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四
、韩王忠献公赵普配飨太祖庙廷。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钦若,表述上登位以来,放天下逋欠钱物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余人,(实录、本纪及食货志并云系囚三十余万【一】,恐数太多,今从钦若本传。)请付史馆,上谓近臣曰:「兹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二】。」因命学士院召试钦若。及览所试文,谓辅臣曰:「钦若非独敏于吏事,兼富于文词,今西掖阙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诰。
译韩王忠献公赵普配享太祖庙庭。
辛丑日,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的王钦若上奏陈述,自皇上登位以来,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钱物一千余万,释放关押的囚犯三千余人,(《实录》、《本纪》及《食货志》均记载释放囚犯三十余万【一】,恐怕数字过多,今依从王钦若本传的记载。)请求将这些事迹交付史馆记载。皇上对近臣说:“这件事先帝正打算施行,我只是奉行先帝的遗志罢了【二】。”于是命令学士院召王钦若参加考试。等到阅览他所写的应试文章,皇上对辅政大臣说:“王钦若不仅擅长处理政务,而且富有文采,如今中书省缺官,可以特别任用他。”随即任命他为右正言、知制诰。
己酉,上谓宰相曰:「闻朝臣中有交结朋党、互扇虚誉,速求进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己不至耳。浮薄之风,诚不可长。」乃命降诏申警,御史台纠察之。
秘书监杨徽之荐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戚纶文学纯谨,宜在儒馆。三月甲寅,以纶为秘阁校理。纶父同文,隐居教授,学者不远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徽之与门人追号同文曰坚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分诣江南、两浙,发廪粟赈饥民,除其田租。庄使还,言池州、兴国军得良吏,余无足称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资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无政术而继得亲民者。其素蕴公器,有政绩者,偶缘公坐则黜司冗务。真伪莫辨,侥幸滋深。自今望遴选其人,勿以资格授,其有政绩者,优加恩礼。」
癸亥,诏:「今岁举人颇觽,若依去年人数取合格者,虑有所遗落,进士可增及七十人,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礼部寻以孙暨等二百五十人名闻,内诸科一举者六人特黜去之,余并赐及第。
京西转运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馆朱台符上言:
臣闻「蛮夷猾夏」,帝典所载,商、周而下,数为边害。其人无礼义,系之而无所用;厥土多泽卤,得之而不可居。圣王知其然也,或振旅薄伐,势不穷极,或和亲修好,意在信縻。历代经营,斯为良策。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乱,汉绝大漠而海内虚耗,逞一时之心,为万代之笑,此商鉴不远也。
顷者晋氏失御,而中原乱离,犬羊之性益骄,边圉之忧孔棘。太祖深鉴往古,酌取至道,与民休息,遣使往来。二十年间,罕闻入寇。大省戍边之卒,不兴出塞之兵。关隘宁谧,府库充溢,信深得制御之道也。
幽蓟之地,实为我疆,尚隔混同,所宜开拓。太宗平晋后,因其兵势,将遂取之。人虽协谋,天未厌乱,螗蜋拒辙,用稽灵诛。重兴吊伐之师,又作迁延之役。自兹厥后,大肆凶锋,略掳边民,攻拔城寨,长驱深入,莫可禁止。当是时也,以河为塞,而赵、魏之间,几非国家所有。既阻欢盟,乃为备御,屯兵马,益将帅,刍粟之飞挽,金帛之委输,赡给赏赐,不可胜数。由是国之食货,匮于河朔矣。
陛下自天授命,与物更始,授继迁以节钺,加黎桓以王爵,咸命使者,镇抚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泽,非所以柔远能迩,昭王道之无偏也【三】。今已讫谅闇,将终祥禫,中外延颈,观听德音。臣愚以为宜以此时赦契丹之罪,择有文武才略、习知边境辨说之士,为一介之使【四】,以嗣位服除,礼当修好邻国,往告谕之。彼十年以来不复犯塞,以臣料之,力有不足,志欲归向,而未得其间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来王之便,必欢悦慕义,遣使朝贡,因与之尽弃前恶【五】,复寻旧盟,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如太祖故事,结之以恩,彼必思之【六】。两国既和,则无北顾之忧,可以专力西鄙,继迁当自革心而束手,是一举而两获也。
西北无事,然后备边之兵,可议减省。夫边兵省然后费用可节,费用节然后赋敛可缓,赋敛缓然后黎庶可安,黎庶安然后政化可致。原其根本,非他也,在安边弭兵而已。设使尚稔其恶,盈贯罔悛者,不过二涂,或皇华至边,拒而不纳,或留我行人,不遣复命,亦未至于失大体,损威重,而示弱敌人,贻羞国家也。然背义绝约,曲在彼矣。又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为元元故,日新改作,屈万乘之尊以图长久,庶几就安利,去危殆,则圣德巍巍,与天无极,亿兆之民,愈归心而怀惠矣,又何伤于明哉。陛下若欲训兵练将,与之力争,臣不敢复有所云也。若欲继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此际乘便而行之,虑他日噬脐,无名发端。
昔扬雄有言曰:北方之国【七】,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致,故其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何者?天性忿鸷,形容魁健,其强难屈,其和难得,真中国之雄敌也。矧苞桑之系,安不忘危,兵家之胜,贵于不战。今守文
译己酉日,皇上对宰相说:“听说朝中大臣中有结党营私、互相吹捧虚名,以求快速升迁的人。人的好坏,朝廷都清楚,只是担心他们自身修养不够罢了。浮华浅薄的风气,确实不能助长。”于是下诏申诫,命御史台进行纠察。
秘书监杨徽之推荐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戚纶,称他文学纯正严谨,适宜在儒学馆任职。三月甲寅日,任命戚纶为秘阁校理。戚纶的父亲戚同文,隐居教授,求学的人不远千里而来,考中进士的共有五十六人,杨徽之与门人追尊戚同文为坚素先生。
丙辰日,命令度支郎中裴庄等人分别前往江南、两浙地区,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免除他们的田租。裴庄出使回来,说池州、兴国军有贤良的官吏,其余地方没有值得称道的。并且说:“朝廷任命的知州、通判,大都是依据资历考核而授予,以至于有人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没有政治才能却接连担任亲民官职。那些素来具有公器之才、有政绩的人,偶尔因公务获罪就被贬到闲散部门。真假难以分辨,侥幸之风日益滋长。从今以后希望选拔人才,不要仅凭资历授予,对有政绩的人,应优厚地给予恩礼。”
癸亥日,下诏说:“今年参加科举的人数很多,如果按照去年的人数录取合格者,担心有所遗漏,进士可以增加到七十人,诸科增加到一百八十人。”礼部随后上报孙暨等二百五十人的名单,其中诸科中只参加一次考试的六人特别被黜落,其余都赐予及第。
京西转运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馆的朱台符上奏说:
臣听说“蛮夷扰乱华夏”,这是帝王典籍所载,商、周以后,多次成为边境的祸害。这些人没有礼义,拘禁他们也没有用处;那里的土地多沼泽盐碱,得到它也不适合居住。圣明的君王知道是这样,有时整顿军队征讨,但不穷追到底,有时和亲修好,意在以信义羁縻。历代经营,这是良策。至于秦朝修筑长城而百姓叛乱,汉朝隔绝大漠而国内空虚耗竭,逞一时之快,成为万代的笑柄,这历史的鉴戒不远。
近来晋朝失去控制,中原战乱离析,犬羊般的习性更加骄横,边境的忧患非常紧急。太祖深刻借鉴往古,斟酌采取至理之道,与民休息,派遣使者往来。二十年间,很少听说敌人入侵。大大减少了戍边的士兵,不兴起出塞的军队。关隘安宁,府库充盈,确实深得控制驾驭之道。
幽蓟之地,确实是我国的疆土,尚且隔着混同江,应当开拓。太宗平定晋国后,凭借当时的兵势,将要顺势夺取它。人们虽然同心谋划,上天却未厌弃战乱,螗蜋抗拒车轮,延缓了神圣的诛伐。再次兴起吊伐之师,又成为拖延的战役。从此以后,敌人大肆逞凶,掠夺边民,攻占城寨,长驱直入,无法禁止。当时,以黄河为屏障,而赵、魏之间,几乎不再是国家所有。既然阻断了友好的盟约,就转为防备抵御,屯驻兵马,增加将帅,粮草的转运,金帛的输送,供给赏赐,不可胜数。因此国家的财物,在河朔地区匮乏了。
陛下受天命即位,与万物重新开始,授予李继迁节钺,加封黎桓王爵,都派遣使者,镇抚他们的邦国。只有那契丹,未蒙受厚泽,这不符合柔远能迩、彰显王道无偏的原则。现在已度过丧期,将结束丧礼,内外都伸长脖子,期待听到美好的德音。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在此时赦免契丹的罪过,选择有文武才略、熟悉边境辩说的人士,作为使者,以新君即位、丧期结束,按礼应当与邻国修好,前往告知晓谕。他们十年来不再侵犯边塞,以臣推测,是力量不足,志向想要归顺,但未得到机会。现在如果施以天覆般的仁德,借他们来朝王的便利,他们必定欢悦慕义,派遣使者朝贡,趁机与他们彻底抛弃前嫌,恢复旧盟,用财物利诱,允许关市贸易,像太祖时的旧例,用恩义结交,他们必定会考虑。两国既然和好,就没有北方的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力量对付西鄙,李继迁应当会自行改变心意而束手就擒,这是一举两得。
西北无事,然后戍边的军队,可以商议减省。边兵减省然后费用可以节省,费用节省然后赋税可以缓和,赋税缓和然后百姓可以安定,百姓安定然后政治教化可以推行。推究其根本,不是别的,在于安定边境、平息战事罢了。假使他们还熟习其恶,满贯而不悔改,也不过两种情况,要么使者到达边境,拒绝接纳,要么扣留我方使者,不遣返复命,也未至于失去大体,损害威重,而向敌人示弱,给国家留下羞耻。然而背信弃义、断绝盟约,过错在他们。又让天下的人,知道陛下为了百姓的缘故,日日更新政令,屈尊万乘之尊以图长久,希望达到安定有利,去除危险,那么圣德崇高,与天无极,亿万百姓,更加归心而感怀恩惠,又有什么损害于明君呢。陛下如果想要训练军队、磨砺将领,与他们力争,臣不敢再说什么。如果想要继续友好、休养生息,以安定社稷,不在此时乘便而行,担心日后噬脐莫及,没有名义发起端。
从前扬雄有话说:北方的国家,五帝所不能臣服,三王所不能招致,所以他们不服,中国未能高枕安寝。为什么呢?天性忿怒勇猛,形貌魁梧健壮,其强难以屈服,其和难以获得,真是中国的劲敌。况且苞桑之系,安不忘危,兵家的胜利,贵在不用战。现在守文
继统,欲致太平,法尧、舜之垂衣,体禹、汤之罪己,好生恶杀,务德化顽,事有损一毫以利天下者,又可不思制变,而与不识礼义之俗,争先后、角气力哉?
译继承帝位,想要实现太平盛世,效法尧、舜垂衣而治的无为,体察禹、汤归罪于己的谦卑,爱惜生命而厌恶杀戮,致力于用道德教化顽劣之人。如果有损害丝毫自身利益而有利于天下的事情,又怎能不思考制定变革的措施,反而去和不识礼义的俗人争先后、比力气呢?
昔西汉高后时,尉佗自号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黄屋称制,与中国侔。及孝文即位,先遣陆贾驰书谕之,佗乃顿首,愿为藩臣,奉贡职。夫汉文帝,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国之君也,其所以然者,为中国劳苦,且以息战伐也。今契丹之劲过于南粤,陛下之圣出于汉文,迹而行之,事岂相远哉?诚朝廷之大计,不可忽也。台符又自请使北,时论称之。(本传云咸平元年契丹为梗,经武圣略云契丹犯边。按元年契丹未动,观台符此疏可知也。疏云已讫谅闇,将终祥禫,则台符上疏时,乃二年春矣。今附三月末。)
闰三月丙戌,宰相张齐贤等言:「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效,愿示谴黜,以塞天下之责。」上曰:「朕获缵承基绪,赖卿等辅翼,虑政有阙失,宜相规以道,无惜极言也。」
初,秦悼王旅葬涪陵,于是,诏择汝、邓间地改葬。
皇太后居西宫嘉庆殿,己丑,宰相引汉、唐故事,上宫名曰万安,从之。
庚寅,诏有司力役之无名、营缮之不急者,悉罢之。(实录在己丑日,今从本纪。)
宰相张齐贤言于上曰:「臣受陛下非常之恩,当以非常报。」因述皇王帝霸之说,上曰:「朕谓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无挠,则近之矣。」
上以亢旱,诏中外臣庶并直言极谏,诏书略曰:「朕累降诏书,大开言路,颇多丛脞,罔副询求。思得谠言,以答天戒,善者必加甄赏,否者亦为优容,勿尚靡词,复谈鄙事。」时有上封指中书过失,请行罢免者,上览之不悦,谓宰相曰:「此辈皆非良善,止欲自进,当谴责以警之。」李沆进曰:「朝廷比开言路,苟言之当理,宜加旌赏,不则留中可也。况臣等非材,备员台辅,如蒙罢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补朝廷。」上曰:「卿真长者矣。」(宝训以此事系之咸平二年,今附此。)
以河北转运使、右谏议大夫索湘为户部使。湘在河北时,属郡有干酿者,岁输课甚微,而不逞辈多聚饮其中为奸盗,湘奏废之。德州旧率民马以备驿传,又役民为步递,湘罢其事,悉以官兵卒代之。会内殿崇班临涣阎日新建议,请于静戎、威虏两军置场鬻茶,收其利以资军用。湘上言:「若是,则夺民利。臣恐榷场商旅,自兹阻绝,甚非便也。」遂止。又言事者请许榷场商旅以茶药等物,任于北界贩易,复招募北界商旅于雄、霸州市易,北人既获厚利,则边患可息矣。诏湘详议以闻。湘言:「北边自兴榷场,商旅臻僟【八】,制置深得其宜。今若许其交相贩易,则缘边商人深入北界,窃以为非便。又北界商人若至雄、霸,其中或杂以奸伪,何由辨明?况边民易动难安,蕃人之情宜有信制,望且仍旧为便。」会有诏经度复修定州新乐、蒲阴两县【九】,湘以其地迭雀,非屯兵之所,遂奏罢之。
湘质朴少文而长于吏事,历任边部,所至必广储蓄为备豫计,出入军旅间,颇着能名。先自京辇茶至榷场,最为烦扰,又多所损败,湘建议请许商旅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一○】,既免道涂之耗,复有征算之益。又威虏、静戎军,岁烧边草地以处南牧【一一】,言事者又请于北寨山麓中兴置银冶,湘以为召寇,亦奏罢之。
诏三馆写四部书二本来上,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备观览。(此据本志,实录但云写一本置禁中,不及龙图阁也。东京记云大中祥符初建龙图阁,据此则咸平初,阁已建矣。)
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曰:
臣闻皇天无亲,王者无私,上下合符,有如影响,若王政缺于下,则天谴见于上。窃惟陛下受先帝之顾命,膺兆民之乐推,大孝彰闻,小心畏谨,动遵礼法,不愆旧章,所宜得天心,获嘉应。而践阼以来,二年之内,彗星一见,时雨再愆者,岂非凶丑未尽服,政令未尽顺,天所以示兹警戒也。
夫灾变之来,必以类应,故彗星见者,兵之象也,时雨愆者,泽未流也。今北狄未宾,西羌作梗,荆蛮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饥馑之民
译从前西汉高后时期,尉佗自称南粤武帝,发兵攻打长沙边境的城邑,乘坐黄屋车,行使天子之权,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等到汉文帝即位,先派遣陆贾带着书信去晓谕他,尉佗于是叩头谢罪,愿意做藩属臣子,奉行贡赋的职责。汉文帝是天子的尊贵身份,尉佗是小国的君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为中原百姓的劳苦着想,并且为了停止战争。如今契丹的强盛超过南粤,陛下的圣明超出汉文帝,循着这个踪迹去行事,事情难道相差很远吗?这确实是朝廷的重大计策,不可忽视。朱台符又主动请求出使北方,当时的舆论称赞他。(本传记载咸平元年契丹成为祸患,经武圣略记载契丹侵犯边境。查考元年契丹并未行动,看朱台符这篇奏疏可以知道。奏疏中说已经度过丧期,即将结束祥禫之祭,那么朱台符上疏时,已是二年春天了。现在附在三月末。)
闰三月丙戌日,宰相张齐贤等人说:“春季时节已经过去,雨水还没有降下,这是臣等调和阴阳没有成效,希望陛下加以谴责罢免,以堵住天下的指责。”皇上说:“我得以继承基业,依靠你们辅佐,担心政事有缺失,应该用正道互相规劝,不要吝惜直言极谏。”
起初,秦悼王旅葬在涪陵,于是,下诏选择汝州、邓州之间的地方改葬。
皇太后居住在西宫嘉庆殿,己丑日,宰相引用汉、唐的旧例,上奏将宫名改为万安,皇上听从了。
庚寅日,下诏有关部门,凡是没有名目的劳役、不紧急的工程修缮,全部停止。(实录记载在己丑日,现在遵从本纪。)
宰相张齐贤对皇上说:“臣承受陛下非同寻常的恩德,应当以非同寻常的报答。”于是讲述皇、王、帝、霸的道理,皇上说:“我认为皇、王的道理没有具体的形迹,只要万事不被扰乱,就接近了。”
皇上因为大旱,下诏让内外臣民都直言极谏,诏书大略说:“我多次下达诏书,广泛开放言路,但有很多琐碎之事,没有符合我的询问征求。希望能得到正直的言论,来回应上天的警戒,好的必定加以甄别奖赏,不好的也予以宽容,不要崇尚浮夸的言辞,再谈论鄙陋的事情。”当时有人上密封奏章指责中书省的过失,请求罢免官员,皇上看了不高兴,对宰相说:“这些人都不善良,只想自我进身,应当谴责他们以警示。”李沆进言说:“朝廷近来开放言路,如果言论合乎道理,应该加以表彰奖赏,不然留在宫中不处理也可以。况且臣等没有才能,充任台辅之职,如果蒙受罢免,那就是言事的人对朝廷有补益。”皇上说:“你真是长者啊。”(宝训将这件事系在咸平二年,现在附在此处。)
任命河北转运使、右谏议大夫索湘为户使。索湘在河北时,所属郡县有酿酒作坊,每年缴纳的税款很少,而不安分的人多聚集在那里饮酒作奸犯科,索湘上奏废除了它们。德州过去征调民马以备驿传使用,又役使百姓做步递,索湘废除了这些差役,全部用官兵替代。恰逢内殿崇班临涣人阎日新建议,请求在静戎、威虏两军设置市场卖茶,收取利润以资助军用。索湘上言说:“如果这样,就会剥夺百姓的利益。臣担心榷场的商人,从此断绝往来,非常不便。”于是停止。又有言事的人请求允许榷场的商人用茶药等物品,随意在北界贩卖交易,再招募北界的商人在雄州、霸州市场交易,北人既然获得厚利,那么边患就可以平息了。下诏让索湘详细商议后上报。索湘说:“北边自从兴起榷场,商人众多,制度安排非常得当。现在如果允许他们互相贩卖交易,那么沿边商人深入北界,私下认为不便。又北界商人如果来到雄、霸,其中或许混杂奸伪之人,怎么辨别清楚?况且边民容易动荡难以安定,蕃人的情况应该有信用制约,希望暂且照旧为便。”恰逢有诏书筹划重修定州新乐、蒲阴两县,索湘认为那里地势低洼,不是屯兵的地方,于是上奏罢免了。
索湘质朴少文采而擅长行政事务,历任边防部门,所到之处必定广泛储备物资作为防备之计,出入军旅之间,颇有能干的名声。先前从京城运送茶到榷场,最为烦扰,又多有损耗败坏,索湘建议请求允许商人沿长江运茶到边郡入中,既免去了路途的损耗,又增加了征税的收益。又威虏、静戎军,每年焚烧边草地以安置南牧,言事的人又请求在北寨山麓中兴建银矿冶炼,索湘认为这会招致敌寇,也上奏罢免了。
下诏三馆抄写四部书两本进呈,一本放在禁中的龙图阁,一本放在后苑的太清楼,以备阅览。(这根据本志,实录只说抄写一本放在禁中,没有提到龙图阁。东京记说大中祥符初年建立龙图阁,根据这个那么咸平初年,阁已经建立了。)
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上疏说:
臣听说皇天没有私亲,王者没有私心,上下符合,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如果王政在下面有缺失,那么天谴就在上面显现。私下认为陛下承受先帝的遗命,承受亿万百姓的拥戴,大孝彰明,小心谨慎,行动遵循礼法,不违背旧章,理应得到天心,获得吉祥的回应。而即位以来,两年之内,彗星出现一次,及时雨两次失期,难道不是凶恶的敌人没有完全降服,政令没有完全顺从,上天所以显示这种警戒吗。
灾变的发生,必定以同类相应,所以彗星出现,是战争的征兆,及时雨失期,是恩泽没有流布。现在北狄没有归顺,西羌作乱,荆蛮有猖狂的寇贼,江、浙多饥荒的百姓
,虑其来犯边陲,变为盗贼,蜂屯蚁聚之觽须俟讨平,鼠窃狗盗之髃亦劳逮捕,此彗星之所以见也。自即位肆赦,临朝听政,覃恩宥罪,施惠及物,然未尝蠲免残租,许行榷利,山海之货悉归于上,酒税之饶不流于下,元元之民未尽蒙渥泽,此时雨之所以愆也。陛下宜深维二者之所以然,设备以御之,修政以厌之。不然,则事有可虑者。圣朝享国四十年,括地一万里,经营非不久,统御非不觽,而治或未至,政或有阙,意者,法术、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张者乎?臣虽不敏,辄敢条奏其事。
译担心他们来侵犯边疆,变成盗贼,像蜂蚁聚集一样的大群必须等待讨伐平定,像鼠狗偷窃一样的小群也耗费人力去逮捕,这就是彗星出现的原因。自从陛下即位实行大赦,临朝处理政务,广泛施恩宽恕罪过,恩惠施及万物,然而未曾免除拖欠的租税,允许实行专卖获利,山海的货物全部归于朝廷,酒税的丰厚不流向下层,百姓未能完全蒙受深厚的恩泽,这就是雨水失调的原因。陛下应当深入思考这两件事发生的原因,设置防备来抵御它,修明政治来平息它。不这样,就有值得忧虑的事情。圣朝享有天下四十年,疆域广阔一万里,经营治理并非不长久,统御管理并非不众多,但治理或许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政事或许有缺失,大概法律、制度还有可以改革和更张的地方吧?臣虽然不聪明,还是敢于分条上奏这些事。
臣闻农者国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国之命也,其功在战胜,此两者存亡所系也。方今患在农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战未胜。农少则田或未垦,兵多则用常不足,故储蓄空虚,而聚敛烦急矣。民利尽归于国【一二】,国用尽入于军,所以民困而国贫也。周公之制,谷积九年,此尧、汤水旱而民所以无饥色也。今郡国阙三年之粮,贫民无终岁之食,稼一不熟,则有饥死者,军储自赡不足,何暇赈之乎?且地方百里,每亩收粟一斛,岁计得粟五百四十万斛,今甸服之内,凡方百里者百,所得曾不能供足军食,而区区运粮于江、淮间,终岁所得不过百里之出者。由是而论,有以见农政之不修也。臣愚以为宜省徭役以□其力,驱游惰以增其觽,男悉心于畎亩,女尽力于蚕桑,种必刈获,养必纺绩,不出数年,自然家有余食,而人有兼衣矣。贾谊有言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人乐其所矣。此农政之修也。
国家养兵百万,士马精强,器甲坚利,可谓无敌于天下矣。然自拒马失律以还,夏廷逆命之后,军声不振,庙胜无闻,一纪于兹,蒙耻未雪。何者?将帅弗用命而委任不专也,卒既骄惰而不习知边事也,有以见军政之不修也。夫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凿门推毂【一三】,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孙武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一四】」,此之谓也。臣愚以为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谨择其人,专委其任,有功者宠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钺,明示刑赏,断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古者井田之法,兵则民也,民则兵也,出则战,入则耕,人各自供,官无所赡。今农不习战,士不务农,离为二途,绝不相用。臣愚以为古制不可全取,宜参验当今便利,酌中而渐制之。骮江、浙旧有义军寨【一五】,秦、陇见屯强壮,执柯取则,兹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饶,士民之觽,各于郡县量置义军,本户略与复除,岁时少加赏赐,动则就便召发,静则任从营养,又于王畿千里之内,蓄兵十万以制天下,孰敢动摇哉。州县本城,随宜额定,溢剩者不令招置【一六】,疲老者尽放归休,果行此道,则天下之兵减大半矣。缘边之人,便于弓马,勇于战斗,盖天性也。妙选有文武才略之士为长吏以统之,仍以厚利召募愿为正军者,随郡大小,差厥数以备城守,止于赵、魏之间少屯王师,以策其后,亦足减戍卒之大半矣。且耕且战,足食足兵,削调敛之烦苛,免飞挽之劳苦,此军政之修也。臣愚以为不任人无以安边,不安边无以省兵,不省兵无以惜费,不惜费无以□民,不□民无以致治。舍此数事,虽有智者,不能为计矣。
刺史、县令,亲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盖三代之诸侯也。故汉宣帝曰:「与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诚重之也。顷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仆射、尚书,下至京官奉职,率多轻授,未尽当任。权不足以威吏民,禄不足以惠穷乏,政皆苟且,事出因循。意者,国家以刺史之官为武夫之任,有支赐公使之费,奏荐僧尼之例,重其事而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文武登朝官、诸司使副,不翅千余员,代不乏才,岂无循吏,但未选任之耳。臣愚以为宜诏执事精练名实,明扬俊贤,各以检校官出为刺史,但不得支赐公使,奏荐僧尼。而县令乃子男之任,与民最亲切者也,迩来除授率多冗从【一七】,诸司吏人分据大邑,识暗则莫能烛理,禄微则鲜克持廉。
译我听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它的利益在于粮食丰多;军事是国家的命脉,它的功绩在于战胜敌人,这两者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当今的祸患在于务农的人少而粮食不丰多,士兵多而战争尚未取胜。务农的人少,那么田地或许没有开垦;士兵多,那么军费常常不足,所以储备空虚,而聚敛赋税烦琐急切。百姓的利益全部归于国家,国家的用度全部投入军队,这就是百姓困苦而国家贫困的原因。周公制定的制度,粮食积蓄九年,这就是尧、汤时期遭遇水旱灾害而百姓没有饥饿颜色的原因。现在各郡国缺乏三年的粮食,贫民没有终年的食物,庄稼一旦歉收,就会有饿死的人,军队的储备尚且不足以自给,哪有空闲去赈济百姓呢?况且方圆百里的地方,每亩收获粟一斛,每年计算可得粟五百四十万斛,现在王畿之内,凡是方圆百里的地方有一百个,所得的粮食尚且不能供应充足的军粮,却只在江淮之间运输粮食,终年所得不过相当于百里之地的产出。由此看来,可以知道农政没有得到修明。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减少徭役以节省民力,驱使游手好闲的人以增加劳动力,男子专心于田间耕作,女子尽力于养蚕纺织,播种必定收割,饲养必定纺绩,不出几年,自然家中有多余的食物,人人有多余的衣服。贾谊曾说:“积蓄储备,是天下的重大命脉。”如果粮食多而财物有余,做什么不能成功?进攻就能夺取,防守就能稳固,作战就能胜利,安抚敌人、招纳远方之人,招谁谁会不来?现在驱使百姓回归农业,都附着于根本,使天下人都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那些从事末业和游食的人,转而从事农耕,那么人们就会安居乐业了。这就是农政的修明。
国家供养百万士兵,兵马精强,兵器铠甲坚固锋利,可以说无敌于天下了。然而自从拒马河战败以来,夏朝朝廷违抗命令之后,军威不振,朝廷的胜利没有听闻,至今已有十二年,耻辱尚未洗雪。为什么呢?将帅不服从命令而委任不专一,士兵已经骄纵懒惰而不熟悉边事,由此可以知道军政没有得到修明。将帅是君王的爪牙,登上祭坛授予斧钺,凿开城门推出车毂,营垒之外的事,由将军裁断,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而取得胜利。近代动不动就相互牵制,不允许灵活处置,军事以奇袭取胜却用阵图来节制,事情需要随机应变却只按命令行事,勇敢的人无处施展,有智谋的人无处发挥,所以一动就败逃。孙武说:“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前进却命令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后退却命令后退,这叫束缚军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愚昧地认为怀疑就不要任用,任用就不要怀疑,谨慎选择人选,专门委任职责,有功的人用爵位宠信,有罪的人用斧钺威慑,明确显示刑罚和奖赏,断然保证执行,谁敢不服从命令呢?古代井田制的办法,士兵就是百姓,百姓就是士兵,出征就作战,回家就耕种,人人各自供给,官府无需供养。现在农民不熟悉作战,士兵不从事农业,分为两途,完全不相通。我愚昧地认为古代制度不能完全照搬,应当参考当今的便利,斟酌适中而逐渐制定。江淮、江浙旧有义军寨,秦、陇现在屯驻强壮士兵,执柯取则,这件事可行。凭借天下土地的富饶,士民的众多,在各郡县酌情设置义军,本户大致免除赋役,每年稍加赏赐,行动时就就近征发,平静时就任其自给自足,又在王畿千里之内,蓄积十万士兵以控制天下,谁敢动摇呢?州县本城,酌情额定,超出定额的不允许招募,年老体弱的全部放归休息,如果实行这种方法,那么天下的士兵减少大半了。边境的人,擅长弓马,勇于战斗,这是天性。精心挑选有文武才略的人作为长官来统领他们,仍然用厚利招募愿意成为正军的人,根据郡县的大小,分配数量以备城防,只在赵、魏之间稍微屯驻王师,以策应后方,也足以减少戍卒的大半了。一边耕种一边作战,粮食充足士兵充足,削减调敛的烦苛,免除运输的劳苦,这就是军政的修明。我愚昧地认为不任用合适的人无法安定边境,不安定边境无法节省士兵,不节省士兵无法节省费用,不节省费用无法爱惜百姓,不爱惜百姓无法达到治理。舍弃这几件事,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出谋划策了。
刺史、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有百姓,有社稷,大概是三代的诸侯。所以汉宣帝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优秀的二千石官员。”光武帝也说:“郎官上应列宿,出任百里之地的长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百姓就会受害。”确实重视他们。近来不任命刺史,只用知州代替,他们的差遣,上自仆射、尚书,下至京城任职的官员,大多轻易授予,未尽适合任职。权力不足以威慑官吏百姓,俸禄不足以惠及穷困,政事都苟且敷衍,事情出于因循。大概是因为国家认为刺史的官职是武夫的职责,有支赐公使的费用,奏荐僧尼的惯例,重视其事而不授予人吗?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现在文武登朝官、各衙门使副,不止一千多人,历代不乏人才,难道没有循吏,只是没有选拔任用罢了。我愚昧地认为应当诏令执事官员精练名实,明扬俊贤,各自以检校官的身份出任刺史,只是不得支赐公使,奏荐僧尼。而县 let 是子男的职责,与百姓最亲切,近来任命大多冗杂,各衙门吏人占据大邑,见识昏暗就不能明察事理,俸禄微薄就很少能保持廉洁。
州县之职,大抵相类,欲其尽诚于奉上,极力于字民,其可得乎?臣愚以为,宜诏有位举所知,铨司择才,诸司吏人不得处大县为长吏。凡牧宰者,复奉户以增月入,受空土以为职田,俾其衣食足以恤家,车服足以示觽,久其任以劝效,委其权以行事,渐敦教导,专务劝课,每岁用令文考课之法,以户口增减、垦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则人民受赐矣!
译州县的职责,大体相似,想要他们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全力以赴地养育百姓,这能做到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诏令在位官员推举他们了解的人才,由吏部选拔有才能的人,各衙门的吏员不得担任大县的长官。凡是担任州牧、县令的人,重新按照户籍数量来增加每月的收入,授予无主的荒地作为职田,使他们的衣食足以赡养家庭,车马服饰足以显示威仪,延长任期以鼓励效忠,授予实权以便处理政务,逐渐注重教化引导,专心致力于督促农事,每年依据法令中考核官吏的方法,根据户口的增减、开垦农田的多少来评定优劣并决定升降。像这样,百姓就能受到恩惠了!
简易者事不□,节俭者财有余。今署置之过也,官吏森罗于郡邑;差命之烦也,使者旁午于道路。廪禄之费耗,驿券之供给,何可胜数!无名之赏赐,不急之造作,亦无限量。土木穷其丽,工巧极其淫,他费百端,动计千万。故两税之外,悉取山海之货、酒榷之饶,而用犹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奢侈之俗未甚变,流亡之民未甚来,租税未甚均,刑狱未甚简,藩篱之倚未甚固,帷幄之谋未甚臧,法有滋章之条,吏无恻隐之实。其余背理伤道,便文自营,非为公家忠计者,不可一二而举也。愿问大臣以当世之务,如上所陈,汤沐而栉治之,瞑眩而针砭之,使百度正,彝伦□,生灵泰,社稷安,上下协和,章程明密,建皇极之道,树太平之基。陛下坐九重,负斧扆,南面而听断,端拱而无为,垂子孙之诒谋,光祖宗之大业,岂不休哉!
陛下自视当今事势,何如汉、唐盛时?有土者不可言贫,有人者不可言弱,以陛下神圣聪明,资以天下之大,而未比隆于汉、唐,窃为陛下惜之。奏入,优诏折答。
夏四月丙辰,上谓辅臣曰:「近览言事封章,日不下百数,时亦有得,卿等更详之,如文理可采者,别取进。」上又诏文武髃臣封事,合门画时进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张咏上言:「请自今御史、京朝官使臣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诣中书咨禀。」从之。
丙寅,河东转运使掖人宋抟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供诸州军数十年鼓铸,请权罢采取以纾民。诏从其请。时西北二边屯师甚广,抟经制馈饷,以干治称,朝廷难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上谓辅臣曰:「庶官中求才干则不乏,询德行则罕见其人。夫德为百行之本,德行之门必有忠臣孝子,岂无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务,多不修举,而捃拾他局利害,以图进身。若能自干本局,则百职不严而肃,又何患乎政事之挠渎哉。」
御史中丞张咏为工部侍郎,知杭州。咏既至,属岁歉,民多私鬻盐以自给,捕犯者数百人,咏悉□其罚而遣之。官属请曰:「不痛绳之,恐无以禁。」咏曰:「钱塘十万家,饥者八九,苟不以盐自活,一旦蜂起为盗,则其患深矣。俟秋成,当仍旧法。」有民家子与姊貋讼家财【一八】,貋言妻父临终,此子才三岁,故见命掌赀产,且有遗书【一九】,令异日以十之三与子,七与貋。咏览之,以酒酹地【二○】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托汝,傥遽以家财十之七与子,则子死于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给其子,余三给貋,皆服咏明断,拜泣而去。
曹、济州言旱。
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议:「襄阳县有淳河,旧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有蛮河,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请于旧地兼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仍集邻州兵,每务二百,荆湖市牛七百头分给之。」上曰:「屯田之废久矣,苟如此,亦足为劝农之始。」令望躬按视,即以望为右司谏、直史馆、京西转运使,与副使朱台符并兼本路制置营田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望初请以大理寺丞武程总营田务事,程上疏言其不便,诏移程于他郡,别选官代之,俟异日务成,较其利害,取进止、行赏罚焉。
汝州旧有洛阳南务,遣内园兵士种稻,雍熙中以所收薄,且扰人,废之,赋贫民。于是,从台符之请,复置,募民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置团长,京朝官专掌之,垦六百顷,导汝水浇溉,岁收二万三千石。(耿望除右司谏、直史馆、京西转运使,与副使朱台符兼制置营田,乃此月丙子,今并书之月末。耿望,未见。)
主客郎中、知虢州谢泌上疏曰:
臣窃谓圣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耳。唐姚崇献明皇启太平凡十事,雍熙末,赵普尝录以献,俄命普复入相,于时天下之人皆以为致太平之策,无出于此。寻而普病,又北狄扰边,所以因循未行其一事。今北狄已息,继迁请
译简易的人做事不繁杂,节俭的人财物有剩余。如今官署设置过多,官吏在郡县中罗列众多;差遣命令烦琐,使者在道路上交错往来。俸禄的耗费,驿站凭证的供给,哪里能数得尽!没有名目的赏赐,不紧急的营造,也没有限度。土木工程穷尽华丽,工艺技巧极其淫靡,其他费用名目繁多,动辄计算千万。所以除了两税之外,全部取用山海之货、酒税的盈余,而用度仍然不足。加上教化没有很好地推行,廉耻没有很好地树立,奢侈的风俗没有很好地改变,流亡的百姓没有很好地招来,租税没有很好地均平,刑狱没有很好地简化,边防的倚仗没有很好地巩固,朝廷的谋略没有很好地完善,法律有滋长繁苛的条款,官吏没有恻隐的实情。其余那些违背情理、伤害道义,只图便利文辞、营私自利,不为公家忠心谋划的人,不能一一列举。希望询问大臣关于当世的政务,像上面所陈述的那样,像洗头梳发那样治理它,像服药瞑眩那样针砭它,使各种政务端正,常理秩序井然,百姓安泰,国家安定,上下和谐,章程明确周密,建立皇极之道,树立太平的基础。陛下坐在九重宫阙,背负斧扆,南面听取决断,端庄拱手而无所作为,为子孙留下长远的谋划,光大祖宗的伟大基业,难道不美好吗!
陛下自己审视当今的事势,与汉、唐盛世相比如何?拥有土地的人不能说贫穷,拥有百姓的人不能说弱小,凭借陛下神圣聪明,依托天下之大,却没有与汉、唐并驾齐驱,我私下为陛下惋惜。奏章呈入后,皇帝下优诏答复。
夏四月丙辰,皇帝对辅臣说:“近来阅览陈述政事的封章,每天不少于上百件,有时也有可取之处,你们再详细审查,如果文理可以采纳的,另外选取进呈。”皇帝又下诏文武群臣的封事,由合门按时进入,不要导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张咏上言:“请求从今以后,御史、京朝官使臣接受诏令推究弹劾,不得请求升殿取旨以及到中书省咨禀。”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丙寅,河东转运使掖人宋抟上言大通监冶铁盈积,可供各州军几十年鼓铸,请求暂时停止采掘以缓解民力。皇帝下诏听从他的请求。当时西北两边屯驻军队很多,宋抟经制馈饷,以干练治理著称,朝廷难以找到替代他的人,共十一年没有调动。
丙子,皇帝对辅臣说:“在众官中寻求才干则不缺乏,询问德行则罕见其人。德行是百行的根本,德行之门必有忠臣孝子,难道没有德行的人能保全他的忠孝吗?又众官所掌管的政务,大多不修举,而搜罗其他部门的利害,以图谋进身。如果能自己干练本职,那么百职不严厉也会肃然,又何必担心政事的扰乱呢。”
御史中丞张咏任工部侍郎,知杭州。张咏到任后,恰逢年成歉收,百姓多私自卖盐以自给,逮捕犯法者数百人,张咏全部免除他们的刑罚并释放他们。下属官员请求说:“不严厉惩罚他们,恐怕无法禁止。”张咏说:“钱塘十万家,饥饿的占八九,如果不靠盐来活命,一旦蜂起为盗,那么祸患就深了。等到秋收,应当恢复旧法。”有民家儿子与姐姐争讼家财,姐姐说岳父临终时,这儿子才三岁,所以见命掌管财产,且有遗书,命令日后将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姐姐。张咏看了,以酒洒地曰:“你岳父,是智者。因为儿子幼小,所以托付给你,如果立刻将家财十分之七给儿子,那么儿子就死在你手上了。”急忙命令将七分给儿子,其余三分给姐姐,都佩服张咏明断,拜谢哭泣而去。
曹、济州上言旱灾。
先前,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议:“襄阳县有淳河,旧作堤坝截水入官渠,灌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有蛮河,灌溉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请求在旧地兼括荒田,设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派夫役五百筑堤,仍集结邻州士兵,每务二百,荆湖购买牛七百头分给。”皇帝说:“屯田废弃很久了,如果这样,也足以作为劝农的开始。”命令耿望亲自巡视,就任命耿望为右司谏、直史馆、京西运输使,与副使朱台符并兼任本路制置营田事。这一年,种稻三百余顷。耿望起初请求以大理寺丞武程总领营田务事,武程上疏说其不便,皇帝下诏将武程调往其他郡县,另选官员替代,等到日后事务完成,比较其利害,取进止、行赏罚。
汝州旧有洛阳南务,派遣内园兵士种稻,雍熙年间因为所收微薄,且扰民,废弃它,赋给贫民。于是,听从朱台符的请求,重新设置,招募百姓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地设置团长,京朝官专掌,开垦六百顷,引导汝水浇灌,每年收获二万三千石。(耿望除右司谏、值史馆、京西转运使,与副使朱台服兼制置营田,乃此月丙子,现并书之月末。耿望,未见。)
主客郎中、知虢州谢泌上疏说:
臣私下认为圣心所急切的是,想要天下朝夕太平。唐姚崇献给明皇启太平凡十事,雍熙末年,赵普曾经录以进献,不久命令赵普复入相,当时天下的人都认为致太平之策,无出于此。不久赵普生病,又北狄扰边,所以因循未实行其事。现在北狄已息,继迁请
命,则太平十事,正可以行于今日矣。臣以为先帝未尽行者,俟陛下为之耳。陛下自临大宝,不加兵于戎狄,使西北肃然,加以风雨时序,民安土著,则太平之象,复何远矣。至于省不急之务,削烦苛之政,抑奔竞之风,开直言之路,斯皆致太平之术,实见行其八九矣,又岂让唐开元之治也。
译所谓天命,那么实现太平的十项举措,正可以在今日推行。臣认为先帝未能完全施行的,正等待陛下来完成。陛下自从登基以来,不对戎狄动用武力,使得西北边境肃然安宁,加上风雨应时,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太平的征兆,又哪里遥远呢?至于削减不必要的政务,革除繁琐苛刻的法令,抑制争名逐利的风气,广开直言进谏的渠道,这些都是达成太平的方法,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八九成,又哪里逊色于唐朝开元年间的治世呢。
议者或谓方今西戎用兵,与开元不同。且开元时,戎狄亦孔炽耳,明皇卒与之和。至如汉高祖岂弱主耶,及在平城之日,亦与之和。此皆屈己以宁天下,岂大国自轻而与戎狄竞小忿乎【二一】?臣愚请以近事言之。往岁讨伐交趾,王师一动,南方几摇,先皇以为得之无用,弃之实便,乃授以官秩,俾为藩屏,则至今鼠伏。石晋之末,听景延广之言,耻与契丹和,遂至天下横流,此岂得为强哉。臣本州岛监军室种者,燕人也,尝言彼中所嗜者禽兽,所贪者财利,此外无他智计。先朝平晋之后,若不举兵临之,但与财帛,则幽蓟不日纳土矣。察此,乃知敌情古犹今也,汉祖、明皇所用之计,正可以弭敌心矣。
臣伏以诏书以近日不逞之徒,陈述者皆闾阎猥亵之事。臣闻古先哲王询于刍荛,察于迩言者,盖虑视听壅蔽,故采此以达物情,亦罕闻用其言而行其事也。语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先时有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赖先帝圣聪,各加诛剪,然为患已深矣。
臣又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辅时佐主,建万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于成、康刑措,盖从周、召之谋,文、景清净,亦用萧、曹之画,明皇太平,复是姚、宋之策。夫精练国政,斟酌王度,未闻市井之徒、尘走之吏,可当其任也。望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则乱,用大贤则治,然后小人不敢萌,大贤得以毕力也。
五月丙戌,诏:「天下贡举人应三举者,今岁并免取解,自余依例举送,必求实艺,无使遗贤,当俟奏名,朕亲临试。」
上谓宰相曰:「近览上封事所述,颇言风俗侈靡,有伤淳俭。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有镕金饰衣,或以珠翠者。询之,曰:『费金数甚多。』且金至宝也,使之为泥,诚亦可惜。」张齐贤曰:「近岁风俗尤薄,奢侈相尚,每为事恐不过人,此弊当急惩戒。或先责大臣之家,使各遵朴素,则可以导民宣化矣。」丁亥,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铺金之饰,违者坐其家长。
丁酉,以殿中丞鄄城马元方权户部判官,从户部使陈恕所奏也。元方尝建言:「方春民力乏绝时【二二】,请预给库钱,约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诸道。令预买绢,盖始此。(马元方传:户部使陈恕奏元方为户部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贫,请预贷库钱,至夏秋令以绢输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诸道。按元方为户部判官,在咸平二年五月,后知徐州,景德元年十一月为梓州路转运使,本传、附传皆同。范镇东斋记事【二三】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食时,预给库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预买绢盖始于此。镇所记与元方传同,今从之。王辟之【二四】渑水燕谈独云: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天下,于岁首给之,号和买绢。或曰:预买,始于旭也。今不取。又按实录,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己未,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负,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士衡正传、附传皆云因诏推其法于天下。范仲淹作李士衡神道碑亦云:为河北转运使,建言民乏泉货,每春取绢直于豪户,其息必倍。本道岁给诸军帛七十万疋,不足则市于民。请使民预受其直【二五】,则公私交济。制从之,今行于诸道。盖马元方任三司实创此议,虽布其法于诸道,有即奉行者,亦有未即奉行者。及李士衡在河北,复以为请,始行于河北,然诸道亦未遍行。其后左藏内藏库灾,又特行于京东、西。范仲淹所谓今行于诸道者,盖指景佑间也。行于京东、西,乃祥符九年春。)
乙巳,幸曹彬第问疾,赐白金万两。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敌谋寇边,
译议论的人有的说,如今对西戎用兵,与开元年间不同。况且开元年间,戎狄也非常强盛,唐明皇最终还是与他们讲和。至于汉高祖难道是什么弱主吗?等到他在平城被围困的时候,也与他们讲和。这都是委屈自己来安定天下,难道是大国自轻自贱而与戎狄争那些小的怨恨吗?臣愚钝,请求用近事来说明。往年讨伐交趾,朝廷军队一动,南方几乎动摇,先皇认为得到它没有用处,放弃它确实方便,于是授予他们官职,让他们作为藩属屏障,于是直到今天他们像老鼠一样伏地听命。后晋末年,听从景延广的话,以与契丹讲和为耻,于是导致天下大乱,这难道能算是强盛吗?臣本州的监军室种,是燕地人,曾经说他们那里所喜爱的是禽兽,所贪图的是财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智谋计策。先朝平定晋地之后,如果不发兵逼近他们,只给他们钱财,那么幽蓟地区不久就会献出土地了。观察这些,才知道敌情古今是一样的,汉高祖、唐明皇所用的计策,正可以用来消除敌人的敌意。
臣认为,诏书说近日那些不逞之徒,陈述的都是民间粗俗猥亵的事情。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考察浅近的话语,大概是担心视听被堵塞蒙蔽,所以采纳这些来通达事物的实情,但也很少听说采用他们的言论并实行他们的事情。俗话说:“小人不可任用,必定会扰乱国家。”先前有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趙赞这些人,夸夸其谈,人心危险,幸亏先帝圣明,分别将他们诛杀,然而造成的祸患已经很深了。
臣又听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使他的工具锋利”,辅佐时世、辅助君主,建立万世的基业,确立不可动摇的策略,一定要倚靠老成持重的人。至于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刑罚搁置不用,大概是听从了周公、召公的谋略;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政治清明,也是采用了萧何、曹参的谋划;唐明皇时期天下太平,又是依靠了姚崇、宋璟的策略。至于精通国家政务,斟酌帝王法度,没听说过市井之徒、奔走于尘世的官吏,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古代任用小人就混乱,任用大贤就治理好的道理,然后小人就不敢萌生邪念,大贤就能竭尽力量了。
五月丙戌日,下诏说:“天下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凡是已经参加三次考试的,今年一律免除解试,其余的按照惯例举荐送考,务必寻求有真实才能的人,不要遗漏贤才,等到奏报名字时,朕将亲自面试。”
皇上对宰相说:“最近阅览臣子密封上奏的言论,很多说风俗奢侈靡费,有损淳朴节俭。公卿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服饰用品超过制度规定,甚至有用熔化的金子装饰衣服,或者用珍珠翠玉装饰的。询问他们,回答说:‘耗费的金子非常多。’况且金子是最宝贵的,让它变成泥状,确实也很可惜。”张齐贤说:“近年风俗尤其淡薄,奢侈互相崇尚,每做一件事都怕不如别人,这种弊端应当紧急惩戒。或许可以先责成大臣之家,让他们各自遵循朴素,这样就可以引导百姓宣扬教化了。”丁亥日,命令有关部门禁止臣民使用泥金、铺金的装饰,违犯者治其家长的罪。
丁酉日,任命殿中丞鄄城人马元方暂代户部判官,这是听从户部使陈恕的奏请。马元方曾经建议说:“正值春天民力匮乏断绝的时候,请求预先发放库钱,约定到夏秋时令百姓向官府缴纳绢帛。”公私都感到方便,朝廷于是将这种方法下达到各道。预先购买绢帛,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马元方传》记载:户部使陈恕奏请任命马元方为户部判官,马元方说,正值春天百姓贫困,请求预先借贷库钱,到夏秋时令百姓用绢帛偿还官府。实行后,公私果然方便,于是将这种方法下达到各道。查考马元方担任户部判官,是在咸平二年五月,后来任徐州知州,景德元年十一月任梓州路转运使,本传和附传都相同。范镇《东斋记事》说:太宗时,马元方任三司判官,建议说:正值春天百姓缺乏食物时,预先发放库钱借贷给他们,到夏秋时令他们向官府缴纳绢帛。预先购买绢帛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范镇的记载与马元方传相同,现在采纳他的说法。王辟之《渑水燕谈》单独说:祥符初年,王旭任颍州知州,因为年成饥荒,拿出库钱借贷给百姓,约定蚕茧成熟时一千文钱缴纳一匹绢。后来李士衡在陕西实行,百姓认为方便,现在行遍天下,在年初发放,称为和买绢。有人说:预先购买,始于王旭。现在不采纳。又查考实录,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己未日,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说:本路每年供给各军帛七十万匹,民间很少有现钱,常常预先向豪强百姓借贷,付出加倍的利息,到期则在缴纳赋税之外,先偿还拖欠的债务,因此织造的利益越来越微薄。请求命令官府预先发放帛钱,使百姓能及时输送,那么百姓获利而官府也足够使用,听从了他的建议,仍然命令优厚地给予价格。李士衡的正传、附传都说因为诏令将这种方法推广到天下。范仲淹作李士衡神道碑也说:任河北转运使,建议说百姓缺乏钱币,每年春天向豪强户借取绢帛的价钱,利息必定加倍。本道每年供给各军帛七十万匹,不足则向百姓购买。请求让百姓预先接受其价钱,那么公私互相救济。制书听从了他的建议,现在行于各道。大概马元方任三司判官时确实首创了这个建议,虽然将这种方法布达于各道,有立即奉行的,也有没有立即奉行的。等到李士衡在河北,再次为此请求,才开始在河北实行,然而各道也没有普遍实行。后来左藏库、内藏库发生火灾,又特别在京东、西路实行。范仲淹所说的现在行于各道,大概是指景佑年间。行于京东、西路,乃是祥符九年春天。)
乙巳日,皇上亲临曹彬府第询问病情,赐给白金一万两。在此之前,雄州知州何承矩上奏说敌人谋划侵犯边境,
上以问彬,对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尝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上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此事三朝经武圣略系之咸平二年而无日月,今因问曹彬疾,附见,盖必是彬为枢密使未卧家时也。王曾笔录云:侍中曹彬为枢密使,向敏中为枢密副使,当契丹犯塞,继迁叛命,每军书猝至,上必急召枢臣计议,彬则曰:「此狂寇,当速发兵诛讨斩决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骑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储廪未备,或道途迂远,或出兵非时,当别施方略制之。」纤悉措置,多从敏中所议。上或谓将帅难其人,彬必恳激而言:「臣请自暛。」更无他说,敏中常私怪之。子玮亦有将材,累历边郡,威名甚着。晚自枢贰出镇西鄙【二六】,临事整暇,酷类其先君,复果于战汩【二七】,而不肯以安民柔远为意,岂将帅之体,固当若是耶?按彬复为枢密使,敏中自同知枢密院改副使,乃至道三年八月己亥。咸平元年十一月戊子,敏中改参政,二年六月戊午,彬卒。两人同在西府,才一年耳。真宗初即位,便令西边戢兵,继迁寻纳□,契丹盖未尝犯塞,不知前所称军书猝至,指何时也。经武圣略于咸平二年载何承矩言契丹谋犯塞,或曾实指此时,然经武圣略称彬对真宗以北鄙终复成和好,与曾笔记特异,或笔记误也。当考。)
译皇上拿这件事询问曹彬,曹彬回答说:“太祖凭借英明威武平定天下,尚且委托孙全兴去经营和谈事宜。陛下刚即位时,何承矩曾写信表达意愿,我料想北方边境最终还会达成和议。”皇上说:“这件事朕应当为了天下百姓而委屈自己,但必须把握纲纪,顾全大体,这才是长远的利益。”(这件事《三朝经武圣略》记载在咸平二年,但没有具体日期,现在因为询问曹彬病情,附记于此,大概必定是曹彬担任枢密使、尚未居家养病的时候。王曾的笔录说:侍中曹彬任枢密使,向敏中任枢密副使,当时契丹侵犯边塞,李继迁背叛朝廷,每当军情文书突然送到,皇上必定急忙召见枢密院大臣商议对策,曹彬就说:“这是狂妄的寇贼,应当迅速发兵诛讨斩首罢了,只需强弩若干,步兵骑兵若干就足够了。”向敏中缓缓地说:“我储备的粮草尚未完备,或者道路迂回遥远,或者出兵不合时宜,应当另外施行策略来制服他们。”细微详尽的部署,大多听从向敏中的意见。皇上有时说将帅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曹彬必定恳切激动地说:“臣请求亲自前往。”再也没有其他说法,向敏中常常私下觉得奇怪。曹子玮也有将帅的才能,多次历任边境郡守,威名很显著。晚年从枢密副使出任西部边境长官,处理事务从容不迫,酷似他的父亲,又果断于作战,却不肯以安抚百姓、怀柔远方为意,难道将帅的体统,本来就应当这样吗?查考曹彬再次担任枢密使,向敏中从同知枢密院改为副使,是在至道三年八月己亥日。咸平元年十一月戊子日,向敏中改任参知政事,二年六月戊午日,曹彬去世。两人同在枢密院,才一年而已。真宗刚即位,就命令西边停止用兵,李继迁不久就投降,契丹大概未曾侵犯边塞,不知道前面所说的军情文书突然送到,指的是什么时候。《经武圣略》在咸平二年记载何承矩说契丹谋划侵犯边塞,或许确实指的是这个时候,然而《经武圣略》称曹彬对真宗说北方边境最终还会达成和议,与王曾的笔记特别不同,也许是笔记有误。应当考证。)
尝有诏听民越拒马河抵北界市马,知雄州何承矩言:「缘边战棹司,自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许,天设险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寨二十八,铺百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余,部舟百艘,往来巡警,以屏奸诈,则缓急之备,大为要害。今听公私贸市,则人马交度【二八】,深非便宜。若然,则寨铺为虚设矣。」上纳其言,即停前诏。(此据承矩传,在咸平二年契丹复来寇之后,今因曹彬对上语,附见。)
六月丁巳,宰臣、监修国史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实录五十卷。上览之称善,谓沆等曰:「向来史臣不能勤尽,闻张洎修国史止成一卷,今兹可谓备矣。」仍降诏嘉銟,赐袭衣、金犀带、银、帛各有差。钱若水而下,又加散馆、食邑。沆独恳辞,诏许之。
戊午,枢密使、兼侍中、赠中书令、济阳武惠王曹彬卒。上临其丧,哭之恸,言必流涕。录亲族、门客、亲校,拜官者十余人。彬性仁恕清谨,逊言恭色,在朝廷未尝抗辞忤旨。博览强记,善谈论,被服雅同儒者。尤簄财,未尝聚蓄,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造其门者皆为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见。其为藩帅,遇朝士于途,必引避,过市则戒驺御,不令传呼。北征之失律也,赵昌言表请行军法;昌言知延州还,因事被劾,未得入见,彬在近密,遽为上请,乃许朝谒。彬归休闭合,门无杂宾。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
秘书丞何亮,初通判永兴军,诏与转运使陈纬同往灵州经度屯田。及还,乞召对,因上安边书曰:
臣窃料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信縻之,三也。而臣以为灵武入绝塞,有飞挽之劳,无毛发之利,然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戎狄,则戎狄之地广且饶矣。以贪狼之心,据广饶之地,以梗中国,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北庭剖分为二,故其地隘,其势弱,而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北庭合而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匈奴猖狂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取足于西域。西狄既剖分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夏贼之觽,未尝以匹马货易于边郡,是则中国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舍灵武,复使西戎合而为一,夏贼桀黠,服从诸戎,俾秦、泾、仪、渭之西,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此舍灵武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三也。
若夫深入穷追,则夏贼度势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师退而贼复扰边,所谓有大费而无成功,深寇绚而速边患,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一也。师进则无功,师退则寇至,寇至而不战,则边郡被其害,寇至而战,则边郡之兵不足以当戎狄之觽,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二也。清远西北曰旱海,盖灵武要害之路,而白、马二将奔败之地也。如王师薄伐,无功而还,则夏贼必据要害之路,以阻绝河西粮道,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三也。自国家有事于西戎已来,关右之民,疲极困苦,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无功,河西路阻贼,必干运飞挽,大兴征讨以通粮道,疲民重困,盗贼多有,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四也。
若示恩信,姑息而信縻之,则又戎狄之性贪惏无厌,虽存臣事之名,终多反复之志。或当道牧放,以阻吾军民,或征虏族帐,以益其部落。如国家止以恩信信縻之,必将服从诸戎,然后为中国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马二将奔败之后,夏贼得志,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辟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犹伏虎,见便则动。如国家止以恩信信縻之,则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
夫以三
译曾有诏令允许百姓越过拒马河到达北部边境交易马匹,知雄州何承矩上言说:“沿边战棹司,从陶河到泥姑海口,蜿蜒曲折约九百里,这是天然形成的险要坚固之地,确实是地利。太宗皇帝在此设置寨堡二十八座,铺舍一百二十五处。任命朝廷大臣十一人,戍卒三千多人,统领战船一百艘,往来巡逻警戒,以防范奸诈之人,那么在紧急或缓和时的防备,都极为关键重要。现在如果允许公私贸易,那么人马交错往来,实在不是适宜的做法。如果这样,那么寨堡和铺舍就形同虚设了。”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停止了之前的诏令。(这段记载依据何承矩的传记,发生在咸平二年契丹再次入侵之后,现在因为曹彬对皇上说的话,附在此处。)
六月丁巳日,宰相、监修国史李沆等人进献重新编修的《太祖实录》五十卷。皇上阅览后称赞很好,对李沆等人说:“以前的史官不能勤勉尽责,听说张洎编修国史只完成了一卷,现在这次可以说完备了。”于是下诏嘉奖,赐予袭衣、金犀带、银、帛等物品,各有差别。钱若水以下的人,又加授散官、食邑。只有李沆恳切推辞,皇上下诏允许他推辞。
戊午日,枢密使、兼侍中、追赠中书令、济阳武惠王曹彬去世。皇上亲临他的丧礼,痛哭流涕,说话时必定流泪。录用他的亲族、门客、亲近的校尉,授予官职的有十多人。曹彬性格仁厚宽恕、清廉谨慎,言语谦逊、神色恭敬,在朝廷中从未曾强词夺理违抗旨意。他博览群书、记忆力强,善于谈论,穿着打扮典雅,如同儒者。尤其轻视钱财,从未积蓄财物,攻伐两个国家时,秋毫无犯,没有索取任何东西。他身兼将相高位,不凭借等级威仪自视特殊,到他门前拜访的人都被当作平等的朋友接待。他不轻视下属官吏,每当下属禀报事务时,如果不戴帽子就不接见。他担任藩镇主帅时,在路上遇到朝廷官员,必定引车避让,经过集市时就告诫随从驾车人,不让传呼喝道。北征失利时,赵昌言上表请求执行军法;赵昌言从延州回来,因为事情被弹劾,未能入朝觐见,曹彬在皇帝身边亲近的位置,立即为赵昌言向皇上请求,于是允许他上朝觐见。曹彬回家休息时关闭门户,家中没有杂乱的宾客。他保全功名,遵守法度,近代良将中,他被推举为第一。
秘书丞何亮,起初担任永兴军通判,皇上下诏让他与转运使陈纬一同前往灵州规划屯田。等到回来时,他请求召见应对,于是进献《安边书》说:
我私下揣测现在议论边防事务的人,不外乎三种途径:认为灵武位于极远的边塞之外,应当废弃它以节省中原地区转运粮草的费用,这是第一种;轻易议论兴兵,深入敌境穷追猛打,这是第二种;用恩惠厚待他们,用信义约束他们,姑息迁就并试图用信义牵制他们,这是第三种。而我认为灵武虽然进入极远的边塞,有转运粮草的劳苦,没有丝毫的利益,然而那里方圆千里,山河表里交错,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确实是放牧耕战的好地方,一旦舍弃它来资助戎狄,那么戎狄的土地就会更加广阔富饶。凭借贪婪狼子之心,占据广阔富饶的土地,来阻碍中原,这是戎狄的祸患,不可估量,这是第一点。从环庆到灵武仅仅千里,西域、北庭被分割为二,所以那里地势狭隘,势力薄弱,而不能成为中原的大祸患。如果舍弃灵武,那么西域、北庭就会合而为一,这是戎狄的祸患不可估量,这是第二点。冀州北部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自从匈奴猖狂之后,没有一匹马向南来到中原,备战带甲的骑兵,都取自西域。西狄既然被分割为二,它的右边是西戎的东部边缘,是夏贼的境地,它的左边是西戎的西部边缘,即秦、泾、仪、渭西北的各部戎人。夏贼的部众,从未曾用一匹马在边郡交易,那么中原备战带甲的骑兵,就只取自西戎的西部边缘,如果舍弃灵武,又使西戎合而为一,夏贼狡猾凶暴,使各戎部服从,让秦、泾、仪、渭以西,戎人再次不能在边郡交易马匹,那么不知道中原的战马将从哪里来?这是舍弃灵武而戎狄的祸患不可估量,这是第三点。
至于深入敌境穷追猛打,那么夏贼估计形势不能抵挡,必定逃遁到绝漠之中,王师粮草耗尽不能久留,军队撤退而贼寇再次骚扰边境,这就是所谓花费巨大而没有成功,深入敌境反而加速边境祸患,这是轻易议论兴兵的不利之处,这是第一点。军队前进则没有战功,军队撤退则寇贼到来,寇贼到来而不交战,那么边郡就会遭受其害,寇贼到来而交战,那么边郡的兵力不足以抵挡戎狄的部众,这是轻易议论兴兵的不利之处,这是第二点。清远西北方叫旱海,大概是灵武要害的道路,也是白、马两位将领奔逃失败的地方。如果王师征伐,没有战功而返回,那么夏贼必定占据要害道路,来阻断河西的粮道,这是轻易议论兴兵的不利之处,这是第三点。自从国家与西戎发生战事以来,关右的百姓,疲惫困苦到了极点,未能稍得喘息,而一旦征伐没有战功,河西道路被贼寇阻断,必定要转运粮草,大兴征讨以打通粮道,疲惫的百姓再次陷入困境,盗贼多有,这是轻易议论兴兵的不利之处,这是第四点。
如果展示恩信,姑息迁就并试图用信义牵制他们، 那么戎狄的本性贪婪无厌,虽然存有臣服的名义,终究多有反复的志向。或者在道路旁放牧,以阻碍我们的军民,或者征召虏族帐幕,以增益他们的部落。如果国家只用恩信来牵制他们,必将使各戎部服从,然后成为中原的大祸患,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自从白、马两位将领奔逃失败之后,夏贼得逞,选择灵武山川的险要之处分别占据,侵犯河外肥沃的土地并开辟它,逼近城池,意在吞噬,好比潜伏的老虎,见到便利就行动。如果国家只用恩信来牵制他们,那么一朝的祸患,突然发作,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凭借这三种
患、四不利、二不可为防边画,既未见其可,则在臣愚虑,不出二策。自清远至灵武,有溥乐,有耀德,盖水草之地,为河西之粮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寇西掠诸戎,则此其要害之路也,故每扬言曰:「朝廷如修溥乐城,我必力争。」其言不恭之甚,其实惧朝廷之城溥乐以通粮道而扼其往还要害之路也。如朝廷以修护清远为名,而时纳修城创宇之具,延、环、清远多积军储,且以数岁渐计之,使民无所伤而贼不能知。一旦兴师数万以城溥乐,朝发清远,日未中至焉。其师也,战士三居其一,以备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赍军储也。凡战士万人,使役卒万人赍粮六岗而行,凡战马千匹,使役卒七千五百人自赍粮三岗,马粟一岗,草一束。士马皆有半月之食备,计城之功不过十日,而使战士自赍三十日粮,则城毕功而食有余矣。自清远输粟亦如之。贼知修城而敢悉觽来寇,是谓中吾上策者也。何则?夏贼为梗有年,国家未能翦灭者,非兵力不足而然,诚以深入穷追,则贼奔绝漠,师久则民不堪役,师退则贼复扰,频征讨则关右耗竭故也。如使贼来犯边,而敢与王师拒战,则其殄灭也久矣。
译在患难、四不利、二不可作为边防规划的背景下,既然未见其他可行之策,那么依臣愚钝的考虑,不出两条计策。从清远到灵武,有溥乐,有耀德,那里水草丰美,是河西地区的粮道,而且都存有古城的痕迹。西夏寇贼向西掠夺各戎族部落时,这里就是他们的要害之路,所以他们常常扬言说:“朝廷如果修筑溥乐城,我必定全力争夺。”他们言语极其不恭,其实是害怕朝廷修筑溥乐城以打通粮道,从而扼住他们往返的要害之路。如果朝廷以修护清远为名,不时运送修城建房的器具,在延州、环州、清远多储备军需物资,并且用几年的时间逐步筹划,使百姓不受伤害而贼寇无法知晓。一旦出动数万军队修筑溥乐城,早晨从清远出发,不到中午就能到达。这支军队中,战士占三分之一,用来防备寇贼;役卒占三分之二,用来搬运器具和携带军需物资。总共一万名战士,让一万名役卒携带六岗粮食随行;总共一千匹战马,让七千五百名役卒各自携带三岗粮食、一岗马粟、一束草料。士兵和马匹都有半个月的口粮储备,计算修城的工期不过十天,而让战士自带三十天的粮食,那么城完工时粮食还有剩余。从清远运输粮食也照此办理。贼寇知道修城而敢倾巢来犯,这就中了我们的上策。为什么呢?西夏贼寇作乱多年,国家未能将其消灭,并非兵力不足,实在是因为如果深入穷追,贼寇就会逃往绝漠,军队久留则百姓不堪劳役,军队撤退则贼寇再次骚扰,频繁征讨则关右地区耗竭的缘故。如果让贼寇来侵犯边境,而敢与王师抗拒作战,那么他们早就被消灭了。
且国家之城溥乐也,必潜师于延、环、清远以观贼之变,宜分环州、清远为二道,一道傍山而北,军于贼之后,一道过长岭直趋溥乐,军于贼之前,而使城溥乐之兵军其中。贼以溥乐孤军,故悉觽来寇,而卒然三军鼎峙,则其心骇矣。又令延州之师入其境,驱其畜产,俘其老弱,而害其巢穴;灵武之觽收河外之地,复贺兰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断其奔路。则其觽虽坚铁石之心,必起□贰之志,其将虽有孙、吴之术,必无制胜之方。而独使保吉桀黠,志在决战,能无败乎?破而擒之,此万世之功也。
国家之城溥乐也,必使一介使于夏,谕以明诏曰:「溥乐、耀德悉有古城之基,盖灵武往还之路也,今城堞阙坏,而输粟之际,暴露在野,军民愁苦,朕甚不忍。今少发士卒,修其郛郭。诸山取材,虑蕃部不察事宜,互相惊扰。汝显荷国恩,克绍祖烈,茅土节钺,尽萃汝躬,宜以朕此意安抚之。」诚知动无所利,仰怖天威,恭而听命,则中吾下策者也。
虽存灵武,而使阻隔旱海,居绝塞之外,不城溥乐、耀德为之唇齿,则戎狄之患,亦未可量,与舍灵武无异。而加之有连年供给之厚费,无防边尺寸之微功,但兀然孤城,以困极关右者也。今特城二城,而贼不敢动,则可建溥乐为军,耀德为寨,严其刁斗,坚其守备,募天都之贫民,营田于塞下以益军储,然后谨择将帅,谨守边防,而以恩信抚临之,则数十世之利也。
议者必曰:「国家赡灵武犹曰困匮,而更供给二城,其费益大。」此不练事之深也。夫有清远而无二城,则灵武无援,一日西北服从,合而为一,有不测之患焉。当是之时,国家虽累千百二城之费,遽能剖而分之以弱其势,使贼敛迹夏境而不为边患乎?其灵武至清远不满三百里,而谷价绝殊于清远者,以度越旱海,无舍宿之地,有贼寇之忧故也。如建此二城,则军兵之趋灵武也,有舍宿之地,少贼寇之忧,输籴日益,谷能无贱乎?以减谷之价,供二城之费,足矣,又何疑焉。
二策之外,复有一说。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如夏贼来寇溥乐,而令延、环之师入其境,先据乌、白之地,而号令诸戎曰:「有得夏贼首者,分封某地,而以乌、白与之。」则诸戎愿擒保吉者觽矣。至于前徒倒戈,亦未可量,为王师之助,不亦多乎?但不知国家所命上将军者,果何如人尔。(详录亮疏,盖韩琦尝有取焉。国史无此,得诸亮家。)
令秘书省正字邵焕于秘阁读书,从其请也。秘阁读书自焕始。焕尝以童子召对,赐帛遣归。是春,复至京师,上令赋春雨诗,援笔立成,遂命以官。时年十二,睦州人也。
癸酉,都官郎中刘蒙叟上言曰:「陛下已周谅闇,方勤万务。伏望愈崇俭德,谨守前规,无自矜能,无作奢纵,厚三军之赐,轻万姓之徭,使化育被于生灵,声教加于夷夏。且万国已观其始,惟陛下谨守其终,思鲜克之言,戒性习之渐,日谨一日,虽休勿休,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召试学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馆。
注 释
【一】并云系囚三十余万按正文作「释系囚三千余人」,此句「系」上似脱「释」字。
【二】朕奉成先志耳「成」原作「承」,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续通鉴卷二○改。
【三】昭王道之无偏也「偏」原作「外」,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治迹统类卷四真宗经制契丹、宋史卷三○六朱台符传改。
【四】为一介之使「为」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引治迹统类、宋史补。
【五】因与之尽弃前恶「尽」原作「湔」,据同上书改。
【六】彼必思之「思之」,宋本、宋撮要本均作「畏之」;上引治迹统类则作「畏服」。
【七】北方之国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均作「北狄之戎」。按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作「北地之狄」。
【八】商旅臻僟原作「商旅辐僟」,据各本改。
【九】会有诏经度复修定州新乐蒲阴两县「新乐、
译况且国家修筑溥乐城,必定会暗中派遣军队驻扎在延州、环州、清远,以观察贼寇的动向。适宜将环州、清远分为两路,一路沿着山向北行进,驻扎在贼军后方;一路经过长岭直扑溥乐,驻扎在贼军前方;而让修筑溥乐城的军队驻扎在两军中间。贼军因为溥乐是孤军,所以倾巢来犯,突然之间我军三方鼎立对峙,那么贼军内心就会惊骇了。又命令延州的军队进入贼境,驱赶他们的牲畜,俘虏他们的老弱,并破坏他们的巢穴;灵武的军队收复河外的土地,恢复贺兰山一带的控制,堵住三山的关口,以切断贼军的逃路。那么贼军即使有坚如铁石的心志,也必定会产生二心;他们的将领即使有孙武、吴起那样的谋略,也必定没有制胜的办法。而只让李保吉这个狡诈之徒,一心想要决战,能不失败吗?打败并擒获他,这是万世的功业。
国家修筑溥乐城时,必定要派一名使者前往西夏,传达明确的诏书说:“溥乐、耀德都有古城的基址,是灵武往返的通道。如今城墙残缺毁坏,而运送粮食的时候,暴露在野外,军民愁苦,朕非常不忍。现在稍微征发士兵,修筑它们的城墙。从各山采集木材,担心蕃部不了解情况,互相惊扰。你显赫地承受国家恩德,能够继承祖先功业,封地和符节兵权,都聚集在你身上,应当用朕这番意思去安抚他们。”如果确实知道行动没有利益,仰慕畏惧天威,恭敬地听从命令,那就中了我们的下策。
虽然保留了灵武,但让它被阻隔在旱海之外,处于绝远的边塞之外,如果不修筑溥乐、耀德作为它的屏障,那么戎狄的祸患,也不可估量,这与放弃灵武没有区别。再加上有连年供给的巨额费用,却没有防守边境丝毫的微小功劳,只是孤零零的一座城,使关右地区陷入极度困境。现在特意修筑这两座城,而贼军不敢行动,就可以建立溥乐为军镇,耀德为寨堡,严格警戒,加固守备,招募天都的贫民,在边塞下屯田以增加军粮储备,然后谨慎选择将帅,严守边防,并用恩信安抚他们,这是数十代的利益。
议论的人必定说:“国家供养灵武尚且感到困乏,如果再供给两座城,费用更加巨大。”这是不了解事理到了极点。如果有清远而没有这两座城,那么灵武就没有援助,一旦西北归附,合而为一,就有不可预测的祸患。在这个时候,国家即使花费千百倍于两座城的费用,难道能剖开并分散以削弱他们的势力,使贼军收敛行迹在夏境而不成为边患吗?灵武到清远不满三百里,而粮价与清远截然不同,是因为要跨越旱海,没有住宿的地方,有贼寇侵扰的忧虑的缘故。如果建立这两座城,那么军队前往灵武,就有住宿的地方,减少贼寇侵扰的忧虑,运粮日益增多,粮价能不便宜吗?用降低粮价所得,供给两座城的费用,足够了,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两种策略之外,还有一个说法。乌、白盐池,西夏贼军以及各戎族把它看得像司命一样重要。如果西夏贼军来侵犯溥乐,而命令延州、环州的军队进入贼境,先占据乌、白之地,然后号令各戎族说:“有抓获西夏贼军首领的,分封某地,并把乌、白盐池给他。”那么各戎族愿意擒获李保吉的人就多了。至于前方士兵倒戈,也不可估量,作为王师的助力,不也很多吗?只是不知道国家所任命的上将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罢了。(详细记录范亮的奏疏,大概韩琦曾经采纳过。国史没有记载,是从范亮家中得到的。)
命令秘书省正字邵焕在秘阁读书,是听从他的请求。在秘阁读书从邵焕开始。邵焕曾经以童子的身份被召见应对,赐给丝帛遣送回家。这年春天,又来到京城,皇上让他作春雨诗,他提笔立刻写成,于是任命他做官。当时年龄十二岁,是睦州人。
癸酉日,都官郎中刘蒙叟上奏说:“陛下已经度过守丧期,正勤于处理万机。恳望更加崇尚节俭的德行,谨慎遵守以前的规矩,不要自夸才能,不要奢侈放纵,厚待三军的赏赐,减轻百姓的徭役,使教化恩泽遍及百姓,声威教化施加于夷夏。况且万国已经观察了开始,只有陛下谨慎坚守到底,思考‘鲜克有终’的话,戒除习性逐渐变坏的倾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成功也不自满,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召他到学士院考试,任命他以原官职直史馆。
蒲阴」原作「新蒲乐阴」。按寰宇记卷六二定州领县有新乐、蒲阴;九域志卷二定州属县有新乐,祁州属县有蒲阴;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中山府属县有新乐,祁州于「景德元年移治于定州蒲阴」,属县并有蒲阴。复按宋史卷二七七索湘传正作「新乐、蒲阴」。原刊互倒,今据乙正。
译“蒲阴”原作“新蒲乐阴”。查《寰宇记》卷六十二,定州辖县有新乐、蒲阴;《九域志》卷二,定州辖县有新乐,祁州辖县有蒲阴;《宋史》卷八十六《地理志》,中山府辖县有新乐,祁州于景德元年移治所至定州蒲阴,辖县也有蒲阴。再查《宋史》卷二百七十七《索湘传》,正作“新乐、蒲阴”。原刊本将二字颠倒,今据以校正。
【一○】湘建议请许商旅缘江载茶诣边郡入中「许」原作「诸」,据编年纲目卷六、及上引索湘传改。
【一一】岁烧边草地以处南牧「处」,宋本、宋撮要本及上引索湘传均作「虞」。按「处」有「止」义,参诗召南江有汜「其后也处」传、笺及国语□语「处而不处」韦注,于意亦通。
【一二】民利尽归于国「国」原作「公」,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宋史全文卷五上改。
【一三】凿门推毂「凿门」原作「出门」,据蜀文辑存卷三朱台符应诏陈彗星旱灾疏改。按淮南子兵略训,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凿门」于义为胜。
【一四】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可以进」、「可以退」上各脱一「不」字,据孙子谋攻篇及唐、宋人释义补。
【一五】况江浙旧有义军寨蜀文辑存卷三朱台符应诏陈彗星旱灾疏无「寨」字,按下句对文,「寨」字疑衍。
【一六】溢剩者不令招置「令」原作「合」,据同上书改。
【一七】迩来除授率多冗从「从」原作「员」,据各本改。
【一八】有民家子与姊婿讼家财「子」下原衍「弟」字,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史全文卷五上、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删。「姊」下原阙「婿」字,据张咏传补。
【一九】且有遗书「遗书」二字原阙,据编年纲目卷六、宋史全文卷五上及上引张咏传补。
【二○】以酒酹地「酹」原作「洒」,据宋本、宋撮要本及上引张咏传改。
【二一】岂大国自轻而与戎狄竞小忿乎案宋本、宋撮要本此句下均有「且人君覆载万方,岂责狗犬之驯狎乎?夫犬狗之狞,但善呼之,以食诱之,必摇尾而至,伏地向人。若系(击)而逐之,则吠跳愈甚。」四十七字。
【二二】方春民力乏绝时「时」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二一政迹补。
【二三】范镇东斋记事「事」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二四】王辟之渑水燕谈「王辟之」原作「王辟」。按渑水燕谈十卷今存,题为齐国王辟之圣涂着,卷首并有满中行题序,称王为同年进士,名、字、籍贯均同。宋史卷二○六艺文志亦著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十卷。今于「王辟」下补「之」字。
【二五】请使民预受其直「民」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二一政迹补。
【二六】晚自枢贰出镇西鄙「枢贰」原作「枢府」,据宋撮要本及王曾笔录改。按曹玮以签书枢密院事为环庆路都总管安抚使,以作「枢贰」为是。
【二七】复果于战斗「复」原作「后」,据同上书改。
【二八】则人马交度「度」原作「疲」,据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奏议卷三二二御边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起讫时间 起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尽是年十二月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五
帝 号 宋真宗
年 号 咸平二年(己亥,999)
全 文
秋七月壬午,髃臣表请听乐,诏不允。自是凡五上表,乃从之。
上闻契丹将入寇,甲申,以马步军都虞候、忠武节度使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西上合门使、富州刺史张昭允为都钤辖,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为排阵都监,莱州防御使田绍斌为押先锋,崇仪使石普同押先锋,单州防御使杨琼为策先锋。(甲申初四日受命,癸卯二十三日乃行,遣先锋实录在乙巳,今并书之。)
宰相张齐贤请给外任官职田,诏三馆、秘阁检讨故事,申定其制,以官庄及远年逃田充,悉免其税。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课租均分,如乡原例。州县长吏给十之五,自余差给。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一】、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二】,兵马都监、监押、寨主、厘务官、录事参军、判司等,比通判、幕职之
译【一○】索湘建议,请求允许商人沿着长江运输茶叶,前往边境州郡进行交售。
【一一】每年焚烧边境的草地,以便安置南下的游牧民族。
【一二】百姓的利益全部归于国家。
【一三】凿开凶门,推出车毂。
【一四】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前进却命令前进,不知道军队不可以后退却命令后退。
【一五】何况江浙地区原本就有义军。
【一六】超额的部分不命令招募设置。
【一七】近来除授官职,大多都是冗杂的随从人员。
【一八】有百姓家的儿子与姐姐的丈夫争讼家产。
【一九】并且有遗留的书信。
【二○】用酒洒在地上祭奠。
【二一】难道是大国自我轻视,而与戎狄争竞小的忿怒吗?
【二二】正值春季,民力匮乏断绝之时。
【二三】范镇《东斋记事》。
【二四】王辟之《渑水燕谈》。
【二五】请求让百姓预先接受其价值。
【二六】晚年从枢密副使出任镇守西部边疆。
【二七】又果敢于战斗。
【二八】那么人马交替渡河。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十五
卷四十五
起讫时间:从真宗咸平二年七月开始,到这一年十二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五
帝号:宋真宗
年号:咸平二年(己亥,999年)
全文
秋季七月壬午日,群臣上表请求允许演奏音乐,皇帝下诏不答应。从此共上了五次表,才听从了他们的请求。
皇帝听说契丹将要入侵,甲申日,任命马步军都虞候、忠武节度使傅潜在镇、定、高阳关行营担任都部署,西上合门使、富州刺史张绍允担任都钤辖,洛苑使、入内副都制秦翰担任排阵都监,莱州防御使田绍斌担任押先锋,崇仪使石普共同担任押先锋,单州防御使杨琼担任策先锋。(甲申日初四日受命,癸卯日二十三日才出发,派遣先锋的实录在乙巳日,现在一并记载。)
宰相张齐贤请求给予外任官员职田,皇帝下诏让三馆、秘阁查考旧例,重新确定制度,用官庄以及多年逃亡的土地充抵,全部免除其赋税。佃户用流动人口充任,所获得的租课平均分配,如同乡里原来的惯例。州县长官给予十分之五,其余按等级给予。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等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等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等县十顷,中等县八顷,下等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兵马都监、监押、寨主、处理事务的官员、录事参军、判司等,比照通判、幕职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