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二

译对于合用名件所缺少的，只制造少数；那些无用的，不得胡乱耗费财力。”

又批：“刘忱等人勘察地界，画图不审慎，令其具文分析上报。”皇上起初非常愤怒刘忱，王安石说：“画图不分明，这是吕大忠的罪过，刘忱没有罪。”王安石所回答的，根据实录乃是初二日的事。御集说“不审”，实录说“不至审实”，现在遵从御集。两朝誓书册内有韩缜等人所受的御札，其中一纸与刘忱相关，现在附注于此，应当考证。御札说：今日朝廷已有降下的文书，你们出示给萧禧后，可以先宣读圣旨画定的事宜，或许他便会肯接收。现在萧禧既然坚决执定以分水岭为界，你们如果依照下列画定的劈析，使得各项事理分明，那么敌人自然当无话可说，疆界商议便决定了。一，李福蛮地及瓦薼坞，现在已劈拨给北界的地方，便作为分水岭，更无可争。一，雁门寨，就是现在移退义儿马铺及三小铺的地方，那山头便是分水岭，已经进行劈割，更无可争。一，西径地方，第一至第五远探、白草铺山头一带，便是分水岭当初本朝执定长连城为界，那么分水岭为近里地方，现在既然是白草、远探等铺一带分水岭取直，对照古长城劈割给北人，即以此用分水岭分画完毕，何处更有分水岭。私下担心你们不见得此意，揣度尚惑于牛头、雪山对照为分水岭，多方回护，却导致敌人猜疑。大概根据三次国信文字，北人的意思原本不至于此，都是刘忱等人昏昧乱说。四月二十三日。按：四月二十三日，萧禧没有缘由还留在京师，此月日必定有误，或许是四月二日，或许是四月三日，暂且存之。两朝誓书册内又有付给刘忱等人的两封信【一】，不知是何年月，现在暂且附注于此，须更考证详实。其一说：本月十三日申时，据李舜举备录到的萧素等人来牒，大抵只说不容他和同商量，以及称再三派人来计会，并不应答等事。核查本月十二日已有朝旨，令你们速与相见，和会商量，允许以现在两界铺屋中间分画为界。你们现在遵禀依准商量，无信侥幸、忿躁轻浅的小人妄作使气，击触敌人，结成大祸。国事体大，不同于小事，万一因此引惹，不要说朝廷不曾预先有此戒约，到那时，你们一身恐怕不可承担其责了。付刘忱等。其二说：李昭回等人□率武人，不量国体，一向持强用气，极为不便，应当痛切戒约，令每次见到萧素等人及来人，须存守礼容，温言谨慎恭敬，以欢心接待他们，那么敌人虽欲凌我，料想须消减其半了。所有萧素等人差来计会事使臣，你们也应当厚待管待，不要失体辱慢，只要命官优待，设以酒食，使其心意快乐，那么诸事易为也。付刘忱等。

译下诏规定，熙河路的市易务和茶场隶属于经略司，盐酒税、矿冶等事务隶属于秦凤路都转运司；如果都转运司缺乏经费，允许从经略司的市易净利钱中拨出款项予以接济。这是采纳了知熙州高遵裕等人的请求。

皇上与王安石讨论理财之道，王安石说：“只要审计不被小人阻挠，让有才能的人愿意为陛下尽力，那么财政是非常可以治理好的。”皇上提到曾孝宽的言论，认为让两个人共同处理事务，正好互相干扰，不如专门委任一人。王安石说：“如果参用小人，确实会干扰君子；如果都是君子，那么共同处理事务的人即使再多，也能互相配合以成就事业。”又讨论河北的事务，王安石认为招募士兵不如组建民兵，购买粮食不如振兴农业。在此之前，王安石在江宁时，曾说士兵太少，请求招募士兵。于是，皇上拿此事询问他，王安石说：“现在的厢军确实少，禁军也不过多，但必须尽早训练民兵，民兵训练有成，就应当减少招募的士兵。”皇上说：“禁军中的无赖才去投军，不能与农民相比，把无赖全都收编并优厚供养，又用重禄高爵供养他们的首领，这正是用来消除动乱的办法。”王安石说：“臣在翰林院时，本来曾论述过刺字兵卒不能完全废除，但需要民兵来制约他们。专门依赖刺字兵卒，那么唐末、五代的祸乱就可以预见，况且刺字兵卒多了供养不起，少了又不够使用，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民兵的原因。”皇上说宋守约那样的人不可得，王安石说：“自从宋守约死后，军制已经稍微松弛。”皇上说：“只是因为贾逵而松弛。”王安石说：“做贾逵那样的人安逸享乐，做宋守约那样的人忧患危险，比如对宋守约应当勉励，对贾逵那样的人应当督责。”王安石又说：“蕃兵应当编成什伍，设立等级部分，这样才可以用。如今遇到一个荒年，一路甚至耗费二十八万赈贷，而那些丁壮老弱，有马无马，都不敢核实，不知这样使用蕃部有什么用。有人认为必须等到丰收年成才能核实，臣认为赈贷的时候正好可以核实。”吕惠卿认为坐而论道容易，实行起来困难。皇上说：“这有什么困难，只是边帅不这样做罢了。”

这一天，是四月三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陈睦兼任监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任太子中允、代理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是临川人。《实录》在四月二十三日记载此事。查考蔡承禧奏议中请求罢免御史职的状文，说熙宁八年四月三日入御史台，到十年四月三日满两年，正好满一任，日期非常明确，《实录》记载有误。只有陈睦没有可考证的资料，一并移入四月三日，删去四月二十三日所记载的内容。

乙丑日，下诏裁减将作监官员十六员。后来又增设主簿一员，八作司监修使臣两员。

丙寅日，辽国信使萧禧等在紫宸殿辞行，在垂拱殿设酒宴。回复辽国国主的信中说：“两朝延续友好关系，至今已有六十年，事情都遵循旧例，道义在于长久。近来接到使者旨意，告知边境事务，已经约定官府，一同进行辨正。应当坚守原有的封疆，以等待事实的分辨，但信使尚未沟通，军队就先集结，侵扰焚烧哨所，伤害射杀巡逻士兵。举出理由力争，完全不符合和议的精神。甚至想要独自坐在中间，位置特别改在臣工之上；设置位次横亘都场，席位又难以区分宾主。多次因为理屈，才勉强会晤交谈。况且土地连接三州，形势并非一概而论，随意提出西陉的片面说法，要概括所有寨子的疆界。屡次索要凭证，既没有依据验证；想要共同查看，又不准许。职责因此违背，更加造成拖延。私下担心有关官员失于指挥，这并非盟国的本意。现在枉驾使者车辆，再次垂问，加重聘礼，更加见到欢愉之情。然而论述疆域的侵犯，完全放置公文往来的显证；陈述边臣的议论，唯独责怪告急文书的延误。深切认识到事端，大多未能听闻传达。重念合天地鬼神之听，共同立下誓言；守护祖宗疆土的传承，各自保全百姓。不吝惜金缯的巨万，肯贪图壤地的尺寻？特别想要辩论，使没有侵越，而行人留在馆舍，必定以分水岭来要求。枢府授予辞令，期望以兴师来移拆，难道历年来的信约，就因细故而改变吗。已经查考地图，遥远地申明划定，仍然命令职守官员，就近更改沟渠封界。远望英明聪慧，透彻地照察明白。”这是参知政事吕惠卿起草的辞令。起初，萧素、梁颖已经与刘忱、吕大忠会议地界，很久不能决定，所以派遣萧禧再次前来，命令韩缜、王师约负责馆伴。萧禧递交国书后，又拿出他们国家的札子一份进呈，大意如萧素、梁颖所说，并且以刘忱等人拖延为言。《实录》说：朝廷既然派遣刘忱、士元辨理疆界，刘忱因为生病没有立即到达，又命令吕大忠代替士元。查考吕大忠文集，刘忱在六月七日前往太原，九月十三日与士元在大黄平与梁颖、萧素会面，十一月二日才用吕大忠代替士元。那封信称刘忱等人拖延，大概边境事务在九月相见之后，并非未相见之前。刘忱没有立即到达，现在删去。韩缜等人每天与萧禧辩论诘难，萧禧只坚持以分水岭为界，然而也不明白哪里是分水岭。下诏晓谕说两朝和好年深，现在既然想要委任边臣各自仔细审视，还担心刘忱等人所奏没有周全详尽，已经改派韩缜同张诚一乘驿马到边境，和会商量。命令萧禧以此回去报告，萧禧不接受命令。又派遣内侍李宪拿着诏书给他看，许诺以长连城、六蕃岭为界，而把并边远探铺舍迁移到近里。长连城、六蕃岭，治平年间契

译丹曾经在这里设置铺舍，边境的人因为认为他侵占了土地而毁坏了它，后来丹不再来这里。到了这时，朝廷允许他在原来的旧址上设置铺舍，但萧禧仍然不听从，坚持原来的意见。皇上不得已，商议先派遣沈括出使报聘，沈括担任回谢使是在三月二十一日癸丑。于是枢密院上言：“本朝边境官员目前使用的证据，以长连城、六蕃岭为界，公文六十道，大多说是北界声称在关口、把铺等处捉贼或追踪踪迹，都在长连城、六蕃岭之北。其中顺义军重熙二年（即明道二年）三月十八日的公文称，南界送到在山后长连城两界分水岭上抓获的贼人张奉远等人，不合越界，已按法律判决完毕。又顺义军清宁九年（两朝史称清宁九年即治平四年，这是错误的。清宁九年乃是嘉佑七年）十月的公文，抓获了截夺南界代州崞县赤口胶主户白友牛贼人的事，既然指出长连城分水岭上为两界，并称白友是代州崞县的主户，明显可见不把古长城和靠近里面的分水岭作为边界。治平二年迁移北界的铺舍，就没有侵占越界。现在圣旨只是因为两朝通和年代久远，所以令在长连城、六蕃岭南依旧址修盖铺舍，已经是委曲求全以敦和好。现在萧禧更指出分水岭为界，因为所在的山岭水势分流，都称为分水岭。昨天萧素等人所执着的证据文字三道，除了大石、义兴冶两寨已经被北界侵占，不在治平年间发遣，目前不把长连城作为边界外，其西陉寨执张庆的文字为据，说分水岭上有土陇，根据所指的地方却没有土陇。况且张庆的文字指出雁门寨地到北界遮虏军十一里，现在雁门寨到长连城约八九里，长连城到遮虏军约二里，又证明长连城为界。况且刘忱等人曾经公文给萧素等人，令指定是什么山名为分水，萧素等人公文回复，只说‘沿边山名、地理、边界，南界完全可以自己知道，怎么可以移文会问’？明显可见原来没有指定的地方。现在萧禧所执着的，与萧素等人相同，完全没有证据文字。想要令沈括等人到北朝时，将目前使用的证据文字，一一告知北朝。”诏书说：“国家与契丹通和年代深远，终究不想因为疆场细故而有伤欢好大体。既然允许以治平年盖铺处依旧址修盖，务必从和会，就不再论有无证据，如果不指定分水处，恐怕检视之时，难以分辨。一，李福蛮地，允许以目前开挖壕堑处分水岭为界。一，水峪内的义儿马铺并三个小铺，就挪移到靠近南边，以目前安置新铺山头分水岭为界。一，从西陉寨地方，以第一、第二、第三、 fourth、第五远探、白草铺山头分水岭向西连接古长城为界。一，黄嵬山地，已经在仁宗朝派遣官员与北界官吏在聂再友等人已经侵耕的土地外，标立四至完毕。以及天池庙，顺义军公文称地理属于宁化军，并没有可以商议的。一，瓦薼坞地，先前两界官司商量未了，现在已经指挥韩缜等人一起检视，分辨处以分水岭为界。”皇上派遣使者持报书给萧禧看，萧禧才告辞离去，沈括等到萧禧离去后才出发。旧例使者留在京城不超过十天，萧禧在三月庚子到达，已经入辞，却还不走，与韩缜等人争论有时直到深夜，留在京城将近一个月。实录说：萧禧在三月庚子到达。戊辰超过期限，不肯走。庚子，是三月八日；戊辰，是四月七日。戊辰上当有是月的事，大概萧禧在四月五日丙寅入辞，过了一天戊辰，还不肯走，不知道最终是哪一天。神宗正史契丹外传说：萧禧留在京城将近一个月才走。按：三月八日萧禧入见，四月七日还不走，恰好二十九天，这就是传中所说将近一个月。传大概是依据实录，他最终哪一天走不知道，那么所说的将近一个月，也不确实，应当考证。张方平墓志说：萧禧应当告辞，傲慢地躺在驿站中不起，张方平对□充说：‘萧禧不立即走，让主管的人每天送食物而不要问，并且让边境官吏以这个原因檄文告知敌国也可以。’□充启用他的说法，萧禧当天就走。大概是墓铭简略叙述，萧禧自己因为疆界之事如愿以偿所以离去。张升之传说：萧禧议论地界理屈，躺在都亭驿不敢回去。张升之每天送饭，授馆有常礼，过期曲留，应当立即裁抑。萧禧逐渐沮丧，才走。萧禧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回去，所说的理屈及惭愧沮丧，大概是修饰的言辞。范育为薛向行状：朝廷派遣刘忱、李舜举出使河东，与敌人议论地界，而敌人以重兵压境，薛向秘密上奏请求令刘忱托病缓行，以消耗敌人的军队。皇上秘密采用薛向的计策，敌人军队久戍粮食吃完，才引退，而大臣又有指责刘忱缓行的，薛向的谋略可以说深远了。这件事应当考证。韩宗武记述他父亲韩缜遗事说：六年，北人派遣使者萧禧议论地界事，以公馆伴。韩缜秘密探知萧禧想要上殿奏事，当面决定可否，急忙令近侍奏知，神宗说：‘但令来。’韩缜又令奏：朝廷向来与北人议事，都委托给臣下，事情有差错，容易更改；况且恐怕萧禧不肯就此罢休，烦渎圣听，到时候难以止约。萧禧既上，果然

译按照公的议论。到达驿站，神宗又命令御药李舜举在御前用朱笔画一幅地图给萧禧看，让他依照此图分发。李舜举起初不与公商议，便拿出地图，还没来得及详细说明，公急忙用眼神示意李舜举，派遣左右侍从秘密告知让他把地图揣在怀里。萧禧已经索要查看，公说：“李御药所说的，是与我商议的事情。”随即借便门请求奏事，当面陈述边界事宜，山川形势的细微之处都关系到利害关系，不可轻易许诺。神宗说：“你的话很对，朕的思虑起初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地界之事长久不能决断，神宗命令亲近的宦官刘惟简带着御笔责备公，说：“边界之事，朕询问了文彦博、曾公亮，都认为南北两国交好百年，两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有所请求，应当暂且随宜应付。朝廷已经答应，而你却仍然固执认为不可，万一北人制造事端，你的家族能保全吗？”公详细陈述：“北人贪得无厌，历朝以来，常担心应对太快，致使他们得逞狡诈的阴谋，臣不敢以家族为虑，而向上误导国家大事。”皇上体察公的忠诚，又命令刘惟简用温和的话语安抚晓谕，仍然赐给御用貂皮裘衣一件。起初，萧禧因为请求没有实现，故意拖延，超过期限不回国，朝廷对此感到忧虑。公秘密上奏：“现在夏季衣物就在附近，请求由皇上旨意让后苑依照北人的制度制作夏衣赐给他，表示不催促逼迫的意思。”皇上非常高兴。不久颁发衣物，萧禧于是告辞。此事与其他书籍记载不同，附录在此供考证。吕惠卿的文集中有回复大辽国的书信两首，七年三月所回复的书信中，“具达本国”下面的六句，与实录不同，现在一并附录在此。回复大辽国的书信两首：承蒙使者屈驾，带来书信，历数两国和睦，如同一家的情义。深知邻国珍视宝物，深信信符。只是议论边境的臣子，曾经越过封疆的职守。想要让他们迁移，以恢复旧日的常态。私下认为两朝，统治天下，难道看重尺寸土地的利，而轻视累世的欢好？况且在疆界之间，地势形势可以指明；在方州之内，图籍都保存完好？应当派遣官吏，各自加以复查。如果事情出自往昔，固然难以顺从；如果确实有侵越，为何不改正？而且每年封疆的官吏，命令遵守誓言。那些新产生的事端，乃是边境的细故，已经借着归国的使者详细告知本国。从今以后，凡是这类事情，只委托守臣移文交涉，免除烦扰使节往来奔驰，希望邦交不改变，百姓的疑虑也互相消除。温暖正是季节，保育是祈求。忽然屈驾贵使，带来华丽的书信，观看将意的勤勉，深深理解睦邻的厚意。恭敬聆听寝食，休有福祥，温暖在时节，保养身体是请求。文集中又有中书、枢密院拟定回复国信使的公文底稿。以下参知政事说，作为枢密院奏章：馆伴所申报：“依据枢密院札子，开列收到回复大辽国信使萧禧带来的处理地界文字中各项事理，奉圣旨：‘两朝和好年深，现在既然北朝皇帝派遣使者致书，想要委托边臣各自加以审视。本朝先前虽然依据刘忱等人的奏报，还担心不知道周全，现改派韩缜、张诚一乘驿马前去会同北朝所派的官吏，详细来书说“各自加以审视”的意思，亲自到地头，和会商量，迅速结绝完毕，仰馆伴所备录给北朝国信所，等到到达北朝，详细告知。’本所请求萧禧过位，交付上述圣旨、札子，萧禧不肯收受，以及不肯朝辞，申报取旨。”查看北朝国书，说“早委托边臣，各自加以审视，另安戍垒，使返回旧常”。已奉圣旨派遣韩缜等会同北朝所派官吏，同详来书“审视”的意思，迅速结绝。朝廷因为萧禧不明白所降旨意结绝的意思，不肯收受，不久又派遣使臣持圣旨、札子：“代州等处土地，虽然照据非常分明，因为两朝通好长久，不想以边境细故伤害欢好大体，所有治平二年起迁移北朝铺舍，已命令边臣听任北朝在长连城、六蕃岭南依旧址修盖。本朝现安置远探铺舍，已令挪移到近里。其应立烽开壕、分定南北界至处所，现派遣韩缜等就地头会同北朝差来职官，同共指视划分完毕。”萧禧依旧不肯接受圣旨文字，以及不朝辞，申报取旨者。枢密院核查本朝边臣现凭用的照证，以长连城、六蕃岭为界，公文六十道，其中多系北界声称关口、把铺等处捉贼或交踪。因为上述关口、把铺等处，都在长连城、六蕃岭之北，内顺义军重熙三年三月十八日公文称，南界送到在山后长连城两界分水岭上收捉贼人张奉贤等，不合过界，已依法断决。以及顺义军清宁九年十月中公文，当道捉到截夺到南界代州�县赤�胶主户白友牛贼人事。既然捉贼、交踪处在长连城、六蕃岭之�，又指长连城、六蕃岭上为界，并说白友系代州�县主户，以此显是久来以长连城、�蕃岭为界，即不是古长城并近�分水�为界，事理明白。其治平二年�起�却北界铺舍，即无侵越地界�。今来圣旨只为两朝通好岁�

译南方依照旧有地址修盖，即当时萧括退让移置铺舍之处，如今已得以恢复原状。至于国书中“另设戍守堡垒，使恢复旧日常态”的意思，并没有不获准从的情况，这已经是委曲求全以敦睦和好。如今萧禧又改以分水岭为界，因为所在山岭上水流分开的地方，都称为分水岭。此前萧素等人所执持的三道文书证据，除了大石、义兴冶两寨已被北界侵越，未经治平年间派遣处理，目前不以长连城为界无法理喻之外，其西陉寨执持张庆的文书作为证据所指之处，现今并无土□，刘忱等人欲与萧素等人一同检视，萧素等人又不肯前去。加之张庆带去的文书中指出雁门寨地界至北界遮虏军约二里以来，又明显证明以长连城为界划分清楚。加之刘忱等人曾发公文给萧素等人，令其指定哪座山名为分水岭，萧素等人回文称：“沿边一带山名、地理、边界所在，南界边上州县足以自知，其间若有疑问，应当就近询问查访，岂可反而移文会问？”加之张奉远的文书中提到长连城两界分水岭，原本没有指定具体去处，如今萧禧执持以分水岭为界，即与萧素等人所执持的一般，全无对照验证的文书，明显难以依从。打算让沈括等到北朝时，将本朝前后边臣现凭用的对照验证文书，一一向北朝陈述，使其知晓始末。随即进呈，奉圣旨：“检阅前后对照验证的文书，虽然都合乎以长连城、六蕃岭为界，非常清楚明白，但称以分水岭为界都没有对照验证以及没有指定山名。因为两朝通好多年，终究是不愿因疆界细微之事有伤和好大体，既然已允许以治平年间盖铺处依照旧址修盖，务必顺从和会，即不再论有无对照验证。若不逐处指定地名以明确分水去处，恐怕检视之时，难以划清界限。一，李福蛮地，允许在现开壕堑处分水岭为界。一，水谷内义儿马铺并三小铺，即移近南方，以现安新铺山头分水岭为界。一，自西�寨地界，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远探白草铺山头分水岭向西接古长城上分水岭

译依旧修缮营建，这样林牙回去就能有一个确切的凭据。虽然韩缜等人如此商议，但不知道朝廷是否肯这样做？其余事项命令韩缜等人临时再观察萧禧的意思来对答。吕惠卿又有再次修改给大辽国的国书：“两朝延续友好关系，至今已有六十年，事情都遵循旧例，情谊长久存在。近来承蒙使者传达旨意，谈及边境事务，已经约定官府，一同进行辨正。应当遵守原有的封疆界限，以等待事实的分辨，然而信使尚未互通，军队却先集结，侵扰焚烧哨所，杀伤巡逻士兵。此举显示力争的态度，完全不符合和议的精神。甚至要求在中途单独就座，地位特别更改于臣工之上；设置位次横亘都城，席位尤其难以区分宾主。多次因理屈而退让，才勉强进行会晤。况且土地连接三个州，形势并非一概而论，却拿西陉的偏颇说法，来囊括各个寨子的辖区。屡次索要文书凭证，既然没有依据验证；想要共同勘察，又不准许。职责因此违背，更加造成拖延。私下认为这是有关官员失于指挥，并非盟国的本意谋划。现在委屈使者车辆，再次垂问函件，加重聘问的礼物，更加显现欢愉的心情。然而论述疆界侵犯之事，完全放置公文往来的显明证据；陈述边臣的议论，唯独特别指责报告期限的延误。深切认识到事端，大多未能听闻通达。再次考虑到合天地鬼神之听，共同立下誓言；守护祖宗疆土的传承，各自保全人口积聚。不吝惜金帛的巨万，肯贪图土地的尺寻？特别想要辩论，使没有侵越，然而使者留在馆舍，必定以分水岭作为要求。枢密院授以言辞，每每以兴师动众来移动拆毁，哪里期望违背约定，竟然如此破坏欢好！已经按照地图，远远地申明划定，仍然命令职守官员，就近更改沟渠封界。希望英明的您，透彻地加以明了。正值临近炎热，尚愿保重身体。”这封国书与实录所载相同，只有“岂期□约，遂尔渝欢”这一句，将八字改为十四字罢了。吕惠卿又有付给宰相韩绛等人的诏书：“根据韩缜下属使臣王宣回报，称敌国中掌事的蕃酋极想制造事端，意外的变故，实在难以保证。查考朝廷自从景德年间与敌国讲和之后，到现在七十多年。河北一方，百姓不知道战争，军事装备薄弱，财用空虚，加上今年遭遇旱灾，百姓流离失所，如果因此动用军队，如何抵御？你们都总揽国家机要，与国家休戚相关，安危的大计，应当预先谋划，其筹划制胜的方法，认为应当在此去朝夕讲求，以巩固社稷。付给韩绛等人。”吕惠卿家传记载：这时，北方使者来求地。不久间谍报告说契丹有违背盟约入侵的阴谋，皇上亲手写诏书给韩绛等人商议守御的方法，吕惠卿说：“守御不可匆忙进行，等待天下事仓促时，正需要安详从容，现在敌国也未必会到这一步。假使起事，以中国之大，紧急就紧急应对，缓慢就缓慢应对，不担心没有兵力和财力。只是现在庆幸它还没有发生，应当逐渐准备罢了。”“急则急应，缓则缓应”，与王安石六年十一日戊午日的对语大致相同。皇上想要答应他们的要求，吕惠卿说：“他们非常无礼，现在必须告知他们本来不是我们侵犯，只是因为通好已久，不想深究辩论，给他们罢了。如果还不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那么上下共同愤怒，逼迫之后才行动，不得已才兴起，使敌人出乎意料。出兵深入，也不是长策，中国也不担心不能防守。”皇上说：“景德年间，只是因为不能防守。庆历年间西事，也如此担忧。”吕惠卿说：“臣观察今日国势，虽然不可征伐，但如果与景德、庆历相比，则一定可以防守了。现在萧禧用脸色来动摇我国，于是夺取土地，回去必定受到重赏，那么他们国人谁不愿意起事来侵侮我们！既然得到河东，又夺取关南，天下如此之大，难道能自立吗？”皇上说：“不给，必定要用兵。”吕惠卿说：“拒绝也不可以，立刻给予也不可以，‘过犹不及’。春秋的法度，允许夷狄的事情不一而足。现在暂且派遣使者答应给予治平堡铺，他们也不能拒绝，不过再派遣往来需要超过一年，足以作为准备了。一定要让它迅速了结，为什么呢？”皇上说：“忽然生事怎么办，谁能保证他们没有其他企图？”吕惠卿说：“没听说过因为千里而畏惧别人的。契丹虽然东有辽，西有西夏，不是不想夺取，只是不能这样。董□在西夏旁边，也不能夺取。大概夺取别人的国家，别人也想夺取他的国家，敌人难道不考虑利害？澶渊之战，听说定州只有二三万人，澶州有两万人，所以敌人敢这样。现在有二十万正规军，又有保甲，恐怕不敢深入吧。”□充说：“周世宗一旅之众，尚且与他抗衡。”皇上说：“五代的国家，是盗贼中最大的，所以不惜代价。今天兴事，必须是万全之策，难道可以不畏惧吗？”吕惠卿说：“这确实是对的。只是譬如富人爱惜自己的生命，穷人则不然。未必小国就不灭亡，正需要计算利害罢了。治理天下不可太怯弱。”皇上说：“契丹也不值得畏惧，只是谁能办得到用兵？”吕惠卿说：“陛下能使天下百姓认为契丹可以讨伐，恐怕一定有敢为陛下用兵的人。陛下平日虑事见识千百年，人所不能，至于对待敌人的方法，实在降低了圣明的度量。”王安石说：“陛下昨日说周世宗因为睡王不关心国事，所以能战胜他。然而睡王如此，不过取得三关。陛下今天的政事，难道可以反而比作睡王，何至于立刻畏惧他？立国必有形势，如果形势被人窥探，

译这就不能建立了。即使强行修筑堡寨像治平年间那样，也不至于引发战事。」皇帝说：「这件事我多次与吕惠卿讨论，既然如此就不必畏惧。」吕惠卿说：「事物开始于阳，终结于阴，假如敌人起初没有用兵的意图，就像两个人争执，本来没有打斗的意思，言语往来，最终导致打斗。」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只是朝廷应当修明政事罢了。」皇帝说：「《周礼》中司马教导战法，只有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规定，而没有涉及阵法，为什么呢？」吕惠卿说：「仲春时节教导振旅，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仲夏时节教导茇舍，辨别弓矢的用途；仲秋时节教导治兵，辨别旗帜的用途。耳朵识别金鼓，眼睛识别旌旗，又懂得号令与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规范，恐怕后世无法再超越。至于阵法，在《春秋》中记载有鱼丽、鹅鹳之阵，应当是临时制定的。」皇帝说：「《周礼》中的伍、两、卒、旅、师、军，仅仅是制定军法。」吕惠卿说：「这是不可改变的。韩信、李靖，后世善于用兵的人，不过是效法孙武，孙武不过是效法黄帝、姜太公，他们的话说：『保全军队为上，击破军队次之；保全旅为上，击破旅次之；保全卒为上，击破卒次之；保全伍为上，击破伍次之。』以此说明其不可改变。现在制定营阵，应当致力于符合这一点，不应当改变这一点来迁就营阵。」王安石说：「军法在卒这一级完成，但是使用战车必须有一军才行。只是驾驭战车的法规长久废止，如果由官府招募人学习，一定有精通此事的人。」皇帝说：「古人坐席使用俎豆，今天坐椅子使用碗碟，随时代不同，战车未必像骑兵那样便利。」王安石说：「马上的弓矢不如战车。」吕惠卿说：「七十五人的将领，三人在车上，不仅仅是弓矢，又因为居高临下指挥。现在如果使用军器监所制造的战棚车，非常便利。」王安石说：「近来曹诵、练定所制造的军器极好。」吕惠卿说：「管仲凭借小小的齐国甲兵不足，用戟来赎罪，甲兵于是充足。以今天天下的财力，制造甲兵本来不难，只是朝廷不督促逼迫就能办到。」皇帝说：「齐国的技击之士，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威王、文王的节制。今天天下兼有秦、晋、齐、魏各诸侯国的众多兵力，对付契丹并不困难。」沈括有乙卯年入国奏请并别录，记载萧禧不肯习仪及朝辞之事颇为详细，须参考另行编修，现在附注在四月五日丙申雄州移文涿州之下。又睡王一段，六年五月甲子王安石已经说过此事，可以参考。

译萧禧再次前来，皇上派遣入内供奉官、勾当内东门司的裴昱，赐给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相的手诏，说：“朝廷与北朝互通友好将近八十年，近年以来，挑起事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代北的土地，向来有确定的边界，却擅自制造争端，无理前来辩理。近来敕令官吏，一同加以查勘，虽然图籍记载非常明确，但他们诡辩不服。如今横行的使者又至，意图必定是要得到土地。朕因为祖宗盟约友好的重要，本来打算宽容容忍，但敌情贪得无厌，形势恐怕不会停止，万一发生不可预测的事变，拿什么来应对呢？古代的重大政事，必定要咨询老臣，你们向来怀有忠义之心，历经三朝担任宰相，虽然你们身在外地，但心无不在王室，关于对待他们的要点、防御准备的方法，秘密详细地报告给我，朕将亲自阅览。”

韩琦上言：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尽，每天都想再次请求保留残躯，安度这衰暮之年。没想到陛下因为北敌挑起事端，深思预防，记起我这孤陋愚钝之人，曲折地加以询问，我怎敢不勉力竭尽衰残之力，稍微回应圣上的垂问。

臣私下认为，契丹在北方称强，与中国抗衡，大概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自从石晋割让土地，并吞了后汉的疆域，对外兼并各戎族，更加骄傲自大，在祖宗时期屡次南侵，极其凶暴。在那时，难道不想倾尽天下之力一定与他们角斗吗？最终还是爱惜百姓生命，屈尊求和，凡是边境有所兴作，都深深以张扬声势、招惹事端为戒。因此七十年间，两边的百姓各自安居乐业，直到老死，都不知道战争战斗的事情，至仁大惠没有能超过的了。

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办事，似乎不把大敌放在心上。敌人向来凭借长久强大的势力，对我们从未稍加谦让，一旦看到形势产生怀疑，必定认为我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虽然听说他们君主孱弱且迷信佛教，难道没有强横的宗族以及谋臣策士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这个争端吗？所以屡次派遣横行的使者，以争辩地界为名，观察我们应对的真实情况如何罢了。导致他们怀疑的原因，臣试着陈述其大概：

高丽臣属于契丹，对朝廷长久断绝朝贡，先前从浙路派人招抚劝谕而来。况且高丽是小国，怎能抵挡契丹的强盛？来与不来，国家没有什么损益，而契丹知道后，认为朝廷将要图谋他们，这是契丹的怀疑。

秦州古渭以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没有统一的君主，耕牧自给自足，未曾成为边境的祸患。先前听说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杀死他们的老幼数以万计，耗费钱财无数。而河州有人说地属董毡，即契丹的姻亲，既然担心开拓土地不会停止，难道不会前去申诉吗？而契丹听说后，应当认为将要波及他们，这又是契丹的怀疑。

北边地近西山，地势逐渐高仰，不能作为塘泊的地方，先前听说派遣官员领兵种植榆柳，希望它们成长，以制约敌骑。然而在边界兴起，没有不知道的，昔日庆历慢书所说的“创立堤防，阻塞要路”，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这难道足以依靠它来巩固吗，只是让契丹产生怀疑罢了。

河朔义勇、民兵，设置多年，耳目已经熟悉，将校非常整齐，教习也很精通，而忽然团练保甲，一道纷乱。义勇旧人，十去其七，有的拨入保甲，有的放归务农，得到增加人数的虚名，破坏可用的成法，这又徒然让契丹产生怀疑。

自从他们来辩理地界，河朔沿边与近里的州郡，一律派遣官员检讨，修筑城垒、开淘壕沟，赵、冀、北京展贴的劳役者尤其众多，敌楼、战棚之类，全部加以修缮增置，防城的器具，大多命令备足，各处的兵甲器械，屡次派遣官员检视，排列张设，前后不止一次。又在各处创建都作院，颁降新样，广泛谋划制造，澶州等处创建战车。这些都是众人眼睛所看到的，间谍容易窥探，况且敌人还没有动作，他们没有丝毫损失，而我们却费财殚力，先自困顿疲弊，这又徒然让契丹产生怀疑。

近来又设置河北三十七将，各自专管军政，州县不得干预。雄州地处极边，也设置将屯，其随军衣物，有命令兵士自己办理的，有命令本营增置的，有命令官府制造给付的，以至于预先登记上户的车马驴骡，准备随行，明显作出出征的次序，不可掩盖，这又深深让契丹产生怀疑。

北朝向来是敌国，如果这样，那么积累怀疑而起事，不得不如此，也是他们善于为自己谋划。如今横行的使者再次到来，起初表现傲慢，以探视朝廷。况且代北与雄州向来有确定的边界，如果宽容容忍而给他们，实在担心他们贪得无厌，浸淫不止，确实如圣诏所说，固然不可给；或者因为这样而不答应，他们于是持此以为理直，纵然没有大举进攻，势必逐渐骚扰各边，最终毁坏盟好。大概事情有因缘而达到这一步，于是烦劳明诏询问对待和备御的要点。自顾老朽，日夜思考，将有什么策略向上辅助圣算。然而臣听说，话没到该说的时候就说叫做浮躁，话到该说的时候不说叫做隐瞒。臣从前曾言说散青苗钱不便的事情，而言官就肆意厚诬，如果不是陛下的英明，几乎遭受大戮。从此新法之下，虽然其中有不符合人情的，实在躲避嫌疑不敢再议论。如今亲自受到诏问，事情关系国家安危，话到该说的时候隐瞒，是大不忠，罪不容诛了。

臣曾经私下计算

译当初为陛下谋划的人，必定说：“自从祖宗以来，国家的纲纪法度大多沿袭旧规、苟且简略，不改变是不行的。治国的根本，应当先有富国强兵的方法，聚集财富、积蓄粮食，把军队寓于百姓之中，这样就可以驱使四方夷狄，完全恢复唐朝原有的疆域，然后再制定礼乐，来文饰太平盛世。”所以起初发放青苗钱，让百姓支付利息，所得的利息，又作为本金，只务求多取，每年增加本钱，没有固定的数额。又有免役法，从上等户直到下等户，都让他们依次出钱，招募人来服役。向来上等户轮流承担衙前这种繁重困难的差役，所以其中有时有破产的，现在上等户一年出钱不过三十多缗，安然无事，却让本来没有差役的下等户年年出钱，这就是损害下等户而有利于上等户，虽然百般补救，终究不是好办法。又在役钱之中，每年额外缴纳剩余的钱以备他用，这就是所谓的富国之术。况且农民缴纳夏、秋两税，一年两次，不按时缴纳的才开始有催征的刑罚，现在缴纳青苗钱和役钱，已经是加赋，超过期限的，也依照两税法进行催征，那么一家一户一年之中，常常面临六次催征的刑罚，百姓不胜惊骇。稍微遇到水旱灾害，就拖欠官府的债款，流离失所、失去生计，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谁敢直言呢！又在内外设置市易务，完全垄断天下商人的货物，官府自己取利，以获利为功劳，连锥刀之利必取，小商小民于是无处容身。加上新的政令每天下达，更改没有常规，州县官吏茫然不能详细记住，稍有违犯的，就判处徒刑，即使经过赦免降罪，离职也不能免除。监司督促责罚，以苛刻为明察，簿籍法令的苛细，超过了告缗法，所以州县之间，官吏战战兢兢，每天苟且度日，都以脱罪为幸事。

译从事农业的人，是国家的根本；从事商业的人，能为国家招致财富；官吏，是辅助朝廷推行教化的人。如今农民在田间地头抱怨，商人在道路上叹息，官吏在各地不能安心职守，恐怕陛下不能全部知晓。想要抵御四方外族以兴盛太平，却先使国家根本动摇，民心离散怨恨，自古以来，没听说过能成就这种功业的。这就是为陛下出谋划策的人大错特错了。陛下具有尧的仁德、舜的聪慧，知道其中的错误，能够改正而不吝啬，这是圣人的大德。

又如今喜欢进言的人，不顾国家的利害，只说边境战事即将发生，富贵可以谋取。献计策以求取陛下宠信的人，必定说：“敌人的势力已经衰弱，只是外表显示骄横傲慢罢了。凭借陛下神圣文武的才能，如果选择将领大臣率领大军深入敌境，那么幽州、蓟州的地方，一举就可以收复。”这又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如今黄河以北地区连年遭受灾害，民力极度匮乏；沿边、次沿边的州郡草料粮食不充足；新选任的将官都缺乏勇猛；保甲新近征点，没有经过训练。如果驱赶重兵驻扎在坚固城池之下，粮道供应不上，敌人从四面来救援，腹背受敌，想撤退也不行，那将怎么办？这在太宗朝时，即使是曹彬、米信这样有名望德行的老将，还因此导致了岐沟关的失败。

臣愚笨，现在为陛下谋划，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出使，优厚地赠送礼物，开示大的诚信，传达至诚之心，详细陈述朝廷向来兴修工程，是防备的常事，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以来所没有的，难道有其他意图吗，恐怕是间谍的误传罢了。况且疆域向来划定，应当像旧日边界一样，请求命令边境官吏退让近来侵占的土地，不能以此作为开端，想要毁坏祖宗累世的友好关系，永远敦守信约，双方断绝嫌疑。希望陛下将契丹所怀疑的事情，比如将官之类，因此罢免，以消除他们的疑虑。万一他们听从服从，就可以拖延岁月，陛下更加养育百姓爱惜民力，选拔贤能任用能人，疏远奸邪谄媚之人，进用忠诚刚直之人，使天下心悦诚服，边境防备日益修筑，边塞有余粮，国库中有盈余的财物，等到敌人果然有衰败混乱的迹象，然后一举振作威武，恢复旧日疆土，痛快忠义不平之心，洗雪祖宗累朝的愤恨，陛下功德显著，如日光一样照耀无穷。如果他们不服从，决意违背盟约，就命令河北各州深挖壕沟高筑壁垒，足以自我防守，敌人果然来入侵，各地的军队，可以伺机驱逐，主帅持重以保全，取胜从此开始。他们来我们往，一胜一负，是兵家常事，不可预先预料，即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安宁。至于清野的方法，则难以完全实行，因为情况适宜的时候，不可率领一境百姓每户将牛马粮食全部搬入城郭，因为到时候有的可能去保卫山寨，有的可能携带家眷渡河，有的可能留下人看守庄舍，有的可能就近搬入城郭，应当让人各自方便，才能保全安全，固然不能按图预先规定，一定令入城郭居住，即使有严厉的命令，也一定不听从。在祖宗朝时，屡次遭受北方人的侵扰，乡民躲避敌寇，大抵也是这样，希望朝廷不必一一处置。

臣历经侍奉三朝，十年辅佐宰相，官位已达极品，荣归故乡，万事没有不满足的，年纪将近七十，旧疾在身，常常想告老回乡，以保全始终。近来因为圣上询问，因此敢进献全部直言，不是嫉妒善人，不是谋求进身，只是以此自信。如今天下的人，渐渐不敢以直言进献，臣实在不忍心辜负累朝眷顾恩遇之恩，还希望愚昧之人能醒悟圣心，为宗庙社稷的大福，希望陛下加以明察，赐予不怀疑，不仅是老臣幸运，天下也幸运。

弼说：

臣向来缺乏才学业绩，愧居二府高位，从前在壮年时，精力尚且不及别人，如今年老多病，气志衰耗，哪里值得备问大政。然而臣实在没有自己的见解，现在只是列举众人所传闻的，记录以上奏，希望圣明裁择。

臣五六年来，私下听说绥州、啰兀城、熙河、辰州、锦州、戎州、泸州、交趾都议论用兵，只有交趾中途停止，其余各路都有攻讨，有的获得，有的丧失，就传播天下。而绥州、啰兀城、熙河的兴举，刚开始就传闻说朝廷后来必定收复灵州、夏州，平定贺兰山，后来又广泛传播有人献上平定燕地的策略，这种说法尤其盛行。北方人必定已经探知相继发生。他们又听说朝廷修造铠甲，简练士兵，增筑城垒，积聚草料粮食，加之招致高丽作为牵制的援助，近来又分置河北三十七将，检阅更加紧急，喧传逐渐长久，事机参合，这是敌人之所以提前制造衅端，以有代北侵境之端，而不停止的原因。那平定贺兰山、平定燕地的策略，虚实固然不可知，然而传闻者既多且久，万口一词，谁再辩白？假设有辩白的人，远方夷狄凭什么取信？如今衅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在边境，争议超过一年未决，横使再次到来，事情归于朝廷。这是边境臣子的职责，而朝廷自己承担，就恐怕道理难以延缓，就要决定可否，违背它则军队立即兴起而祸患迅速，顺从它则河东斥候狭窄，为患虽然迟缓而久远，大为不便。臣认为不如一概委托边境臣子，令其坚持长久以来的图籍疆界作为依据，使他们尽力互相诘难。然而北方人不是不知道理亏，大概是故意想生事，于是兴起干戈，以气势吞并我们，以势力凌驾我们，是想夺取我们累年所作之事。他们不敢无故突然

译发起这件事，确实有导致它发生的原因，希望陛下深刻反省、仔细考虑，不可一味地独自认为是敌人制造事端、违背盟约。他们如果万一入侵，事情迫不得已，我们持严整的军队等待他们，来就抵御作战，去就防备坚守，这是自古以来中国防御边疆的关键。如果朝廷趁着愤怒就想深入讨伐攻击，臣担心万一有闪失，其危害不是小，再或者与西夏形成犄角之势，那么朝廷就要日夜操劳了。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边境奏报紧急，兵力和粮草都缺乏，窘迫于应用，必须防备四方凶恶之徒一定有观望的人，认为国家正忙于对外事务，担心我们的力量不能制服他们，于是聚集呼啸，像蜂拥和刺猬一样起来，那时事情将怎么办？臣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虑，以百姓为挂念，容忍污秽，暂且求得安宁，再等待年成丰收，穷困稍微缓解，流亡的人逐渐回归，百姓大致安居乐业，税赋不缺失，仓库不空虚，恩德和信用宣布，人心巩固团结，然后另外谋划万全的举措，贵在避免一失足之失，这是天下的愿望，也是臣的志向。

译近来又喧传陛下决意亲自征讨，朝廷内外更加忧虑恐惧，人心惶惶。陛下虽然英明睿智，天资卓越，必定有成熟的谋划，然而太平盛世的天子与开创基业的君主，情况截然不同，尤其不可慷慨轻率地行动。又恐怕朝廷只是虚张声势，并无实际用兵的诚意，事情若是如此，那就是我们用虚假的声威去招致敌人实际的来犯。虚张声势的一方，必定有疏忽疏漏的隐患；实际来犯的一方，必定有周密细致的谋划。以疏忽疏漏的隐患去抵挡周密的谋划，其成败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假使深入讨伐得胜而还，这契丹一族的事端方才自大，况且又有夏国、唃厮啰、高丽、黑水靺鞨、达靼等诸蕃作为他们的党羽援助，其势力必然难以彻底消灭，使得边疆没有宁日，就由此结成了边境祸患，最终没有止息的时候，这绝不是长远驾驭边疆的好办法。臣私下认为，趁着横行的使者前来，可以选派人员，将那些他们怀疑我们的几件事开诚布公地告知他们，说：“朝廷凡是所做的军事防备，乃是中原的常事，并非愿意对外发动征伐。过去有用兵的地方，都是小蕃有过错，朝廷必须问罪。如果是我们两大国，通好已经七十多年，没有缘故怎么肯轻易破坏？恐怕是奸人奔走作乱，妄自挑起争斗，或者是他们听说我们整顿边防事务，就怀疑我们有所行动，我们既然知道，岂能不做充分的准备，大概因此互相猜忌，养成了嫌隙，于是有了今天的事情。”朝廷还有可以说明的其他事情，只要全部说出来，必须让他们消除疑虑，这就是一种帮助。横行的使者如果不采纳，就派遣出使的人向辽主详细陈述这个意思，或许能听进去，必定有好处。因为他们大大依赖朝廷每年的馈赠，才能成就国家计策，既然有顾忌之心，难道没有安定的愿望吗？只是由于疑虑未消，于是变得倔强。如果为他们开解明白，必定肯回心向化，所有的芥蒂，都可以消除。如果互相猜忌，两心不通，祸患日益加深，必定造成后悔。臣历来观察春秋以及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征伐，两军已经交战，飞箭在上，使者在下，其间辩解说和，于是各自退兵，又恢复盟好的，比比皆是。况且现在嫌隙刚刚开启，军队尚未交战，还可以多方面用道理解释，或许能够成功，与其用战争来决定胜负，相差万倍。

这导致猜疑以及抵御戎狄两件事，臣都是从众人的议论中得知的，不是出于个人的臆测，这都是眼前众人所共知共见的必然道理，不必在事外另外寻求奇异的策略。臣都希望陛下兼听博访，不应该专听一方面的说法，恐怕有迎合圣意以及畏惧避讳当权之人，不敢把实事全部上奏，有误国家大计。臣现在之所以提到这些，是私下听说去年春天因为久旱，陛下特别降下手诏，允许人们极力陈述朝政得失，朝廷内外欢欣鼓舞，都说圣意已经大大开悟，不久听说上章论列的人很多，随即有的遭到贬降，陛下完全不把手诏召人极力陈述当作意旨而宽容他们，反而让他们获罪，士大夫从此都致力于缄口结舌，忠诚正直的话不敢再出口。臣认为下情不能上达，乃是朝政最大的祸患，希望陛下深思熟虑，早日让天下受益以及朝廷无事，不胜庆幸。这奏章出于仓促，又想要事理明白，不敢稍加文饰以及援引古事，只是直书利害罢了。从前楚相子反说小小的宋国，尚有不欺骗人的臣子，何况中原大国，已经与北人结下嫌隙，现在如果再不推诚相待，恐怕不能消除猜疑释解惑乱。伏乞圣明特别加以裁断宽恕。

彦博说：“敌人的情性，贪利忘义，然而自从祖宗朝与他们通好，休养生息几乎八十年，未曾听说侵犯顺从。只有庆历初年乘我西事未平，所以有索求，当时再次立下誓书，也是古代寻求盟约的道义。自从数年前，屡次来无理要求白沟馆地以及要求拆去铺屋。况且誓书之中，明确记载雄州所管白沟，两朝遵守已久，而且信誓之辞，以天地神祗为质，告于宗庙社稷，这如果可以改变，凭什么享有国家！现在萧禧重来，又决意在雄州北亭交割礼物，他的意思想要以雄州北亭为界。推究他的贪心，也是因为庆历初年西事未平之际，来求黄嵬之地，朝庭轻易抛弃给他的缘故。然而中原抵御戎狄以守信为上，必定以誓书为证，他们虽然诡辩，难以动摇正确的论断。臣又用事理推测，事情固有逆顺，道理固有曲直，如果敌人不计较曲直利害，敢生侵犯顺从之心，朝廷固然已经严格预备的要领，充足粮食充足兵力，坚固完善城堡，保全人民，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仅此而已。大体上中原的军队，利在作为主人，以主人等待客人，以安逸守卫劳苦，理必胜利。私下料想圣意重在举动，发言充满朝廷，容有异论，有人说先发制人，意在轻动；有人说乘其未备，袭取燕蓟。事情不审慎处理，恐怕将后悔莫及，不是王师万全的举动，伏愿陛下垂意熟察。现在朝廷分置将官，整齐器械，固然得到了，然而将校偏裨，更须遴选其人。又河朔连年饥荒，如果兵连未解，物力耗尽，即使金汤不守，事先办理，就没有后患。”彦博集自注九年三月。按：彦博说三月是对的，如果是九年，那么应当说八年。

公亮说：“国家用通和的策略羁縻强敌，

译虽然每年给予金帛，但休兵息民已超过七十年。近来屡次挑起事端，大概是为了自我庇护，如果不是这样，也是谋划失误。代北之地，详细诏旨已经阐明，认为官吏查核图籍非常清楚，那么即使想要包容，恐怕也没有名义，给予没有名义的东西，那么贪婪的欲望以后无法满足，况且敌人的情况，是畏惧强者、欺侮弱者，关键在于控制得法罢了。嘉祐以前，西夏颇为遵守誓约。嘉祐元年，妄自争夺麟府边界，于是掳掠郭恩、黄道元，朝廷姑且致力于包容，没有一句话问罪。到治平二年，又妄自认同家堡作为边界，杀掠属户弓箭手数千人、牛马万余头后离去。不久检视同家堡地界，原来是元昊时生蕃十九户所献，于是下诏晓谕他们。诸司副使王无忌携带诏书到边境，被拒绝而不接纳，朝廷不想深究，只命令延州发公文询问，于是攻围大顺城，谅祚中箭才离去。其后虽然派遣使者进贡，但屡次入侵边境，于是下诏暂时停止每年给予的财物，对方才再次恳求，对待他们像当初一样，因此顺从了八九年。臣考虑北方敌人的情况，恐怕与此不同。臣的愚虑，想请求朝廷选择谋臣出使，晓谕对方国家挑起事端，中国包容的意思，至于疆界，查核已经清楚，不可侵犯超越，使敌主明白，不被邀功的臣子所迷惑，必定不敢萌生侵犯边境的念头。况且中国今天的形势，与雍熙、景德年间不同，河北的兵力，已经加倍，又增加了民兵，以及行阵训练多出于圣明的谋划，以此对待敌人，不是没有准备。然而还需要谋划选择将帅，北边很久没有用兵，虽然有可用的人，或许还没有试用。如果将帅得人，委托一方，使他们长期任职，观察他们的处置才略，足以试用日后的需要。有人说河北久戍的士兵，没有经过征讨，那么陕西、河北最近有战胜的军队，自然可以登记，以备一旦调发。敌人万一侵犯边境，希望先断绝每年的赏赐，用良将精兵临阵，他们也是自取灭亡的时候。景德年间，敌骑南侵，一遇到亲征的军队，狼狈请求结盟，如果不是真宗怜悯他们投降诚意，允许罢兵，就会把他们杀光了。况且今天备御的形势，又非昔时可比，只是定州一路最为关键，如果敌人入侵之初，不要触犯他们的锋芒，等到他们进入边界疲惫时，用重兵夹攻，必定无不攻克。敌人如果敢深入内地，那么臣认为大河的险要，可以抵挡几座坚固城池、几十万精锐士兵，敌人到达北岸，前面面临大河的阻碍，后面有重兵扼守，前面不能前进，后面不能逃跑，王师仍然在南岸排列强弩等待他们，这是百胜的形势。现在中国对待敌人的方式，已经极其包容了，如果他们挑起事端不停止，不使他们知道畏惧，臣恐怕不容易驯服。控制的权柄，不要倒持，北方敌人知道中国不可窥伺，奸谋也就自然平息了。”朱史说：韩琦等人揣度皇上以敌人为忧，所以深切指出时事来进言，奏疏既无可施行，敌人也最终没有行动。现在依照新本，删去派遣裴昱赐韩琦等四人诏书。墨本系于七年十月八日壬申，并附见韩琦等人的奏疏。考察诏语中有“横使复至”，那么萧禧再次出使，是八年三月八日庚子入对，不应该七年十月八日就说“横使复至”。墨本既然错误，朱本沿袭它，现在移入八年四月萧禧离去时，仍然以萧禧再来冠其首，使得诏书及奏疏议论都没有矛盾。

译丁卯日，辽国君主派遣永州观察使耶律景熙、崇禄少卿韩�，辽国君主之母派遣怀德军节度使耶律达、广州防御使劉从佑前来祝贺同天节。

下诏将国子监内舍生陶临逐出学校。起初，吕惠卿引荐陶临担任经义所检讨，陶临母亲生病，他请假回家探望，听说王安石被召为宰相，便绕道去见他，王安石回朝后向皇帝报告了此事，因此将陶临逐出。不久，御史蔡承禧又就此进言，皇帝又下诏让陶临在科举考试中降三级。皇帝问王安石为何当初录用陶临，王安石说：“起初没看到他的过错所以录用，现在看到他犯罪所以罢黜，政令应当就是这样。”《日录》记载：陶临从泗州折返到临淮拜见我。不知陶临的家乡在何处，应当考证。

下诏将州降格为县，将县降格为镇，如果兼任军事或县有万户、镇有千户以上，由转运司举荐知县、监镇官员，其余非最初废除的，都由铨选院选拔差遣。

戊辰日，赐给西京昭孝禅院无主户绝田，并免除其税役。

管辖京东淤田的李孝□进言：“请求等待矾山水到来，打开四斗门引水淤灌田地，暂时停止漕运三二十天。”皇帝批准了。这是因为矾水涨水时水势浑浊，可以用来淤灌田地。

癸酉日，皇帝批示：“熙河路完全缺乏钱粮，恐怕耽误边防大计，可迅速商议筹划。”于是派遣潍州团练推官杜常去视察筹划，增招弓箭手。想要以此减少戍守士兵，缓解边防供给。后来又下诏让杜常与高遵裕裁减修造的数量。

下诏停止给田募人充役，已经招募的人听任如旧，那些逃跑、死亡、停职、替换的人不再补充。在此之前，王安石向皇帝进言给田募役有十余种害处，皇帝说：“如果这样，当初为何会有这个提议？提议的人必定说有利。”第二天，检查当初的提议，原来是李承之言招募弓手应当像弓箭手那样方便，于是制定了这个法令，其余并无利处。王安石说：“只用田地招募弓箭手，已经不如招募弓手方便。弓箭手虽然选拔强壮的人，但就在一家之中取足，如果可以作为强壮者，就不推辞。弓手则是从各处选拔强壮者，所招募的都是真正的强壮者。”皇帝于是下令废除给田募役法。据《实录》记载是四月三日的事，现在因为废除给田募役才开始记载。二月二十二日甲申日，王庭老可考。王安石当政时，认为徭役危害农业，而游手好闲的人无所事事，所以让农民出钱招募游手好闲的人服役，这样农民和役人职业不同，两不相妨。实行几年后。王安石出京担任金陵知府，推荐吕惠卿参知政事。吕惠卿采纳其弟吕温卿的建议，让役钱依旧，而拨出各路闲田招募役人。不久闲田少，役人多，不能均衡天下，正担忧此法不可行，而中丞邓绾又说：“吕惠卿意在甲毁乙，所以破坏新法。”于是，不实行吕温卿的建议，而依旧给钱募役。这是根据魏泰《东轩录》。魏泰确实不了解事实，暂且附上以证明其错误。熙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初次下达指令，苏轼奏议在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岩叟等驳斥奏议在二年三月末，应当一并考证。

乙亥日，龙图阁直学士、群牧使李中师暂代开封府事。

右监门卫大将军仲铣兼任雅州刺史，手诏说“仲铣廉洁安静、修养高洁，好学知分寸，近来曾召对，可特别升迁官职”，因此有此任命。《日录》记载：十九日，皇帝说：“与世居谋反者医人刘育曾迁任岐王奏差，而岐王见他多事，不许。又干求嘉王，仲铣说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于是停止。”皇帝因此说仲铣廉洁安静、好学知分寸，王安石说：“这是知道忠诚守信、欲望少的人，对世道有补益。”皇帝说：“确实如此。”现在附在此处。三月四日，世居及刘育下狱；闰四月二十一日，判决案件。

太常礼院进言，已经尊禧祖为太庙始祖，孟夏禘祭时，应当端正东向之位，仍请求从此禘祫定为常礼。下诏恭敬依从。

丙子日，岐王颢再次上奏请求赐给外宅，下诏答复不允。

戊寅日，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充任检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枢密使皇帝批示：“□充长久参与机要政务，竭尽全力处理职务。”因此有此任命。

提举河北西路籴便粮草、金部员外部郎吕嘉问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皇帝批示：“熙河路现在缺乏钱谷，而将作监调运营缮材木数量多，现在三司修建将完毕，京师造作又暂时停止七年，既然没有急用，就可以暂时停止采买，以缓解边防费用。”当时修三司材料已经充足，而通远军、凤翔府历年应缴纳的木材还积欠五十余万，中书请求全部免除，而让现役士兵继续命令采伐，皇帝批准了。

下诏江宁府去年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果期限届满不足，再延长一年。这是听从宰相王安石的请求。

都大提举黄、御等河公事程昰进言：“请求从滹沱、葫芦两河引水淤灌滹沱南岸魏公、孝仁两乡的瘠地一万五千余顷，从永静军双陵道口引河水淤灌北岸曲淀等村的瘠地一万二千余顷，都等到明年兴工。”皇帝批准了。正月二十五日可考。《河渠志》第二卷：滹沱河，本是西山水，由真定、深州、乾宁与御河合流。熙宁元年，河水上涨溢出，

译下诏让都水监、河北转运司疏浚治理。六年，深州、祁州、永宁军修建新河。八年正月，征发民夫五千人，连同葫芦河一起增修治理。四月，程昉说：“各引水灌溉南岸魏公等乡的贫瘠土地，共一万五千顷；北岸曲淀等村的贫瘠土地，共一万二千顷。”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二年，程昉上报淤田的功劳，张逖升任西京左藏库副使，张适升任大理寺丞。从此，水利事业日益兴盛，百姓因此受益。《志》第三卷又说：八年四月，程昉说：“深州静安县令任涎勘察滹沱河南岸，放水进入两堤之间的旧河道，淤灌南岸魏公、孝仁两乡的贫瘠盐碱地约一万五千多顷，请求明年收割完两季麦子后，完全放开滹沱、葫芦两河的水进行淤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知广信军狄咏等人说：“契丹将新木、内城村两处铺舍迁移到靠近边境的地方，打算将本军的张瓜村、新河口两处铺舍也迁移到靠近边境，与契丹的铺舍相对峙。”皇帝下诏让河北沿边安抚司派遣官员去勘察，如果那些地方完全属于南边领土，就按照狄咏的请求办理。知雄州王道恭说：“北边边境更改迁移铺舍，现在已发文书去质问，不敢再下令拆毁。”皇帝下诏等契丹的防守人马撤退后再拆毁。

环庆路经略司说：“已经告知蕃部，因为请求借贷粮食，各自在手背上刺上寨名，分为三等，登记确定姓名。”皇帝批准了。

皇帝下诏军头司呈报考核武艺人的情况，如果人数在五人以上，或者事情较为重大，都要奏请皇帝旨意派遣官员监试。

司农寺说：“州县百姓大多将田宅施舍、典当卖给寺观，假托官府的名义。打算命令所属地方张贴告示晓谕，允许百姓在百日内自行陈述，改正为自家产业，仍然依照簿籍法规统一缴纳役钱。”皇帝批准了。

命令新任知代州周永清代替张诚一，与韩缜一起划分地界。皇帝因为承旨司和合门缺少官员，所以留下张诚一。周永清入朝对答，说：“疆界领土不可以轻易送给别人，臣的职责是守卫土地，不愿意前往。”于是派他去了。留下张诚一担任承旨司及合门缺官，这是根据《御集》记载。六月二十八日，周永清回到代州。旧纪也记载知代州周永清代替张诚一商议疆界事务。新纪删去了。

王安石对皇帝说：“契丹强大但缺乏谋略，那么有很多空隙可以乘虚而入，况且它合并各国以及燕地的人为一体，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皇帝说：“中原拥有燕、秦、楚、越万里土地，古代战胜外敌的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如果能够修明政治刑法，那么契丹确实不值得畏惧。”王安石说：“中原如同巨大的物体，关键在于用大力气来操控和运转它。”又议论兵民关系，王安石说：“既然以百姓为士兵，就应当爱惜并赢得他们的心。像陛下以前打算用义勇作为募兵，认定牛驴，这就极不是赢得民心的做法，事情的安危，或许就在此显露征兆。古人以百姓为贵，不可不考察。”皇帝惊觉地说：“确实是这样。”认定牛驴的事，在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甲申日。

这一天，是四月七日。进呈比较扑买马匹数量的奏章，枢密院想要保留牧监，又想要留下监牧马，准备军用驮马和军犬。中书省比较扑买，每年用三万贯钱购买监牧所生的马，数量足够，而每年可以节省官钱五十三万贯，地利归于百姓，尚且没有计算在内。凡是牧监每年牧养马二百多匹，没有合格颜色的马都配给军队，也仅仅二百多匹，而中书省筹划在熙河买马，不到十个月，比旧数已经增加了九十多匹。皇帝命令中书省施行，而吕惠卿坚决争辩，认为：“牧监不应当废除，如果外敌抗拒，马匹无法购买，中原如何得到马匹？”皇帝说：“虽然如此，牧马也不起作用。祖宗时期，牧监只养大马，后来孳生，是非明白无疑。”吕惠卿说：“以前命令认定驴牛，中书省便说骚扰百姓。现在中书省却要在临时需要时买驴以供驮马和军犬，难道不骚扰百姓吗？”王安石说：“无事时，不问有无驴牛，必须命令五户或十户共同认定一头驴牛，不知道这牛驴让谁做主？况且没有驴牛的人，必须被摊派出钱，这就是骚扰的原因。现在中书省计算，如果遇到需要驴的时候，用现在第一等价增加一倍购买驴，事情平定后不再收取一文钱。如果每三年一次用兵，比起养马以备使用可以节省七十万贯。用第一等价增加一倍购买驴，假使强行征购，也不损害百姓利益，这就是比预先认定更容易的原因。”皇帝说：“这利害关系分明，况且马都生性倔强，怎么可以驮马和军犬呢。”已在七年十二月甲申日注中见过，现在修入正文。

王安石又对皇帝说：“去年考察减免赋税，东南粮仓因此空了，这不是好计策。这是冯京故意这样做，与苏秦厚葬以表明孝心是同样的意思。”又进呈以前借常平物资给转运司修筑城墙壕沟之类的事，王安石说：“臣认为应当爱惜常平物资，以应对非常情况，不应当就这样耗费支出。”皇帝认为正确，于是命令以前下达的命令不要执行，将度僧牒归还司农寺。以前下达的命令应当考证。闰四月十八日，王安石又议论减免赋税的事，可以参照。

庚辰日，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司说：“雅州名山县发往秦、熙州等处的茶，请求允许官府全部购买，不许商贩买卖。”皇帝下诏商人到官府购买者听任，每匹马和军犬缴纳长引钱一千，指定州军交易。

蕃官副军主李默戬被授予三班借职、本族巡检，自称招安蕃部有功劳。

河北东路转运判官吕温卿说：“打算命令造簿，县里晓谕百姓供报户下历来漏报的田产，不再定罪，积年的税赋免除追缴。”皇帝批准了。

河北西路转运司说：“北边军队越过边界，掠夺真定府北寨横巡节级杜辛等人。”皇帝批答：“这是安抚司的事，转运司何必干预？令其详细分析上报。”

权御史中丞邓绾说：“奉诏查看世居家书简，有与世居关系亲密者在案后收理。本台搜检世居家书查看，各是寻常往来，人数不少，不敢一概收理。”皇帝下诏在法律上有罪的人就收捕定罪。邓绾又说：

译李逢、赵世居等人起意谋反，都是因为利用图谶和妖妄之书来摇动惑乱人心。臣仔细查阅编敕，对于图谶之书的禁令，虽然判处流放三千里，但如果没有因其他事情牵连，就无法发觉。所以法令虽然设立，人们却不知道畏惧，士人百姓家中也有的收藏传阅，并不觉得奇怪。请求下令各路，晓谕告知收藏传阅图谶文书的人立即烧毁，或者自首缴纳给官府，由官府焚毁丢弃，过了两个月允许他人告发，给予重赏，犯人处死。」皇帝下诏将此事送交编敕所，制定法律上报。后来制定法律：私藏图谶以及私自传习的人，允许他人告发，赏钱一百贯。朝廷听从了。

赵绾又说：「赵世居接纳匪类之人，谈论军事并挟持图谶，探听天文变异，窥伺国家的吉凶祸福，编造构陷，多年来都是如此，宗正寺没有察觉，教官没有尽职，他们的罪过不可不惩治。另外宗室府邸明明有门禁，而李逢等人出入随意，宫门没有登记查验，应当惩治监门使臣的罪责。」

赵绾又说：「赵世居的文字中有一部攻守图术，是从内臣那里得到的，张宗礼曾经主管三馆，盗印官版书籍送给他，虽然各自因大赦免去了官职，但请求特别命令在赦免之后追究治罪。」朝廷听从了。

译壬午日，宣徽北院使张方平被任命为中太一宫使。张方平因为在同天节祝贺礼仪结束后，想要谋求一个靠近京城的郡守职位，于是有了这项任命。

诏令对考核合格的京朝官班行选人，进行经书、律令大义以及断案的考试。上等者，大理评事梁子野赐予同进士出身，另外两人按资历升迁，都由中书堂除授；中等四十七人由中书堂除授；下等六十三人都给予差遣，并注授官职。梁子野是梁适的孙子。

参知政事吕惠卿请求停止每五天一次前往讲筵听讲的制度，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

湖南转运司报告说，潭州、衡州、邵州、道州的江水泛滥，冲毁了官府和私人的房屋。

癸未日，知制诰、权发遣三司使章敦被任命为权三司使。

知徐州、司勋郎中魏孝先兼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魏孝先曾经获得面见皇帝的机会，详细论述了冯京扰乱正法的状况，所以王安石认为他可用，皇上也说：“像魏孝先这样不可多得的人，朝廷士大夫中用心如此的人特别少。”第二天，于是有了这项任命。魏孝先以中书提点五房公事、主客户郎中的身份担任知徐州，是在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戊午日。

权提点河北东路刑狱、驾部员外郎范文渊，再次担任同管勾外都水监丞、都大提举疏通黄河，这是为了避转运副使陈知俭的亲属关系。陈知俭不知道与范文渊是什么亲属关系。根据墓志铭，陈知俭曾因进言疏通黄河不对而被夺官，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详查。

皇上批示说：“河东马军多而马匹不足，妨碍废弛了军事训练。人员既然不能立刻减少，于是就不供给马匹，那么这一路就完全缺乏兵力，一旦有紧急的边境事务，从哪里调发军队？况且现在计算下来，节省的钱粮并不多，可以暂且照旧。”起初，河东骑军有一万一千多匹马，每年按番次戍守边境，其余留在内地，大约十年轮换一次。熙宁六年，议论者认为官府养马耗费粮食，死亡损耗多，开始下诏说：“五路招募义勇、保甲养马，每户一匹，每年免除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文。愿意养两匹的听任。开封府界不超过两千匹，五路各不超过五千匹。”于是兵部请求命令河东养马，正军五千匹，义勇、保甲养马五千匹，总共以一万匹为定额。当时河东正军有马九千五百多匹，请求停止拨付填补，用义勇、保甲的马匹补充其缺额，等到正军马匹不足五千匹时，然后用官马拨付填补。奏章呈上，诏令中书、枢密院比较利害后上报。枢密院认为：“车骑武备，是国家的大计，不应当专门为了暂时的节省费用而议论废置，况且官府养一匹马每年花费钱二十七千，民间养马才免除折变缘纳钱十四千四百，这是因为缘纳钱六千五百折成米，计算其价格应当是十四千四百文，其余都由民间出，必定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不免强制摊派，再加上担心饲料失时，或者导致损坏，又不善于调教习练，紧急时怎么应用？况且减少军马五千匹，那么将来必须减少就粮马军正数九千九百人，又在现支分数马中减少三千九百四十匹，不仅人情不便，紧急时边防事宜从哪里准备？如果朝廷暂且让官军、民兵都不废弛，训练长久，必定有可用的，只要在各军分数马之外，逐渐让民间情愿养饲服习，不必指定五千匹的数量，在道理上似乎可以。”与中书反复问难往来，中书的大意认为：“官府养一匹马，以中等价格计算，每年花费钱二十二千，招募民间养马，可以节省官府饲料及随从衣粮每年钱八万余缗。而且让入中刍豆的商家，无所索取高价。计算熙宁五年、六年，官马死亡数是保甲马的两倍，而保甲有马就可以练习骑战，平时可以让他们追捕盗贼，公私都有利。”皇上听从了枢密院的议论而有这道旨意，中书不能改变。于是诏令河东义勇、保甲养马，命令转运司每年计算所免除折变缘纳的实际费用钱，用三司的钱拨还；河东马军听任依旧拨付填补，等到教成义勇、保甲后另行取旨。六年义勇、保甲养马的指挥，要见月日。《兵志》记载：八年，兵部请求河东骑军五千，义勇、保甲五千，总共一万匹为定额。当时河东正军有九千五百多匹，请求停止供给，用义勇、保甲的马匹补充其缺额，等待日后正军不足五千匹时，然后用官马供给。奏章呈上，诏令中书、枢密比较利害后上报。枢密院认为：“车骑武備，是国家的大计，不应当为了暂时的节省费用而议论废置。况且官府养一匹马每年花费钱二十七千，民间养一匹马才免除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计算其折价，应当是钱十四千四百文，其余都由民间出，必定不是他们愿意的。再加上担心饲料失时，或者不善于调教习练，紧急时无法应用。况且减少军马五千匹，那么将来必须减少就糧马军正数九千九百人，现支分数马又应当减少三千九百四十匹，不仅严重扰民，边防事宜怎么准备？”与中书问难很久，王安石说：“陛下想要训练义勇、保甲让他们可用，所以打算用来节省募卒，□河东一路。现在又不让他们养马，那么民兵没有骑兵，民兵没有骑兵那么将来怎么使用？况且用五千骑兵的费用，可以养义勇、保甲一万骑兵，教成之后，精勇只有超过募兵的，没有不及的。况且官府养

译一匹马，按中等价格折算，每年价值二十二千钱。招募百姓养马，可以节省官府提供的草料以及马夫的衣服粮食，每年可节省八万余缗钱。并且使那些向官府交纳草料豆子的商人，无法索取过高的利润。统计熙宁五年、六年，官马的死亡数量是保甲马的两倍，而保甲有了马就可以练习骑战，平时可以用来追击盗贼，对公私都有利。如果想要暂时保留骑兵的编制名额，那么义勇、保甲养马的费用可以命令三司拨付，等到一两年后义勇、保甲训练精熟，再另行下达旨意裁减马军。」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河东义勇、保甲养马，所免除的折变缘纳实费钱，用三司的钱来偿还；河东马军暂时照旧，等到训练义勇、保甲成功，再另行听取旨意。从「王安石说：『陛下想要训练义勇』」到「另行听取旨意」，本志都依据日录。日录又说：近来比较河东义勇、保甲养马的情况，枢密院检详官，所以落下了三司的状子，虚报比较的数字，想要说明义勇养马所节省的费用不多【二一】，皇上说：「枢密院兵房比较的结果完全不对。」然而皇上想要暂时依旧让士兵养马，王安石说：「陛下想要训练义勇、保甲让他们可用，所以打算借此节省招募士兵的费用，□河东一路也是如此。现在又不让保甲、义勇养马，那么民兵就没有马，民兵没有马将来怎么使用？况且用招募五千骑兵的费用，可以供养义勇、保甲一万骑兵，所供养的义勇、保甲与招募士兵的费用又不同。义勇、保甲训练成功之后，精锐勇敢只有超过招募士兵的，没有不及的。不知道为什么不令义勇、保甲养马？如果想要暂时保留骑兵的编制名额，那么义勇、保甲所花费的养马费用，可以命令三司拨付，等到一两年后训练得义勇、保甲精熟，再另行听取旨意裁减马军。」皇上说：「好。」绍圣三年七月六日，张卲等人的话可以考证。

译权知开封府司录参军朱炎上言：“奉诏在京免除行户免行钱，贫下户减免一万缗，已减免一百六十多行，依旧只应差役。近来有彩色等十三行愿意恢复缴纳免行钱，请求准许。”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贫下户酌情减免免行钱，不得超过一半。不久皇上批答：“昨日依照朱炎所请，在已免除的一万缗免行钱中，却命令他们缴纳五千缗。再详细考虑此事理不便，可以再取旨意。”中书省进呈奏章，最终如朱炎所奏。

赐给蕃官温必鲁扬家绢五百匹，温必鲁扬官至侍禁，在河州战死，按例应当给两个儿子恩荫而没有儿子，所以赐给他。

甲申日，金部员外郎、检正中书户房事吕嘉问兼任提举市易司。王安石说：“近来京城大姓多只开设质库，市易局打击兼并的效果，似乎可见端倪，应当再修订法制驱使他们，使其归于公平合理。”皇上说：“均无贫固然好，但此事难办啊。”王安石说：“秦国能兼并六国，然而不能抑制兼并，反而为寡妇清筑台。大概自秦以来，未曾有摧制兼并的方法，以至于今日。臣认为如果能摧制兼并，理财则该给的给，不担心没有财用。臣曾论述廪饩应当称量事政，就是为此。”后几天，□安持辞谢市易司职务，皇上不许，王安石说：“臣与吕嘉问亲近厚待并非有其他原因，只是与他商议市易罢了。然而他被诬陷，臣因亲近厚待的缘故已难为他辨明，况且臣女嫁给他，恐怕有事更难言说，请求另选他人。”皇上坚决不许。这是根据日录二十八日的事。实录在甲申日记载【二二】太常博士、秘阁校理陈茂兼任监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任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现在移入四月三日，删去此处不著录。

西京左藏库副使王昭序兼任合门通事舍人。王昭序自陈在合门守职五十三年，年老多病，请求解除点检合门簿书并提点承受的职务，特别升迁他。

权三司使章惇请求恢复牙司条例及差占军大将窠名。听从了他的建议。

赐给度僧牒五百道，治理保州东南缘边陆地作为水田。这是听从河北缘边安抚副使沈披的请求。沈披又请求钱五万缗收取利息酬谢侦察人员，诏书赐给一万缗。

熙河路经略司上言：“马衔山后锡丹族蕃部达克博，劝说赵醇忠及母亲、妻子等来投降，又诱使洮州巴凌酋首居住在岷州城北，于是形成蕃市。加上达克博志在效忠，家属也被鬼章杀害，请求补授一个近城下班行，充任巴凌巡检，专门管理巴凌一带蕃商往来。”诏书补授达克博三班差使、巴凌巡检。

追赠邵州团练使宗荩的生母、永和县太君皇甫氏为永嘉郡太夫人。这是皇上批答“皇甫氏可以宗瑗母亲为例追赠郡夫人”的缘故。宗瑗的例子，应当检阅。本纪在甲申日记载：新作奉元历完成，颁行天下。按实录，乃是闰四月壬寅日，现在遵从实录。

丙戌日，皇城使、忠州刺史、广南西路钤轄石鉴任卫尉少卿、直昭文馆、知宣州石鉴。石鉴起初换任武职，至此自陈愿意还任文资，皇上因他有功劳优厚升迁。石鉴先前授任广南东路钤轄，七年八月二日。不到半年，改任西路。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皇上起初想委任石鉴团结、教阅诸洞保甲，认为朝廷差出，刘彝必定忌恨他，就命令刘彝委任石鉴。不久刘彝坚决不想要石鉴来，于是说：“石鉴，是邕州人，现在钤轄本路不便，大抵溪洞人喜欢生事，以动摇朝廷取赏。”皇上对王安石说：“石鉴不至于这样，然而边人确实好生事。”王安石说：“能生事则也能弭事，朝廷不知道如何抵御他们，则敢生事以取赏，朝廷知道如何抵御他们，使他们制造灾难则无处逃罪，弭难则有以取赏，何必担心他们好生事呢。”于是皇上又调石鉴任东路。此月二十二日。石鉴不知道改命，而有此请求，皇上听从他。皇上与王安石议论石鉴事，乃此月十九日，后三天就有宣州之命。石鉴请求还任文资，还称广西钤轄，则固然不知道又调任广东。他有此请求，必定因刘彝不乐意石鉴的缘故。

司农寺请求派遣官员同发运司裁减□费，听从了他的建议。皇上批答：“提举在内修造所张茂则差出，张若在假，修完内城可差现任管勾宋用臣。”

丁亥日，著作佐郎张琬同提举荆湖北路常常平等事，太原府兵曹参军范镗任崇文院校书。张琬、范镗曾跟随王韶辟召，至此王韶言其有才能，召对，任命他们。

罢免著作佐郎林旦勾当进奏院，因知通进银台司陈绎言“林旦先前任台官，因言事不实降黜，请求另给差遣”的缘故。五月十六日，王安石云云可考。

都提举市易司贾昌衡等上言：“金宝非衣食所资，只当禁止其奢侈僭越，若有糜坏，旧法处以死刑，则论罪太重；以厚赏招募，则禁令太密。如今新敕只坐以销为饰者，则旧法已删改其糜坏金银大概已无禁。然而民众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局造金

译银箔出售。」皇上批示：「市易务出售箔金应当停止，已经制成的箔金允许在后苑作进行折换。」皇上又批示：「市例钱，原本条例规定没有税的物品，商人应当缴纳还是不缴纳？」旧时船只进入京城，典吏趁机作恶，勒索刁难，而征收的税款上缴官府，十成中才得到三四成。于是，有关部门请求计算勒索的数额，减少五六成收取，用来作为典史的俸禄，而典史勒索百钱以上的，都按配役法论处，征收的税款上缴官府，十成中收取八成，都是因为物品有税才开始征收。到这时，皇上怀疑没有税的物品也征收市例钱，所以向中书询问。

译赏赐熙河路京钞二十万缗、河州十万缗；又将江南东路折斛钱二十万缗赏赐给河北西路转运司，一并作为收买粮食的本钱。

下诏让杜常索取熙河路经略安抚司去年随军库、蕃部库以及帖助公使钱的支出项目，与高遵裕秘密统计应当使用的数额以及应当裁减的数额上报。这是因为高遵裕请求暂时罢免永兴等地、熙州、通远军的市易务，暂且让经略司主管，并将去年市易茶场的净利归给经略司；如果不行，就请求下诏让有关部门根据本路一年应当使用的钱数明确拨付封桩钱。

戊子日，内殿崇班、合门祗候高公绘图、高公纪都担任合门通事舍人。

司农寺上奏说，提点京西南路刑狱张复礼决定修缮许州邓艾河不当，下诏让都水监丞刘璯视察后上报。又请求借给度僧牒三千道、紫衣敕一千道，允许各路衙前承买，用以抵偿重难等第的差役，朝廷批准了。

河北察访使沈括、曾孝宽上报守城人数，下诏按照曾孝宽所定的数目，命令军器监根据防城的数量将兵器加倍配置。

己丑日，皇帝批答：“教阅法以及赏罚格，已经当面告诉曾孝宽修改大意，可以交给他，让他取旨另行审定。派遣左藏库使夏元象一同详定。”不知另行审定的是什么事情，这或许与二月十六日、五月九日的阵图相关，需再详细考证。

皇帝批答：“斩马刀局的役人匠不少，所制造的都是兵器。旧东、西作坊未搬迁时，有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可以派遣一百人分为两铺，以防火为名，分地守宿。”在此之前，斩马刀局有杀死作头、监官的人，因为劳役艰苦，又禁止军节级强行被指派服役，并非他们情愿，所以不胜愤怒而作乱。王安石曾经与同僚向皇上禀报，认为应当稍加宽缓。到这时，众人共同向皇上陈述此事，皇上认为不可，因此突然停止，也就罢了。王安石说：“凡是使人做事，必须出于情愿，才能长久。”皇上说：“如果按照市价，就费钱多，哪里能拿出那么多钱给与他们？”王安石说：“俸禄与事相当，所以能招来百工。俸禄与事相当，招来就没有强役的道理。况且用天下的财物，供给天下的使用，如果知道治理的方法，何必担忧不足，而在这里吝惜！如果认为京师雇工价格太高，那么如信州等地铁极好，工匠极精巧，以前见所作器物极精良，而问得雇工价格极低廉，为什么不派往信州制造呢。”这是根据《日录》四月十七日记载，现在附见于此。王安石以前在相位时，也屡次说过这话，应当检附。熙宁六年五月一日，才开始设置斩马刀局。蔡承禧两章，附于此年五月十七日。

下诏特别免除河州进士梅惇等九人将来的文解，因为梅惇等人自陈收复以来未沾恩惠，请求像熙州那样对待的缘故。

下诏妃嫔每三年允许奏请一次同宗或异姓有服亲合入差遣。在此之前，妃嫔陈乞没有定法，所以立下这个制度。志同。

下诏沙苑监隶属群牧司，其余八监以及河南北两监牧司全部废除。因为中书、枢密院上言：“河南北十二监，从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使用的二百六十四匹，其余只堪供马铺使用。两监牧每年费用以及所占牧地约租钱总共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八缗，计算所得马匹折合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所得不称所失。”所以废除它们，将牧地租给市易务茶本钱之外，其余寄存在常平籍中取息，用来供给售马的价款。熙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彦博、蔡挺说……□冲卿、蔡子正等担任枢密副使，上言请求废除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担任枢密使，认为不可。元厚之担任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算吏兵之禄以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每年费用钱五十六万，所息之马，用三万贯可以购买。下诏尽废天下马监，只保留沙苑一监，挑选其马可充军用的全部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出卖，牧田听任百姓租佃，全部命令转运司将每年所省五十三万缗输入市易务。马既供给各军，就应当供给刍粟及傔衣粮，所费甚多；监马送沙苑只四千余匹，在途中瘦弱死亡的将近一半，国马尽于此了。当时是熙宁八年冬天。这是根据司马光《记闻》，应当考证。《兵志》第六卷：熙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群牧制置使文彦博上言：“议论者想要将牧地赋与百姓而征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求孳息，不便。”于是下诏元绛、蔡确比较利害上报。于是，中书、枢密院上言：“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每年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供骑兵使用的二百六十四匹，其余只堪供邮传。而两监牧每年费用以及所占土地租税总共五十三万九千六百三十余缗，而出马折合钱三万六千四百九十六缗而已。其余九监马三万余匹，倘若不更改制，则每天有死耗。”于是下诏将沙苑监隶属群牧司，废除八监，并将两监牧司善马分隶各监，其余出卖，收取其租税收入，用来供给市易茶

译本钱，我暂且登记在常平籍中，取出利息钱来购买马匹；马监的兵员有五千人，编为广固、保忠两指挥，用来修缮京城。起初，想要废除监牧制度，枢密院的文彦博、□充坚决争辩，认为：“监牧不应当废除，如果外敌抗拒，马匹无法购买，那么中原如何能得到马匹？恐怕是法令不好，只应当改变法令。”王安石说：“当初刘航变法之初，人们本来就知道它没有后续成效，并非等到今天才知道。枢密院委派人立法牧养，各衙门不得干预，实行一年，竟然耗费五十三万缗，只得到三万贯。现在想要改变法令，恐怕又像刘航那样。况且现在所校核的利弊，只是公家费用节省罢了，百姓的利弊，还没有完全陈述。比如马匹损害庄稼，田地荒废耕作，这才是百姓的利弊。”皇上说：“虽然如此，牧马也没有补益。”于是最终废除了监牧。按：废除监牧实在是在元丰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虽然中书、枢密院上奏称从元丰二年至五年，大概是以五年马匹数量进行比较罢了。本志将此事系于元丰六年，是错误的。既然记载元丰六年最终废除监牧，接着又记载元丰七年又废除郓州东平监，将那里的土地赋给百姓，后来于是废除高阳、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个监，如同东平的先例。元丰八年，将废除监牧的财物除了充作市易本钱外，用来供给熙河路的年度开支。十二月云云，记事次序错乱如此，现在不予采纳。绍圣三年七月六日，张赴等人的记载可供考证。

译诏令北京、澶定州封存储备的粮草，命令三司每月详细统计已有和短缺的数量上报。皇帝批示：“代州目前正与北人划分边界，而水峪地一事起初尚未完结。现在韩缜上奏说已确定日期在西陉与萧素、梁颖会面。因为水峪地的问题没有解决，恐怕不能跨越无序，可以命令他们依照所颁布的朝廷旨意商量，等到事情办完后再逐步向西去划分边界。”

在此之前，皇帝批示：“听说河北、河东的上等户至今流离迁徙不止，有的因为与下等户共同担保借取常平仓的钱粮，担保内的人近来因为缺乏粮食，大多已经逃散，害怕将来独自被催缴，所以一律迁避，应当命令当地官员考察核实后上报。”当时是熙宁七年十一月丁酉日。这一天，王安石将各路上报考察情况的文书呈进，只有磁州、相州说上等户有流离迁徙，大多是因为遭受灾害导致粮食短缺，或者为了分家减口，起初并不是因为担保下等户欠常平仓的钱粮，其余都说没有这种情况。王安石于是告诉皇帝：“磁州、相州说上等户有逃移，恐怕也不真实，因为他们上奏说有的为了分家减口，怎么能称为逃移？不知道当时是谁向陛下说的这件事，为什么不明确说出姓名，让他们分析哪里有这样的事情。”皇帝说：“忘记是谁说的了。”王安石说：“他们既然说了，一定有事实。如果有事实，就是州县监司应当追究掩盖欺骗；如果没有事实，就像这样诬妄的人，留着有什么好处！陛下想要明目达聪，却容忍这类人，正好足以自蔽耳。”皇帝说：“像吕中复，已经施行了。”王安石说：“两制夺去一个官职，怎么足以惩治奸邪！天下事就像煮羹，加一把火，又随即加一瓢水，那么羹什么时候才能煮熟呢？”神宗担忧百姓到了极点，而王安石所说的却是这样，因此详细记载下来。将去年十一月三日的皇帝批示附在这里，以便于观览。吕中复被责罚官职的事，在今年二月七日，朱本在七年十一月三日删去了，墨本签贴说考察到并没有流移，是呈进完毕，新本又保留了它。所谓“呈进完毕”，就是王安石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