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

译陛下深入思考其中的缘故，终究不能明白。或许，陛下在行为举止遵循法度方面，万一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吗？冒昧地以我愚笨的考虑来说，大概有三点，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罪过，让我说完这些话。

译我私下认为，皇太后仁爱明智的德行，自从先朝开始，就传扬到四面八方；再加上她保育圣上，在襁褓之中便已尽心。陛下继承皇位，不能说完全没有皇太后的功劳。当陛下刚患病时，外面传言，皇太后在先帝的灵柩前，为陛下叩头祈祷，额头都磕伤了，这难道能说皇太后对陛下没有慈爱之心吗？不幸被进谗言的奸贼之人互相离间，于是使得两宫之间感情产生隔阂。即使皇太后对陛下有不慈爱的地方，陛下作为人子，怎么能计较谁对谁错，从而产生怨恨，而在爱戴恭敬的心意上有所欠缺呢？《传》说：“大德可以消除小怨。”先帝从众人中提拔陛下，从防御使升为天子，只把一位皇后和几位公主托付给陛下，而先帝的灵柩还在殡宫，就已经失去了皇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被屏退居住在偏僻的宫殿，很少得以探视。臣请求以小喻大，假设有乡里的百姓，家里有一位妻子和几个女儿，还有十亩田地、一锭金的财产，年老没有儿子，收养同宗族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这个人死后，他的儿子得到了田产，于是疏远母亲、抛弃妹妹，使她们忧愁愤恨、怨叹，那么邻里乡亲的人会认为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以平民百姓这样做，尚且被乡里所鄙视，何况以天子的尊贵，被四海仰望呢？这就是陛下失去人心的开始。

先帝天性宽厚仁爱，重视不违背众人的意愿，晚年染病，厌倦处理繁杂的政务，于是把天下大事全部委托给两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府有时看法有偏颇，有时心意有私心，选拔任用、罢免升降，未必都恰当，等到巧设侥幸的门路，提拔所喜爱的人，超越资历等级，欺骗众人，压抑孤寒之士，使他们无处申诉。等到陛下即位，大家都认为陛下一定能奋发刚健，彰显君王的德行，收回威福，使权力回归王室。进用贤人、斥退愚昧之人，奖赏善行、惩罚恶行，使天下清明，立刻见到太平。然而陛下更加从事谦逊，深深地隐藏自己，凡是各种奏请，不肯决断，动不动就遵循旧例，不顾及实际情况，在细微事务上谨慎，在重大原则上疏忽。知道人贤能却不能举荐，知道人不贤却不能斥退，知道事情不对却不能改正，知道事情正确却不能听从。大臣专权，比先朝更加严重，随意差遣任命，无所顾忌。有的没有才能却骤然晋升，有的有罪却得到宽恕，这就是天下人再次失望的原因。

陛下圣明的资质虽然美好，也应当效法尧、舜、禹、汤，然而执政以来，有时心里有了看法，就固执不变，像坚守严密的城池抵御外敌一样，使得群臣的话都无法进入，这大概不是用来容纳百川成为大海的做法。明君在听取采纳意见时，没有彼此之分，没有亲疏之别，没有先后之序，只求正确罢了。如果重视自己的看法而轻视别人的陈述，相信亲近的人而怀疑地位低微的人，坚持先入之言而拒绝后来的议论，那么即使有正确的意见，也无法得见了。人心所喜欢的，会把丑恶看作美好；所厌恶的，会把善良看作邪恶，如果能用平静的心去考察，那么是非就容易看清了。《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去寻求；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从非道理上去寻求。”如果一定要等到符合圣意才高兴并听从，不符合就愤怒并抛弃，臣担心谗佞之人日益进用，正直之人日益疏远，这大概不是用来增加国家福泽的做法。又国家设置台谏官员，作为天子的耳目，防止大臣蒙蔽圣听。朝廷政事都是大臣共同裁定，然后施行，而台谏有时以不同意见干预，陛下应当用自己的圣意考察是非，可行就施行，可止就停止。现在却再次交给大臣，他们怎么肯认为自己做的事是错的，而认为别人说的是对的呢？这就是陛下独自获得拒谏的名声，而大臣坐享专权利益的原因。以君相的重望，何止像泰山，贱臣的轻微，何止像鸡卵，却想和他们较量胜负，臣固然知道他们不敌。因此四方怀有忠心愿意效微薄之力的人，都望风不敢前进，闭口丧气，这就是天下人又失望的原因。

以上这三点，在位的臣子都知道不可行，但上面畏惧严厉的诛杀，下面躲避怨怒，没有人敢把这些极言直谏的话报告给陛下，使得海内愤郁之气积聚而不能发泄，适宜地感动了天地之和。臣希望陛下上考察天意，下顺应人心，在这三点上都留圣念。侍奉皇太后更加孝顺谨慎，务必得到她的欢心。各位长公主时常加以慰问安抚，不让他们失所。总揽大权，不要假手于人。选用英俊人才，循名责实。奖赏功劳、惩罚罪过，舍弃小的、选取大的。堵塞弊端，革新大政。延纳正直之言，虚心听从善言。都以至诚去实行，不只是空话而已。至诚可以感动金石，何况是人呢？不诚不足以感动平民，何况是天呢？《诗》说：“不要说高高在上，升降其士，日日监视在此。”天虽然至高，视听很近，人的所作所为，发自内心，天就已经知道了，固然不需要看到容貌、听到声音。陛下如果真能在此尽诚，那么圣德日新月异，美名四方传扬，人心喜悦，天道自然和谐，百谷繁盛，吉祥的瑞兆同时到来，蛮夷顺服，福泽流传子孙。臣自知没有才能，对朝廷没有帮助，但不敢就此沉默，再次陈述，请陛下裁察。吕诲说：

陛下即位之初，事情没有过举，灾异突然发生，大概人

译情感长期郁结，怨恨愁苦之气，因积聚阴气而形成。上天爱护陛下至深，因此降下谴告，不可不探求其根源。臣仔细查考《洪范》：“君主肃敬，气候就寒冷；君主狂妄，就常下雨。”肃敬是仪容的恭敬，狂妄是行为的荒谬。身居高位，则言语行动必须谨慎，谋虑必须审慎，号令必须守信，赏罚必须得当，一旦有狂妄之处，灾异就会相应出现。《五行志》说：“简慢宗庙，废弛祭祀，水就不能润泽向下。”水属北方，是万物终结收藏的地方。神道居于阴位，崇尚安静，虔诚恭敬地祭祀宗庙，是用来彰显孝道并教化百姓的。近来濮安懿王一事，起初议论或许要与仁宗庙同等尊崇，最终罢免追封，不及燕王的例子，礼仪失中而孝心不足，这也近乎轻慢了。《京房传》说：“饥荒却不减损，这就叫大荒，其灾异为水。”意思是下民饥馑，皇上应当减损用度。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许、颍等郡大荒，皇上正是不急迫的用途，后苑淫巧的制作，应当下令裁减，以崇尚节俭，量入为出，正当在今天。又说：“排斥压抑有德之人，其灾异为水。”大概是有德之人被阻塞而不得任用。如今官员不考核职事，名不副实，贤与不贤在下层混杂。况且前席召见详延，无非是藩邸的旧人，清要职位的进用，都出自权臣之门，忠良之人，难道没有解体之心？古时候以功劳举荐贤才，那么万民教化成就而祥瑞显著，以毁誉取人，所以功业废弛而灾异产生。这些都是前世已经验证明白的，陛下应当小心谨慎地思考，补救其过失，或许能实现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道理。

译然而陛下端正身心，心怀恐惧，恭敬悔过，诚意深厚，正专心倚重辅佐大臣，代替上天治理万物。阴阳失调，风雨不合时令，上天出现灾异，下民产生怨恨，导致这样的缺失，罪责将归咎于谁？臣充任御史台官员，对陛下洞察世事毫无补益，朝廷纲纪的颓废松弛，时政的缺失，都是臣的职责所在，罪不可赦。诏令既已下达，在位的臣子没有不竭尽忠诚、贡献谋略，以回应陛下的咨询，只希望陛下不懈怠地省察阅览。言论如果可用，就克制自己加以实行，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断更新盛德，改革治理制度，体恤百姓疾苦，感召祥和之气，以消除灾异。如果说吉凶是定数，治乱是时运，四位辅臣都贤能，百官都举荐，不追究人事，委之于天理，臣担心天心不会应允，戾气再次返回，人心动摇，国家根基就危险了。

吕大防说：“雨水成灾，这是阴气侵凌阳气的戾气所致。”随即陈述八件事：君主恩威不立，臣下权势太盛，邪说干扰正道，私恩损害公义，西北边将勾结谋逆，盗贼肆意横行，群臣失职，刑罚失去公平。

知制诰郑獬当时任荆南知州，上疏说：臣私下伏地思考，陛下发布诏书以求取忠言，是打算采用它呢？还是打算趁着灾异沿袭旧例来粉饰太平呢？如果只是粉饰太平，那本来就没有可议论的；如果一定要采用，那么臣愿意陈述方法。臣观察前代的君主，因怪异灾变而求取谏言的很多，记载在史册中，作为美事，等到考察实际情况，能够采纳言论并体现在政事上的，大概也很少。只是让后世沿袭蹈袭，认为帝王遭遇灾异，在这里空谈就够了，哪里称得上是罪己修德呢？

现在诏令一经发出，天下忠义之士一定会竭尽他们胸中的积蓄向朝廷进献，这应当对治国之道有益，不是妄作。然而章疏接连不断，繁多杂乱地汇集，那么陛下果真能反复详细阅览吗？估计陛下日理万机，一定做不到这样。如果打算像平时的章疏那样，事关机密深重的就留在宫中不发出，事关政体的就下发中书省，事关军事机要的则下发枢密院，两府复核奏报，又下发给各有关部门及郡县，直到无法施行才停止。像这样，就有求谏的名声，而没有求谏的实质，与前代空谈的人等同。臣私下认为陛下日理万机，既然不能全部阅览，就应当选拔官员设置属吏，让他们专门掌管此事。现在群臣所上的章疏，每天允许两府及近臣轮流休沐值班，在便殿赐座，与他们从容地条陈讲习。可行的就深入探究并实行，不可行的就罢免，有疑问的就广泛咨询后再决定，群言得以采纳而众事得以兴办，这才是应承天意的实质。

臣下进言很难，而君主听言常常忽视，如果不是忠愤激荡于心，谁肯吐露肝胆而冒犯忌讳呢？古代能够建立功业的人，没有不喜欢进谏的，喜欢进谏是因为能够鼓励进言并招徕人才。祖宗时期进言的人多被甄别奖赏，自近年以来，这种事很少，仁宗宽厚仁慈，最能容纳直言，但也未能甄别奖赏。希望陛下采纳群臣的章疏，如果其中宏大的谋略和伟论可以施行于当世，就召见他们，与他们共同商议。不仅质询他们的言论，而且借此观察他们的才能，大的提拔他们担任职事，次的赏赐金帛，没有可取的就罢免。这样，那么陛下下诏就有实言，得到言论就有实用。并且让史册记载，作为某年大水诏求直言，任用某人言行某事，以贬斥前代空谈的人。那么就不会让陛下的诏书藏在有关部门，又成为几张空纸罢了。

起初，议论追尊濮安懿王时，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援引礼制中为人后、大一统的道理，指陈切中要害，泪流满面。皇帝向来信任看重蔡抗，因此感悟，也哭泣。恰逢京城发生大水，蔡抗推究灾异的征兆，在于濮王议。执政大臣想顺从所建的议，因为蔡抗在言官职位，不便直接处置。庚戌日，任命蔡抗为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免去谏官职务。

乙卯日，下诏减省定笃冕的制度。

起初，秘阁校理、同知礼院李育上奏说：本朝制度，天子的服饰有笃冕，前后十二旒、二纩，都贯穿珠玑。又有十二碧凤衔翠旒，位于珠旒之外。版用龙鳞锦做表，上面缀玉为七星，旁边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缀以金丝网，镶嵌珠玑、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做里，四柱装饰以七宝，笃服间以云朵，装饰以金钑花钿窠，装缀珠玑、琥珀、杂宝玉。祭祀天地宗庙，飨太清、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穿此服。

臣私下认为郊庙祭祀，本来崇尚纯朴质实，笃冕的装饰，都有法度象征，不是为了事务繁杂奢侈，重视奇异玩物。冕则以周官为本，凡十二旒，间隔以采玉，加上纮、綖、笄、瑱的装饰。笃则以虞书为始，凡十二章，首先以辰象，区别以衣裳绘绣的色彩。东汉至唐，史官名儒记载前代制度，都没有珠翠、龙锦、犀宝、七星、云鹤的装饰。为什么呢？鹬羽蚌胎，不是法服所用；琥珀犀瓶，不是至尊所戴；龙锦七星，已列在采章之内；紫云白鹤，近出于道家之语，哪里符合被笃戴璪、象天则数的意义呢？自从大裘制度废除，专专用笃冕，古朴稍去

译然而法度仍然保存。那明水、太羹，不能用众味去调和；《云门》《咸池》那样的古乐，不能用新声去掺杂；玄端、冕服那样的礼服，不适宜用珍奇怪异的东西去累赘。像魏明帝使用珊瑚，江左使用翡翠，都是在奢侈靡费、衰败播迁的时候，哪里值得向圣朝陈述呢！

译况且太祖建隆元年，少府监进献所制造的冕服，以及建隆二年博士聂崇义进献《三礼图》，曾诏令尹拙、窦仪参校，都仿效虞、周、汉、唐的旧制，到建隆四年冬天穿着，在圜丘合祭天地，用的就是这个制度。太宗也曾命少府在禁中制造，没听说有改动。等到真宗封禅泰山，礼官请求穿笃冕，皇帝说：“前代君王穿羔裘，崇尚质朴。现在没有羔裘而有笃冕，可以遵循近代的制度。”这难道是有意追求繁复的装饰吗？大概是后来的有关部门随意妄增，未曾推敲议论，于是沿袭使用。所以仁宗曾诏令礼官章得象等人详细商议，所减去的超过一半，然而不合经义的装饰，严重的多已去除，轻微的尚存，不能完全符合诏书的意思。所以至和三年，王洙又商议去除繁饰，礼官画图进献，逐渐恢复古礼，但有关部门所制造的，又如同景佑以前一样。

又查考《开宝通礼》及《衣服令》，冕服都有定法，全没有《会要》所载的宝锦装饰。况且天地的德行，没有东西可以称量，宗庙的祭品，美好的也很多种，只有纯朴的器物，合乎法制的衣服，才勉强可以供奉。太祖、太宗削平僭越伪政权，富有四海，难道缺乏珍宝玩物吗？只是不能用在郊庙祭祀上罢了。臣私下认为陛下开始祭祀天地，亲自享祭祖先，穿着周代的冕冠，观察古制的形象，希望恢复先王的制度，祖宗的法度。那笃冕的衣服以及鲝、绶、佩、舄之类，和《通礼》、《衣服令》、《三礼图》制度不同的，应当全部改正。

诏令礼院及少府监参定。于是共同奏报说：“古代冕服的使用，郊庙制度不同。唐朝兴起，天子的衣服有两等，而大裘尚存。显庆初年，长孙无忌等人采纳《郊特牲》的说法，献议废除大裘。从此，郊庙祭祀一律使用笃冕，然而旒章的数量只以十二为节制，也没听说有多余的装饰。本朝冕服虽然仿效古制，但增加了珍奇巧饰，前世未曾有过。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祭祀更大的，而制服违背经义，不是用来严肃祭祀仪容、尊崇神明的办法。臣等认为应当如育所言，那冕冠上有翠旒，碧凤、琥珀犀瓶、金丝网，金丝龙，紫云白鹤龙鳞锦，翠玉钿窠，玉七星，七宝花坠，笃上有云朵，金钑花钿窠，杂宝及四神带，青罗抹带，红罗勒帛之类，希望都除去。参酌《通礼》、《衣服令》，《三礼图》及景佑三年减定的制度，一切重新制造。孔子说：‘麻冕，是礼制，现在用丝，节俭，我跟随众人。’纯是丝，变麻用丝，已经很久了。那么冕服的制度，应当依旧用罗制作。冕冠宽一尺二寸，长二尺二寸，大约用景表尺，前圆后方，上面黑色下面红色，金饰版侧。用白玉珠做旒，用五彩丝绳贯穿，前后各十二旒，每旒各十二珠，相距一寸，长二尺，朱丝组做缨。黈纩充耳，金饰玉簫导。深青色上衣，浅红色下裳，十二章纹，八章画在上衣，日、月、星辰、山、龙、花虫、火、宗彝；四章绣在下裳，藻、粉米、黼、黻。锦龙标、领，织成为升龙。从山、龙以下，一章为一行，重叠作为等级，行十二。另外制作大带，素色表红色里，朱绿终辟。鲝、绂、舄、大小绶带，也去掉珠玉、钿窠、琥珀、琉璃的装饰。其中单衣、革带、玉具剑、玉佩、红袜的制度，已经符合礼令，不再更改，那么法服有依据，祭礼更庄重。”

又诏令礼院再次详细商议上报。而内侍省奏报，说景佑年间已经裁定，可以沿袭。于是诏令依照景佑三年的制度，而全部去掉绘画龙鳞、紫云白鹤，蹙金丝龙，下裳除去刺绣，笃服都画而不绣。

育是河南人，常与同僚商议禁中事务。奏章上呈后，有中人来问：“谁做的？”同僚害怕，没有回答，育独自上前说：“是我做的。”中人随即离去，事情也就搁置了。

知制诰宋敏求、韩维共同修撰仁宗实录。

司马光说：“臣听说古代天子亲自祭祀上帝，一年有九次。本朝的制度，天子三年一次郊祀，其间改用其他礼仪的很多，难道是奉承天意的意思有所倦怠疏忽吗？大概是事情有不得已的。臣私下看到国家国库向来空虚，加上暴雨成灾，圜丘旁边积水尚深，青城的材料很多散失，仪仗法物损坏不止一处，现在如果全部修缮，恐怕难以迅速准备。加上冬寒将近，各营淹水，失去生计，房屋败坏，衣服都尽。陛下如果想要另外赈济救助，也恐怕无力支撑。从前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下诏东封，不久因为火灾而停止，改用郊礼。又淳化三年下诏祭祀圜丘，也因为事故改用明年祈谷。现在灾变极大，国家用度不足，臣认为不可不小有变更。如果借此天谴，随时增减，在九月十月之间，在大庆殿恭敬谢天地，也足以表达纯洁的诚意，昭示敬畏的心志。节省大笔费用，安慰众人之心，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事了。陛下如果认为可以，希望决意

译早点出发吧。」

九月辛酉日，提举编纂礼书、参知政事欧阳上奏说已经编纂完成的礼书共一百卷，皇帝下诏将这部书命名为《太常因革礼》。

译在此之前，王安石同判太常寺，上奏说礼院的文书大多散失，请求派遣官员编修。当时朝廷重新设置机构，只任命礼官，而礼官既要负责祠祭斋宿，又兼任校勘馆阁书籍，或者另领其他机构。嘉佑六年，秘阁校理张洞上奏请求挑选幕职、州县官中文学渊博的三两人设立机构，任命判寺一员总领其事。七月，任用项城县令姚辟、文安县主簿苏洶编纂，命令判寺官督促催促。等到王安石参知政事，于是任命王安石提举。

知制诰张绬上奏说：“我看到朝廷差派官员编校开国以来的礼书，私下担心事情出于一时，不符合经典礼制的内容，被载入典籍，无法向后世展示。希望请求审慎选择有学术、品行方正的大臣，与礼官精心商议是非，厘正梳理，然后成书，这样流传永久，不损害圣德。”苏洶等人议论说：“编修礼书的原本意图，只是想要编纂旧事，使后世不忘记，并不是制定典章法则，使后世遵行。现在朝廷的礼仪虽然号称详备，但大体上往往有不妥当之处，不仅仅是一两件事，而想要有所删去，不知道所删去的究竟是什么事。既然想要删去，那么情势上不得不全部删去，全部删去则礼仪缺失，如果只删去其一而不删去其二，则恰好足以造成抵触矛盾而不能整齐，徒增后世的疑惑，这是想要增益反而损害。”张绬的议论于是被搁置。至此，书成，赐给王安石等人银、帛不等。

壬戌日，因为连绵大雨取消大宴。

司马光说：“谦逊美德的美好，尊贵而更加光辉，施之于神人，无不喜悦顺从。私下看到陛下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群臣沿袭旧例，请求上尊号，以陛下睿智聪明，温和恭敬，享有这宏大的名号，有什么不可以？正由于近来暴雨成灾，五谷漂没，百姓失业，叹息之声充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平息。陛下在这个时候，正应该深深自我抑制减损，以承受回答天谴，安慰释放众心。况且尊号不是古制，近出自唐朝，陛下接受它，不足以囊括大圣之功；推辞而不居，足以发挥盛德。所有群臣上尊号的表章，恳请拒绝而不接受，仍然命令不再上表。这也是微薄的诚意想要弥补万分之一。”

吕诲也说：“群臣四次上表请求上尊号，没有蒙受允许，由此可以看出皇帝内心谦逊抑制到了极点。然而自从连绵大雨以来，责备自身引咎，下诏寻求正直之言，恭敬顺从天戒，显扬英声茂实，也恐怕不是今天的适宜。群臣抗章，大概是迫于人情，也拘泥于常礼。臣希望陛下因为时灾天谴，思考应变的实质，宏大的名号盛美，抑制而不居。等到郊庙成礼，天人协和，然后俯顺群情，增崇徽号，对于体制是顺的。如果允许臣的请求，希望宣谕辅弼，所上的第五表，批答应当叮咛训告，以断绝封章，谦德更加充实，信服于外，天下幸运。”

司马光已经上言，又当面陈述，皇上嘉奖采纳。群臣一共五次上表，最终没有允许。

己巳日，策问制举人说：“我享有国家的日子浅，永远考虑责任大而守任重，想要听到正直之言，以鉴察不足，而没有曾经获得。天人之际，灾祥各自因类而至。我即位以来，没有歌钟狗马的娱乐，以及外戚女宠、爵位赏罚的过失，于是二月甲辰，大风白天昏暗；四月丁未，气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天上经过；八月庚辰，大雨灌注京师，半年之间，巨大异象四次发生。难道是我不能共事、不能诚恳、不能决断、不能通达导致的吗？因此回顾反省我的过失，早晚不安。况且现在吏治不纯，民风不厚。官员过剩，而滥入的源头没有堵塞；士兵众多，而选用的方法不精；田野虽然开辟，而农民不免饥寒；关市虽然解除禁令，而商人不能互通有无；想要人蹈名节，而廉耻常常不立；想要人远离刑罚，而触犯常常不止。宋璟一句话而胜过妖灾，我下罪己之诏，非常恭敬恐惧，而没有转祸之感。汉宣帝终世以核实名实，我发出责吏之书，非常叮咛，而没有饬职之应。远观百王兴坏的原因，近慕四圣功业的成就，什么行为适合世变，什么修养符合天心，子大夫请尽心陈述。”又策问武举人。

甲戌日，因为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禄为秘书丞升一任；前和川县令李清臣为著作佐朗。

范百禄所对策说：五行传说：“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鲁庄公丹桓宫楹，又刻其椽，以自夸大，天应时而水。傅饰非典，犹不卑其先君，其变化且如此，况今朝廷陈奏，显言欲为两统贰父之举，简宗庙者岂有超过这个的吗？昔汉孝哀尊共皇，而河南颖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师及二十九郡国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又明年以平原王奉崇皇祀，尊马氏为崇园贵人，而京师雨水；孝灵尊仁皇而京师大雨。历考数者之异，若有期会而至异世同验，密如符节。那些衰世之主

译哪里值得被盛世所采纳并再次称道呢！然而足以表明天意是恒定不变的。如今出现的异常现象，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显现，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开启庇佑有道之人的心意，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译陛下对于濮安懿王，情感上可以有所减杀，但礼制上不可有所增益；恩义上可以有所断绝，但道义上不可有所降低。礼制规定，为人后者即为他的儿子。陛下以先帝为父，继承皇位，承继宗庙。古代特别重视大宗，因此降低对私亲的尊崇，因为大宗尊贵，小宗卑下，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重大，而家门内的私情轻微。本该减杀却加以尊崇，本该轻微却加以重视，这就违背了先王的礼制。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就违背了人心；违背了人心，就违背了天意，这就是灾异产生的根源。

陛下明诏罪己，以求直言，希望以此回应天变，如今已过去一个多月了，然而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改正修饬。是有司未曾进言吗？还是进言了而朝廷不施行呢？有司不进言，那就是有司不良，辜负了陛下；进言了而朝廷不施行，那就是朝廷不畏惧天变。有司辜负陛下则有罪责，朝廷不畏惧天变，那么上天的责罚又将如何回应呢？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朝廷改正它并不困难。古代的圣帝明王没有不犯过错的，然而可贵在于能够改正，这正是他们成为圣帝明王的原因。商汤的过错因旱灾而改正，中宗的过错因拱木而改正，高宗的过错因雊雉而改正，成王的过错因雷风而改正，宣王的过错因云汉而改正。这五位帝王都不能不犯过错，然而有的导致太平，有的成为中兴，荣华至今，歌颂不止，只因为他们能改正过错。

如今的过错只是有司进言不当，而陛下并没有过错的行为，这不是世俗所说的过错，而是仁者的情感罢了。孔子说：“观察过错可以了解仁德。”如今如果改正，深切诏令有司不要再讨论追尊之事，从礼制来说，上不失去尊崇天地、社稷、宗庙、统一的大义；从仁德来说，则不失去思念家门、顾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厚意。臣愚昧地请求趁着濮安懿王封建国，为他立长子作为嗣王，世代奉祀安懿王，永远作为一国的太祖，那么神灵在礼义中得到享祭，人心喜悦而天意化解了。大雨的灾祸，何必去禳除呢？

百禄是镇从的儿子。

清臣是安阳人，韩琦的妻子用她哥哥的儿子。欧阳修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奇，认为像苏轼，等到在秘阁考试，考文送到中书省，尚未公布，欧阳修迎上前说：“考官不把清臣列为第一，那就是谬误了。”公布查看，果然第一。当时一同发策的有四人，有人说清臣应当用五行传来回答所问的灾变，应当再得第一。清臣说：“这是汉儒的说法，用某种异象对应某件事，清臣不能知道，民间难道没有疾痛不乐可以上报的吗？”于是说：“天地之大，比作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那么五官就不安宁。百姓的生聚，是天地的腹心肺腑；日月星辰，是天地的五官。善于制止天地异象的人，不制止异象本身，而是制止百姓的疾痛不乐罢了。”清臣最终排在次等。

武举入等人，右班殿直康修升为左侍禁，其余五人授官各有差别。

丙子日，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知陈州，是顺从他的请求。在此之前，贾黯与两制合议，请求将濮王称为皇伯，执政不听从，多次到中书省争论。恰逢大雨成灾，当时贾黯已患病，上疏说：“简慢宗庙，逆天时，那么水就不润泽向下。如今二三执政，知道陛下是先帝的后嗣，却阿谀容说，违背经义，建立两统、贰父的说法，所以七庙神灵震怒，天降雨水，淹杀人命。”于是，称病请求出京，而有此任命。十二天后去世，口授遗奏数百言，仍以濮王议为请。按旧例，常侍经筵者才赠官，贾黯未及谢恩，皇上特赠礼部侍郎。《宋史》作赠尚书礼部侍郎。起初，贾黯母亲陈氏归宗，继母史氏在堂，后来迎接陈氏回归，二母不相和睦，贾黯能安顿并侍奉她们。贾黯修洁自喜，在朝多次言事，有的听从有的不听从，人称他耿介正直。贾黯卒于十月戊子日，赠官在丁酉日，现在一并书写。

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任河南府知府，是因为都城内外沟渠长久不治理的缘故。

在此之前，吕诲说：“我认为天地灾变，古今时有，如在一二日内，大雨毁坏公私庐舍万余间，未曾听说。如今又超过一个月阴雨连绵不解，各军营垒大多暴露，愁痛呻吟，夜以继日，几乎无生机。朝廷正设置司局总领修造，西川召提举官淮、浙抽丁匠，突然没有安处的希望，实在可忧。臣先前请求朝廷修人事，责吏职；又请求募兵愿自备工力修盖屋宇，瓦木之外量支笆箔之费，以及存抚出军营女口，使戍兵闻之稍安。数事得于公论，认为可稍慰人情。却一切置之不用，臣当言责，目睹无聊之状，耳闻怨之声，缄默自为，得以安乎？希望陛下稍留听。如今都城之内沟渠遏塞，郊封之外畎亩堙塞，水道决溢，蔡河断流市无薪刍，人艰食用，这不是水官的职责吗？仓廪颓坏，粮储腐烂，东南各郡头会箕敛，转漕数千里，人受刑者岁有百万，聚之艰”

译辛，却将弃之如泥土，这难道不是庾氏的职责吗？宗庙八室，兴役才到两年，已经各自疏漏，神主不安，陛下能够安心吗？条法有八年之限，两年者理当如何，这难道不是匠氏的职责吗？凡如此类，不可全部列举，惩罚他们确实对今日无益，还足以警戒将来。如果说天灾不是人事所致，那么舜就不该杀鲧，汉就不该免三公了。臣所担忧的灾祸不止于此。陛下认为臣的话对，就应英明决断必定施行；认为臣的话不对，就应置于典刑。不应优游阔略，以为无事。执政者最终不归咎于有司，其必有以滋生时政的深重弊病，误天下之大者，不可不察。

译辛巳日，任命主客郎中、权发遣开封府判官的王靖再次提举负责搜捕开封府界以及曹、濮、澶、滑四州尚未抓获的盗贼。王靖接受命令后，捕获了盗贼十分之八九，于是进言说盗贼之所以不能止息，是因为大姓人家充当了他们的窝主，请求对窝藏盗贼的人按重法论处。朝廷将此定为法令。

同知礼院李育进言说：“南郊祭天、太庙祭祖的两种舞郎总共六十八人，文舞结束后，放下羽籥，拿起戈戚，接着跳武舞。臣仔细查考旧典，文武两种舞蹈各自使用八佾，凡是祭祀圜丘、宗庙时，太乐令率领乐工进入就位，文舞在架北排列，武舞在架南站立。又文舞退出，武舞进入，有送迎的乐曲，名叫舒和，也叫同和，总共三十一章，只用其中一曲。这说明进退同时，行列先已确定，步伐仪态，各自符合乐节。至高德行升闻于天的舞蹈象征揖让，天下大定的舞蹈象征征伐，柔和刚毅、舒缓急促各不相同，所效法和练习的也不同，不应当中途更换。我私下认为，天神都降临，地祇都出现，八音和谐，祖先神灵来享，天子亲自拿着圭玉和币帛，诸侯辅佐，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而舞者在下方纷纷扰扰、纵横交错，进退取舍如此紧迫，哪里符合彰显有德、象征有功的意义呢？国家每三年亲自举行一次郊祀，在同一殿宇祭祀八室，而舞者却有所缺失，名义上是两种舞蹈，实际上只是一种舞蹈。况且像大朝会是为了宴飨臣下，舞者人数齐备；郊庙祭祀是为了侍奉天地祖先，舞者却减少了一半，这很不相称。事情有看似细微却不可忽略的，礼仪有看似繁琐却不可简省的，所关系到的重大，有关部门的职责不敢废弃。恳请南郊、太庙，文武两种舞蹈各自使用六十四人，以完备帝王的礼乐，以彰显祖宗的功德。”奏请被批准。

在此之前，僧官职位有空缺，多因权贵请托，由内廷直接下达命令补人。当时谏官御史屡次上疏论列此事，仁宗深深醒悟，于是定下法令：僧官有空缺时，命令两街各选一人，比较技艺后补任。到了这时，鉴义一职空缺，中书省已经下达两街选人，没有上报，而内臣陈承礼为宝相院僧人庆辅请求，内廷下达命令授予他鉴义之职。中书省坚持上奏认为不可，韩琦、曾公亮极力担保此事。欧阳修上奏说：“补任一个僧官，应当与否，是极小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利害？只是中书省的事情已经施行，却用内降命令冲改先朝的法令，这就是内臣干预朝政，这件事怎么可以开启这种先例？”又启奏说：“宫女近侍，自从前世以来常患难以防范，现在小事如果蒙受听许，以后有大事，陛下必定因为危害朝政而不听从，这是起初想要姑息反而造成怨恨，不如在萌芽状态就杜绝。这件小事，陛下不在意而听从，他们必定在外面自张声势，认为得到皇上亲信，朝政可以挽回。在陛下眼前似乎是一件闲事，但外面的威势不小啊。”皇上立即批准中书省的奏请，命令只依照条例选试。欧阳修又上奏说：“事情既然不行，他们必定会有言论说，万事只由中书省决定，官家难道不能自行做一件事吗？陛下试着想想，听从私请和听从公议，哪个是得失。”而韩琦和曾公亮所陈述的也很多，皇上都嘉奖采纳。欧阳修私下记载认为是九月十九日的事，现在附在月末。

冬十月庚寅日，任命天章阁待制吕公着、司马光为龙圖阁直学士兼侍读。司马光自己说：“在谏职共五年，以前没有这么久的。只知道竭尽忠诚报国，与人结怨很多，四海之内到处相逢，常担心日后自己和子孙没有容身之地。但不敢无故请求出京，没想到朝廷更加奖赏提拔，仍然担任旧职，既然承受宠禄，那么最终没有出京的日期，祸败罪诛，必不可免。希望赐予哀怜，收回新任命，允许臣以侍制身份任河中府知府，或者襄、虢、晋、绛任一州。”诏书不许，只免去司马光的谏职而已。

甲午日，再次任命王安石为工部郎中、知制诰，是因为母亲丧期结束的缘故。

癸卯日，宰臣曾公亮上奏：“先朝枢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之上，现在文彦博到来，请求班序按照旧例。”合门奏：“天圣年间，两府（中书门下和枢密院）长官兼任宫观使，枢密使兼侍中曹利用兼任景灵宫使，宰臣王曾兼任会灵宫使，改曹利用在王曾之上，其后枢密使兼侍中，不兼任宫观使，那么宰臣在他之上。”听从了曾公亮的意见。

吕诲进言说：“台谏是君主的耳目，内外事情都能听到风声，是为了补益聪明以防蔽塞。臣观察天圣、景佑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其后逐渐减少，大概是执政者不想让君主听到内外的缺失，然而还不少于十几员。现在御史台空缺中丞几个月，御史五员中出差的三人，只有臣与范纯仁、吕大防在职。封章上奏十次，被驳回的八九次。谏官两员，司马光升任他职，傅尧俞出使敌国。诤臣几乎如同被废置，自古以来言路壅塞，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的，臣私下为圣朝感到羞耻。下情怎么能让上通？天听怎么能让远及？恳请圣心鉴察这种流弊，特别加以振作，增加言事官员的人数，以广见闻，确实是求取治道的大要。”

乙巳日，任命知制诰邵必暂代知谏院。

戊申日，都官员外

译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被任命为诸王府侍读。查考孙永是由太常博士贾黯推荐担任御史，但他没有就任。韩琦读了他的诗，赞叹他的才华非同寻常，引荐他担任诸王府侍读，他未曾担任过都官员外郎。这里所记载的内容与《宋史》不同。屯田员外郎、编排中书文字孙固被任命为诸王府侍讲。查考《宋史》，孙固是由审刑详议官韩琦引荐担任编修中书诸房文字，到神宗即位时，提拔为工部郎中。这与此处记载也不同。孙永是孙冲的孙子；孙固是管城人。御史吕诲、范纯仁等人进言说孙固不胜任此职，皇上对辅政大臣说：“孙固的文章辞藻也有可取之处，如果一定要寻找卓越超群的人才，恐怕不容易得到。”赵燍说：“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韩琦说：“孔子说‘唐尧、虞舜那个时代，到现在最为兴盛’。又说‘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大治’。那么即使是太平盛世，也未曾不认为贤才难得，陛下既然已经任用了孙固，希望慢慢考察他的为人，如果确实不称职，罢免他也是可以的。”另一天皇上又对辅政大臣说：“孙固很擅长讲解经义。”孙固因此得以不被罢免。这是根据《宝训》记载。有个颍昌人叫史源的，记载崔立与孙固交好，崔立常常向韩琦讲述孙固的贤能，韩琦想让孙固来拜见，崔立起初不敢对孙固说，只是问孙固曾经拜见过执政大臣吗，孙固立刻责备崔立说了不该说的话，崔立惭愧地道歉。后来韩琦奇怪孙固不来，崔立详细说明了原因，韩琦很看重他。等到颍王出阁（成年离宫），韩琦于是推荐孙固担任王府属官，同僚因为不认识孙固而怀疑，韩琦说：“我也没认识他，只是听说他贤能，想见他，他终究不肯来，调护官应当任用有操守的人。”史源所记载的很详细，然而根据孙固的本传，孙固先前已经被韩琦推荐担任编排中书文字了，治平二年十月，才从编排中书文字升任王府侍讲，不像史源所记载的那样。孙固担任编排中书文字的时间不详。嘉佑六年八月，王广渊、李立之开始担任编排中书文字，孙固应当在王广渊、李立之之后。或许韩琦因为孙固不肯求见，先上奏让他担任编排中书文字，后来才任用他为王府侍讲，那么他担任王府侍讲时，孙固已经认识韩琦了。史源所记载的偶然弄错了先后次序，暂且保留，留待考证。

译颍王勤奋好学，不知疲倦。一天，他拿出新抄录的《韩非子》，交给府僚王绚校勘。王永说：“韩非的文章阴险浅薄，不值得看。”颍王说：“抄录这本书只是为了凑足藏书的数量，并不是我真正喜欢的。”

壬子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出任青州知州。卢士宗入宫辞行，皇上对他说：“我向来知道你有忠诚纯正的节操，难道应该长久地在外任职吗？”于是命令他再次进见奏对。等到卢士宗再次进见时，论述了了解人才、安定百姓的关键，希望遵守祖宗的法度而不频繁变更。卢士宗再次奏对，墨本史书中有记载，朱本史书删去了，现在仍然附带记载。

甲寅日，吕公着编撰《仁宗御集》一百卷进呈，皇上驾临延和殿，穿着鹷袍观看，两府官员都陪同在侧。

翰林学士冯京担任南郊礼仪使，这是因为御史中丞职位空缺的缘故。当天改命给事中、天章阁待制彭思永暂代御史中丞。司马光进言说：“臣因为才能平庸衰老，得以侍奉劝讲，私下看见陛下天性好学，孜孜不倦，然而在经筵讲学时，不曾发言有所询问。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是想保护群臣的短处，担心在应对之际，仓促间失去依据，不能开诚布公，在众人之中承受他们的羞愧耻辱，这确实是圣心仁恕的极致，群臣即使捐躯也无法报答。然而臣听说《易经》说：‘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道理。’《论语》说：‘有疑问就要思考提问。’《中庸》说：‘有不问的，问了没有得到就不停止；有不辨的，辨析得不明白就不停止。’由此说来，学习如果不通过提问和辨析，就没有办法阐发明白。现在陛下如果都默默记在心里，不加询问探访，虽然是我们这些臣子疏浅的幸运，私下担心无法宣畅经书的旨意，辅助圣明的智慧。恳请陛下从今以后，在讲筵上如果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请陛下赐问，或者考虑到一时记忆不能完备的，允许臣等退下讨论，第二天另外准备札子详细奏报。这样或许可以弥补稽考古道的志向，成就日日更新的益处。”

十一月己未日，吕诲进言说：“本朝旧例，亲民官通判以上拟任，先要引见，仍然在中书省呈身，替任还朝后知州允许上殿陈述三件有利便利的事。近来引见、呈身依旧，但皇上未曾亲自询问，中书省不再审查核实，有利便利的三件事也都停止陈述。天下郡守不得其人者十之五六，这难道是圣朝追求治世的意思吗？疏远的臣子有终身不能接近清光、陈述一言来抒发平素蕴积的想法的，想要君臣之道相连接，上下之诚相交接，难啊。臣请求凡是除拟知州的人引见那天，让皇上上殿亲自有所询问，又使中书省审查其是否合适，然后授予官职，替任还朝后依旧允许陈述有利便利的三件事。”诏令从今以后，郑、□、曹、蔡、相、邢、同、晋、夔、湖、明、宣、河中等知州辞见，允许上殿。

庚午日，朝拜飨祭景灵宫。

辛未日，飨祭太庙。

壬申日，在圜丘祭祀天地，以太祖配享，大赦天下。旧例，亲自祭祀，皇帝将要接近版位时，祠官都回班向上，必须就位后才恢复，侍臣跪着读册到御名时则起身。至此，才诏令因为专门奉祀祠事，不要回班，读册到御名不要起身。先前，因为长久阴雨晦暗，等到车驾前往青城，中途天晴，人心大为喜悦。驾临文德殿，发出宝册上皇太后，又册封皇后。百官从文德殿移班到合门，在内东门上表祝贺皇太后。不要回班，不要起身，恐怕这不是事情开始的时候，或者是郊祀开始，此前没有，应当考证。

建立齐州为兴德军。

龙图阁直学士吕公着代理太仆卿，担任参乘。旧例，参乘都由翰林学士担任，知杂学士担任参乘从吕公着开始。皇帝问：“现在的郊祀怎么样？”回答说：“古代的郊祀贵在真诚而崇尚质朴，现在的郊祀只是仪仗护卫盛大罢了。”于是谈到仁宗亲自主持祭祀，撤去黄道以登上虚位，小次不进入。皇帝都遵循使用这些做法。

先前，百官在尚书省习仪，赐酒食，郎官王易知喝醉吃饱呕吐，御史先前弹劾他失仪，至此，宰相韩琦把这件事报告给皇上。皇上说：“已经赦免罪过了。”韩琦说：“旧例，失仪不因赦免而原谅。”皇上说：“失仪，是轻微的惩罚，然而让士大夫因为酒食而获罪，难以面对他们了。”最终赦免了他。

十二月壬寅日，礼院上奏说：“根据画旨，来年正月上辛祈谷，祭祀昊天上帝，同日祭祀感生帝。根据合门仪制，祭祀天地致斋，那么皇帝不游幸作乐，因为正月三日寿圣节在致斋之中，如果使用庆历元年、嘉佑七年正月受贺的例子，改用中辛，就应当在十六日，又因为十四日，那天例应当前往慈孝寺、集禧观行礼，作乐观灯。按照《祭统》，君子将要祭祀就斋戒。斋戒是不敢散漫其志意。然而君子之所以斋戒，是因为将要接神，所以不用声音荡涤其志意。如果派遣官员代理事务，那么在礼上没有不听乐的条文。元旦朝会及寿圣节，多与上辛日辰相近，如果常常改用中辛，就不是事奉天神的意思，嘉会合乎礼制，又不宜撤去音乐。现在请求每逢元旦御殿，圣节上寿，即使在上辛祠官致斋日，也使用音乐，其大宴就改日或者就地赐予。”听从了这个建议。

御史范纯仁进言说：“祭祀上天致斋，行于自古昔，诞辰上寿，起于近朝，按照礼制

译比较起来，祭祀上天更为重要。前次郊祀时，小次中的黄色褥垫，都是有关官员按礼仪应当陈设的，而陛下却空出小次、撤去褥垫，以此显示极致的恭敬，臣民们欢欣鼓舞，歌颂您的圣德。如今如果在致斋期间，反而允许使用音乐，恐怕前后的礼仪就不一致了。恳请陛下下令，将来在上寿致斋之日，暂且不使用音乐，这样不仅符合典礼规范，也能让中原和四方夷狄知道陛下克制私欲、敬奉上天、尊崇礼制、教化百姓的心意。”皇帝没有回复。

译甲辰日，西夏国主赵谅祚派遣使者前来祝贺元旦；丁未日，又派遣使者前来祝贺寿圣节。司马光进言说：“我私下观察到，近年来，赵谅祚虽然表面上派遣使者，称臣入贡，但内心却怀有奸诈的阴谋，窥伺边境。他暗中用官爵、金钱和布帛，招诱我国那些心怀不满的人以及熟户蕃部，听说那些逃亡叛逃以及暗中与他勾结的人，已经不少，而朝廷并不能一一完全知晓。那些熟户蕃部如果有违抗不服从的，赵谅祚就立刻发兵公然进行杀掠。居住在沿边的弓箭手，赵谅祚都驱迫他们退入内地。将帅大臣只是坐着观看，不能救援，于是使得其余的熟户都畏惧他的凶威，怨恨朝廷，人人都有背离叛逃之心。等到朝廷派遣使者携带诏书去责问，赵谅祚就拒绝接受，即使有所回答，也都是侮慢欺骗之辞，朝廷也隐忍包容，不再追问。赵谅祚又多次散布虚张声势的消息，来惊扰边境，而将帅大臣大多懦弱胆怯，没有才能谋略来抵御外侮，只知道聚集兵马来保卫自身。一路有警讯，三路都惊慌震动，把腹内州军的番兵全部抽调，部署在麾下，让他们空吃粮草。几个月之后，毫无动静，然后才把他们遣返，还没等休息，忽然又听说有警讯，又再次回去。如此往返，在道路上疲于奔命，最终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有什么作为呢？

臣虽然愚笨驽钝，不熟悉边境事务，私下推测，赵谅祚之所以依旧派遣使者称臣奉贡，一是贪图每年朝廷赐予的二十多万金帛，二是贪图入京贩卖交易，三是想让朝廷不为他做准备。他之所以招诱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是想借此探听我国的虚实，平时用作谋主，入侵时用作向导。他之所以诱骗熟户、驱迫弓箭手，是认为东方的客军都不足畏惧，只有熟户和弓箭手生长在极边，勇猛强悍善于战斗，如果事先剪除他们，那么边境百姓就失去了依靠，入侵之时就可以通行无阻。他之所以多次散布虚声、惊扰边境，是想让我国的军队疲于奔命，消耗散尽各蕃部，公私贫困，等到边境官吏习以为常，不再设防，然后乘虚入侵。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不早作打算，让奸谋得逞，我私下担心它将成为国家的祸患，不可轻视。我认为朝廷应当夙兴夜寐，深以为忧，却只看到他派遣使者奉贡，就认为臣节没有亏损，得到他侮慢的言语，就认为他恭顺，得到他欺骗的言语，就认为他诚实。大概朝廷并非不知道他的本心，只是希望他尚未发作，只求眼前的暂时安定，不顾虑日后的深重祸患。臣日夜思考，不胜愤懑，为什么敌人谋划得如此深远，而我国考虑事情却如此浅陋。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对边境事务，常存圣心，特别降下诏书，明确告知内外，所有文武臣僚，有长期在边境任职，或曾经经历战阵、了解军中利害及敌人虚实真伪的，都允许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这些人官职卑微低贱以及文辞粗陋恶劣，就一一略加省览，选择那些道理稍为长进的，都赐召面对，从容询问当前治兵御戎的策略有何得失，如何处置才得当。如果他们的言论没有可取之处，就罢免遣散而已；如果有可取之处，就立即施行，并记录他们的姓名放在身边，然后从中选拔勇略出众的人，提拔为将帅。如果能够称职有功，就用爵位赏赐来鼓励；如果懦弱败事，就用刑罚诛杀来威慑。再加上选拔训练士卒，保留精锐去除冗员，申明军阶法令，抑制骄横惰怠之气。如果真的能坚持不懈地推行，几年之后，等到将帅得人，士卒效命，那么只要陛下想要做什么，即使北取幽州、蓟州，西讨银州、夏州，恢复汉唐的疆土，也不足为难，何况只是守住今天的边界，制约戎狄的侵侮，岂不是绰绰有余吗！

郊祀结束后，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再次重申之前的建议，请求尽早确定尊崇濮安懿王的礼仪，并且说：“国家承继五代留下的弊端，文武政务，由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分别统领，然而军国大计，都能共同商议。现在讨论尊崇濮安懿王，这是体统极大的事情，却始终不与枢密院商议，这是臣所不解的。两制及台谏官员议论陈述已经半年，外臣上疏直言的也不止一人，而枢密院大臣安然自处，好像没有听说一样，以正道侍奉君主难道就是这样吗？现在奸佞之人进言，迷惑扰乱圣听，中书省坚持错误，执政大臣发表邪说，应当有人阐明经义，解释众人的疑惑。臣请求由中旨下达枢密院及后来进任两制的臣僚，共同详细审定典礼，以辨明是非。长久不决，不足以向天下显示至公。”

吕诲不久在延和殿进见应对，陈述恳切，皇上告诉吕诲说：“众臣担心我宫中兄弟众多，将要过度封爵，所以这样说。”吕诲立即辩驳说并非如此。退下后又说：“臣私下思考，仁宗对堂兄弟辈尚且隆重封爵，何况陛下与濮宫亲属的关系，谁敢过问？近日中宫与皇太后接受册命，内外欢庆。如果恩泽惠及天伦，才是盛大的美德，即使非常愚笨的人也不应献此言，如果有献此言的人，请求宣示姓名，与众人共同惩罚。”

译（对罪人）不应当宽容，以免开启谗言邪念的端绪。胡诲前后总共上奏了七次，皇帝都没有听从。于是胡诲请求免除御史台的职务，外放到地方任职，又连续上奏了四次，皇帝也没有听从。于是胡劾弹劾韩琦说：

译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广泛听取意见、明察事理；驾驭臣下的威势，应当严格依靠法制。如果明察不广，那么下情就无法上达；如果法制不严，那么大臣就能专擅朝政。就像乾卦的德行因刚健而强健，坤卦的体性因柔顺而顺从，如果反过来，君臣的大义就会丧失，强弱的形势就会分化，踩到薄霜就预知冰雪将至，确实是有其逐渐发展的过程的。自古以来强臣日益兴盛，正是因为辨别不早的缘故。臣不敢广泛列举强臣的事例，暂且用汉朝、唐朝两位大臣的事迹来阐明。比如霍光在汉宣帝时期，李德裕在唐武宗时期，都可以说是有功的。然而他们独揽权柄，盗用赏罚之权，最终威势震慑君主，却不能保全自身和家族。《尚书》说：“臣下不可擅自施予恩惠或威严，这会危害你的家，凶险你的国。”这两个人就是这样的例子。况且刑罚和赏赐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可以一天倒持着交给别人吗？现在韩琦自恃有功，日益专横放纵，广泛结党营私，败坏扰乱法度。朝廷提拔一个官员，都说那是韩琦的亲友；罢免一个官员，都说那是韩琦的仇敌。人们这样议论，未必都属实，大概是因为他持守不公，气势日益嚣张，众人所指目，他是无法逃避的。以至于小人趁势迎合风向旨意，奔走于他的门下唯恐落后，天下人只知道韩琦的恩惠，却不知道陛下的威福了。

比如嘉祐年间商议确立皇位继承人，虽然先前臣僚上奏章恳请的人很多，但也是先帝和皇太后属意已久，在宫中抚养，事情早已确定，到了这时，韩琦赞成此事，不能说不无功。等到即位几个月后，韩琦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濮王的礼仪，等到再次下达给两制官员，采用汉宣帝、光武帝两位皇帝的旧例，想要称濮王为皇考。我私下推究诏书的旨意，本来不是陛下的意思，是韩琦引导阿谀的过错。永昭陵的土还没有干，玉几上的遗音还在，他的心意已经改变，认为可以欺骗上天，导致两宫产生猜忌，招致天下的怨恨愤怒，诽谤归于皇上，这是人们所不忍心的。言官辩论，半年不能决定，韩琦仍然坚持错误，不加以改正，这能叫做忠诚吗？估计当时赞成的意图，本来是要造福于今日，这是明显的。

陛下亲政之初，应当引进有功之臣，在左右辅佐明圣，赞襄机密事务。韩琦完全没有举荐贤才的意思，只求依附自己的人。陈旭在先朝开始时因为奸邪进用，最终因此被罢黜，他极力排挤众人的议论，重新登上高位。像陈旭这样的人不可胜数，都被授予美官，分布在要害职位，互相勾结，形成朋党，报效国家的心，谁知道他们存在呢？正值天下多事的时候，台谏的章疏，早上上报晚上就被罢免，堵塞言路，意在专政，蒙蔽圣上的听闻。下情不能上达，皇上的英明如何能远照？使得忠臣怀抱吞声之恨，圣君有拒谏的名声，内外不平，只是圣心尚未醒悟罢了。

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提升官阶、封爵赏赐，奖赏功劳报答恩德，不能说不周到。而韩琦毫无谦让减损之意，更加放肆刚愎自用，半年之内，两次请求罢免，没有疾病却坚卧在家，要挟君主宠命。还说“自认为孤忠可以树立，哪里知道直道难以实行。”如果真的知道人臣进退的分寸，天道盈虚的道理，就不应该在章奏中说出这样的话。假如仁宗朝丁谓、曹利用辅佐幼君母后，曾经没有今天陛下报答韩琦这么厚，还因为横暴放纵、不公正相继被贬逐。我看韩琦的才能和功劳不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他的骄横放纵却超过他们。当韩琦请求引退的时候，没有人不希望陛下顺从他的请求，收回相印，没想到恩礼更加优厚，强迫他做事。仰思圣上的眷顾，俯念以前的功劳，爱护有所遗忘，久而不厌。这怎么对得起公议呢？我所担忧的是，朝廷处于安定太久，这是陛下大有作为的时候，不应该因循守旧，应当致力于变革，韩琦的任用，恐怕不足以挽救天下的安危。现在士人议论沸腾，人心愤懑，怎能不掌握威福在手，警惕履霜的积微？罢免韩琦的权柄，贬黜到外地藩镇，不仅是为了国家的福分，也是保全韩琦家族始终平安。只祈望圣虑决断不疑，认为臣的话是对的，希望务必施行，认为臣的话是错的，敢逃避常法！微薄的恳切，都在这里了。濮王申陈，以范纯仁弹劾韩琦的奏疏附在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后，又奏疏斥责韩琦不忠五条，并涉及颍王府僚友不用正人，与此颇为不同。这是根据范纯仁的章奏，冯洁己《御史台记》也以此作为第六疏，疏与申陈所载相同。然而疏中说濮议半年不决，那么恐怕不应该在明年，况且明年范纯仁已经多次上章弹劾欧阳修，不应该后面的奏疏完全不及欧阳修。现在参酌附在此年末，更须考详。“不知直道之难行，自谓孤忠之可以立。”按韩琦文集乃是甲辰冬乞罢相表，甲辰，是治平元年。

这一年，户口一千二百九十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男丁二千九百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三。夏秋季税收二千三十九万六千九百九十三石，因为灾害免除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五百四十六石。判处死刑一千七百三十六人。契丹主洪基将清宁十一年改为咸雍元年。这是根据章衡《编年通载》，而国史没有记载。查两朝史契丹传称真宗重熙二十三年去世，洪基即位，改元清宁。清宁九年即治平四年。神宗朝史契丹传也相同。然而治平四年是字误，应当是治平元年。又治平元年实际上是洪基清宁十年，大概洪基以重

译熙二十三年即位，随即改元清宁，不必等到过了一年，国史错误地按照过了一年后的方式来计算，所以治平元年应当对应清宁九年，实际上应当对应清宁十年，又错误地将治平元年当作四年了。

译【一】总共一千五百八十八人，“八十八人”，宋本、宋撮要本均作“八十七人”。

【二】用来辅助弥补不足，“辅”原作“补”，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宋会要》瑞异三之三、《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三《雨灾求直言诏》、《宋史全文》卷一○上、《东都事略》卷七改正。

【三】原野、低湿之地、山丘、高地，“丘”原作“五”，根据宋撮要本及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四上《皇帝疏》改正。

【四】扫荡一空，没有遗留，“孑”原作“一”，根据同上书改正。

【五】当今皇族中上朝拜见的人有八百多人，“今”原作“会”，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同上书改正。

【六】又庆幸自己生逢其时的幸运，“之幸”二字原脱漏，根据同上二本及同上书补入。

【七】仁爱、节俭、谦逊、恭敬，“谦”原作“谨”，根据同上二本及同上书改正。

【八】自从先朝以来，“朝”原作“帝”，根据宋撮要本及同上书改正。

【九】传布于四方，“布”原作“有”，根据宋撮要本、阁本及同上书改正。

【一○】两府有时表现出偏颇，“两府”二字原脱漏，根据同上书补入。

【一一】大臣专断权柄，“大”原作“朝”，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同上书改正.

【一二】如果重视我所见到的而轻视他所陈述的，“见”，同上二本及同上书均作“有”。

【一三】堵塞弊端，“端”，同上二本及同上书均作“幸”。

【一四】时令寒冷却像，“寒”原作“雨”，根据《尚书·洪范》改正。

【一五】臣下进言确实很难，“夫”原作“天”，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郑獬《郧溪集》卷一一《论臣僚极言得失疏》改正。

【一六】由于能够进用并招徕他们，“能”字原脱漏，根据同上二本及同上书补入.

【一七】泪水流下面颊，“被”字原脱漏，“面”原作“而”，根据同上二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五《濮议》补改。

【一八】因此感动醒悟，“感”原作“启”，根据同上二本及同上书改正。

【一九】起初秘阁校理同知礼院李育上奏说：本朝制度，天子的礼服有衮冕，这二十四字原脱漏，根据同上二本补入。

【二○】景灵宫等服用此礼，此句下原有“知太常礼院李育奏曰”，以及清人按语“案原本无此九字，今据宋史补”，共二十一字，根据同上二本删去。

【二一】首先依据星辰象数，“首”原作“各”，根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改正。

【二二】自从大裘制度废除，“制”，同上二本及《玉海》卷八二、《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均作“之”。

【二三】奢侈靡费衰败流布之际，“际”，同上二本及同上《宋史》均作“余”。

【二四】未曾确切议论，“搉”原作“推”，根据宋撮要本改正。同上《宋史》及《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推”均作“确”。

【二五】仅仅可以享用它，按，同上《通考》无“者”字。

【二六】下诏礼院及少府监参酌审定，“参”字原脱漏，根据宋撮要本、同上《通考》及《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补入。

【二七】衣服令，“令”原作“合”，根据宋撮要本、阁本改正。

【二八】大约依据景表尺，“约”原作“纳”，根据宋撮要本及《通考》卷一一三《王礼考、《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改正。

【二九】前圆后方，“前”原作“面”，根据宋撮要本及《玉海》卷八二《治平参定冕服》、同上《通考》、《宋史改正。

【三十】朱绿终辟，“绿”原作“缘”，根据同上《通考》及《宋史改正。

【三一】于是下诏依照景佑三年制度，“三年”，同上《通考》作“二年”；《玉海》卷八二《治平参定冕服用“三年”，而其上文有“景佑二年八月丙子，始诏内侍省与常礼院详典故，造冠冕，蠲减华，务从简约”的记载；本书卷一一七景佑二年八月丙亦载此诏，或即指此。怀疑以二年为是。

【三二】衮服都绘制而不刺绣，“衮”原作“裳”，根据同上《玉海改正。

【三三】陛下倘若想要另外加以振救，“救”原作“拔”，根据宋撮要本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四《乞改郊礼札子改正。

【三四】又策试武举人，“策”原作“集”，根据宋撮要本及《编年纲目》卷一七、《宋史全文》卷一○上改正。

【三五】以平原王奉崇皇祀，“以”字原错位在“平原王”下，根据《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乙》正。

【三六】尊马氏为崇园贵人，“马氏为”三字原脱漏，根据宋本、宋撮要本补入。

译七】武举入等人右班殿直康修。“入”原作“人”，“人”原作“入”，“右”原作“左”，根据上述两本改定。

译【三八】二年者理当何如。“当何如”三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补入。“理”字下原有清代学者的案语“原本缺三字”，现在删除。

【三九】开封府界。“界”字原本作“路”，依据上述两个版本改正。

【四○】事情有看似接近却不可忽略的。“忽”字，上述两个版本以及《宋史》卷一二七《乐志》均作“迹”。

【四一】自前世常患难于防制。“世”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补入。

【四二】认为被皇上亲信。“谓”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补入。

【四三】开拆司。“司”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补入。

【四四】详细陈述其中的缘由。“具道”原本作“道其”，依据上述两个版本改正。

【四五】嘉佑六年。“六”字原本作“八”，依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本书卷一九四改正。

【四六】王广渊。“渊”字原本作“源”，依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本书卷一九四、《宋史》卷三二九《王广渊传》改正。以下同此例。

【四七】辅助圣明。“明”字，上述两个版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乞经筵访问札子》均作“性”。

【四八】本朝旧例。“故事”二字原本脱落，依据宋本、宋撮要本补入。

【四九】□原本作“襄”，依据上述两个版本改正。

【五○】祠官都回班向上。“班”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以及《编年纲目》卷一七补入。

【五一】应当考察。“当”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补入。

【五二】知杂学士参乘从公着开始。“学士”原本作“事”，依据上述两个版本改正并补入。

【五三】致斋的日子。“日”字，上述两个版本均作“内”。

【五四】称臣入贡。“入”字，上述两个版本以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三《西边札子》均作“奉”。

【五五】弓箭手有住在沿边的。“住”字原本脱落，依据宋本及上述书籍补入。

【五六】一路有警报则三路都惊动。“警”字原本作“惊”，依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改正。以下同此例。

【五七】然后派遣回来。“来”字，上述书籍作“还”。

【五八】又复回去。“回”字，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均作“抽”。

【五九】谅祚之所以依旧派遣使者称臣奉贡的原因。“依旧”二字原本脱落，依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补入。

【六○】他之所以招诱不逞之人的原因。“以”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书籍补入。

【六一】想要用来探听中原虚实的事情。“采”字原本作“来”，依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六二】失去他所倚仗的。“恃”字原本作“持”，依据阁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六三】私下担心他成为国家的祸患不可忽略。“忽”字，宋本、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均作“量”。

【六四】一应文武臣僚。上述两个版本、阁本及上述书籍均无“一”字。

【六五】都允许上书自我陈述。“自言”二字原本脱落，依据宋本、宋撮要本和上述书籍补入。

【六六】不要因为他人的官职疏远低贱。“官职之”原本作“之官职”，依据上述两个版本及上述书籍乙正（调整语序）。

【六七】现在议论尊崇濮安懿王。“今议”二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五《濮议》补入。

【六八】进任两制臣僚。“任”字原本作“士”，依据上述两个版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六九】于是成为盛大的美事。“盛”字原本作“甚”，依据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七○】自古强臣滋盛。“盛”字原本作“甚”，依据宋本、宋撮要本改正。

【七一】琦仍然坚持错误。“琦”字原本脱落，依据上述两个版本及《长编纪事末》卷五五《濮议》补入

【七二】天道盈虚的道理。“道”字原本作“理”，依据宋撮要本及上述书籍改正

【七三】臣观察琦的才能和功劳。“之功”二字原本脱落，依据宋本、宋撮要补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七

卷二百七

起讫时间 起英宗治平三年正月尽到这一年三月

卷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

帝号 宋英宗

年号 治平三年（丙午，1066年）

全文

春季正月壬申日，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范镇的官职改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陈州知州。查考《宋史》，范镇因为起草诏书有误，改任侍读学士，第二年升任翰林学士，外放担任陈州知州。他改任集贤殿修撰、知制诰，是在仁宗朝，此时范镇也不兼任给事中。这与记载互相矛盾。起初，范镇起草韩琦升迁的诏书，称引周公、霍光【一】，谏官吕诲反驳他。于是韩琦上表请求离职，范镇批答说：“周公不去鲁国，是想让天下统一于周朝。”皇上认为范镇不应当引用圣人来比喻宰相，他的意思是说韩琦离职，那么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