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五

译（与常的儿子诉讼，争辩家产分配不均。身为僧人的浮屠怀疑骘的左右常之子有势力，并且给王巩写信中有请托的话，得到那封信后向朝廷申诉。御史中丞孙觉斥责说骘与常之间有私情，于是兴起案件，骘请求辩白，于是被贬知处州。有关部门取出书信查验，没有一字涉及诉讼之事，然而最终还是因此被罢黜。大概当时胡宗愈执政，在同僚中不得意，那些排挤并罢免他的人，本意并不在骘。）

译当天，右正言刘安世上奏说：

臣私下回想，自四月初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以来，臣随即与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接受陛下召对时，陛下询问近日的人事任免情况如何，臣与韩川共同奏陈朝廷用人皆符合舆论期望，唯独胡宗愈被公议认为不恰当。臣又逐条陈述胡宗愈前后的罪状，原本已经详尽。承蒙陛下宣谕，让且先试用他的表现。臣随即又上奏，认为朝廷设置官职，从微末到显赫，自有等级，必须经过历练考察，确实见到他的贤能，然后提拔他置于众人之上，这样人们才不会有异议。胡宗愈从前在先朝，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自从担任御史中丞以后，声望顿时减退，一向奸佞，以图谋大用，忽然听到任命诏书，众人都感到惊愕。因为执政的官员，是陛下与之朝夕商议天下大事的人，如果谋略建议，行动都合乎道理，固然最为完善，一旦有差错失误，天下人将承受其弊端。由此看来，执政之位难道是试用人的地方吗？陛下虽然认为臣的话有理，但重视已下达的命令，没有赐予批准。此后臣等屡次进呈奏疏，都没有看到指令施行。臣并非不知道进退大臣要顾全大体，但胡宗愈被任用以来，丑恶行迹日益明显，舆论沸腾，无法平息堵塞，都说他本性倾邪，行为险薄，巧言足以掩饰欺诈，无耻足以作恶。臣请求略举他近期显著的事情而极力论说，希望陛下留神详细阅览。

臣听说御史的职务，号称威严峻厉，上自宰相，下至百官，如果有违犯法纪的行为，都可以纠举弹劾。因此祖宗的制度，凡是现任执政曾经荐举的人，都不允许任用为台官，大概是想让他们在弹劾攻击时，无所顾忌回避而能尽到公议。凡是曾被荐举的人，尚且不得担任御史，何况是姻亲可以担任吗？臣听说胡宗愈的侄女嫁给了吕公着的亲孙子，昨天胡宗愈担任御史中丞，正是吕公着执政的时候，本应援引旧例以回避，但胡宗愈苟且取悦权势，起初没有一句自我陈述。欺瞒皇上贪图荣耀，败坏祖宗的法度，这是第一件罪事。

胡宗愈从前因为蔡确的引荐担任都司郎官，座位还没坐热，就骤然升迁到重要近臣之位。蔡确与章惇后来因罪被罢黜，今年春天突然用常例恢复他们的职名，台谏官员交相上疏陈述他们的巨大罪恶，于是得以追回并取消任命。而胡宗愈身居宪台长官之位，毫无一言，暗中勾结奸邪豪强，侥幸期待日后的好处。用心不忠，徇私结党，这是第二件罪事。

胡宗愈既然担任从官，不曾进荐贤才以报效国家，反而首先荐举他妻族丁骘，请求充任台省之选。臣在谏垣任职，与丁骘交往，观察他的议论平庸浅薄，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而胡宗愈亲近私亲，竟然公开荐举，侥幸朝廷没有察觉，以此盗取宠禄而为自己施恩。挟诈欺君，无所畏惧，这是第三件罪事。

胡宗愈曾经荐举布衣方垧可以应对制科，臣听说方垧一向没有士人的品行，而进呈的试卷文理荒疏，最为不成样子。胡宗愈担任翰林学士时，正好负责详定，偏要成全他，不再避嫌，妄自将方垧的文章排在第二。中书舍人刘攽等人不敢提出异议，只听说退朝后有怨言。轻视同僚，徇私专断，这是第四件罪事。

李慎由是文彦博的孙子，正谋求权贵，想求取在京的差遣，而胡宗愈突然征召他为御史台主簿，奏章再次上呈，偶然因为碍于资格而被驳回。向来本台征召举荐，没有敢私用执政亲属的，而胡宗愈意在附会。败坏扰乱台纲，这是第五件罪事。

陛下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听政，而苏轼撰写馆职考试的策题，竟然引用王莽依附元后，倾覆汉室的事情，作为问目，议论的人没有不指责苏轼不该说这种话，台谏官员也曾论奏。而胡宗愈不仅没有弹劾，又制止同僚不要上疏。背离公义结为私党，这是第六件罪事。

胡宗愈租赁周氏的住宅，每月租金一千八百钱，自去年七月后到现在二月底，只偿还了两个月的租金，于是导致房东向官府陈诉，请求派人追索并驱逐搬离。胡宗愈身居风宪长官，一向号称富有，固然不是缺乏钱财，却租赁别人的住宅，不支付租金。倚仗权势贪婪污浊，不修廉洁节操，这是第七件罪事。

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想让原本不承担役务的贫下户，出钱来帮助合役的上户，不衡量缓急闲剧各色役务，一律雇佣游手好闲的人充役，他的议论乖谬，最败坏役法。而苏辙颇为主张他的言论，急忙以公文颁布到各路，户部尚书李常曾经没有考究，急于推行。而员外郎刘昱却能极力辩明是非，不肯签押检查，意见既然不合，事情于是中止，士大夫之间，没有不赞赏刘昱能坚守职分的。而胡宗愈因为上奏雇佣衙前的议论，于是诋毁刘昱，说户部郎官中有近来参详立法的人，护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取长，以解救乡户的祸患。意在阿附结党，不顾义理，这是第八件罪事。

臣私下观察治平以前，执政子弟未曾敢接受在京华重要职位，即使有符合规定的陈乞差遣，也只是几处闲散缓慢的监当职务。只有从近年以来，大臣营私害公，子弟亲戚布满要害职位，与孤寒之士争名逐利。而胡宗愈长期担任执法官，既不能弹劾纠举陈述，等到蒙受大用，首先提拔他的弟弟胡宗炎

译担任开封府推官。贪图权势、趋炎附势，不顾及人们的议论，这是他的第九桩罪状。

译宗愈的弟弟和妹妹三人全都嫁给了富裕人家，但都已丧夫回娘家。宗愈教唆他们分割前夫的财产，随后引诱并劝说他的妹妹，暗中侵吞她的钱财，于是自立门户，大肆购置田产，欺骗孤苦幼小，始终不肯偿还，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乡里间横行霸道。他谋取私利而不顾亲情，这是他的第十项罪状。

仁宗朝宰相富弼，为人方正谨慎厚道，能够遵守法度，然而御史中丞韩绛却上言说富弼与张茂实都有异心。韩琦执掌国政，两次受命辅佐新君，忠义正直诚信，闻名天下，然而王陶却上奏说韩琦专横跋扈。士人无论贤愚，都知道这决无此事，而这两人不再自我辩白，当天便回到府第，呈上奏章等待治罪。大概事情的虚实自有公众舆论，而大臣的风范不得不如此。如今宗愈因不偿还房屋租金之事被御史台弹劾，都有确凿证据，但他意气骄横，好像视而不见，轻慢蔑视御史风纪，不畏惧国家法律。近代公卿大臣败坏廉耻，不知礼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他的第十一项罪状。

熙宁年间变更法令，宗愈当时担任谏官，不能明辨是非，开导启发英明的君主，而是观望迎合，多持模棱两可的言论。神宗皇帝深刻洞察他的奸诈，于是亲手诏令中书省说：“宗愈自从担任言官以来，未曾用心补益朝廷的治国之道，凡是进见应对议论政事，必定潜伏奸邪之意，隐瞒真实情况，旁生邪说，以私害公。”因此他被罢免职务，外放任职。臣私下认为先帝洞察了宗愈的本心，所以诏书中的言辞详尽地揭示了他的情状，如今看来，无不切中要害，这是他的第十二项罪状。

臣所陈述的，都可以核查验证，恳请陛下将臣这篇奏章出示给百官，如果宗愈确实没有这样的罪恶，那么臣的奏报就是欺瞒上天，应当伏受重罚，以警戒诬陷蒙蔽之人，臣自当咬断舌头，不敢有怨言。如果宗愈的行为如臣所论，那么他就是奸邪结党、贪婪鄙陋、平庸浅薄之人，岂可玷污朝廷，参与机密政务。臣私下揣测陛下之所以犹豫不决，莫非是因为人们说他有奸邪之心，而陛下未曾亲眼见到他的实际罪状吗？小人侍奉君主，岂肯自认为奸邪呢？言语必定假借公忠，行为必定托辞廉洁，大多做出可信的样子，来迷惑君主的英明。等到岁月渐深，权势在手，上下勾结牢固，羽翼已成，于是肆意妄为，穷极奸恶，无所不至，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要除掉他，也来不及了。唐德宗曾经说：“众人都知道卢杞奸邪，朕难道不知道吗？”李勉回答说：“卢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奸邪的原因。”如今的宗愈与此有何不同？臣听说识人之法，自古就难。在尧帝的时候，四凶与众多贤人混杂在朝廷，最终没有损害尧帝的英明，大概是因为听到他们的才能就任用他们不敢遗漏，见到他们的罪过就罢免他们不敢庇护，进退用舍，完全出于公心，而在其中没有私心，这就是尧帝享有无穷名声，而后世认为不可及的原因。希望陛下以尧帝除去四凶为法则，以唐德宗信任卢杞为警戒，改正过错不吝惜，去除奸邪不迟疑，罢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义人的期望。臣的话虽然拙劣直率，但道义在于爱护君主，希望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愚昧，体察臣的诚恳，迅速赐予英明的决断，不胜荣幸。

丙戌，诏令荆湖南北路、广南西路：“朝廷治理四海，致力于安抚远方。过去因为荆湖地区的蛮族靠近汉地的，没有统一的管辖，所以顺应他们请求官吏的要求，酌情设置城邑，安抚治理那里的百姓，以平息边境祸患，十多年来，人心安定。后来因为希图功名的人献议开通融州的道路，于是深入蛮族地区，凿穿他们的峒穴，远方的蛮人生性倔强，导致多疑恐惧。朝廷知道他们无罪，去年已经稍微裁减，又因为边吏失于安抚遏制，于是他们敢于煽动作乱。然而核查他们的地区，只是道路上的蛮人因为使臣刘宗闵无理焚毁房屋，导致引发事端，杀伤士兵，因此他们自己怀疑，不敢自首。那些靠近渠阳、莳竹旧管溪峒的地区，则完全不相关，安居如故。除了使臣刘宗闵已特别追夺官职勒令停职外，湖北、广西正在作乱的蛮人杨晟台等人特别免除诛讨，除保留留守把守的士兵外，全部罢免增派的军队。湖北所开辟的道路，新设置的多星、收溪、天村、罗蒙、大由等地堡寨全部废除。广西、湖南新设置的堡寨，令经略、钤辖司酌情比照办理。渠阳军改为渠阳寨，隶属沅州。”（赵瞻墓志、神道碑都称废除渠阳军是采纳赵瞻的建议，但不见他的建议具体内容。旧录说：“先帝经略溪峒，安抚接纳诸蛮，设置渠阳军，如今抛弃它，希望以此平息战事，最终还是要用兵。”新录辩解说：“熙宁、丰年间章惇察访湖南，开启溪峒边境的争端，使一方疲惫。先帝末年，因为西征的挫败，颇有后悔用兵的意思，至于湖湘之事，只是因为偏远而未及改革罢了。凡是元祐年间休兵息民的举措，都是为了奉行先帝的美意，如今却说抛弃先朝所安抚接纳的，希望以此平息战事，最终还是要用兵，这话多么诬蔑啊！都应删去。”绍圣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以及九月十六日，应当考证。）

丁亥，朝拜景灵宫。（正月十一日，四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三日。）

戊子，诏令吏部拟定通判人选，依照知州的例子到门下省引见验证。

通判河南府韩玠任

译利州路转运判官。右正言刘安世上言：“陈玠在元丰年间曾奉命出使蜀地，推行市易法，行事过于苛酷急切，以此谋求升迁，以至于让县令亲自拿着升斗去征收，只求免于受其凌辱。陛下刚即位时，崇尚宽厚仁政，陈玠被言官弹劾其残忍刻薄，朝廷尚且对此存有疑虑，于是委派其他部门去查访核实。当时陈玠的叔祖父陈缜正担任宰相，而提点刑狱郭概畏惧权势，没有如实上奏，陛下责备他观望不前，先行将他降职罢免。此后，各路提举官按惯例大多被罢免，而韩维继任执政，陈玠所犯的罪行，于是没有彻底追究，只依照没有特别过错的惯例，仅仅任命他为河南通判，任命诏书中责备他说：‘在西南地区的施政，使百姓惊扰不安。’当时的议论者已经认为处罚与罪行不相称，如今突然恢复他的职务，能起到什么惩戒作用？况且两川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陈玠的暴政已经成为一路的祸害，如果将他调任到邻近地区，怎么符合圣朝仁爱远方百姓的本意？恳请收回对他的新任命，以顺应公众的舆论。”

译己丑日，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上奏说：

臣近来因左臂麻木不仁，两眼昏暗，担心因失礼或旷废职守而获罪，坚决请求外放担任一个郡的长官。承蒙圣上慈爱，下诏不准，并派遣使者慰问，赐假养病，恩惠礼遇之重，臣万死也难以报答。从臣子的大义来说，只要病没到死的地步，都应当勉强支撑，即使有失礼旷职的惩罚，也不应当推辞。然而臣最终不敢起身就职，确实另有缘故，说出来会触犯权贵，获罪不轻；不说出来则是欺瞒君父，诛罚更大，所以最终决定说出来。

臣听说《易经》说：“君子先安顿好自身然后行动。”又说：“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由此可知侍奉君主的道义，虽然以报效国家为先，但报效国家的方法，必须以安顿自身为根本。如果上下互相猜忌，自身都不安，那么只担忧危亡，国家又怎能报效！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即位时，将臣从九死一生中收留，半年之内，提拔臣为两制之首。臣正打算效命，怎敢诉说辛劳。只是因为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御史台的官员都把臣当作仇敌。臣与已故宰相司马光虽然贤愚不同，但交情最厚，司马光被大用时，臣也迅速升迁，按常理人情，怎肯有不同意见。只是因为司马光所建立的差役一事，臣确实认为不妥，不免极力争辩，而御史台的官员都迎合司马光的意图，以求进用。等到司马光去世后，他们又妄自揣测陛下是支持司马光的言论，结党营私，排斥异见，有人说不便，就约定共同攻击。他们哪里知道司马光至诚为民，本不求人迎合，而陛下虚心无私，又怎会有所偏袒呢！后来又因为刑部侍郎范百禄、门下侍郎韩维争论刑法，想要遵守祖宗旧例，不敢用可疑的法律杀人，而谏官吕陶又弹劾韩维专权用事。臣本是蜀地人，与这两人确实是旧识，因此韩维的党羽，一概憎恨臣，指称臣为蜀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年任德州通判，而著作佐郎黄庭坚当时监德州德安镇，赵挺之迎合提举官杨景棻的意图，想在德安镇推行市易法，而黄庭坚认为镇小民贫，不堪勒索，如果推行市易法，必然导致百姓流散。公文往来，士人传为笑谈。后来赵挺之因大臣推荐召试馆职，臣确实当众说赵挺之是聚敛小人，学问品行无可取之处，怎能胜任此选？又赵挺之的岳父郭概任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違法虐民，朝廷旨意委托郭概查办，而郭概附会隐庇。臣弟苏辙任谏官，弹劾此事，韩玠、郭概都被贬黜。因此赵挺之憎恨臣，尤其使出死力。

臣两年之中，四次遭受口舌之祸，起草诏令，都被称为诽谤，诏书还没出省门，就先说其失士，以至于臣所推荐的士人，都被诬蔑，所言利害，不许考察。近日王觌弹劾胡宗愈，指臣为党羽，孙觉弹劾丁骘，说是臣的亲家。臣与这两人有何干系？而在意外巧立名目，曲意成全，以积累臣的罪过，想让臣在十夫之手受刑，而使陛下因三至之言而怀疑。朝廷内外的人，都清楚此意，说臣如果不早离去，必然导致倾危。臣并非不知道圣明天子聪明，能察知臣无罪，只是因为御史台的气焰，震动朝廷，上自执政大臣，其次及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州县长官，都畏惧躲避其锋芒，奉行其意图，他们想除去的人，势必无法保全。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无法得知罢了。

臣私下观察三代以下，号称明主没有比得上汉宣帝、唐太宗的，然而宣帝杀盖宽饶，太宗杀刘洎，都是信用谗言，死非其罪，至今令人哀怜。宣帝起初知道盖宽饶忠直，不畏强暴，从候司马提拔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能说不知之深了。而盖宽饶上书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当时谗人就说盖宽饶想求禅位，宣帝不察，致使盖宽饶自刎于北阙下。太宗信用刘洎，言无不听从，曾将他比作魏征，也不能说不知之深了，而太宗征辽，患痈，刘洎哭泣说：“圣体不康，甚可忧惧。”而当时谗人就说刘洎想行伊尹、霍光之事，太宗不察，赐刘洎自尽。二主并非不明，二臣受知并非不深，倚仗明主的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于身首异处，为天下笑。现在臣自度受知于陛下，不过如盖宽之于汉宣帝、刘洎之于唐太宗，而谗臣却十倍于当时。虽然陛下明哲宽仁，超越二主，然而臣又怎敢倚仗此而不离去，最终蹈二臣的覆辙呢？况且二臣之死，天下后世都说二主信谗邪而害忠良，认为是圣德的累赘。假使这二臣识机畏渐，事先求去，岂不身名俱泰，君臣两全呢！臣纵然不自爱，难道不念及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论吾君吗？

从前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并且告诫臣今后遇事即言。后来臣屡次论事，未蒙赐行，于是又作诗文，寓物托讽，希望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何正臣三人因此说臣诽谤，臣遂获罪。然而还有近似的，以讽谏为诽

译这是诽谤。如今臣起草的麻词中有“民亦劳止”一句，而赵挺之认为这是诽谤先帝，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混淆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臣由此知道赵挺之阴险毒辣超过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遭受谗言陷害，比盖宽饶、刘洎更为严重。古人有句话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臣如果模棱两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众人，那么内心会愧对良心，向上会辜负英明的君主。如果不改变自己的操守，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那么怨恨仇敌就会联合攻击，不死就是被罢免。恳请圣上慈爱，念及做臣子的不易，怜悯臣处境的极端艰难，始终保全臣，将臣安置在不受争辩之地，特别赐下旨意，查阅之前的奏章，尽早施行，臣不胜感恩知罪、祈求上天、战战兢兢之至。

贴黄：“郭概才能平庸鄙陋，众人皆知，他既因依附小人获罪，近来又被提拔为监司，大概是畏惧赵挺之的口舌，想以此苟且取悦他的心意。就像先前王岩叟在言官职位时，提拔他的父亲王荀龙任澶州知州，岳父梁焘任谏议大夫，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为了王岩叟。”

又贴黄：“臣所举荐的自代官黄庭坚、欧阳棐，十科人王巩，制科人秦观，都被诬陷有过错罪恶，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臣又曾建议请求实行给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纯仁都深深认为便利，正要下达命令去考察，而台谏争着说不可，最终没能考察。至今臣每次见到吕大防、范纯仁，他们都叹息惋惜此法未能实行，只是畏惧台谏不敢下达命令罢了。”

又贴黄：“朝廷内外的臣僚畏惧回避台谏，附和他们的言论来欺骗朝廷的，都有实际情况，只是事情不关涉臣，所以不敢一一上奏陈述罢了。”

又贴黄：“陛下如果认为臣这些话狂妄，就请求交付外廷核实此事，公开加以贬斥责罚；如果认为有理，就请求留在宫中省察阅览，臣将另外具文请求外放郡守，交付外廷施行。”

译下诏重新详细审定各陵墓祭祀献礼的文书。

庚寅日，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的王安礼出任青州知州。

徐州知州杜纯改任陕西路转运使。

朝请大夫、陕西路转运副使孙路改任考功郎中。（四年七月十三日改为吏部郎中。）

下诏取消冬至日皇帝在大庆殿接受朝贺的仪式。

戊戌日，下诏恢复设置南北院宣徽使，其仪制、品级、恩数均依照旧制，在京的随从人员参照签书枢密院的事例办理。（旧录记载说：“先帝创立新官制，下诏废除宣徽院，后来废除了宣徽使，到这时又恢复了。”新录辩解说：“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分设三省、六部建立官职，自从元佑以来，至今沿袭不变，未曾稍有更改。只有宣徽省设置宣徽使，自祖宗朝以来是用来优待有功德之人的，即使恢复它，对官制有什么妨害呢？史臣把这件事说成是废除了先帝的官制，其诬蔑可见。”现在删去这段记载。）

下诏规定执政官员请求亲属任职时，繁难事务以及选举空缺的职位不要安排。（这大概是采用了刘安世的建议。）

秘书少监王汾改任太常少卿，太仆少卿王钦臣改任秘书少监，前太仆少卿、直龙图阁下的高遵惠复任太仆少卿。太仆寺丞高士英改任开封府推官，不久又改任工部员外郎。（改任工部员外郎是在十一月一日，现在合并记在这里。）

御史翟思等人进言说：“臣等听说，清心莫过于减少事务，减少事务莫过于裁减官员。因为事务减少了就可以减少吏员，吏员减少了就可以节省俸禄，俸禄节省了就可以减少费用。以今天下的事务，其繁杂与简略、多与少，大概与实行新官制以前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过去由一个官员治理的，现在分割成四五个；过去由一个吏员主管的，现在增加到六七个。所以官员越多吏员就越多，俸禄越广事务就越繁杂。尚书省既然已经由六曹分治政事，其下又各自设置寺、监，凡是下发给下面的公文，朝廷已经交付给尚书省，尚书省又交付给本部，本部又下发给寺、监，寺、监再下发给所管辖的库、务。在下面而通达于上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大概省部以下有寺、监，却不愿意决断事务，寺、监以上有省部，却不敢专断事务，因此拖延曲折，不能迅速决断。现在如果专门责成省部处理，那么官员就少而吏员也少，事务就简略而功效就迅速。先前朝廷虽然曾经合并闲散机构以及减少寺、监的人员，然而局署仍然很多，不如估量事务繁重的重要的保留下来，其余的让其他官员兼任就可以了。臣等大致以礼部一曹为例来说：过去两制中的一人兼任判太常礼仪事，那太常礼院则由馆职的官员兼任主判。现在礼部有侍郎、郎中、员外郎，祠部也设置了郎官，而太常有少卿、博士、丞、主簿，实际上都是礼官。而秘书省的官员有监、少监、秘书丞、著作郎、佐郎、校书郎，坐在局中无事可做，为什么不让他们兼任呢？现在内外的饮食，膳部已经掌管了，光禄寺又设置了卿、少卿、丞、主簿等属官，每逢祭祀事务，只是查看膳食、报告牲畜肥壮罢了，奉币、读祝、守酒尊等事，都专门设置奉礼、太祝、太官令来主管。过去用吏部等待任职的官员来行礼代理事务，也没有听说有废弃职责不举行的，现在各自设置一个官员，那么俸禄不足以匹配事务，事务不足以匹配官员，只是为谋求进取的人培养资历罢了。其余的情况大多如此，如果户部有司农寺，主客司有鸿胪寺，驾部有太仆寺，库部有卫尉寺，工部有将作监、军器监，水部有都水监，都是重叠设置官员，按例可以裁减并兼任。而司门、屯田、虞部等曹司，旧时没有主管的事务，现在虽然没有设置郎官，但吏员仍然很多。过去唐代的杜佑曾经提出救弊、节省费用、裁减官员的建议，以光武帝建武年间裁减吏员十留其一，晋太元年间裁减官员七百，贞观年间裁减内外官员六百余员为例。又说古代根据人口设置吏员，不肯虚设。杜佑的这些话，确实是确切的议论。臣等希望朝廷参考古代制度，来挽救现在的弊端，政事一概专门交付六曹，可以兼任的，上报委托从官及馆职统领，细微事务临时差遣代理。那些应当裁减的官员，现在已在任的，等到任期届满时不再派人接替。那些分掌案卷的吏员，也可以合并，暂且让他们担任事务，如果有空缺的，不再添补。这样那么冗滥的人员逐渐可以裁减，也不会突然惊骇人们的听闻，确实对国家财政不是小补，希望陛下留意考察。”（这是根据《骨鲠集》及《章奏杂录》，是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进奏的，元年八月二十六日上官均云云，应当考证。）

下诏说：“黄河没有恢复故道，终究是河北的祸患。王孝先等人所议论的，已经曾经兴修劳役，不可以中途停止，应当接续工程材料，向着决意恢复故道的目标，三省、枢密院迅速商议施行。”（查考《河渠志》是正确的。范纯仁、王存的奏议都在六月，与此不同。）

右仆射范纯仁进言说：“臣听说圣人有三种法宝：叫做慈爱，叫做节俭，叫做不敢做天下的先导。这是说三种道理，人君应当保持而不失守的。又说：‘只有天最大，只有尧效法它。’大概天不说话而四季形成，所以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理的，就是运用这个道理。况且人君的心要像盘中的水，常使它平正而没有偏向，那么就能避免偏侧倾覆的祸患。大概天下的大势”

译大抵君主所指向的地方，群臣就会竞相追随，如同水流向下、山势崩塌一样，稍微偏离正道，就不是靠一句话或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挽回的，因此身居高位的人不可不谨慎。臣私下详细审察所颁布的诏令，说一定要恢复黄河故道，似乎圣意已经有所指向，并为天下做出了表率。臣听说先朝因为有人建议，认为西夏国力微弱，如果不早点攻取，必定会被北方民族兼并。恰好先帝没有公布建议者的姓名，只是用御批命令边疆大臣去考察，而那些迎合旨意、制造事端的人，认为万全的胜利指日可待，于是发动了灵武的战争，后来留下了永乐的祸患，致使先帝独自承担忧虑，群臣中没有一个人受到责罚。直到今天，国力疲敝消耗尚未恢复，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不能不把它作为深刻的鉴戒。臣请求当面告知执政大臣：前几天颁布的文字，你们已经看到了，只需一方面商讨，就马上进呈，如果另有见解，也必须各自详细陈述。这样就能避免迎合之臣妄测圣意，轻率发动重大工程，从而在上误导朝廷。关于黄河的利弊，请求交给群臣和有司，仔细商议，以求得当。这样圣心就不必劳苦，而尧、舜那样的治世就可以实现了。臣私下看到，历来的边疆事务，陛下大多委托给枢密院和边疆统帅，礼仪典制也委托给执政大臣和礼官，现在黄河的事情正与此相同，况且利害关乎长远，不至于仓促，可以容许详细熟虑地商议。

译尚书左丞王存等人上奏说：

黄河决口，皇上深切忧虑，想要最终使河水回归故道，以消除所有的祸患，这种深谋远虑，不是臣等见识浅陋所能企及的。臣等本应尽心竭力奉行皇上的教诲，然而臣等愚拙的考虑，私下觉得还有未尽之处，不敢缄默不语以求自保。况且黄河决口向北流，造成的祸患不止一种，如果一定要使河水回归向东流，必须仔细审度地形，参议复核，计算权衡利弊，达到万无一失，道理上没有可疑之处，然后才兴办工程，那么即使耗尽财力，公私都感到劳费，只要大事能够成功，小害又何必忧虑。如果考察得不仔细，议论中还有可疑之处，侥幸成功，恐怕会遭受后悔。

臣等私下看到，自从黄河决口向北流以来，朝廷起初采用王令图的建议，想要开挖孙村让河水进入故道，后来又任用王孝先继续执行。后来派遣使者与本路监司以及水官详细商议，然而各自提出一种说法，利弊互有长短。朝廷决定采用令图、孝先的建议，想要开挖孙村，但议论的人不认为这是对的。起初没有经过复核，最近召河北转运使谢卿材、转运判官张景先到朝廷，与王孝先共同商议此事。谢卿材认为从孙村口到沧州，修筑六七百里的旧堤，堵塞河门，比起曹村大约耗费数倍。况且曹村只是旁边决开一个口子，每推进堰坝一分，水势就取直行旧河一分。现在开挖新河，宽度不超过二百步，深度不超过一丈五尺，不足以容纳全部黄河的水势，北流顺畅快速，木桩和梢草无法抵挡其怒力。谢卿材担心又像武济的事情那样，疏浚故道，修缮旧堤，修筑新堰，开挖三条河，不知多少千万的工料一旦化为乌有。谢卿材请求朝廷指挥不要堵塞大河，以安抚连年饥荒的农民，以节省难以筹集的国家用度。张景先也认为故道不足以吞纳大河，以及旧堤未曾修完，如果就商议堵塞北流，全部使大河回归，张景先不知道有什么利益，却决然知道有什么危害，不敢参与商议。

王孝先则又与张景先及俞瑾等人共同呈上一份状子，称现在再次进行勘察，除了大名埽第四铺上下可以开挖减水河以分散水势外，沿河上下再无可以取水回归故道的地方，仍然需要先治理旧堤、故道，预先做好防备。因为旧堤废弃毁坏已久，修治的工程，突然之间无法完成，请求再展期一年。又称如果来年不可预测，大河泛滥上涨，冲过直堤，淤塞故道，或者河道变迁，没有别的取水去处，就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王孝先的建议，既然顾虑来年不可预测，大河泛滥上涨，冲过直堤，淤泥沉淀故道，请求免除责罚，臣等私下详细考察王孝先的建议，那么将来即使开挖故道，也不能保证没有淤塞的祸患。臣等考察寻究王令图与王孝先相继商议开挖孙村，起初不曾计算疏浚治理故道，修缮完善旧堤，后来因为张景先申请，才有这种说法。况且谋划堵塞决口，回归故道，以及容纳全部河水的水量尚且遗漏而不商议，臣等因此私下怀疑王孝先的建议，在利弊方面有所未尽。

臣等私下认为大河堵塞，工程费用不可估量。去年尚未商议故道、旧堤，其调发士兵民夫，聚集材料，各路已经造成劳费，何况现在故道、旧堤的工程，其人力物料又比这多出数倍。估量现在公私财力，上下都感到困乏，京东、河北连年遭受灾害，如果在民间折价征收物料，出办人夫，实在担心瘦弱病困已久的百姓再次受到困弊，如果全部出自国库，那么费用浩瀚，难以支撑。假使王孝先等人商议确切，将来决然可以回复大河使之向东流，而北流于是断绝，以成就长久的利益，朝廷固然不惜劳费财力来成就此事。现在王孝先等人只称第四铺上下可以开挖减水河以分散水势，又称来年大河泛滥上涨，冲过直堤，淤泥沉淀故道就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这样看来，王孝先等人也不能自有必然的论断，只是侥幸万一以希望成功。倾尽国家无量的费用，劳累百姓久困的力量，来谋划回河，而建议者只提出减水的论调，而预先请求免除责罚，实在担心他们的说法未能完全确切地衡量利弊，导致虚耗财力，开启将来噬脐之悔。臣等愚昧，伏望朝廷再选拔公正的近臣一员，与忠实亲信的内臣一员，再次复核视察孙村及旧堤、故道，审度地势高低，如果将来确实可以回复大河，没有可疑虑之处，然后决定修复，接续兴工。可贵的是议论精密，详尽利弊的真实情况，不耽误朝廷的大计。贴黄：“天圣年间，黄河在天台埽决口，当时商议想要堵塞，总共两次派遣近臣亲自勘察，又预先积蓄物料数年，才开始兴役，其慎重如此。现在自从元丰四年黄河决口向北流，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而议论的人认为淤塞塘泊，切断御河，阻挡西山的流水，失去中原的险要，臣等本应深思此患。假使孙村决然可以回复大河，难道不是臣等所愿的吗？只是孙村回河，其工程不小，而王孝先的论断，尚有可疑，朝廷办事，理应审慎慎重。古人决断大事，尚且谋划及于蓍草龟甲，朝廷何必吝惜再派遣一二内外亲信忠实臣僚，再次复核，看到孙村决然可以回复大河，然后接续兴役，或者塘泊以南另有疏导归海的去向，其利益是一样的。臣等不是”

译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希望详细审慎，将来不耽误朝廷的大计罢了。」贴黄说：「取到当前应当供给修河兵夫的钱款等数额，河北、淮南、京东西等路、府界总共派遣厢军和河清兵士二万八千多人，河北东西等路、府界总共派遣民夫三万五千多人，物料各四十多万贯，桩橛、梢草、桅木、竹索等一千四百多万，在陕西、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等路上计划置办并在当地调拨收买，官员、使臣共一百十九人。以上只计算开减水河等处的使用，至于疏浚故道，修筑旧堤，又大约需要物料一千万以上，不在这个数目内。」又贴黄说：「臣等考察孙村那次工程，所疏浚的故道，修筑的旧堤七八百里，以及修筑新堤，开挖新河，堵塞北流所花费的资财不可胜数，其形势必须劳役河北、京东两路受灾已久、困苦不堪的百姓，调发所需要的物资，逐渐波及各路，而提出建议的人既然没有必然可以恢复全河的议论，却想要先延长年限，来疏浚故道，修筑旧堤。既然延长年限疏浚故道，修筑旧堤，而将来大河不能恢复，那么今天数千万的物料人工就白白浪费。臣等愚昧的考虑，希望朝廷先让所派遣的臣僚与提出建议的人指定孙村决然可以还是不可以恢复大河，所贵在慎重其事，没有虚费，以致招致后悔。」又贴黄说：「臣等在未接到本月二十六日御批以前，同三省、枢密院商议取二十八日奏陈，请求派遣公正的近臣一员与忠实亲信的内臣一员，前往河北会同监司张颉等人共同仔细相度，复查孙村决然可以还是不可以回河，再沿河踏勘塘泊以南有没有可以疏导归海的地方。担心三省、枢密院既然得到现在的御批指令，就不再详细奏陈，希望圣上详细斟酌，特别下达指令，选派公正忠实的近臣、内臣各一员，前去共同复查孙村确实可以还是不可以回河，再踏勘塘泊以南有没有可以疏导归海的地方，将确实的利害上奏。然后由圣上决断，也不算晚。」（案「诏黄河未复」以下至此，原本系于本月之后，又另书戊戌，今移附本日。）

译庚子日，下诏赐给河东路黄金二千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用来充作军需。（《新史》无此记载。）

下诏规定，横行（官职）的使、副使如果没有兼任其他职务的，允许兼任一处宫观的职务，每月供给伙食钱，使十五贯，副使十贯，那宫观按规定应拨发的添给钱不再发放。

命令将作监丞李士京、宣德郎潘适中负责主持修缮京城。（苏轼十二月论周穜后的奏疏可供考证。）

三省、枢密院在延和殿奏事，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道、左仆射吕大防、知枢密院事安焘、中书侍郎刘挚退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左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尚书右丞胡宗愈留下，王存上前奏道：（按《河渠志》记载，王存等人上奏此事，在六月庚子日。）“近来各位大臣陈述黄河事务，我预先听闻了议论，请求稍微陈述一下我的浅见。关于孙村口回河的利弊，议论者意见不一，近来召见谢卿材、张景先，让他们与王孝先、俞瑾商量，谢卿材的状纸上说黄河向北流顺畅快捷，请求不要堵塞。王孝先等人的状纸上说，只有孙村口可以取水使黄河回归故道，必须整治故道、旧堤，请求再宽限一年；如果将来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大河泛滥上涨，冲过直堤，淤积故道，或者河道变移，没有别的取水去处，请求免除修河官吏的责罚。况且王孝先等人是建议的官员，他们的说法却如此，这也未能保证一定可以成功。只开减水河，疏浚故道，整治旧堤，计算要用兵夫数万，物料数千万，这还没有说将来堵塞河门所花费的费用。如果确实能使大河回归，成为永远的利益，即使再耗费财力人力，也不值得计较。现在根据他们的说法，乃是侥幸万一成功，没有确实的利弊，将来如果回河不成，是白白浪费数千万物料，困顿几路民力，怎能不忧虑。现在公私财力困乏，只有朝廷不太察觉的，是依靠先帝时封存的钱物，随时支用，不至于缺乏。探听得知外路州军仓库空虚，往往没有两三个月的支费用度，现在举修河这项工程，动用数千万物料、兵夫，谋求不可必成的功业，我实在应当承担责任，不敢不委曲详尽地上奏。”

又奏道：“各位大臣说设置险阻抵御外敌，固然是长远考虑，但必须依据地势使大河回归，才能成为险阻，如果孙村口回河不成，也必须另外考察。北方人如果抵御得当，自从景德年间到现在八九十年，通好如同一家，难道是设置险阻的功效？如果抵御失当，如同石晋末年耶律德光进入汴京，当时难道没有黄河作为阻隔？况且现在河流未必就会冲过北界，必须详细探究利弊。只是民力不可不珍惜。”

又奏道：“过去黄河在天台埽决口，当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两次派遣近臣巡视，预先积蓄物料数年，然后才兴修工程。现在何必吝惜派遣一两个近臣巡视，等到看清确实的利弊，然后兴修工程，也不算晚。我不是为了提出不同的意见，实在是因为忧患责任所系，不敢不竭尽愚诚，希望陛下慎重对待此事。”

太皇太后说：“暂且再仔细商议。”（以上都根据王存的奏议。）于是收回戊戌日的诏书。（这是根据范纯仁家传增补的。）

范纯仁又奏道：“臣看到昨天议论黄河事务，大臣们各有见解，圣心谨慎裁决，天下人很幸运。臣想再陈述一二，以辅助圣听，具体画策如下：一、大河是中国的险阻，这是人所共知的，现在想要改移，必须先审验河势所向，地势高下，可行就去做，固然不可以用人力国财强行与水争。先前执政轻信，事情没有预先考虑，已经枉用了不少人工物料。现在又想要不衡量是否可行，一定要施工，只怕将来耗费财力逐渐增多，朝廷想罢休也不能，财力枯竭人力劳顿，别生其他事端，那么设置险阻的利益没有成就，而疲耗的弊端难以挽救了。昨天只用兵卒二万，也听说逃亡很多，如果下令各州取索放免生还的人数，就能看清实情。一、凡是想要举事，即使很小也必须预计材料，先备好人夫，然后衡量力量可以做，才商议动手。哪有黄河的工程，关系半天下百姓的休戚，未曾计算确实的人工物料，就想兴工？将来事情导致快要成功，水势壅遏，上下危急之际，费用随即增添，公私既然没有预备，仓促向百姓征收，从何办到？扰民害国，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应当加深考虑。一、河役所费既广，那么回河之后，也需要数年安流。如果水小时仅能闭塞，到水大之后便又横流，并且恐怕壅注北流，或者东向旧河，吞纳不快，却导致别处决溢，那么危害更甚。此事必须让建议相度的大臣审度保明，然后定议。这样那么民力国财不至于耗用，朝廷所举不为天下私下议论。一、议论者本来想要回复黄河，现在看到议论不同，已经不敢坚持，却说来年暂且先开减水河以试探水势。如果小工程物料，还可以苟且试探，如果大段费耗，怎能不先审度，就想举事？又说将来如果河有改易，不罪水官，这是奸人希求赏赐逃避罪责的根本。兼之黄河北流，现在已经数年，未曾另成大患，而议论者事先回复，恐怕失去中国的利益。正

译假如西夏不曾成为边境的祸患，而好事的人认为不攻取恐怕会失去机会，于是发动了灵武的军队，所以臣说这与以前的边境战事完全相同，希望圣上深思明察。

译纯仁又上奏说：“我听说孔子论述为政之道时说：‘首先要让主管官员负责。’如今关于黄河改道方案的可行与否、工程用料的多寡，都未曾由水利官员核实证明；而且将来大河改道之后，也未能保证其他地方没有危急决堤泛滥的祸患。必须派遣官员再次前往视察，等到明确看清利害之后，然后再施行。这样做就完全符合孔子‘先有司’的本意，同时也便于圣上裁决。恳请圣上慈鉴，详细体察臣先前奏章中的事理，将最近下达的批旨收回，一切交由群臣和主管官员处理，这样将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肯承担责任。如果让水利官员等事先知道朝廷旨意坚决要改道，那么他们恐怕心中有所顾虑，即使命令他们核实证明，也不能周全地考量利害；将来稍有失误，他们却担心以原本下达的朝旨为借口，不肯承担罪责。如果圣上不想收回成命，那就请求传谕执政大臣，所有先前下达的批旨暂不向水利官员宣示，且让他们尽心勘察核实。这与以往处理边防事务正是一样的道理，恳请圣上深切明察。”

王存等人又上奏说：

“臣等最近曾上奏章论述孙村口改道黄河的事，希望圣上慈鉴，再赐予裁度斟酌，选派近臣和内臣各一名，一同前往复查核实孙村是否真的可以改道，如果确实可以改道，然后再接续动工，也不算晚。私下里因为孙村自去年开始兴役，虽然多数舆论认为不可行，但朝廷原本并不怀疑它不可行，后来因为张景先陈述开浚故道、修筑旧堤七八百里，所计算的物料浩大，不仅公私难以供应，又因为王孝先原本只说开减水河，没说完全改回大河，也不曾计算开浚故道、修筑旧堤的事，因此朝廷对此产生疑虑。三省商议后，于是召谢卿材、张景先进京与王孝先仔细议论，终究是各执一词，未能达成一致。后来三省商议，打算上奏派遣近臣、内臣各一名，前往河北会同张颉，视察核实孙村是否真的可以改道，踏勘塘泊以南还有没有可以疏导入海的地方。正要进呈奏章，恰逢二十六日御批指挥下达，后来未曾敷奏。臣等并非不知道朝廷的批旨应当奉行，但愚拙的考虑有所不安，如果缄默不言，就是辜负了任用。况且臣等的议论，也没有大的不同，只是孙村改道尚未看清确切的利害，王孝先的言论，在情理上确实有可疑之处，只希望朝廷先派遣臣僚再次视察，希望做事详审，不误导圣心。臣等再次详察御批指挥，说将来要恢复故道，那么中间还可以容许派遣臣僚再次复查，使事理精详。二十八日三省再次上奏，亲闻圣上德音，也令再仔细商议，不以臣等狂妄冒犯为罪。臣等退下后私下欣喜，实在仰赖两位圣上忘却私己、听取言论，曲尽臣下的议论。然而连日商议，仍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让提出建议的人共同结罪担保，以承担其责。况且臣等原本担心提出建议的人思虑有所不及，未能详审利害的实情，所以请求另派官员再次复查，现在如果只让提出建议的人结罪担保，那些提出建议的人所见不过还是像从前一样，将来却导致误事，不能成功，虽然有今天的担保，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不如再次复查核实，使其能够成功。”

“有人认为孙村的工程已经先派遣张问、王令图等勘察，后来又派遣王孝先继任，不再需要派遣官员复查。臣等体察得知，张问、王令图勘察之后，朝廷未认为正确，又派遣王孝先、顾临与本路监司商议。起初顾临、王孝先、谢卿材等人商议，共同写了一份奏状，说孙村不可改道。后来顾临想开鱼池引河入故道，谢卿材想任其北流入海，王孝先又想暂且由孙村作为减水河，以分减涨水，等到河流通畅快速后，再慢慢商议闭塞。朝廷决定采用王孝先的建议。私下详察王孝先起初认为孙村不可改道，后来认为可以，他计算工程用料，只称分减涨水，却说等到河流通畅后，再慢慢商议闭塞。他的意图是想侥幸万一，恢复全河。像这样，是自己没有确切一定的言论，在情理上确实有可疑之处。臣等私下担心他未能详审，实在恐怕兴役既久，虚费工料，不能成功，反而招致后患。臣愚以为不如再派遣官员复查，决定无疑，然后再接续动工。”

“有人认为增加延长年限，积聚物料。增加延长年限，只能稍微宽缓公私财力，不至于像目前这样急促，但不能使不可改道的地方变为可以改道；况且积聚物料必须有处所，尤其需要先行复查，决定孙村终究可以改道入故道，无可疑虑，然后才在沿河动工的地方积聚堆垛。如果孙村仍有可疑之处，那么积聚物料就没有处所。”

“有人认为处理大事应当在朝廷，悠悠众言，不值得顾恤。臣愚私下观察自古圣人，处事允当，无不先采纳众言，然后审察事实。虞舜那样的圣人，尚且说‘舍弃己见听从他人’。孔子的言论，也说喜好厌恶必须明察。至于孙村的工程，议论者多数认为不可行，臣等竭尽思虑参详，以事理质证，追求最恰当的做法，不能没有疑虑。然而廷议是非，各据所见，圣明在上，谁的话可以听信。不如选择亲信，再次视察，事理决定，别无可疑，然后再接续动工。这样施行，浮泛的议论自然平息。臣并非不知道黄河决口北

译黄河泛滥造成的祸患不止一种，淤塞沿边的池塘湖泊，阻断御河的漕运，使中原失去险要的地势，阻挡西山的流水。如果能够完全引导大河回归孙村故道，这岂只是臣等微末的心愿，朝野上下都持此共识。只是担心提出建议的人，对事理未能精细审慎，白白耗费无数财力，使几路百姓劳苦，最终却未能成功，造成的祸患将比今天更严重。臣等之所以希望朝廷再次进行复查，是希望使事理精细详实，审查核实妥当，然后才可以兴办这项大工程。

译我们臣下误蒙提拔，被安置在辅佐皇帝的高位，日夜尽心竭力，以报答知遇之恩。朝廷的琐碎小事，不敢烦扰圣上听闻。然而孙村工程的劳役耗费不可估量，一旦失败，将无法善后。我们恳切的心志，想要竭尽愚诚，但见识思虑昏暗短浅，言辞笨拙，进言应对之时，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所以再次陈明底细，冒昧呈上供圣上阅览。恳请圣上慈爱特别加以省察，选派亲近信任的大臣前往孙村视察。如果王孝先的说法没有可疑虑之处，将来决能成功，那么就积聚物料，接续开工。如果不可行，就命令沿河踏勘，从恩州、魏州以北，塘泊以南，另外查看是否有可以疏导归海的去处。如果有别的去处可以疏导使河水东流，那么回河的利益就不必在孙村。这也是三省曾经如此商议过的，恳请圣上慈爱再次赐予详细斟酌。我们臣下不避烦琐之言，冒犯圣听的罪过，不胜恐惧。

王存又上奏说：“自古以来只有疏导黄河和堵塞黄河。疏导黄河是顺着水势从高处引导到低处，堵塞黄河是因为河堤决口泛滥，修筑堵塞使其流入河道，没听说过扭转引导大河让它向高处流动的。因此我不得不怀疑王孝先最初请求先开减水河，等到看到河流通畅，人工物料充足，才商议堵塞北流。朝廷因为所计工料突然难以备足，商议打算来年暂且开减水河，后年堵塞北流。俞瑾等人说，如果朝廷能够供应物料备足，来年决能回河，如果物料未备，推迟到后年堵塞，恐怕河港形势变化，不能保证一定成功。我看王孝先等人揣度朝廷的事势，来年决不能供应物料，所以说如果推迟到后年，河港形势就会变化。这样的话，即使开了减水河，也没有必然可以回河的形势。这尤其可疑，按理必须派遣官员一同前往勘察才行。”

签书枢密院赵瞻说：“我私下看到黄河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很久了，现在有旨意下达给执政大臣商议恢复故道，这件事非常重大，执论多有不同。从前从元丰四年小口决堤，于是形成新河，接着大口决堤，北流更加泛滥，到现在八年，水势浩大无法挽回。议论的人争相言说利害，没有停止。往年王令图开始想要疏浚澶州旧河，堵塞大吴口，所以朝廷任命王令图知澶州来筹划此事。不久上奏又想要从孙村口进入故道，于是命令李常、冯宗道前往视察那块地方，认为不可行，随即报告停止。又诏令张问篃巡视河上，又说从第四铺堵塞北流，向东开二十里趋向孙村口为宜，事情也没有实行。不久任命顾临为河北路都转运使，复查那块地方，顾临却不采用孙村口，而想要开凿鱼池，向东行百里进入故河，议论也被搁置。今天水官于是坚持孙村口的说法，而直说分减北流以削弱水势，并计算开修所用，大概需要梢木二千多万，役夫三十万人，耗费浩大，而黄河未必能决意回故道。黄河决口已久，终究没有定论，却突然兴动工役，大量聚集物料，我私下担忧。屡次与执政大臣议论此事，于是商议应当先聚买梢草，堆积在合用的地方，每年征调常役夫，逐渐开治，限定三年，物资充足就合力开凿河口，趁机堵塞正流，使其趋向故道。这样民力不缺乏，堤防有准备，也避免下游淹没的祸患。又想要从中央派遣两制、中官与河北都转运使张问篃巡视各岸，不独执着使用孙村口一处，考虑确实详细。像这样多年去做，还恐怕河流不顺，不如人意所预料，大概也无可奈何，此外没有上策了。有人说兴作大利，不计民力及国家费用，这不是我敢听的。君王使用民力，看待他们像对待受伤的人，畏惧他们像担心翻车，即使细微危险，尚且惧怕颠沛，这难道是容易说的吗！河北、京东西连年灾伤，大力赈济，近日流民才刚恢复。如果突然驱役，一户工作，数人送饭帮助，郊野草莽之外，聚集数十万人，饥死逃亡，声音听不到，如果万一不幸，雨雪风沙，没有遮蔽住所，那后果如何估量呢？所谓远防未及，而近忧先到。况且劳役固然也是常事，但平常年份没有像这样大的。所以我愿圣上慈爱深察民间疾苦，考虑后患，暂且听从我们已商议的意见，天下幸运！”（赵瞻本传记载：“都水使者王令图请求恢复黄河故道，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复查，议论不一。赵瞻说：‘回河的计策没有定论，现在役夫三十万，梢木二千万，突然投入沙岸，尝试未定的计论，侥幸未必能回河的黄河，难道是上策吗？’屡次在御前争辩，因此得以罢免役夫三十万，梢木二千万。”这是赵瞻的第一次上奏。按三省、枢密院延和殿奏事以下，原本系于月末，另书庚子日，现在附于本日。）

右正言刘安世上言：“我私下看到最近下达的朝旨，在京东、河北差派崇胜、奉化兵士各五百人，以及招募填补广固四指挥各达到八百人的定额，立限五年，修筑京城。又允许支取朝廷应干的封桩钱雇佣人夫二千人，命令分作四季，开掘城壕。我虽然极其愚笨，思虑不及长远，详细观察事理，甚有不安，冒昧进献愚言，以冒犯圣听，恳请陛下留神省览。我私下观察陛下听政之初，大发德音，修城的兵夫，全部令其散遣，道路歌颂，欢欣仰慕圣恩。”

译在此四年，未曾有过战鼓报警之事。如今百姓正得以休养生息，四方夷族顺从法度，外部没有战事，却突然兴办大型工程，众人认为没有正当理由。又在京东、河北两地再次征发厢兵，人心惊恐疑虑，不可不加以考虑。况且修筑城墙和挖掘壕沟的工程多达近百万，计算其费用，已经不可估量。正值两位皇帝崇尚宽厚仁政，往日财政收入的来源，已削减大半，封桩钱物，尤其应当爱惜。却耗尽有限的财力，去应付不急迫的工程，这不是得当的计策。加之臣私下探听，近日朝廷与市井之间，常常有人私下议论，认为朝廷将要重新治理茶、磨等专卖事务，以获取其利润，虽然朝廷高层的讨论，无法知晓其有无，但百姓的言论又是因何而起？臣担心传到四方，认为陛下此前所废止的事，逐渐想要重新施行，动摇人心，危害不小。恳请陛下慈悲，深入详细考察，特别停止修筑城墙的工程，这不仅能为国家节省费用、便利百姓，也可以杜绝小人妄自揣测陛下施恩不终的议论，只希望陛下独自做出英明决断，尽早下达命令。

译又说：“近日多次上奏陈述修筑城墙的利弊，至今未蒙施行。近来探听得知，开挖壕沟一事，请求罢免雇佣民夫，只由士兵承担，根据地形酌情增加人夫，人数成倍增加，所发放的工钱，多有聚敛之弊，虽然名义上是加给，但得钱之人多是上下勾结、作头、壕寨之类的人，暗中侵吞克扣。既然聚集了大量民众，却不以公正的方式处理，积怨日益加深，或许会引发事端。加之壕沟过于宽阔，挖出的土方，占压民田，堵塞道路，邻近的坟墓多被挖掘，愁叹之声，传遍众人耳中。臣的职责在于耳目，不敢不言。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职，本意是循名责实，如今修城开壕的工程共七百多万，每日役使兵夫不下数千人，却交给一两个庸人，而不隶属于将作监，名实混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听说版筑刚完工，随即遭到破坏，这是因为上下官吏，肆意欺瞒，没有统属来纠正其错误，这不能不加以改革。恳请圣慈检阅臣多次上奏的事理，特别下达命令，只使用广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计年月，修筑城墙，以完成此事。所有开壕的役夫，一并请求罢免，只由士兵根据地形酌情加深整治，不必完全按照原计划。仍专门委托将作监主管，以便事情有统领，不至于违背常理。”

又说：“臣多次上奏请求罢免雇佣民夫开壕，只由士兵根据地形酌情加深整治，不必完全照原计划，并让将作监专门总领，至今未奉命令。臣私下认为，事情的利弊已在前奏中陈述，不再详细烦劳圣听。然而臣非常怀疑的是，帝王之都，高城深池超过边郡，雉堞楼橹的痕迹，隐约相望。如果在京师设置受敌的器具，那天下将如何？议论者不能为国家谋划长治久安的策略，却只知增浚城隍，想依靠它作为坚固的保障，这也太过分了。正值朝廷讲求国用，正务裁减，而把百万之财浪费在无用之地，实在可惜。恳请圣慈深加省察，检阅臣多次上奏的事理，特别下达命令施行。”

安世又说：“本月十二日与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赐对，进呈札子完毕，于是论及胡宗愈的罪状，承蒙陛下宣谕，认为进退大臣，须存体貌，可见陛下优礼辅佐，慎重举措之意。臣虽然愚钝，岂能不知体察？然而宗愈隐匿宰相的姻亲嫌疑，盗取中司的要职，蒙蔽人主的听闻，废弃祖宗的法度。暗中勾结惇、确的奸邪，侥幸期待异日，公开主张轼、辙的党羽，公然诋毁欺瞒。未曾振举纪纲，只听说多所朋附，因此在短时间内，致位丞弼，公议骇愕，罪日益明显，岂可尘污廊庙，参与机政？臣忝在谏列，目睹大患，安敢自旷职事，沉默不言。臣听说贾谊的议论，认为群下至多，而主上至少，所托付的财器职业，集中于群下，如果都忘记廉耻，都苟且免罪，那么主上最痛苦，所以要体貌大臣而激励其节操。又说，君主设立廉耻礼义来对待臣子，而臣子不以节行报答主上，那就不是人类了。朝廷进用宗愈，臣等实时论列，前后台谏章疏不可胜计，陛下一切抑制不发出，优容于此，已逾半年。那么陛下对待大臣，可谓隆厚了。宗愈明知谏官的交章，目睹台文的纠劾，却安然居位如不闻知，那么宗愈可谓不以节行报上，而顽钝无耻至极，将何以符合陛下体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呢！臣已于十三日奏疏，极言宗愈的罪，恳请圣慈以天下公议为念，早日发出臣的章疏，付外施行。”

又说：“臣曾奏论胡宗愈是吕公着的姻家，昨日除授御史中丞，乃是公着秉政之日，隐匿宰相的私亲，废弃祖宗的旧制，并其余背公营私，毁灭廉耻等十二件事，都是其实状，可以查核。私下认为奏章已尘圣览，日夜伸长脖子，等待严诛，至今半月，不闻威命，那么是陛下已经宽恕他了。臣论斥执政的罪，虽已蒙释，而宗愈欺君败法的罪，尚未公行，枉直两存，邪正不明。臣虽然愚陋，岂敢苟避忤旨之谴，而不以天下之情达于陛下呢？昔之圣人深居九重，认为竭其聪明，犹不足以尽天下闻见，于是以耳目之任付之台谏。台谏的议论，每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所是，台谏必是之，公议所非，台谏必非之。人君之所以不出户庭，而四海九州之远，物无遁情者，用此道也。”

译都是宗愈推荐的人，尚且不免有人弹劾他们的罪过。陛下由此观察，也可以知道公众舆论所厌恶的是什么了。如今议论的人虽然很多，却没听说朝廷加以施行，难道陛下认为既然已经任用宗愈，难以立即罢免，因此排斥弹劾者的言论，而决意要支持他吗？如果真是这样，陛下眷顾优待辅佐大臣始终如一的心意固然美好，但用圣人改过不吝惜、去除奸邪不犹豫的道理来衡量，臣担心这样做并不能算尽善尽美。宗愈的罪恶，臣在之前的奏疏中已经详细陈述，这里不再赘述，但臣私下怀着恳切诚挚的心意禀告陛下。自从四月以来，台谏官员弹劾宗愈的奏章累计有十几份，陛下一概留在宫中，不加可否。近日孙觉因病免职，杨康国因与执政有亲属牵连而调任开封推官，盛陶又请求与李常避嫌，韩川屡次请求离职，赵挺之也因父母年老两次请求外放任职。大概是因为孙觉等人看到陛下极力支持宗愈，不敢急切进言，所以纷纷引退避嫌，务必采取保全自身的策略。臣出身小官，错误地受到提拔任用，并非不知道随时附和，随波逐流，苟且获取俸禄荣耀自身，足以没有祸患，何必独自受苦，极力抨击大奸臣，向上冒犯圣上听闻，向下触犯奸邪党羽？这是因为臣内省自己才识浅薄，毫无其他长处，报效国家的心意，只知道坚持正道，为臣子私利考虑则显得笨拙，为朝廷长远考虑则是忠诚。仰望希望陛下英明洞察，明鉴臣的诚恳，本月十三日弹劾胡宗愈的奏疏，恳请早日赐予指示，交付外朝施行。（孙觉在九月十六日罢免中丞职务，由李常接替。）

译这个月，吏部侍郎傅尧俞、范百禄，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若，中书舍人曾肇、刘攽、彭汝砺，天章阁待制刘奉世，国子司业盛侨、丰稷，御史翟思、赵挺之、王彭年上言说：“依据元祐三年九月九日的敕令，中书省臣僚上奏说：‘臣近日因受皇帝召对，曾详细奏陈并随后进呈札子，说将来殿试应当立即采用祖宗时期考试三题的制度，并请求先下诏告知内外士人，但尚未得到施行。考虑到朝廷既然已经下达命令，科举考试兼用诗赋和律赋，让天下学者学习这些内容。诗赋律赋之学，用功最为勤奋，只有殿试那天，评定他们的技艺水平并排列甲乙等第，诸生在此寻求进取最为看重。如果再次考策论，那么平日积累勤奋所学，反而变得无用，而升降评定出现谬误，取舍乖违失当。大概自使用策论以来，弊端不一，起初使用策论时，突然在朝廷上以政务问题赐问，当时无法预测，可以让人自行献出自己的见解；然而既然成为固定条例，诸生在外，无不提前准备、预先写作，文章不精妙的可以假托他人，学问不充实的可以大量收集古语，考试那天就根据所问题目贯穿成文罢了。为什么呢？礼部在广场考核录取或黜落，未必精密，荒唐滥竽充数者常常不少，而且皇帝亲临殿廷，所询问的，一定是当时的大政要务。比如今年春天殿试，必定会问去年冬天寒雪异常及官制弊端之类，这类都是举子所知道的，所以提前准备、预先写作的人可以应对而无疑，考校官员凭借这些来辨别优劣，评定高下，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只有三题分散出自各种书籍，不可事先预料，诗赋可以展现才华，论说可以了解见识，而且没有地方施展迎合时俗的言论。大概策论这类，本因追求进取而来，利害摆在面前，得失萦绕心头，于是用谄媚言辞来取悦，用妄意来迎合的，比比皆是，比如昨天策论中以阴雪为祥瑞之类就是如此，随后朝廷惯例赐予名次，于是自认为自己的言论被采纳，从而习以为常。他们决定科考、开始做官既然以谄媚进取，那么从政立朝又将沿袭蹈行，他们肯尽忠而违背时俗吗？所以人才日益卑下，风骨节操逐渐衰微，这也是驱使造成的。现在天下学者既然学习诗赋律赋，逐渐知晓古今，臣请求将来殿试，立即采用祖宗考试三题的制度，仍然预先赐下指令，以取信于学者。’贴黄称：‘臣听说近日下达朝旨，将来一次科场，如果有未学习诗赋的人，允许依旧法录取，应当不超过解额三分之一。将来参加殿试的人中有这样情况的，请求暂且用文论大义考试，比照附会考试三题者。九月九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命令尚书、侍郎、学士、待制、两省官员、御史台官员、国子监长官及副长官，迅速详细商议上报。臣等认为天子亲自考试贡士，自汉朝以来未曾改变，唐朝的进士虽然考试诗赋，然而只是有司奉行而已。本朝开宝六年，太祖开始召进士在朝廷考试，当时公卿不知建言，改以策问，而只有诗赋的作用，因此沿袭至今，无人能改。神宗皇帝认为不对，天子临轩，所以延见贡士，询问寻求治道的根本，熙宁三年，开始改问策论，直到元丰年间，五次赐策论了。近来陛下遵循先帝旧制，亲自策问进士，所问灾异、侵伐、官制、财费之类，都是今日急务，不可以停止，而议论者唯独怀疑成为定例，人可以预先准备，为什么呢？况且布衣草野之士，在家修习，在学肄业，日夜讲说的，本来就是为了等待上面的询问。如果能抒发其蕴蓄，应问如响，不失去所对，虽然预备而贯穿之，对选拔人才有什么害处？至于知道捡拾陈说，用芜杂语言充数，不恰当于对问，而不加以汰择，如荒唐滥中，谄媚迎合，以异为瑞之类，而不加以纠察黜落，都是考官的过错，不是策论的过失。议论者只知道策论的提前准备、预先写作，不知道诗赋律赋之学也有记诵类集的弊端，知道进士的预备询问，不知道贤良茂才的预备询问更加详细。臣等认为学校教导诸生，州郡发解，礼部考核贡士，现在已经全部使用诗赋，足以审察其文辞。所有御前考试进士，应当一律依照先帝故事考试策论，符合古义，在体制上为允当。其御试策论，虽然有文采，而于所问义不相当，如果词涉谀媚及文理粗浅者，应当约略旧制量定分数，取旨黜落，不能雷同入等。这样则士人没有滥竽充数，而考官不敢随意升降了。’贴黄称：‘策论所问，哪有定制？或者古今政务，或者天人名数疑难之类，比如汉朝董仲舒策论符命性情文质之异，杜钦以经义对六事系目，临时诏旨，不是粗疏远隔所能一一预先揣度，不应当偶以前日阴雪，众人所知道，而说都可以提前准备。’（按孔武仲传：武仲任著作郎，请求御试复用三题。此奏称昨日因赐对具陈，则恐怕不是武仲。大概垂帘听政时非宰执、台谏未曾得对也。武仲任著作郎乃元祐四年四月，此指挥非武仲所请，明显。不知果出于谁，当考。二月十六日，赵廷之请求试策，吕公着家传可考。八年三月二十三，又有殿试三题指挥，然而最终没有实行。十一月初十日，彭汝

译讨论磨砺（刀斧）之事；闰十二月底，李常等人商议。）

译注释

【一】诏令王冲贼徒党家属依旧编管，“仍”字原脱，据阁本补入。

【二】随后发运司上言，“司”字原作“使”，据阁本改正。

【三】熙宁八年五月初，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盐矾为专职，而发运使副为兼领。案：据本书本条注文、卷二六七熙宁八月癸卯条及《宋会要·职官四二之二五》，熙宁八年五月乃是让发运使、副兼制置盐茶矾等事务，而以江、淮、荆、浙等路制置使兼发运使、副则始于当年八月。怀疑此处“五月”为“八月”之误。

【四】当年十一月发运司申请，“司”字原作“使”，据阁本及上引《宋会要》改正。

【五】因为发运司现在兼带制置盐矾茶事，“司”字原作“使”，据同上书改正。

【六】核查茶盐事务已专门差派官员提举，“盐”字下原衍“矾”字，据同上书删去。

【七】朝廷设置官员，“设”字原作“试”，据阁本及《尽言集》卷三《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改正。

【八】徇私比附，“下比”二字原倒置，据同上书乙正。

【九】请求充任台省之选，“乞”字原作“复”，据同上书改正。

【一○】说户部郎官中有近来参详立法之人，“官”字原作“中”，据本书卷四一一元佑三年五月甲戌条及《尽言集》卷三《论胡宗愈右丞不当》改正。

【一一】都已守寡回家，“归”字原作“妇”，据阁本及上引《尽言集》改正。

【一二】随后诱骗其妹，“既”字原作“税”，据同上书改正。

【一三】荆湖南北，“湖南”二字原倒置，据《宋会要·蕃夷五之九一》乙正。

【一四】虽有失仪旷职的处罚，“之罚”二字原倒置，据阁本及《苏东坡集·奏议集》卷五《乞郡札子》乙正。

【一五】十一月二日于是派遣百禄，“遣”字原作“迁”，据阁本及本书卷四一六元佑三年十一甲辰条改正。

【一六】不知几千万的工料一旦成空，“万”字原作“里”，据阁本改正。

【一七】这时章献太后垂帘，“太”字原作“皇”，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一回河改正。

【一八】已先差派张问、王令图等相度，“相度”二字原脱，据阁本补入。

【一九】人工物料丰备，“工物”二字原倒置，据阁本乙正。

【二○】迅速投入沙岸，“投”字原作“役”，据阁本改正。

【二一】前后台谏章疏不可胜数，“章”字原脱，据《尽言集》卷三《论胡宗愈除去右丞不当》补入。

【二二】近日孙觉因病免职，“免”字原作“死”，据阁本及同上书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十六

卷四百十六

起讫时间：起哲宗元佑三年十一月癸卯，尽至本月甲辰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六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三年（戊辰，1088年）

全文

十一月癸卯初一。

甲辰，三省、枢密院上言：“查核都水使者王孝先的状子说：‘我考虑黄河决口堵塞不常，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多次了。自从小□决口以来，就失去了堤防，留下的祸患非常严重。请求在西岸上，从北京内黄第三埽开始，先修筑一条截河堤，与旧河孙村口相对，同时勘察在樊河第三河靠近水的地方修筑缕河小堤，闸断河门，在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模仿以往修筑汴河的规模，开修一条减水河，分散削弱水势，向东流入大海。’随即召来孝先及俞瑾等人，让他们陈述利害。根据孝先等人所说，除了孙村口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回河入海且不靠近界河。孙村口打算用两年时间开修，今年冬天先准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明年春天动工，先开减水河，分散减弱水势，所用的兵夫已有先前申报确定的数目。到元佑五年才商议堵塞北流，将全河改回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人提供结罪保明状完毕。审看除了预备旧堤物料可以施行外，所有元佑五年堵塞北流，将全河改回东流故道的计划，以及来年开减水河，担心另有未尽的利害，想差派官员亲自勘察，详细陈述长远的利害，如实上奏。”诏令：“差派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亲自前往那里勘察，并详细陈述确切的利害，画图连同联名保明上奏。如果孙村口不可开河，就在不靠近界河的地方另选一处，也需详细保明上奏。”（开河事的始末，按实录所载很不详细，现在取范百禄的奏稿详细记载，以便后世有所考证。九月五日，苏轼说孝先想在北京南面开孙村河，想夺取河身以恢复故道。那么孝先提出建议一定在九月五日以前了。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