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

译太后听政，实在是迫不得已。况且母后临朝称制，并非国家的美事，文德殿是天子举行正朝大典的地方，哪里是女主应当驾临的？”宰相吕公着等人说：“陛下秉持谦逊、崇尚礼制，其风范照耀古今，再加上思虑精深，不是我们臣子所能企及的。”（太皇太后告诫执政大臣的话，以及政事条目，也都详细记载于此。）

译苏轼说：“近来奉旨撰写太皇太后将来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宝的诏书，手诏中说‘我也担心有今非昔比的嫌疑’，所以大致写道‘朝廷增减的文辞，各自从宜称量’，以此来推广圣上谦抑退让的意思，说这文德受册的礼仪，对于现在来说太过隆重，对于过去来说则相称。没想到文词鄙陋浅薄，未能完全表达圣意，致使烦劳改定。谨按旧例，凡是诏令有所改易，被认为不称职的，都应当罢免。希望圣上体察我衰老多病、荒废学业，特别赐予改任其他职务，以安顿我这微弱的性命。”邓温伯也请求改任其他职务，诏书答复不允。（答复的诏书，曾肇的制集中有记载，苏轼起草诏书，苏轼请求罢免的缘故，不知道邓温伯也请求罢免是什么缘故，应当考证。）

戊午日，下诏说：“宗室世曼的第三子令瑜赐给仲铣为嗣子，不拘泥于年龄，著为法令。”

又下诏说：“左藏南北库、商税院，都由中书省差派官员。左右厢店宅务、诸司、诸军、审计司、粮料院、香药库、北抵当所、粳米上中下、麦料上下诸界，过去隶属三司举荐官员，现在命令户部奏请辟用，著为法令。”

吏部说：“请求各路科利场务，三万贯以上的举荐官员如旧，那些不足的，由本部差派注授。罢免京西、京东、河北、陕西路转运使奏请差派的法令。”听从了，仍然下诏如有不称职的，听任转运司另外举荐官员上报。（新本没有这段。）

辛酉日，下诏礼部举行贡举。

废除雅州严道县的锡坑。这是听从成都府路转运司的请求。（新本没有。崇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应当考证。）

乙丑日，户部说：“请求致仕的文武官员，遇到元丰八年三月六日登极大赦改官，并在支取合转官资请俸内，曾经因为子孙叙封迁转的，就以初转官一等给予，折支分数依照本条；原来没有请受的，不给予。”听从了。（新本没有。）

右谏议大夫梁焘说：“我听说黄履推荐刘次庄补任御史。刘次庄本来是宰相蔡确的密客，蔡确的弟弟蔡硕常与他交往，盗用军器监官钱，抵罪被除籍，清议喧然不平，认为黄履的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谨按：御史中丞，是天子的执法官员，用来持振纪纲、肃正朝廷的。御史与宰相暗中交结，以此作为朋党依附，这是扰乱天子的法度，朝廷依靠什么呢？宰相，确实是君主敬礼信任的臣子，然而一旦有不称职的责任，那么御史就可以正笔直绳，以行朝廷的公是。天子以御史为耳目之任，如果不能治理大臣，又将怎么治理小臣呢？蔡确在位时，以奸邪欺罔闻名，当时，权倾天下，人不敢指责。黄履既不能正笔直绳，已经对上辜负先帝而对下辜负士大夫了，况且又暗中交结，以成就其私欲，以至于引荐门客自我媚悦，失职乱法，他的不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幸而陛下仁德如天，不致于治罪，而让他保全首领，佩戴簪笏，蒙受光日月之下，这是黄履的恩赐，万死不能报答，怎么能再列侍从，出入朝廷，号称清臣呢！希望圣上体察指挥，特别赐予重行贬谪放逐，以作为私邪朋党的警戒，群臣幸甚！”贴黄：“他保任失当，自有国法，请求另由有司施行。我恭敬地听说十四日御延和殿听政，请求当面赐给执政大臣行遣，仍然请求降出此札子。其贴黄请求留中。”（元丰八年四月十四日刘次庄为御史。）

丙寅日，降龙图阁学士、知越州黄履为天章阁待制、知舒州。（四月八日黄履再次被责。）

梁焘又说：“我听说已有诰命降授黄履待制。在近臣的保任失当之过则为重，在黄履的朋比不忠之罪则为轻，清议论纷纷，未为允当。我私下认为群臣之间有涉及附会，变乱白黑，欺罔聪明的，自当痛绳以法，摧夺屏斥，况且御史中丞者，是法度所在，纲纪所任，而自己乱法度，隳纪纲，能不重为贬谪放逐，以清朝廷吗？我前章论黄履，认为他不堪复在侍从之列，不是愿意朝廷削一两等宠名示耻而已。这样，岂是治御史不法的典刑吗？况且待制乃是侍从清班，怎么能作为贬责之官？希望圣上详酌指挥，重赐施行，以肃中外，压制清议。”贴黄：“我以清议喧腾，不敢循默，如果朝廷未赐追改前命，恐怕清议终是不平，却致言者纷纷，紊乱烦扰圣听。请求稍留宸虑，速赐指挥。我私下认为执政大臣必能上同圣意，共嫉朋党奸邪，像黄履这样的奸回，宜无爱惜。希望圣上面诏大臣，别赐施行。”

又说：“我近来再论黄履结附宰相，乱法度，隼纪纲，待制侍从清班，不得作为责降之官，乞重行贬谪放逐，至今未闻指挥。我私下认为自古朋党之起，都导致国家祸患，明主所当早辨而力除，正臣所当共嫉而急击，惩一劝百，这是典刑。方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太皇太后制政房闼，乃

译这正是深恶朋党蒙蔽圣听的时候，而吕履却亲近奸邪之人，得罪了清议，正应当制定法律，来肃清朝廷内外。陛下至公至明，决断毫不迟疑，若能尽早明辨并强力铲除奸邪之道，辅佐的大臣尽忠协作，应当共同憎恶并急迫打击，然而议定处罚却不够严厉，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恳请陛下圣慈当面诏令执政大臣，查阅臣之前的奏章，尽早赐准施行，以彰明法度，以端正纲纪，使怀抱忠诚、特立独行的人知道受到鼓励，心怀奸诈、阿谀徇私的人知道畏惧，臣所说的话，难道仅仅是针对吕履一人吗？贴黄：「如果吕履凭借自己所知，引荐贫寒之士，那人触犯法律，吕履因连累而应当贬官，这仅仅是失于保任，本来也是常事。陛下圣恩，减轻他的罪责是可以的，赦免他不加追究也是可以的。如今却以执法者结党依附大臣、称荐御史为由，假如那人没有过错，吕履自己也应当承担重责，何况李次庄是罪人呢？吕履扰乱法纪，朝廷不严厉惩治他，这就是让扰乱法纪的人又废除了法律，拿什么来昭示天下呢？」（四月八日，吕履再次被责罚。）

译左谏议大夫鲜于侁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陈州知州。这是因为鲜于侁因病请求补任地方官的缘故。（鲜于侁的旧传记载：他请求六曹、寺、监的长官各自举荐僚属；又观望形势请求恢复制举，请求将经义、诗赋分为两科，而先考论策；司马光以十科选拔人才，鲜于侁推荐王巩可以充任献纳科。当时舆论纷纷。新录辨称：请求恢复制举并非为了观望；鲜于侁推荐王巩，并未被进用。现在删去二十四字。恐怕鲜于侁外放，或许是因为推荐王巩的缘故，应当考证。二十六日曾巩有论列。五月二十日鲜于侁去世。）

右谏议大夫梁焘上言：“我听说鲜于侁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知陈州。鲜于侁因病自陈，蒙受陛下圣恩允许他体面地离去，让他得以休养安度晚年，对鲜于侁的恩赐已经很深厚了。然而众人的议论认为，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侍读学士，都是天子身边侍从献纳的官员，而谏议大夫的地位在侍读学士之上。现在鲜于侁的离去，不是因为犯罪，却突然降职为修撰，人们认为这是对他太薄待了。我认为鲜于侁任职时间不久，现在正依据资历，以累积天数作为功劳，鲜于侁的任命不算不当。我私下认为朝廷用人，应当甄别人才，不应当限制这些年月。如果那个人可以担任侍从之职，在朝廷即使只待了一天就离开，也应当因为他的贤能而给予他相应的职位。鲜于侁是西州有文德操守的士人，风骨节操被士大夫君子所称道。中间流落十余年，晚年遇到陛下选拔众多人才的时候，很快蒙受提拔进入言官行列。鲜于侁熟悉旧例，忠诚正直地进言，士大夫都信服他。这说明他可以担任献纳侍从之职，是很明显的。现在他因病请求外放，恐怕不需要计算年月远近来决定职位的高低。希望陛下详细斟酌指示，给予鲜于侁一个侍从的职名，宠幸这位老成之人，以保全陛下始终如一之恩，以培养朝廷忠厚的教化。这件事出于特别的恩宠，不可以作为惯例，希望下达明确的旨意，以杜绝侥幸之心。”（二十六日曾肇又上奏论列。）

诏令盛陶依旧担任工部郎中，郭茂恂依旧担任军器少监。批旨说：“郭茂恂招致很多非议，盛陶在工部任职时间不久。”所以有这道命令。（二月十二日初次任命。四月十八日王觌弹劾盛陶。）

太学博士吕大临、太常博士杨国宝，都命令中书省记下他们的姓名。这都是因为文彦博的推荐。（杨国宝被任命为太常博士，政目正月二十六日有记载。实录只称宣德郎，现在改正。）

在此之前，侍御史王岩叟上言：“我听说文彦博特别推荐四个人，请求朝廷破格提拔任用。其中杨国宝、吕大临二人，是现任执政大臣的亲属，士大夫私下议论纷纷，认为不公平。这推荐是否属实，我不敢确定，既然有所听闻，不敢不报告。我私下认为，执政大臣的亲属，虽然是贤才，陛下允许不避嫌疑而任用他们，如果他们的贤能不是向来被天下人信服的，那么天下人一见他们被进用，必定不会称赞他们的贤能，就会认为任用他们是出于私意。朝廷虽然自信不疑，然而众人的多言也是不可不畏惧的。况且杨国宝已经被提拔为太常博士，吕大临已经被提拔为太学博士，都是儒学高选，并不被埋没。不如暂且培养他们以加重他们的名望和实际才能，等到日后有亲嫌的大臣离任，越级任用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起初既不损害清议，最终又不失去贤才，上下两全，难道不美吗？不然，恐怕失去天下寒门士子的心，对圣德没有益处。希望陛下在用人之际，常以优先任用寒门士子为意，以安慰公议。我听说老辈人的说法，本朝贤相王旦执政的时候，不让弟弟参加科举，恐怕妨碍孤寒之士的进身之路，直到今天天下人称颂他的美德。”（查考此处原本缺文。）

诏令：枢密院将来转员换前班，总共不得超过七十人。人数的多少，根据所辖部门均定：殿前司诸班直八人，马司二十人，步司十七人，马司十人，步司十五人。

编排神宗皇帝御制所上言：“最近申请，凡是中外臣僚家中以及官府、寺观等处，起初在神宗朝赐到的御诗、御制文字，都抄录副本进献，颁发降付本所。私下担心中外臣僚家中秘藏的不完全检寻以及抄录副本有差错，请求从本所发文指定索取，并命令所在官司将它们的校本勘验，没有差错遗漏，用印保明，迅速缴送到本所。并且御批诏札之类，也请求索取。”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通议大夫、提举鸿庆宫贾昌衡凭借正议大夫的身份退休。

戊辰，西夏进奉使祝能野乌裕实克等在延和殿觐见，故西夏国主嗣子干顺上言：“昨天父亲国主去世，蒙受派遣使者祭奠吊慰，先前已经上表称谢，谨派大使祝能野乌裕实克、副使吕宁勒咖玛等进献马、骆驼总共二百七十头匹，到朝廷称谢，又派大使扬乌威明裕默、副使恭罗门色勒裕勒等称谢太皇太后。”

在此之前，文彦博上奏：“我私下认为几十年来风俗僭越奢侈，车马服饰器物玩物大多超越制度，导致士民家庭大多贫乏，不修廉洁节操。治国的关键，在于百姓富裕，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百姓已经富裕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我请求选派官员检阅唐室直到本朝的令式，参定制度，随时制宜，务必让制度简当，可以长久遵行，希望上下有分别，不敢僭越奢侈。”

译风俗应当自然变得淳朴节俭，太平盛世就可以立刻实现。我曾阅览唐史，在唐文宗太和年间，仆射王涯奉皇帝敕令详细审定制度，颇为精当，最终却被权贵阻挠而不能施行，朝廷舆论对此深感惋惜。然而王涯所制定的制度也过于繁杂细密，我现在所请求的务必简明得当，可以长久遵行。王涯所制定的制度，现在也抄录副本进呈。我仔细考察旧制，三品、四品官员才允许穿紫色、朱红色官服。我私下看到近来以及在朝班之中穿紫、朱色官服的人极多，穿绿色官服的很少，大概是因为当时推行恩赐的人很多。我认为服饰用来彰显有德之人，自古以来就备受重视。我请求今后如果不是品级应当穿朱、紫官服，以及旧例法令规定应当获得的，请求停止恩赐官服。皇帝下诏让礼部、刑部、太常寺共同详细商议后上报。礼部、刑部、太常寺随后呈报前后禁止奢侈越制的法令条文，可以增减遵行的部分。皇帝下诏说元丰敕令条约已经完备，命令御史台监察觉察。（文彦博说这些话，大概是在前头了，有关部门到现在才执行。旧录记载：礼部、刑部、太常寺说：“文彦博奏请近来风俗僭越奢侈，车马服饰器物玩物大多超越制度，以致士人百姓之家大多贫乏，想要请求选派官员检阅详查唐代至本朝的法令格式，参酌制定制度，随时制宜，务必简明得当，可以长久遵行，希望上下有分别，不敢僭越奢侈。皇帝下诏命令详细商议后上报。现在呈报前后禁止奢侈的法令条文可以增减遵行的部分。”皇帝下诏：“元丰敕令条约已经完备，命令御史台觉察。”新录沿袭了旧录。现在全文记载文彦博最初的奏章以及梁焘的驳议，所以另外加以删修，仍然保留旧录。）

译彦博又上奏说：“我观察《六典》和《三铨》的法度，通过三类标准来考察官员的差异，优秀者提拔升迁，不合格者酌情降退，以此来端正权衡，严明赏罚，抑制贪婪冒进，进用贤能之人。现在的选官制度，一味固守固定的等级标准，选官标准中以举荐人众多、有军功的人为上等。举荐人众多的或许善于请托求取，有军功的或许容许虚报冒领，像近来买通人头获取赏赐官职的人极多，还有与配官相同的情况，所以大多丧失人才，也容许滥竽充数。臣请求委派吏部尚书、侍郎，大致依照三类之法，确定本次选官中适合担任知州、通判、知县、县令的人，考察他们的才能、品德和功效，分为上、中、下三等，送交中书门下复核审定可否，判铨官引见对答，一经圣上审视，事物没有隐藏形迹的，便有去留决定，谁不受到激励劝勉。另外，判铨的官员也应当上体朝廷托付的重任，以权衡鉴察为己任，处理时毫不迟疑。偶尔遇到人才高下悬殊极大的，特别将名字上报而决定进退，这才算是称职。”诏令派遣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以及吏部、礼部官员详细审看。（彦博的奏章依据本集增补录入。五月十八日三省议定上报。）

右谏议大夫梁焘进言：“臣恭敬地认为天下蒙受圣上政令的恩泽，日益安定，正应当慎重言行，以常态来镇守。一旦动摇，突然难以恢复安定。日前，陛下改革法令，颁布恩德，内外没有不欣喜的，是因为它顺应人情。现在如果事情没有百倍的好处，而且知道实际上对百姓不利，就不值得做。即使有良法美意，也不可以实行。臣私下听说朝廷近来因为大臣建议，请求采用唐代王涯的议论，更改衣服制度，交付有关部门集议。臣曾经考证，古代的议论虽然颇有可行的条文，但在人情方面，实际上并不便利。有关部门拖延，不敢立即决断，各种言论喧腾，传播失实，京城的平民甚至不安于本业，远方的人尤其惊疑。臣愚昧地请求圣上特别赐下指令，停止这项议论，以安定人心。微小的补益之言，希望留在圣上心中。”贴黄：“臣私下听说大臣请求依照《六典》旧例，用三类标准用人，朝廷众议都认为不安定，所以原本下达的指令请求赐下停止。臣所请求停止的札子，伏乞圣上赐下交给三省，等候进呈取旨，随即请求当面下达暂时停止的指令，以显示圣恩优待宽假大臣的意思。”

又说：“臣近来因为大臣请求采用王涯的议论，更改衣服制度，又请求依照六曹旧例，用三类标准用人，一并请求停止，以安定众人之心。现在过了十天，没有听到指令。私下认为臣昨天从外地来，所传闻的非常惊骇，等到进入京城，才知道事实不至于如此，然而士人和工匠都不安于现状，就像所传闻的那样。略加访查事情的始末，又知道不能在今天实行。朝廷虽然交付有关部门，以采集众人议论，假使观望忌讳的人附会迁就这种说法，最终也归于无用，徒然造成纷纷扰扰、张皇失措，不如停止更为便利。现在拿着不可行的事情，等待最终无用的言论，旷日持久不决断，来动摇人心，臣不知道对朝廷有什么益处，而能安定不变呢？这就是臣之所以恳切进言的原因。如果近来人心已经安定，舆论已经确定，臣岂敢再次进言，以烦扰圣听。访闻民间认为事情既然持久，最终会有施行，喧腾动摇，没有比前日减少。京城之下，首先蒙受圣恩，歌颂之声相闻已有多年了，一旦忽然兴起愁叹怨嗟之声，非常可惜！伏望圣上赐下指令，检阅臣之前的奏章，早日赐下施行。”贴黄：“王涯的议论苛细妄作，当时终究不能实行，《六典》虽然有定本，最终也没有施行。朝廷一定要取其一二，且等到他日也不晚。当今圣上政令惟新，垂意安定，人情逐渐稳定，不宜动摇。伏乞圣上速赐指令，以安定内外。”（按：用三类标准用人，到五月十八日才施行。梁焘罢免谏议大夫，在五月十六日。梁焘的行状说：起初，出使契丹回来，在延和殿对答，太皇太后问梁焘说：“河北有什么传闻吗？”梁焘回答说：“臣自从雄州以来，只传闻朝廷更改衣服制度，臣起初不敢认为如此，等到到达京城，才相信所传闻的不虚，而且有比传闻更严重的。衣服制度以及用三类标准取人，在唐代本来就已难以实行，而说圣朝可以实行吗？”太皇太后说：“大臣建议认为可以实行。”梁焘回答说：“大抵国家制度法令，岂可以因为一个人方便，就想要实行？必须采取朝堂上的公议，以符合天下人情，那么理顺而义得，或许可以长久实行。现在陛下不采纳朝堂上的公议，不考察天下的人情，直接因为大臣一句话，就认为是正确的，便想要实行，臣深以为陛下失策。”太皇太后说：“应当怎么做？”右司谏王觌回答说：“这终究难以实行。”梁焘直言说：“希望罢免它。陛下正保佑皇帝，希望以安定常态来守护，事情有不得已的，必须改革才行，这不是首要的。作为臣子，应当用尧、舜之道辅佐君主，怎么能用唐代不急之法，轻易误导圣听呢！”梁焘出使回来在二月，确定衣服制度在三月十六日，用三类标准取人在五月十八日，须更详细考证。）

枢密院说：“向来转任官员引见呈报军员绝缺，旧例实行门对

译皇帝亲自考核武艺，以及临时特别下旨给予恩赏，此前从未进行过考核。到了考核更换班次的日子，如果临时请求增加搏斗力量，或者行为冒犯，所获罪责不轻。请在转调员役的前一天，命令殿前承旨军头司会同入内都知或押班、以及一名勾当御药院的官员，在前一天到军器库进行考核练习，根据各项技艺确定搏斗力量，同时审问愿意更换到前班的人，依照法令试验其识字能力。殿前司核查有无过错违犯，上报枢密院严加告诫，到了考核之日不得冒犯，临时请求增加搏斗力量。”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二十六日又有相关指令，现在附在此处。）

译不久又下诏：“命令枢密院召集掌管军队的臣僚到院中晓谕，如果到了日期仍有冒犯无礼的行为，立即押出，送交所属军司收管，不再带领到殿前当面对御审问，以免引起喧哗。”（新录中没有这条记载。）

下诏：“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官员，每年推举第二任通判资历且适合担任知州的人一人，送交吏部登记备案。遇到三路及诸路四县以上的知州军职位空缺，先派遣同等资历的人，其次派遣每年推举的通判资历的人。如果资历和推举人相同，就兼用本部的格例进行差遣注授。现任知怀州王子文、知海州霍唐臣、各彭州张尧士、知广安军赵笃，命令各路转运司考察他们的政绩上报。”

在此之前，殿中侍御史吕陶上言：“我认为当今任用官员的弊端，其中轻率且滥用的，只有郡守最为严重。疆域千里，百姓万众，休戚相关，却不问才能与否，一概凭资历任用，只要做过两任通判、有三人推荐，就能得到这个职位。轻慢法令，残害百姓，十个郡中常有二三个，昏庸闭塞不能治理的，又有一两个。举天下亿万民众，按十分来说，失去好郡守的将占一半。指望他们传达政令、教化百姓，又怎能期望呢！如今朝廷清明，各项事务讲求推行，忧虑劳苦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唯恐一人不得其所，而牧守的弊端竟纷纷至此，实在令人痛心！过去两汉兴盛时期，政治公平、诉讼合理，百姓安居乐业，都是循吏的成效。唐朝贞观、开元年间，号称善治太平，也曾亲自选择刺史，将他们的姓名记在屏风上加以任用。当时的名臣如马周、张九龄等人，都极力进言刺史不可轻率任用，记载在史册中，足以作为借鉴。前日朝廷担忧监司不得其人，诏令近臣推举任用，而监司的选拔稍微清明了。至于郡守，尤其亲近百姓，却略而未议，这是抛弃百姓。臣恳请诏令内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官员在通判资历的人中，推举适合担任知州的三人，朝廷再加审察，送交吏部登记姓名。凡是遇到职位空缺，先派遣有推举人的人，如果资历未够，就派遣暂代知州，其次派遣资历符合规定的人，这样或许牧守的职位能庇护百姓，循良的风气无愧于前古。”又上言王子文等四人治理郡县没有政绩，所以有了这道诏书。

朝议大夫、直龙图阁、试司农少范子奇担任河北路都转运使。（王觌的话附在此月二十四日，并四月六日。）

己巳日，下诏都水使者王令图在河北经营河务时去世，命令本路酌情资助丧事，并赐钱五十万。这是听从侍御史王岩叟的奏请。

庚午日，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韩绛担任集禧观使，从大名府出发前往京城。韩绛屡次请求退休，不被允许，因此召他回来。

降授朝散大夫王孝先担任都水使者。（王觌的话附在此月二十四日，并六月六日。）

右骐骥使、内侍押班、暂管入内押班公事冯宗道担任皇城使。

三省上言：“古代道义准则在上，法律守则在下面。现在既责成有关部门守法，又委托他们引用成例，那么职责就不专一，奉行法律就有两种标准。这样，就扰乱了上下的名分，滋长了出入舞弊的弊端。想要将成例收回中书省。因为修纂成例在法律之外另外制定轻重，尤其难于创立法律，不是深识义理、善于揣度情法的人，不能精通。现在修纂成例专门委托吏人，恐怕不能胜任此任。想要选择明察事理、审慎的二人，担任中书刑房检例官，让他们商议取舍成例，并命令他们阅览大理寺、刑部所上的奏案，签贴指出差错，以告知执政大臣。古代，案件有疑问，司寇就向君王报告，君王命令三公参与审理。现在大理寺、刑部所上的奏案，必须先经过尚书省，再上呈中书，中书贴附成例裁断，然后经过门下省。门下省的职责在于省审，发现差错错误，理应驳正。不仅事情涉及迂回停滞，稽留监狱案件，也有各省退回给有关部门，其间轻重相反，有关部门因此更加迷惑。想要刑部、大理寺的奏案，两司所议都相同，就让他们具体指出疑虑可怜、情法轻重的状况；如果两司所见不同，就各自写一份状子，一起上呈中书三省参听；如果州郡原本就疑虑可怜及情法轻重上奏，而有关部门认为罪不当议，却改判，依例具钞上奏，其中尚书、门下省点检，还有可疑之处，也委托三省共同商议。”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政目记载：下诏疑难案件三省共同商议。旧录记载后来因为刑部论奏，废除了前令。新录删去了。二十八日范百禄的话，就是旧录所称的刑部论奏。）

户部上言：“陕西提刑司上奏，各州军上四等人户既然免除支移，只命令本路州、县送纳转运司所定的地里龏钱，比起到远处仓库送纳的费用，对百姓没有侵损。此外第五等向来不曾支移的人户，只有陕、解二州费用稍少，这是因为平日转运司支移时，里程不均，所以轻重不等，现在难以一概裁减。请求下达转运司，今后赋税，将第一、第二等户的支移限制在三百里内，第三等、第四等户在二百里内，第五等户在一百里内。如果人户不愿”

译关于支移赋税，请求缴纳龏钱的，也应当酌情划分为三等钱数，让百姓各自选择方便的方式缴纳。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在此之前，御史曾上言，陕西转运使吕大忠以支移为名目，实际上并未离开本地，只是命令纳税户每斗缴纳龏钱十八文，百姓对此深感困苦。皇帝下诏让提刑司进行查访核实，因此有了这份奏章。

译辛未日，观文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河阳知府冯京被任命为保宁军节度使、大名府知府。

下诏将密州日照庄盐场改名为日照镇，命令监官兼管烟火公事。

壬申日，太师、宰臣、执政大臣、亲王、宗室从群玉殿迎奉神宗皇帝的神御（御容），暂时安奉在文德殿。

癸酉日，群臣到文德殿举行告迁礼，皇帝举行酌献礼，宗室列班在前引导神御到景灵宫宣光殿安奉。宗室列班的仪制如同迎奉神御时一样。鼓吹乐以及钧容直、教坊演奏的音乐都采用吉礼，在文德殿酌献时，皇帝暂且改穿吉服，宗室在各处列班及引导神御时，暂且使用吉服、鞍鞯，礼毕后恢复如初。（吕公着的家传记载：三月二十一日癸酉，将神宗皇帝御容安奉于景灵宫宣光殿。当天早晨，百官在文德殿廷列班，下诏由吕公着代理事务进行酌献，这是因为皇上因感寒鼻塞不能出席的缘故。献礼完毕后，宰臣、亲王以下都徒步引导随从到本殿，这是不符合礼制的，大概是两位亲王想要这样做的。这与实录相同，应当考证。）

丙子日，右司谏王觌上言：

臣私下看到河北地区迁徙流离的人户很多，朝廷责成郡县安置聚集他们，开空仓库来赈济，已经很久了。还认为不够，又派遣专使去视察，唯恐有一个百姓不能蒙受恩泽，恩德可以说是深厚了。然而耕作失时，在道路上流离失所的人却没有停止；小麦即将成熟，寄食在四方的人却没有回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没有治理根本【一一】。

所谓根本，就是黄河横溢泛滥，吞食百姓田地，没有穷尽的时候。所以沿河的百姓，居住的人没有安居的心，离去的人没有回归产业的志向，而且田地变成沼泽的，即使想回归产业，又能回到哪里去呢？现在黄河造成的祸患有三：泛滥停滞，漫无边际，吞食百姓田地，没有穷尽，这是第一患；沿边漕运，只依赖御河，现在御河淤塞沉淀，转运输送艰难阻塞，这是第二患；塘泊的设置，用来限制南北，浊水经过的地方，就变成了平地，这是第三患。这三患，对外则产生远方窥伺觊觎之心，对内则造成仓库空虚的弊端。失去田产的人，即使遇到丰收年景，也没有回归聚集的日期；担忧劳役的人，即使不是灾荒年景，也有迁徙流离的意思。祸患如此严重，那么朝廷之上能安心睡觉而没有忧虑吗？从前，朝廷曾经留意于此，连年派遣使者，只是拖延岁月，而议论最终不能决断。策略将从哪里产生呢？

臣愚昧地认为可以遴选都水官、转运使官员而责成他们，或许可以有所作为。朝廷对于都水、转运司何尝不力求得到合适的人呢？然而很少得到合适的人，是有原因的。臣私下看到朝廷最近任用都水使者，一定选择曾经担任过水官的人，可以说是审慎了，但这正是失误的原因。既有才能又经历过此事的人，那么好得无以复加，但如果不得已，只选择有才能的人就可以了。如果那个人明智而不迷惑，足以办理我们的事务，即使没有在河北地区任职，没有担任过水官，也可以使用。如果那个人愚昧浅陋没有见识，不足以办理我们的事务，即使在河北地区任职很久，曾经担任过水官，究竟有什么补益呢？

新任转运使范子奇多次在河北地区任职了，是以前曾经建议想要恢复旧河道的人。起初，他的话似乎对情况了解得很详细，研究得很透彻，一旦朝廷派遣专使李常等人去查办此事，李常等人的议论有所不同，范子奇立刻改变以前的说法而求取迎合，这难道是明智而不迷惑的人吗，不是吗？朝廷本来曾经采纳公议而治他的罪，现在又让他担任转运使，臣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新任都水使者王孝先曾经担任过水官，是以前因为罗织罪名而担任大理卿的人。王孝先从担任长安司录时，就已经有了愚昧错误的名声，关中士人传为笑谈。既然担任水官，没有听说有善政，等到担任廷尉，只务求苛刻严酷，这难道是明智而不迷惑的人吗，不是吗？朝廷本来已经采纳公议而罢免了他，现在又让他担任都水使者，臣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现在河北几千里的土地，百姓流亡，三患没有消除，而想要指望这两个人取得治水的成效，臣断定知道他们没有补益反而有害。恳请圣上以河北百姓为虑，让都水、转运司官员各自得到合适的人，然后责成他们取得治水的成效，或许可以成功。

贴黄称：“黄河的议论不决已经多年了，那些持论不同的人，大多是权贵亲近的大臣。现在都水和转运司既然希望他们明智而不迷惑，又希望他们坚守坚正，无所观望畏惧回避，然后议论出于至公而可以承担重任，这不是范子奇、王孝先所能达到的。”（王觌奏议自注说：三月二十四日。又四月六日王觌上奏。）

右谏议大夫梁焘上言：“私下听说敕旨依照有关部门的请求，对于拖欠市易均月钱的，无论大小姓人户，不论是否属于原本请求折纳舍屋的，都下令拘掠施行，奉圣旨对小姓户拘掠一半。这道命令一出，众人骚动不安，房屋里巷之间，怨恨叹息的声音又响起了，非常令人震惊。臣认为失信动摇人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朝廷起初认为官钱严重困迫百姓，以至于破产亡家，所以归还房屋产业，只作为均月钱送纳，这是很大的恩惠。实行不久，就想增加为贴纳；实行又不多久，现在又改变它，难道不是失信吗？耗尽他们的收入

译（官府）为他们拘捕掠夺；摘取他们不足的部分，让他们贴补缴纳，这是断绝他们的生计，驱使他们陷入饥寒、骨肉分离的境地，难道不是丧失恩德吗？那些原本请求缴纳舍屋的，如果说是在官府名下，拘捕他们大致也有道理；不属于原本请求折纳的，一概夺去，并非没有名目。小姓人家拥有的财产不多，哪里经得起夺去一半，还要增加贴纳呢？持有时间长久，索取日益削减，民力终究无法承受这种困顿。官府的钱竟然亏损，百姓的产业竟然破坏，这是公私两失。假使一天之内就能得到这些钱，也必须用多年的时间来花费。如果用多年的索取来应对多年的花费，官钱终究充足，民产终究保全，这是公私两得。况且县官的经费并不专门依赖这笔钱，百姓的用度并非没有这笔钱就不够，何必苦苦不宽缓百姓，却让奸人暴吏不深思国家的大体，而妄自做讨好谄媚朝廷的事，做出这种刻薄急迫的事，造成大罪过呢？恳请圣上慈爱详细斟酌，特别赐予指令，追回并停止敕命，以安定人心，使京师的百姓清楚地知道陛下仁爱百姓、施予恩惠的本意。贴黄：祖宗时代，京师的百姓受到的恩泽最深，平时没有丝毫的骚扰，所以大姓有数百家。庆历年间，西部边境用兵，急于财用，三司担心不足数十万，议论的人请求召集数十个大姓计算，一天之内就足够了，曾经不骚扰百姓而国家的事办成了。祖宗养育这些京师的百姓，使他们无所动摇，正是为了这样。臣希望陛下以祖宗的法度为法度，保全爱护养育京师已经困顿的百姓，一二十年之间，才能恢复如初，这才是长远的计策。恳请圣上慈爱深深留在心中考虑。（此议是梁焘奏议小姓户拘掠一半的事，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指挥，现在附见本月日，其听从与否应当考证。梁焘集论述此事共有三奏，现在只保留其一。编类章疏另外有一奏，即第二奏，有小不同，现在增入。）

译焘又上言说：“我听说朝廷下令拘收拖欠官钱的人户的产业，我私下认为未必应当如此。命令一下，民间就会像鼎中之水般沸腾，消息传遍四方，人心惊扰，又结下愁怨，反而伤害了和气，这大大违背了陛下安定天下的本意。恳请圣上特别降下恩旨，停止这项派遣，允许展限期限来追索欠款，以安定百姓的心。”贴黄说：“所谓拘收物业，是说比如每天掠取房钱三二十贯，每日全部掠取缴纳给官府，等到偿还足官钱，才归还给本户。像这样，人户每天无法维持生计，必然导致家计破产，饥寒交迫而失去住所，骨肉离散，这件事万万不可实行，恳请圣上迅速给予指示。又如今久旱成灾，恐怕政事有不符合民情的地方，正应当君臣同心，以安定为要务，这道命令一出，必定激起民怨，这并不是感动上天降下雨水的方法。恳望当面诏令执政大臣，让他们恭敬体察圣上的仁慈。又如今民情逐渐安定从事生产，不可稍有动摇，即使只是拘收一半的物产，也足以破坏人户的家计，必须完全废除现在的命令，这样民间才真正受到圣上的恩赐。又自熙宁年间以来，有关部门上报误导朝廷，催缴官钱不足，就没收财产，以至于上等人家雇佣妻子、卖儿卖女，一家老幼像星星一样离散，往往因饥寒怨愤而死。京城因此破坏的大姓有十几家，中下等人家数不胜数，这种事难道可以再次出现在今天吗！陛下身边的臣子，一定都是忠诚正直的，可以赐令诘问，让他们奏报详细情况，只怕圣上不忍心听闻，这可以作为深刻的警戒。”

丁丑日，开启寺观祈求降雨。

戊寅日，中书舍人曾肇上言说：“吏房送来的词头，右谏议大夫鲜于侁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知陈州，我已经撰写了辞命并签书录黄完毕。现在查阅元祐元年六月十四日的敕令条文，自侍郎至谏议被外放任职的，都没有更换待制，如果是朝廷提拔任用或责罚降职的，不沿用这个例子。现在鲜于侁因病请求外任郡守，多次上章才得到批准，这并非责罚降职。所任命的集贤殿修撰，我私下担心不符合前项条规，恳请下达三省改正施行。”诏令等到一年后再取旨。（十四日鲜于侁出京。梁焘的话已附在十四日下。）

驾部郎中黄好谦任知濮州。

枢密院上言说：“访闻各路州军颇缺兵士防守，以及兵器装备不完备的地方。现在受灾州军盗贼窃发，屡次有奏报，深深担心奸人窥伺防备空虚，以及在偏僻遥远、兵甲难以到达的地方乘虚作乱，请求除了三路之外，命令各路安抚、钤辖、转运、提刑、提举兵马等衙门，点检辖下的防守准备。如果人兵、器仗不足，就相度调拨添补修完，务必使其充足完备。偏僻遥远的地方也在邻近处酌情增添人防守，使缓急时可以照应救补。如果有城垒倒塌损坏，也随宜修补。还有应当办理的事项，都分次措置上报。不得张皇扰民，仍不下达给下级官府。”听从了。

都大提举成都府、永兴军等路榷盐司上言说：“按照敕令，熙河、秦凤、泾原三路应当使用的茶，依旧由官府筹划；永兴、鄜延、环庆三路，允许商旅通贩。现在请求仍然以永兴、鄜延、环庆为所部，并以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叶事务司为名，一并统筹规划统一。”都听从了。（编类册三月二十六日圣旨。）

陕西制置解盐司上言说：“得到旨意按照本司奏请，将沿边环、庆等八个州军依照范祥旧法，召人自备资本，入中解盐，一律依照新裁定的盐价，在转运司年额钞内核算支还价钱，那些入下的盐，却依照裁定每斤价钱出卖，供应转运司籴买。本司相度，请求将旧法客人入内解盐，在年额卖盐钱数内减费钱二万七干余贯，允许依照数额取拨添纳，充当在京买钞的本钱，随时消息平准钞价。”听从了。

己卯日，诏令说：“近年内外官府和雇百姓、徱刷厢军，兴建土木工程，少有休息。现在雨雪不时，也担心因此伤害和气。所有天下正在修建以及应当修缮的地方，只命令合役人逐渐修葺，其余闲慢的地方应当暂时罢免三年。所有每年例行各州军徱刷厢军兵士，除了河防、边防紧急以及城墙、仓库、营房、马棚不可暂时缺人供应外，也命令暂时罢免差刷三年。如果有已经徱刷到的作匠役兵，立即命令押回原处，仍然不得以和雇为名，差雇百姓。所有官府有违抗的，在京御史台、外路监司觉察弹劾上报。西京奉修神御，都依照已降下的命令。”（旧录说：国家承平一百多年，祖宗时宫室、仓库，到熙宁年间上漏旁穿，先帝稍加修缮，当时认为伤害了和气。新录辩说：罢免修缮以体恤百姓，大概是恐惧弭灾的盛德。现在削去“国家承平”以下三十四字。新录现在完全缺失这段，大概是脱版，并非删削。御集在二十八日。）

庚辰日，刑部侍郎范百禄上言说：“近来的敕令，例在有司的，收还中书，选择烛理明审的二人，充当刑房检例官，使议论去取；因此命令阅大理、

译刑部所呈上的奏案，都命令大理寺和刑部在奏案中详细指明案情中值得疑虑、怜悯之处，以及情理与法律轻重的状况。如果两司的看法有异同，就各自写一份状子，一起上报给中书省。我仔细推究制定这条法令的本意，应当是说秋官（刑部）的副职没有任用合适的人选，导致朝廷不得不收回这个惯例，另外设立宰辅的属官，不交给有司（刑部等司法部门），恐怕应当是为官职选拔人才，不能因为事情的变化就改变法律。现在新录事的条目中，逐件事理都颇为窒碍难行，本部无法施行，已经上奏听候圣旨。如果认为我任职不称职，应该尽早斥退罢免，希望将我除名，另行安排差遣。」皇帝下诏不允。（新版史书删去了这段，现在重新保留它。苏轼撰写答诏说：「成王命令君陈：『商朝的百姓犯法，我说判罪，你只不要判罪；我说宽恕，你只不要宽恕。要掌握其中的中道。』古代有司与天子互相商议可否大概就是这样，何况公卿之间，议论有异同，而不把话说尽呢？惯例放在中书省还是放在有司，固然应该审慎处理，归于最恰当的地方，而您竟然想因此离职，这不是古代的道理。希望您更加修明您的官职，以符合我的心意。」范百禄传：第二年，皇帝下诏考核，范百禄升任中书舍人。司马光议论恢复差役法，范百禄说：「熙宁初年，我曾担任咸平县令，免役法实行，一天罢免了开封衙前数百人，百姓非常高兴。现在只需减少出钱的数量，以宽缓民力就可以了。」司马光不听从。范百禄出使辽国回来，升任刑部侍郎。有因强盗以及故意杀人、斗殴杀人但情节值得怜悯的案件，在朝廷上审问，法官援引惯例请求宽免，司马光说：「杀人不死，那么法律就废弛了。」范百禄说：「称之为杀人是可以的，制定刑罚而认为没有疑问，推究情理而认为没有值得怜悯之处则不可以。现在不判处死刑，那么两种杀人的罪名从此就没有可疑与可悯的情况了。天下的案件，每年以万计，像这样都处死，那么死者不也就太多了吗？」司马光不能驳倒他，但最终仍执行了死刑。在此之前，曾经下诏天下，对于判决不当的案件，追究官吏的罪责，有司反复请求审问判决，刑罚严峻细密，甚至有歪曲情理以符合法律的情况。范百禄说：「熙宁的法令，不是因疑虑与怜悯而擅自上奏的免除驳问审查，到了元丰年间删去了这条。去年的诏书，不得援引惯例宽免流放，有不恰当的立即上奏弹劾，从此官吏畏惧获罪，不害怕论处死刑。」于是详细列举元丰六年到元佑二年死刑与宽免的人数上报。第二年上奏案件，门下省大多驳正，应当宽免的都想要处死，范百禄屡次告知执政大臣，执政大臣愤怒地向皇上进言，有诏令：惯例在有司的一律收回中书省，设置检例官二人，让他们议论取舍，审阅刑部、大理寺所奏的疑虑与可悯、情理与法律轻重的状况，有异同的各自上报。范百禄请求离职，并且上疏极力论辩。奏疏呈上，全部如他所请，已经宽恕了各囚犯，而惯例又回归刑部。从此内外上奏审问没有避讳。范百禄旧传记载咸平免役的事，新传删去，其余都沿袭旧传。按：司马光在九月一日去世，范百禄在九月十二日任命为刑部侍郎，旧传称范百禄与司马光争论法律，难道不是在担任刑部侍郎之前，或者是在中书舍人主管刑房时，才可以。恐怕旧传不可信，需要考证。范百禄传大概依据范祖禹的墓志，只说使辽回来，暂代刑部侍郎，不说升任。或者以中书舍人兼任暂代刑部侍郎，那么还来得及与司马光辩论，如果真正担任刑部侍郎，那么司马光已经死了。墓铭又说：「朝廷因为范百禄审理案件持平，真正任命为刑部侍郎。」大概是不详细。墓铭虽然出自范祖禹，尚须考证。御录刘赓传说：元佑初年，大臣议论收回刑部惯例还到中书省，设置刑房检讨官，于是上疏说官制全出自先帝圣明的谋划，以惯例藏在刑部，可以比拟的就抄录，不可以的就取旨。六曹只有刑部用惯例，况且唐代制度中书舍人六员押案，现在以案为房，还沿袭旧事。设置检讨官，那么刑房舍人就虚设了。当时议论修改熙宁案问自首法，刘赓固执认为不可。高丽使者李子威询问律法中五件事，刘赓折衷疑难议论，听者耸动佩服云。）

译诏书说：“右武卫大将军、和州刺史李叔罴，追回并销毁他从出身以来所获的告敕文书，削去官籍，勒令停职。”这是因为他殴打兄长李叔牙的缘故。

又下诏说：“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门，以一百人作为定额。遇到皇帝诞辰，允许进献两名子弟纳入收系。定额内如有空缺，在已收系的人员中按次序挑选两人供给俸禄。愿意依照旧例进献借差殿侍的，听任奏报三人，其余依照既定法令，仍从今年的皇帝诞辰开始施行。”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蔡硕一案中，有考功员外郎吕和卿命令其子借用军器监的官钱进行贸易一事，请求特别予以责罚降职。”诏令吕和卿担任袁州通判。（元祐八年四月十四日，吕和卿任员外郎。《政目》记载：“吕和卿，袁州通判。生子假名揽军器监物营运。”现在根据曾肇的制词修入。二月十六日，吕升卿冲替，因伪造封物贸易以逃避赋税，《政目》有此记载，而《实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