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一

译整顿法纪，出于大公，实是不得已。况且罪行显赫的已经惩处，恶行巨大的已经斥退，就应当清除隐藏的瑕疵，忽略细微的过失，不再追究治罪，以免损害国家的和谐。对疾病治疗过度，孔子不赞同；以宽厚驾驭众人，是虞舜所推崇的；治理国家的方法，务必保全大局。凡是今天以前涉及此事的人，一概不予追究，进言的人不要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执行，各自让他们改过自新，共同归于美好的风俗。向内外颁布告示，体会我的意旨。”（旧录说：“当时先帝的法度几乎被废除更改殆尽，前朝所用的官员，被弃逐没有一人在朝，于是下达此诏。然而弹劾罪责斥退接连不断。”新录辩解说：“当时既然有所放逐，担心在职的官员不安，所以下达手诏，以示恩德，这是朝廷仁厚的极致。既然说前朝所用的臣子，没有一人在朝，弹劾却不停止，那何必用此诏？这种说法不对。从‘时先帝’到‘不已’删去三十五字。”下诏在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这是依据旧录。王觌的奏议却说六月八日，不知何故，应当考证。吕大防政目记载六月二十八日手诏谕示惩革政事之意，就是此诏。其颁降则在七月十一日，大概是因为进言的人纷纷议论，超过十天才宣布罢了。）

译给事中胡宗愈上奏说：“中书省拟定的诏书中，有‘言官不要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施行’这样的话，臣愚昧地认为这两句话在体制上不妥，希望删去这两句，那就完美了。”（这是元祐年间的密疏。后来颁布的诏书中没有“言官不要再弹劾”这六个字，大概是采纳了胡宗愈的奏议。七月十一日可以考证。）

起初，邓绾被贬谪到滁州，言官的弹劾还没有停止，范纯仁劝太皇太后不要执行，太皇太后因此想下诏书，来安抚人心，不久又中止了。等到吕公着为贾种民求情，太皇太后又想下诏书，吕公着认为应当如此，于是听从了他。有人对吕公着说：“现在铲除奸恶不彻底，将会给将来留下祸患。”吕公着说：“治理国家之道在于去除过于严苛的做法，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法网宽疏，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网。况且人才确实难得，应当让他们改过自新，难道要让他们全都自暴自弃吗？”（这是根据吕公着的家传记载。）

诏书还没有下达的时候，言事官员纷纷上奏章议论说不可行，御史中丞刘挚说：

我听说朝廷商议想要向内外颁布诏书，安抚人心，传闻不一，我不敢妄言，如果真的这样，我实在不理解。只见陛下即位以来，修治先朝的政治，增减法令，任免官吏，大体上专门以安定百姓为宗旨，四方都知道陛下的旨意，坦荡明白。对于怀有私心、结怨的人，即使是权贵亲近也不赦免，而忠信的话，即使微小也一定采纳，这又是人人都能说的。我唯独不知道国家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想要挨家挨户去告知呢？如果说日前罢黜责罚了一两个臣僚，恐怕依附党羽的人，不无反抗之心，所以用诏书来安抚他们；我认为人情没有相差太远的，不遵从上面的命令，却顺从自己的心意，用言语来打动百姓，不如用事实来展示给他们看，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朝廷如果真的想要吹毛求疵，搜罗旧过的话，那么诏令刚下达，人们也不会相信。现在只要朝廷惩罚罪过的意图，出于公议，只重视大体，不过问其他，那么即使没有言语，又担心人们不知道什么呢？近来朝廷的法令刚刚完备，功过分明，官吏百姓安居乐业，正应该镇静无事，为什么自己产生疑虑，竟然想用区区言语过分地分辩，来胜过士大夫的心呢？我担心内外的人借此窥探陛下。前世从汉、唐以来，因为诛杀叛逆，或者平定僭越伪政权，在危急疑惑的开端，担心有动摇，所以急忙下达诏令，安抚尚未萌生的祸患。现在升迁罢黜官吏，什么时候没有呢，何至于张皇失措，自己产生不安的意思，我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了。况且我听说，人才确实难得，如果不是大奸大恶、坚持邪念到底的人，此外哪有终身抛弃不用的道理？古人用功劳来弥补过错，所谓“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有过错的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以前因为罪过被贬退，后来因为功劳被晋升，这是国家用来公正对待天下的方法，看到一两个例子，那么内外的人将不用言语就相信了。我认为安抚反抗者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何必用空话呢？希望陛下英明决断，停止颁布诏书的提议，免除四方的疑惑，以造福天下。（杂录第二册有日期，说是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贴黄称：“我从传闻中得知，不知道虚实，万一有这件事，损失不小，必须事先上奏议论，希望停止罢免，以保全大体。”

又说：

我近来听说朝廷商议想要向内外颁布诏书，从传闻中得知，没有看到始末，但是私下认为朝廷的举动不能不谨慎，昨天已经具状议论了。现在外面的议论纷纷，又和以前不同，大意是说陛下即位以来，增减法令，任免官吏，今天改变心意自己后悔，所以想要下诏书委曲解说；又深深厌恶台谏官议论政事，所以想要约束众多士人，互相转告；并且说从此臣僚虽然有罪过，不再担忧害怕，台谏官虽然有见闻，不再敢说话。诏令还没有下达，人们已经非议，我担任言官，听到这样的议论，不敢不议论。

我认为刑罚赏赐、授予剥夺，是天下的公器，不是苟且顺从人情，只有恰当才行。日前朝廷施恩给百姓，选取官吏中危害国家、残害百姓最恶劣的，显赫地罢黜一两个，来激励其他人，这是很大的恩惠，陛下认为恰当吗？不恰当吗？如果真的认为恰当就足够了，何必挨家挨户去告知，自己开启疑虑的意思，使忠义的人失去信心，奸诈的人侥幸免罪，我不理解。台谏官，大都是出身微贱孤寒的人，却让他们以讥讽切责君主、弹劾惩治权贵亲近为职责，他们的形势本来就不能胜任，如果稍微加以阻挠压制，并且让他们有被诛杀夷灭的担忧，那么人人只顾自己方便，谁敢尽言呢？况且听与不听，上面取决于朝廷的取舍，大体上想要议论十件事，退下来思考顾虑，已经去掉五六件。他们的言论虽然上达，又经过筛选，那么言论被采纳的，大抵不过十分之一二。那么朝廷听取言论，可以说审慎庄重，议论虽然多，言官有什么罪呢？况且台谏官以言论为职责，现在如果明确下达诏令，告诫他们不要说话，这就是给了他们官职却剥夺了他们的职责，被小人轻视嘲笑，一定不能自立，相继引退。那么言路断绝，谁再把利害的计策上报呢？这也是我不理解的。我日夜思考，这件事很容易看清，不知道为陛下出这个主意的是谁呢？我希望陛下深思我的话不要忽视，迅速恩赐停止颁布诏书，以安定士人的议论。如果本来没有这个提议，我听说错误，罪当万死。

贴黄称：“我私下推测诏书的意思，是说前日的弊病已经革除，旧罪已经清除，所以下诏令让官吏百姓改过自新。我唯独怀疑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危害更大。

译臣认为，朝廷大致应当修明先帝的法令，去除那些犯法的人，这才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相互成就的治世。如今说要与旧制更新，从今日开始，那么臣不知道先朝的治世又该作何评价呢？用这种方式向天下展示，实在损害国家体制。众多士人的议论，已经有涉及这一点的，不可轻易发布。

译又附贴黄说：“臣僚如果有旧罪宿恶、为天下所不容的人，今天谏官虽然暂且遵照诏旨，不敢弹劾惩治，但一旦朝廷对这类人另有提拔，而谏官又将不再议论，这岂不是辜负朝廷、失职守了吗！所以即使有诛杀的危险，也必须争辩，因此今天的诏书，不足以禁止他们必定进言。”

又附贴黄说：“陛下想要安抚小人，使他们不自我猜疑，只要今后掩盖小过错，不加以惩处就够了。恐怕不能明确表现出一切都不追究的意思，让他们肆意妄为、无所忌惮，这不是彰显皇权神圣、维护纲纪尊严的做法。仍希望查阅臣之前的奏章，一并详细阅览。”

又附贴黄说：“治平年间，关于濮安懿王庙号的议论，执政大臣不能战胜公论，以至于在朝堂上张榜，委婉开导晓谕，但人心终究不认为这是对的。由此可知，道理占上风就不必用言语向人展示，只在于端正自身、谨慎行事罢了。”

又附贴黄说：“陛下修正法度，提拔善人、罢黜恶人，出于至公，天下幸而已经欣慰信服。现在无故自己产生猜疑，自信不坚定，仅仅用言语来收拾人心，损害了国家的根本大体。”

又说：

臣最近两次上奏，请求停止颁布诏书指挥，不知圣意是否赐予省察。士大夫们揣测风向旨意，辗转传诵，没有不非议的。臣认为颁布诏书本意是想安定人心，但诏令尚未下达，事情已经泄露，反而使人心疑惑，那么利害本来就已可见，这实在不符合陛下安定内外的用意。臣在谏官职位上，对此如果不议论，臣就有罪，所以不避烦琐，愿意把话说完。

臣谨按齐桓公与管仲谋划讨伐莒国，谋划尚未发出就传到了国人耳中，国人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于揣测，我是私下揣测出来的。”所以朝廷中人不做则已，如果有所作为，即使是秘密谋划，人们也能揣测而知。何况陛下已经修明政事，已经澄清人物，于是想要忽略细故，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向天下展示宽宏大量，这确实是大的恩惠。但只要此意一定，何必担心人们知道或不知道，如果再在行事上体现一二，那么内外就能明白用意，坦然通达了。何必空谈喋喋，过分自我辩解，急于取信于人，这难道不损害国家大体吗！诏书大意，不过是说罪恶之人已经惩治，想要让其余的人改过自新。恭维先皇帝养育人才，布满内外，其中邪恶之人不可能没有，现在已经施行惩恶劝善，这就是成就先帝的美德。如果一定要在诏书中体现，展示荡涤罪过的恩惠，让他们自新，那就似乎分别了前日的政事，损害治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那么人心安定与否，在于陛下立意行事如何，不在于颁布诏书。诏书下达之后，事体阻碍，其危害竟然达到这个地步。臣希望陛下深切省察，特别停止颁布诏书，以保全大体，臣不胜恳切之至。

附贴黄说：“仍请求查阅臣前两次的奏章，一并详细阅览。”

又附贴黄说：“颁布诏书自我猜疑，实在不符合国家体制。又听说诏意更加戒约谏官，说旧恶宿奸，从今以后都不得弹劾惩治，尤其恐怕不便。因为台谏官本是人主的耳目，用来督察奸邪，现在设置言事官，却禁止他们言事，这是有耳目却自我遮蔽，不让他们有所见闻。小人欺天罔上，不忠不义，他们的罪行既然相同，却限定从今以后一切不问，那么今天以前已经获罪的人，为何偏偏不幸呢？小人身有罪过，常使他们害怕突然爆发，那么或许会有所忌惮。如果明确告诉他们：‘你们以前虽然有罪，现在不论大小都不问了，不让谏官涉及你们了。’臣恐怕朝廷纲纪不严肃，下面会有放肆轻慢之心。”

又附贴黄说：“台谏所说的，在于陛下听与不听罢了。如果言论不合道理，或者挟持邪念、心怀二志，结党营私，流放罢免，没有不可以的；不应当无故禁止戒约，令不得弹劾惩治罪恶，使小人斜视放肆。”

又附贴黄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现在陛下想要以旷然大度，包容瑕疵，但应因事而行，不可以预先告诉别人，向天下展示自我猜疑的意思。”

殿中侍御史林旦说：

近来风闻朝廷想要颁布诏书，戒约言事官不宜过于疾恶，动摇人心。刚听到时，以为这是妄意揣测朝廷的话罢了，完全不以为信，后来传播的人越来越多，不能不产生怀疑。私下认为陛下临政之初，虚心听取采纳，招徕正直之言，四方之人，谁不欣喜拥戴，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福气。现在刚过一年，如果就厌倦言论，有诏戒止，凡是侧耳倾听、踮脚盼望的人，能不心灰意冷吗？这必定是有造谋误导陛下的人，臣揣度他们的意图不过两点：一是致力于姑息养奸，以从小人那里掠取名誉；一是以此自我献媚，说能不诽谤先帝。治理国家的重要道理，在于使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减罢了。君子之道增长，那么德泽每天惠及天下，成为朝廷的福气；小人之道消减，那么疾苦不施加于百姓，而得到四方之心。哪有为民除去疾苦，反而导致人心不安的呢？如果这样，那么虞舜就不应当流放四凶，孔子就不应当诛杀少正卯了。圣人对残害不仁之人，杀之而不迟疑；现在朝廷宽宏大量，见到他们的罪恶，不过安慰满足人望

译只是衡量着剥夺他们的官职，降低他们的职务罢了，这对他们自身有什么损害，对天下人有什么愧疚，却竟然导致人心不安呢？这类小人，本来就没有爱戴君主、造福百姓的心，人们痛恨他们很久了，又有什么值得怜悯体恤，反而更加姑息纵容，这简直是本末倒置！况且先帝聪明睿智，为各种政务忧虑勤劳，不吝惜高官厚禄，而与士大夫共享，是希望他们竭尽忠诚诚意，来报答称颂他的恩宠。他们却结党营私、互相勾结，公然肆意欺侮，丑恶秽乱、残酷暴虐，无所不为。使得上面的人即使有良法美意，恩泽也不能下达百姓，暗中承受小民的怨恨，他们辜负国家、欺罔君主的罪过，哪里能尽数惩罚呢？往日执政的大臣、进言的官员，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不肯上报，所以致使朝廷没有及时惩办他们的罪行。如今罪恶已经完全暴露，然而朝廷终究不忍心严加诛杀并公开处死，即使有贬谪降职，也只是奉行先帝的圣意，谴责斥退不忠不良之人，并且向天下表明，往日失当的事情，各自都有进言的人、执行的人，并非出于先帝的本意。像这样，怎么能算是诽谤先帝呢？

译大凡担任言事官员的人，招致仇怨，难道是他们所愿意做的吗？朝廷过分地宽容借重他们，尚且有人心存畏惧、观望而不敢尽情进言，何况又加以阻抑，那么他们怎肯奋不顾身，向陛下输尽忠诚呢？臣私下担心，由此使得刚直的人反而被众多小人指责嘲笑、玩弄轻侮，必定心怀畏惧回避，而不能安心在位了。如果那些进言弹劾的人不实，凭个人喜怒行事，朝廷摘取事实昭示众人，罢免他可以，流放他可以，但不应当泛泛地下一道诏书，一概阻抑他们。如今朝廷正担心奸邪之人乘机作恶，只依靠耳目之官来防范察知、纠正，如果自行堵塞言路，以开启小人的侥幸之心，那么此后执政大臣想要进用先前不忠不良、罪恶显著的人，安置在重要亲近的位置，辜负朝廷的委任，于是就有了借口，来钳制闭锁台谏官的言论了。这非常不是好的计策。臣不敢因羞耻过错、做非义之事，而看重离开职位，只是爱惜国家体统，担心天下的人误认朝廷的意思，而产生疑惑、观望的心理罢了。利害关系所牵系的不小，希望陛下谨慎重视。

贴黄称：“陛下即位之初，首先下达求取言论的诏书，其中曾经以迎合煽动、逾越本分以求誉为戒。当时内外想要进言的人，尚且畏惧而闭口不言，依靠六月再次申令晓谕，于是人们才开始敢于进言。因为求取言论的诏书稍带警戒约束，人们尚且不敢进言，何况如今下达禁止进言的诏书，明确使人不得议论，那么又怎会有敢于进言的人呢？如果奸邪之人被进用，稍有指陈，必定触犯法令；如果沉默不言，难道是忠臣志士侍奉君主、报效国家的道义吗？那么这道诏书一出，与国家所牵系的，可以说非常重大，陛下不可以不深思熟虑。”（刘挚的奏疏不得其时，附在刘挚之后。）

监察御史上官均说：

臣私下听说陛下下诏书，慰抚安抚内外大臣，对于前日的积弊奸恶，一概放置不过问，台谏官仍然不得弹劾治罪。臣刚听到时，疑惑不信，几天以来，士大夫们传说的越来越多，认为确实如此。臣因为不才而充任风宪之职，听到却不陈述，就是隐瞒实情；疑惑却不议论，就是荒废职守，辜负陛下任用的心意。臣私下考虑诏旨，必定认为前日罢黜一两个大吏、奸佞谄媚、苛刻聚敛、欺罔君上的臣子，担心他们的党羽反侧不安，没有自全的意思，所以为此下诏来慰抚安抚他们。臣认为赏罚是君主的大权，用来昭示天下的公议，使做善事的人受到鼓励，做恶事的人受到警戒，关键在于处置极其恰当，决断必定执行罢了。如果惩治一两个奸臣，却因为同类恐惧而怀疑，又用善言来慰劳他们，这就是实行姑息的政治，不是用来取信赏罚而昭示天下公议的做法。不知道陛下认为前日斥退一两个奸佞险恶的臣子是对呢？还是错呢？认为错呢，那么诏令发出的时候，天下的士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都认为陛下聪明睿智，明察是非曲直，不应当怀疑它是错的。认为对呢，去除邪恶不要怀疑，不应当迷惑而中途停止，实行姑息的政治。

谏官御史以进言为职责，至于政事的得失、臣下的邪正，凡是关系天下利害治乱的事，都可以上达听闻，用来广开朝廷的耳目，而通达天下的情况。自古以来，追求治世的君主引导他们进言，警戒他们缄默不言的有，没听说过预先下诏说某事不应当进言。如果天下的事，一定要等待诏书允许后才能进言，那么御史就是虚设，天下的事，朝廷有所听不到了。陛下临朝之初，诏令四方士民，下至割草打柴的贱民，都可以上议朝政，下陈利害。那时天下的人，没有不欢欣鼓舞的，竭尽所闻，来补益陛下的圣明，而又歌颂咏叹，认为陛下有圣明从谏的实绩。如今的诏书，却警戒言职不得有所弹劾治罪，倘若有的话，实在担心连累陛下纳谏的美德，与前日开辟言路的意思不同。当今天下法度尚未完备，百姓尚未富足，内有未兴办的政事，外有未归顺的蛮夷，实在是朝廷庙堂孜孜不倦、日夜讲求利害、广泛采纳众人言论的时候，如果让谏官、御史上观朝廷的旨意，次窥大臣的心意，心中郁结，所怀有的不能议论，天下的事不能上达，恐怕不是朝廷的福气。如果陛下的意思，认为旧日罪过，务必掩盖，允许他们洗心革面，那么进言的人有揭发细枝末节、不值得深究的，陛下搁置他们的言论而不采用就可以了。实在担心不应当预先警戒不得弹劾治罪，仰累陛下从谏纳善的美德。臣愚昧的一点心意，请求追回废除诏书，以符合前日开辟言路的意思。伏愿陛下留神详察，天下非常幸运。（根据《元佑章奏录》，上官均是在七月五日上此奏疏，现在附在刘挚之后，不再移出，其他都仿照此例。）

左司谏王岩叟说：

臣连日来，风闻陛下想要降下诏书，来安抚人心反侧的事。臣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然而臣既然有所听闻，不可不在事前进言，以备采择。不知这事出于圣虑呢？还是出于左右之人的谋划呢？出于圣虑，那么臣认为陛下是私心忧虑、过度计较；出于左右之人的谋划，那么臣认为他们误了陛下。自古以来，朝廷罢黜邪恶、退斥奸佞，也是常事，何须过分担忧怀疑，反而动摇奸人的心？将认为陛下畏惧他们，必定

译暗中助长凶恶的气焰，暗中制造祸乱的契机，倾覆动摇善良之人，窥探伺机破坏新政，这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译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对上契合天心，对下顺应民意，斥退疏远奸邪之人，提拔尊崇忠诚正直之士，采纳天下善言而不知满足，革除天下弊政而不迟疑，所以能使四方夷族安宁，百姓歌颂，从而重现祖宗太平的盛况。陛下应当每天坚定此心、推崇此道，以永远保持国家无尽的福泽，不应当稍微改变初衷。奸邪之心压制它尚且不能停止，何况还要提拔他们；正直之言寻求它尚且不可得，何况还要阻挠它。扶植君子而消减小人，在于陛下的一句话；扶植小人而消减君子，也在于陛下的一句话，这是国家衰败与安泰的关键，也是天下治乱的要害。陛下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预防。臣担心诏书一旦发出，进言就为时已晚，所以冒犯天威先加论奏。希望陛下采纳臣愚昧的忠诚，收回诏书不要颁布，使群邪自行安静，以涵养朝廷的威严；使众正自行安定，以加重国家的威势。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附注称：“臣私下考虑，颁布诏书之后，老奸巨猾和宿弊邪佞之人就安心了，而忠臣义士必定不会安心。陛下正谋求天下大治，以追慕祖宗的盛况，却让忠臣义士不能竭尽忠心，这不是陛下的福气。希望陛下因为臣的话反复思考，慎重对待这道诏书的颁布，非常幸运！舜帝除去四凶，当时四凶的党羽，不应没有人在朝廷内外，没听说下诏安抚四凶的党羽。臣自从风闻要下诏，寝食不安，必定料想陛下是畏惧听到过多的言论，所以有此指令，不知道让臣今后如何任职，进言则违犯法令，不言则辜负恩德，进退之间，不知道如何自处。希望陛下明察，不要误了此举。言事官应当对君主忠诚，对天下公正，这才算称职。忠诚就不肯结党营私，所以进言无所隐瞒；公正就不敢凭个人喜怒行事，所以进言无所欺骗。或者结党营私蒙蔽皇上，或者意在报私仇，或者厚诬他人，或者以揭发短处为正直，或者暗中怀有顾忌，那么陛下应当深察其情，罢免他们是可以的，流放贬黜他们是可以的，以此作为约束一切、封闭言路的手段，则不可以。如果有诏书，就希望陛下采纳臣的话，只当作圣意取入宫中，以安抚言路之心。”

岩叟又说：

臣前几天因为风闻要下诏书安抚士大夫的心，就冒犯天威，论奏此事不便，请求收回诏书不要颁布。深深担心进言不够恳切，圣心没有采纳。私下因为此事出自陛下的举动，所关系到的国家体制极为重要，臣不敢苟且求安，便低头沉默，辜负陛下平日对待臣的恩意。

恭看陛下即位以来，只以寻求言论为盛德，采纳谏言为圣功，天下风闻，无不欢欣鼓舞。即使是前代的英明君主，也有所不及，正应当每天推进此道不知疲倦地坚持到底，以符合天下的期望。现在刚过一年，就急忙下此诏书，虽然名义上是安慰罪人，实际上却是约束进言的人。私下担心四方流传，怀疑朝廷厌恶言论而拒绝谏言，有损陛下美好的德行。臣认为这道诏书的发出，对上无益于圣德，对中无益于治国体制，对下无益于忠言，只是挫伤端正善良之人的心，增加奸邪之人的意欲罢了。不仅如此，还将有人轻视朝廷，认为可以窥测虚实；轻慢政令，认为可以动摇。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国家的君主，只担心言论不多，天下的善恶有所不闻，从而堵塞自己的视听，没听说禁止言论的人让他们不说话。进言的人进言，陛下选择可行的去实行，向上不损害陛下的英明，向下不失去进言者的职责，那么言论虽然多又有什么伤害！

臣刚担任谏官时，在帘下对答，亲耳听到德音叮咛告诫臣等说：“天下的事无论大小，一一进言来，应当一一主持。”臣感激至深的恩德，恨不能倾吐肝胆来报答。今天的诏书，臣不能理解，陛下寻求言论如此急切，不应当如此早地厌恶言论。近代喜好纳谏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敢于进谏没有谁比得上魏郑公，太宗一天问说：“今天所行的与过去有什么不同？”郑公说：“贞观初年，担心人们不说话，引导人们进谏；三年以后，看见人们进谏，喜悦地听从；一二年来，不喜悦人们进谏，虽然勉强听取，但最终有难色。”太宗说：“为什么事情会这样？”郑公于是逐一陈述。太宗说：“确实如公所说，不是公没有人能说出这些。人们都苦于不自觉，公以前没说时，都自以为所行不变，等到看见公论说，过失令人震惊。公只要保持此心，朕最终不违背公。”臣读到这里，常常赞叹太宗服从道义，景仰郑公尽忠。希望陛下仰慕太宗贞观初年的心意，引导人们进谏，群臣也应当有希冀魏公侍奉君主的大节，来报答陛下。在诏书未宣布之间，希望陛下独自决断，早日追还诏书，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臣不胜感激恳切之至！

附注称：“臣私下认为进此说的人，不是纯粹真诚爱戴君主的人，或者是出于保全自身的谋略，或者是出于为子孙的打算，或者是出于在邪正之间博取声誉，想要收揽人心而两全其美，或者是出于怀有奸计来侍奉陛下，逐渐打开间隙，倾陷忠良，援引奸佞，重蹈前日的过错，非常可惧！希望陛下精密考虑而深思。臣担心诏书既下，正直之士知道陛下有厌恶言论的心，不敢安居，稍微自我引退；后来者不过是得到循规蹈矩沉默的人，认为称职；其次得到苟且偷惰的人，废坏纪纲；又”

译其次，那些得到阿谀奉承、柔顺逢迎之人的人，败坏了政事。这都是为了与奸邪之徒结为党羽，阻塞蒙蔽下情，欺君罔上的罪行又再次结成了。陛下深居帘帷之中，久而久之便安于这种状态，渐渐再也听不到天下的实情，这并非陛下今日追求治国的本意。众人的说法，都认为诏书是为了安抚心怀异志的人，我私下对此表示怀疑。所谓心怀异志的人，乃是前世讨伐叛乱之后，残余党羽畏惧被诛杀，存有贪生怕死、苟且偷安的心思。当时担心他们作乱，所以用诏书去安慰他们，那是祸乱之时姑息养奸的做法。如今朝廷清明，王道平正，自然以公正的道理执行法典刑罚，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反侧之心？陛下又何必担忧而下诏安慰他们呢？这非常没有意义。下诏之后，亲近陛下的忠良之士日益疏远，那么在远方的忠良就会因疑虑畏惧而不敢进言；亲近陛下的奸佞之徒日益亲昵，那么在远方的奸佞就会欢欣鼓舞地同类而至，这是人情中容易看清的，也是事理上必然的结果。

译岩叟又说：

臣私下听说朝廷打算颁布诏书来安抚士大夫阶层的心意，虽然我曾两次上章论奏认为这样做不妥，但因为所听来的消息尚不确切，所以论述得不够详尽。如今臣大致了解了实情，确实如传闻所说，这实在令人奇怪。这件事有三点极不妥当之处，陛下怎能轻易发出诏书！我私下得知，诏书中罗列先朝士大夫的恶行，无所不有，虽然说是臣下所为，但这样对待先帝的英明形象又该如何解释呢？陛下颁布诏书的善意，本意在于掩盖前事，却不知反而暴露了先帝的过失，这是第一个极不妥当之处。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因个人的喜怒爱憎而随意责罚任何人，凡是有所行动，必定依据天下的公议。那些大奸大恶之人，不得已而罢黜的，又尽量宽恕，百分罪恶，不过只惩处一二分而已，有什么过分的事情呢？如今听说诏书中引用“疾之已甚”（厌恶太过分）的话，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陛下临朝执政以来，所做的事情都过于严苛，反而成了自我诬陷，损害了国家的体统，这是第二个极不妥当之处。奸人欺骗迷惑陛下，夸大事实，说人心不安定，所以导致陛下有下诏之意，陛下不能不自己明察。如今天下百姓的心意，安定与不安定，比起以前如何呢？天下百姓的心意之所以安定，只因为陛下明辨邪正，罢黜了欺君罔上的几个人罢了。如果再次看到陛下对这些人行事姑息，将来好恶不明，那么天下人的心就会疑惑而动摇。陛下本意虽然想以此安抚罪恶之人，却不知反而动摇了天下人的心，这是第三个极不妥当之处。陛下颁布诏书，看不到一点好处，却有这三个极不妥当之处，怎么能做呢？臣并非故意敢于违背陛下的意愿，而是想要珍惜朝廷的举动，保全我君王的盛德美名罢了。治国的道理，只有浑厚深沉，深湛无迹，泯灭在言语之间，使天下的君子和小人都无法窥探，无法议论，这才是清静安宁的根本。为什么要自生疑心，无故下诏，让天下人可以窥探，可以议论呢！臣担心这会使得事态更加纷乱，不能成就清静安宁的治世，耽误了陛下的初心。希望陛下拂去奸人先入为主的言论，省察愚臣随后进献的言论，如果蒙圣心豁然开朗，一并采纳，臣今晚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了。只希望陛下体察我的愚诚，那就太好了！

贴黄说：“这件事不是臣一人的意见，臣广泛访问有识之士，都认为现在局势已经安静，不需要颁布诏书，反而会使人心动摇。臣又担心下诏之后，吕惠卿、张诚一等辈，必定产生怨恨，认为朝廷执行法律不公，只争诏书颁布前后的区别，有幸运与不幸之分。臣认为如果不颁布诏书，就都看不到这种痕迹了。”

右正言王觌说：

臣私下听到外面的议论，说朝廷因为最近罢黜了一两个大奸臣、十几个大蛀虫，担心人心不安，特意颁布诏书来安抚他们。又将告诫进言的人，凡是臣僚的旧事，不得再提。臣固然不清楚这些消息的真假，如果确实如此，臣担心四方有识之士会轻视议论朝廷。君王的圣德像虞舜那样，就没有能超过的了。然而舜驾驭群臣，在于罢黜昏庸者、提拔贤明者，惩处四个罪人而天下都信服。当时，并没有听说人心不安，也没有听说有诏书来安抚他们的党羽。臣子的贤德像孔子那样，也没有能超过的了。然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代理相国事务，七天就诛杀了少正卯，而鲁国大治。当时，也没有听说人心不安而有命令来取悦他的朋党。大概君王用来驾驭天下的，只有罢黜和提拔这两项权柄罢了。提拔一个善人，天下行善的人就受到鼓励；罢黜一个恶人，天下作恶的人就感到畏惧：这就是罢黜和提拔的效果。难道因为作恶的人感到畏惧，朝廷也为此感到畏惧吗！只有到了诛杀乱臣，讨伐叛国，而因为他们的追随者众多，污染风俗，害怕获罪，这才必须颁布惟新之诏，施行旷荡之恩，而一概洗刷他们。如果不到这种地步，有什么可怀疑而要颁布诏书呢？

自从陛下临朝执政以来，开阔言路，罢黜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公议没有不认为适宜的，人心没有不认为喜悦的。所驱逐的一两个大奸臣、十几个大蛀虫，他们的门生故吏，都是与他们并肩侍奉君主的人，谁肯甘心以党羽自居，不过是内心惭愧恐惧，而不敢沿袭旧态作恶罢了。这正是朝廷罢黜昏庸者的效果，在这里显现出来了。突然颁布诏书，臣私下感到惊骇。如果臣僚的旧恶，让进言的人都不能说，尤其不是臣所能理解的。况且恶行有显有隐，罪过有轻有重，如果陛下圣意一定要安慰邪党的心，那么凡是人的暧昧之恶、连累之罪，进言的人涉及到了，可以压下不报告也可以。恶行非常隐蔽的，通过众人的言论已经明了；罪过非常大的，因为被任用而已经显著。放在君主身边就欺骗君主，委任事权就败坏事情，那些进言的人正且遵奉诏旨，沉默不说，这果真对朝廷是福吗？居于言官职责而不说话，还可以安心任职吗？臣希望陛下决断于圣心，如果大臣的议论，确实有请求颁布诏书的，让他们充分商议，可以停止的。或者诏书已经写成，希望陛下留在宫中不要发出，这是天下的幸运。（王觌奏章别集自注说：“七月一日上奏，五日又上奏。”现在一并附在这里。）王觌又说：

臣私下听说最近朝廷因为罢黜了一两个大奸臣、十几个大蛀虫担心人心不安，又将告诫进言官，凡是百官的旧恶，不得再提。臣固然不清楚这些消息的真假。

译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臣担心天下的有识之士会轻视议论朝廷。那份奏状已经呈递完毕，臣如今又听说诏书中告诫“言官不得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执行”，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作为陛下耳目的是言事官；作为陛下股肱的是有关部门。小人的虚伪狡诈千姿百态，那些积久的恶行和旧日的奸邪，起初大多隐藏潜伏，幸好得以暴露显现，由言事官加以论奏，有关部门加以执行，这样小人就不能大肆妄为，朝廷才能清平安宁，陛下就可以实行无为而治了。假如小人的积恶旧奸暴露显现，而言事官却闭口不敢进言，有关部门却束手不能治理，那么小人就会肆意横行而无所畏惧。如果小人肆意横行而无所畏惧，那么欺君坏法、祸害百姓和事物的人，就会像蜂群聚集、鱼鳞罗列一样争相作乱。朝廷还怎么能清平安宁，陛下还怎么能实行无为而治呢！假如言事官因忠愤而违背诏令去履行职责，有关部门因痛恨邪恶而违背诏令去执行法律，那么陛下的诏书就成了虚设，言事官和有关部门违背诏令的人，也不能说没有罪过，又需要追究治罪，这样法纪纲常就会混乱，贤能与不肖之人就会混淆，而那些意外的忧患，即使是智者也无法谋划，贤者也无法挽救了。

译君子与小人的势力不能并存，而是交替着兴盛与衰败。所以在《易经》中，君子之道兴盛，小人之道消退，就是泰卦；小人之道兴盛，君子之道消退，就是否卦。否卦和泰卦，正是君子与小人势力消长之间的体现。如今朝廷优待小人，并让进言的人不再弹劾他们，有关部门也不得执行惩处，这实际上是削弱君子而助长小人。在岁月之间，邪恶的党羽逐渐得势，那么天下不就几乎陷入否卦那样的困境了吗？从前帝舜虽然以简略的方式治理下属，以宽厚的态度驾驭众人，孔子虽然说过“人如果不仁，憎恶他太过分，就会引发动乱”，但也从未听说过钳制进言者的嘴巴，使他们不能揭露小人的奸恶；废除有关部门的职责，使他们不能惩治小人的罪恶。现在陛下如果一定要下达宽大的诏书，来安抚小人的情绪，那么只用宽恕细微过失来晓谕他们就可以了，何至于破坏朝廷的法纪纲常，使小人过去的罪恶和积久的奸诈暴露出来，即使他们的情状涉及到欺瞒皇上，也一概不予追究，并且让进言的人不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执行，以此来作为小人的资本呢？恳请圣明的慈爱仔细采纳，反复研讨，慎重地发布命令，不要造成日后的祸患，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贴黄：“臣担任谏官，专门以议论政事为职责，朝廷提拔贤良、罢黜不肖，必须依据他们平素的品行以及已经验证过的事情来检验，才可以相信和依据。孔子说：‘我对于人，谁诋毁？谁赞扬？如果有赞扬的，那是因为他有经过考验的事迹。’即使是赞扬，还应当依据他经过考验的事迹，何况是弹劾呢！那么从今天以后，奉诏之后，如果议论到臣僚平素的品行以及他们经过考验的事迹，那么不触犯诏书禁令的就很少了，奉诏越谨慎，那么谏官和御史就越成为虚设。所以臣认为诏书中‘进言的人不再弹劾，有关部门不得执行’这句话，尤其不可以向朝廷内外宣布。又假如臣僚有的在侍从之位，有的处在权要之位，今天以前曾经有欺瞒皇上的罪行，今天以后才暴露出来，论罪行可以杀戮，论诏书则不能议论。担任言责的人遵守诏书而不说话，那么就会坐视侍从权要之位有欺瞒皇上的人，这将成为天下的大患；违背诏书而进言，那么不仅废除了朝廷的诏令，而且还将得到违背诏书的罪名。进退犹豫而不能决断，那么最终导致天下人随声附和，而奸恶凶险的人得志。陛下如何处理呢？言事官每次有议论，动不动就触犯权贵的怒气，难道不如不说话安稳吗？只是不敢擅自为了自身谋划而耽误陛下罢了。臣深深担心诏令轻易发出之后无法追回更改，私下听说诏令现在还没有下达，恳请圣明的慈爱详细斟酌。”（觌自注，这一章在七月五日上奏，现在一并附在此处。七月十一日最终下达诏书，王岩叟上奏说：‘臣风闻朝廷想要下达诏书来安抚心怀不满的人，议论的人说两三种，都是为了两宫厌恶进言者的烦扰，想要用来拒绝进言者。陛下即位以来，只致力于排除凶恶奸邪，登用忠诚良善，革除天下的弊病，使得百姓歌颂，认为再次遇到祖宗太平的盛世。臣在这个时候担任言职，私下为自己庆幸遇到陛下，所以不避怨恨仇敌，不顾及形迹，发誓以身许给陛下。陛下怎么可以中途改变，何必另外下达诏书，却动摇了奸邪之心？使奸邪的人每次都有猜测，将认为陛下畏惧他们，又认为陛下帮助他们，必然暗中增加气焰，窥伺朝廷，非常不便。大概奸邪退尽，那么朝廷就清静安宁，如果留下奸邪，想要朝廷清静安宁，必定没有这种道理。下达诏书之后，忠臣义士必定都不安，既然自己不安，必定都会解体，这不是国家的福气。陛下正寻求天下大治，希望达到祖宗的时代，万万不可做这种举措。臣前几天因为风闻朝廷想要下达诏书来安抚心怀不满的事，冒犯天威，上奏说不便，请求陛下采纳臣的愚忠，收回诏书不下达，不知道圣意是否听取？臣再三为陛下考虑，如果诏书只是开导晓谕旧有的罪恶，仍然让他们改过自新，还算是差不多。但这已经不是国家以极度的公正自处，以不怀疑自示，漠然无心这种大体了。如果起草诏书的人怀有奸邪，迎合风向，而在词语中寄托寓意，阻抑言路，四方传布，不知道陛下心意的人，怀疑朝廷有厌恶进言、拒绝劝谏的心，对陛下圣德的损害很大，臣极力言说，请求停止这个诏书。如果所说的符合公议，所行的符合公议，那么有什么安抚心怀不满的呢？为国家的道理，只坚守公正，只推行正直，只持守庄重。为国家的道理，只浑厚深沉，不显露界限，不暴露深浅。近来共同抛弃的，都是大奸大恶，不得已而罢黜他们，论他们的罪恶，那么百分中只得到一二分，哪有太过分的事情？奸人欺骗迷惑陛下，说人心不安，所以劝令陛下下达诏书，不可不考察。这乃是奸人的计谋，陛下怎么可以就相信呢？所以曾经用事情来观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四海内外，亿万生灵，各自都安心。假使有不忠不孝的小人，失去权势自己感到危险，这正是国家本分应该教化的样子。这甚至是安抚之道，最盛之德啊。’）

承议郎傅传正担任两浙路转运判官，这是依据三月癸未日的诏书。（三月二十六日。）

诏令皇太妃的兄长已故的左班殿直任隆，追赠宫苑副使。

监察御史上官均上言：

臣听说《尚书》说：‘恭敬啊恭敬啊，只有刑罚要体恤啊！’大概死者不能复生，断肢不能再接，先王因此明确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主管刑罚决断狱讼的官员所

译在于审察听讼断狱方面。臣私下看到刑部侍郎崔台符、宝文阁待制兼庐州知州杨汲、大理卿王孝先，自从元丰年间以来，相继担任大理卿，每当有皇帝直接下达的公事，他们不能尽心公正持平，推究考察事实真相，专门追求苛刻严酷，随意增减轻重以迎合心意。即使知道所告发的事不实，事情或许轻微琐碎，也不衡量是非对错，一概顺从告发者的话，把案件交给狱吏处理，不再亲自审问。而告发者所听到的，往往来自仇怨之人，巧言谗害诬陷，无所不用其极。一旦进入监狱，就像落入牢笼，通过严刑拷打罗织罪名，必定要使人获罪，加上刑具拷问，还有什么求取不到的！又在原来告发的事状之外，曲折地进行推究，甚至有罪行轻微、处罚较轻的，也妄自议论上奏，请求施行编管流放，陷害善良之人，多得无法计算。至于侦察人员、监察隶卒，遍布京城，告发逮捕纷繁杂乱，填满牢房。京城百姓恐惧战栗，不敢私下交谈，早晚小心翼翼，不能保全自己，这都是崔台符等人观望迎合，互相勾结，才导致如此。圣朝恩泽明察万里，而崔台符等人治理京城狱讼，靠近皇帝车驾，竟敢肆意妄为欺骗，残害无罪之人，朝廷内外侧目而视，共同心怀愤恨。近日朝廷明察冤狱滥刑，设立机构辨理，而崔台符等人有的还担任侍从官，掌管藩镇郡县，位列卿寺，安然自若，竟然没有惭愧畏惧。邪恶暴虐不斥退，无法警戒暴虐的官吏；侍从官不清正，无法端正纲纪；刑官任用非人，无法安抚善良百姓。希望陛下因为臣的话，考察朝廷内外的议论，特别施行罢免，以符合公正的舆论。同时请求精选通晓事理、端正厚道的儒臣掌管刑狱，希望刑罚不偏离中道，狱讼没有滥及无辜，以符合陛下仁爱好生的心意。

译又说：

曾经上奏弹劾刑部侍郎崔台符、宝文阁待制兼庐州知州杨汲、大理寺卿王孝先等人，他们在元丰年间以后，相继担任大理寺卿，负责审理内探（皇帝亲信探子）的案件，不能尽心公正，推究查考事实真相，专门观望迎合，欺瞒圣明，陷害善良，不可胜数，请求特别予以罢免。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受到施行。臣认为，有德行的人被进用，朝廷就尊贵；去除奸邪毫不迟疑，小人就会畏惧。崔台符等人奸邪刻薄，罪迹明显，天下的人，谁不知道！现在他们还作为侍从之臣，位列九卿，这是对去除奸邪有所迟疑，不是进用有德之人的做法。私下认为陛下因为近来探报的案件大多冤屈滥施，所以在即位之初，就罢免了探卒。不久又设置司理诉院，辨明冤屈，贬黜中官石得一，让他居于闲职，下至探卒郭鲸等两人，也相继被斥逐。朝廷内外的人，无不高兴，都认为陛下聪明英断，与众人共同摒弃恶人，以惩戒奸党。私下因为探报的案件，虽然起因于石得一，但是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拷打逼供，陷入深文周纳，以成就石得一意愿的，实际上是由崔台符等人造成的。如果崔台符等人平心推究审理，分辨冤枉与正直，有罪的人依法惩处，被诬陷的人予以释放，那么石得一将会内心惭愧恐惧，不敢再放纵探卒妄告细微之事，陷害无辜，足以保全先朝广览的至明、好生的大德。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端正心意、操守法律，即使是君主的喜怒也不敢听从，何况是观望中人的风向旨意来决定罪行的轻重出入呢！推究崔台符等人的罪过，虽然不是始作俑者，但是同恶相济，始终相成，为朝廷在下层收敛怨恨，不应当置之不理。不仅置之不理，又让他们安然居于侍从、九卿的行列，士大夫厌恶鄙薄，耻于与他们为伍。朝廷内外的人，实在不理解，都认为陛下至公至明，喜好贤良、痛恨邪恶，洞察一切，唯独崔台符等人没有执行斥罢，一定有左右的臣子为他们游说，以掩盖他们的罪恶，当面欺瞒陛下。希望陛下参考朝廷内外的议论，兼听并仔细考察，那么崔台符等人就不能被开脱无罪。

从前唐太宗下诏让百官议论张亮的罪行，大家都认为应当诛杀，只有李道裕认为不可以。太宗赞赏他的正直，提拔他为刑部侍郎。又曾经空缺大理寺少卿一职，太宗认为大理寺关乎人命，因为戴胄清廉正直，于是任用他。刑部、大理寺审讯案件、议定刑罚，关系非常重大，死生轻重，都出自他们的意见，应当得到端正善良、明察宽恕的人，来胜任这个职位。崔台符等人刻薄险恶，罪迹明显，长期居于省寺，私下担心他们玩弄法律条文、巧言诋毁，任意出入，将使无辜的人陷入刑狱，上负陛下□仁的德行，危害不小。恳请陛下决断于内心，早日执行罢免，以顺应众人的议论。

监察御史孙升说：“近来曾经弹劾刑部侍郎崔台符、大理寺卿王孝先，在先帝服药期间，在案卷之外增添‘两和情愿’的文字，完全出于宰相王珪的亲侄子仲京在任期间非监临赃罪。崔台符、王孝先本来以平庸的才能享受国家的厚禄，受到先朝的知遇，恩顾不小，一旦先帝身体不适，忍心乘此时机，侥幸以此结权臣之恩，竟然没有犬猪对主人的忠心，凭什么参列侍从之班，玷污清贵的行列。希望圣慈详细斟酌事理，重重地流放罢免，作为士大夫依附下属、欺瞒君主、为臣不忠的警戒。至今多日，没有受到指挥施行。臣愚昧私下担心朝廷认为刑部、大理寺没有熟悉刑法的人可以胜任这个职位，臣实在怀疑。明晓先王的意图，为天下求得公平，归于忠厚，以礼义决断的，才是司刑之长，那么不是通晓经术的臣子，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如果只想专门习练刑名，引用法律条文，那么有断议属官，况且不是司长的事。如果刑部、大理寺的长官，一定要等待习练刑名的人来做，那就只是一个法吏的事罢了。先王忠厚的意图、天下至公的道理，他们哪里足以知道！祖宗以来，刑部、大理寺、审刑院、纠察司的长官，多任用侍从儒臣，所以玩弄法律条文、巧言诋毁的风气平息，而忠厚的风俗形成。从前张释之、于定国难道是世代习练司空、城旦的法律吗？舜任命九官而皋陶考察古制担任士官，所以能明晓五刑，以辅佐五教，而刑期于无刑。考察古制的德行，只有尧、舜、皋陶被称颂，那么司刑的职位，难道是俗吏可以做的吗？况且忠孝的人持心近于忠厚，锻炼的吏员持心近于刻薄，崔台符、王孝先锻炼附会，为臣不忠，只知道轻重其心，玩弄法律做奸事罢了，何曾以近于忠厚为意呢！希望圣慈详细考察，检阅臣前后奏陈，早日赐下指挥罢黜。选任公正明达、通晓经术的人，或许仁圣的治理，可以达到无刑，天下幸甚。”

诏令宝文阁待制、庐州知州杨汲免去待制，任黄州知州；刑部侍郎崔台符任相州知州；大理寺卿王孝先任濮州知州。并且各降一官。制词说：“哪有数年之间，坐着导致万人入狱！”这是中书舍人苏轼所起草的。（崔台符六月十四日已任命为潞州知州，于是改为相州，与杨汲、王孝先一起降一官。崔台符、杨汲的传记都可以看到，实录记载此事极不详细。政目说：“杨汲、崔台符、王孝先都因元丰年间断王仲京曲法获罪。”）

左司谏王岩

译岩叟上言李定不为生母仇氏服丧，请求将其流放诛杀。下诏将李定责授为朝请大夫、少府少监，分派至南京任职，居住在滁州。（五月十八日，李定起初以通议大夫的身份分派至南京任职，居住在扬州。苏轼、范百禄议论认为对李定的责罚过轻，直到如今再次予以责罚。岩叟在朝堂上的议论等事，已附注在五月十八日之下。）

译御史孙升上言：“六部上奏的文书，历来左、右仆射和左右丞，惯例都要签署。查考左、右仆射各自兼任其他事务，等到奏钞送到门下省时，左仆射又应当亲自书写审奏，这显然显得重复。”皇帝下诏：六部上奏的文书，由左、右丞签署，仆射押印检查，由本省代为书写，然后送往门下省。

承议郎、都大提举成都府、永兴军等路榷茶、买马、监牧事务的陆师闵，被降职授予奉议郎，主管东岳庙。

在此之前，御史中丞刘挚上言：“臣曾在去年论述四川茶事的利弊，请求派遣使者考察处理，近来蒙受朝廷旨意，已派遣户部郎中黄廉前去。我认为四川茶事的危害，臣在之前的奏章中已大致详尽说明，又听说进言的人很多，现在不再重复陈述。然而这件事的始末，涉及多个路，历来提举榷茶马所行使职权，其他部门都不得过问，至于索取茶事的公文案卷，也不允许州、县上报。因此提举司的官吏权势显赫，肆意违法，借茶之名，兴贩各种货物，搜刮苛细，夺取百姓的衣食，其危害根深蒂固，如果不是广泛咨询访求，难以看清底细。现在虽然派遣了使者，但提举官陆师闵仍在本任，深恐上下官吏百姓畏惧他的权势，不敢将疾苦完全告诉使者，有所隐瞒，反而导致所听到的情况支离破碎。又担心陆师闵包庇隐匿其事，议论怀有私心，不肯同心协力共同处理，无法符合圣明皇帝安抚远方的心意。臣请求下令，先罢免陆师闵的职务，以使人心稍安，可以彻底查问利弊。”

贴黄称：“京东路的居厚等人、福建路的王子京，都是先罢免职务，才进行考察。现在陆师闵应当依照这个例子，如果使者考察发现本司没有其他违法害民的事情，那么陆师闵可以恢复原职。”等到这时，陆师闵才被贬黜。（《旧录》说：“刘挚诋毁先帝的茶法，因为说陆师闵统领数路，与他作奸犯科的人很多。”《新录》辩解说：“陆师闵因台谏章奏罢免职务降官，却把刘挚说成是诋毁先帝茶法，这是不对的，删去这六个字。”按刘挚论述陆师闵，过了很久才实行，现在选取刘挚所上的章奏，详细记载。《旧录》所写的全部删去。刘挚前奏在二月十四日，此奏在闰二月二十二日上，现在合并在此。）

朝奉大夫、户部郎中黄廉升任直秘阁，都大提举榷茶、买马、监牧事务。起初，进言的人论述榷茶的六大危害，请求恢复通商和旧制的券马。蜀地百姓痛恨茶官的专断，在位者也多主张罢免榷茶，朝廷派遣黄廉去核实。黄廉上奏：“榷茶像前位使者所做的那样，确实有害。如果全部交给百姓，那么边防经费无法筹集，蜀地的货物无法流通，而茶农将遭受其弊。请求熙河、秦凤、泾原路保持原样不要改变，以控制与蕃人的贸易，而允许东路通商。南茶不侵入陕西，以利蜀地货物。确定以一万八千匹为博马的额度。”所奏都被采纳，于是有了这道命令，让他推行此法执行。（这依据黄廉的本传，黄廉被任命为茶马使，不知具体月日。根据题名记，他在元佑元年八月十四日到任，应当是接替陆师闵。现在附在陆师闵罢免之后。四月二十五日苏辙上言，可供考证。二月十四日黄廉出使，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四日等等，应当一并考证。黄庭坚作黄廉的行状说：元佑初年，黄廉被任命为户部郎中，治理左曹。二月，被差遣按察成都等路茶事，兼体量邛州、蒲江盐井的利弊。先奏请罢免陆师闵所实行的公私都深感痛苦的措施，于是详细上奏说：“臣奉使者旨意，所到之处访求利弊非常透彻，榷茶之法，确实对川、陕百姓有害，大概官府不推究朝廷立法的本意，希求功劳侥幸赏赐，以得到利息多为好，于是禁令繁多，百姓遭受弊病。陆师闵立法最残酷，所以取利最多，对上损害国家体统，对下收敛民怨，内外臣僚所说的茶事害民的条款，都有事实依据。如果立即论述，不如全部交给百姓，让茶农自己卖，商人自己贩，官府收取税引及歇家钱，并恢复熙宁以前的博马策略，没有交易的烦扰，没有脚力的劳累，剔除旧弊，一切听从私人的便利，没有再可议论的。如果对公私之间详细考虑，那么首先应当考虑百姓，其次是商人，其次是边防经费，利弊各自有所在。现在蜀地百姓普遍患币轻钱重，商人携带，利息不足以补偿费用。如果废除榷茶，全部交给商人，那么各种货物未能流通，脚力未能迅速具备，不仅茶农的货物郁滞，断绝其谋生的道路，如果与蕃人交易万一不能持续，也足以损害长久之法。现在如果将十一州的茶交给商人，仍以川、陕四路及关中各路作为受茶之地，似乎可以完全宣泄川茶，以补救蜀地百姓长久困顿。而官府以好价格收购雅州、兴元府所产的茶叶，以供给熙、秦各州，斟酌中道之法作为边防准备，在道理上是可行的。”于是朝廷允许他同转运使一起，尽公私之便利，商度立法。黄廉又上奏说：“产茶之地全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发到陕西六路的称为纲茶，在川、陕四路榷卖的称为食茶。如果产茶之地，除了榷买侵刻、取息太重、搜捕苛刻扰民、差雇不和、配卖赊欠、预先分发折纳、滥赏等各种弊端外，卖茶之地则随事制宜，其项目有六：一曰路分全”

译划定陕西的州县，又专卖京西的金州。从东南方向看，似乎像是独占利益；但从天下大局来看，使四川、陕西的利益流通以储备边防，而不损害东南，那么局势就均衡了。所以把熙河、秦凤、泾原作为禁茶的老路，把永兴、鄜延、环庆作为通茶的新路，不禁止老路无法控制蕃人的市场，不通畅新路无法便利百姓，想要使通与塞常常相互权衡，那么公私就可以共同获利。第二，卖茶发给凭证强制摊派以及官营专卖未曾【六】。现在革除积弊，又禁止南茶进入陕西，使川茶不失去中等价格，那么百姓就不知道专卖茶叶的危害。第三，茶的颜色不同。因为汉地的茶颜色嫩，蕃地的茶颜色老，雅州的名山茶从兰州进入邈川，直到于阗。兴元的大竹茶从阶州进入欧家，从河州进入水波。洋州的西乡茶从河州进入水波，直到赛音隆和。现在区分茶的等级，以进入赵路，那么就可以遵循汉人、蕃人适宜的品种。第四，价格暴涨则损害马价。现在用茶价、马价，以斤对寸，高低恰好相等。根据情况增减，就可以准备边防的费用。第五，博易夺取市易的权力。贪官扰乱法纪，不能因为贪官而废除现在的边境市场。博易中大的在马，其次在金帛，去除贪官的危害，才可以通畅边境市场的利益。第六，脚力运输不均。因为战争兴起，脚力运输昂贵，所以高价雇佣，于是用各场所博易来的污滥之物，高估折算支付。如果斟酌高低，减少多余的部分来资助铺兵，那么就可以均衡劳力使他们承担。并规定博易马匹每年的额度为一万八千匹。」又关于蒲江盐的事说：「邛盐旧价太高，蒙朝廷权宜减价每斤为八十五钱。然而盐质污浊潮湿恶劣，积弊未除，现在想要杜绝污淋、灰土，以及煎盐用水只使用九井正水【七】，煮一种颜色的盐。用权宜减价作为定法，专门用于食用邛州。禁止外来官盐及小井盐。那污淋等盐八百六十二斤，请求在正额中扣除，仍然免除盐户旧欠，十分中免除一分。」邛地百姓数十年的弊病，于是全部消除，所奏请的都立即施行。）

译权知开封府谢景温上言：“京城新旧城内只有两个厢，遇到夜间，公事文书解送路途遥远。请求在新城内分设左、右两个厢，总共成为四个厢，增派文臣两名，酌情增加吏员。”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河东路经略司上言：“请求用葭芦、□堡寨的军马留守抵御外敌，其余人马渡过黄河到定胡寨就地取食，以及减放部分人返回岚州。”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司马光上言：

臣先前曾上奏，请求直接颁布敕命，将天下所有的免役钱全部废除，各种差役人员，都按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旧法人数，委托县令、县佐查阅簿册确定差派，朝廷完全如臣所请。臣私下听说，刚颁布敕命时，百姓没有不高兴的，一两个月间，州县确定差派已经完成，没有诉讼纠纷，人心安定。不久，又有因雇募不足才实行定差的指令，人们开始产生疑惑。接着又多次更改，号令不统一，转运使各自根据自己的意见，想要合并本路共同制定一种法律，不允许州县各自因地制宜，导致州县惶恐疑惑，不知听从谁好。有的已经差派的役人却被放免，有的已经放免雇募的人却被收回，有的依旧用役钱雇人，有的不用招人充役，早晚不定，上下纷乱，往往与二月六日敕命的本意相违背。

私下认为，臣当初的请求以及朝廷所降的敕命，明确说委托各县官仔细查看，依照现在的指令，如果有妨碍，导致无法施行，应当具陈利害筹划上报州，州上报转运司奏闻，委托执政官再次仔细查看，酌情修改，分别制定一路、一州、一县的敕命施行，务必要求详尽适宜，难道是当时所说的一个字都不能改变吗？只是担心转运司、州县不肯奏报陈述罢了。臣现在想要申明当初请求中陈述得不明白、不详尽的事项，谨详细列出如下：

一、臣的请求虽然说是依照熙宁元年旧法的人数确定差派，如果旧法中有在今天不可行的，就是妨碍，应当申报请求更改人数。或者太多或者太少，只有本州县知道确切需要的数目，应当斟酌确定中等的额度，申报请求依照这个数目确定差派，朝廷难以在远处揣度。

一、臣的请求虽然说是如果所差派的人不愿意充役，任凭他们选择雇募有品行的人自己替代，雇钱多少，私下商量。如果所雇的人胁迫被差派的人多求雇资，官府也应当裁减抑制，不得超过向来官府雇钱的数目。那些州县官员，不得指定占用所雇的人，让被差派的人去雇觅。

一、臣的请求虽然说是现雇的役人等到差派的役人到任，各自让他们方便行事，如果所雇的人自有田产，情愿充役的，也可以依旧留任。又官府一役，新差派的人大多不熟悉书算，办理及案下的文字未曾交割，应当留任所雇的人，给予雇钱，让他们与新差派的人共同办理，限定半年内交割完毕，才让他们各自方便行事。

一、臣的请求虽然说是今天衙前陪备少于往日，不至于破家，如果仍然认为户力难以承担，就请求在官户、僧道、单丁、女户中，有房产，每月收租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收粮食及百石以上的，都按等级出助役钱，不及这个数目的，给予放免。臣的意思认为，十口之家，年收百石，足够供给口粮，月收房钱十五贯，足够供给日用，这两者相互需要，此外有剩余的，才让他们出助役钱，不是说只收一百石就让他们助役。如果嫌太少，以及所收租课利益难以知道实数，就请求凡是第三等以上的令出助役钱，第四等以下的放免。如果本州坊场、河渡等钱足以支付衙前重难差役的份额，那么官户等就不再需要出助役钱。

一、臣的请求向来各州招募人投充长名衙前，如果招募不足，才差派乡户衙前，这本来就是旧法。现在没有别的更改，只是旧日用坊场、河渡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差役，让他们自己出卖，现在官府出卖坊场、河渡，收钱依照份额折酬长名衙前重难差役，只有这一点与旧法不同。如果乡户差补已经足够，后续有投名的，就先从贫下户放回乡户归农，乡户愿意投充长名的，也听从。

一、臣的请求委托各县仔细查看，具陈利害筹划上报州，本州归类汇总，选择可取的，筹划上报转运司，转运司归类汇总各州所上报的，选择可取的，筹划奏闻朝廷。因为知道各地民间利害细节，转运司不如州，州不如县。私下担心各县各州有筹划得事理切当的，而被本州及转运司压制删去，不上报朝廷，导致敕命下达之日，依旧有妨碍，无法施行。请求再降指令下达州县，如果有像这样筹划切当，被上级删去的，允许各县直接上报转运司，本州直接上奏，以便下情没有阻塞，详尽适宜。仍请求降指令下达详定役法所，只得以各路州县上报的利害详细考察可否，确立为定法。那些不切实际的人发表高深奇特的言论，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不得施行。也不可将一路一州一县的利害作为普遍通行的条令。

一、详定役法所奏请行下的指令，如果有妨碍难行的事情，请求也像臣的请求那样

译【一四】，委派各路州县仔细审察，详细陈述利弊并筹划方案上报，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修改。

译上述臣所陈述的内容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求全部颁布给各州、县。除此之外，都依照二月六日所颁布的敕命执行。皇帝批准了。（《旧录》记载：“司马光请求实行差役法，天下开始纷纷产生不同的意见，直到元祐年间，法令也没有确定下来。”《新录》辩驳说：“司马光所上奏的关于役法的奏章有一千多字，是想在民情和事务上务必做到恰当合理，并没有偏执己见，并非自己制造分歧。从‘司马光’到‘得定’这二十四字被删去。”苏轼在八月二十一日上奏说：“官户等役钱，详定所所称七月三日的朝旨没有得到施行。”现在七月三日没有看到这条记录，恐怕就是司马光所上奏的内容，到七月三日才施行罢了。）

下诏招募挑选禁军，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短缺一指的人，允许刺字填补兵额。这是采纳枢密院的请求。

审看编修国子监太学条制所呈上的状子：“按照朝旨，共同审看修立国子监太学的条制，以及随后奉到的指挥，将国子学、律学、武学的条贯一并修立。另外，查核官制格规定：国子监掌管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这五学的政令。现在取到国子监相关人员的状子称：‘本监自从官制奉行以来，查核上述格子，申请修置算学。奉朝旨，踏勘到武学东大街北，那块北边的地适合修建算学，请求命令工部下属机构检计修造。奉圣旨：‘照办。’’现在审看上述算学虽然已经奉朝旨盖造，但尚未动工，至于试选学官，也没有人符合资格。私下担心将来建学之后，供养士人、设立科目，徒然增加烦扰和费用，实际上对国家事务没有补益，现在请求特别赐予详加斟酌，予以停止。”下诏停止修建。（元丰七年十二月七日设立算学。）

右司谏苏辙进言：

臣私下看到先帝因为西夏国内动乱，出兵攻讨，在熙河路增置了兰州，在鄜延路增置了安疆、米脂等五座寨堡。议论的人探究其中的利害关系，很久不能决断。其中一种说法是，兰州、五寨所在地峡道遥远，粮饷运输不便。如果竭尽全力固守，坐困中原，羌人得以养精蓄锐，窥伺间隙。长远来看不得不放弃。危急之后才放弃，不如现在无事之时，全部放弃，还足以显示国家的恩德。另一种说法是，这些地方都是西边的要害，朝廷耗费财力兵力，才勉强得到，聚集军队、囤积粮食，作为坚固的防御。兰州下临黄河，处于西戎的咽喉之地，土地大多肥沃，稍微设置堡障，就可以招募弓箭手，作为耕战之备。自从开拓以来，修平道路，都能通行大军，如果全部放弃，熙河路必定会有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报。这就是所谓的借给寇敌兵器，资助盗贼粮食，其势必然后患无穷。这两种议论，臣听说了很久了。然而因为西夏背叛，虽然屡次有信使往来，但没有修好臣属的职责，没有请求归还侵占的土地，那么关于放弃还是固守的议论，朝廷没有理由自行发起。现在听说派遣使者来祝贺皇帝登基，使者回去还没有出境，使者又来到了，讲和请求归还土地，必定在这次行动中。虽然朝廷的议论已经详细熟虑，但小臣忧国，不能沉默不语。曾经核实这件事，认为上述关于放弃还是固守的议论，都不是妄言。然而朝廷决定采纳哪一种议论，想要决断这个议论，应当论断时机的可行与否，事理的曲直，算计的多寡。如果这三者的得失都呈现在眼前，那么放弃还是固守的议论，可以一言决断。

什么是时机的可行与否？如今皇帝陛下，年轻，居丧不言，恭敬沉默地思考治国之道；太皇太后在帘帏之中处理政务，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辅政大臣。在这个时候，安靖则有余，举动则不足，利于安抚，不利于征伐。现在如果固守，不给西戎，必定导致争斗，一旦动用武力，瞬息之间就会生出变故，在紧急关头，向谁咨询决断？况且陕西、河东两路，近来遭受用兵的灾难，民力困乏，创伤尚未恢复，一听到战事，无不狼狈不堪。如果使外患不解除，内变必定相继而起，这就是所说的时机可以放弃而不可以固守，这是第一点。

什么是事理的曲直？西夏近年对朝廷本来没有大罪，虽然梁氏废黜放逐了其子，但边远荒僻的外臣，本来不需要用中原的法律来治罪。先朝一定要吊伐，只诛杀其罪人，存立其孤弱，那么即使是强悍勇猛的部众，也将伏地听命。现在却割占其土地，建造城池，用来自我封殖，即使是我们中原的人，也知道这是为了利益而不知道这是为了道义。曲直的分辨，不用说就可以看见。大概古代论兵的人以直为壮，以曲为老。过去仁宗皇帝时期，元昊背叛命令，连年入侵，边将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带着干粮奔赴国难，惟恐落后，即使捐躯荒野，也不以为怨恨，士兵百姓竞相勉励，边防最终稳固，而中原也慢慢自行安定，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为什么？因为知道理亏在元昊，而用兵的祸患，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近来自从出兵西讨，虽然一胜一负，但计算其损失，不如康定、宝元年间那么多。然而边人愤恨埋怨，天下叹息，土崩的忧患，踮起脚等待就可以到来。为什么？因为知道理亏在朝廷，不是不得已的战争。现在如果固守侵占的土地，吝惜而不归还，背负不直的诽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担心边人从此有怨恨叛离的志向，这就是所说的理可以放弃而不可以固守，这是第二点。

什么是算计的多寡？放弃还是固守的议论，朝廷如果实行它，其势必定有幸运也有不幸运。

译然而臣现在所论述的，在坚守方面说的是它的不幸，在放弃方面说的是它的幸运，以此来比较利害的实际情况。现在如果固守兰州，增修堡垒关塞，招募安置当地士兵，正当这些措施尚未完成，而西夏不顺从，向北方的敌人求助，共同出兵造成祸患。驻防军队日益增多，粮草运输跟不上，敌军乘胜追击，军队溃败国家窘迫，兰州失守，熙河危急，这是坚守的不幸。割让放弃兰州，专门防守熙河，粮仓早有储备，兵马早有准备，西夏人感念恩惠，不再犯边作乱，这是放弃的幸运。这两种情况臣都不再赘述，为什么呢？因为利害已经不言自明了。

译至于固守兰州，增修堡寨，招集大军，且耕且战，西夏怀恨，未能忘记争夺，时常出来掳掠，胜负各半，耕种的人不得安宁，粮饷运输难以持续，耗费中原财力，百姓不得休养生息，这是坚守的有利之处。割弃兰州，专守熙河，西夏占据兰州的坚固城池，通过熙河的平坦道路，我军不利，再以秦凤为边界，修筑废弃的堡垒，重新设置烽火台，人力既已劳苦，费用也不小，这是割弃的不利之处。坚守虽然有利，但军队一旦交战，仇怨便无法化解，屯兵运粮，没有休息的日子。熙河因此物价飞涨，如今坚守而不作战，每年费用已达三百多万贯。如果战事不止，戍守的军队必然加倍，粮草衣食也随之增加，民力无法支撑，那么土崩瓦解的祸患或许不可预测。割弃虽然不利，但所割弃的本来就是界外无用的土地，秦凤之间，军民熟悉，靠近且容易防守，转运所到之处，如同枕席之上，与熙河、兰州相比，难易相差十倍，有守边的劳苦，而没有腹心的祸患，与平日没有不同。用坚守的有利，比较割弃的不利，利害如此，何况坚守未必有利，而割弃未必不利呢？

况且朝廷以天地般的度量，赦免他们的罪恶，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恢复每年的赏赐，开通互市，即使是豺狼般的野心，能不感到羞愧耻辱吗？纵使酋豪内心怀有不服，但国恩深厚，没有理由激怒他们的百姓。臣料想一两年间，他们的势力未必能有所举动，万一不是这样，而让中原人士知道朝廷割弃已得到的土地，忍受耻辱以安抚百姓，西夏背弃恩义，他们理亏我们理直，人们怀有这种心思，勇气自然加倍。用来进攻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天地尚且顺从，何况是人呢？所以臣希望朝廷决意割弃此地，然后谨慎选择名将，来防守熙河，厚待属国，多设置弓箭手。在熙河、兰州往来的要道上建造一座大城，估计可驻扎两三千人，以堵塞他们入侵的道路。在秦凤以来，多设置番兵伏兵，作为熙河缓急时的救应准备。明确命令将佐，修缮治理守备，常像敌人到来一样，先做到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的到来，或许可以没有后患。

臣自从听说西夏使者再次到来，谨慎采集众人的议论，以三件事比较利害，反复详细研究，道理没有可疑之处。因此冒昧进献狂言，只请陛下裁断选择。贴黄称：

臣私下看见两位圣上临朝执政，除去烦琐苛刻的政令，天下的百姓，盼望见到太平的风气。如今西夏已有归顺教化的迹象，如果朝廷吝惜兰州等地，坚守不给，激使他们背叛，让边兵不解甲，各种费用重新兴起，那么以前的苛政，都将重新使用，太平的时期，不能再盼望，深可痛惜！恳请陛下与两三位大臣详细商议此事，以天下安危为念，不要争夺尺寸的利益，而失去大计，那么就是国家的幸运了。

臣私下听说议论的人有的说，如果割弃兰州，那么熙河必然不能防守，熙河不能防守，那么西蕃的马就没有理由再到来，而西夏必然成为蜀道的障碍。臣说这都是胁迫朝廷，一定要坚守兰州的说法，而不是国家的最佳计策。臣听说熙河的属国，强大的部族很多，朝廷供养他们极其丰厚，必然不愿意被西夏所有。如果统帅大臣能用恩信结交他们，用戍兵统领他们，用弓箭手依靠他们，又在熙河、兰州要道上用坚固城池控制他们，臣担心西夏不容易窥伺，而西蕃的马为什么就不到来呢？至于蜀道的忧患，除非秦凤、阶州、成州等地完全没有城池兵马的防备，那么西夏岂敢轻易做这种计策？臣说这种说法也是空话而已。

臣又听说议论的人说，韩缜过去与北朝商量河东地界，把七百里土地给他们，近来台谏因此弹劾韩缜，由此罢免宰相，所以如今朝廷商议想把兰州等地再给西夏，没有人敢提出这个建议。臣说兰州等地与河东地界不可同日而语，河东地界是国家的要害之地，祖宗相传，谁敢丢失？把它给人，不符合臣子的道义。至于兰州等地，本是西夏旧地，得到它只有耗费没有益处，先帝讨伐他们的罪过而夺取它，陛下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归还它，道理没有不可行的，不能用河东地界来比较。

文彦博奏：（彦博自注说：“元年六月奏。”现在因为苏辙议论西夏事务，附在此处。）

臣承蒙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因为老臣没有才能，因为他侍奉过四朝，出入藩镇辅佐，将近五十年，从退休之中追起，让他平章军国重事，臣怎敢不竭尽所有，上副虚伫。臣在帘前屡次承蒙宣谕，将来西夏人请求恢复疆界，让与三省执政熟议。臣认为所议的地界不出两个道理，一个是论义理曲直，一个是计利害大小。所谓论义理曲直的，出兵夺取他们的土地，都是边臣希求功赏，欺骗朝廷，为国家生事，招致外夷怨恨。如今如果推究朝廷恩信，因为秉常请求而赐给他们，有以安抚外夷之心，光大朝廷之德。所谓计利害大小的【一五】，如今所得堡寨以及兰、会，都是荒徼沙漠之地，本来没有城邑人烟，只是朝廷新建城垒，屯兵戍守，每年费用百万以上，困竭中原百姓的膏血，来供奉无用的土地，只怕不能支撑长久，却必须自己割弃，如以前的啰兀城一样。其

译兰州原本属于董戬，西夏人占领它已经三十八九年，董戬本来就不依靠那片土地，西夏人占领已久，也没有修筑堡垒营寨驻守，只有些残破低矮的护城河和壕沟，就像中原地区荒僻的村落。朝廷不了解实情，以为它像中原地区的小郡小县，白白耗费兵力驻守，所费钱财无数。再加上会州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是因为李宪当时怯懦，没有率领军队前往灵州城下，只是率领兵马经过兰州废弃的营垒之下，于是欺骗朝廷夸大其词，声称收复了兰州和会州，以图侥幸避免因未到灵州城下而遭受军法诛杀，从而误导朝廷到了这种地步。

译我也听说议论的人说，地界那边要求给，给了也要用兵，不给也要用兵，这话尤其欺瞒，只是先前想要免除主张不给而挑起战端的责任。况且秉常来向我请求，如果顺从他的意思而得到，必定感激恩德，三五年间，才能保持平安无事。朝廷近来经历灵州永乐战败之后，可以粗略地整顿军势，保全休养民力。将来如果有边境战事用兵，大概能有备无患。现在如果不推施恩信，吝惜给他土地，凶狠的本性，因此不能满足所求，就会做出集结军队报复的态势，朝廷正在这多事的时候，兵力尚未完全恢复，可以高枕无忧吗？近年来，因为新进的书生，不了解蕃情、边境战事和军事政务，误导朝廷很多了。希望陛下审慎考察而详细处理。老臣年过八十，感激陛下厚恩，只知道竭力报答，本来没有观望希求进身的言论。

贴黄：“现在检录到祖宗以来处理边境战事的诏书、西夏人的事迹共几件呈进，请求赐予详细阅览。有人说兰州应当像赵充国那样设置屯田，增加军队粮饷。现在如果有田地，多属于蕃族，不能完全夺取。像先前王韶说熙河可以耕种，来资助军队粮饷，人、牛、种子白白耗费，最终没有成功。现在听说转运判官节省兰州每年的开支还需要一百多万，又应当会同知州和统帅大臣担保认定可以足够使用吗。”（七月八日云云，可考。）

乙卯，监察御史上官均说：

我昨天在五月二十九日，曾经上奏论述，青苗法有惠民的名义而没有惠民的实际，有眼前的利益而造成终年的祸害，请求实行今年闰二月八日的圣旨停止发放青苗钱的事，到现在一个月了，没有蒙受施行。知道却不说就是不忠，讲得不熟就是妄言，青苗法的始末，我愚昧不敢凭空臆说。考察先前已经发生的利害，参考士大夫和百姓的议论，颇为详细熟悉，我敢竭尽诚恳的愚见，再次污浊天听。

我私下推究青苗法，它的说法出自《周礼》泉府，凡是百姓借贷的，以国家赋税作为利息。残存的文字和缺失的简册，处理法令的详细情况，无法推究考察。三代以后，天下富足，号称治理得最好，如西汉的文帝、景帝、宣帝，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唐代的太宗、明皇，他们治理百姓的措施，清楚地记载在史册上，没听说他们使用青苗法敛散的方法。只有王莽变更政令，务求效法古人，才援引《周礼》祭祀不超过十天，丧事不超过三天的条文。百姓有时匮乏断绝，想要借贷来治理产业的，平均授予他们。免除他们的费用，计算所得收取利息，每年超过十分之一。其余的法度纷纷多次变更，百姓愁苦盗贼兴起，以至于败亡。自熙宁以来，议论的大臣建立青苗法，在天下施行，十多年了，国家府库日益丰富，民用日益窘迫，现在还不停止。考察汉、唐的事情就像那样，验证近年的效果就像这样，它的利害很明显，不必详细说就可以知道了。议论的人迷惑于有司先前发放青苗，主要在于求利，所以强迫百姓多借贷，现在发放，主要在于利民，必定没有强迫抑制的弊端，又百姓财力正窘迫，资助他们以此获利，形势不可停止。我认为不是这样。认为利民吗？那么我先前所说的有惠民的名义而没有惠民的实际，有眼前的利益而造成终年祸害就是这样。认为利国吗？那么国家以百姓为根本，把祸害转移给百姓而作为国家的利益，不是朝廷爱护百姓的意思。认为不想立刻改变先朝的法度吗？那么政令有因袭和变革，各自适合当时的情况，先前停止京东的铁冶，减少南方的盐税，节省京师的财用机构，停止民间的役钱，更改法度便利百姓的不止一件，为什么唯独怀疑青苗法呢？

我认为举天下的百姓，空乏不足的占十分之六七，粗略自足的既然不去借贷，空乏的愿意给予却苦于难以偿还。宽缓他们则逾期不缴纳，而县令、佐官有亏缺损失的责罚；急迫他们则追呼督责，捆绑鞭打，无所不至。以前的所谓恩惠，恰好是用来虐待他们罢了。抑制而不发放，就不是立法惠民的意思，发放而征收，就不免于督责劳扰的弊端，委曲计算，没有一样可行的。何况无知的百姓，倚仗青苗法的发放，引诱一时的利益，往往奢侈用度胡乱花费，不图谋难以偿还的后患，迫使他们征收，贱卖谷物布帛，破产失业的本来就不止一两个人，先前的弊端就是这样。我所说的有惠民的名义而没有惠民的实际，有眼前的利益而造成终年的害处，严重的成为终身的祸患，就是因为这个。现在如果停止而不发放，那么无知的百姓没有引诱，将不敢奢侈用度而胡乱花费。他们有吉凶缓急费用不得已的情况，可以向豪强之家借贷。利息虽然比青苗法加倍，但是偿还的早晚多少，能够自己方便，不像青苗法有追呼督责，路途往来的烦费，贱卖谷物布帛的弊端。又何况举天下的县令，宽厚通明、严格驾驭吏员、勤于体恤百姓的，本来不容易得到。制约稍微宽松，征收发放的时候，满责追呼，乞求侵吞的弊端，骚扰层出不穷。将来搜刮聚敛喜好利益的大臣，又接着强迫抑制多发放，沿袭先前的祸患，偏远穷困的地方，无处控告。现在青苗法的拖累，不是小过失。我私下认为议论的大臣认为青苗法不可停止的，不出于我的说法。我私下认为没有究明事情的始终，利害的远近，苟且持守一方面的言论

译以打动圣上的听闻。臣请求查阅臣之前的奏章，交给大臣们仔细研讨并详细谋划，希望使各地的百姓蒙受实际的恩惠，没有日后的祸患，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译这个月，又将卫州黎阳县改为通利军。

左司谏王岩叟上言：“臣已多次上奏，指出中书侍郎张璪奸邪巧诈，不可留在陛下身边；他多次泄露中书省的机密，不可担任机要职务；他喜欢出卖国家的恩惠来作为自己的恩德，不可担任大臣。担心他长期不被罢免，会酿成祸乱的根源，误害天下百姓，届时陛下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却始终没有得到陛下的省察阅览，臣实在为此担忧。陛下不要认为自己有办法防范他，虽然他奸邪巧诈，但也做不了什么，臣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只有让陛下无法防范，才是奸邪之人的手段；如果可以被防范，那就是粗疏笨拙，不是奸邪之人了。臣姑且用一件事来推测，只觉得陛下罢免他稍显困难，怀疑他的奸邪已经迷惑了陛下。如今天下公议日益不能容忍，臣怎敢沉默不言，辜负皇恩，违背侍奉君主的道义呢！臣恭读新诏书说：‘罪行显赫的已经惩办，罪恶巨大的已经斥退。’臣私下认为陛下说出一句话必定要让天下人相信，做一件事必定要让天下人信服。如今所谓罪行显赫的没有比吕惠卿、吕诚一更甚的，罪恶巨大的没有比蔡确、章惇更甚的，而张璪实际上与他们同类，欺君骗民，天下人称他们是一伙的，理应一并流放驱逐，以取信于天下人心。然而张璪却独自留在朝廷，安然自若，臣不知道吕惠卿之流看到这道诏书，还肯心服吗？天下人看到这道诏书，还肯相信吗？这就是臣为陛下惋惜的原因。陛下得知吕诚一不孝的罪状非常明确，将要严厉诛罚并公开罢黜他，以警戒四方，而张璪暗中暗示中书舍人苏轼，让他在告词中掩盖吕诚一不孝的罪迹，幸亏苏轼坚持道义不听从，才使得陛下的法度刑罚明白无误。否则，君王的言论和国家的政令就会被奸臣转移窃取，以成就他们的私利了。”

谏官王觌上言：“吕升卿假托先帝恩德一事，陛下才刚降下谏章，张璪就实时告知吕升卿，让他奔走上下进行运作。他安于谋取私利，习惯于结党营私，而不忌惮朝廷，竟敢如此。陛下想要得到天下英才来任用，所以诏令执政大臣各自举荐可充任馆职的三人，张璪不曾体察陛下为国求贤的心意，却举荐了一个宣德郎陆长愈来应诏。查考陆长愈以前担任晋州学教授，不仅文学荒谬，众人共同讥笑，而且贪污污秽，无所不至，晋地的人采集他的事实，作了一首百韵诗来嘲讽他。陛下试着派人查访，就会看到实情，张璪如果自认为这个人贤能而推荐他，那就是太没有见识了！如果不了解这个人，因为请托而推荐他，那就是太不忠了！陛下考察张璪的所作所为，国家大事，可以信赖吗？伏惟陛下至公至明，听政以来，没有贤能不被提拔，没有奸佞不被罢黜，为何唯独对张璪不断然处置呢？天下有识之士，因此痛心疾首，担心他逐渐迷惑扰乱我们的君主，从而安身更加稳固，结党更加众多，谋划更加深远，再次成为天下的祸患。臣愚昧，如果不是为君父考虑，为国家考虑，何苦要竭力与权臣结下子孙之仇呢！伏望陛下体察臣的心意，采纳臣的谏言，一旦奋起威严刚正，惩办张璪的罪行，斥退张璪的恶行，以取信诏书于天下，臣不胜冒死进献忠言之至。”

又上言：“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关键，没有比察知奸邪并除去他们更重要的了。奸邪不除去，即使有善意，也无法成就善治。这是因为暗中有所危害而君主不知道。臣阅读祖宗旧事，得到太宗的一句话，敢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体会并实行，那就太好了！太宗有一天对侍臣说：‘国家如果没有内患，必定有外忧，外忧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防，只有奸邪没有定形，如果成为内患，非常可怕。帝王在这方面，常常需要用心。’这是人君万世的警戒。臣观察自古人君常常对有形的事物担忧而不敢忽视，对没有踪迹的事物反而忽视而不曾担忧，不曾想到有形的事物祸患浅，没有踪迹的事物祸患深，臣之所以勤勤恳恳为陛下论述奸邪不可留在身边的原因。查考张璪与蔡确、章惇，他们作为奸邪，大体相同，而主导他们的，稍有不同。蔡确主导的是骄横，章惇主导的是强暴，而张璪主导的是巧诈。只有骄横与强暴，还能够在声音脸色之间表现出来，足以激发人的怒气，而使人不能容忍，如果是巧诈，那就无法看见了。优柔曲折以求得进用，宛转谄媚以取悦容身，没有难为人的意思，没有违逆人的言辞，他的话似乎可信，他的情意似乎亲近，使君主迷惑而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只有旁观静听的人才能察觉他暗中转移人的心意。臣起初也轻视他，现在才知道巧诈造成的祸患，比骄横强暴造成的祸患更深。骄横强暴的人已经被斥退，而巧诈的人不除去，这就是臣担忧的原因。所谓奸邪没有踪迹，并不是最终没有踪迹。当他进言用意的起初没有踪迹，等到祸患形成时，踪迹能逃脱吗？张璪在先朝与蔡确之流共同欺罔的时候，固然似乎没有踪迹，等到陛下听政，天下百姓争相诉说疾苦，而张璪等人往日欺罔的踪迹才暴露出来而不能掩盖。如果不是陛下悲悯以天下为忧而勇敢改正，那么不仅成为百姓的祸患，而且将成为国家的祸患，能不害怕吗！陛下虽然说已经了解这个人，不再听信，然而朝夕在侧，难道没有熏染渗透，使陛下不知不觉而接受吗？说到熏染渗透的时候，哪里有踪迹呢？等到踪迹形成，事情就晚了。天下百姓，岂能再被误害！伏望陛下鉴察张璪往日罪恶已经

译我推测，防备璪今天尚未得逞的奸邪阴谋，深切地以唐太宗的话作为警戒，尽早发出英明的决断，将他斥退并疏远，这不仅是臣下的幸运，也是天下百姓的幸运啊。」

译贴黄称：“近日吕公着因侄女去世，在规定的丧假期内，张璪也恰好遇到大功之丧，按规定应享受丧假，中书省的事务自有其他执政官可以暂代，而张璪不凭借朝廷旨意，擅自请求说因缺人不敢休假。臣恳请陛下明察此意，这不过是庆幸能单独面圣，在帘下从容进言，伸张私意并肆意散布邪说，以欺骗圣上罢了。先王对于有丧服的亲属，根据关系亲疏轻重，制定丧假法令，不因公务剥夺假期，而允许他们表达哀思，这是为了敦厚风化教化，厚植人伦道德。如今张璪的同僚并不缺乏人手，朝廷又没有紧急危难之事，为何要自坏礼法，请求不休假？考察他的行为看似勤于国事，察探他的内心实则为自己谋利。自古以来，奸邪之人寻找空隙乘虚而入以进献奸计，正是这类人。希望陛下窥探他的用意，审慎他的言论，辨别他的行为，不要误信他，那就太好了！”

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说：

臣是愚笨鄙陋之人，自幼不喜欢追求仕进，以读书求道为事，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在英宗朝以及神宗初年，屡次被当权者称道举荐，臣在那时，自顾学问不足，不愿做官。等到皇帝陛下即位，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听政，求贤若渴，愿治天下，大臣们上体圣意，搜罗举荐隐居之士，首先涉及微贱之人，臣蒙受恩宠被任命为西京学官。臣在那时，尚无做官之意，刚两次辞避，就突然有召见之命，臣门下的学生一半劝臣不要前往，一半催促臣前往。劝臣不要前往的人说：“君主召见，按礼不应等待车驾备好。”劝臣不要前往的人说：“古代的儒者，被召见则不前往。”臣认为被召见而不前往，只有子思、孟子才可以，因为这两人处于宾师之位，不前往，是用来规劝他们的君主。自己地位微贱，食土之毛，作为王民，被召见而不到，国家有常法，因此奔走应命。到达京城，蒙恩授予馆职，我以道义辞谢，于是蒙召对。臣在那时，尚未有意做官，进至帘前，近在咫尺面对天颜，未曾用一句话涉及朝政，陛下看臣，难道是求进之人吗？不久亲自奉承德音，提拔置于经筵，事情出于意料之外，惘然惊惧。臣私下思考，儒者得以用道学辅佐君主，是非常难得的际遇，让臣自己选择所处位置，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在那时，虽然以不才辞谢，但许身报国之心确实已经萌发了。还担心陛下贪贤乐善，急于用人，了解我或许不深，所以又进献狂言，希望详察，说：“如果稍有可用之处，怎敢不就职！如果狂妄无取，则乞请允许辞避。”奏章再次上呈，再次命令接受，这是陛下不认为我狂妄，臣于是接受任命。供职以来，日夜尽心竭力，只希望主上德行如尧、舜，日后天下享受尧、舜之治，社稷奠定无穷基业，这是臣的心意。臣是山林野人，禀性朴直，言辞鄙陋拙劣则有之，至于爱君之心，事君之礼，劝谏君主之道，怎敢不尽，仰赖圣明，可以览照。臣自忖极愚，蒙陛下特达之知，遭遇如此，愿意效忠之诚，或许能补毫发之益，只希望陛下留意省览，不胜荣幸。

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广开言路，接纳忠言，委任任用德高望重之人，不仅维持大业，而且想要振兴太平，这是前代英明君主所不及的。只要能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之事，不值得忧虑。臣认为今日最大最急，为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之计，只有辅佐培养上德而已。纵观前古辅佐培养幼主之道，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周公足以作为万世之法。臣希望陛下扩大高世之见，以圣人之言为必定可行，不要拘泥于近规，不要迁就惑于众口，古人所谓“周公岂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书，列举常伯直到缀衣、虎贲，认为知道体恤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叮咛，只在于这一件事而已。《书》又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才能正直。”又说：“君主的德行在于臣下。”又说：“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之人，早晚辅弼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这是古人的意思，君主半步不可离开正直之人。大概是为了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能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后世不再如此，认为君主就学，是为了涉猎书史、阅览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阅览古今，只是一方面而已。如果只这样，那么能文的宫人可以备充劝讲，知书的内侍可以充当辅道，何用设置官职，精求贤德呢？大抵君主受天之命，禀赋自然不同，历考前史，帝王才质，很少不超过常人的。然而全德有道之君最少，其原因何在？都是辅佐培养不得其道，而位势使之如此。伏惟皇帝陛下天资粹美，德性仁厚爱，必为有宋之令主，只是遗憾辅佐培养之道有未至罢了。臣供职以来，六次侍讲筵，只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者站在案旁，解释数行便退下。如此虽经年累月，所益几何，与周公辅佐成王之道不同了。有人认为主上正年幼，暂且应当如此，这是不知根本的议论。古人生子，能食能言便教之，《大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

译也，知道思虑还没有确定的主张，就应当把格言至理，每天陈列在面前，即使不能明白知晓，也应当受到熏陶浸染，使充满耳闻、充实腹中，时间久了自然安于习以为常，如同本来就有的一样，即使有其他言论来迷惑他，也不能侵入。如果做事不预先准备，等到稍微长大，偏好的思虑在内心产生，众人的言论和巧辩的口才在外部销熔，想要他纯粹完美，是不可能得到的。所以所急迫的是先入为主，哪有太早的呢？又认为皇上天赋资质极其美好，自然没有违背道理，不需要过分忧虑，这尤其不是极正确的言论。圣人没有比舜更圣明的，而禹、皋陶不曾没有规劝告诫，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好轻慢游乐、做出傲慢暴虐的行为。”况且舜不做轻慢游乐、傲慢暴虐的事，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不知道吗？大概是因为处在崇高的地位，警戒的道理，不得不像这样啊。况且人心哪里有恒常不变的呢！凭着唐太宗的英明睿智，亲身经历艰难，尽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大了，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坏了他的层楼、广殿，不到六七年的时间，又想修建干阳殿，这是人心果真可以恒常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在清明昌盛的时候，也不废弃规劝告诫，他们的考虑难道不深远吗！何况年幼的君主，防止邪恶、纠正违背的道理，可以稍微懈怠吗？自从四月末的时候，因为暑热停止讲学，直到中秋，大概超过三个月。古人想要早晚承受辅佐，出入起居，到现在三个月，一次也没有见到儒臣，为什么与古人的心意如此不同呢？现在士大夫家的子弟，也不肯经过长时间几个月不亲近儒士，初秋渐渐凉爽，请求在内殿或后苑清凉的地方，召见当天的讲官，让他们说道义，纵然没有深厚的益处，也使天下知道太皇太后的用意如此。又一个人单独应对，与众人见面不同，自然情意容易沟通，不用三五次，就应当习以为常。如果不这样，逐渐导致听任其自然发展，这是辅佐道德的官员都不出力，那将怎么使用他们呢？将来休假结束后，暂且请求依旧轮流值班，所珍贵的是常能有一人单独应对。

译培养君主的方法，本来自有其准则；与良师益友交往的益处，最为深切重要。所以周公辅佐周成王，让伯禽与他相处，圣人的作为，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宋真宗让蔡伯希侍奉仁宗，是效法古人的做法。臣下想挑选臣僚家中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子弟，品性端正谨慎、聪明颖悟的三人，侍奉在皇上左右。皇上所读的书，也让他们一起读，天亮时就入宫，天黑后罢休回家，常让两人入宫侍奉，一人轮休。每人挑选有年资的宫女、内臣两人，跟随照料，不得暂时离开，平常的情话笑语，也不禁止，只须言语必定端正，举动必定庄重。仍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呈报所学习的功课，讲官经常加以教导劝勉，使他们严肃敬畏。年纪刚到十三岁，就让他们离开。在岁月之间，他们自然会感到益处。

历来宰相十天去一次经筵，也只是默坐而已，又隔日讲读，则有一名史官站立侍奉，史官的职责，是记录言行，用于处理政务的时候是可以的，经筵讲习的地方，是休闲之处，皇上刚开始问学，应当心境平和、身体舒展，才能喜悦。现在前面有大臣，动辄担心有失误，旁边站着史官，话一出口就记录，让皇上想要舒展志向，能做到吗？想要发表言论，敢吗？这严重妨碍问学，不得不改变。请求特别下达命令，宰相一个月两次与文彦博一同赴经筵，遇到宰相赴经筵的日子，就请求在崇政殿讲说，因此让史官入侍。崇政殿说书的职位，设置已久，是讲说的地方。汉、唐任命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这是旧例。迩英殿狭窄，讲读官、内臣近三十人在里面，四月间尚不太热，而讲官已流汗，何况皇上身体嫩弱，岂能方便？春夏之际，人气蒸腾，深可忧虑。祖宗之时，偶然在此，执为典故，毫无道理。请求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后柱垂帘，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当政事稀少，圣体康健，时常到帘前观看讲官进说，不仅省察皇上进步，对陛下圣德未必无补。加上讲官辅导之间，事情不少，有应当奏报的，便能上达天听，也不劳烦圣躬限定日期，只要旬月之间，心意合适就可以去一次。

现在讲读官共五人，四人都兼任要职，只有臣下不担任别官，最近被差遣修撰国子监太学条制，这也是兼任，（五月十二日差遣修撰学制。）竟然没有一人专职辅导。执政的意思可见了，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想让他们空闲罢了。又认为虽然兼任他职，不妨碍讲读，这尤其是不思虑的极致。不敢谈论告君之道，只以告众人来说，告诉别人，不积累诚意就不能感动人，所以圣人用蒲卢比喻政治，说是以诚意感化。现在钟，愤怒地敲击它就威武，悲伤地敲击它就哀伤，诚意感动人。告诉别人也是这样。古人所以斋戒而告君，是什么意思呢？臣下前后两次得以进讲，未曾敢不提前斋戒，深思存诚，希望感动皇上之心。如果让忙于职事，思绪纷乱，等到到皇上面前，然后修饰辞令，徒以口舌感人，不也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知学者不能明白。道衰学废，世俗何曾听过这个，即使听过，必定认为是迂腐荒诞。陛下高识远见，应当蒙受鉴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设置二三臣专职辅导，极非过分。现在诸臣所兼都是要官，如果未能立即罢免，且请求免除臣下修撰国子监条制的职务，使臣下日夜精思竭诚，专门辅助辅导，不仅事理当然，而且使天下知道朝廷认为是重事，不是闲事。

陛下提拔臣下于草野之中，大概是因为臣下读圣人书，闻圣人道，臣下敢不以其学上报圣明。私下认为圣人之学不传久矣，臣下幸得之于遗经，不自量力，以身任道。天下骇笑者虽多，但近年从者方众，正将区区驾其说以示学者，希望传于后。不虞天幸之至，得以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得以圣人之学中沃圣聪，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难道只是臣下的幸运吗！如果陛下不以臣下之言为信，何不赐问，臣下当陈圣学之端绪，发至道之渊深，陛下圣鉴高明，必蒙照纳。如果妄伪，愿从诛殛。（颐明年三月再次上疏，说“去年六月中尝有奏陈”，今即附六月末。）

奉议郎刘谊权发遣韶州。（三月十八孙升乞复谊职，今乃除州，这据苏轼集并张莘所编刘江西万言附见。责宫祠在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译“字”原本脱漏，依据阁本补入。

【六】第二项是卖茶给历抑配以及官卖未常。“未常”，阁本作“末茶”，推测是正确的。

译【七】等到煎瞻水停止，只使用九井的正水。“瞻”，阁本作“胆”。

【八】其余的人渡过黄河，在定胡寨就地取食。“余”原作“那”，根据阁本改正。

【九】或者不花钱招募人来充任差役。《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三《申明役法札子》中，“用”字下有“钱”字，对于文义来说更为妥当。

【一〇】臣请求，虽然说是如今衙前陪备的人数少于往日。“备”原作“补”，根据上述书籍改正。

【一一】并不是说只征收一百石就让他们协助服役。“令”原作“合”，根据上述书籍及阁本改正。

【一二】以及所征收的课利难以知道实际数目。“知”原作“如”，根据《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三《申役法札子》改正。

【一三】只能根据各路州县申报上来的利弊情况，详细考察其可行与否。“详”原作“许”，根据上述书籍及文义改正。

【一四】请求也像臣所请求的那样。“亦”字原本脱漏，根据上述书籍及阁本补入。

【一五】所谓计算利弊大小的人。“谓”原作“以”，根据阁本改正。

【一六】搜求并举荐隐居的人才。“扬”原作“剔”，根据阁本、活字本及《宋文鉴》卷五十八程颐《上太皇太后书》改正。

【一七】只有子思。“惟”原作“为”，根据上面引用的《宋文鉴》改正。

【一八】敢有不竭尽的。“尽”字下面原本多了一个“言”字，根据上述书籍及文义删去。

【一九】认为圣人的言论是必定可以实行的。按，上述书籍作“认为圣人的言论是必定可以相信的，认为圣人的道是必定可以实行的”。

【二〇】那么有文才的宫人可以担任劝讲之职。原本作“那么能言善辩的文人可以担任劝讲之职”，根据下文“知书内侍”与“能文宫人”为对仗文句，如今根据上述书籍改正。

【二一】心思还没有所依托。“知”原作“心”，根据上述书籍及阁本、《宋史全文》卷十三上改正。

【二二】直到中秋节。“以”，《宋文鉴》卷五十八程颐《上太皇后书》作“比”，按此时为六月，应当以“比”字为确切。

【二三】所阅读的书籍。上述书籍中“所”字上面有“上”字，对于文义来说更为安稳。

【二四】不积累其诚意就不能感动人。“不能感人也”，上述书籍作“不能感动并进入人心”。

【二五】高远的见识和远见。“识”原作“议”，根据上述书籍改正。

【二六】而近年来跟随的人正多。上述书籍中“方”作“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八十二

卷三百八十二

起止时间：从哲宗元佑元年七月丙辰开始，到本月甲戌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二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

全文

秋七月丙辰初一，尚书省上言：“旧制：中央和地方的学官都通过考试补任。近来诏令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官员、御史台官员、国子司业各举荐两名，应当废除考试之法。”在此之前，王岩叟上言：“我认为，磨砺名声和品行，以等待被世所用，是士人自我处身的方式；培养士人的节操以成就其美德，从而教化天下的风俗，是朝廷对待士人的方式。臣私下看到，从内部的太学到外部的各郡学官制度，都命令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四方的士人，为进呈试卷而奔波忙碌，为应试文章而琐碎操劳，不畏惧路途遥远、滞留时间长久，这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是被俸禄仕途所逼迫，有不得已罢了。这非常不利于尊重师道，推崇儒风，爱惜士人的节操。《礼记》说：‘道受尊重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孟子说：‘人的祸患，在于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如今立法如此，让每个人都自己寻求当老师，想要天下的百姓知道敬重学习，恐怕做不到。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命令废除这种制度，一律采用应诏被举荐的士人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学官，以重视教导人选，为天下人树立榜样。”贴黄称：“如果蒙受特别恩赐，废除考试改用举荐，请求每年命令近臣以及各路监司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朝廷考察选用他们。那武学的学官，也请求依照此例废除考试改用举荐。”于是听从了王岩叟的话。（旧录说，当时法律无论大小全部废除。新录辩解说：在此之前诏令举荐学官，如今所举荐的人才众多，自然不需要另外进行选拔考试。却说‘法律无论大小全部废除’，是不对的。现在删去。按废除学官考试，实际上是听从王岩叟的建议，新录似乎考察得不详细。）

丁巳，下诏在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设置检正官一名。

中书舍人苏轼上言：“臣先前曾上奏论述衙前这一差役，只应当招募，不应当固定差派。执政大臣不以为然，臣于是上奏请求罢免臣详定役法的职务。奉圣旨不允许。经过一个多月，先前所上奏论述的，都没有得到施行。而臣愚钝，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近来又私下看到吏部尚书孙永上奏，驳斥臣所论述的。大概是臣愚昧无知，上面与执政大臣意见不同，下面与本局意见相异，如果不罢免臣的职务，那么执政大臣想要制定的法律，就没有理由能够成功。况且如今季度期限已满，各路制定法律的文书，陆续到达本局，全靠通晓事理、协同合作的人，共同努力裁定。如果臣违背常理、意见相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