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

译宝丰下监已经停铸，不应该等到十月十二日才停止鼓铸，《实录》大概是记载有误。现在予以改正。十二月十四日，收罢、增置十四监。

译丙子日，左藏库副使赵怀义、西头供奉宫刘永渊、西京左藏库高遵治各自加恩升迁两官。这是为了奖赏他们在兰州渡河进讨的功劳。

丁丑日，下诏命尚书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待制以上官员，各自推举两名可以担任谏官的人选上报朝廷。起初，宫中直接下达旨意，任命朝议大夫、直龙图阁、庆州知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朝请大夫、虔州知州唐淑问为左司谏，朝奉大夫朱光庭为左正言，校书郎苏�为右司谏，正字范祖禹为左正言，命令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太皇太后问：“这五个人怎么样？”执政大臣回答说：“符合外界的期望。”章惇说：“按照旧例，谏官都应由两制以上官员奏举，然后由执政大臣进呈拟任，如今任命名单出自宫中，臣不知道陛下是从哪里得知的，难道不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吗？这个风气不能逐渐开启。”太皇太后说：“这些都是大臣推荐的，不是左右近臣。”章惇说：“大臣应当公开举荐，为什么要秘密推荐？”因此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有亲属嫌疑为由提出异议。章惇说：“御史台和谏院的职责是纠察约束执政大臣的不法行为，按照旧例，执政大臣刚被任命时，亲戚以及所举荐的人如果正在担任台谏官，都要调任其他官职。如今皇帝年幼，太皇太后共同处理国家大事，应当遵循旧例，不能违背祖宗的法度。”司马光说：“范纯仁、范祖禹担任谏官，确实符合众人的期望，不能因为我的缘故阻碍贤能的人晋升，我宁愿辞去职位。”章惇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定不会徇私，万一将来有奸臣执政，援引此例，引荐亲戚及所举荐的人担任台谏官，蒙蔽圣听，这不是国家的福气。请任命范纯仁、范祖禹为其他官职，并命令两制以上官员各自可以奏举。”因此有了这道诏书。唐淑问、朱光庭、苏辙的任命都照旧，范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不久又让范纯仁兼任侍讲。（范纯仁任待制，是在丁丑日十六日。范祖禹任著作佐郎，是十七日。范纯仁兼任侍讲，是二十五日。现在一并记载。）

范纯仁在庆州多次上书谈论边防事务，他最初说：“我见西夏派遣使者到朝廷，多日没有被放回。近日探听到西夏内部的情况，逐渐增加屯驻兵马，一定是因为心中疑惑受阻，想要另生边患。恳请陛下出于对陕西百姓的怜悯，稍微顺从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恢复正常的朝贡。或许可以停止战争，使华夏得以重见太平，那么陛下好生之德就能遍及百姓，祖宗社稷享受万世安宁，都在于陛下的一句话恩赐罢了。我曾读过后汉光武帝回复臧宫、马武的诏书，其中确有深刻的告诫。我担心陛下想要听闻，谨此抄录进呈，请圣心采纳选择。”

又说：“从前孟子说以大国侍奉小国，可以保全天下。光武帝的诏书，主旨也相同，这都是古代圣贤最恰当的理论。前汉樊哙希望得到十万军队，在匈奴中横行，以及五代景延广声称晋国有十万口横磨大剑，这些都是前代武夫轻率妄诞的言论。如今朝廷议论之时，恳请陛下采纳最恰当的理论，摒弃轻率妄诞的言论，以安定国家，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

又说：“近来枢密院降下熙河路奏报邈川大首领温溪心所探听的情况，说西夏今年大旱，百姓饥饿。以及泾原路探听到的情况，也说西夏因为天旱没有庄稼，难以集结人马。我也担心西界只是像去年陕西沿边雨水较少，那些传闻大多有过分之处，就像汉诏所说的‘传闻常常失实’一样。先前没有发动灵武之战时，各处都说西夏衰弱，等到永乐之围，导致众将轻敌失败，这可以作为近代的鉴戒。”又说：“我近来听说西夏多次派遣使者到朝廷，礼节态度恭顺，外界议论都认为逐渐可以停止战争。私下得知西夏人大量购买汉地物品的数量过多，似乎不是为了频繁往来打算，我愚昧地考虑，恐怕在划分地界之后，想要凭借兵力胁迫盟约。我已经命令沿边各将领营寨，常做意外防备。更希望朝廷告诫边臣，不得稍有松懈怠慢。那些先前增加的军马以及新设的吏员，暂且保留，等到将来划定地界，收到誓书，再削减也不晚。因为朝廷的举动，夷狄和华夏都在注视，本来应当谨慎慎重。以及我所奏请的边防利害和举荐官员，也希望不交给有关部门，特别降下圣旨施行，以免用常规格式阻碍。临时若有缺失，万一落入贼人奸计，给陛下带来日夜忧虑，那么我未能及早陈述的罪过，万死也难以赎罪。”

下诏：监察御史兼管言事，殿中侍御史兼管察事。这是开始采用吕公著和刘挚的建议。（旧录说这不是先帝的官制。新录说：既然说监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事情始于此时，那么这不是先帝官制就很明显了。现在去掉‘非先帝官制也’六个字。按吕公著和刘挚实际上先后提出建议，现在明确记载其原因。政目说：监察御史兼言事只有四名，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只有两名。）

前任京东路转运使□居厚被贬为成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黄州；副使吕孝廉添差监管彬州茶盐酒税。这是因为御史弹劾他们苛刻的缘故。（五月十二日审讯。政目说：一并因违法搜刮刻剥，以谋求升迁获罪。）

朝散大夫傅尧俞任秘书监。（六月底，司马光推荐。）

承议郎、集

译贤校理顾临被任命为朝奉郎、吏部郎中。

译诏书说：西夏派遣使者进贡，将新历法赐予他们。

诏书废除义仓，对于已经缴纳的粮食，在歉收年份用来充作赈济之用。

己卯日，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的韩维升任资政殿大学士，仍依照尚书旧例供给俸禄和粮食。因为韩维是先帝的宫臣。（《政目》记载：发放尚书职钱、米麦，宫观侍读的俸钱不发放。又十一月十六日，御史刘拯上言认为他不应当享受此待遇。《实录》未记载此事。）

正字范祖禹升任著作佐郎。承议郎孔文仲升任校书郎。陕西转运副使叶康直、李察看都升迁一级官职并连任。（《政目》记载。）朝散大夫贾青提举太平观。通议大臣、天章阁待制楚建中，通议大臣韩籂都转任官职退休。（《政目》记载。）

代理提举淮南东路常平事的黄实改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黄实是黄好古的儿子。（元丰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孙升所言，可供考证。）

诏书说：“近来诏令屡次下达，希望以此均衡百姓劳力，使公私都便利安定。却听说官吏沿袭旧习，不切实执行，甚至导致政令废弛搁置，使得远近百姓未能完全蒙受恩惠。从今以后，要求大家尽心执行，由监司负责检察。如果有违背违抗的，就由御史台弹劾。”

侍御史刘挚上言：臣私下认为，州县政务的废置得失，其责任应在监司。监司的职责也很重大，一个人贤能与否，方圆几千里的休戚就系于他。过去朝廷大改法度，选拔推行的人，所以不看重资历，务必得到果敢强健、气势凌厉的人才，大概是为了规劝他们成就事功，倚仗他们办好一时之事。等到法度施行、事功建立后，后来用人，仍然沿袭旧例，不曾权衡时宜，有所张弛。因此直到今天，使者的政令苛刻严酷、狭隘紧迫，互相效法形成风气。郡县迎合上意，也不敢不这样。致使百姓看不到恩德与道义，只看到刑罚，只听到利益，这已经很久了！这难道是政令的本意吗？奉行宣达谬误乖戾，积习至此的缘故啊。近来蒙受圣旨哀怜百姓，将监司中罪恶特别严重的已经去除了，然而其余的人材尚且驳杂，情志不一，各自怀着私心。那些暗中观望的人，必定习惯于常规而怠慢政令，以致恩泽阻塞不通；那些浅薄而贪图利益的人，则又矫枉过正，或者废置那些应当治理的事务。这两种情况不可不考察，只有得到合适的人选，或许能惩戒这种祸患，臣希望圣上详细斟酌。河北、河东、陕西素来号称难治的地区，向来所用的使者，出自骤然晋升，大多没有经历民事，人微望轻。虽然自己过分威严苛刻，但下属终究不服。现在应当稍微恢复祖宗旧制，在三路各设置都转运使，任用两制臣僚担任，以加重其职责。其余各路，也希望推举资历稍高、熟悉民政、识大体近中道的人，分别补任监司职务。明确授予他们诏令，使他们忠厚安民而不失之松弛，严肃应对事务而不失之浅薄。部使者如果真的这样，州县政务随之改善，那么先帝的仁政、陛下的恩德或许能下达到底，与民休息就不难了。考察现任中无德无才的人，全部澄清淘汰罢免。被罢免的人，如果没有明显过错，应当归还其资历考课，另行任用，主要让他们不至于失职无聊罢了。当今首要事务，恐怕实在在于此。伏望详细斟酌施行。（刘挚上言因此诏书，所以附在诏书之下。）

诏书说：“内外所制造的军器，根据现有的材料工匠进行制造。其余的兵匠归回所属部门，民夫放散罢免。”（旧录说：天下太平已久，兵器不修，先帝召集工匠修缮，以应对不测。至此罢免。新录辩驳说：熙宁年间修缮兵器，已在神宗实录中记载，不必在此书写。从“天下承平”到“罢之”二十四字全部删除。）

于阗国进贡的使者为大行皇帝饭僧追福。降下敕书晓谕。

礼部上言：举人中有永久停止参加科举以及殿试未满、未能入学者，请求允许他们参加科举入学。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黄河在大名府小张口决堤。

金部员外郎范锷会同河北转运使考察盐法。在此之前，监察御史王岩叟上言：臣私下看到河北两年以来新推行的盐法，考察其条文，细微之处都具备。所以用心于国家，为公家收取利益，不能说不周到。然而立法之初，必定认为官府不劳累而法度可行，百姓不痛苦而利益可得，臣现在观察，与此大不相同。运载的车辆，名义上是和雇，但郡、县、镇、寨有时没有可雇佣的人，就不免有向大户配车的骚扰。主管部门发文，称之为和雇，郡县应办，其实却是均摊科派。一年之间，有时多达三四次，百姓能承受吗？运送到官府，官府自己售卖，势必需要留存，以备消耗，所以购买者又不免有分量不足的弊端。平时商旅通行，随力量大小，趁时机搬运，更远更偏僻的地方，盐也有剩余，民间不知道有断绝的忧患。现在车辆艰难，运载不连续，则又不免有时时无盐的叹息。称之为良法，竟然如此吗？臣私下推测计议的人，必定说“只是笼络商贾的利益，归于公家，而没有增加百姓负担。”现在处处民间盐价增加一倍，这乃是既夺走了商贾的利益，又

译只是增加百姓购买盐的价格来作为利息罢了。因此众人叹息，说从未习惯每天吃如此昂贵的盐，也从未经历过买盐如此艰难。又听说离京城稍远的地方，贫困人家往往不再吃盐，甚至有人把盐比作药。向百姓增加价格而从官府收取利息，以此作为特殊的成效，谁做不到呢？即使增加十倍，也不困难，只是对百姓怎么样罢了！恳请陛下考虑到河朔地区是国家的根本，自祖宗以来，一直推行这种恩惠。希望陛下不把损害百姓当作利益，而把有利于百姓当作利益，恢复原来的盐法，作为对河北数百万百姓无尽的恩赐。附言称：“庆历六年，曾有臣僚筹划盐法，一年之内，比旧数可增加钱五十九万二千八百余贯。所获得的利益，可以说是丰厚了。仁宗却不放在心上，而是怜悯地发出诏令说：我担心河北军民突然吃昂贵的盐，可以暂且让他们照旧。至今老年人谈起此事，往往流泪。那道诏书刻石在北京，现在抄录副本进献，希望陛下能看到仁宗的本意，体会并实行它，以增进圣德，为国家带来无尽的福祉。”

译又说：“庆历六年，盐税每年的定额只有一十九万余缗，如今按照元丰六年未推行专卖法之前的每年盐税收入作为定额，已经三十三万余缗，比起旧额不能说没有增加。”于是王岩叟又说：

“我恭敬地看到朝廷旨意，派遣范谔去考察河北转运使范子奇所奏请的、要求盐税征收十分税钱一事。臣以前在河北时，也得知商贾有自行向官府请求，希望取消专卖而愿意缴纳加倍税钱的，这大概是出于商贾担心专卖法剥夺他们的利润，而巧妙地出此计谋。主管财政的人只知道能从商贾那里加倍获得税钱作为利益，却不知道商贾将在民间再次提高售价以造成危害。臣近来因为议论河北盐法专卖不便的事，曾经抄录庆历六年仁宗的敕书进呈，本意是希望得到圣上阅览，不再再有这样的命令。如今既然没有这样，按理应当再次议论陈述。恭敬地认为仁宗既没有实行三司专卖的法令，又没有听从都运司增加税额的请求，直接批示说‘我担心河北军民突然吃上贵盐，可以暂且让他们依旧’。一句话感动人心，深入骨髓，刻在玉上，明亮如日星。当时，计算每年所增加的几乎有六十万缗，仁宗难道不知道对公家来说利益广大且长久吗！大概认为藏在官府不如藏在百姓手中，图谋近利不如图谋长远。所以特意舍弃数十万缗无穷的利息，作为数百万家无穷的恩惠。岁月虽然久远，但恩惠却新鲜。如今陛下即位之初，正可以恢复祖宗一句话感动取悦天下的做法，不应当因为小利而失去人心。小利得到容易，人心得到困难，得到困难的东西，陛下难道不珍惜吗？假使使者回报说增加税赋可行，陛下就将采用他的话而增加吗？那么仁宗的敕书该怎么办？敕书的话，从黄河以北，人人共知，不可违背却违背了，陛下的名义该怎么办？臣确实知道陛下没有这种心思，私下揣测为朝廷议论的人没有思考罢了。况且用利害来衡量道义，不是好的谋划；用怨恨代替恩惠，不是忠诚的劝告。总之，前日的恩德之声不可忘记，今日的欢心不可失去，至理在目，毫无可疑。臣请求罢免范谔不要派遣，特意用庆历敕书告知议论的人，以彰显陛下惠爱之心，以堵塞计臣聚敛之意。那么不仅河北的人非常幸运，实在天下都非常幸运！（《实录》只记载范谔同河北转运司考察盐法，不记载转运使范子奇建议请求征收十分盐税。只有王岩叟的奏章中有此记载。第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河北盐法全部恢复旧制，应当是不再听从范子奇的请求，难道是王岩叟这篇奏章的力量吗？言论不可停止就是这样的。大致旧录对元祐新政多抹杀，不详细记载，新录考察不详细，多所因循，更改美好的意图，往往不太分明，实在可叹。王岩叟朝论说：议论派遣范锷增加河北盐税说：‘藏在官府不如藏在百姓手中，利于上级不如利于下级。庆历六年，有人筹划盐法，每年增加五十九万贯余。仁宗说‘恐怕河北的百姓突然吃上贵盐’，不听从。如今敕书都在，愿陛下以祖宗为法则。即位之初，正应当收拢人心，不应当因为小利而失去人心。’再次议论增加盐税不便，皇上说：‘再等待商量’，奏章说：‘纵然陛下不想专断，而委任大臣共同商议，那么愿陛下用臣所奏的章疏暗中观察大臣的意思，其中用诡辩之辞来维护一时之事的人可见，用直言之辞来拯救百姓患难的人可见，希望陛下每次发出天语，来申明忠贤的议论，而主持拯救患难的谋划。也足以阻止奸邪之心，施行圣上的恩泽。’）王岩叟又说：‘臣恭敬地认为朝廷知道江西、湖南盐法危害之深，而百姓无法生活，首先派遣使者去查访，陛下哀怜而想要拯救他们的心，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听说两路的百姓，向北仰望欢呼雀跃而互相说：‘幸好朝廷知道我们的痛苦而挂念我们了，制定法律来欺骗上级的人，将要纠正他们的罪过了。’有在通衢大道一起做佛事，来祝颂万岁的人；有在市场上斟酒，欢呼来互相庆贺的人；有在头上焚香，在头顶炷香，在手臂上炼香，来迎接使者的人。由此推想，他们对于盼望陛下的恩德是怎样的呢！即使解除倒悬之苦也无法比喻他们的急切。臣私下知道使者必须明年仲夏才能回报朝廷，如果一定要等使者回来后才更改法令，那么远方的百姓有什么过错，在辗转受苦之间还要这么久吗？难道不念想艰难的一天，不是平安的一天吗？臣担心有等不及陛下恩泽而死的人了。恭敬地希望陛下立即降下恩德之声，先废除那法令，以等待使者奏报，再商议将来所实行的。那么两路的百姓，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元丰六年十二月，最初委派陈思、张士澄推行盐法。八年四月丁丑日，命令陈次升察举。五月戊申日，陈次升兼领湖南。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蹇周辅等被贬责。闰二月壬辰日，张士澄等被贬责。王岩叟上言，不得其时，附在河北盐法后。）

庚辰日，侍御史刘挚说：查核符合元丰五年五月七日门下省札子，门下省上奏：“根据给事中厅状：‘封驳房查核昨天旧封驳司元丰三年七月十八日中书省札子节文，御史中丞李定状，奏请所有差除，都让封驳司限定当天关报本台。奉圣旨：‘依奏。’接着符合当年九月二日中

译关于书札子节文，同知谏院蔡�上奏请求，凡是有官员任免及政令更改的事项，都命令封驳司抄录并通报。奉圣旨：“凡官员任免及政令更改的事项送到封驳司的，都命令抄录并通报。”核查近期依据新制，将封驳司划归门下省作为封驳房，原封驳司依据朝廷旨意撤销。又依据官制新条，谏院已经废除，谏官属于中书门下官员之外，即不说明旧条规定是否应当执行。所有本房接收的官员任免及政令更改事项，现在不敢依旧通报，也不敢立即停止通报。白帖子称：“如果应当依旧通报，不知以什么机构的名义？如果以本房名义，因为已经隶属门下省；如果以本省名义，又恐怕内省没有通报外司的道理。并且查检式令，也没有门下省通报外司的条式。”奉圣旨：“不再通报。”臣私下认为，朝廷谨慎地发布命令，所以让官府互相检察，对内则门下省得以封驳，对外则台谏允许其议论。然而朝省之上，事情有泄露，法律禁令不轻，谁敢传播？如果不是门下省及时通报，那么台谏所听到的常在命令已经执行之后。这是定与卞之所以请求，而先帝之所以听从的原因。其后给事中仅仅因为封驳改司为房，又怀疑内省不可以通报外司，于是作申禀，导致有后续下达的指令进行改革。现在只是敕命已经到达六曹，各曹已经执行，才随着事项通报，情理上有不安之处，给事中失于驳正，或者虽然驳正但不恰当，那些官员任免的任命文书，政令更改的制度，往往已经授受施行，而台谏官才从其后议论，虽然凭借圣上仁慈宽容听取采纳，必定没有难以追改的，如果有人说号令已经执行，不可以反悔，那就是设置官员而对事情没有帮助。所以臣愚昧地请求暂且沿用元丰三年的指令，凡官员任免及政令更改事项，都命令门下封驳官，依旧在当天通报谏官御史台，所珍贵的是成命未下，事先补益，而朝廷也易于施行。贴黄称：“封驳司改为房，名称虽然不同但职责不殊，如果说不可用关，恐怕应当以给事中移牒各处。乞酌。”未予答复。（元佑元年闰二月十六日，挚又言此。）

译癸未日，任命龙图阁待制赵彦若兼任侍读，秘书监傅尧俞兼任侍讲。

在此之前，侍御史刘挚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品德，其聪慧睿智神妙，这固然天性中本来就有。然而孔子说：‘我并非生来就知道，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去探求的人。’孟子也说人都有这四种善端，就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关键在于扩充它罢了。如果不扩充它，就会丧失其根本。从前周成王年幼即位，他的师傅保傅之臣传授他道德道义，引导他接受训诫教导的，是周公、召公、太公望这些人。既然左右的人如此，那么成王虽然年幼，他的耳目所接触到的，大概没有不端正的了。我仁宗皇帝初年，也是在壮年继承皇位，任用利瓦伊、晏殊为侍读，冯元、孫奭为侍讲。这几个人，都是著名的儒者和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当时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在听政断案的闲暇，每逢双日，就召他们入宫侍奉，讲解经典，或者诵读祖宗的旧事。盛世光明的政治，福泽无穷。恭敬地思惟皇帝陛下，继承天命，传承帝业，凭借非凡的资质，日夜向善，再加上有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厚德，保护开导佑助，所以成就的，无不完备周到。然而正值青春鼎盛之时，在于需要滋养，左右前后，应当让端正的人居住相处，言语沉默见闻，应当让端正的事接触。用来兴起善行、涵养本源，保持细微、谨慎开始，尊崇道德美好而增长智慧习惯，达到广大而兴盛光明，那么劝讲、进读、辅导的官员，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臣看见兼任侍讲的给事中陆佃、蔡卞都是新晋的年轻后生，越级迅速崛起，论道德功业则未经考验，论公众声望则向来轻浮，让他们担任此官，众人认为不适宜。恳请罢免他们的兼职，以顺应公众的意见。仍然希望圣恩在内外两制以上的官员中，另外选拔通晓经术、有品行道义、忠信孝悌、淳朴茂盛老成的人，来充任这个职位。遇到不是听政的日子，在便殿闲坐，时常赐给延见对答，让他们拿着经书诵读解说，陈述天下的义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广增睿智，向上符合善于继承、追求治世的心意。”于是陆佃、蔡卞都被罢免，而赵彦若、傅尧俞有了这道任命。（陆佃、蔡卞罢免经筵职务，实录中都没有记载。政目十八日，垂帘谕旨说：‘讲筵将要开启，应当得到老成端正的士人，赵彦若、傅尧俞这两个人如何？陆佃、蔡卞年少，让他们替代。’）

西夏国使者吕则、嵬名怀普等在延和殿朝见。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梁氏去世前来报告丧事。

下诏说：“皇太妃出入，乘坐肩舆在会通门上下。”（旧录说：妃，是皇帝的母亲，不符合礼制。新录辩解说：皇太妃出入，乘坐肩舆，在会通门上下，恐怕不能说不符合礼制。现在删去这六个字。）

乙酉日，将神宗皇帝安葬在永裕陵。（绍圣二年九月，崇宁三年十一月政和三年十一月，共三次加尊谥，现在只列举初葬时的情况。宋代洪山集祭神宗皇帝文说：维元丰八年，岁次乙丑十月六日大行皇帝迁玉座于裕陵乾坤惨凄而变色华夷奔走而同悲桥山一封人世万古具官臣冯某恭闻大事属在兹辰严恩已表于追崇薄奠荐伸于报慕远通神鉴少述哀辞其辞曰自唐中叶凋丧衰圮生民荼毒祸烬五季祖功宗德开廓天地五圣光华髃生茂遂百三十年盖古无治天心眷佑帝业增炽恭维大行皇帝应运挺生寖昌寖明仁远孝至文昭武成任相不疑随弊变更忧民至劳度宜经营汉法新美舜官和平思古明将复唐府兵才谋兼资械用必精灵旌所向犷俗以宁威通西域教浃南溟金阊六部璧水三舍法度渊薮文章陶冶寒暑七闰胚浑一化方举云亭之盛节远追唐虞之逸驾呜呼岂谓道高德尊厌世乘云大寐遽尔九龄徒云内圣慈亲重明嗣君俯仰付托始终忧勤丹青之遗训犹在钟磬之洪音不闻呜呼哀哉河洛初霜兮鴈飞缑嵩欲晓兮风悲玉舆停轮金阜启扉弓剑藏而永閟几席撤而犹疑宫车寂寞以将返仙驭逍遥而不归呜呼哀哉守土职縻去国路遥衔恩兮孺慕送往兮魂销感神游于泉海徒洒泪兮云霄呜呼哀哉恭惟尚飨）

丙戌日，下诏：寺监事务涉及外路应当取回汇总催督的，允许向下行文。这是听从刑部郎中杜纮的请求。（旧录说：自从官制实行以来，寺监不处理外事，只有都水监、大理右治狱可以移文。至此，刑部郎中杜纮观望改变制度，援引唐制提出请求。听从了他的建议。新录全部删去，应当考证。）

下诏罢免方田。（按旧录说：税役不均很久了，富人轻，穷人重，所以下户日益困顿。先帝怜悯他们，

译用方田法来制定法规。该法详细周密，徭役没有偏重不均的弊端。于是立即废除了它。《新录辨》说：神宗怜悯赋税徭役的不均，所以制定方田法来均衡它。然而官吏任用不当，导致骚扰百姓。到这时才废除，并非立即废除。从“税役”到“遽罢之”的四十字一并删去。熙宁五年八月才开始颁布方田法的条令格式。）

译神宗皇帝派遣京西路转运副使沈希颜主管太平观。侍御史刘挚进言说：“沈希颜在本路胡乱兴作，非法聚敛钱财，朝廷既然委派官员查究实情，却还将所查办的罪状交给下级官吏审问弹劾，徒然造成烦扰。请求先予罢黜，让其他路的官员引以为戒。”因此有了这道命令。（旧录记载是因为诏书指责他贪婪，新录沿袭此说。今依据刘挚的奏议增修。政目记载：六月十二日命令他分析辩白，七月二十四日进行考察核实。此处说是手诏指出沈希颜在任时搜刮民财。）

朝散郎、直龙图阁、代理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范峋被削去官职，改任临江军知军。范峋起初请求免除供应皇帝陵墓的工程，户部不答应，他与户部互相争论上奏，后来才请求由自己负责承办，诏令御史查究是非曲直，刘挚进言范峋应当被贬斥责罚。（密疏记载：御史台奏称：“依据尚书省札子，户部状称：‘依据都省送下的朝散郎、直龙图阁、代理提举府界诸县镇范峋的奏章：”供应已故皇帝陵墓的工程，依照治平年间的旧例，从板桥到荥阳共七次供应，所需费用，都由京城各衙门安排办理，大约需要钱、草、粮食三十多万。过去是由三司拨付，已申报户部请求拨付。臣在京城附近任职，所征收的财赋，大致足以充用，现在这七次供应的费用，请求用本司的钱物负责承办。所有京城应当拨付的现钱、草、粮食，不再麻烦户部给发。’本部核查，府界财赋以前都由三司掌管，直到熙宁四年，才归府界提点司支移使用，治平年间本来是由三司供应。元丰三年陵墓工程，按规定应由府界供应安排。本司完全不依照元丰三年的旧例供应，非要本部拨付，本部再次下发抄录三司允许拨付钱物的公文，却又隐瞒占据，不肯缴报。先前所奏，却称所征收的财赋大致足以充用，不再麻烦户部给发。可见前后申报内容不同。恳请特别赐予施行。’奉圣旨：‘命令御史台查究是非曲直后上报。’本台审看，现在已故皇帝陵墓工程，有关部门自然应当依照旧例供应办理。府界提点司明明知道元丰三年已经供应过钱物，自然应当依据当时的名目负责安排办理。提点司前后屡次声称‘没有供应过钱物’，道理上理亏。’奉圣旨：‘范峋削去直龙图阁职衔，给予知军的差遣。’）

吉州安福县知县上官公颖上奏说：

臣看到诏书，允许内外臣僚密封上书，直言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臣先前在六月初四日献书，说政令法度施行得不适宜，推行得不完备，其弊端有六条，其中一条是免役法向百姓征钱的制度尚未完善。臣认为，让耕种的百姓从劳役中脱身，让游手好闲的百姓依靠官府供养，这是朝廷立法的本意，所以根据他们产业的多寡向官府输纳钱款，官府招募游手好闲的百姓来使用。又使得这些钱款的收入不与常规赋税混杂，在户部则有左、右曹的区别，在地方监司则有转运使、常平官的区别，这是朝廷向天下展示大公无私，明确表明向百姓征收钱款，只是用来雇佣劳役，而不是用来充作国家的日常用度。然而臣奇怪的是，耆长、壮丁、户长之法刚开始实行时，都是由官府雇佣，等到实行久了，耆长、壮丁的劳役就归于保甲的正长，户长的劳役就归于催税的甲头。往日所招募的钱款，除了承帖人及刑法司的役人允许使用外，其余一旦封存堆积，如果认为耆长、壮丁、户长确实可以废罢，那么所用的钱款自然应当在百姓中平均减少原定额，现在钱款不因此减少，又让保正长担任耆长、壮丁的职务，催税甲头承担户长的责任，这哪里不同于让百姓出钱免役却又让他们服劳役呢。臣听说朝廷去年向四方下达修定役法的文书，至今尚未颁布，臣希望陛下趁着尚未颁布，诏令有关部门将耆长、壮丁、户长封存的钱款，全部与民间平均减少原定额。又使得盈余的钱款，少的依旧保留，多的不得超过二分，以备编户逃亡迁移、水旱灾荒导致赋税升降之需。这样朝廷向百姓征收，都有限度，施予的恩泽，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恳请特别赐予详细斟酌施行，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免于困乏。诏令：“府界各路耆长、户长、壮丁的劳役，都招募充任，（耆长允许第三等、户长第四等以上户应募，）按等级发给雇佣钱。那些以前由保正代替耆长，催税甲头代替户长，承帖人代替壮丁的，都罢免。如果原来担任保正、户长、保丁的，愿意不妨碍本保应募的听任。府界各路应当支给的雇佣钱，暂且从役钱盈余中支给。各路所封存的耆长、户长、壮丁钱数，拨入役钱中一处支用，连同盈余都不得超过二分，有盈余就进行平均减少。”（旧录记载诏令耆长、户长、壮丁的劳役都招募充任，那些保正、甲头、承帖人都罢免。新录沿袭此说。旧录又记载：熙宁初年，将百姓连编起来，十家为一保，选拔主户中有能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大保，选拔主户中最有能力及物力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个都保，选拔主户中有品行、能力材勇为众人信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为都副保正，互相担保任用，这是古代的什伍法。至此罢免。新录辩驳说：“熙宁保伍之法，神

译《宗实录》记载得很详细，不必再在这里重复记载。既然诏令耆长、壮丁的役事都由招募充任，那么保正、保副的罢免自然明白。从“熙宁”到“是罢”共九十四字删去。”按此时保甲制度依然存在，保正、保长也未曾废除，新旧《实录》都错了。这是根据湖州新编的元丰至元祐续令修入的。六月四日献书陈述六件事，姓名应当考证，根据元祐密疏，是上官公颖。）

译丁亥日，西夏国主的母亲去世，派遣副使吕则、嵬名怀普等人到朝廷报丧。皇帝下诏让学士院起草回诏，按照嘉祐元年的先例，拨付赠予孝子及安葬所需的物品。派遣朝奉郎、刑部郎中杜纮担任祭奠使，东头供奉官、合门祗侯王有言担任吊慰使，并借给供备库使的职衔。（密记记载为十月二十六日。实录仅记载杜纮担任祭奠使，王有言担任吊慰使。）

吕大防上奏：川峡地区的军人犯法，百姓犯盗窃罪，都申报给钤辖司酌情判决并流放。皇帝批准了。又上奏：川峡地区的官员，请求都由吏部差遣任命。皇帝下诏让吏部斟酌情况上报。（这两件事根据吕大防的政目增补进去。“酌情判决流放”，根据密疏是从；差官一事，命令吏部斟酌。元年四月十八日，以及六月二十二日的记载可供考证。）

天章阁待制范纯仁兼任侍讲，朝议大夫赵瞻担任太常少卿，开封府推官赵君弼担任司勋郎中，承议郎吕大忠担任工部郎中。

己丑日，皇帝下诏：景福殿使、武信军留后李宪依照赦令不予追究，特别罢免其内职。将他因立功而授予留后官职的告身，缴还尚书省。因为李宪奏报事情不真实，不应当援引常赦不原的条例，所以有此命令。（这段文字，新录沿袭旧录，很不详尽，应当考证。政目说：李宪罢免内职，削去留后官衔。也没有记载事情的原因。）

枢密院上言：“定州新乐县百姓贾澄上状申诉民间保甲法带来的困苦，其中提到：保甲法规定，每县差派监教官三人、巡检一员、三班二人负责提点，以及在行杖时，在一处五十人的保丁中，处罚多达四十九人，并且每人臀杖十三下，只打一边，留下另一边，下次巡视时再处罚。又因为弓弩过硬，导致保丁频繁遭受杖责。拟定打算：府界、三路巡教保甲的官员及指使，如果保甲有犯法，都发公文给本县，没有县的则申报州、军处理。所有原先下达的允许处罚的朝旨，不再施行。”皇帝批准了。

皇帝下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的官员全部罢免，命令各路提刑官及府界提点司兼管。所有保甲只在冬季训练三个月，并且从明年正月一日开始施行。”（实录记载罢免府界、三路提举保甲官，各路由提点刑狱官兼管。保甲只在冬季训练三个月。保甲从十月开始训练，到正月停止。见七月六日。）

枢密院上言：“各将司下面的公务，历来都由将司施行。因为知州、知县也应当共同执行，现在订立条例，各将司下面的公务都由本处知州共同管理，在县的则由知县共同管理。”皇帝批准了。（密记记载为二十八日。实录记载枢密院上言将司的公务打算让所在地的守令共同治理，皇帝批准了。）

免除已故宰相□充家中现欠的购买绝户财产的钱。因为他的妻子李氏自己陈述了情况。

韩维上言：我私下看到先帝时大力兴兵，向西讨伐西夏，起初以问罪为名，后来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于是导致西夏人有借口，违背了恭顺的态度。那个国家的习俗以不报仇怨为耻，现在他们的国力逐渐恢复，必定会来攻取旧地，如果不幸再次被夺去，那么先帝多年劳师动众所得到的土地，一旦失去，似乎很可耻。如果兴师抵抗作战，那么边境的争端从此再次开启，我担心战争连绵、祸患结聚，没有停止的时候。我私下思考战争不能不停止的原因有三，土地不能不抛弃的原因有五，请为陛下陈述。考虑到皇帝年纪尚轻，太皇太后深居九重宫阙，难道经常听闻军旅之事吗？万一敌寇侵犯边塞，边境的文书频繁到来，发兵调粮，应接不暇，恐怕会震惊皇上的心，使圣虑焦劳。这是战争不能不停止的第一点。自从灵州之战，永乐之败，关中、陕西的力量凋敝损耗，士气尚未恢复。现在如果再兴大役，必定有失律违命的，散乱成为盗贼的。外患刚刚兴起，内患又起，我担心朝廷的忧患，不在西夏。这是战争不能不停止的第二点。绵延千里之地，屯兵数十万，必定要依靠有深谋远虑、声望厚重的臣子来统御，忠义勇猛的将领出来担当战斗，干练能干的臣子催促办理粮饷。历数现有的臣子，再推究近事的验证，恐怕不足以充任这些职务，而且兵器都是捐弃剩下的，国库粮仓有匮乏断绝的担忧。这是战争不能不停止的第三点。

先帝因为秉常接受朝廷的爵位任命，而国母擅自囚禁废黜他，所以发兵问罪。现在梁氏已经死了，秉常复位，行为恭顺，有藩臣的礼节。如果趁此时归还他的旧地，那么神宗问罪的名义，就不成为空话，嗣皇赐地的意图，确实符合先帝的遗志。这是土地不能不抛弃的第一点。朝廷自从得到熙河之地，每年花费缗钱五六百万，后来得到兰州，又花费百万以上。得到的越多，花费越广，开拓土地没有利益，也已经很明白了。这是土地不能不抛弃的第二点。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兰州靠近西夏人的巢穴，最为形势险要。其余也有要害之地，可以增置城堡，抛弃它不方便。陛下如果想要再次兴师动众，收复灵、夏之地，那么保留它可以。如果没有这个意图，劳民伤财，供奉空虚之地，那就是又增加了一个熙河。希望陛下以清静为心，以仁惠为政，私下担心这件事不得不在今天再次兴起。这是土地不能不抛弃的第三点。辽、夏两国，世代通婚，而且有唇齿之

译如果辽国发来书信，援引先帝兴师的名义，以梁氏已死、秉常复位为借口，来索要失去的土地，那么他们就既占据了道义上的优势，又抢占了时机。此时朝廷如果答应割地，就是听从辽国的命令，恩惠就归于他们了。如果不答应，就是彰显先帝的过错，损害大国的信用，边境的祸患就会再次兴起。这是土地不能不割让的第四个原因。中原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礼义恩信；他们的习俗之所以可贱，是因为贪婪暴虐。如今我们秉持所珍视的道义，来面对所轻视的野蛮，那么中原就尊贵。满足他们的欲望，来成就我们不想做的事，那么敌人就会顺服。这是土地不能不割让的第五个原因。

译我听说古公亶父居住在豳地，被戎狄攻打，戎狄想要夺取土地和人民，百姓都愤怒地想要作战。古公说：“有百姓才设立君主，是为了使他们得利。现在戎狄之所以攻打作战，是为了我的土地和人民，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们那里有什么区别呢？百姓因为我的缘故而战，杀害他们的父兄来拥戴我，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带着亲信离开豳地，停留在岐山脚下，豳地的人举国扶老携幼，全都跟随古公回到岐山脚下。等到其他邻近的国家听说古公仁爱，也有很多归附他。古公亶父是周朝的祖先。戎狄攻打的是古公封国的本土，他尚且不忍心杀害百姓的父兄来占有土地，他的仁心感动人极深，所以豳地的人扶老携幼重新归附他，其他邻近的国家也有很多归附的。他的后代因为仁爱得到民心，到了武王，于是拥有了天下。现在却夺取别人的土地，又想要杀害百姓的父兄来守卫它，这与古公亶父不同了。陛下试着考虑，修养德行施行仁政的效果，与用兵开拓土地的利处，哪个更多呢？我又听说，齐宣王坐在堂上，有人牵着牛从他堂下经过，齐王看见后说：“牛要到哪里去？”回答说：“要用它来祭钟。”齐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恐惧发抖的样子，好像无罪却要走向死地。”所以孟子认为“这种心足以称王了。现在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这是不做，不是不能。”我恭敬地看到皇帝即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以来，凡是法令有不利于百姓的就废除，利益有可以惠及众人的就给予，提拔正直温和的臣子，罢免贪婪残暴的官吏。从京城开始，到各诸侯国，百姓欢欣仰慕拥戴如同慈爱的父母，可以说是仁爱的极致了。现在陛下的恩惠足以施及中原，而功德却达不到外族，这正是孟子所说的不是不能，是不做。陛下如果真能在这个时候特别颁布明诏，把之前王师所得的土地全部归还赐给夏国，那么他们的君长会感激陛下的恩意，人民会感念朝廷的恩泽。至于邻国和敌人听说中原施行仁政，我们的百姓和士兵知道君主爱惜人命，那么他们欢欣的声音、拥戴仰慕的心情，将会超过京城和各诸侯国了。希望陛下借鉴古公修养德行，推想齐宣王的用心，体察孟子的至理名言，明察愚臣的忠诚计策，激发诚心，决断并施行。我预料不仅敌人会感激喜悦，上天监察德行帮助顺从，也应当福佑无穷了。《尚书》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又说“至诚感动神灵，何况是有苗”，这些都是前代圣王施行已有成效的，希望陛下不要怀疑。至于计算已经花费的费用，吝惜难以保全的土地，耗费金银布帛，调动军队，去争夺不可预知的胜负，而且有后患，这些都是世俗的常谈，哪里值得对陛下说呢！我擅自撰写了赐给夏国的诏书草稿一份，一并呈上。贴黄称：我现在所陈述的，私下担心边防的机密，陛下或许认为已经经过圣明的思虑，所以不避嫌啰嗦地陈述。或许在辅臣奏请的时候，可以仰助英明的决断。只请求留在宫中，作为主意施行。

又说：我所陈述的，极有道理，而且思考当今所适宜的，没有超出这个策略的，希望陛下详细阅览并深思。如果争夺土地较量武力，那么以后的祸福就不可预知了。

又说：陛下如果激发诚心，以停止战争爱护百姓为意，自然足以感动上天和人心，也不需要等待他们来请求土地，然后才赐给他们。

又说：古人把戎狄视为化外之民，只应当自己计算利害，而不应当与他们计较。我私下认为朝廷今天不是用兵劳民的时候，前代圣王屈服于戎狄不止一次，都是这个意思。况且现在自处义理很高，不是屈服。

又说：我现在所说的，必须及时做才可以，如果夏国兴兵来侵犯边塞，北方人写信请求土地，那么就失去了我们的机会，不可用了。古人修养德行施行仁政，不计较一时的利害。为什么呢？修养德行施行仁政的功德大，世俗所计算的利害小，大小相差如同天地之远。又说：我现在这个策略，大概是为了实现先帝问罪的意思，扩大陛下施行仁德的德行，对内安慰士民的心，对外消除敌人的祸患，还没有完全尽到边防的利害。私下听说朝廷已经召见知庆州范纯仁，范纯仁父子世代担任帅臣，熟知北方情况和边防事务，希望圣慈再催促范纯仁入朝，当面赐问，希望更加详审。

那赐给夏国主的诏书草稿说：“之前，神宗皇帝因为你世代接受封爵，作为我的藩屏，而国母和掌权的臣子擅自囚禁废黜，所以大兴军队，去问他们的罪。近来听说国母去世，你重新统领国事，自从先帝升天，接连派人致哀和祭祀，所做的恭顺，有藩臣的礼节，我很赞赏。我承受天命，统治万国，效忠顺从的就褒奖接纳，违抗命令的就诛灭，道义上没有亲疏。我赞赏你复位履行职责，哀怜你的百姓丧失土地失去职业，完成先皇帝的圣志，现在把之前王师所得的土地归还赐给你的国家，你明确告知人民，依旧居住耕作，不要蹈入后患，服从我的美好命令，并勉励忠诚勤勉。”（维提出这个策略，不得其时。他的职位称资政殿学士、正议大夫兼侍读。按维在十月十八日已经加封资政殿大学士，又十六日任命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二十五日任命为侍讲，维说已召范纯仁，那么应当在二十五日之后，既然在二十五日之后，那么应当称资政殿大学士。怀疑编录偶然漏掉了“大”字）

译一】。又见维草拟诏书称“国母去世”，查秉常前来通报梁氏丧事是在十月二日，那么维上奏此策必定在十月末，或是十一月初。附见于十月末。更考详。）

译侍御史刘挚上言：根据吏部公文，十月十六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与枢密院共同奉到皇帝圣旨，任命唐淑问为左司谏等职。又据公文，十月二十八日，三省与枢密院共同奉到皇帝圣旨，罢免陆佃等人的侍读职务。臣私下观察到，历来朝廷制度以及最近颁布的官制条例，凡是官员的任免，有中书省单独进呈拟任人选的，有枢密院单独进呈拟任人选的，也有三省与枢密院共同进呈的。这是因为设立官职、划分职责，各有主管范围，法令规定互不干涉。三省与枢密院共同请示圣旨的，似乎仅限于任命统帅、边疆重镇的高级官员以及宫内亲近的差遣而已。如今任命谏官、罢免侍讲，不知枢密院为何要参与，外面议论纷纷，都认为三省纵容枢密院侵扰扰乱政治体制，无不感到惊疑。臣私下认为，国家所依赖的是纲纪，大臣所应当坚守的是名分，纲纪在上端正，那么下面就没有邪念；名分在下治理得当，那么政令就不会多出几个门户。一旦有所僭越转移，还怕什么祸患不起？朝廷今天正应当尊崇强化君主的道统，谨慎遵守祖宗的法度，严明臣下的名分，以消除压制权臣僭越之心。如今任免官吏，是陛下的大政；而三省的事务，原本不是枢密院的职责，超越法度、越位行事，凭空制造议论，公然侵犯名分。臣担心积少成多、由微至著，交错混乱官职职守，逐渐施行私意，从而危害政事。对上则导致君臣等级怠慢，对下则产生倾轧争夺的祸患，杜绝渐萌、防范细微，确实关系到国家体制。希望圣上慈悲，特别降下诏旨告诫三省、枢密院的臣僚，凡是进呈拟任人选的，各自依照历来条制、班次请示圣旨，所贵在正名定职，事务没有侵越，以尊崇朝廷，以端正在职官员。

贴黄称：“臣又担心上述任命谏官等事，曾经降下圣旨特别允许枢密院共同进呈，假使有特别旨意，那是圣恩优待礼遇执政大臣，想要合符众人意见的意思，而大臣的气节，自然应当引义推辞，珍惜朝廷纲纪，以安分守己，不应趁机冒进，逐渐恐怕毁坏体制。”

监察御史王岩叟上言：“听说章惇在帘前询问陛下御批任命谏官的事，反复追问，言语涉及轻慢侮辱，外朝传闻，众人共同愤慨。谨按任命谏官自属三省，与枢密院无关，而章惇不遵循职守，越职放肆言论，竟敢如此！况且陛下所任命的几个人，都是天下公议历来希望担任谏官、御史的人，章惇作为大臣，既然不能推荐贤才以辅助国家，看见陛下任用贤才，又从而忌妒压制，臣不知道章惇怀着什么心侍奉陛下！而且御批任命谏官，自祖宗以来也是常事，而章惇认为陛下不应当亲自任命。陛下聪明广博，能任用贤才而提拔他们，罢黜不肖之人，这是盛德，而章惇又说陛下从哪里知道，是不想让威权在人主、端正良善的人进入朝廷，章惇用心不忠可见，侵犯官职、冒犯名分、轻慢君主、不敬尊贵，道义所不容。国家有常法，请求公开贬黜，以严明臣职，以加重主威。”

又上言：“臣听说外朝喧嚷，都说章惇强横，不仅侮弄众人，又敢轻慢陛下，臣担任言官职责，既然有所听闻，不敢不言。然而这件事只有陛下知道，如果臣所言不虚，请求交付外朝施行。”

刘挚又上言：“见本月六日神宗皇帝灵驾出发，根据敕令，前一日五使、三省执政官在两省及幕次住宿。私下听说宰相蔡确独自不曾入宿，中外无不惊疑骇怪。认为山陵之事是国家大事，迁移坐像、发引下葬，是丧葬的大节。所以前夜群臣在内住宿，是因为陛下这夜亲自举行祭奠之礼，臣子之心同样攀附哀慕，不能在私处安寝。下至执事、奔走的人，谁敢不虔诚奉行期会，以共同完成其事？而蔡确位居百官之首，身为山陵使，正当统领一行职务，却在这夜独自不赴宿，轻慢废弃典礼，有不恭敬之心，谨具弹劾上闻。希望圣断，特别赐予详酌施行。”

又上言：“蔡确如果曾到禁门，遇到已经锁闭，也应当立即具奏原因，另行禀报处分，不应当公然就以不住宿为是。”没有回复。（这是第一疏。十二月六日第二疏，十二月十四日第三疏十二月十八日第四疏，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第五疏第六疏第七疏，二十七日第八疏，二月七日第九疏二月十五日第十疏。）

左正言朱光庭上言：“蔡确，先帝选拔，位至宰相，送终之际，特别不尽恭敬。灵驾发引在路，蔡确为大礼使，应当与扈从臣僚先后徐行，常以稳妥安顿神灵为虑。而蔡确不致力于此，每当灵驾前行，就先行驰去数十里之远，以求自便安适，而灵驾一行在后，略不回顾省视，为臣不恭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又上言：章惇欺罔放肆辩驳，韩缜挟持邪说冒受宠幸。章惇多次上疏，其言甚为急切。（这是根据新传附见，应当寻求本章随事编入。）

起初，蔡确与章惇、邢恕等人共同谋划诬罔太皇太后，自认为有定策之功。韩缜素来心怀不平，等到蔡确担任山陵使，韩缜就在帘前详细陈述蔡确等人的奸状。由此东朝与外朝都完全知道了。等到蔡确出使回来，想以属官高遵惠为待制，张琰为郎官，韩宗文为馆职，太

译太后拿这件事询问韩缜，韩缜说：“遵惠是太皇太后的族人；琎是中书侍郎璪的弟弟；宗文是我的侄子。如果对他们破格提拔，消息传遍朝廷内外，那么就会让群臣各自偏袒自己的亲属，这拿什么来昭示天下呢？”然而遵惠等人最终还是依照旧例得到了恩荫。

（这段记载依据《韩缜新传》，不知出自哪本书。邵伯温在《辨诬》中说：“韩缜一向对蔡确、章惇利用邢恕的奸诈阴谋诬陷太皇太后感到不平，于是就在帘前详细陈述了此事。太皇太后和朝廷外臣这才知道详细情况。”《新传》或许就是依据这个说法。蔡确起初担任山陵使，刘挚弹劾他行为不恭敬，这是第一道弹劾章奏。山陵事务结束后，蔡确回到朝廷却不退让，进言的人接连而至，这发生在十一月间，而引发此事的开端则是从刘挚开始。朝廷外臣既然已经知道蔡确的奸邪阴谋，却不敢直言指斥，不知是什么缘故。蔡确先被罢免，韩缜还多留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因为揭发了蔡确等人的奸恶行状，所以东朝认为他是忠臣。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详实。）

译在此之前，有个叫惠信的僧人经过开封府上诉说：“僧录司的吏员收受赃款、违反法令，派遣僧人以及没有戒牒的沙弥等前往福宁殿道场，冒领皇恩。”开封府知府蔡京依据僧录司的回复上报，惠信因诬告获罪，被杖打臀部二十下。不久，惠信又向祠部上诉，祠部发公文给大理寺依法处理，大理寺多次发公文给开封府调取案卷，开封府不予回复，详细上报都省称：“六察台举劾本府不当的公事，都必须奏报朝廷旨意并登记在簿册上，或者送交司法部门推究审勘，如今祠部不过问本府如何处置，直接送交大理寺，这是不合法规的。请求追究根源。”皇帝下诏说：“让祠部分析说明。”祠部回答说：“惠信上诉僧录司中领取厚禄的吏员以及小师索取金钱，我们依据条例受理，送交大理寺。这并非举劾开封府的事。开封府却以六察台举劾为理由，完全不相类同。”这个月，皇帝下诏：惠信经过祠部所陈述的文书状词，不再执行。（根据刘挚的奏议，不再执行惠信状词的圣旨是在十月十六日，现在附在十月末尾。）

侍御史刘挚进言说：“仔细考察，领取厚禄的吏员因事接受贿赂，法律允许告发。法律所应当告发的，那么告发就应当被受理。惠信的诉讼、祠部的处理都是正确的，不违背情理。大理寺因为惠信曾经向开封府上诉，所以调取前案想要有所质对，而开封府此前认为惠信的事与己无关，以杖打一百下判了他的罪。如果惠信的状词中混杂着与己无关和与己有关的事，那么与己无关的部分应当治罪，而与己有关的部分应当执行。如果状词全都与己无关，那么惠信虽然获罪，但僧录司收受赃款，对于开封府来说是所辖部门犯法，仍然应当举劾执行。所以开封府自己怀疑不当，恐怕因此牵连，所以不肯拿出前案，并且引用六察台举劾必须禀报朝廷旨意，说祠部不应当直接送交大理寺。写这份奏章的人，大概是为了掩盖他的过失。等到朝廷取到祠部分析状词的项目，认为依法接受状词送交有关部门，未曾涉及开封府先前判决的是非，那么祠部、开封府互相状词所论述的很明白，而事情在大理寺那里完全没有妨碍，自然应当推究结案。如今却因为开封府胡乱上奏，就罢免了祠部、大理寺应当审理的案件，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如果还因为祠部、开封府的是非没有明确，所以两方都罢免，对于祠部、开封府来说是可以的，但惠信无辜受刑，多么不幸！吏员收受赃款得以逃脱，又多么幸运！吏员收受赃款已经告发，僧人告发他或许诬陷，但都不加审理，这是废弃法律。允许告发，允许受理，却不执行，这是废弃法律。有关部门出入人罪而不加过问，这是废弃法律。法律是天下公共的，守护在有关部门，即使是君主也不能私下改变。如今诏令如果说出于圣意，因为天下公共的法律，陛下难道肯自己废弃它吗？所以臣知道这一定不是这样。私下担心左右奏事画旨时，失于详细陈述是非、开陈灭裂，导致有这样的处分。恳请圣慈再赐详细斟酌诏令，让大理寺将惠信所告之事推究虚实，依法执行。如果祠部、开封府也有罪状，恳请一并勘验结案，以正典章法度。”

贴黄称：“按照‘国朝诏敕节文或诏令不允的，都仰举奏’的规定。如今上述公事虽然已有圣旨，但道理有未尽之处，必须申请。内殿道场所用的僧人不少，都出入宫禁，而僧录司并不选择，又吏员因此收受赃款，在京城之下敢冒犯法禁，情理上无可宽恕的。”（刘挚言论的从违，实录没有记载。查考明年闰二月孙升弹劾蔡京的奏章称：“惠信因为臣僚论列，送交大理寺推究治理，僧录司的赃状已经明确。”那么朝廷果然听从了刘挚的话，让法官彻底审出案件。只是不知道如何处置罢了！明年正月二十九日刘挚的章奏可考。）

译“苟”字，在文字上显得多余。

【一三】“其差除之告命”原作“其差除降授之命”，根据阁本及上文所引《忠肃集》修改。

译【一四】将失其本：《忠肃集》卷三《乞慎择讲读官奏》在此处下有“然之性则虽圣人方其始也，学问以达之，范围以成之者，其可少哉”二十六字。

【一五】夙夜之善：“夜”字，同上书作“成”。

【一六】宜正事是：接“是”字，原作“相”，依据阁本及上引《忠肃集》改正。

【一七】保微慎始：“慎”字原作“谨”，因避讳改字，今依据上引《忠肃集》改回。

【一八】其可不慎择也哉：“慎”字原作“审”，因避讳改字，今依据同上书改回。

【一九】皇太妃出入：“皇太”二字原本颠倒，依据阁本、《宋史》卷二四三《钦成朱皇后传》及本条记事注文校正。

【二○】璧水三舍：“璧”字原作“壁”，按“璧水”指“太学”，即“泮池”，与下文“三舍”正相符合，现依据阁本改正。

【二一】徒洒泪兮云霄：“兮”字，阁本作“于”。

【二二】丙戌：原作“丙申”，依据阁本、《宋史》卷一七《哲宗纪》改正。

【二三】除承帖人及刑法司人役许用：“人役”二字，阁本作“人吏”，疑是正确的。

【二四】其逐路所桩耆户壮丁钱数：阁本“其”字下有“余”字。

【二五】遣朝奉郎：《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作“朝散郎”。

【二六】开封府推官赵君弼任司勋郎中：“赵君弼”三字，阁本作“赵君锡”。

【二七】如保甲有犯：“保甲”二字原作“指甲”，依据阁本改正。

【二八】古人以化外视戎狄：阁本作“古人之所以待戎虏”。

【二九】但当自计利害：“当”字原作“常”，依据阁本及下文改正。

【三○】其位称资政殿学士：“其”字，阁本、活字本作“具”，疑是正确的。

【三一】疑编录偶脱大字耳：“录”字原作“绿”，依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三二】有枢密院进拟者：《忠肃集》卷三《论三省枢密院差除奏》作“有枢密院者”，且下又有“有三省者”四字，疑此处有脱漏文字。

【三三】不识枢密院何为而预：“识”字原作“委”，依据同上书改正。

【三四】则政无多门：“门”字原作“败”，依据同上书改正。

【三五】以陛下是夜躬行祭奠之礼：“以”字原本脱漏，依据《忠肃集》卷七《劾蔡确不入宿》及文义补入。

【三六】则是群臣各私其亲：“群”字，《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七《逐小人》作“君”，疑是正确的。

【三七】大理寺累牒开封府取案：“取”字原本脱漏，依据阁本及下文“大理以惠信曾有诉于开封，故取前案，将有所质”补入。

【三八】径送大理寺：“径”字原作“往”，依据阁本及文义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六十一

卷三百六十一

起讫时间：起于神宗元丰八年十一月，止于该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六十一

帝号：宋神宗

年号：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

全文

十一月癸巳日，下诏规定：强盗在审讯中打算自首的，不适用减等处罚。（旧录记载：起初，熙宁年间，对于强盗案件证据尚未确凿，因拟判而被捕却能自己陈述罪行的，都按最轻的等级减刑。当时司马光认为这样做不对，刑部观望风向，有人提出请求，于是听从了。新录辩驳说：关于“按问欲举”这条制度，第四卷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从“初熙宁中”到“从之”共四十字一并删去。明年二月末范纯仁的奏议应当考证。第四卷的事，发生在这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朝奉郎、直龙图阁、权发遣京东转运使范纯粹出任庆州知州，是代替他的哥哥范纯仁。

丁酉日，将神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第八室。（新纪记载：将神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乐舞为大成舞。）

朝议大夫鲜于侁出任京东转运使。熙宁末年鲜于侁已经曾任京东转运使，于是司马光对人说：“现在又让子骏担任转运使，实在是不合适。然而朝廷想要挽救东部的弊病，非子骏不可。这一路福星高照，可以成为各路转运使的模范了。”又说：“怎么能得到一百个像子骏这样的人散布在天下呢！”鲜于侁到任后，奏请罢免莱芜、利国两处铁冶监，又请求海盐依照河北的办法通商，百姓非常高兴。又请求停止高丽朝贡，只允许在两浙互市，不必烦扰朝廷。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但朝廷对待高丽的礼节，也比以前减少了。（这是依据李豸所作的鲜于侁行状及范镇墓志。鲜于侁传记载鲜于侁的事迹极其简略，也不记载鲜于侁再次担任京东漕运使的事。）

辛丑日，颁布德音，在两京畿内、河阳管内，死罪减一等，杖刑以下的囚犯释放；百姓因山陵工程服役的，免除其赋税。

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