力强，至于医方阴阳之类的书籍，也往往能够知晓。廉洁沉静欲望少，被乡人所喜爱信任。前后多位州将推荐他，特别任命为守校书郎退休。祁元振推辞并请求追封他的母亲，下诏将母亲丁氏封为昭德县太君。去世时享年七十四岁，乡人请求赐谥，亳州又上奏他的节操品行，请求赐予先生称号。没有批复。

辛巳日，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徐州知州张方平任翰林学士承旨。

起初，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学士中只有王珪能写诏书，其余大多不称职。于是问张方平的文学才能如何？欧阳修回答说：“张方平也有文学才能，但心术不正不正直。”曾公亮认为没听说他心术不正，赵燍又认为没有迹象。所以最终任命了他。皇上曾询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要点，张方平以简易诚明回答，皇上不觉身体前倾说：“我过去参加朝会，仰望侍从大臣，以为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现在却不是这样，听了学士的话，才知道有人了。”御史吕大防说：“私下听说参知政事赵燍举荐张方平、钱明逸，请求破格提拔。消息传播之初，确实惊动了众人。张方平、钱明逸，都凭借制策登科，早列侍从，没听说有嘉谋善政显扬于时论，而出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治理不善，怎么足以在庙堂之上谋划，处理天下事务呢？私下认为赵燍位居辅臣，与国家一体，不能公开言论公正，进贤退不肖，而□大□牛□私旧，引荐非其人，失掉了大臣忧国致君之道。希望将臣此章发出，交给赵燍问罪，以惩罚不敬。”吕大防弹劾赵燍，不得其时，因为张方平被召为翰林，附记于此。

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

壬午日，罢免三司推勘官。起初，下诏三司举荐京朝官一人专门负责推勘事务，至此三司上奏认为不便，罢免了。但议论者不认为罢免是方便的。嘉佑五年设置。

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先后十一次上奏，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早日确定濮安懿王追崇的典礼，都没有批复，请求免除台职，也没有批复。本月壬戌日，查考本月没有壬戌日，这是追叙前月之事，以下干支都牵连而书，因为罢免吕诲等是壬午日的事，所以附记在这个月末。于是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走吕大防合奏说：“豺狼当道，击逐应当优先，奸邪在朝，弹劾岂敢落后？私下看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开启邪说，妄引经据，以歪曲道理取悦君主，以近利辜负先帝，想要给濮王加上不正的名号，将陷陛下于过错

译举荐他受到讥讽。朝中舆论震惊听闻，天下人感到失望。这是政令法典所不能宽恕的，是人神共同抛弃的。哀帝、桓帝的过失既然难以施行于圣明的朝廷，褒姒、妲己的奸邪固然难以逃脱公众的议论，应当交付官吏议罪，以安定众人的心意。至于宰相韩琦，起初不深入考虑，坚持想要掩饰错误，附会言辞，误导圣上的听闻。以至于儒臣共同商议，礼院考究推求，经书义理非常明确，众人言论没有偏颇。韩琦自己知道过失，却不曾陈述辩白，大臣侍奉君主，难道应当这样吗？公亮和燍，充任政府职位，承受国家厚恩，苟且迎合，未曾辨明纠正，如果不责备他们，谁来承担罪责？臣等身居言官职位，情势不能沉默保全。请求动用尚方宝剑，虽然是古人所难以做到的；但执行国家的刑罚，况且典章制度还在。恳请陛下将修交付司法部门审理，并判正韩琦等人的罪责，以谢罪于朝廷内外。况且议论既然不统一，道理难以并存。过去师丹的主张实行，那么董宏就获罪；董宏的议论获胜，那么师丹就被废黜在家。臣等和修，岂能一同进用？如果言论不被采纳，愿意接受贬谪责罚，上不负陛下委任差遣，下不废弃朝廷的职责，臣等的志向也就满足了。」

译戊辰日，又上奏说：“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不以人心为根本的，得到人心，即使中等才能也能避免危乱；失去人心，即使是贤能智慧之人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所以说百姓好比水，可以承载船只，也可以倾覆船只。人心的得失，能不慎重吗？哪有身居大臣之位、与国家同休共戚的人，迎合上意，私下谋取私利，把过错推给君主，使天下人失望？作为臣子的罪恶，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恳请陛下继承大统，登上尊位，养育之恩，按理应当加倍追念。然而应当等到先帝的丧期结束，陛下的恩德已经施行，然后讲求礼仪，褒扬尊崇本生亲属。况且韩琦博古通今，精通文史，明知师丹的议论是正确的，董宏的说法是邪僻的，却被利益诱惑了内心，神智丧失了判断，废弃了守丧三年不改变礼制的义理，忘记了‘有死无贰’的节操。仁宗的虞主刚入庙安葬，陵墓泥土还未干，就急忙提出越礼的言论，想要遵循衰败世代的陋习，致使陛下对外失去了四海臣民的心，对内违背了左右卿士的议论，追究韩琦的罪责，怎么能赦免！陛下自从临朝执政以来，励精图治，遇到灾异就恐惧，有周宣王的风范；以至诚感动神灵，践行了虞舜的德行。至于加上的尊号，推辞不接受，这都是前代难以做到的节操，太平盛世可以记载的政绩，推行这些，祥和之气就可以到来。然而朝廷内外人心喧哗不安，实在是因为邪说震惊，重大议题尚未确定。现在如果不纠正濮王的礼仪，就无法安抚众人的心；如果不惩治首恶大臣，就无法澄清朝政。”

癸酉日，又上奏说：“韩琦身居政府要职，不能用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开导扩大陛下的意旨，发布号令，使行动符合人心，让亿万百姓欢欣鼓舞，感化于神妙的教化。反而迎合上意以邀取宠幸，倡导邪说，违背礼制，扰乱法度，不顾大义，将要使陛下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而韩琦却洋洋得意，自以为忠诚。等到近臣集会商议，礼官讨论，拖延了很久，重大议题不能决定。而且韩琦引用前代衰败时期所行的谬误事迹，来装饰奸邪的言论，拒绝堵塞正确的议论，挟持邪说欺瞒皇上，内心实在不忠诚。作为臣子像这样，怎么可以参与国家大政的议论呢？曾巩庇护罪恶，助长错误，阻挠压制公议。吕公亮和吕溱，在其中模棱两可，从不辩明纠正，也不是大臣辅佐君主的体统。恳请陛下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以分辨邪正，使天下信服。”

范纯仁等人议论不停，中书省也用札子向皇上自我辩解道：臣看见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礼仪，两制官员、礼官请求称皇伯。中书省的议论，认为事情体统极大，理应审慎，必须符合典故，才可以施行。而称皇伯这一说法，考察经史，都没有依据。正打算下达三省百官，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以求得当。陛下屈尊，亲手诏令中止。而众说纷纭，至今不停。臣认为众说虽然多，其说法不过有三：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是没有根据的臆测；第二种说简化宗庙导致水灾，是严重诬蔑天人的言论；第三种说不应当效仿汉宣帝、汉哀帝来扰乱统绪，是不推究本末的议论。臣请为陛下逐条辩明。

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是指齐衰、期年，称为降服。以此表明服制可以降低，但父母的名称不可更改。又按《开元礼》《开宝礼》、本朝五服年月、丧服令，都说：“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大概是因为恩情没有比所生父母更重的，所以父母的名称不可更改；道义没有比所继父亲更重的，所以宁可压抑而降低服制。这是圣人制定的礼仪，著录在六经中，作为万世的法则，这是中书省议论所依据的。如果所谓称皇伯的说法，考察六经没有，当今本朝现行典礼及律令也没有，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各位皇帝由藩邸入继大统的，也都没有，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臆测了。《仪礼》是圣人六经的文字，《开元礼》是唐朝三百年所用的礼仪，《开宝通礼》是圣宋百年所用的礼仪，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也都是祖宗累朝所定，当今天下共同执行的制度。现在议论的人都抛弃不用，只想使用自己没有根据的臆测，这是不能施行的原因。

第二种说简化宗庙导致水灾的，臣认为上天降下灾异，都主要对应人事，所以自古圣王，遇到灾异恐惧，大多寻求缺失的政事而修治它，或者自己知道过失而改悔，希望以此来堵塞上天的谴责。但都必须人事已经在下面显现，那么上天的谴责才在上面形成。现在濮王的议论，本来是因为两制、礼官违背经义，抛弃礼制，使用他们没有根据的臆测，想要确定称皇伯。中书省怀疑这不可施行，正考察古今典礼，虽然有明确的依据，也不敢自信而专断，再下达外廷广泛议论，而陛下急忙诏令中止，想让有关部门慢慢寻求典礼。这样臣下审慎重视如此，君主谦让如此，君臣不敢轻率议论妄自举动，而上天就急忙谴责发怒杀害人物，这是臣所说的严重诬蔑上天。议论还没有决定，仍然停止不议，却就说两统二父导致天灾，这是严重诬蔑人。

第三种引用汉宣帝、汉哀帝事情的，臣按《汉书》，宣帝的父亲叫悼皇考，起初称亲，谥号悼，设置奉邑、寝园而已。后来改称皇考

译（定陶共王）在京城建立宗庙。所谓“皇考”，只是对父亲的一种特殊称呼，都是儿子用来称呼其父亲的名称。汉代儒生起初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自从汉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人开始提出毁弃宗庙的建议，几十年间，关于毁弃或建立宗庙的意见不一。到了汉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议论说：“父亲谥号为悼，仅设置奉邑，都符合经义。”这并没有非议宣帝称史皇孙为父亲。之所以说符合经义，就是《仪礼》中所说的“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的意思。只是因为他在京城建立宗庙，扰乱了汉朝祖宗的昭穆次序，所以平晏等人认为“两统二父”不合礼制，应当毁弃。定陶共王起初只称“共皇”，在本国建立宗庙，师丹也没有提出异议，直到后来他在京城建立宗庙，想要去掉“定陶”国号，不再以国号为系属，有进犯汉朝正统的倾向，于是大家才极力非议。所以师丹的议论说：“定陶共皇的谥号以前已经确定，建议不再更改。”只是论述在京城建立宗庙是不可行的罢了。现在进言的人不探究朝廷原本的议定，不寻找汉代臣子所非议的是什么事情，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推究事情的始末。中书省的议论，原本是说称“皇伯”没有依据，而礼经有“不改父母”的原则，名号尚未确定，所以尊崇的礼仪都还没来得及商议，而进言的人就引用汉代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城建立宗庙的事情，严重诬蔑朝廷，认为这是干犯扰乱大统，这是多么过分的言论啊。去掉国号而在京城建立宗庙，以此扰乱祖宗的昭穆次序，这确实是可非议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议论，那么指责我们等为奸邪之臣，而君主有过失，是应当的。然而陛下的心意未曾涉及此，而中书省起初也没有这样的议论，进言的人不推究始末，引用汉代可非议的事情作为论据，而外朝的大臣又未曾知道朝廷的本意如何，只看到进言的人如此这般【一五】，于是认为想要施加非礼、干犯扰乱统纪【一六】确实如此，因此众口一词，纷纷议论不止。进言的人想要必定实现“皇伯无稽”的说法，牵强附会天灾，恐吓逼迫君主，而中书省坚守经义、执持礼制的议论，反而被指责为奸邪之言。朝廷认为进言的臣子，理应宽容对待，不想与他们争辩，而外朝的群论，又无法逐家逐户地告知，是非的道理不辨明，上下之间的情意不沟通，这就是议论纷纷不止的原因。

译作为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既然已经把所过继的人当作父亲，圣人又保留对其生身父母的称谓，这并不是刻意曲解的意思，而是因为自从天地开辟以来，没有不靠父亲而生下的儿子，既然有父亲而生，就不可以隐瞒其生身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得以立宗族中的长子为后嗣，这是礼法所允许的，但是哪里有不靠父亲而生下的儿子来做后嗣的呢？这就是圣人不忌讳无子的人立别人的儿子为后嗣，也不忌讳做后嗣的人有父亲而生，大概是因为不欺骗上天，不欺骗世人。所以做后嗣的人，承受宗庙的重任，承担儿子的职责，而不再回归本宗，其生身父母，也不得前往参与宗族的事务。至于丧服，降低等级加以抑制，可以用义理来决断。只有生身父母的名称不能改变，这是道理上不可改变的，改变了，就是欺骗上天和世人。儿子为父母服丧，称为正服。出继给别人做后嗣的人，为生身父母服齐衰一年，称为降服。又为所过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称为义服。现在如果把生身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了从祖父，反而只服小功，而濮安懿王的夫人，是生身的嫡母，反而只服义服。从宗懿以下的生身兄弟，按照礼制虽然降低等级，仍然服大功。这样，礼制中的齐衰一年，现在反而成了小功，礼制中的正服，现在反而成了义服，对生身父亲只服小功，对宗懿兄弟反而服大功。这就是自古以来不称生身父亲为伯叔的原因，称了就会像这样导致典礼违背常理，人伦关系错乱。

我伏惟陛下聪明睿智，道理没有不明了的。现在众人的议论像那样，中书省的议论像这样，一定要顺从众人吗？那么众人的议论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想要违背众人吗？那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违背众人而能成事的。臣希望陛下大发恩泽下达诏书，明确告知朝廷内外，说称皇伯没有根据，决不可称，而现在想要确定的，只是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建立宗庙，扰乱纲纪的事情，都不是朝廷原本的议定，或许众人的疑虑可以消除。如果知道这样，却一定要称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不能为之辩解了。中书省的札子必定详细记载，然后才能看出皇上不听从台谏的原因。

皇上的心意不能不倾向于中书省，然而没有立即下诏。执政大臣于是互相秘密商议，想要让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尊为后，皇帝称亲；又让皇上和太后下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亲，即在墓地立庙，以显示这不是皇上的本意，并且想要作为日后推崇的开端。

丙子日，中书省在垂拱殿奏事，当时韩琦因为祭祀斋戒，皇上特意派遣中使召他共同商议。退朝后，外面传言濮王已经议定称皇，欧阳修亲手写了诏书草稿两份，一份呈给皇上。中午，太后果然派遣中使带着密封的文书来到中书省，执政大臣相视而笑。吕诲等人听说后立刻上奏：臣等自从去年秋天以来，相继论列中书省不合宜地建议给濮王加非礼的称号，没有蒙受采纳。又在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说，引导阿谀君主，以及韩琦、曾公亮、赵燍等人依违附和，不早辨正，请求交给有关部门议罪，也没有蒙受交付外朝施行。这是因为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早日端正典礼。又不能打击奸恶，肃清朝纲。于是导致重大议论久而不决，朝廷内外的人诽谤议论纷纷。如果安然享受俸禄，不自引罪，那么对上造成陛下失德，对下毁坏臣等的职责。于是缴纳御史台的告身和敕书，在家待罪，请求早日赐予贬斥。

皇上用御宝封好告身和敕书，派遣内侍陈守清催促吕诲等人令其赴台供职。吕诲等人因为所言不被采纳，虽然接受了诰敕，仍然在家待罪。

丁丑日，中书省奏事，皇上又派遣中使召韩琦共同商议。随即降下敕书称准皇太后手书：“我听说群臣议论请求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没有见到施行。我再翻阅前代史书，才知道自有先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阳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以让皇帝称亲，仍然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襄、仙游都称为后。”又降下敕书称皇上手诏：“朕当面奉皇太后慈旨，已经降下手书如前。朕因为刚刚继承大统，担心德行不胜任，称亲的礼节，谨遵慈训，追崇的典礼，岂能轻易承担。暂且想要以墓地作为园寝，在园寝立庙，让王子孙主持祭祀事务，皇太后体谅此诚恳之心，当即赐允从。”又诏令濮安懿王的儿子瀛州防御使岐国公宗朴，等到服丧期满除授节度观察留后，改封濮国公，主持濮王的祭祀事务。

在此之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上书说：“听道路传言，不知道真假。有人说朝廷想要追尊濮安懿王为安懿皇，如果真的这样，私下恐怕不可。陛下既然作为仁宗的后嗣，按照礼制不得再顾念私亲。臣先前已经说得很透彻，不敢再烦劳圣听。现在臣不知道陛下的意思，一定要追尊濮王，是想以此作为荣耀吗？作为利益吗？认为对濮王有益吗？前世有以旁支入继大统追尊其父为皇的，从汉哀帝开始。其后安帝、桓帝、灵帝也这样做。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王，现在如果追尊濮安懿皇，这是正用哀帝的方法。陛下有尧、舜、禹、汤的榜样，不以为法，汉朝的昏君，哪里值得作为荣耀呢？”

译吗？仁宗的恩泽深植于百姓心中，渗入骨髓，天下人心之所以归附陛下，是因为陛下亲自接受了仁宗的遗命，成为他的儿子。如今陛下既已拥有天下，却要给濮王加上尊号，天下人听到这个消息，谁不感到离心离德，这又怎么能算是有利呢？生育的恩情，如同苍天一样广大无边，谁能忘记？陛下不忘濮王的恩情，在于陛下的内心，而不在于这些外在的虚名。孝子爱戴双亲，就会按照礼制祭祀他们。现在用不合礼制的虚名加在濮王身上并加以祭祀，这对濮王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这三点没有一条是可行的，而陛下却执意实行，这大概是朝廷中一两个大臣，因为自己先前建议的失误，已经背负了天下人的重责，想要掩饰过错、坚持错误，不顾陛下的德行因此受到损害。陛下听从了他们，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又听说朝廷的谋划，想要假托皇太后的手书，以及不称“考”而称“亲”，虽然百般巧饰，终究是辜负了先帝的恩情，损害了陛下的道义，违背了圣人的礼制，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朝廷的大臣，只能欺骗自己，怎么能欺骗皇天上帝和天下人呢？臣希望陛下赶快停止这个提议，不要让消息流传到四方，那么天下人就会非常幸运！臣现在虽然不做谏官，但往日已经曾上奏禀报，身为近臣，遇到国家有重大的得失，不敢不直言进谏。」

译等到这道诏书下达，判太常寺吕公着进言说：“我私下认为，称‘亲’的说法，大概是汉宣帝时有关官员奏请史皇孙的先例。查考史皇孙就是汉宣帝生身的父亲，汉宣帝作为汉昭帝的继承人，是以兄孙的身份遥继祖父的统绪，在汉家没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史皇孙起初没有爵位和谥号，有关官员奏请，所以暂时称‘亲’，后来既然已经立了谥号，只称悼园，那么‘亲’字并不是用来作为称谓的。况且陛下以圣明的德行，仁宗将您从旁支选拔出来，继承大统，即使天下三岁孩童，都知道陛下是濮王所生。现在只建立园庙，让濮王的儿子承继祭祀，这样对于濮安懿王没有断绝父亲之义，对于仁宗没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那个‘亲’字既然难以确立称谓，而且义理上也不安，恳请陛下停止罢免。”朝廷没有答复。下诏让百官商议追崇的典礼，诸王府侍讲孙固说：“礼制可以改变，天性不可改变。王爷应当称‘亲’。”议论还没有汇集，有诏书停止议论。孙固的议论依据冯家神道碑以及傅尧俞墓铭。皇太后亲手书写诏书，大概是中书省采用了孙固的议论。

戊寅日，吕诲等人又上奏说：“臣私下思考前次敕令三省集议，因为皇太后亲手书写诏书严厉责备大臣，于是停止集议。现在又有这道命令，始末相互矛盾，众人震惊害怕，更加疑惑。即使按照皇太后的意思，想要让濮王府称皇、后，陛下应当审慎考虑是否可行，用臣僚所议定的典礼，规正这件事，怎么能宣扬到外面，然后表现出谦让。这不仅彰显诏书反复无常的过失，也损害陛下爱护亲人的德行啊。听说先前御史范纯仁到中书省，曾公亮、欧阳修、赵抃都说宫中商量，一定要使长久可行。看到今天命令下达，确实知道大臣的谋划早有预谋了。大概首先提议的人想要改变这件事，从外面控制里面，苟且逃避深责，使天下怨恨诽谤归于君主，现在又留给母后，能称为忠吗？况且濮王封大国，典礼终究缺失，先前有权且罢免的旨意，后来有暂且想要的话，传扬到四方夷狄，谁敢相信？在园中建立庙宇，都不适宜，嗣子袭封，在体制上才允当。臣等恳请陛下俯顺人情，再赐讲求，以期达到最恰当。如果不归罪于首先提议的人，天下的疑惑，没有人能解开，陛下至公的心，无法明辨。臣等闭门等待治罪，畏惧恐慌，只希望宸慈早日赐下明断。”

范纯仁又单独上奏说：“皇太后自从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曾参与外朝政事，岂应当再降诏令，有所建置？大概是政府臣僚苟且想要遂非掩过，不考虑朝廷祸乱的根源。况且三代以来，未曾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的。秦、汉以来，母后才参与少主的政事。从此权臣想要做非常之事，就必定假借母后的诏令来实行他们的意志，往往出于逼迫胁迫，而天下最终不知道事由权臣。现在陛下以成年君主临朝，已经四年，各种政务，应当出自宸断。对内侍奉慈闱，只应当竭尽仁孝的诚意，尽四海供养的本分而已。岂需要再烦劳房闱的命令，参杂扰乱国家法度，一旦开了这个头，弊端根源极大。日后成为权臣矫托的地方，非常不是君主自安的计划。恳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回停止前诏。凡是关于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纳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的命令，施于成年君主的朝廷呢？”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章，对同僚说：“韩琦与范仲淹，恩情如同兄弟，看待范纯仁如同子侄，竟然忍心这样互相攻击吗？”

这天，合门两次以诏书告知吕诲等人到御史台供职，吕诲等人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弹奏辅臣，请求端正大议，以洗雪君主父亲的诽谤，想要清除左右的奸邪。愚诚愤懑，陷入僭越，甚至缴还任命文书，擅自离开官署，情虽爱君，罪实违法。承蒙陛下宽贷所犯，告知令就职，臣等只承受陛下保全宽度的恩情，未见朝廷法制的公正。现在濮王典礼，虽然去除了殊号，而首先开启邪议的臣子，未蒙显责，中外仍然以为疑惑，臣等怎敢自己停止？恳请检阅前奏，加罪首恶，以安慰公论。如果臣等擅自纳告去职，也望施行，甘愿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

己卯日，又上奏说：“今天的事体与汉宣帝不同，当时太子与皇孙都死在外面，因为就地埋葬，所以叫悼园。汉宣帝即位后八年，有关官员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用天子之礼祭祀，悼园应当称尊号，叫皇考，立庙，因园为寝。后来议论的人认为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用天子之礼祭祀的，是说尧、舜、禹、汤、周文王、汉高祖受命的君主，不是说继统为后者，皇考庙悼园，应当毁坏不要修缮，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现在濮王陪葬熙陵，排列子孙的次序，奉邑守卫，都已经严备。必定另起园寝，增广制度，应当改卜，更换他的灵柩。不仅熙陵隔绝，也与润王没有区别，顾念其典礼，怀疑有不安。汉悼皇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汉宣帝，虽然承继大宗，不断绝小宗的祭祀，所以建立寝庙，不算过分。议论的人还说考庙悼园，应当毁坏不要修缮。大概礼制不逾越界限，而应当专意于汉昭帝。况且濮王嗣续众多，本祀何缺？陛下专意于仁庙，而又顾念私亲，示于天下，那公议如何呢？”

译我私下推究这两道诏书的用意，完全是出于最初提议的大臣，完全沿袭定陶王即位时的旧例，于是追随哀帝的足迹。先前说“暂且罢免”，人们都私下嘲笑，如今说“暂且想要”，谁又能相信呢？以真诚之心对待下属，尚且有人违背，用欺诈诡谲的手段示人，怎能长久呢！陛下难道不念及先帝的恩德，七庙的威灵，神灵升降在庭，祸福所系。我虽然非常愚钝，内心实在感到寒心。恳望圣上慈爱，先以孝道为根本，不被邪说迷惑，扰乱典章制度。向下顺应人心，向上回应天意，对于园庙的指令，特别予以追回撤销，最初提议的大臣，不可宽恕。安抚朝廷内外，这是当前的紧急事务。我们臣下的罪责，不敢苟且逃避，早日希望被贬斥流放。

译庚辰日，又上奏说：“臣等原本认为欧阳修首先发起邪说，误导圣上之心，韩琦等人模棱两可、附会迎合，没有及早辨明纠正，因此屡次上奏弹劾，请求执行朝廷法典。近来看到皇太后的手书，追尊的典礼，兼用了哀帝、桓帝衰败世代的旧例，这与中书省最初的提议相符。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韩琦暗中与宦官苏利涉、高居简往来勾结，向上迷惑母后，才有这样的旨意。这大概是想把过错归咎于至尊，自己掩盖罪恶。卖弄权术的痕迹，想要掩盖却更加明显，欺君负国，竟然敢如此。陛下知道这样做不可行，急忙下达手诏，虽然去掉了特殊的尊号，但仍然允许称亲。提出建议的罪责，尚未按法典惩处。陛下纵然因为辅政大臣共同商议，难以完全责备，但欧阳修作为首恶，难道应该宽容吗？凡是臣子得罪君主，尚且可以赦免，欧阳修却是得罪祖宗，所以没有可以赦免的道理。自古以来大臣有过错，被御史台弹劾，惯例都是闭门忧惧，上章引咎，因为权势显赫的大臣，理当如此。现在欧阳修气度傲慢，出入如常，又再次巧作奸诈之态，迷惑朝廷内外。陛下圣明鉴察，观察欧阳修的为人，稍加放松控制，什么事做不出来？恳请陛下特别做出决断，将欧阳修贬斥责罚。臣等也有不合宜地接受诰命而离职的罪过，也请求一并施行，臣等即使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时候。臣等与欧阳修，在道理上不能共存，欧阳修如果不被贬黜，臣等终究没有任职的道理。”

又上奏说：“外面的人都说是韩琦让高居简、苏利涉迷惑母后而下达手书，陛下知道这样做不可行，急忙颁布手诏。这是否属实无法得知，韩琦与宦官内外勾结、矫托欺瞒，以迷惑朝廷内外，作为臣子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认为忠于先帝的臣子，必定能忠于陛下，像韩琦与欧阳修，违背先帝，蒙蔽母后，怎么能对陛下尽忠呢？应当审慎思考、明察秋毫，不要留下后来的悔恨。请求将臣的这份奏章交给百官共同商议欧阳修作为首恶、韩琦让高居简等人迷惑母后的罪责。不然，天下的疑虑不能消除，对君父的诽谤无法辩白。”

辛巳日，又上奏说：“手诏中说‘称亲的礼节，谨慎遵循慈训，追尊的礼节，哪里容易恰当。’这已经显示出陛下坚守道义、顺应公论，审慎重视到了极点。然而称亲的礼节，实在不安，众人议论纷纷，不胜叹息愤慨。臣等私下详察太后手诏中‘称亲’的意思，大概是采用汉宣帝的旧例，想在今天实行，这与中书省最初建立皇考之议，大体相合，这难免陷入两个正统、两个父亲的过失。所以议论的人喧哗不止，都说母后的手书，不是出自慈寿的本意，都是提出建议的臣子，迷惑勾结，促成他们的阴谋，想自己掩盖罪恶，而堵塞进言者的口。陛下继承皇位的开始，与汉宣帝的情况不同。汉宣帝的时候，还是由有关部门上奏，礼法规定为大宗后者成为其子，恭敬地请求看待孝昭帝所为，没有却命令大宗正统的母亲，追称小宗所生为亲的。错乱礼法，失去本意。如果想比照汉宣帝的旧例，以濮王为亲，那么襄国已经降位，自然应当为母，对皇太后怎么能安心呢！恭敬地想到陛下亲自接受仁宗的诏命而成为他的儿子，所以先帝遗诏，宣告天下，说陛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方夷狄和中原各国，没有不共同听说的。现在又称濮王为亲，那么先帝临终诏命就不执行，而陛下继承大统的道义就不统一。况且太后与政府大臣，都接受先帝的托付，话语还在耳边。永昭陵的土还没干，只因为一两个奸臣的谋划，就忘记而不顾，使两宫陷入有过错的地步，让四方疑惑先帝遗诏，怀疑陛下举措失当。转移歌颂拥戴之心，变成忠愤不平之气，能不痛心吗！万一狡猾的敌人奸民，用先帝遗诏来质问，那么执政大臣将用什么言辞回答呢？那么，称亲的礼节难道应该轻易使用吗？首先提议的臣子怎么能不诛杀呢？臣等在家待罪，屡次蒙受诏旨催促任职，而惶恐不敢接受命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一定要让臣等任职，那么就应当合班在朝廷争辩，以挽救朝廷的过失。虽然陛下容纳直言，被天下人所听闻，但臣等不能及早觉悟明主的罪过，更加深重了，怎么可以再居于言官之位，做耳目之官呢？微末的心意，只有死而无二，恳请陛下留心听取采纳。”皇上命令中书省下发札子催促他们赴御史台任职，而范纯仁等人退回札子，并将前后所上的九份奏状申送中书省，坚决辞去御史台职务。

这一天，下诏避讳濮安懿王名字中的一个字；设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由大使臣担任；招募士兵二百人，以“奉园”为名额，又命令河南设置柏子户五十人；命令带御器械王世宁暂时代行户部判官张徽度绘制濮安懿王园庙地图。这些都是听从中书省的请求。吕公着说：“恭敬地查考礼文，七庙的避讳，虽然不及称王天下，都宣告天下。又晋朝尚书王彪之等人议论所生父母的避讳，臣下不应当回避，当时认为王彪之的议论得当。现在辅政大臣奏请，大概是因为臣子之心认为陛下没有谦抑之辞，私下担心四方后世不免讥议。臣愚昧地请求特别下达诏旨，濮安懿王名字中的一个字，只有上书奏事的人允许回避更改，其余公私文字不必避讳，大概与祖宗七庙避讳稍有差别。对于天下臣子，也不敢冒犯。”皇上没有听从。

壬午日，下诏罢免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省进

译呈上吕诲等人所申奏的状子，皇上问执政大臣应当如何处理，韩琦回答说：“臣等是忠是邪，陛下是知道的。”欧阳修说：“御史认为忠邪不能并存，如果认为臣等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如果认为臣等无罪，那就请陛下下达圣旨。”皇上犹豫了很久，于是命令御史离任。随后又说：“对他们的责罚不宜太重。”吕诲被免去侍御史知杂事的职务，以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蕲州知州；吕纯仁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任安州通判；范纯仁被免去监察御史里行的职务，以太常博士的身份出任休宁县知县。按照旧例，知杂御史离职，都应有诰词，当时知制诰韩维当值，又兼任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大臣担心韩维扣留词头，不肯起草诰命以及封驳敕命，于是直接将敕命送到吕诲等人的家中，并以屡次不遵奉圣旨去御史台供职作为吕诲等人的罪状。韩维说：“罢黜御史，事关国家政体，却不让有关部门知晓，纲纪的败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经由银台司，使臣下得以申述议论以匡正官法。”又说：“吕诲等人能够审慎论事、坚守职守，是国家的忠臣，揣度他们的用心，不过是希望陛下完全遵循先王的法度罢了！士大夫贪图固守宠幸利禄，即使给予厚赏严罚，还担心这种风气不变，反而内心被邪说牵制，贬斥正直之人，从此陛下的耳目更加壅蔽了。”又请求面见皇帝，极力论述其中的过失，请求追回之前的敕命，让百官详细商议以尽人情，重新召吕诲等人回到原来的职位，以保全政体。皇上都不听从。查《宋史》，吕诲等人被罢免后，韩维立即进谏说了这些话，所以执政大臣担心他不肯起草诰命，从情理事理来看似乎符合事实。

译这天，皇帝下诏让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御史知杂事各自推举两名御史，并任命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进言说：“君主担忧的是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臣子担忧的是不能竭尽忠诚，因此忠直敢言的臣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凭借君主尊贵的地位，居高临下地统御群臣，和颜悦色地征求谏言，用厚重的爵位赏赐来鼓励人们，群臣尚且畏惧懦弱而不敢进言，更何况用威严来使他们忌惮，用刑罚来使他们警戒，那么美好的言论从哪里来呢？我私下听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因为议论濮王典礼的事情，全部被责罚降职，朝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震惊愕然的。我看这三个人，忠诚刚正，忧国忘家，在群臣中寻求，很少见到能和他们相比的。现在一旦因为议论事情过于急切，全部被放逐，我私下为朝廷感到惋惜。我听说君主之所以能安享尊荣，没有比得到人心更大的了。现在陛下顺从政府一两个人的私情，违背全朝廷的公议，尊崇濮王超过了礼制的规定。天下的人，已经知道陛下作为仁宗的继承人，意志不专一，怅然失望。现在又抓住议论事情的臣子，成批地驱逐他们，我担心这会损害圣上的德行，损失不小。民间巷陌之间，内心诽谤私下叹息的人很多了。况且范纯仁、吕大防，都是陛下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的，任命为耳目之臣，大概是看重他们的忠直，而不是看重他们的阿谀奉承。范纯仁、吕大防，也想竭诚尽节，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所以不敢依附政府，正直地发表议论，现在反而因此获罪，那么陛下在群臣之中，还能亲近谁呢？如果让正直的人一天天退隐，阿谀的人一天天进用，那么陛下怎么再能知道臣下的善恶、政事的得失呢？像这样，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啊！恳请圣上慈爱，立刻命令吕诲等人回御史台任职，那么天下人就会一致歌颂陛下的圣明，即使是大禹乐于听取善言、商汤改过不吝惜，也不过如此了。如果不这样，暂且为他们另外改任一个近地的官职，也可以稍微安慰外人的心。”吕公着进言说：“吕诲等人因为议论事情过分，都被降职责罚。刚听到命令的时候，舆论沸腾，都说陛下自从即位以来，采纳善言听从谏劝的风气，没有显现在天下，现在吕诲等人又整个御史台被罢黜，私下担心义士闭口不言，忠臣离心离德。况且自古以来，君主纳谏则兴盛，拒谏则灭亡，兴亡的关键，不可不审慎。臣希望陛下以天地般的度量，包容荒秽含垢，特别追回吕诲等人的敕命，让他们依旧任职，那么天下人就很幸运了！”

二月乙酉初一，白虹贯穿太阳。

殿中丞苏轼直史馆。皇上在藩邸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声，想按照唐朝的旧例召他进入翰林院，直接授予知制诰的职位。韩琦说：“苏轼是远大的器量，将来自然会被天下所用，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没有不敬畏羡慕而臣服的，然后取而用之，那么人人就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恐怕天下的士人不一定都认为是这样，正好足以连累他。”皇上说：“知制诰既然不能给他，修起居注可以吗？”韩琦说：“记注和制诰相近，不能立刻授予，不如在馆阁中选择接近上层的贴职给他，而且近例应当召试。”皇上说：“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所以考试。像苏轼有不能胜任的吗？”韩琦说“不可以”，于是考试后任命他。后来，欧阳修把这件事全部告诉了苏轼，苏轼说：“韩公对待我的意思，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以德行爱护人。”

庚寅日，听从知开封府沈遘的请求，增设判官一人，任命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孙坦担任，专门管理开封府使院的各种公事。开封府的推官、判官各两人，精力所及，只能处理两军的狱讼罢了。各种案件大多滞留成为弊端，等到增设判官后，人们都感到方便。孙坦于是条陈纲目共四十九条作为后世的法则。孙坦是开封人。

丙申日，知制诰韩维进言说：“按照敕令推举御史，因为臣最近屡次上奏请求恢复吕诲等人的官职，所有推举御史的敕令不敢接受。”皇帝下诏让合门把敕令交给中书省。

乙巳日，颍王府翊善邵亢上奏说：“皇子颍王，天资早慧，婚配到了期限。正值陛下即位之初，而嫡长子能够继承家业的日子，推究礼制，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臣私下看到本朝亲王聘娶，虽然《开宝通礼》有旧仪，但因循守旧未曾施行，以至于有敲门羊酒、镇柜钱银，这是里巷常谈，大概是士大夫所不说的，施行在圣朝，私下感到不安。请求下达太常礼院广泛考证旧典，修撰颍王聘娶的仪范，那些旧事中不合礼制的，全部废除。”皇帝下诏让礼院详细审定。礼院上奏说：“《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的礼节，本朝未曾使用，现在查到本朝《会要》皇亲婚会的礼物数目，请求按照《会要》的旧例。”听从了。

三月丁巳日，在诸园苑赐群臣御宴。

己未日，彗星早晨出现在壁宿，长约七尺。本纪记载在庚申日，现在遵从实录和本志。查《宋史》记载早晨出现在室宿。

辛酉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从契丹出使归来，因为曾经和吕诲议论濮王的事情，在家待罪。而傅尧俞辞谢新授予的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接受，在皇上面前叩头说：“臣当初建言在吕诲之前，现在吕诲等人被驱逐而臣独

译进，不敢就职。」皇上多次下诏挽留尧俞等人，尧俞等人最终坚持请求离职，于是任命尧俞为和州知州、鼎为淄州通判、瞻为汾州通判。瞻当初因接待陪同契丹使节而在延和殿应对，对皇上说：「陛下是仁宗的儿子，而称濮王为皇考，不符合礼制。」皇上说：「你曾见过我想要以皇考之礼对待濮王吗？」瞻说：「这是大臣们的议论，陛下未曾自己说过。」皇上说：「这是中书省过度议论罢了！」瞻于是请求向中书省宣示谕旨，皇上说：「朕心意已定，也没有必要宣示谕旨。」请求宣示谕旨给中书省，是依据傅尧俞、范祖禹所写的瞻的墓志铭、神道碑。

译司马光进言说：“近来承蒙圣恩，宣谕关于濮王称亲一事说：‘这个“亲”字，我本来就不想称，假如只称濮王和仙游县君，有什么不可以呢？’臣由此知道陛下极其公正，起初并没有过分厚待私亲的意图，只是被执政大臣所误导，以致外界议论纷纷，必定认为早晚就会下诏罢去“亲”的称号，那些已经离任的台官，应当另有任命，现任的台官也会优加安抚晓谕，使他们就职。如今忽然听说傅尧俞等三人相继都被外放，朝廷内外的人，没有不惊愕的。这大概是执政大臣想要堵塞言路，使人们都不敢说话，然后才能专擅大权，逞其私意。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值壮年，圣性恭敬明察，而今天却独自承受拒谏的名声，遭受孤恩的诽谤，违背天下的期望，失去君主的权威，仅仅是为了顺从执政大臣几个人的狠心罢了。不知道对陛下有什么好处而这样做？臣不胜微薄之诚，深深为陛下痛惜。希望陛下不要再向执政大臣询问，特别发出圣断，召还傅尧俞等人，下诏不再称“亲”，这样就能立刻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欣，诽谤之言变为歌颂了。”皇帝没有听从。司马光于是上奏请求与傅尧俞等人同受责罚，并且居家待罪。又上奏说：“陛下即位那年，臣已经曾上疏预先告诫追尊之事。等到过了仁宗的大祥之期，臣就与傅尧俞前往执政大臣处，陈述为人后者不得顾念私亲的道理。当两制、礼官共同详细议定时，臣又独自为众人撰写奏章。如果治他们的罪，臣应当是首犯。那些吕诲等人是后来议论陈述的，既然蒙受谴责驱逐，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容恕？即使陛下至仁，特别加以庇护，臣能无愧于心吗？”有诏书催促司马光赴经筵供职。司马光又上奏说：“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员，共同议论典礼，凡是傅尧俞等人所犯的过错，臣大致都曾经犯过。如今傅尧俞等六人都已被外放，唯独臣一人还留在京城，使天下人都认为臣起初率领众人，共同发表正论，最终却顾惜禄位，苟且逃避刑罚。臣虽然极其愚笨，也粗知爱惜名节，遭受这样的指责，怎么做人？不仅仅是这样，又使得讥讽诽谤流传到上面，说国家执法有所偏颇。臣因此白天忘记吃饭，晚上忘记睡觉，在朝廷内愧对士人，在朝廷外愧对路人，渺小的一身，无处安放。希望圣慈曲折地垂怜体察，依照臣之前的奏请，早日赐予降黜。”一共上了四次奏章，最终都没有听从。

御史中丞彭思永上疏请求端正典礼，召还进言的人，因此自己请求罢免。皇帝不允许。彭思永在去年十月担任中丞，正当吕诲等人争论典礼时，彭思永不应沉默。吕诲等人既已被斥逐，而彭思永居位如故，那么彭思永虽然进言，必定不会尽力。本传记载：彭思永请求召还被斥逐的六人以及自己请求罢免，现在暂且附记于此，应当考证。又《御史台记》记载：台僚因为濮议都被贬黜，彭思永模棱两可，没有一言营救，议论的人认为他可耻。查《宋史》记载彭思永上疏极力议论濮王称亲的提议，英宗感佩他的恳切，垂欲施行，而执政大臣坚持得很有力，最终没有成功。根据这个，就不能说彭思永模棱两可、一言不发了。

壬戌日，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方事孙昌龄担任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库郭源明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甲子日，都官员外郎黄照担任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奇担任监察御史里行。起初，命令王珪等人举荐官员，已经任命了孙昌龄和郭源明，还缺两个职位。中书省将王珪等人之前举荐的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人进呈，黄照被选中。皇帝又特别批命蒋之奇担任御史。欧阳修一向厚待蒋之奇，蒋之奇之前参加制科考试没有入等，曾经到欧阳修那里极力陈述追崇濮王是正确的，深深非议范百禄的回答，欧阳修因此极力推荐他。既然与黄照一同被任命，蒋之奇入朝应对，皇帝当面晓谕说：“我先前阅览你的对策非常好，有关部门错误地遗漏了，所以亲自有了这个任命。”孙昌龄，是晋陵人。黄照，是江陵人。郭源明，是郭劝的儿子。蒋之奇，是宜兴人，堂从子。孔宗翰，是孔道辅的儿子。

这一天，纳故宰相向敏中的孙女为皇子颍王的妻子，封为安国夫人。在此之前，禁中派遣使者泛泛地到各位臣子家中为皇子选择配偶，记室韩维上奏说：“皇子孝顺友爱、聪明，举动合乎法度，正趋向经学，以观察成就德行。如今选择姓氏、授室成婚，关系尤为重大，应当历选功勋声望之家，精心挑选贤淑聪慧的女子，考察古代纳采问名的意义，以礼仪完成它，不应该苟且只取容貌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现在一并记载。

庚午日，因为彗星出现，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皇帝对枢密院大臣，以彗星为忧，胡宿请求防备边境。吕公弼说：“彗星不是小的变故，不可不畏惧。陛下应当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以敬奉天戒，臣担心祸患不在边境。”见《吕公弼传》。

新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的郭源明上奏免除任命，请求追还吕诲等人。诏书允许郭源明免职，将告牒交给中书省。

辛未日，手诏说：“我近来奉皇太后的慈旨，濮王让我称亲，仍有追崇的命令。我推究汉史，宣帝本生父称为亲，又谥为悼，仅仅设置奉邑，都符合经义，既然有典故，于是遵从慈训，而”

译不敢承受追尊推崇的典制。我又因承受着仁宗皇帝宗庙社稷的重任，道义上不能同时奉养私亲，所以只在园寝立庙，使濮王的子孙世袭濮国公爵位，自主祭祀。远离嫌疑、有所区别，是为了给万世立下法则，难道都是权宜之计吗？而台官吕诲等人，起初专门坚持应当称皇伯并追封大国爵位的意见，我认为将本生父亲改称皇伯，考察前代历史，并没有典章依据；追封大国爵位，则又违背了礼制中不额外加爵的原则。自从停止议论之后，吕诲等人上奏催促不停，因我的意见未被采纳而愤恨，于是引用汉哀帝去掉恭皇定陶王称号、在京师立庙、扰乱正统的事例，这些都是朝廷未曾讨论过的，他们却逐一加以诬蔑诋毁，自比于师丹，意图动摇人心，迷惑众人视听，以至于封还诰敕，擅自不到御史台办公，将留中奏章明确递交给中书省，在京城传抄讥讽皇帝的文字。等到我的手诏颁布后，吕诲等人又认为称本生父亲并立庙都是不当的。我阅览吕诲等人之前的奏疏，也说生育之恩，按礼制应当追崇厚待，等到祥禫之期结束后，再讲求典礼，褒崇本生父亲。现在反而认为称本生父亲是错误的，前后的言论，自相矛盾。傅尧俞等人不顾义理，互相唱和，既扰乱权柄以显示给众人，又推卸过错以博取名声。我姑且致力于包容，屈从于明确的法度，只命令他们各自以原官职外放。还担心士大夫阶层和士民大众，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只被传闻所迷惑，想要消除众人的疑虑，理应加以申述晓谕。应当命令中书门下让御史台在朝堂张贴榜文，以及通过进奏院普遍发文告示，让大家知道我的意图。

译任命左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皇帝侍讲李受前往谏院任职。

癸酉日，皇帝下诏说：“自去年秋天以来，雨水泛滥成灾，经过安抚存问和救济赈济，才刚刚达到太平。如今星象出现变异，灾祸的征兆明显，反省自身来思考，心中忧虑如同患病。天威震动，警戒在于我这微小的身躯，洗涤心灵自我革新，应当从我开始。所以避开正殿、撤去膳食，早晚警惕戒惧。长久考虑四海之内，诉讼案件繁杂，征发劳役频繁冗杂，以及那些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死亡、贫困、困苦的人，非常令人伤痛。转运使、提点刑狱官分赴各地省察并怜悯体恤他们，重大的利弊情况全部上报。希望仁爱的恩泽遍及每家每户，以符合我恭敬畏惧的心情。”

辛巳日，彗星在黄昏时出现在昴宿，像太白金星，长一丈五尺。查《宋史》记载为清晨出现在昴宿。

壬午日，孛星出现在毕宿，像月亮。武康节度使、相州知州李端愿上疏议论政事，通过驿站召见并赐予面对面回答的机会。李端愿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如今官员冗杂、士人虚伪，费用浩大、军队骄横，不大幅度改革就不能消除异常天象，如果不这样，怎么知道不会有大规模扫除的人呢？”

译只是被政府所误导。“直”字原本作“真”，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述两书改为“直”。

【三二】必定认为早晚就会下诏罢免“亲”的名号。“谓”字原本作“欲”，根据上述两本以及上述两书改为“谓”。

译【三三】遭受辜负恩德的诽谤。“孤”字原作“辜”，根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留傅尧俞等札子》改为“孤”。

【三四】在两制礼官共同详细审定时。“定”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五《濮议》、《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居家第三札子》补入。

【三五】我又独自替众人亲手撰写奏章。“章”字，宋撮要本、阁本以及上述两书均作“草”。

【三六】像我这样的人岂能宽容饶恕。“能”字，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上述两书均作宜”。

【三七】我大致都曾经犯过。“皆”字原作“昔”，根据《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居家第四札子》改为“皆”。

【三八】说国家执行法律有所偏颇。“行”字原作“刑”，根据宋撮要本、阁本以及上述书籍改为“行”。

【三九】思永请求召回被贬斥放逐的六人，并请求自己罢免。“召”字原本脱落，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五《�议》补入。

【四○】台谏同僚因为濮议之事都已被罢黜。“以”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上述书籍补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八

卷二百八

起止时间 起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止于当年十二月

卷名 续资治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

帝号 宋英宗

年号 治平三年（丙午，106年）

全文

夏季四月甲申朔日，观文殿学士、户部侍郎孙沔从环庆改任鄜延主帅，还未到任，就在途中去世。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威敏。孙沔做官以才力闻名，刚强正直，很少有所畏惧。但他喜欢宴饮游乐、女色，所以中间曾因罪被废黜。他的妻子边氏，是边肃的孙女，悍忌妒忌在当时广为流传。查考赐谥在何时，去年五月才从河中移任庆州。

丙戌日，礼院上言：“濮安懿王建庙，应当举行祭告，但宗朴丧服尚未除尽。请求暂由本宫各位弟弟代理祭祀事务，祝文让教授来撰写。”起初，命令翰林学士冯京撰写祝文，冯京说本院没有先例体式，请求下达礼院商议。礼院商议认为：“皇帝某恭敬地派遣官员恭告于亲濮安懿王。”随后又下诏让王子孙奉祀，于是更改确定了这个提议。

皇帝曾经就称亲的道理向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王猎请教，王猎认为不可以。皇帝说：“王相待素来厚道，也应当这样吗？”王猎回答说：“臣蒙受王的恩惠深厚，所以不敢用不合礼制的名号加在王身上，这就是报答的方式。”熙宁二年十月壬子日应当查考。

密州观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务。宗旦为亲生母亲守丧，以孝顺闻名，起初请求另选地方安葬，按时节祭奠，后来定为法令。宗室另选地方安葬亲生母亲，应当自有日期，现在附记于此。

己丑日，赐给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匹。皇甫泌进献所著的《周易精义》等书，皇上说：“皇甫泌年老不废学业，贫穷而坚守节操，值得崇尚。”所以有这次赏赐。

赐给真定府僧人怀丙紫衣。起初，河中府浮桥用八头铁牛维系，一头牛将近数万斤。后来洪水暴涨冲断桥梁，牛沉入河中。招募能捞出铁牛的人，怀丙用两只大船装满土，夹住铁牛维系，用大木头做成权衡的形状，钩住铁牛，慢慢去掉船上的土【一】，船浮起铁牛便出来了。转运使张焘上报朝廷，所以有这次赏赐。

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集贤院修撰陆诜任兵部郎中、鄜延路都总管、经�安抚使兼知延州。

追赠皇后弟弟内殿崇班高士林为德州刺史。高士林是将门子弟，唯独喜好学习，皇上曾经用“谨守法律”四个字教诲他，说：“能做到这些，就是好官吏了。”每次想要提拔他，皇后屡次推辞。死后，才追赠官职。第二年又追赠节度使。

乙未日，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任知制诰、知谏院兼判司�寺。于是皇上对颍王说：“翊善端直朴实敦厚，已经提拔为谏官了。”颍王叩头谢恩。

金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天�阁侍讲傅卞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卞议论濮王典礼，与执政大臣意见相合，所以迅速晋升。傅卞本传记载，他上疏说：“外患可以预先防备，奸邪之人没有形迹，应当深入察访。富弼有大臣的器量，不应当在外任职。”应当查考。

度支郎中王稷臣任直集贤院、充颍王府翊�，命令他在皇子两位供职。

辛丑日，命令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上奏说：“自从小时候以来，大致涉猎群史，私下看到纪传体的史书，文字繁多，即使是闭门专攻的学者，往往读也不能周全透彻，何况帝王每天处理万机，一定要遍知前世的得失，确实不容易。私下不自量力，常想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广泛采录其他书籍，凡是关乎国家盛衰，关系百姓休戚，善的可以作为法则，恶的可以作为警戒，帝王应当知道的，大致依照《左氏春秋传》的体例编写成一部编年史，名叫《通志》，其余浮泛冗杂的文字【二】，全部删去不记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