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

译出游。每次见到蔡抗，都穿戴整齐，礼节周全，情义兼具师友之谊。等到亲自处理朝政，立即询问蔡抗在哪里。蔡抗当时正负责广东的漕运事务，皇帝急忙召他入京，任命他担任都理欠凭由司判官。蔡抗还没到，皇上每次见到奉命从南方来的使者，就询问蔡抗的情况。等到蔡抗来对答，皇上留他谈话直到天色很晚，说：“你是朕的老朋友，朕对你的期望很深，不要以寻常礼节来自我疏远。”过了几个月，于是有了这道任命。蔡抗担任凭由司判官，是去年八月的事。

译翰林学士、代理开封府知府冯京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以取代陈旭。在此之前，韩琦曾上言说：“庆历年间，臣曾与范仲淹一同向朝廷献上防御边境的四条策略，还没来得及施行，元昊就请求议和。如今谅祚是个狂妄的少年，本来就不是元昊能比的，竟敢如此轻举妄动，势必会背弃盟约。希望将我当时所上的四条策略，交给中书省和枢密院共同商议，挑选可以实行的交给边防主帅。”等到朝廷任命冯京出使陕西时，韩琦又上言说：“本朝何亮、刘平各自陈述过西夏事务，何亮认为灵武不可放弃，如果放弃，西夏人必定会吞并各部落，成为后患，当时朝廷没有采纳，如今全都应验了。刘平所陈述的虽然与那四条策略稍有不同，但大体上认为获得西夏人的山地、土地和部族是非常有利的。希望将何亮、刘平的两份奏章一并交给冯京，让他与四路边防主帅共同参议。”然而冯京所商议的策略，最终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是根据韩琦家传记载的。

戊辰日，皇帝下诏说：“我观察汉宣帝的治理，注重考核名实相符，而从事政事、文学、法理的人才，都精通自己的才能，继承皇统的功业因此兴盛。我承蒙先帝留下的基业，担心德行不够光明，未能洞察治理的道理，于是早起思考，希望与公卿大夫们振奋精神进行治理。然而天下太平的日子太久，内外官员因循守旧，怠慢职守的人很多，没有听说有谁推行利益惠及百姓、尽心忧虑国家的人。他们只是累积岁月以侥幸晋升，又沽名钓誉以谋求私利，那些可以说得过去的也不过是致力于文书簿册和期限会议之间，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如果奸邪沉默、苟且简略的人不受到惩罚，那么端正善良、敏捷有为的人就无法得到鼓励，我秉持赏罚的大公之道，本来就一定要施行。《诗经》不也说吗：‘早晚都不懈怠，以侍奉君主。’各位官员应当改变心思，勤勉不懈，各自修好本职工作，以符合我的心意。”

辛未日，东上合门使、嘉州团练使刘几担任鄜州知州。刘几起初代理泾原副都总管，与陈述古发生诉讼，被罢免后，接替刘几的人便揭发刘几滥用公使钱，朝廷下诏让刘几前往永兴军接受审讯。御史中丞贾黯上言说：“国家任用将帅，应当要求他们抵御边境、保卫国家的成效，细小的过失都应当忽略不计，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效死之力。太祖时，天下尚未平定，任用李汉超等十四人，分别保卫三边，都十多年不更换。将各州的征税利润都给他们，还允许他们进行贸易，免除所经过地方的征税。军事无论大小，都允许他们随机应变。因此李汉超等人能够成就功名，而二十年间没有西北的忧患。庆历年间，陕西用兵，颇失此道，边防官员使用公使钱稍有超过，就被法吏用深奥苛刻的法律条文来绳束，如尹洙、张亢、滕宗谅就是这样。如今西夏叛乱骚扰，陛下正应当用恩威来驾驭诸将，所应思考的是太祖得人的方法，而惩戒近事失体的做法。像刘几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大过，希望赦免而不追究。”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所以有了这道任命。这是根据《宝训·边寄篇》记载的。

丙子日，代理御史中丞贾黯上奏说：“近日皇子受封拜官，都授予检校太傅，臣查阅官仪，自后魏以来，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本朝沿袭这一制度。《六典》说：‘三师是训导的官员。’大概是天子所师法的人，如今皇子以师傅的名义做官，在道义上不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概是前世因循旧制，失于纠正。臣愚以为从今以后，皇子及宗室中地位较低的授官，都不可以带有师傅的名义，随着他们的升迁，改授三公。”交给两制官员商议，请求按照贾黯的奏章办理。而中书省也说：“自唐朝以来，亲王没有兼任师傅的，本朝因为三师、三公都是虚名，所以沿袭授予，应当纠正这个错误。”皇帝下诏同意。并且命令已经受命的人，日后加恩时改授。

甲申日，任命宰相韩琦、曾公亮代理兼任枢密院公事，因为富弼在家休假。富弼自从去年冬天因脚病卧病在家，到现在，上奏二十多次，请求补任外郡，最终没有被允许。

丙戌日，下诏说：少卿、监愿意担任两赤县知县以及监管在京二十七处库务的，听任他们。

枢密院编撰机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册进呈，赏赐办事人员有差别。嘉佑六年八月初开始编撰，六年十一月完成一千一百六十二册，如今不到三年，又编成九百八十一册，应当考察它们的同异。《会要》以九百八十一册为二年五月的事，现在依从它，《实录》认为是元年九月的事，恐怕是错误的。

京师各官府所执行的兵民、官吏、财用，都没有总数，中书省一旦有公文往来，就让下属官府考核汇总。参知政事欧阳修利用闲暇时间，将中书省应当知道的所有事情，汇集为总目，皇帝有所询问，宰相用总目回答。欧阳修常常在家奉祠，皇帝派遣内侍到中书省合取来阅览。这是根据欧阳修本传摘取出来的，附在枢密院编撰机要文字之后。

六月辛卯日，江东转运判官、屯田员外郎范纯仁担任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代理发遣盐铁判官吕大防担任监察御史里行。近来的制度，御史有缺额，就命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知杂事轮流推举两人，由皇帝从中选择一人担任。到这时，缺两个职位，推举的人还没有上报，内廷直接发出范纯仁、吕大防的名字任命他们。吕大防是蓝田人。枢密使张□上奏说：“臣的儿子娶了范纯仁的妹妹，应当回避。”皇帝不允许。

吕大防首先上言纲纪赏罚方面不能使四方满意的有五件事：进用大臣而权力不归皇上

译大臣年老体衰却不及时允许他们退休；夷狄骄横傲慢，边境祸患已经萌发，却不挑选将帅，不了解敌情；议论朝政的臣子补益朝廷的缺失，而大臣们却阻挠他们；边境左右的大臣中有办事失败却受到奖赏、履行职责却获罪的。又论述说：“富弼脚有病，请求解除机要政务，奏章上了几十次，甚至以牛马自比也不被采纳；张方平年纪将近八十，体力已经耗尽，哀求退休也不被听从；吕公著遭遇三年丧期，召见他的儿子并呼喊他两次，派遣使者召见他又两次；程戡推辞年老，不能胜任边境重任，担心死在塞上，请求免除职务以便带着棺材回家也不被允许；我认为这是过分了。富弼是贤臣，现在让他到外地休息，那么在他不生病的日子里报答陛下就深了。吕公著是有才干的臣子，让他服完三年丧期，得以对亲人尽孝，那么丧期结束之日，必定能向陛下尽忠了。张方平、程戡既然已经年老，又都哀求请求离去，陛下想要尽到君臣的情分，就都给他们清闲的事务，让他们安度晚年。这样，那么朝廷内外的群臣都知道陛下优待大臣，进退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虚饰，刻意做作，使得这四人的诚心不能直接表达呢？”这是根据行状记载，比《大防传》稍微详细，需要另外删减润色。

译知杂事吕诲上言：“臣曾听说汉孝武帝刚即位时，田蚡担任丞相，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起家就升到二千石的高官，权势转移到了君主身上。皇帝于是说：‘你任命官吏都完了吗？我也想任命官吏。’如果不是英明睿智的君主能够洞察事理，那么威福的大权几乎就要被田氏独揽了。现在看到陛下刚开始任命这两个人，确实有深意啊。臣先前所陈述的，让朝廷内外两省的官员每年各自举荐有才能的人，登记在宫中，需要任用时就由陛下亲自选择，避免临时举荐，这样可以杜绝请托求取的道路。这是至为公正的法度，希望陛下长久地实行它，被任用的人没有不感激皇恩的，必定会尽忠守节来图谋报效。自古以来兴王之道，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希望圣明的陛下考虑到执掌权柄的重要性，谨慎开始并能坚持到底，天下人非常幸运。”

癸巳日，群臣上表请求允许奏乐，皇帝没有答应，从此五次上表，才答应。

起初，绛州团练使杨遂担任新城巡检时，扑救濮王宫火灾，皇帝记住了他的面貌。这时，侍卫司缺少统帅，皇帝首先提出杨遂的名字，提拔他为登州团练使、步军都虞候。

己亥日，下诏从今以后，三司长期担任判官的人，不得另外举荐其他职务。

壬寅日，提举在京诸司库务王珪等人上奏：都官郎中许遵编修了提举司和三司的类例一百三十册。下诏实行，以《在京诸司库务条式》为名。许遵是泗州人。

己酉日，庄宅使张利一担任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边安抚使，接替皇城使、嘉州刺史李中佑。任命李中佑代理定州路总管。张利一的传记在绍圣二年。

司马光上言：“臣听说英明的君主在事情开始时谋划，在祸患细微时考虑，因此用力不劳，而收效很大。私下看到国家抵御敌人的方法，似乎没有完全适宜。在安定顺从的时候，就喜欢与他们计较末节，争竞细微的事情；等到他们桀骜暴横之后，却又姑息迁就，不能诛讨。这使得敌人更加轻视中国，都厌恶柔顺服从而乐于背叛。近来西戎的祸患产生于高宜，北边的嫌隙起于赵滋，而朝廷至今终究没有醒悟，仍然认为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对的，而把循理守分的人认为是错的。因此边疆的武臣，都锐意制造事端，有的以开拓荒弃之地十数里为功劳，有的以杀掠老弱的敌人三五人为勇敢，朝廷就称赞他们的才能，迅速提拔任用。不久敌人心中愤恨，就来报复，屠杀熟户，抢劫边民，所丧失的动不动以千计。而朝廷只知道惊骇，增兵聚粮，导致寇患的人既不追究，守边的臣子也没有谴责。像这样却希望远方宾服，边境没有忧患，这就像添柴扇火，却要求水不沸腾一样。臣愚昧地认为真宗皇帝亲自与契丹结为兄弟，仁宗皇帝赦免赵元昊背叛的罪过，册封为国主，每年损失百万财物，分送给两个敌人，难道是乐于这样做吗？实在是因为委屈自己的羞愧小，爱护百姓的仁德大啊。现在陛下继承已经成就的基业，守护已经安定的基础，而执政的臣子多次怀着争桑的忿怒之心，不考虑灌瓜的大计，使得边疆的祸患纷纷不息，臣私下为陛下惋惜。”

“近来听说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以及在白沟以南砍伐柳苗，这是边疆的小事，哪里值得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佑不能禁止防御为不才，另外选派州将代替他。臣担心新将领到来，必定以李中佑为戒，而以赵滋为榜样，妄杀敌人，那么战斗的开端，往来无穷了。况且现在民力凋敝，仓库空虚，将帅缺乏人才，士兵不训练。夏国已经有愤怨，屡次来侵犯，祸根已经形成，如果再加上与契丹失欢，臣担心国力不容易支撑。希望陛下严令告诫北边将吏，如果契丹不遵循常例，小小侵犯，如渔船、柳苗之类，只可以用文书敕令晓谕，讲明道理，让他们的官府自行禁止约束，不可以用弓箭刀刃相加。如果再三晓谕不听，就上报朝廷，即使专门派遣使臣到他们的王廷，与他们辩论曲直，也没有伤害。如果还不听，那么不如广泛寻求贤才，增修政事，等待公私富足，士马精强，然后奉命讨伐他们，可以驱赶穹庐于漠北，恢复汉、唐的疆土，这与争捕鱼砍柳的胜负，不也相差很远吗！”

试校书郎孙侔、试将作监主薄常秩、前亳州卫真县主薄王回，都担任忠武军节度使推官；孙侔知来安县，常秩知长社县，王回知南顿县。孙侔等人都以文行知名，被知制诰沈遘、王陶等人推荐，命令下达而王回去世，孙侔、常秩都推辞不去赴任。

王回，侯官人，是王平的儿子。行为敦厚孝顺友爱，质朴正直公平宽恕，仓促之间必定考察孔子、孟子的行为，而不做小廉曲谨来求取名誉于世，他的学问所得，自汉代以来列于儒林的很少能比得上。曾经考中进士，担任卫真主薄，对事情有所不合，称病自己免职，退居颍州，很久不肯做官，在朝廷中很多人推荐他，所以任命他为县令，恰逢去世。弟弟王向、王冏也以文学知名，善于叙述事情，都早逝，做官只到县主薄，他们的母亲是曾公亮的姐姐。

甲寅日，刑部郎中张师颜共同提举在京

译诸司库务。起初，两浙转运使韩缜上奏说：“景德年间，朝廷设立提举诸司库务一职，由朝臣以及诸司使、副使各两人共同掌管。近年来，这个机构常由显赫的官员担任，文臣中地位清贵显要的本来就不适合从事奔走劳碌的事务，武臣和内侍大多职位已经很高，即使想要亲自处理，身份体统上也不方便。希望遵循景德初年设立时的本意，以及当时所制定的规章条例，使制度恢复旧貌，那么各项事务就能全部办好。”皇帝下诏增加一名应当在职的朝臣，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译起初，商议尊崇濮安懿王的礼仪典制时，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不敢率先发言，只有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自奋笔立议。议定之后，王珪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定案。他的议文说：“臣等恭敬地查考《仪礼·丧服》篇：‘为人后者，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呢？承受重大责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来服丧。’‘为所后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以及儿子’。所谓‘儿子’，都如同亲生儿子一样。又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一年，传文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因为不能对两方都服斩衰之丧。承受大宗重任的人，要降低对小宗的服丧等级。’又说‘为人后者为其兄弟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大功之丧呢？因为为人后者要降低对兄弟的服丧等级。’由此看来，为人后者就是作为别人的儿子，不敢再顾及私亲，圣人制定礼仪，尊崇没有两个至上者，如果对那边分施了恭敬爱心，就不能在这边专一，就是这个缘故。因此，自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承大统的，有的推尊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的人非议，被后世讥笑，臣等不敢引为圣朝的法度。况且前代入继大统的人，大多是在先帝驾崩之后，拥立之策或者出自母后，或者出自臣下。不像仁宗皇帝年富力强，深思宗庙的重任，恭敬地秉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的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授予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承皇位，光耀天下。濮安懿王虽然对陛下有天性之亲、养育之恩，然而陛下之所以能够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功德。臣等愚昧浅陋，不通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尊崇濮安懿王的礼仪典制，应当参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给予高官大国，极尽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在适宜恰当。”

议文呈上后，中书省上奏说：“王珪等人的议文中没有详细审定濮王应当称为什么亲属，是否称名。”王珪等人议道：“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如同楚王、泾王的旧例。”有的议论者想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说：“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不可以加在濮王身上。”这个月己酉日，中书省又上奏说：“查考《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一年’。又查考令文与《五服年月敕》都说道：‘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齐衰一年，即出继之子对于所继、所生父母都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帝都称其父为皇考。现在王珪等人议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明确的依据，请求下达尚书省，集合三省、御史台官员商议上奏。”皇帝下诏听从。执政大臣以为朝中士大夫一定有迎合的人，然而台谏官员都赞同王珪等人，议论纷纷，尚未呈上。太后听说后，辛亥日，在内廷亲手书写诏书严厉责备韩琦等人不应当议论称皇考，而韩琦等人上奏太后，说王珪等人议称皇伯是没有根据的，并且想要延缓此事，等待太后怒气消解。

甲寅日，下诏说：“听说集议议论不一，应当暂时停止议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故，务必符合礼经后上报。”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壬午日才停止议论，这只是暂时停止罢了。

翰林学士范镇当时判太常寺，立即率领礼官上言说：“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子，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父，那么他们的父亲或许可以称皇考，然而议论者仍然有人非议，说他们以小宗而合并大宗的统绪。现在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又以濮安懿王为父，那么其过失就不只是汉宣帝、光武帝可比了。凡是称帝、称皇、称皇考，建立寝庙，论定昭穆，都不是正确的。”于是详细列举《仪礼》以及汉代儒者的议论、魏明帝的诏书共五篇，上奏朝廷，执政大臣得到奏章，发怒，召范镇责问说：“诏书说应当命令检阅详考，为什么急忙列举上奏呢？”范镇说：“有关部门得到诏书不敢稽留，立即上报，是他们的职责，为什么反而认为是罪过呢？”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自上奏，请求早日听从王珪等人的议论。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说：“朝廷既然知道议论不一，应当辨明是非，综合众人的意见，明确所应遵从的，怎么可以事情尚未确定，就急忙停止集议，交还给有关部门？诏命反复无常，不是向天下显示至公的方式，臣冒昧地遵循愚见，敢以上闻。臣恭敬地查考《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大概是为大宗服斩衰，回为小宗服期年，不对两方都服斩衰，在那边明确而在这边判定，这是明白的。又查考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对于所生、所继都称父母。称父母是为了区别其本生在后，在属籍中应当进行除附，这令文的用意是明确的。如汉宣帝、光武帝都称父为皇考，这两位皇帝上承本宗，都不是旁支入继，与现在的事体大致不相类似。根据王珪等人的议论，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其亲属关系是兄长，对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称名，于礼是得当的。以及引用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的例子，都是本朝的典礼，怎么能说没有依据。臣私下推究敕书的用意，只是想要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庙同称，如果是这样，那么尊位就有两个至上者，”

译服丧制度中有两种斩衰之礼，礼制与律法的规定，彼此相互矛盾。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从藩邸崛起，入继皇位大统，南面称尊临朝，这都是先帝的恩德。刚刚结束祥禫之祭，尚来不及拜谒宗庙，就突然有了这样的议论，士大夫们都不以为然。正值陛下亲身勤劳地尽孝养之道，向上侍奉慈母，顺承母意尚且担心做得不够，何况还要顾及私恩，区分亲疏，而忘记大义呢？假使有关部门徇私情而斟酌礼制，将安懿皇后定为考（父亲），仙游县君定为妣（母亲），向朝廷内外昭示，能让人心安吗？臣私下认为，这件事并非出于陛下的本心，一定是奸佞之臣提出建议，苟且取悦圣意，两三位辅政大臣不能为陛下陈述正确的言论，反而又开启嫌隙，违背礼义，惑乱人心，忘记了先帝的眷顾倚重，使陛下陷入不义之地，这能算是忠诚吗？臣恳切希望陛下开阔圣明的思虑，精心勤勉地以孝道治理天下，不做无益之事以损害至公。既然已经罢免了三省的集议，应当另外颁布诏旨，以王珪等人的议定为准，将前后所献的不同意见全部下发到外朝，辨明是非，明确其有罪，置于法律制裁之下。这样可以消除众人的疑虑，杜绝邪说。不然，凭什么表明陛下的无私，剖解朝廷内外的深深困惑？流传到后世，所造成的损害不可谓不严重。

译又说：“陛下天赋英明睿智，学问贯通古今，经书义理清晰明白，不应有所疑惑。礼制中所说的大宗，是汇聚宗族的意思，陛下继承大宗而拥有天下，道义上的重大恩德不可掩盖，怎么可以再顾及小宗呢？臣子并非不想让陛下尊崇显耀您的生身父母，褒扬推崇封爵，给予极美的称号，只是不能超过礼制的规定。况且至孝的道理，不必顺从自己的私意、偏私亲人，只要真诚就可以了。在陛下的内心难道不是这样思考的吗？只是被奸邪谄媚之人进献邪说，惑乱人情。陛下何必吝惜一道诏书，推示诚信，将‘皇伯’的称呼定为定论，追正封爵，以符合礼制，那么朝廷内外的心就会豁然消除疑虑。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议论纷纷，有损圣明，不仅会留下万世的讥笑，恐怕还会被四方夷狄轻视。”

又说：“陛下即位以来，能够谨慎治理政事，继承遗志，叙述先帝事迹，孝道诚意已经至极。只有濮安懿王这一件事，不符合礼制，未能顺应人心，非常为陛下惋惜。这件事由中书省发起请求，两禁官员及礼官集议、台谏官员的奏疏，都没有得到施行。虽然有权力罢免的指挥，终究没有彻底断绝，议论纷纷，朝廷内外更加疑惑。宰相先前请求这样，必然难以再有陈述，人们的议论不停，确实有损于圣躬。解除天下疑虑的方法，莫过于发出英明的决断，特别由皇帝亲手写诏书从中下发，追封濮安懿王为大国的王，各位夫人的礼制与之相称。仍然在郊祀典礼之前办理完毕，安抚人心，在体制上是顺应的。”奏章都被留在宫中不予施行。韩琦前面的奏章在六月二十九日丁卯日上奏，后面两篇奏章不知道具体时间，现在一并附在六月末。

司马光又说：圣人做事，与大众意愿相同，所以能够向下协调人心，向上顺应天意。《洪范》说：“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意见。”大概国家有大疑惑，就决定于大众，从上古以来就是这样。我见先前诏令群臣议论濮安懿王应该实行的礼制，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该参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先例，两次会议，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之所以这样，大概是想用礼制奉侍濮王，用道义辅佐陛下。而政府的意思，唯独想尊崇濮王为皇考，巧饰言辞，误惑圣听，不顾先王的大典，蔑弃天下的公议，使得宗室疏远的亲属都已经受封赠，而崇奉濮王的礼制至今唯独没有施行，这是大众愤懑，而不感到满意的原因。恐怕陛下未能知道两种意见的是非，臣再请为陛下分别说明。

政府说：《仪礼》、法令条文、五服年月敕都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其父母服丧，即过继的儿子对于生身父母都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针对事情设立条文，让人明白理解，现在要说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其父母服丧的丧服，如果不称之为父母，不知道如何设立条文，这是政府欺骗天下的人，认为他们都不懂文理。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臣查考宣帝继承昭帝之后，以孙子继承祖父，所以尊崇他的父亲为皇考，而不敢尊崇他的祖父为皇祖，是因为他与昭帝昭穆相同的原因。光武帝起于布衣，诛杀王莽，亲身冒着箭石得到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创业。虽然自立七庙，尚且不算过分，何况只称皇考，他的谦让减损很厉害。现在陛下亲自作为仁宗的儿子来继承大业，传曰：“国家没有两个君主，家庭没有两个至尊。”如果再尊崇濮王为皇考，那么把仁宗置于何地呢？政府先前以两位皇帝不加上尊号于他们的祖父，作为法则是可以的，如果说皇考的名称也可以施用于今天，那么事情恐怕不相等。假使仁宗还在位，濮王也安好，在那时，任命陛下为皇子，那么不知道称濮王为父还是为伯？如果先帝在世就称伯，去世就称父，臣料想陛下一定不会这样做。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皇伯，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现在满朝大臣，除非怀着奸佞之心想要附和政府误惑陛下的人，都知道濮王称皇考是不可以的，那么大众意愿想要什么也可以知道了。陛下何不试着考察群臣的情意，群臣谁不知道濮王对于陛下是天然的至亲，如果迎合旨意，不顾礼义，过分尊崇，岂不是对自身有利而没有祸患吗？所以坚持这个意见的人，只是不想让陛下失去四海之心，承受万世的讥笑罢了。由此看来，群臣的忠奸邪正很容易看出来了。希望陛下向上考察古典，向下顺应大众意愿，用礼制崇奉濮安懿王如王珪等人所议，这也是调和天人的一件事。

秋七月壬戌，下诏在冬至日于南郊举行祭祀。

枢密使、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多次上章因病请求罢免，达到二十多次。皇上坚决想要挽留他，不行，癸亥日，罢免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主持河阳事务。查《宋史》称主持扬州事务、进封郑国公，也是在这个时候。

起初，任命仆射及使相，富弼八次上章请求以原官职出任地方长官，并且说：“仆射是正二品官，作为百官之长，使相者文武中都是第一等俸禄，臣因病退职，反而有这样的任命，坚决不敢接受。真宗以前珍惜这些官职俸禄，不曾轻易任命。仁宗年幼即位，不曾详细检查祖宗先例，加上当时执政者徇私，也想为自己留地步，于是开了这个先例。终仁宗一朝，罢免宰相罢免枢密使的人，

译（这些人）都被任命为使相，其中最为不合适的有几个人，都因为不称职以及过错罪恶显露，台谏官互相弹劾，本来应当获罪被罢免削职，然而也都任命为使相，统领重要藩镇，人情非常不以为然。臣当时正在中书省，因为仁宗在傍晚召见学士，第二天宣布诏命，没有机会进言劝谏。陛下即位以来，未曾任命过（此类不当的）人，可以从今往后，一一谨慎爱惜（爵禄）。如果这类爵禄泛泛之人容易得到，倘若另有大贤才，或有立功立事之人，陛下又拿什么爵禄来表彰奖赏他们呢？使相以上，只有三师、三公，他们的品级虽然崇高，但俸禄却很少，与使相相比完全不相等。希望制定法令从臣开始。”（仁宗）没有听从。韩琦只请求罢免使相或仆射中的一个官职，诏书允许罢免仆射并改革制度。

译吕公弼即将启程，又进言说：“臣性愚钝耿直，生平未曾敢做丝毫过错恶事，侍奉先帝时尽忠尽诚，也曾当面驳斥同僚。先帝虽然知道臣一心为国，不避人怨怒，然而同僚们非常不喜欢臣。那些不喜欢臣的人，便指使门下爪牙之徒编造是非，在先帝面前诋毁臣，如今陛下身边的侍从臣僚中，也有不少诽谤臣的人。臣侍奉陛下如同侍奉先帝，尽心竭力毫无隐瞒，只遵循正道而行，陛下已完全看清臣的内心与外表，常蒙陛下保全。臣现在刚刚离开陛下身边，仰赖圣明的智慧，断无什么可担忧的，只是谗言诽谤恐怕还难免，万一有这种情况，只乞求圣慈考察那些诽谤之语的道理如何，如果臣确实没有违背正道常理之处，就希望陛下始终庇护，使臣得以保全性命。假如臣因为近来所患的疾病，就此死灭，也须在九泉之下暗中有所报答。臣在感激眷恋之余，更竭尽此心，恳请圣明俯赐怜悯察照。”

宁海留后李端愿任武康节度使、知相州。皇上尚未亲政，李端愿请求面见，说：“陛下应当亲自掌握大权，以凝聚人心，不应退让推托，失去天下的期望。”又上书陈述恳切，太后撤帘听政后，李端愿称眼睛有病，请求辞官，于是任命他持节出镇。

乙丑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的韩琦任南郊大礼使，翰林学士、谏议大夫王珪任礼仪使，给事中、权御史中丞贾黯任卤簿使，翰林学士、给事中范镇任仪仗使，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暂知开封府的韩绛任桥道顿递使。随后贾黯进言：“旧例，应当由御史中丞统领仪仗，天圣二年任用御史中丞薛奎统领卤簿，而翰林学士晏殊统领仪仗，大概是错误的。”于是下诏让贾黯与范镇互换使职名称。

丙寅日，下诏说：“事情有先后，所以制度有隆重与简略，礼仪有重轻，所以用度有丰裕与节俭。凡是郊庙祭祀用来供奉天地祖宗的，应当依照旧例，至于车马服饰等费用，务必减省。德宁公主出嫁，其嫁妆减康国长公主的三分之一。”

丙子日，放出宫女一百八十人。

戊寅日，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贾昌去世，皇上亲临其宅祭奠，停止上朝两天。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元。皇上亲笔书写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贾昌朝在侍从时是名臣，等到执政后，不被善人所赞许，有人认为是他结交宫女宦官，多次被谏官、御史弹劾。张方平挽留唐询，唐询诬陷吕公弼，世人皆认为是贾昌朝指使的。

辛卯日，群臣上尊号曰体干膺历文武睿孝，下诏答复不允。

庚辰日，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任枢密使。起初，文彦博从河南入京觐见，皇上对他说：“朕能在这个位置，是您的功劳。”文彦博回答说：“陛下登上储君之位继承大统，乃是先帝的圣意，以及皇太后协赞的功劳，臣有什么参与呢！”皇上说：“完全听说当初的议论，您对我大概有恩德。”文彦博谦让推辞不敢当，皇上说：“暂烦您西行，随即召还。”文彦博出发未到永兴，急忙有此任命，又派遣中使催促他，到达永兴才几天。

枢密使、吏部侍郎张方平罢任为彰信节度使、同平章事、知许州。张方平久病告假，请求罢免，共上了七次奏章，才得所请。在此之前，韩琦、曾公亮想升迁欧阳修为枢密使，将要进拟，不告诉欧阳修，欧阳修察觉其意，对两人说：“现在天子居丧，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互相安排职位，拿什么向天下展示？”两人信服他的话，立即停止。等到张方平去位，皇上就想任用欧阳修，欧阳修又极力推辞不接受。这是根据苏辙的神道碑。

辛巳日，权三司使、龙图阁学士、工部吕公弼任枢密副使。吕公弼进言说：“谏官、御史，是耳目之官，近来言事，罕见采用，不是通达四方视听的办法。陛下应当以政事责成大臣，而委托视听于台谏，不是合适的人就罢黜他，这样言论之路通畅而视听就广博了。”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户部、权知开封府的韩绛任权三司使。韩绛起初以群牧使召还，未到，改命京尹，没过几天又升迁计省。

韩绛在成都共两年。起初，张咏以券给贫民，令春天籴米、秋天籴盐。年久，券都转入富室。韩绛削除旧籍，召贫民另给券，且令三年看贫富辄更换，豪右不得逞。蜀与夷接壤，边人伐木境上，多次侵争，于是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蚕崖关，断绝蕃部往来，就在威、茂交易。以往内侍使蜀，给酒场吏主贸卖，允许使倍取以资费，韩绛奏请加禁约。皇上敕内侍省着为令，每次出行必申戒焉。等到使三司，又请求以川峡四路田谷输常平仓，而随其事务任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皇上叹曰：“众人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耶？”下诏行之。内诸司吏有干恩泽的，韩绛执不可，皇上说：“朕初不知，当为卿改。”而干者不已，韩绛执益坚，因为上言说：

译如果有流言蜚语，希望得到彻底查究。皇上说：“我在藩王府时，就听说有关部门把国家公事当作私人情面来处理，你坚守的原则固然很好，不要畏惧谗言。”宫中使用的财物费用，全都凭合同凭证支取，吕公弼请求将其中有先例的开支全部移交有关部门，于是，三司才开始能够进行财务核算。

译知制诰沈遘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代理开封府知府。沈遘为人轻捷俊秀、聪明敏锐，通晓世事政务，此前担任杭州知州时，法令严明，有禁必止。对于贫穷无力安葬死者以及孤苦无依无法出嫁的女子，他用公款安葬或资助出嫁了数百人。对于将良家女子收养为义女的乐工艺人，他强制将这些女子归还给其父母。他接待士大夫，大多能赢得他们的欢心。下属官吏中那些奸邪阴险之徒，尤其乐于向他献媚，完全成为他的耳目，刺探街巷间的琐事，细微之处他都能立即知晓，因此政令下达便能立刻决断，众人无不震惊佩服。小民若有犯罪，只要情节稍有不善，不问法律轻重，判决完毕后，强行刺字充军，被刺字充军的有数百人，百姓屏住呼吸，不敢再犯。鞠真卿担任提点刑狱，想要查办他的这些事，刚发文到州府诘问，沈遘感到恐惧，全部释放了所刺字的士兵，发给官方凭证，恢复平民身份。恰逢沈遘被召还京城，鞠真卿也被罢免离去，此事于是搁置。议论的人认为他的严厉堪比孙沔，然而孙沔虽然苛刻暴虐，但锐气在于惩恶，到了沈遘这里，连善良的人也感到恐惧。查史书记载沈遘为人疏放俊逸、博学通达，精通吏治，而孙沔则因淫乱放纵、毫无检点被言官弹劾，这与此处记载似乎不同。他治理开封如同治理杭州一样，早晨起床处理政务，到中午事务便处理完毕，出去与宾客旧友往来，从容谈笑，以显示自己游刃有余。士大夫交口称赞他的才能，认为他即将被重用。过了一个月，加官龙图阁学士，过了一年，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突然去世。沈遘升任翰林学士在三年九月，去世在四年九月，现在一并记载。

壬午日，三班差使、殿侍崔公度被任命为和州防御推官，兼任国子监直讲。崔公度是高邮人，常被已故宰相刘沆赏识，推荐他参加茂才异等科考试，他称病不去赴考。刚刚担任右职，并非他所喜好，更加闭门读书。欧阳修得到崔公度所作的《感山赋》给韩琦看，韩琦说崔公度坚守道义非常坚定，文章雄奇丰富飘逸，所以有了这道任命。崔公度因母亲年老极力请求留任侍奉，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

译【二五】因为（他）与昭帝的昭穆次序相同，所以（如此）。按：宋本、宋撮要本以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五《濮议》、同上书，都没有“昭帝”二字。

译【二六】认为作为法则是可以的。按《宋撮要本》及上述两书，其上方均有“引”字。

【二七】然而同僚非常不喜欢了。“非”字原作“未”，“矣”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改补。

【二八】韩琦担任南郊大礼使。“南”字原脱，据上述两本补入。

【二九】计省。“计”字原作“详”，据《宋撮要本》改。

【三○】并且命令每三年考察贫富状况就更换他们。“辄”字原作“转”，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三一】蚕崖关。“关”字原作“间”，据《宋撮要本》改。

【三二】充任国子监直讲。“讲”字原作“学”，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史》卷三五三崔公度传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六

卷二百六

起讫时间：起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尽于当年十二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

帝号：宋英宗

年号：治平二年（乙巳，1065年）

全文

八月庚寅日，下大雨。

辛卯日，地下涌出水来，毁坏官家和私人的房屋，冲走并淹死人民和牲畜，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这一天，皇帝在崇政殿临朝，宰相以下上朝参拜的只有十几个人罢了。下诏打开西华门以排泄宫中的积水，水流奔涌激荡至东殿，侍班官员的房屋都被摧毁淹没，人和牲畜大多溺死。甲午日，命令盐铁副使杨佐、权度支副使李肅之、景福殿使石全斌、入内押班的张茂则提举修缮各军班营的房屋，由石全斌、李肅之主管东南方向，张茂则、杨佐主管西北方向。又分别命令朝臣及大使臣八人估量工程并督管劳役。又命令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步军副都命令使宋守约提举修缮营房，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人就近赐予死于水患的军民钱财，安葬祭奠那些没有主人的死者。死亡且可以查知的人，共有一千五百八十八人【一】。

乙未日，下诏说：“先前庚寅日下大雨，房屋受损，被淹死的人很多，大田里的庄稼，在秋季遭受损害。灾变的发生，从来不是没有原因的，难道是因为我德行不够敏捷，政事不够明察吗？还是因为天下的刑狱案件积压冤屈，赋税徭役繁重痛苦，百姓有愁苦叹息、无可奈何的声音，从而干扰了顺应天时的正气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上天的警告如此显著呢？朝廷内外的臣僚都允许上密封奏章，陈述时政的缺失以及当世的利害关系，能够辅助百姓的，要尽心陈述，不要有所忌讳。执政大臣都是我的左右手，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修德，来辅佐我的不足之处【二】。”起初，学士起草诏书说：“执政大臣应当警惕思考天象的变化。”皇帝在后面批注说：“淫雨造成灾害，专门用来警戒我德行不足。”所以改为“同心协力，共同修德”。

司马光上疏说：

陛下即位以来，灾异非常多，太阳出现黑子，江淮的水有时泛滥有时干涸。去年夏天连绵大雨，到了秋天也不停止，京城东南十几个州，房屋沉没在深渊中，浮草栖息在树梢，老弱百姓流离失所，饿死在道路上，妻子儿女的身价，比狗猪还贱；许昌、颍州之间，亲戚互相残食，堆积的尸体形成山丘。接着冬天没有下雪，温暖如春，草木过早开花，随后又刮起黑风。今年夏天瘟疫大流行，蔓延数千里，生病的人家家户户都有，送葬的车马在路上交错。到了秋天幸好庄稼丰收，百姓高兴，希望得到休养生息，还没来得及收获，暴雨就大大地来了，一天之内，河流湖泊都溢满，沟渠逆流，平原低湿之地和丘陵【三】，全都变成洪波，一苗半穗的庄稼，荡然无存【四】。京城之内，道路上需要乘筏子通行，城墙宫阙倒塌，官府仓库、军营民居，几乎全部被淹没，死于压塌和溺水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年老的人都说，在他们的见闻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这是自古以来的极大异常，非同寻常的大灾难，陛下怎么能不侧身恐惧，思考导致这些灾祸的原因呢？《诗经》说：“勤勉的文王，美好的名声不止。”又说：“像圭像璋，美好的名声，美好的声望。”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先建立美好名声而能在天下施行政事的。

臣私下看见陛下刚登上皇位之初，上自宰相，次及朝臣，下至民间百姓，士兵仆役，无不一致同声，称颂圣德，像从同一口中说出一样。都说当今皇族入朝拜见的人有八百多人【五】，陛下仁孝聪明位居首位，了解百姓疾苦，识破真情假意，节俭爱惜万物，刚毅果断。既赞美先帝知人善任的明察，又庆幸自己逢时的幸运【六】，流泪哭泣共同谈论，悲喜各半。臣愚昧地认为，从前汉惠帝没有儿子，而得到汉文帝，仁德节俭谦恭【七】，百姓富饶，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地步。汉昭帝没有儿子，而得到汉宣帝，勤勉惠爱明察果断，官吏敬畏百姓安乐，号称中兴。那么国家没有嫡子，而旁系亲属入继大统，未必不是上天意旨福佑社稷而光大开启圣贤之道。臣私下庆幸，又超过众人。不久圣体患病，上下的人想着杀身作为牺牲，粉身作为药物，希望祈求早日痊愈，以观圣政。没想到几个月之后，道路上的议论，稍不同于从前，颇有诽谤之言，不专门称颂美德。等到超过一年之后，则颂扬的人更少，诽谤的人更多。臣私下伏在宫门之外，每天听到众人的议论，不胜惆怅遗憾，痛心疾首，白天忘记吃饭，晚上忘记睡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