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

译大多是为陛下招致怨恨的，臣必定不敢妄加议论。」

下诏让内侍省去请示圣意以裁减费用，山陵的规制命令三司遵照遗制执行。当初商议山陵事宜时，皇上在资善堂亲手写下诏书赐给执政大臣说：「国家多灾多难，四年之中，接连遭遇重大丧事，公私财力都已困乏枯竭。应当命令王陶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并且对执政大臣说：「仁宗的丧事，先帝为了避嫌，不敢裁减，现在就没有这种避嫌的必要了。」

译癸亥日，皇帝从宫内拿出先帝遗留的物品，赏赐给宗室和亲近的大臣，等级各有不同。皇帝对执政大臣说：“仁宗治理天下四十多年，宫中财富充足，所以遗留的赏赐特别多。先帝治理天下才四年，固然不能与仁宗相比，但也不能没有赏赐。”因此所赏赐的物品都减少了嘉祐年间赏赐量的三分之一。

丙寅日，皇帝开始在迎阳门的幄殿中听政，接见百官。三司请求从内藏库支取三十万缗钱，用于资助山陵工程的开支。皇帝批准了。起初，真宗即位时，在便殿听政，对宰相等人加恩，在崇政殿门外宣读诏命。到了仁宗、英宗时期，听政和宣读诏命都在文德殿庭院进行。至此又恢复至道年间的旧例。

山陵使上奏说：“嘉祐八年修建山陵时，役使的士卒有四万六千四百多人，现在只请求差派三万五千人，各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皇帝批准了。

癸酉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临幸正殿，皇帝不允许，表章呈上三次，才允许。皇帝起初打算派遣王陶前往河南府，赐下手诏说：“我深深考虑到山陵工程费用浩大，如今府库空虚，民力凋敝，正当扶持危局、拯救溺苦之时，而国家四年间两次遭遇巨大灾祸，我虽然急切地想要简约节省，又担心有关部门不能遵奉从简节约的旨意，现在派遣你前往河南府筹划安排，凡事必须节省，有切合时务且紧迫的事务，也应当奏闻。”又赐诏说：“我之前打算派遣你前往河南府筹划节省山陵的浮费，以遵从遗旨。反复思考后，山陵所用物资都由三司、少府监总管，打算让他们与你共同商议节减，已告知辅政大臣颁布敕令。而我又想到你在东宫时，推诚辅佐我，如今刚即位之初，正依赖你与我合力图治，所以没有立刻派遣你。”

戊寅日，任命王陶为群牧使。

二月乙酉日，皇帝开始在紫宸殿接见群臣，退朝后在延和殿处理政务。

龙图阁直学士韩维陈述三件事：一是从权听政是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大事急务时才赐予裁决，其余应当宽缓忽略；二是执政大臣都是两朝顾命的大臣，应当推诚加礼，每件事都咨询他们，以尽其忠心；三是百官各有其职，只应当承担责任，使他们尽展才能，如果君主代替有关部门行事，最为失体统。文末又说：“天下大事不可仓促而为，君主施政，自有先后次序，只应当更加谨慎庄重。”并注释了滕世子问孟子居丧之礼的一篇，由此推及后世改变礼制，以此进行规劝讽谏。皇帝嘉奖并采纳了。韩维的事据附在传中，因为开始临殿听政，于是记载下来，但不知具体日期。

册立安国夫人向氏为皇后，她是向敏中的曾孙女。

丙戌日，皇帝临幸垂拱殿。

壬辰日，手诏说：“我曾侍奉先帝左右，恭敬地听到圣言：‘按照本朝旧制，士大夫的儿子有娶皇帝女儿的，都提升排行，以避开公婆的尊位。习惯成自然，道理上非常没有意义。我曾想到这一点，日夜不安，难道可以因为富贵的缘故，屈辱人伦长幼的次序吗？可以诏令有关部门革除，以激励风俗。’我听到谕旨之初，钦佩仰慕称叹，以至于再三。不幸先帝后来患病，这项议论中途停止。我恭敬地秉承遗旨，怎敢不施行！可以中书门下商议，降诏有关部门，以发扬先帝的盛德。”于是，命令陈国长公主行见公婆的礼节，王师约不再提升排行。公主行见公婆的礼节从此开始。

乙巳日，赐给李端愿手诏说：“你地位属于近亲，忠心辅佐先朝，屡次上奏章，全部陈述治国要点，先皇帝还没来得及施行，就突然去世。正当继承人即位之初，是君主有所作为的时期，不要抛弃浅薄凉薄之人，不要忘记顾托之重，向我输诚尽忠，希望先帝未竟的事业有所振兴。应当当今首要事务，适宜分条陈述上报。”后来李端愿所陈述的很疏略，不能符合皇帝的期望。

三月，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王陶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王陶入宫在便殿应对，皇帝引用《尚书·咸有一德》告诫王陶说：“我与卿一心，不可改变。”询问时事，王陶请求谨慎听取采纳，明确赏罚，斥退奸佞之人，任用正直之士，恢复转对以通达下情，节省民力以鼓励农桑，首先崇尚俭朴以教化天下，限制年龄技艺以淘汰冗兵。

命令天章阁待制陈荐共同修撰仁宗实录。

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为给事中等职，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蒋之奇为太常博士、监道州酒税务。在此之前，监察御史刘庠弹劾参知政事欧阳修进入福宁殿吊唁，丧服下穿着紫衣，皇帝搁置了他的奏章，派遣使者告诉欧阳修让他更换。朝中议论因濮王追崇之事而憎恶欧阳修的人很多，想要打击除去他，但找不到途径。有个叫薛良孺的人，是欧阳修妻子的堂弟，因举荐官员被弹劾，恰逢赦免，而欧阳修却说不能因为臣子的缘故侥幸，请求特别不予原谅，薛良孺最终因罪免官，怨恨欧阳修切齿。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娶了盐铁副使□充的女儿，薛良孺于是诽谤欧阳修帷薄不修，事情牵连到□氏。集贤校理刘瑾与欧阳修也是仇家，极力传播这些诽谤，彭思永听到后，私下告诉同僚蒋之奇。蒋之奇起初因濮议与欧阳修意见相合，欧阳修特别推荐他为御史，正担心众论指责他为奸邪，寻求自我解脱的方法，等到得到此事，于是独自上殿弹劾欧阳修，请求在街市上处死。皇帝怀疑事情不是这样，蒋之奇引彭思永为证，伏地叩头，坚持请求务必执行。蒋之奇初

译没有与同僚们商议，过了几天，才把奏章草稿给思永看。思永支持之奇的言论，说欧阳修的罪过应当贬谪流放，并且说：“用阴私诉讼来治大臣的罪确实困难，然而欧阳修首先议论濮园之事，触犯了众人的愤怒。”皇上于是把之奇、思永所上的奏章交给枢密院。欧阳修上奏章自我陈述说：“之奇诬蔑欺骗我的，是禽兽都不做的丑行，天地都不能容忍的大恶。我如果真有这些行为，就是犯了天下的大恶；如果没有，就是背负了天下最大的冤屈。犯了大恶却不诛杀，背负至冤却不洗雪，那么就会连累圣明的政治，这其中的体制问题并不轻微。请求选拔公正的大臣，为我辨明事理，首先依次审问之奇所说的关于我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从哪里得到的，因为什么而败露？根据他所指出的内容，就可以推究寻查，彻底穷尽道理，一定能看清虚实。”

译皇上起初想要诛杀欧阳修，但查《宋史》记载：神宗刚即位时，本想极力庇护欧阳修，派他去质问蒋之奇、孙思永，询问他们消息的来源，二人理屈词穷，都被贬黜。这里说想要诛杀欧阳修，恐怕未必确实。况且神宗刚登基，怎么会因为含混不清的言论就想要诛杀旧日的辅佐大臣呢？皇上用手诏秘密询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孙思恭极力解救辩解，皇上醒悟，又取来蒋之奇、孙思永所上的奏章呈入宫中，连同欧阳修的奏章一起批付中书省，命令孙思永、蒋之奇分析他们所听到的情况，详细陈述传达消息的人的姓名上报。蒋之奇说消息是从孙思永那里得到的，而孙思永推辞说是出于风闻，自己年老昏乱，记不住主事人的姓名。并且说法律允许御史根据风闻议论政事，是为了广开圣听，如果一定要追问消息来源，因而治他们的罪，那么以后就听不到真话了，宁可接受严厉的贬谪，也不忍心堵塞天子言路。于是极力陈述大臣结党营私、专断恣意，不是朝廷的福气。欧阳修又上奏说：“蒋之奇起初用大恶之罪诬陷我，本指望朝廷不再追究，直接对我进行处分。等到屡次加以诘问，他害怕指出所说之人的姓名，朝廷推究审讯，必定发现是虚妄，所以隐瞒不说。我愧列政府，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体统，不幸枉遭诬陷，只依靠朝廷推究虚实，使罪责有所归属。”奏章一共上了三次，而欧阳修也上奏请求朝廷尽力辨明虚实，向天下明示，使门户不至于枉受污辱。于是皇上又批付中书省说：“凡是朝廷稍有缺失，所以允许广泛议论并上奏。哪有致人于大恶，就借口风闻的？应当命令孙思永等人不得妄引浮言，详细陈述传达消息的人的姓名以及所听到的缘由，明确依据上报。”孙思永与蔡瑾是同乡，极力为蔡瑾隐瞒，于是说：“我任职于御史台，凡有所闻，应当与同僚商议，所以对蒋之奇说是风闻的缘由，然而含混没有实据，曾经告诫蒋之奇不要说，无处逃避罪责。”而蒋之奇也上奏说：“这件事我只从孙思永那里得到，于是上报，如果认为我不应当用风闻议论大臣的事，我甘愿与孙思永一同被贬。”所以孙思永、蒋之奇一同被降职贬黜。皇上亲手写诏书赐给欧阳修说：“连日来因为言官用大恶之罪污蔑你，我早晚放在心上，未曾宽释。所以多次批出，诘问消息来源，最终没有答复。前几天看到你的文字，极力要求辨明，于是自己引咎。今天已经命令他们降职贬黜，并在朝堂张贴告示，使朝廷内外知道这是虚妄。事理既然明白，人们的疑虑也就消除，你应当起身视事如常，不要顾虑以前的言论。”有一天，皇上对吕公弼说：“蒋之奇敢于直言，但所说的话含混不清，既然治了他妄言的罪，又想奖赏他敢于直言。”吕公弼说：“赏罚难以并行。”于是作罢。《墨史·孙思恭传》记载：孙思恭生性不违逆他人，冒犯他他也不计较。欧阳修起初不认识孙思恭，以为他是欺诈。等到欧阳修被言官攻击，皇上将要诛杀欧阳修，用手诏秘密询问孙思恭，孙思恭极力救欧阳修。《朱史》认为言官攻击欧阳修，皇上加以诘问，既然辨明，赐手诏召见，哪里会有诛杀欧阳修的意思，于是删去。查司马光日记，将蒋之奇等人的奏章付给枢密院，几天后，才又取入宫中，秘密诏问孙思恭，必定不是《墨史》的妄言，现在仍选取附见。

权知贡举司马光等人上言，所考试合格的进士许安世以下三百零五人，分为四等；明经诸科二百一十一人，分为三等。下诏进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赐及第，第四等赐同出身；明經诸科第一、第二等并赐及第，第三等赐同出身。命令下达贡院发布榜文，许安世及第三等三人一起担任防御、团练推官，其余的注官守选依照惯例。

丙辰，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的祠部郎中陈汝羲判三司都磨勘司，知开封县、都官员外郎罗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事。罗恺入朝觐见，皇上询问开封的事，他都不能知晓，皇上不高兴。等到接见陈汝羲，询问府界的事，应答详细敏捷。第二天，对执政大臣说：“罗恺没有才能，应当再任用陈汝羲代替他，并且给他馆职。”执政大臣说：“陈汝羲资历已经很高，再担任提点，就是降职，应当只让他试馆职而已。”皇上听从了。知制诰邵必说：“陛下新即帝位，因为言语提拔陈汝羲，如同汉文帝赏赐上林苑的啬夫，恐怕臣下争着以利口求取进身，请求罢免他。”皇上不听从。陈汝羲是陈诂的儿子。陈汝羲直史馆在五月癸未日，一并记载。

昌王赵颢、乐安郡王赵頵请求解除官职为父亲服丧，下诏两制与太常礼院详定典礼。翰林院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说：“谨按先帝遗制，丧服用日代替月，从皇帝下到文武百官，都依照先代宗庙的典故，只有宗室外出则穿素服，在家则穿衰麻服直到丧期结束。这是统一法度，用来尊崇天子。皇帝继承大统，奉祀宗庙，昌王、乐安郡王应当与宗室同例，不允许因为私恩而有所不同。这是区别嫌疑、明确细微之处，辨别彰明名分，是古今通行的道理。”皇上听从了。

丙寅，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钱明逸罢免翰林学士，担任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在此之前，御史蒋之奇说：“我屡次上奏弹劾钱明逸奸邪，以及吕申、刘庠也曾论列，先帝患病，来不及施行。我与钱明逸素来没有嫌隙，只因为他倾险奸薄，在仁宗朝依附贾昌朝、夏竦、王拱辰、张

译钱明逸、范仲淹、尹洙、石介这些人，朝廷内部一片空虚，天下人都对他们深恶痛绝。况且他们文章错乱，政见疏漏，贪赃枉法之事有所听闻，沉溺酒色、行为污秽，怎么可以让他们担任禁中近臣？”而同知谏院的傅卞也有同样的言论。执政大臣召见钱明逸，把台谏官员的奏章给他看，让他自己引病辞职，于是改任其他职务。皇上有一天对王奎说：“钱明逸不懂写文章，为什么能考中高科？”王奎回答说：“考中功名也是靠人的运气，他虽然有一日之长，却没见到他的优点。如果一定要寻求真正的才能，必须用事务来考验他，慢慢观察他的才能和业绩。”皇上又问钱明逸为人如何，王奎说：“臣以前担任谏官时，曾经列举钱明逸的罪状，他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丁卯日，三司上奏说：“京城储备的粳米大约可供支用五年以上，考虑到存放时间过长会陈腐变质，打算命令发运司在上供的年定额中暂时停止起运五十万石，在谷物价格昂贵的地方减少和籴的数量，改为购买金银绢帛输送到榷货务封存储备，分发给三路以准备军需。”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

壬申日，尚书左丞、参知政事欧阳修被任命为观文殿学士、刑部郎中（《宋史》记载为刑部尚书），出任亳州知州。彭思永等人因为弹劾欧阳修而被贬谪，而担任杂御史和御史台的苏寀等人仍然不停地弹劾，欧阳修也连续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因此皇帝任命他出京担任地方长官。起初，英宗因为患病未能亲自处理朝政，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欧阳修与几位大臣主导国家大政方针，每次在帘前奏事，或者执政大臣聚集商议时，如果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欧阳修没有不极力争辩的。台谏官员到政事堂议论政事，即使事情不是自己提出的，同僚还没来得及开口，欧阳修就已经直接上前驳斥他们的短处。士大夫提出利害建议或请求，以前执政大臣大多模棱两可，不辨明是非，到了欧阳修这里，必定一一列举说明，说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因此怨恨诽谤他的人越来越多。英宗曾经称赞欧阳修说：“他性格刚直，不避众人的怨恨。”欧阳修也曾经诵读已故宰相王曾的话说：“恩惠要归于自己，怨恨由谁来承担呢？”既然出任地方长官，他就连续上六道表章请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这时欧阳修年仅六十岁。

癸酉日，枢密使、礼部侍郎吕公弼（原文缺字，据史实应为吕公弼）升任参知政事。皇帝起初想任用吕公弼，宰相说：“陈升之有辅佐拥立陛下的功劳。”皇帝说：“吕公弼辅佐拥立先帝，他的功劳尤其大。”于是越级任用他。吕公弼入朝谢恩时，进呈了三篇论述治道的文章。皇帝曾经对他说，追尊濮王的事情与汉宣帝不同。吕公弼回答说：“是的。汉宣帝与汉昭帝祖辈相同，昭穆辈分不相称，而且是由大臣拥立的，哪里能比得上仁宗能够以道义确立先帝为儿子？先帝入继大统，天下欣然拥戴，虽然先帝积累有良好的声望，主要是因为仁宗命他为儿子，所以人们没有异议。”接着又说：“仁宗的本意只在于先帝，没有其他的抉择。我从寿州被召还时，已经看出仁宗的心意，因为大臣中间有异议，所以暂时作罢。后来每次见面必定能察觉他的深意，最终能够决意确立，这是天地般的恩德，不可忘记。追尊的事情确实牵涉私恩。”皇帝非常认同他的说法，又说：“这是被欧阳修误导了。”吕公弼回答说：“韩琦在这件事上也失去了民心，我多次被韩琦推荐，天下的公论，不敢在君主面前有所隐瞒。”另一天，吕公弼进言说：“陛下应当以推诚之心来顺应天意，天意没有别的，就是合乎人心罢了。如果以至诚感化万物，万物没有不以至诚回应君上的，自然会感召祥和之气。现在民力困竭，国家用度窘迫，必须首先顺应天时获得丰收，然后才能顾及其他的政事。帝王所职掌的，只在于辨别忠奸，其余的各种事务，各有主管部门负责，只要不让小人害君子，君子常居重要近臣之位，国家自然就能治理好了。”皇帝于是说：“尧帝时‘四凶’还在朝廷。”吕公弼回答说：“‘四凶’虽然在朝廷，但不能迷惑尧帝的圣明。圣人以天下为度，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如果没有明显的过错，本来应当包容，只是不让他们居于重要近臣之位罢了。”

太常礼院上奏说：“根据嘉祐年间的诏书，确定太庙七世八室的制度。现在大行皇帝即将祔庙，僖祖在七世之外，按礼应当祧迁。将来山陵工程完毕后，请求将大行皇帝的神主祔入第八室，僖祖、文懿皇后的神主依照唐代的旧例祧藏于西夹室，以待禘、祫大祭，从仁宗往上到顺祖依次升迁。请求下达给两制、待制以上官员参议。”后来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人说：“同堂八室，庙制已经确定，僖祖应当祧迁，符合典礼，请求依照礼院所奏。”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

礼院上奏说：“群臣奏请皇太后称殿下，皇太后发布的处分称教旨。”皇帝下诏皇太后应当称圣旨，其余依从礼院意见。中书省上奏说典礼事情重大，请求再次下达给礼院检查详核，皇帝又依从了，但最终没有改变。

乙亥日，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定王永允良去世。皇帝停止上朝五天。允良性格宽厚，喜欢修饰威仪，从未责骂左右侍从。弟弟的儿子宗粹早年丧父，允良抚养他如同亲生儿子。等到允良去世，宗粹请求服丧三年。然而允良行为荒淫僭越，刚被授予泰宁军节度使时，嫌赐给的印信太小，私自召少府监篆文官张班等人入宫，给他们钱帛，重新铸造大印。过了很久，张班的事情败露，被捕系于开封府，案件查实，皇帝不想治他的罪，轻微责罚了张班等人，其余不再追究。允良喜欢酣饮作乐，日夜颠倒，夜里宴饮游乐，白天睡觉休息，左右侍从起居作息都和他一样。御史刘庠曾经弹劾允良在郊祀时不陪祭，长期废弃朝见，没有臣子的礼节。英宗置之不问。有关部门因为允良起居没有节制，颠倒昼夜，给他谥号为荣易。

起初，蒋之奇弹劾欧阳修，皇帝愤怒地说：“先帝病危时，邵亢提出垂帘听政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他不说话，反而去揭发别人闺房中的隐私吗？”蒋之奇把这话告诉了苏申，苏申立刻弹劾邵亢。事情下达中书省，皇帝慢慢知道这是诬妄，中书省也搁置了苏申的奏章。邵亢当时同知贡举，等到出来，上殿自我辩白说：“臣在先帝时如果有这样的请求，必定不会被先帝所容忍。况且先帝生病以来，群臣没有人能够进见，臣没有机会当面陈述，如果有章奏，希望陛下在禁中搜索，如果找到臣的章奏，臣甘愿受死。搜索不到，那么进谗言的臣子难道可以不问吗？希望下狱查究。”皇帝说：“朕不怀疑你，苏申所奏……”

译已不行。」

闰三月甲申日，西夏国主谅祚派遣使者前来进献地方特产，谢罪，并请求朝廷告诫约束各部落首领严守边境，如同去年冬天所颁诏旨那样。宋廷再次下诏答复说：“如果上奏的文书中，忠诚守信不改变，那么朝廷给予的恩惠礼遇，也将像往年一样按时照旧。”于是又赏赐绢五百匹、银五百两。

译己丑日，任命京西转运使、刑部郎中刘述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在此之前，苏寀升迁为度支副使，中书省上奏请求由刘述接替其职位，御史中丞王陶进言说刘述担任此职并非其所长，皇上因此赐给王陶手诏说：“我本来就怀疑刘述在朝廷中声望不显，士大夫很少称赞他，正想就此询问你，而你恰好有议论陈述，非常符合我的心意，这难道不能说是君臣一心吗？我阅读奏章赞赏感叹，多达三四次。大凡执政大臣选拔言事官员，有利于那些顺从沉默、平庸无能之辈，这层意思显而易见，确实如你所论。吕诲、傅尧俞我本来就知道他们方正可以任用，只是因为他们被先朝所驱逐，我不打算立即任用，等到时间稍久一些，再任用他们也不晚。侍御史知杂事一职谁可以担当，请早晚秘密将人选上报。”然而皇上最终还是任用了刘述。

御史□申进言说：“我私下看见先前召试十人担任馆阁职务，而陈汝义也参与其中，逐渐导致冗杂泛滥。况且所考内容仅限于诗赋，并非治理国家、管理百姓的急务，请求同时采用两制官员的荐举，并废除诗赋考试。改考策论三道，询问经史与时务，每道问十件事，根据通晓与否决定高低去留。对于先前召试的人，也请求用新法进行考试，明确诏令两制官员详细审定后上报。”后来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人进言，认为应当废除诗赋，如□申所言。于是下诏从今以后馆职考试改为论一首，策一道。

枢密使、永兴军节度使文彦博进言说：“蒙受恩赐本镇公使钱的三分之一，先前因奏事略加陈述，因为枢密院没有宴饮犒劳的费用，公款没有白白接受的道理，恳请停止这项恩赐。并请求从今以后枢密使兼任节度使的都依照此例。”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旧例中，在京师的公使钱，只有宗室减半，管军将领只给三分之一，其余全部废除。后来增加了枢密使的例赐，至此因为文彦博的推辞而废除。

知谏院邵亢、傅卞，御史刘庠、吕景进言说：“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王举元稍有干练才能，本来没有道德声望，四年之间，八次更换差遣，升官改职，恩宠频繁。请求另外选派近臣担任知永兴军，并请求臣僚到任未满两年就移任差遣的，不再推恩。”下诏对于待制以上官员因差遣而推恩的，详细列出职位除授年月，等待旨意。

庚子日，下诏说：“我凭借浅薄的德行承受至尊之位，寄托在公卿万民之上，只有治理国家的成败在于我自身，早晚兢兢业业，向上思考如何奉行天命，向下考虑如何修明政事的纲纪，惭愧自己不够聪敏明智，未能洞察其中的道理。开辟言路，沟通上下的意志，是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共同追求的目标。现向内外文武群臣宣告，如果我有见识思虑所不及的地方，至于朝廷缺失的政令，国家紧要的事务，边防军事的得失，郡县民情的利害，各自允许直言进谏上疏奏闻，不要有任何隐瞒。言论如果适用，也意味着得到了人才，观察他们的才能，应当予以选拔提升。希望你们文武官员，各自体察我这道命令并非徒有其表。”

御史中丞王陶进言说：“臣奉诏另外举荐台官，因为有些有才能德行可以举荐的人，大多因为资历浅薄不符合敕书规定，请求允许举荐有三任以上知县资历的人担任御史里行。”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在此之前，王陶请求重新任用吕大防、郭源明，执政大臣认为这是意图逼迫自己，心中不悦。

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服丧期满，下诏让王安石赴京，王安石多次称病请求分司闲职。皇上对辅政大臣说：“王安石历经先帝一朝，召见不起，或许是不恭敬，现在召见又不起，是真的生病吗？还是有其他要求吗？”曾公亮回答说：“王安石文学器识，是当今全德之人，应当承受大用。屡次召见不起，必定是因为疾病，不敢欺瞒皇上。”□奎说：“王安石先前担任纠察刑狱，争辩刑名不当，有旨意赦免罪责，不肯入朝谢恩，心里认为是韩琦阻抑自己，所以不肯入朝。”曾公亮说：“王安石真是辅相之才，□奎所说的话迷惑圣听。”□奎说：“臣曾经与王安石共同统领群牧，完全看到他遇事迂阔，而且护短不认错，万一任用他，必定扰乱纲纪。是曾公亮迷惑圣听，不是臣迷惑圣听。”皇上尚未决断，□奎再次进言。癸卯日，下诏让王安石担任江宁府知府，众人认为王安石必定推辞，等到诏书到达，他立即到府视事。有人说：“曾公亮极力推荐王安石，是想以此倾覆韩琦。”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进言说：“臣今天听说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但不知道事情是否属实。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这不是招致王安石的方法。为什么呢？王安石懂得道义坚守正道，不为利益所动，对于出仕隐居的大节，料想早已在心中确定，必定不会妄动。王安石久病不入朝，现在如果刚被任命为大郡长官，就起来视事，那就是王安石傲慢君命，以此要挟自便，臣本来就知道王安石不会这样做。又况且他的精神能够胜任一个大郡，反而不能奉召入朝，在从容侍从之地任职，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臣早就知道王安石不会这样做。能够招致他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陛下先前宣谕的，臣先前开陈的是。如果君主刚刚即位，慨然想见贤哲，与他们谋划天下的治理，谁不愿意效忠，伸展其道呢？让王安石如果病得很重且愚笨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必定幡然前来。臣私下担心议论的人认为王安石可以逐渐招致，而不能突然召见，如果这样，是诱导他，这是不了解王安石的人说的话。只有贤者可以用道义感动，而不能用计谋获取，陛下考察古制讲求道义，必定对此理清楚明白而不迷惑

译一七】，关键在于决断并付诸行动，不要因之前的议论而犹豫不决，那么天下人就会非常幸运了！」韩维对王安石的评论，根据韩维的奏议详细记载，足以证明王安石在进退之间缺乏依据。

译学士院上言，屯田员外郎夏倚、雄武节度判官章惇，在诗赋考试中成绩中等。皇帝下诏任命夏倚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章惇为著作佐郎。夏倚和章惇都是治平三年十月由两府推荐的人选，等到这次召试时，御史吕景、蒋之奇上言指出夏倚向来没有学术修养，曾经担任麟州副职时败坏了事情；章惇轻浮浅薄、品行污秽，以前因为科举名次不高，竟然在朝廷上投掷物品。两人都不可奖赏，所以没有授予馆阁职务。章惇是浦城人，是欧阳修所推荐的。章惇是章得象的族孙，已在治平三年十月条下提及。

甲辰日，皇帝下诏，各路帅臣及副总管如有调动，可以依照庆历年间的旧例，由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商议。庆历年间，曾下诏宰相贾昌朝，凡是军国机密事务以及沿边兵马事宜，知州、钤辖，应当会同枢密使陈执中共同商议。此后这一制度逐渐废止，到这时又恢复实行。

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吕公著，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都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多次上奏坚决推辞，皇帝不允许。皇帝当面告诉司马光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文采不足，有的有文采而学问不足，只有董仲舒、扬雄两者兼备。你有学问文采，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司马光说：“臣不能写骈文。”皇帝说：“像两汉那样的制诏也可以。”司马光说：“本朝的事情不行。”皇帝说：“你能考中进士高等，却不能写骈文，为什么呢？”司马光快步退出，皇帝派内侍到合门催促司马光接受任命文书，司马光拜谢但不接受，皇帝下诏催促司马光入宫谢恩，司马光进入庭院中仍然坚决推辞，皇帝下诏将任命文书放入司马光怀中，司马光不得已才接受。另一天，皇帝问王陶说：“吕公著和司马光担任学士，合适吗？”王陶说：“这两个人，臣曾经议论并推荐过，用人像这样，天下还有什么可担忧不能治理的呢？”

学士院上言：“奉诏详细审定颍州、许州两地的进士、僧道所进献的祝贺皇帝登位的银两。本朝的制度，太宗从开封尹、晋王即位，真宗从开封尹、寿王，仁宗从建康军节度使、升王册立为皇太子即位，都没有推恩旧封地的先例。已故皇帝从齐州防御使即位，本州的举人、父老、僧道到朝廷进奉，所以特别推恩。现在皇帝以忠武军节度使、颍王册立为皇太子即位，与先朝不同。现在两州的进奉没有典故可查考。”皇帝下诏退回他们的进奉，分别赐给茶和彩帛，让他们回去。

丙午日，屯田员外郎刘攽、著作佐郎存担任馆阁校勘，太常丞张公裕、殿室丞李常担任秘阁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担任集贤校理，都因为召试学士院诗赋成绩合格。刘攽考试成绩优异，按惯例应当授予直馆职务，又因员外郎按惯例不担任校勘，而且刘攽向来与王陶有嫌隙，王陶和侍御史苏寀共同排挤他，执政大臣只拟任校勘。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又上疏议论国家财政说：“上天生育百姓，以衣食为生命，圣人因此调节均衡，确立君臣贵贱等级威严的区别，以制止他们的争夺和混乱。所以礼，是文饰这些的；刑，是防范禁止这些的，凡是所说的赏罚、法令、仁义、廉耻，都是依据这个而后建立的。衣食不足，哪里还有礼和刑呢？所以食货，是人事的确切道理，不是高谈阔论、虚辞所能达到的。现在京城是平坦冲要之地，接连营寨设置卫兵以抵挡山河的险要，那么国家依靠军队而立，军队等待食货而后才能聚集，这是今天天下的大势。臣在仁宗朝庆历年间担任三司使，嘉祐初年再次掌管国家财政，曾经为朝廷详细陈述这件事，多次有奏议，所陈述的利害安危的大体，探究其本源，冗兵是最大的祸患。粗略计算中等禁军一卒，每年供给约五十千，十万人每年耗费五百万缗。臣以前在三司核查庆历五年禁军的数量，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多指挥，四十多万人，这一年增加耗费二千万缗。太祖皇帝制定折杖法，免除天下徒刑，最初设置壮城、牢城，准备各种役使，称为厢军，后来辗转增创军额，现在竟然与禁军数目几乎相等，其每年增加的衣粮有多少，这都是出自民力，那么天下怎么得不困乏？臣在庆历五年统计各路盐酒商税每年的赋税，比景德年间的统计记录都增加了几倍，景祐年间征收商税四百五十多万贯，庆历年间一千九百七十五万多贯；景德年间征收酒税四百二十八万多贯，庆历年间征收一千七百一十多贯；景德年间征收盐税三百五十五万多贯，庆历年间征收七百一十五万多贯，只是茶税也有增加但不多。天下和买绸绢，本来是为了利民，最初在河北实行，只是资本路军衣，于是推广这个方法到京东、淮南、江、浙，景祐年间各路所买不到二百万匹，庆历年间达到三百万匹，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年，只听说比较督责，没听说有所减免。这样搜刮，天下哪里还有剩余的利源？自古有国家的，货利收入，没有像这样多的，其费用也没有像这样广的。从前唐朝自从天宝之乱，肃宗、代宗之后，国力大大窘迫，禁卫军缺乏粮饷，京城百姓，甚至搓揉麦穗来供给军粮，登上城门盼望四方贡奉的到来，可以说是危急困顿了。然而祸患灾难既然平定，那么军队有时可以解散，军队解散就

译百姓的财力已经得到舒缓了。如今朝廷内外各路军队，坐着享受衣食供给，没有解散的期限，天下困苦衰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安然自若，不图谋营救。宝元、康定年间，西夏违抗命令，西军驻扎野外，既然聚集了兵马，就必须进入粮仓领取粮草，在京城支取交子、铜钱、银两、绢帛等物资，一年大约支取一千万贯以上，三司无法筹措，就必须由内库供给。庆历二年、三年，连续两年支拨内库的银两、丝织品，仅这两次就达六百万匹两，三司用来弥补不足，不久就用尽了。西夏战事已经平定，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中间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处置措施。国家不幸，重大变故接连到来，赏赐之余，府库空虚匮乏，原有的积蓄，大概所剩无几了。万一因此发生饥荒，再加上外敌侵扰，臣担心即使有智慧的人也难以善后了。苟且偷安，是臣下只顾自身利益的谋划；深谋远虑，是陛下为家国考虑的计策。这件事关系重大，是陛下所担忧的，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筹划财政的职责，虽然是三司的职务，但日常繁琐事务、常规预算、账簿核对，则由有关部门负责。至于议论关系到国家体制的大事，事情关乎安危的关键，其根本在于中书省、枢密院，不是有关部门可以预先决定的。如今赋税征收必须下达敕令，支出供给必须下达宣命，这是祖宗的规条，两府共同掌管国家财政的收支。现在想要保持安定、增加财富，安定百姓、巩固根本，应当从中书省、枢密院同心协力开始，修明祖宗以前的旧典，先从削减兵员做起，依次处理那些弊端最大的事情，比如宗室的制度、官员的法律，各种制造事端、不简便的措施，加以裁减和纠正。至于细微琐碎的事情，对国家财政的增减不起作用，交给有关部门就可以了。提起纲领则众目张开，澄清源头则下游清澈，《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又说：“通过变化来通达以尽利。”《节卦》的辞说：“用制度来节制，不浪费财物，不伤害百姓。”所以浪费财物、伤害百姓的事情，应当制定制度来节制它。如果只是遵循常规、固守旧习，拘泥于细枝末节，回避猜忌嫌疑，顾及表面形式，顾虑近议而废弃远图，忽视人的谋划而侥幸等待天幸，“时光流逝，岁月不等人”，后来即使后悔莫及，又有什么用呢！臣忝列近臣，蒙受三朝恩德，私下看到时事日益紧迫，不胜忧虑愤慨，冒昧陈述愚见，希望陛下留神省察！

译注释

【一】任命宰臣韩琦为山陵使，“以”字原脱，根据宋本、阁本补入。

【二】现在只请求派遣三万五千人，“止”字原脱，根据宋本补入。《宋会要》礼二九之四九中“止”作“只”。

【三】现在派遣您前往河南府筹划安排，“置”字原脱，根据宋本及下文补入。

【四】无法得知日期，“得”字原作“传”，根据宋本改正。

【五】可以交由中书门下商议，原作“中书门下可议”，根据宋本及《宋会要》帝系八之二六乙正。

【六】用手诏秘密询问天章阁待制孙思恭，“手”字原脱，根据宋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八《欧阳修诬谤》补入。

【七】从而治他的罪，“罪”字原作“罢”，根据宋本及同上书改正。

【八】详细传达报信人的姓名以及所听闻的缘由，“具”字原作“其”，根据宋本、阁本及同上《长编纪事本末》、《编年纲目》卷一七改正。

【九】朱熹认为进言者是攻击欧阳修，“朱”字原作“宋”，根据宋本、阁本及同上《长编纪记本末》改正；“为”字下原多出一个“为”字，根据宋本及同上《长编纪事本末》删去。

【一○】安世及第三等三人，“第三等”疑当作“第一等”。

【一一】陈汝羲，“羲”字原作“义”，根据宋本及《宋会要》职官一八三之改正，以下同。

【一二】三司都磨勘司下，“司”字原作“同”，根据文义改正。

【一三】僖祖在七世之外，“世”字原作“室”，根据上文“定太庙七世八室之制”，自英宗上溯至僖祖为八代，按礼应当祧迁，“世”“室”音近而误，故改正。

【一四】乙亥原作“己丑”。查三月己酉朔，该月没有己丑日。宋本及《宋史》卷一四《神宗纪》作“乙亥”，是该月二十七日，据此改正。

【一五】管军三分给一，“一”字原作“之”，根据宋本改正。

【一六】安石经历先帝一朝，“历”字下原多出一个“事”字，根据宋本及《长编纪事本末》五九《王安石事迹上》、《编年纲目》卷一七、《宋史全文》卷一○下、《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删去。

【一七】必定对此理明白无误而不迷惑，“必”字原作“心”，根据宋本、阁本及同上《长编记事本末》改正。

【一八】竟然将弹章掷于朝廷，“□”字原作“劾”，根据宋本改正。

【一九】章惇得到章得象族子已见治平三年十月，此十三字注文原脱，根据宋本补入。又“得”字原作“德”，根据《宋史》卷三一一《章得象传》改正。

【二○】应当会同枢密使陈执中参议，“执”字原作“报”，“中”字下原多出一个“书”字，根据宋本及《宋史全文》卷一○下改正并删去。查此句文字疑有脱误。

【二一】又员外郎按例不担任校勘，“又”字原作“入”，根据宋本改正。

【二二】大概没有剩余多少，“盖”字原作“尽”，根据宋本及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四《论国计事》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十

卷二百十

起讫时间 起神宗熙宁三年四月终其月

卷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

帝号 宋神宗（案：自英宗治平四月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原本均缺失，现在仍保留原貌。）

年号 熙宁三年（庚戌，107年）

全文

夏季四月癸亥日，皇帝驾临金明池观看水上嬉戏，在琼林苑举行宴射。旧《实录》记载驾临西池、苑，新《实录》不记载。

乙丑日，任命知制诰宋敏求，审阅减省银台司文书、都官员外郎王庭筠，太常博士兼集贤校理刘瑾，殿中丞宋温，著作佐郎钱长卿、曾布，前任河西县令杜纯，都担任编敕删定官。王庭筠曾经上奏疏称颂王安石所确定的谋杀罪名，而宋温其一向为王安石检阅法律，是赞成此事的人。这是根据司马光的日记。宋温其，介休人。曾布，曾巩的弟弟。杜纯，甄城人。王庭筠、钱长卿不详，曾布八月二十三日编入中书例。

发放度僧牒五百张，交给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说设置招纳蕃部以及招募敢死士，需要金帛来准备开支费用。三司请求赐予银绢各五千。皇上批示银绢必定不免向坊郭户摊派征收，于是用度僧牒赐给他们。

丙寅日，辽主派遣永州观察使耶律宽、卫尉少卿程，他的母亲派遣怀德军节度使萧禧、太常少张冀来祝贺同天节。

丁卯日，任命新及第进士叶祖洽为大理评事，上均、陆佃为两使职官，张、程尧佐为初等职官，第六名以下担任判、司、主簿或尉，第三甲以及诸科同出身都守选，仍然命令翰林学士范镇、龙图阁直学士张同吏部流内铨注拟。张，开封人。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