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三

译那些毁谤的言辞，用来动摇天下人心。而两位圣上宽宏大量，宽免了蔡确被诛灭族类的罪行，只将他流放远方，天下人没有不认为这是对的。邓温伯所起草的诏命，却是结党营私、蒙蔽皇上，用来欺骗后世的言论，天下人没有不认为这是错的，而邓温伯有辜负国家、欺骗天下的罪过，朝廷内外共同知晓，却没有加以公开处死。如今朝廷一旦召邓温伯恢复旧职，预先听闻秘密命令，台谏官员议论陈述，不能判定是非。像这样，那么先前认为对的不一定对，认为错的不一定错了。是非不明，将来奸臣得以借此借口，将会出现因危疑而被祸害的人。陛下不能不为天下万世考虑，而在今天判定是非。臣并非不知道苟且容身、缄口不言，可以保住俸禄；闭门待罪，可以博取名声。臣之所以在此迟疑，冒犯天威，倾尽愚笨正直之心，以至于再三进言，是私下仰慕古人侍奉君主的大节，不顾惜个人洁身自好的小节，万一能开导醒悟圣明的君主，看清奸邪之人，那么朝廷清明，万世没有祸患。只希望陛下在今天判定是非，断绝将来的祸患，那么臣即使被流放诛杀，死也无憾。谨摘录前汉书周勃传放在前面，希望圣上的慈爱稍微垂阅，天下人非常幸运！」贴黄：「臣现在只请求朝廷判定邓温伯所起草的诏命单独称颂蔡确有定议之功，比作周勃诛灭诸吕、拥立孝文帝，当时有没有如此危疑的事情？邓温伯称颂蔡确，究竟是对是错，以断绝将来的祸患，使将来奸臣没有借口，然后臣甘愿接受流放罢黜，或许不辜负陛下提拔任用的心意。臣近日访闻文彦博临行之日，曾遍向三省执政官处咨询说：『邓温伯乃是彦博告诉中书侍郎后进拟的，今日既然人们议论如此，不如罢免他。』如果所闻属实，显然不是出自两位圣上的本意了。」

译又上奏说：“臣日前曾两次上状奏论邓温伯结党营私、欺瞒皇上，褒奖臣下而贬抑君主，这些内容写在制词中，请求检阅臣所奏的札子交付外朝，早日判定是非。状内贴黄所言风闻之事，并非指责文彦博等人出于私心，而是为了表明这并非出自二圣的本意。况且举荐所知之人，任用所举之人，是大臣的职责；而了解人才，连尧、舜都感到困难。如果确实如风闻所说，那么文彦博只是在于识人不明，傅尧俞只是在于用人不察，这两者并非有意徇私。臣既然从风闻中得知，便以此进言，是想表明这并非出自二圣的本意而已。恳请圣慈体察愚臣的区区心意，不胜荣幸！”（三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八日、 July 二十四日可考证，月日皆依据《编类章疏》。贴黄中记载文彦博等语，八月二十二日可考证。）

殿中侍御史贾易上奏说：“臣昨日在谏垣任职时，曾论列吕陶奸诈欺瞒，进而涉及苏辙结党营邪、危害正道的行迹。如今苏辙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臣作为他的属官，理应避嫌。”皇帝下诏任命贾易为度支员外郎，任命度支员外郎田子谅为殿中侍御史田子谅自称与刘挚有亲属嫌隙，四日后，皇帝下诏任命田子谅仍为度支员外郎，任命贾易为礼部员外郎，任命上官均为殿中侍御史。（贾易于二十八日又改任司业。田子谅与刘挚有亲属嫌隙，依据《政目》。《实录》仅称执政吕公着掌记：田子谅是吕晋伯、王彦霖、孙和甫极力称道的北人，又朱书已任命为转运判官。田子谅、贾易、上官均改任新职，是在乙巳十二日，现在一并记载。刘挚等语，附于七月八日贾易任淮宪时。）

侍御史孙升上奏说：“臣见殿中侍御史贾易被任命为度支员外郎。贾易公正忠诚、刚直敢言，先前任司谏时，因直言被责罚，名闻天下。昨日他从礼部员外郎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如辨明韩琦的功劳，弹劾时忱等人的不法行为，权贵强横之人对他咬牙切齿，他被称为称职，朝廷内外都信服，这是陛下所知道的。贾易孤立无援，朝中无党无援，既然被权贵强横之人厌恶，幸好他有请求，便想排斥他。贾易近日与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等人论列邓温伯的奸邪，是非尚未定论，而梁焘被任命为权户部尚书，位在御史中丞之上；刘安世、朱光庭从谏议大夫被任命为给事中、中书舍人，位在左、右谏议大夫之上。贾易对朝廷有何亏欠，却独自降职为诸司员外郎？如果认为他言事失职，那么流放他也可以，诛杀他也可以。义士可以杀而不可辱，贾易有何罪过，却独自降职而羞辱他呢？公议无不惋惜直言之臣离去，而叹息宰相执政随意摆布人事。若非陛下主持公道，那么孤忠之臣如何能自立？臣私下担心从此直亮之臣，不再为陛下尽力了。恳请圣慈详察，出自圣断，特别赐下指挥，朝廷内外都将感到幸运！”（二十八日，贾易改任司业。）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上奏说：

臣私下听说《春秋传》说：“用德行来柔服中原，用刑罚来威慑四方夷狄。”由此可知先王治理天下，对待中原与四方夷狄，其道本来不同。为什么呢？夷狄天性桀骜不驯，倚仗地处偏远、地势险要，中原弱则先叛乱，强则后臣服，专门用恩惠供养则倔强难制，这是形势使然。臣私下观察自陛下临御以来，惩戒往日边臣开拓土地邀功请赏的弊端，而大臣采纳宋璟不赏边功的说法，致力于息兵养民，德意可谓极其深厚了。然而自朝廷接纳西夏贡使，携带册封报币，恢复岁赐，恩礼不能说不厚，而戎人骄横恣肆，傲然没有怀柔臣服之意，派遣使者请求土地，索要没有止境。这才知道并非恩惠不到，对待不重，弊端在于姑息太过罢了。

臣听说威严过度则生怨恨，恩惠过度则生骄横，怨恨则怀必死之心，骄横则有无厌之求。昔日先王驾驭夷狄，知道威严不可独立，所以借恩惠来济助威严，知道恩惠不可独行，所以须用威严来推行恩惠，然后夷狄既怀念又畏惧，没有怨恨轻侮之心。如今戎人的情状，骄傲已现，大臣致力于息兵省事，前日急忙放弃沿边四寨，以堵塞他们的请求。然而戎人心无厌足，邀请更加严重，不知大臣为陛下谋划，将给予他们呢，将拒绝他们呢？给予他们，则土地日益缩减而威严日益削弱，正好足以增加他们骄横凌犯之气，终究不能使他们屈服慑服，听从命令。汉代晁错明于边事，曾说：“来了而不能困住他们，让他们意气洋洋地离去，以后就不容易臣服了。”何况赠送土地，以骄纵他们的气焰呢？

臣听说军队用来诛讨骄横暴虐，骄横暴虐去除则无处用兵；政令用来治理事务，事务平息则无处用政。骄横暴虐未去除而急忙停战，事务未治理而想要无事，这是畏惧事务苟且安身的计策，其极端必然导致用兵多事，劳弊内外而后已。昔日汉朝因循导致七国之祸，唐朝厌战导致藩镇强盛，这是前事已然的验证。戎夷的情状，臣虽然不能知晓，边陲的事务，臣虽然未曾习练，然而士大夫自边塞守官罢归京师的，访闻不止一人，都如臣所言；又以古验今，戎夷的情状，应当不相远，所以臣敢为陛下反复陈述。臣愿陛下诏敕大

译臣虚心向那些被罢免的塞上官员以及熟悉边疆事务的大臣询问，多方参验考察，应当能得知实际情况，那么羌人在万里之外的真实情况，就可以坐而得见了。

译臣听说训练军队、选拔将领、积蓄粮食，这三项是防御边疆的紧急事务；给予丰厚的奖赏、优厚的俸禄，是鼓励将士的重要方法。元佑初年，朝廷曾命令边疆郡县储备可供五年使用的物资，不知道如今积蓄的数量有多少？不能不预先筹划。面对强大的敌人，冒着锋利的刀刃，士兵之所以不顾惜生命，是因为有丰厚的奖赏。前些日子减少首级奖赏，旨在平息那些邀功请赏的将士，却不知道如果不给予厚赏就无法驱使众人，这一点不能不加以研讨。恳请陛下诏告大臣，简化琐碎事务，留心安定边疆的大计，拒绝羌戎无厌的索取，研讨练兵、选将、积粟、厚赏的方法，派遣熟悉边疆事务且值得信任的大臣，巡察边塞，以详细考察守御得失的真实情况、储备物资和士兵的数量，明确告诫边疆官吏朝廷的意图：羌戎顺服则训练军队、积蓄粮食以作防备，桀骜不驯侵犯边境则前后夹击以挫败他们，退却时不能畏缩，以免助长敌人的气焰，进攻时不能穷兵黩武，以免耗费我国的财力，彰显天朝威严，赫然显示不可侵犯的意图，那么士气就会日益振奋，敌方的野心就会日益消减，四方夷狄就没有侵犯欺凌的祸患，中原就有泰山般的安全了。事先考虑祸患谋划就会有余力，事后才计算就来不及了，这是天下的大计，恳请陛下留神，尽早详细抉择。贴黄：“臣私下听说西夏现在所争夺的兰州边塞之地，都控制着戎马的要道，如果只想眼前无事，完全不加以计较，轻易地交付【二】，朝廷内外的议论，深怕戎人乘虚而入长驱直进，熙河数郡孤立难以防守，造成的祸害不小。臣私下认为大臣的计策，务必追求安静无事，所以曲从他们的意愿，如果将来戎人的野心没有满足，接着又请求熙河故地，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拒绝他们？臣访问沿边被替换的官员，都认为戎狄的性情，骄横就会更加放肆，如今把旁侧边塞的要地交给他们，只是白白地撤去自己的屏障，助长戎人强悍的气势，如同给老虎添上翅膀，借给寇盗兵器，不仅没有益处，反而足以成为祸患。如今的计策，不如训练军队、积蓄粮食、选拔将领、给予厚赏，划定界限坚守，不给他们尺寸土地，使戎人清楚地知道朝廷的意图、中原的强大，不敢轻易侵犯。希望陛下询问执政大臣：如今把边塞之地给他们，不知道果真能使西夏感念恩惠，没有日后的祸患吗？如果不能保证，那就是白白地失去险要、挫伤威势，成为长远的累赘。如果夏人以故地疆界为借口，那么边将何不回答说灵州也是朝廷的故土，夏国如果归还灵州，中原也应当补偿以故土。这样，也足以驳回他们无厌的请求。这是边疆安危的计策，尤其在于广泛征询、审慎考虑，希望没有后悔。”

贴黄：“臣愚昧所说的，不是想要兴兵生事，只是西戎骄横傲慢，请求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果不整顿边防，挫败他们贪婪冒进的意图，他们的势头必定会侵犯边塞郡县，劳师费财，使中原困顿疲敝。恳请陛下诏告大臣，尽早为此谋划，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

又说：

臣私下听说朝廷打算舍弃边郡的地界，割让给西夏，不知道是否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戎人的野心日益骄横，边地日益缩小，士气日益沮丧，边疆的祸患从此开始了。

臣认为夷狄天性桀骜不驯，不顾信用道义，先王驾驭四方夷狄，如同控制烈马，如同抚养骄纵的儿子。烈马失去了缰绳嚼子，就必定踢咬造成祸患，骄纵的儿子只施以恩惠，就必定凌驾于上位者之上而违背道义，这是事理必然如此。汉文帝曾经与匈奴和亲，却多次侵犯关塞，唐德宗曾经举行平凉之盟，却导致将士陷没，这是已经发生的验证。前些日子朝廷轻信边疆大臣的计策，舍弃四寨，议论的人深以为恨，如今又割让边地，来增加西夏的气势，臣担心从此边境日益缩小，戎马日益深入。边境缩小，那么侦察哨所逼近，无法作为仓促间的防备；戎马深入，那么敌将厌弃边境，而有难以防守的忧虑。不仅如此，朝廷自从开拓边地，不止十年，属户、弓箭手在其中耕种，以此谋生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他们材力勇猛强劲，习惯弓马，保卫自己的家园，人人有必死的志向，而边疆依靠他们作为屏障，手足的作用，确实不是小补。过去舍弃四寨，旁侧寨子的百姓流离失所，不知道安置在哪里；如今又舍弃边地，来资助西夏，那么连同边地属户以及弓箭手的房屋田产都全部抛弃，无法自我养活，那么属户或许反而依附西夏，弓箭手必定散居内地，这是自己去掉手足而撤除屏障，与借给寇盗兵器、资助盗贼粮食有什么不同？西戎得逞，将日益有窥伺中原的志向，朝廷甚至有吃饭不香的忧虑了。机要之事一旦失误，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不能不深思熟虑。从前汉章帝永初年间，羌人反叛作乱，残破并州、凉州，大将军邓骘因为军役费用巨大，事情不相称，愿意舍弃凉州。虞诩认为：“先帝开拓疆土，辛劳而后安定，如今害怕小的费用，举而弃之。凉州既然舍弃，就以三辅为边塞，那么园陵就在外面。如今羌人之所以不敢进入占据三辅，成为心腹之害，是因为凉州在后面的缘故。议论的人用补衣服还有保全的部分来比喻，我担心像痈疽侵蚀蔓延而没有极限。”最终听从了虞诩的意见。看如今舍弃边地，颇与此类似。

臣昨天在本月二日，上奏指陈边疆事务；十二日【三】，又在延和殿奏对，说夷狄不懂恩义，中原不可示弱，边地不可轻易舍弃。亲自聆听圣上的话语，认为夷狄无厌，这可见陛下睿智天成，洞察

译远方边境的情况。如今却听说有旨意要捐弃边地，这与前日圣上的诏书旨意不同，我私下担心进言的人献计，蒙蔽了天子的听闻。我私下揣测，进言的人不过说治理天下以安定为本，又说西夏已经讲和，顺着他们的欲望给予他们，可以平息战事消除祸患，如果拒绝他们的请求，将会生出事端挑起争端；又不过认为陛下正在垂帘听政，不是用武的时候，边疆的将帅，没有足以担当军外大计而托付大事的人。我认为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算计，只求眼前的安宁，却不知道日后的祸患。我私下观察西夏人请求割地不止，接着又派遣使者进贡祝贺，实际上是贪图赏赐，借此窥探朝廷的旨意，并没有畏惧顺服中原王朝的心。现在如果相信他们的虚辞，割让土地放弃要塞，求满足他们像犬狼一样的贪欲，以侥幸求得安宁，这与汉、唐两国倚仗微不足道的盟好，没有什么不同。我愚昧地认为守边的策略，既不可以主动挑起事端，也不可以畏惧事端。挑起事端就会招致夷狄的愤恨怨恨，畏惧事端就会助长敌人的骄横之心。现在因为畏惧事端而放弃土地，那么西夏必定会有轻视中原王朝的意思，又将有贪得无厌的要求。吃糠吃到米，剥肉剥到骨，其形势必然发展到请求熙河、兰城的故地，又将再次给他们吗？陛下在那时，必定会赫然震怒，剪除讨伐排斥而后已，所谓可以安抚百姓消除祸患的说法，我不相信。陛下公正地统御下属，奖赏守信惩罚必行，无论大小官员，谁敢不听从命令？不幸的是夷狄背弃恩义，侵犯边疆，认为不是用武的时候，将关闭城门退让请求，不与他们较量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四方夷狄观望，像蚂蚁聚集蜜蜂起飞一样纷纷兴起，在那时，不知道用什么计策呢？我听说高祖辅佐天命，出自灭亡的秦朝；光武帝得到人才，也借助于暴虐的王莽。世上并非缺乏人才，只是用与不用的问题。现在天下的贤能之士，都是皇帝的臣子，文武智略，应该无不具备，只是担心选择没有做到位罢了。如果认为将帅缺乏人才，我私下怀疑不是这样。我所说的进言者的说法出于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算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自古以来，抵御外族侵扰的策略，士大夫阶层多主张和亲，而披甲执锐的武将则主张征伐。这大概是因为人的本性有勇敢和怯懦之分，从而固守各自的见解，并非通达全面的论断。那些不愿割地示弱的主张，如果是出自边疆武将之口，人们会怀疑他们有邀功生事、发泄愤懑、逞强斗勇的意图，本来就不值得完全相信；如今西方的士人以及朝廷中的大臣，都认为中国不可示弱，夷狄不可骄纵，无论远近意见一致，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尚书》说：“三人占卜，就听从多数人的意见。”《左传》说：“善恶相当时，听从多数人的意见。”臣希望下诏给执政大臣，考察多数人的意见，以决定重大国策，不要苟且贪图眼前的安宁，从而引发日后的祸患，天下百姓将会非常幸运！

贴黄：臣私下听说，前次抛弃四座寨堡，导致国土退缩、国家蒙辱，西方的士人没有不归罪于赵焑的，都认为赵焑长期在边疆任职，如果暂时无事，不为朝廷做长远考虑，意图脱身回朝，希望入朝担任执政大臣。希望陛下询问考察大臣，反复审慎核查，不要被赵焑那一点私心小利的话所迷惑。况且旁边的寨地，本来就是先朝开拓创建的，如果西夏人坚持索要，只应当命令边疆将领回答说，有关部门遵循旧有疆界，不敢上报朝廷。这样，自然足以驳回西夏人的请求。臣又听说西夏现在权臣当道，国人离心离德，这正是朝廷树立威信、震慑四方夷狄的时候，不可示弱，助长戎人的骄横之气，从而引发他们的侵扰侮辱。《左传》说：“一天放纵敌人，就是几代人的祸患。”这是朝廷的重大计策，臣之所以广泛采纳众人意见，竭尽我微薄的愚见，来弥补万一的不足，恳请陛下留神详细抉择。臣私下推测，西夏之所以坚持索要塞地的堡寨，一定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利可图，并非闲散无用的土地。一旦得到他们想要的，就会意在逐渐逼近城垒，隔绝我们的应援，进而图谋熙河数郡。如果全部给他们，正是落入他们的计谋之中。先帝艰难用兵，以开拓边境，陛下继承守成，不应当轻易放弃，从而引发后患。一旦放弃就再也无法得到，后悔也来不及了。朝廷如果不打算立刻断绝他们的请求，就应当委派边疆大臣相度情况作为借口，以稍微缓和他们的意图，等到年岁闲暇，将帅精悍，边防整肃，就明确划定疆界，表示不给予的意思。恳请详细斟酌施行。

甲辰日，户部上言：“凡是殿侍被差遣外出办事，事情完毕或替换罢免，已经接受发遣命令，却违反期限不到本司公署参谒的，其所消耗的请俸和受禄不予发放。”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礼部、太常寺上言：“奉诏商议皇地祇的祭祀典礼，因为郊祀的礼仪，是国家的大典，请求与尚书、侍郎、两省以及侍从官以上共同商议。”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乙巳日，下诏：“大长公主、长公主的女儿出嫁，其女婿授官未曾制定条规。从今以后，白身人武臣授予左班殿直，已有官职的人晋升两官，文臣授予假承事郎。”

丁未日，户部上言：“太皇太后宅的管事，三班差使程文静请求磨勘，根据条例不允许。查考慈圣光献太后宅掌笺奏的梁惟清，其磨勘在现行条例之前。”太皇太后宣谕：“梁惟清是神宗皇帝为慈圣光献太后宅的管事，允许特别磨勘。现在难以援引先例，让程文静由吏部依照条例施行。”

这一天，户部尚书梁焘、给事中朱光庭开始接受任命。

在此之前，苏颂被任命为左丞，翰林学士职位空缺，三省商议补选人选，傅尧俞推荐邓温伯，刘挚说：“曾经任命为吏部，因为

译有人进言后便罢休，事情非常接近真相。」尧俞说：「先前是升迁，如今只是恢复旧职罢了。」众人说：「确实如此。」于是拟定名单上奏，太皇太后说：「温伯兼任延安府笺记旧臣，是跟随先帝的旧人。」命令下达后，王岩叟封还诏书，认为温伯奸邪，先前起草蔡确的官制诏书时，只说「唯独有安定策之功」，而首相王珪的诏书则说「参与安定策」而已，这是蔡确的党羽。太皇太后告知说：「说温伯是蔡确的党羽，不对。从前议论相州狱案时，他与蔡确大不相同。现在暂且罢免他的承旨职务，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侍读。」（四月二十日。）而王岩叟再次封还诏书，范纯仁、光庭以及刘安世等人相继上疏论列，说：「温伯柔顺奸佞，虽然未能造成大恶，败坏政事，但向来不与正直的人结党，而暗中依附他的邪佞小人不少，近来竟然举荐陆佃代替自己，这又显露了他的志向，渐渐恐怕他引荐同类不会停止，势力消长的趋势必定从此开始。」不久太皇太后告知说：（四月四日。）「进言的人必定怀疑温伯另有升迁，所以如此争论。然而只是看到了眼前的事，往后如何也不能知道，怎么能今天就遏制温伯的进用呢？昨天危害百姓的事情，更改的不多，谁知道他日后会怎样？每想到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台谏的言论不能不执行。」于是让温伯担任南京知府。（温伯担任南京知府，已附在四月二日，其实是在四月四日。）刘挚进言说：「如果不忘记温伯在异时是可以任用的，就告知说：「记下，应当等待另外任命差遣。」」退朝后，坐在殿庐，将要书写圣旨，许将、傅尧俞揣测皇上告知的意思，于是说：「这必须再次禀报。」回去，走在廊下，吕大防秘密对刘挚说：「告知的意思如此，怎么办！」刘挚说：「昨天政事的更改，都合乎人情，没有可议论的。只是失意的人对政事没有妨害，应当进用就让他进用就可以了。」两天后，（六日。）吕大防与许将以及傅尧俞先在漏舍聚集，刘挚与韩忠彦后到，许将趋步上朝，吕大防站着对刘挚说：「刚才在漏舍议论温伯应当执行最初的任命。」（温伯用三月十四日的最初任命再次担任承旨，是在四月六日。）进宫禀告太皇太后说：「这项任命本来出于执政官的进拟，如果认为允当，固然应当如此坚持。」又说：「言事官应当一并稍微升迁。」而范纯仁等人议论温伯不止，所以都调动了官职。（刘安世屡次上奏，见四月六日，其余未见。五月二十六日，范纯仁、刘安世、光庭都升迁。）然而范纯仁等人闭门不敢出门很久，太皇太后不久告知吕大防等人说：「范纯仁等人为什么长久不接受任命？但也考虑到他们必定有所为难，现在必须稍微施加恩礼。」吕大防说：「不知道如何施加恩礼？」告知说：「想要派人押令他们接受任命供职。」众人都称赞，于是派遣内东门使臣押送范纯仁、光庭到合门接受任命，刚到幕次，又派遣御药院陈衍当面告知两人，于是命令入宫谢恩。而刘安世因病告假未出，也派遣使者到他家告知这个意思，仍然赐给他食物，刘安世最终不接受任命。（八月十八日，奉祠。这是根据刘挚行年后记增入的。苏辙说朝廷兼用邪正，他的议论大概从此开始，不可不详细记录。）

译乙酉日，中书舍人郑雍上言：“新任命礼部侍郎陆佃暂代礼部尚书。查考：陆佃附会牵强，苟且迎合，他当初进身时就已经不被清议所容。恳请陛下另选贤才，安置在高位。”下诏让陆佃等到实录编修完成后，另行听取旨意。陆佃请求外放，于是任命陆佃为龙图阁待制、颍州知州。（陆佃外放任颍州知州，在二十八日，现在一并记载。苏辙说“两位舍人相继封还陆佃的任命”，这里只记载了郑雍，不知另一位是谁，应当考证。）

御史中丞苏辙上言：“臣听说宰相的职责，是用来镇抚朝廷内外，安定朝廷，使百官都能胜任其职，赏罚都符合实际，君主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以享受太平盛世的福分，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职责。臣私下看到近来执政大臣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任命一下达，中书舍人就不肯撰写诏书，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台全体官员、两省谏官都极力说不可，议论纷纷，经过一个月还没有定论。而执政大臣的意思坚决不改变，邓温伯依旧就职，而进言的人也都获得了美好的升迁，对照公议，都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如果说执政大臣是对的，那么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台、谏官都是他们所选任的，难道他们都错了吗？如果说进言的人确实错了，那么不加以贬斥责罚，反而都获得优厚的宠信，进退没有依据。因此公议都认为朝廷自己知道不对，只是难于更改罢了。现在诽谤议论还没有平息，又再次进拟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暂代本部尚书，两位舍人又相继封还陆佃的任命。臣私下认为这两件事本来不是朝廷急切的事务，也不是势必要行的。上面既不是出于人主，下面也不是起于有关官吏，都是由执政大臣出意用人，导致这样的纷争。对内使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厌烦烦琐的言论，焦心劳神长达一个月，对下使侍从要职失去原有的职责，纲纪废坏，以至于赏罚颠倒，这是近来未曾听闻的。臣不知道这样施政，能算是镇抚朝廷内外、安定朝廷吗？近来说六部侍郎缺人，朝廷开始提拔各位卿、监暂代侍郎，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暂代侍郎，那么本部公事就缺官办理。像礼部、兵部等部，事务非常简少，即使没有侍郎，只责成郎官，也自然可以办理。况且侍郎已经具备，又暂代尚书，这是什么说法呢？如果说侍郎任职长久，应当升迁为尚书，臣不知道尚书任职长久，就应当升迁为执政大臣吗？这就是为人选官，而不是为选官选人的意思了。臣担任执法之职，私下担心圣意没有经过深入考察，只看到执政大臣历数指责有关官吏，而自行伸张其意，使群臣无法自我辩白，今后再有这样的事，就没有人敢守法为陛下明辨是非了，因此冒昧进言，不觉烦琐，罪当万死。”

庚戌日，任命宣政使、荣州团练使（注：原本作“围谏使”。考证《宋史·职官志》没有这个官名，应当是“团练”的误写，现在改正。）内侍副都知刘有方为宣庆使者。

辛亥日，户部上言：“应当停止支取俸禄的所在官府索取券历，限定五日内批抹，缴报转运使；如果在京城所给的俸禄以及请求他路物资的，申报户部；有分移的仍然报告现领俸禄处，照此缴报。以上违犯者杖责一百。一并发给公据。如果出差的券历不随身携带的，迅速报告所属官府。”听从了。

癸丑日，大理寺上言，各军因差发过阙，如果有理诉的，不得超过十天。听从了。（《新编》没有。）

乙卯日，任命直龙图阁刘忱为卫尉卿，卫尉卿韩宗师为太仆少卿，太仆卿陈纮知陕州，监察御史杨康为殿中侍御史，秘阁校理张舜为金部员外郎。张舜先前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因为辞免，所以有这个任命。（五月二十二日，张舜、杨康都初次任命。）正字张耒为著作佐郎。（元祐五年十二月四日，加集校；元祐六年六月八日，为秘丞；元祐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以秘丞、集校身份为史讨。）

下诏御史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共同举荐监察御史二员上报。

御史中丞苏辙上言：

臣私下观察元祐以来，朝廷改更弊政，屏除群奸，上面有忠厚的政治，下面没有聚敛的怨恨，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是经过五年，朝廷内外平静，没有人认为不对的。只有奸邪之人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谋求复进，不免百般游说，动摇权贵近臣，臣愚昧私下深深担忧。如果陛下不察其实，大臣被邪说迷惑，杂进于朝，以显示广大无所不容的意思，那么冰炭同处，必然导致交争，熏莸共器，长久当遗臭，朝廷的祸患，从此开始了。

从前圣人作《易经》，内阳外阴，内君子外小人，就称为泰；内阴外阳，内小人外君子，就称为否。大概小人不可以使在朝廷，自古而然了，只应当安置在外面，经常加以安抚，使不失其所，不致愤恨无聊，谋害君子，这就是泰卦的本意。从前东晋桓温之乱，诸桓亲党，遍布朝廷内外。等到桓温死，谢安代替他为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没有怨恨，江左于是安定，所以晋史称谢安有经远无竞之美。然而臣私下认为谢安对于桓氏，也是用之于

译只是对外而已，未曾将桓氏引入内廷，与他们共同执政。假使谢安将桓氏引入朝廷，人们怀有异心，各自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谢安将不能保全自身，更何况安定朝廷呢？

译近来一两位大臣专门纵容小人，作为自己图谋便利的计策，既然小人在朝廷内部有所倚仗，所以蔡确、邢恕之流敢于发表荒谬言论，来欺骗愚昧、迷惑众人。等到蔡确、邢恕获罪，有关部门为了惩戒以前的过失，凡是外地的臣僚，一概受到压制。卢秉、何正臣都身为待制，而在明堂推荐儿子，只得到选人的资格；蒲宗孟、曾布所犯的罪，明明有典章法律，却降官免职，只怕惩罚得不严厉。明显树立界限，以示区别对待，为朝廷招致怨恨，这两件事都太过分了。所以我认为小人虽然决不能让他们担任心腹要职，至于治理四方、处理各种事务，各自按照他们的长处，不偏废任何一方，宠信俸禄恩赐，常常使彼此一样，没有痕迹可指，这才是朝廷的上策。

近来朝廷任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而台谏官员纷纷进言，指责他是邪党，认为小人一定会由此汇聚进用。我曾论述邓温伯的为人，大体有文艺才能，没有其他大恶，只是本性柔弱，委曲顺从别人，当王珪、蔡确掌权时，就颐指气使如意；等到司马光、吕公著执政，也阿谀逢迎其间。如果认为他左右依附，无所损益，随波逐流，缓急不可信赖，确实不算过分；如果说他心怀奸诈，能首先成为祸乱的阶梯，那就太过分了。大概台谏对邓温伯的指责太过分，至于为朝廷长远考虑，则不算过分。

所以希望陛下谨守元祐初年的政令，久而更加坚定，选择任用左右的近臣，不要混杂邪正。至于外地的臣子，一律以恩意对待他们，使嫌隙无从产生，爱戴以致忘记死亡，那么垂拱无为，安心行善，越久越没有祸患了。臣不胜区区之心，博采公议而献给陛下。恳请宣谕大臣，共同推崇这个道理，不要认为不预先更改政令，就怀有异同之心，这样之后朝廷就安定了。（苏辙《遗老传》说：从元祐初年革新各种政令，到现在五年了，一时人心已定，只有元丰旧党分布内外，多起邪说，来动摇迷惑在位者。吕惟中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两人尤其害怕他们，都持两端作为自全的计策，于是建议想要引用他们的党羽，以平复旧怨，称为“调停”。宣仁太后怀疑不决，苏辙在延和殿当面论述其非，退下后又用札子论述。）当时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议，想要引用元丰党人，以平复旧怨，称为“调停”。太皇太后颇为迷惑，所以苏辙说这番话。退下后，上疏说：

臣本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进呈札子，论述君子小人不可同时处在朝廷，因此又口头陈述其详情，以禀告天听。我私下观察圣意似乎不认为臣的话不对，然而天威近在咫尺，言辞紧迫急促，有所未尽。退下伏思，如果让邪正并进，都得以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治乱的关隘，朝廷安危所在。臣误蒙圣恩，掌管国家法度，臣如果不说话，谁当补救其过失呢？

恭敬地再考察古今，考证圣贤的格言，没有不说亲近君子，斥退小人，那么君主尊贵荣耀，国家安乐；疏远君子，进用小人，那么君主忧虑受辱，国家危殆。这是道理的必然，而不是一个人的私言。所以孔子论述治国，就说“放逐郑声，远离佞人”，子夏论述舜的德行，就说“举用皋陶，那么不仁的人就远离”；论述汤的德行，就说“举用伊尹，那么不仁的人就远离”；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就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所以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颓的原因。”凡是典籍所载，像这类的话，不可胜数。至于《周易》所论述的，尤其详细周密，都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逆节。所以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瓜为临，阳虽然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道它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姤二阴在下，其卦为遯，阴虽然未壮，而圣人知道它有可畏的渐势。至于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的，只有泰卦而已。泰卦的卦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所作为，小人安居在外，安而无怨，所以圣人名之曰泰。泰的意思是安，说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安定。在泰卦之时，如果君子能保住其位，外安小人，使不失其所，天下之安，没有穷尽。只怕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他们在外而不安，那么势必将导致反复。所以泰卦九三爻辞说：“没有平坦不倾斜的，没有前往不返回的。”私下认为圣人的告诫，深切详尽，所以教诲人的话到了极点，唯独没有听说以小人在外，担心他们不悦，而引他们到内，以自遗祸患的。

所以臣以前所上的札子，也说小人虽然决不能让他们担任心腹要职，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自按照长处，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一样，没有痕迹可指，如此而已。如果于是引他们到内，这就像害怕盗贼想要得到财物，而引导他们到寝室，知道虎豹想要吃肉，而打开牧场给他们，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然争斗。一争之

译后来，小人必定得胜，君子必定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忍辱无耻，打击他们难以使其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知道正道无法施行，必定率先引退。所以古语说：“一捧香草一捧臭草，混合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有臭味。”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从前，先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痛恨颓废靡弱的社会风气，打算整顿纲纪以治理四方，追慕夏、商、周三代的功业。如今观察他的立意，本就不是汉、唐君主所能企及的。然而当时的臣僚辅佐，不能顺承圣德，制定的各种法令，大都是百姓所不喜欢的。等到两位圣上临朝执政，顺应百姓的愿望，选取并更改了这些法令，上下都感到欣喜欣慰。在这个时候，先朝掌权的臣子，都排列在朝廷中，他们自己知道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彷徨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朝廷虽然不斥逐他们，但形势上他们自己也不能再留任了。尚且依赖两位圣上的慈爱仁厚，不加谴责，而将他们宽宥在外，这已经是很优厚的待遇了。如今政令已经取信于民，局势大体安定，但议论的人被浮夸的言论迷惑，竟然想要招引他们回来，与他们共同执政，想要以此调和他们的党羽。臣认为这些人如果返回，难道会仅仅这样就算了么？他们必将残害正直的人，逐渐恢复旧日的做法，以发泄私人的怨恨。臣子遭受祸患，本来不值得说，但臣所惋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啊。自从熙宁年间以来，小人掌握权柄已经二十年了。他们建立党羽，布满朝廷内外，一旦失去权势，心存侥幸的人很多，编造谣言，动摇权贵近臣，用灾祸威胁，用利益引诱，无所不至！臣虽然没有听到那些言论，但也可以推测而知了。听到的人如果又不加以审察，就认为是对的，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臣听说管仲治理齐国，剥夺了伯氏三百户的封地，伯氏吃粗粮，直到老死也没有怨言；诸葛亮治理蜀国，废黜廖立、李严为平民，将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很久不召他们回来，等到诸葛亮死后，这两个人都流泪思念诸葛亮。那骈邑、廖立、李严三个人，都是齐国、蜀国的显贵大臣。管仲、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惩处这些显贵大臣，而使他们没有怨恨，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赏罚一定公正，举措一定得当，全国人都知道他们所给予的不是出于私心，所剥夺的不是出于怨恨，所以即使是仇敌，也没有不归顺的。如今臣私下观察朝廷任用和罢黜、施行和设置之间，那些不合人心的，还不少。他们既然心中不悦，那么他们不服从本来就是应该的。现在竟然直接想要招引他们回来，以平息他们的嫌隙，臣没有看到这是可行的。《诗经》说：“没有比得人更重要的，四方都会顺从。”陛下如果真的以意见不同、反复无常为忧虑，只应当长久任用才性忠良、见识思虑明察的人士，只要得到四五个人常在重要职位，即使比不上皋陶、伊尹，不仁的人也会知道自动远离。所以臣希望陛下决断于圣心，不被流言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后来有咬自己肚脐的悔恨，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天下就太幸运了！臣担任执法官员，如果看到用人方面的失误，按理没有不说的，说了不被听从，按理不会停止，这样那么意见不同、反复无常的迹象就更加明显，不如陛下早日发出英明的决断，使彼此泯灭没有痕迹可见，这才是好的。臣受恩深重，敢于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罪该万死。奏疏呈上，太皇太后命令宰相执政在帘前宣读，于是宣谕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竟然兼用邪正之人，他的话非常合乎道理。”宰相执政从而附和，从此兼用邪正的说法开始衰落。（这是根据苏辙《遗老传》自叙。）

苏辙又上奏疏说：（“德音一发，觽心涣然”，是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兼用邪正”这件事。这封奏疏依据苏辙自叙附在前一封奏疏末尾。）

臣听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得上至诚的，至诚的功效，在于不停息。有能够推行至诚之心，并且加上长久不停息的，那么天地可以感动，金石可以移动，何况对于这些人，谁不臣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着时势放松或紧张，改革弊病的事情，顺应百姓所厌恶的，屏除小人，天下本来没有异心，群党自己制造浮夸的议论。近来圣明的言论一发出，众人的心就涣散（指邪党之心离散），正直的人有了依靠，人们知道所向往的方向。只有两位圣上不要改变这个心意，那么天下谁敢不这样呢？卫国多君子，而祸乱不发生，汉朝任用汲黯，而叛乱的人平息。如果存有至诚不停息的志向，自然就是太平可以长久的功业，这实在是国家的福气，天下的幸运。然而臣认为过去所掌权任用的，他们的党羽确实众多，布满朝廷内外，怎能免于窥探伺机？如果朝廷施行设置一定得当，那么这类人的希望自然消除。从前田蚡做丞相，所作所为贪婪卑鄙，那么窦婴、灌夫就斜视宫禁，侥幸立功；诸葛亮治理蜀国，执行法律廉洁公平，那么廖立、李严虽然流放到边郡，终身没有怨恨。这就是保卫国家、安定人民的要术，自古圣贤所共同遵循的。

臣私下看到如今天下虽然没有大治，但祖宗的纲纪都在，州郡百姓财物大致安定，如果朝廷大臣端正自己、平心静气，没有制造事端、邀功请赏的意思，顺着弊病修明法度，作为安定百姓、宁靖国家的办法，那么人心自然安定，虽然有异党，谁不归心？从前意见不同、反复无常的忧虑，大概也不值得担忧了。只是担心朝廷做事，大都不审慎详细。从前黄河北流，正符合水的本性，而水官穿凿附会，想要引导它向东流，把水从低处引向高处，扰乱五行的道理。等到陛下再次派遣官吏查看，知道不可行，还是有人固执不从，到现在已经多年，回河虽然停止，减水的方法还存在，于是使黄河以北的百姓，财力都困乏。如今西夏、青唐外面都臣服顺从，朝廷招徕的恩厚，只怕失去他们，而熙河将吏，新建两座堡垒，以侵占他们的肥沃土地；议论接纳醇忠，以夺取他的节钺，功劳还不可期望，争斗已经先显露。朝廷虽然知道他们不对，最终不公开处置，如果于是养成边境的嫌隙，关陕哪里还能安居？这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该

译端正自身，平复心态，没有制造事端以邀取功劳的念头。

译过去嘉祐年间以前，乡间差派衙前役，民间常有破产的祸患。熙宁年间以后，出卖坊场的收入来雇佣衙前役，民间不再知道有衙前役的苦楚。到了元祐初年，致力于恢复旧制，一律恢复差役，官府收取坊场的钱，百姓出衙前的费用，四方震惊，众议沸腾。不久知道这样不行，随即又恢复雇役法，但有些地方没有完全实行，只应当随时修补完善，而去年秋天，又实行差役法，虽然保留雇役法，却先允许被差派。州县官吏的利益在于动员民户，以差役为便利，差役法一实行，立刻差派足额，雇役法虽然保留，谁还肯实行？臣不久前奉命出使契丹，路过河北，官吏都对臣说：“难道朝廷想要将卖坊场的钱另作开支吗？不然，为什么吝惜这笔钱而不使用，耗尽民力来供给官府？”这种说法四处传播，造成的损害不小。又熙宁年间雇役的法令，三等人家都出役钱，上等人家因为家产丰厚，出钱没有定额，下等人家过去不服役，也让他们出钱，所以这两等人家，不免抱怨。至于中等人家，过去既然已经自己服差役，现在又出钱不多，雇役法的实行，对他们最为便利。等到元祐年间停止实行雇役法，上下两等人家，高兴跳跃可想而知，只有中等人家反而受害。臣暂且以京城附近地区为例，那么其他地方就可以知道了。京城附近各县中等人家，大抵每年出役钱三贯，如果经过十年，就是三十贯钱。而现今差役既已实行，各县手力役是最轻的役，农民在官府服役，每天花费一百钱，是最轻的费用，然而一年的费用已经是三十六贯，两年服役期满，费用七十多贯。罢役回家，宽乡得到三年空闲，狭乡不到一年。以此比较，那么差役五年的费用，是雇役十年所供的两倍。赋税徭役的支出，多在中等人家，像这样，怎么能不让民间认为现在的法度有害，而熙宁年间有利呢？然而朝廷的法度，官户等六色役钱，只能够支雇服役不满三年的州役，而不能支雇县役；剩余的役钱，只能够通融邻路、邻州，而不能通融邻县；民户愿意出钱雇人服役的，只能够自己雇，而官府不代为雇佣。像这样的条目，不便之处不止一项，所以天下都思念雇役而厌恶差役，至今五年了。像这样两件事，就是臣所说的应当因循弊端修改法度，作为安定百姓、安定国家的策略。

臣因为见闻浅薄狭窄，不能完全知道当今的得失，然而四件事不消除，像臣这样的人尚且知道不对，何况那些心怀异见，志在反复，庆幸国家失误，有借口的人呢？臣担心像这样四件事，他们已经在心里默默记住，多造诽谤议论，等待时机发作，来动摇迷惑圣上的听闻。恳请宣谕执政大臣，事情有失当的，改正不要迟疑，法度有未完备的，修补不要懈怠。如果民心已经得到，那么异议自然消除，陛下端坐享受太平，大臣谨慎以安享富贵，海内蒙受福泽，上下共同享有。所有衙前、差役两件事，臣正在详细追究，随后详细上奏。臣不胜恳切，冒昧陈述圣听，伏候诛责。（遗老传说：大臣倚仗权势耻于改过，最终不肯改正。）

丁巳，赐越国贤惠大长公主坟墓寺院匾额叫“崇懿宝方”。（御集。）

戊午，正议大夫退休贾昌衡去世。

己未，资政殿大学士、提举崇福宫的韩维任颍昌府知府，端明殿学士、蔡州知府王存任资政殿学士，宝文阁直学士、郑州知府谢景温任真定府知府，新任颍昌府知府、龙图阁待制蔡京任郓州知府，集贤殿修撰、润州知府林希任天章阁待制，左朝奉郎、徐州知府彭汝砺任集贤殿修撰。

先前，给事中范祖禹说：“臣最近根据中书省录黄节文：‘尚书省检查符合元祐敕令，狱中暑月每五天一次汤刷枷杻，罪人按时沐浴。奉圣旨令刑部遍下各路、开封府界，今后每年暑月，依照上述条款施行。’臣检查祖宗旧制，每年冬夏，降诏恤刑。自太宗皇帝雍熙三年来，历代圣君遵行，没有改变。到熙宁三年，编修中书条例所奏请委派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在四月、十月检举，牒报各州长官后上奏。臣私下认为祖宗钦恤庶狱，特意从朝廷降诏，大概是在盛暑、大冬的月份，使普天之下直到海隅，狴牢囹圄之中，都知道圣主深居九重，而怜悯念及，这就是仁恩的原因。现在令刑部遍下各路，虽然重于提刑司检举，然而州县奉承宣布，以及记载在史册中，还不如恤刑的诏书，臣私下惋惜。请求依照祖宗旧制，令学士院每年冬夏降诏，仍从今年十月开始，以符合陛下仁恤刑狱的意思。”于是诏令中书省每年四月上旬检举降诏。（祖禹在六月四日上言，二十六日听从他的请求。）

吏部说：“广南东、西路各经略司准备差使二人，由大使臣充任；准备指使三人，由供奉官至借差充任，委派经略司奏举。如果没有官司可举，申报吏部，依照常调发定差，申报枢密院。西路另外差派准备指使殿侍三人。他们的请给，当直人依照本资序。都从经略司随宜差派”

译假如有人被权任安置在阁官职位，各自以三年为一任，任期届满后给予酬奖，比照类似情况核实清楚后上报奏闻。其中如果有愿意接受本路按规定应得的差遣的人，也听任奏请派遣。广南东路、西路准备差使、指使供给支赐的递马驿券、递铺兵士有所差别。」皇帝听从了这项建议。（《宋史新编》中没有这段记载。）

译庚申日，退休的右政议大夫陈述古去世。

【一】诏令秘书省当前校对的黄本书籍，可以增派一员。《宋会要·职官》一八之一○“书籍”下有“未了”二字。

【二】轻易地交付。根据下文“今以旁塞要地付与”，怀疑此处“付”字下脱漏了“与”字。

【三】十二日。“日”字原作“月”。按：上句既称“臣昨于今月二日具奏指陈边事”，则本句不得说“十二月复于延和殿奏对”，“十二月”显然是“十二日”之误，故改正。

【四】或将此疏移至六月末苏辙论叶康直之后、范百禄论赵纯息之前。“六月”原作“八月”。按：苏、范的论奏不载于本书卷四四七元祐五年八月末，而详载于卷四四四元祐五年六月末，本段注文末也称“六月末苏辙奏后、范百禄奏前，更详之”，“八月”显然是“六月”之误，故改正。又，卷四四四范百禄乃是奏论赵醇忠之事，此处说“赵纯息”，大概“纯”与“醇”通用，“息”则疑为“忠”之误。

【五】范百禄。“百”字原作“伯”，据本书卷四四四元祐五年六月末条改正。

【六】一律以恩意对待他。“一”字原脱，据《栾城集》卷四二《乞分别邪正札子》补入。

【七】泰卦的卦象。“象”字原作“觽”，据阁本及同上书改正。

【八】三阴爻在外。四字原脱，据同上书补入。

【九】从前先皇帝凭借聪明圣智的资质。“帝”字原脱，据同上书补入。

【一○】卫国多有君子。“多”字原作“有”，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改正。

【一一】从前那种意见不一、反复无常的担忧。“向”字原作“何”，据同上书改正。

【一二】提举崇福宫韩维任颍昌府知府。“昌”字原作“州”。据阁本改正。以下同。

【一三】尚书省检核符合元祐敕令。“省”字原作“有”，据阁本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四十四

卷四百四十四

起讫时间：起于哲宗元祐五年六月辛酉日，止于当月月末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四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祐五年（庚午，1090年）

全文

六月辛酉日，暂代户部侍郎韩宗道任刑部侍郎，直龙图阁、熙州知州范育任户部侍郎，直龙图阁、秦州知州叶康直任宝文阁待制、熙州知州，陕州知州吕大忠任直龙图阁、秦州知州；殿中侍御史贾易任国子司业，他新授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不予执行。（六月八日，任命礼部员外郎；七月八日，又改任淮宪。）江淮等路发运使苗时中任陕西都转运使。

命令右朝散郎段与京设置场所，出售府界保甲司因保甲节省下来的、以及内藏库现存寄放的帐封桩收租的匹帛等物。（《宋史》无此记载。按：此条疑有脱误。）

户部上言：“开封府推官王诏近来依附府界各县催办应当疏决的公事【一】，私下看到府界民户每年支出体量和买秆草的费用，最为艰难。每年不过六百万束的数量，每束支给钱二十八文，三等以上户用京东布折价，第四等户给现钱，都到京城各场送纳，所支给的价钱，已经不多，又常常在之后才得到，请求今后支给钱布，限定到九月终必须全部完成。”朝廷听从了。（《宋史》无此记载。）

在此之前，熙州知州范育上言：（因为苏辙在六月末论及范育生事，附在此处。范育于四年七月十二日被任命为熙州知州，此处称“臣至本路”，应当是四年秋或冬间发出此奏。）

私下臣到达本路，探察得知阿里骨谋害温溪心的踪迹，然而自从杀觉来玛斯多卜后来，温溪心父子公司畏惧逼迫而防备，又知道朝廷有意让好好看待温溪心，以及给巴乌凌斡、巴桑多尔济授予官职，阿里骨从此势力虽然稍缓，但谋算愈深，多派遣质户来邈川交换旧住人户，除去其心腹，剪除其羽翼；又让巴乌暗中控制其内部【二】，温溪心父子势力更加孤立危险。温溪心因眼疾，多不理事，巴乌也以看经为说辞，阿里骨召唤都不去。青唐人往来多凌辱邈川人户，邙川人心极不安定。阿里骨又秘密派遣般擦与夏国结好，并不经过邈川，只靠近北方往来，有共同杀害溪心、并吞邈川的谋算，然而羌族酋长也不自己醒悟。如果青唐与夏贼共同攻取邈川，那么夏贼势力强，青唐势力弱，其势必不能两存，正如晋国攻取虢国及虞国，接着就轮到你们了。

臣愚以为邈川存在，就有西蕃为夏贼屏障；邈川灭亡，那么西蕃必被夏贼吞并。西蕃被吞并，那么其旁边的各蕃夷都被其役使隶属，西南连接巴蜀，东北至河东，地界几乎达到万里，其强盛正如唐代的吐蕃，必成为中国的大患。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