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四

译王安石说：“韩琦尤其敬重陈洙。”王珪说：“狄青也推崇陈洙。”王安石说：“狄青只是因为陈洙当时有名望，能够褒贬人物，可以借此来博取名声，获取利禄，所以推崇陈洙，并不是真心认为陈洙可以作为师表的。狄青之所以在世上获得赞誉，又得到许多爵位俸禄，陈洙也是出了力的。”皇上认为王安石说得对。

译甲寅日，王安石向皇上禀报：“西夏人虽然还没有下达誓诏，但边防部署就可以像已经下达誓诏那样放松。如今西夏人非常吝惜的是绥州二十里的土地，他们现在已经把它给了我们；我们非常想要的是环州、庆州的土地，我们如今也已经把它给了他们，那么其余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肯再兴兵作战呢？”前一天讨论西夏事务时，众人都认为如果没有下达誓诏，那么秋季的防备就不能松懈，王安石却说西夏人不会侵犯边境。皇上说：“他们的群臣只是担心秉常长大成人，追究他们的罪责，谁肯充当祸首呢！”王安石说：“新近送李崇贵、韩道喜来到中国，已经多次许诺和解。他们的群臣难道不会自己盘算，如果充当祸首，或许难免像韩、李那样被俘获押送，用来解除急难吗？”皇上说：“又恐怕他们不考虑算计，轻举妄动。”王安石说：“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趁其混乱、侮辱其灭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我所担心的是，他们有谋略而已，没有谋略而轻举妄动，并不是我所担心的。”

乙卯日，礼院上言：“中太一的冠服依照东太一、西太一，而东太一、西太一只有五福君穿绛色衣服，戴通天冠，大游以下的都戴道冠。查考《史记》，天神中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辅佐叫五帝；又有方士说十太一，都是天尊神。恳请都使用通天冠、绛纱袍。”皇上听从了。

代理陕西转运副使赵瞻上言：“边境事务平息安宁，应当把戍守的士兵分为三部分，经常让其中一部分在内地就粮，延州的军队可以移到鄜州及康宁军，保安军的军队可以移到坊州，环州的军队可以移到彭原县，庆州的军队可以移到邠州、宁州，渭州的军队可以移到泾州及镇戎、德顺各城寨，原州的军队可以移到长武寨，这样可以节省边境的军费，大概两三年内能剩余一年的粮食，请求下达各寨详细列出每年应当移防的军队数量进行安排，作为固定的法规。”皇上下诏送交枢密院。

皇上下诏庆州荔原堡都监内殿承制窦琮、内殿崇班朱辛各削去一官并冲替，管勾蕃部司公事任怀政治罚铜十斤，是因为没有觉察蕃官臧嵬等人投奔西夏的缘故。起初，各路投降的羌人都分别归属城寨，皇上常常告诫官吏安抚怀柔，并供给粮食，等到这时，导致臧嵬等人逃归，所以特别加以谴责罢黜。四月二十三日可考。在此之前，庆州投降的蕃部往往被西夏人诱骗接纳，皇上想让人牒文给宥州理索，王安石说：“庆州的土地已经约定属于我们，我们因为他们想要土地，就迅速给他们，下诏捉到西夏人想要回去，就给予赏赐遣返。如今他们却诱骗接纳我们投降的蕃部，必须理索才能树立纲纪。如果不肯送还，那么还没有下达誓诏，他们自己急于求和，我们并不急于求和。”皇上认为王安石说得对。癸亥日，送还嵬逋等人。名字不同，应当考证。并与十七日给田的事参考。

派遣入内供奉官李宪在环庆路勾当公事，赏赐蕃官军主以下绢、米有差别。皇上询问治理军队的方法，王安石说：“用道义驾驭将帅，使他们都向上进取，然后训练招募士兵，把三边百姓编入什伍，用喜好厌恶、利害关系来鼓舞他们，于是都能精锐强大。陛下难以立刻让三边都这样，就先在河东尝试。河东的百姓受困顿疲敝最多，人尤其勇猛强悍喜好武事，解除他们的困顿疲敝而布施便利，用他们所喜欢的来诱导，这种形势很容易，只是将帅不向上进取，那么这样做就困难。”

丙辰日，皇上下诏各路用新法招募役夫，百姓不愿意而擅自强迫的，官吏都按违反制度论处，即使离任遇到赦免也不宽恕。

丁巳日，谢雨。

己未日，中书省上言：“想要下达合门，今后在紫宸殿上寿，亲王、宗室、驸都尉想要都依照旧例赴座。”皇上听从了。这是因为李评列举合门仪制，想要改变这个法令的缘故。

王安石起初说李评所定的仪制不可行，皇上心里支持李评的意见，王安石既然极力争辩，而皇上最终还是偏袒李评，王安石于是说李评欺骗危害政事。李评先前因擅自更改枢密副使蔡挺的文字获罪，皇上让人取来李评的告诫严厉。李评又在皇上面前申诉，认为吏人曾经没有明确说已经由枢密副使更改，所以擅自用自己的意思更改了几十个字，确实有粗疏草率的罪过。皇上说李评本心实在没有别的，只是在职事上不敢苟且，按理应当怜悯宽恕，于是批付枢密院免除李评的罪责。于是，王安石拿这件事证明李评欺骗，皇上说：“李评自己说不清楚。”王安石说：“奏章上有枢密院使副的押字，怎么能说不知道？大家都认为吏人畏惧李评，不敢证明李评。”皇上说：“即使更改，又有什么妨碍？如果有差错，李评有罪。”王安石说：“名分有上下，像我担任参知政事，大家认为过分。然而曾公亮所批判的，我只有不签字，与公亮反复讨论可否，怎么敢更改公亮的文字？如果我更改公亮的文字，那么左右攻击我的人一定很多，陛下一定极力认为我不行。我的职务与公亮是平等的，像李评不过是密院的吏人，如果事关李评就可以更改涂抹，那么贴房也可以更改枢密使的文字，这样怎么还有上下？陛下如果认为李评可以倚仗，不如干脆让李评担任枢密使。况且李评所更改的文字，不只是蔡挺的文字，从前所更改的非常多，李评却说不清楚，这欺骗太严重了。陛下要推问，是非不难看清，只是恐怕承袭前密院被更改文字不能正心以为耻，更共同掩盖，那就不可知了。如果李评不是忠良，恐怕陛下受蒙蔽。”皇上说：“难道把李评当作忠良？只是人难以要求完备。如果李评肯尽

译力量也减少了。”王安石说：“既然他们不是忠良之臣，对上怠慢、对下残暴，而且暗中与皇帝身边的亲信结党营私，蒙蔽陛下的耳目，怎么能稍微不加以检查呢？”又提到评定和制作揭贴簿没有益处，又没见到多余的人员数目，就认为没有（多余人员）。皇上说：“朱明之认为制作揭贴簿是错误的。既然现在使用这个差遣来拨派兵士，怎么能说它没有用处呢？因为没见到多余人员的数目就认为没有，那就不一定知道了，只怕是外地没有申报上来罢了。”随后批示交付枢密院，根据《御集》记载，这是五月十三日的事，与改正合门官吏赦免罪过的命令是同一天，现在附记在这里。

译过了些日子，王安石又说：“吕公著所修订的仪制大体上错乱谬误，难以要求合门一一详细申明。现在不申明还有罪，原本修订的仪制错乱谬误难道就可以无罪吗？吕公著修订仪制既然错乱谬误，却上奏说合门才刚提出提醒，就导致失误，逐渐形成弊病败坏，他的奸诈欺罔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陛下看见他检查事务便认为他尽力，臣私下认为他诬陷同类来为自己邀功，这是奸诈欺罔的小人，不应当说他尽力。”皇上说：“这是小事，已经下达命令了。”王安石说：“这是小事，但陛下三次下达手诏，应当是怀疑臣在这件事上不公正，有所偏袒。臣充任大臣，应当为陛下分辨冤枉和正直，如果亲自为陛下左右的小人所欺骗，不能自己辩白，就难以安心任职。如果陛下认为臣欺瞒，让臣离开这个职位，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再议论的；如果还没有允许臣离任，就应当容许臣辩白纠正，把中书省所上的奏章下达给合门，让朝廷内外知道事情的冤枉和正直。”皇上于是听从了王安石的议论而下达了这道诏书。

壬戌日，暂任三司使、司勋郎中、天章阁待制的薛向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明堂祭祀礼成，有关部门错误地升迁了薛向的官职，皇上下诏处罚中书省的官吏，而升迁薛向的官职如旧。处罚中书省官吏而不剥夺薛向的官职，这是根据薛向的本传记载，应当考证。

皇上下诏让河北都转运司弹劾雄州的官吏并上报。旧例，每年赏赐给北界的绢，在白沟交接时只核对总数而已。当时北边的人想要全部查验，皇上怀疑其中有粗劣的绢，于是派遣使者重新查看，果然发现有好几百匹有破洞的绢，而雄州从未上报，所以有了这道诏书。

癸亥日，知制诰王益柔兼任判礼部贡院。考试方法分为四场，除了第三、第四场考策论如旧制外，第一场考本经五道题，第二场考《论语》、《孟子》各三道题。考官每人分领一场的试卷进行考核，考核完毕后各位官员共同评定高低去留，仍然允许同差的官员两三人检查杂项违规。各路州军举人如果超过五百人，也允许派遣一名官员检查。新编的《宋史》记载皇上下诏以四场考试进士，旧编的《宋史》没有这一条。

皇上下诏暂任通远军都监的王存等五人每人减少三年磨勘期限。起初，东部熟户长期不顺从命令，招唤不到，王韶派遣王存等人攻破荡平，秦凤路经略司上报朝廷，所以赏赐到他们。起初，商议赏赐时，王安石说：“正想要开创事业，应当厚加赏赐。”文彦博说：“打击族帐与军赏的规格不同，难以使用军赏。”皇上说：“赏赐没有固定标准，轻重看功劳。”蔡挺说：“比起捉贼的赏赐还不算厚，用这个来比捉贼，那么他们的劳绩难道不是超过捉贼吗？”皇上说：“王中正说，洮河以西没有朝廷明确下达命令允许招纳。”蔡挺说：“趁着现在的机会，势如破竹，正可以用重金、官职厚加招纳，然而王韶刚遭受挫折，不敢开阔筹划，需要朝廷传达旨意。”于是命令中书省、枢密院传达旨意。王安石说：“将帅事事指教防备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智谋且自己愿意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让他做将帅。”皇上说：“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人？”王安石说：“哪里是担心没有人，只是担心了解人不够全面。如果陛下完全掌握了解人的方法，驾驭臣下不失礼节，那么人才自然会出现。比如王韶被朝廷三次怀疑他是盗贼，如果他还有气节，早就自己免职离开了，怎么肯再勤勉到现在？功名如同梦幻，有气节的人难道肯摧残气节来换取功名吗？朝廷对待人这样，就无法招致豪杰之士。”皇上说：“既然被人诬陷，必须为他辩白。”王安石说：“被人诬陷必须为他辩白，确实是这样，然而陛下先前出手诏端正地命令枢密院指挥，让市易司的利息钱另外封存作为蕃户料钱以节省开支。陛下认为有人说市易司完全没有利息钱，说这件事的人一定有其人，陛下后来既然知道说这话的人不属实，就没有看到陛下执行法度。如果为陛下建立事功的人被众人阻挠忌恨，等到被他人议论时就追究他的罪责，有罪陛下固然不容忍，无罪的话诬陷的人却从未被质问。建功尽力的人少，做邪事的人多，少已经胜不过多，而陛下又不厌恶他们做邪事，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随意结党营私来培养交情，而要冒着生命危险触犯众人所忌恨的，为陛下建立事业呢？”皇上说：“郭逵就进行处理。”王安石说：“郭逵如果只是听信表面之言，即使百年也没有害处，现在之所以不免于处理，是因为郭逵自己作孽以至于不可再容忍的缘故。臣认为君主使用威福，是用来控制奸诈欺罔的人，不必等到他们自己猖狂到不可再容忍，然后才执行法度。陛下之所以宽容这些人，不过是想扩大耳目。如果他们的言论都属实，就可以扩大耳目；如果敢于欺罔，那就是自己遮蔽聪明，有什么好处呢？陛下一定要开广耳目，只要忠信就赏赐，欺罔就刑罚，不担心被遮蔽。”

皇上下诏内殿承制苏浚永远不再授予亲民官职，因为苏浚先前担任戎、泸、资、荣、富顺监的同巡检使，私自役使战卒的缘故。皇上认为主管军队的官员大多私自役使士兵，而法制不严，不足以惩戒，所以重责他，并命令从今以后私自役使教阅兵，犯徒刑以上罪行的依照此例。

环庆路经略司上报西夏人送还荔原堡逃走的熟户嵬逋等七十八人。在此之前，西夏人从未把逃户送还，到这时，是想请求和好的缘故。其中两户是新招来的，曾经体问不愿回去的人，那十五户大概是治平年间

译近来所招抚而未加审问的人。王安石说：“查访得知王广渊，在退还西界礓石、闹讹堡土地后，因给予熟户的土地数量较少，所以他们逃走了。”冯京说：“西夏人或许有阴谋，应当是怨恨他们背叛，所以送来让我们杀他们。”王安石说：“西夏人不等待我们理据索取，就送来，这才是他们的计谋。”皇上询问处理的办法，文彦博说：“两户刚经过审问，自然应当依法【一一】。十五户除去首领外，可以怜悯宽恕，发配到内地。”王安石说：“两户确实应当依法，但法律都是斩首，我认为应当宽恕其中的老弱妇孺。如果强壮的人要逃跑，老弱妇孺怎么会不跟随？白白进行杀戮，有损仁政。其余十五户必定是王广渊处理不当，给予的土地不足，导致他们逃叛。这件事只可以责备王广渊，恐怕十五户不需要执行法律。”皇上说：“如果释放他们，今后逃叛怎么能够再禁止？”王安石说：“只看我们的恩信方略如何，不在于诛杀这几十个人，然后才能使人不逃叛。”皇上说：“西夏人带着银彩来招诱他们，也未必是王广渊处理不当。”王安石说：“这件事难以彻底查问，但既然托付他管理一路，如果能够检点控制，怎么会致使人们逃投外境？只要彻底查问必定能见到实情【一二】。”皇上说：“已经命令李宪审问，且下令不得判决遣送，等李宪审问后再商量。”王安石说：“十五户必定是因为处理失当所以叛逃，都应当责备王广渊。如果审问见到失当的情况，从而安抚存恤这些蕃户，给足土地，只让他们在边境居住，他们既然被西夏人捉拿送来，必定没有再次叛逃的道理，他们既然自以为必死，蒙受恩惠得以重生，那么必定会有像报答秦穆公食骏马那样的志向。况且其余的蕃户看到朝廷这样对待他们，难道不会感激喜悦吗？不然，白白诛杀这些人，有伤仁政，对于边防大计实际上没有什么补益。”皇上很高兴。李宪后来审问的情况如何，应当考证。

译甲子日，下诏规定河北地区轮班前往河东驻防的军队，每两年轮换一次。旧制规定，河北的军队不出戍外地。皇上担心他们因此骄纵懒惰，于是命令他们改去河东驻扎，并将轮换期限减少一年以优待他们。

赐给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韩铎、新任权知提点刑狱张稚圭银绢二百匹，这是因为他们主持开凿江宁府张公凸、栾家矶、马鞍山河道有功，同时下诏嘉奖勉励。

乙丑日，权盐铁副使、兵部郎中陈经出任润州知州，度支郎中、同知审官西院的王克臣暂代盐铁副使。陈经因生病请求外任，王安石请求任用罗拯代替他，皇上想暂时留下罗拯担任发运使，说：“王克臣可以代替陈经。”王安石说：“好。”

下诏命令最近派遣去考察增补河东马递铺兵士的董诜，以及去考察京西差役和视察水利的赵子几、蔡天申，一并让他们考察各路监司、提举司是否有处置不合法规及松懈怠慢不尽职的情况，并上报朝廷。董诜是何人、担任什么官职，应当考证。

下诏规定环庆路的荔原堡、大顺城的归降羌人，每人给予土地五十亩，首领加倍给予，如果土地不足，就用里外官职田及逃亡绝户的田地充抵，如果还不足，就由官府购买土地给予。王安石将环庆路奏报的臧嵬等人受田的图样进呈给皇上，说：“虽然看到了图样，但无法知道臧嵬等人所得的土地是否充足。根据所给的价钱来看，这些恐怕不是良田，担心不足以维持生计。现在臧嵬等人主动归附，如果让他们失去依靠，朝廷的恩信就不能取信于人，对边防事务的损失不小。我认为加倍用钱购买蕃户的土地，多给予顷亩，必须保证优厚充足；如果还没买到土地，就先发放粮食赈济，让他们不致失所。况且现在的人口只有几百口，不到一千口，即使按一千口计算，每人除了现有的土地外，每年给予两石物资，一年所给的才两千石；加倍价钱买地，不过耗费几百缗钱。”有人怀疑没有土地可买，王安石说：“如果用加倍价钱购买，必定可以买到，估计边境百姓也一定有典当出卖土地的人，现在用加倍价钱招买，何必担心没有土地？”皇上认为正确，说：“必须明确告诉王广渊，他不知道朝廷心意如此，就不敢这样筹划。”这是本月七日、十五日、十七日的事。

雄州知州张利一说：“辽人修筑城墙，检阅军队，必定有奸诈的阴谋，应该事先做好准备。”皇上说：“他们或许是为了自我防御的计策。”王安石说：“确实如此。没有事却让人怀疑，是危险的。如果因此更显示出修缮完备、检阅军队的样子，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我们真有图谋他们之心，从而更生计谋。只有静静地等待他们，他们自然会安定下来。”这是十七日的事。

丙寅日，下诏西作坊铸造京师各门的铜符契三十四副。命令三司将左契发给各门，右契发给内钥匙库，依法核对相同后请领交纳；那六面开启朝门的牌符，也随铜契一起发放。皇上因为京城门禁不严，向来没有符契，命令枢密院参照旧制重新铸造铜契，中间刻有鱼形，用门名来识别，分左右发给和交纳，以警戒不测之事，而开关的方法比旧制更严密了。两纪都记载了这件事。

丁卯日，下诏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陈侗兼任登闻鼓院判官，罢免枢密院检详官，这是因为御史张商英说“陈侗品行才能不足，在宫邸有妻族亲属，每逢休沐日就互相跟随，宴饮无度”的缘故。

试国子四门助教张延年改任额外翰林医学，特别免除考试，这是听从岐王赵颢的请求。下诏规定从今以后，陈请医官院职名的，不许免除考试，皇上因为医官免试容易让侥幸之人进用，所以申明严整旧制。

王安石厌恶李评，一定要罢免他，在辩明李评所上的祝寿新仪不可使用后，认为合门吏不应当被弹劾，而合门吏于是说李评所修的新仪大多不可用，遇到不可行的地方就擅自更改，不止一次。于是，中书省取来新仪查看，其中如更改元会殿前三帅起居等都不对。等到三帅议论其不可行时，李评却擅自命令使用旧仪而不奏报，到中书省责问时，仍然逼迫取来吏人的状子说“使副已经命令申报”，然而至今不曾申报，吏人又说“确实未曾见过使副的指令”。又沈衡任刑部判官时，李评已经让他告谢，等到杜纮任刑部判官时，李评却阻止他，中书省质问其原因，他就抵赖说“仪制在中书省，无处查用，正要申报禀告”，然而中书省先前所取的仪制却是他的副本。王安石详细地禀告皇上，说：“李评虚妄欺骗大体像这样。先前更改蔡挺的文字，胡乱说吏人不说话，我听说李评擅自更改使副文字很多了。陛下认为不可，他就归咎于吏人不说话。”皇上说：“李评所更改的，都不是使副签署的。昨天更改蔡挺的文字，吏人的状子说李评果然不知道。”王安石说：“吏人的状子怎么能作为依据？大臣尚且畏惧李评中伤，不敢与他计较，何况吏人，岂敢证明李评不正直？”皇上说：“中伤李评的人却很多，如御史说李评与□充结亲，李评与□充并没有结亲。”王安石说：“御史言事确实疏略，又不止这一件事。然而汉元帝因为刘向、京房疏略，于是相信石显是忠臣。现在李评欺罔的情况非常明显，陛下只要推究审讯，那么李评虽然巧言辩解，也必定不能自我掩盖。”皇上说：“只怕李评有辩解。”王安石说：“陛下如果偏听偏信那么李评必定有辩解，如果推究审讯那么欺罔的情况就会明显。”皇上说：

译“元会的事情已经拖延很久了。”王安石说：“事情确实拖延已久，中书省很久没有呈报，正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缘由。而曾评却借着杜纮的事情，反过来诬陷中书省故意扣留仪制文书，所以不得不将此事上报。曾评如此欺瞒，又怎能放纵！”皇帝说：“这确实有罪，命令将他送往宣徽院查问。”不久皇帝批示：“合门失职，没有检查三件事，随即召问曾评等人，他们再无其他辩解，都各自认罪，即使加以审问，也不过如此。其中狄谘、张诚一只是偶然疏忽检查，罪行可以宽恕，这都是因为曾评的缘故，导致事情蔓延扩大，如果不罢免他，事情一定会更多，烦费精力去推究，何时才能穷尽？可以命令曾评不再管理合门的事务，其余人都免除罪责。”七月戊戌日应当考核。《要录》记载：王安石说：“曾评所定的合门仪制不可实行。”皇帝内心倾向于曾评的意见，王安石极力争辩，皇帝最终偏袒曾评。曾评擅自改动枢密副使蔡挺的文书，王安石以此证明曾评欺瞒，皇帝说：“难道认为曾评是忠良吗？只是人很难做到完美。像曾评这样肯尽力的人，也很少。”王安石说：“既然不是忠良，蒙蔽欺瞒陛下的耳目，怎能不略加检察，一定要揭穿他？”到这时，皇帝才命令曾评不再管理合门的事务。

译己巳日，王安石请假，皇上派冯宗道去慰问，王安石于是呈上表章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皇上又派冯宗道带着手诏将表章封存退回，催促王安石入宫觐见。

大食勿巡国使者辛押陀罗进献助修广州城的钱粮，并请求统领蕃长司，下诏不接受他的请求，命令广州方面酌情处理他的请求并上报。这一年二月，勿巡国入朝进贡，大食国没有参与。辛押陀罗本是勿巡国的使者，不知为何却称大食勿巡？《会要》在大食国条目下也记载了此事，《时政记》相同，应当考证。

辛未日，下诏雄州两地供输户，凡是有科派征收的名目，都依照旧例，不得让他们连带缴纳椓箔以及增加其他赋税。

下诏荆湖路转运副使孙珪、江南东路运转副使韩铎等人都可降敕书奖谕。起初，各路厢军沿袭五代旧制，军额混杂，俸禄不一，皇上命令枢密院合并，而韩铎等人将两路厢军合并为一军，是最先完成编制的缘故。

这天，王安石入宫觐见，皇上怪王安石请求离职，王安石说：“我疲惫生病，不能胜任繁重的事务，况且任职时间久，积累的中外怨恨厌恶很多。又或许人情有壅塞不通之处，暂且让我辞去职位，既能稍微缓解中外的怨恨厌恶，又能让上下若有壅塞之处，陛下可以察知。如果察知我不做邪恶之事，日后再次驱策我，我不敢推辞。”皇上说：“你向来难道害怕别人怨恨厌恶吗？人情有什么壅塞？你心里另有怀抱，为什么不说明？”王安石说：“我所怀抱的都在奏状中陈述了。”皇上说：“莫非是因为李评事？李评事自己说合门的事偶然疏忽，便导致失误，现在既然有疏忽检点的事，本来就应该查办。”王安石说：“我所怀抱的正如奏状中所陈述的，没有别的。”皇上说：“你莫非认为朕有疑心？朕自从任知制诰时就了解你，把天下事托付给你，像吕诲那样把你比作少正卯、卢杞，朕本来就了解你，不被吕诲所迷惑，难道还有别人能迷惑朕吗？朕对你断没有疑心，就不必这样。”王安石说：“我平生操行本来就不被人怀疑，在仁宗朝任知制诰，只一次上殿，与大臣又没有党派。等到蒙受陛下提拔，还没到一两月，起初未曾有什么作为，吕诲便拿卢杞来比喻我，就算我内心像卢杞，也必须有所作为，罪状明白，才能比作卢杞，现在既然没有一件事，就比作卢杞，这不需要等到陛下聪明然后才知道其虚妄。如果任职时间久，疑似的痕迹多，而谗言诬陷的人，才能或许超过吕诲，那么我不敢保证陛下没有疑心。”皇上说：“吕公着与你交游到非常友好，然而说韩琦必定用兵讨伐君侧恶人，朕也不被吕公着所迷惑。”王安石说：“吕公着这话，也不只是等到陛下聪明然后才能分辨；明明在上，哪有这样的道理！”皇上说：“你懂得性命之理，不是有心于功名爵禄。然而君臣之义，你必定不会废弃。朕对你没有过失，你又确实没有病，什么缘由就有去留？”王安石说：“我不敢说去留，只是请求均衡劳逸罢了。”皇上说：“你所怀抱的，虽然朋友未必知道。至于众人见朕与你相知如此，也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朕与你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作为君臣的只是形迹而已，形迹本来不足以拖累你；然而君臣之义，本来重于朋友，如果朋友与你约定，如此勤勉，你也应该为此稍微委屈。朕既与你为君臣，怎能不为我稍微委屈？”王安石说：“我蒙受陛下知遇，本来应当以死报答陛下，确实因为疾病。又古今情况不同，大臣长久专权没有没有衅端的，等到有了衅端然后请求离职，就损害陛下知人的英明，又伤害我的私义，这是我所以不免违忤陛下的原因。”皇上说：“周公被成王怀疑，所以逃居东方，等到成王不怀疑就回到周。纵然朕对你有疑心，现在既然相见没有疑心，你也可以停止。”又说：“像亢瑛那样微贱，尚敢说你，上下怎么会有壅塞？你不必顾虑这个。”王安石坚决请求退职，皇上坚决挽留他，经过三四次退让，皇上又坚决挽留，约定让他入中书不再请求。王安石说：“天色已晚不敢久劳圣体，容我另外具奏到中书。”于是退出，又具札子请求罢免。皇上派冯宗道带着手诏封还札子，说：“你已经答应朕，为什么又入？以你平素的操守，岂能食言呢？”王安石又具奏，而合门等处都有旨意不允许接收王安石的文书。陈瓘议论说：熙宁八年，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那年七月，颁布三经义考天下。当时，王安石与吕惠卿同在中书，已经反目而不相语了。第二年，神宗因为御史中丞邓绾奸邪反复颇受排斥，愤怒而将他罢免，王安石请求离职，也不挽留他。观察其人，阅读其书，不评论当时的情况可以吗？我现在选取三经义考王安石及王雱解经的微妙之意，先论述当时的情况，然后用日录来印证，讥讽轻薄的言论藏在经义中，诋毁诬蔑的话语肆行于私史中。追思神宗所以眷待王安石的意思，我只能流泪而已！王雱所撰写的书义，认为圣人君子不可怀疑而疏远他们，怀疑而疏远他们就违背天意了；又认为人君不明，可以用非义来迷惑，那么对周公的忠圣不能没有怀疑；又认为成王不明，被小人所迷惑，所以怀疑周公；

译又认为成王容易受迷惑，怀疑忠诚圣明的人。而王安石所撰写的《士师》八成义【二一】，认为坚守正道、特立独行的人，因为被邪恶诬陷而不被当时所容，这正是祸根所在，也是大盗兴起的原因。蔡卞继承阐述的说法，其根本就在于此。坚守这种意思的称为守正，不这样做的就指为邪党；确立这种学说的称为特立，不这样做的就指为流俗。不属于我这一类的人都是邪党，与我说法不同的人都是邪恶诬陷。于是，任用他们所谓的守正特立之士，罢黜他们所谓的邪党邪诬之人，从而高兴地说：“祸根消除了，大盗平息了。”这就是蔡卞所说的国是。君主不得违背，同僚不敢议论，章惇、曾布在他们的权术之中却不自知。臣昨天在谏院，曾进呈《中说》一卷，只论述蔡卞极力主张王安石；等到看了《日录》，才知道罪过始于王安石、王雱假借《诗》《书》来文饰他们的奸邪。王安石借圣训肆意诋毁，三经新义与《日录》的诬伪相互呼应，大概王雱用容易迷惑人的话语诬蔑轻视神宗，以此来更加显明他父亲的忠诚圣明而不可怀疑。王安石自认为圣明，于是用他欺诈悖逆的身份僭越比拟周公，而用含糊不清的话语向上诋毁先代功业的，不可一一列举。圣明的君主继承遗志、叙述事迹，侍奉亡者、追念祖先；三经新义包藏的说法，《日录》诬蔑讥讽的言论，难道能忍心听到吗！假如王安石不写《日录》，那么三经及其他书中私意就没有完全暴露。现在三经新义与《日录》前呼后应，枝节分明，并非没有文辞义理，但大道理乖谬错乱，奸邪之名触犯教化，习用这种学说的人最终会成为自身的祸患。臣对于王氏的学问，怎敢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呢。陈瓘《尊尧余言》说：臣私下考察《日录》，王安石记载神宗的圣训说：“所谓君臣关系不过是形式罢了，形式本来不足以牵累你。我既然与你为君臣，你应当为我稍微委屈一下。”唉，这果真是神宗的训诫吗？假托训诫如此，放纵而不辨明，臣担心从今以后，以形式侍奉君主的人，皱眉微笑、进退举止，都没有真实的心意了；自高自大的人，骄横傲慢对待上级，都有难以屈服的意气了。这类假托训诫的话，作为臣子怎能不辨明呢！

译壬申日，皇上又命令勾当御药院李舜举召王安石入宫觐见。王安石想附在李舜举的表札上（一同上奏），李舜举不同意，于是作罢。

癸酉日，王安石亲自带着表章入宫觐见，皇上不肯看，又把表章还给王安石，反复劝告让他就任官职，说：“我自从收到你的信，连日来惶恐疑惑，你暂且体谅我这样的心情。”王安石坚决请求（辞职），皇上不许，当天早上王安石出宫。

屯田员外郎高旦被罢免将作监丞的职务，调任审官东院，这是因为御史张商英弹劾高旦不处理职事、经常出入权贵之门。晁补之为高旦撰写墓志铭。

成都府、利州路走马承受潘孝和上奏说：“屯驻的雄威兵乐升、王庆告发神勇兵杨进等人谋划夺取县尉的铠甲作乱，钤辖司判决将杨进等人发配到沙门岛及广南，请求特别提升乐升一资。”皇上下诏在凤翔府斩下杨进的首级送到成都府，命令其余的人发配到沙门岛；给乐升升任下班殿侍，并赐钱三百千，王庆赐钱二百千。旧制规定告发变乱的人赐袍带、升任十将，皇上认为远方屯戍的士兵众多，赏赐应当厚重，所以特别下诏。于是，皇上对执政大臣说：“朝廷修改了成都便宜行事法，吕公弼屡次请求恢复执行。等到杨进聚众作乱，吕公弼却只判处刺配，如果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不过是反过来，随意发配无辜的人更多，有什么补益呢？”

甲戌日，权御史中丞邓绾上奏说：“泸州知州张宿庸俗恶劣、贪婪残暴，请求改派文臣担任知州。”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又诏令本路转运司考察张宿的情况上报。七月二十四日改派文臣。

京西提举常平司请求留下先前借给转运司的紬绢十四万缗，作为常平仓的本钱，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墨本在这一天附有郭逢原的书信，篅也，现在移到七月末。

这一天，王安石觐见皇上，说：“陛下不允许臣离去，臣不敢固执地违背圣旨，然而臣确实有病，如果再勉强支撑半年就不行了，就必须再次烦劳圣听。”皇上说：“你答应我就职很好，为什么半年后又要请求出宫？暂且不要这样。”在此之前，皇上说：“你所说的小人，我也何曾亲近他们？”王安石说：“臣私下认为对于小人无所畏惧，陛下对待臣如此，即使有小人在中间挑拨，臣不过是离开职位而已。然而我不愿意陛下亲近小人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会损害圣德，无法向四方展示罢了。”皇上说：“知道你不愿意我亲近小人，是为我考虑。”王安石又说：“陛下之所以眷眷不舍地挽留臣，是想让臣协助完成天下的事务。臣愚昧地认为完成天下的事务，在于陛下而不在于臣。想要完成天下的事务，在于通达天下的意志，如果不能通达天下的意志，就不能推动天下改变风俗，那么凭什么完成天下的事务呢？”皇上说：“我不明察，确实有所不见，每件事都必须依赖你扶持。”王安石说：“陛下极其明察，不是臣所能仰望的，然而对于事机的关键也时常有所不见。臣愚昧地认为自古圣贤的君主，也依赖股肱耳目，所以考虑没有遗漏的策略。陛下左右前后，确实缺乏人才，陛下怜悯他们愚笨没有其他过错而宽容他们的很多，但能启发陛下聪明的人大概没有。那么陛下不能不深入考察前代帝王驾驭天下的大略，自己作为借鉴。陛下喜好察究细微的事务，确实是因为聪明有余，然而恐怕不能不在大略上有所遗漏。臣愿意观看古代兴王推动天下、改变风俗是如何做的，就能看见陛下今天的得失之事，固然难以一一尽言，臣请试着说说郭逵、王韶的事。陛下认为郭逵虚妄欺骗，所以允许他辞去秦州的职务，不久郭逵暗中诬陷王韶，陛下又不醒悟而听从了他。郭逵知道陛下可以被欺骗，然后让刘希奭入朝上奏，从而游说，窥探陛下的意向，陛下又被他所迷惑，所以郭逵敢放肆地制造王韶的冤狱。现在杜纯上奏王韶讨伐奄东的事，陛下认为怎么样？”皇上说：“又不应该这样。”王安石说：“杜纯作为勘问官员，与奄东的事不相关，又擅自这样诬罔妄奏。小人敢肆无忌惮，陛下应当寻求其中的原因，这不在别人，在于陛下自己。陛下如果真的能明察奸邪而依据道义决断，那么没有人敢这样。”皇上说：“只是因为事情难以分辨清楚。”王安石说：“事情何尝不分明，只是陛下不彻底追究到底。前后小人欺骗，难道都没有形迹吗，只是因为陛下含糊而不彻底追究，如果彻底追究到底，难道有不分明的道理吗。”二十八日，王安石又辞去职位。在此之前，杜纯勘问王韶市易司的事，上奏王韶收支官钱不明，王韶回答勘问院，言辞大多抵赖骄慢，有说：“确实不曾依照各场务收支，导致有差错。王韶私人的物品却记入公使账簿，请求追查是不是王韶起意侵吞盗用？”又王韶先前上奏：“元瓘称臣还欠元瓘钱二百六十贯没有归还，如果查得是侵吞盗用，只请求以功劳赎过，宽贷臣的死罪。”其他大多类似这样，所以杜纯上奏王韶欺骗狡诈的事难以究治，请求依照王韶原来的上奏等待满三年磨勘。又因为王韶不发送王君万对质，于是涉及王韶讨杀奄东蕃部，说王韶生事邀功。王安石看到杜纯的上奏大怒，亲自制定条令，问杜纯用什么证据说明王韶在官钱上不明，让王韶详细分析？皇上说：“账目差错，王韶或许难免。起初怀疑王韶是侵吞盗用罢了，王韶也必定不至于侵吞盗用九十余贯钱。”

译王安石又说：“韶讨伐并诛杀蕃部，与纯所查办的事情起初毫无关联。纯本是枢密院的属官，长期知道枢密院厌恶韶，便观望利害，竟敢诬告上奏，其用心显而易见，现在应当另派人去推审查究。”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当时纯已经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朝廷暂命纯担任大理寺丞、检详枢密院吏房文书，但任命尚未下达。

译乙亥日，枢密院上奏说，仁宗时期曾设立武学，不久便中途废止；庆历三年五月丁亥日重新设立武学，八月戊午日又将其撤销。请求恢复武学。皇帝下诏在武成王庙设立武学，选拔通晓军事的文武官员担任教授。凡是未列入朝班的使臣以及凭父祖恩荫入仕者、平民百姓，允许由京朝官担保推荐，经过才能和弓马技艺的测试，应试武举合格者才准许入学，供给日常膳食，学习各家兵法。教授官编纂历代用兵成败的案例，以及前世忠义节操足以作为训诫的内容，进行讲解阐释。愿意演练阵型队列的，酌情拨给士兵供其练习。在学满三年，则根据学业表现出具保明文书进行考试，按等级给予恩赏，未及格者过一年再试。凡是考中三班使臣的，授予三路巡检、监押、寨主等职；无官职出身者授予经略司教押军队之职，准备差遣，三年若无过失，授予亲民官或巡检之职。如果晋升至大使臣，有大两省官员或本路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其堪任将领的，一并兼任诸卫将军，外任期满回京，归入环卫班。仍然派遣兵部郎中韩缜主管武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共同主管。赐予办学经费一万缗。新旧《唐书》纪事均记载：乙亥日，设立武学。《通略》仍记载以天章阁待制孙固主管武学。起初任命韩缜，韩缜不久出使河北，于是改任孙固。

起初，枢密院修订武举条令，规定不能回答策问者只回答兵书墨义。王安石说：“如今三路武艺入等、义勇第三等以上，都已下旨录用。陛下又想把府界保甲法推广到三路，就必须每年解送符合应试条件的人到京城录用，这样录用武力之人已经很多，又广泛开辟武举这一途径，恐怕入仕为官的人太过冗杂。况且近来因为学究只知诵读书本，反而更加愚钝不懂世事，所以废除了学究科；现在又设立武举墨义一科，其所习得的墨义又少于学究，所考的武艺又不难达到，那么以前做学究的人就会转而参加武举，如果录取这样的人做武官，对事情又有什么补益呢？先王收纳国家的勇力之士，都让他们隶属于车右，大概也是不让这类人弃置于民间，且以备抵御外侮之用。既然所取在于勇力御侮罢了，那么让他们诵读书本、回答墨义又是为了什么呢？”皇帝说：“朕也曾对枢密院说墨义不可用。”至此，再次呈上武举条制，于是全部采纳中书省所定的方案。闰七月五日应当合并此事。王安石趁机说：“四方有隐逸之才，朝廷应当留意搜罗。”皇帝说：“只是军校中很有统领胜过总管、钤辖的人，这类人只是官位大罢了，何曾有过智慧？”王安石说：“臣在外州军任职时，见每处军校必有三两人得力，现在一律按阶级升迁，再无分别。应当像选任流外官一样，在军校中荐举有才略的人，这样不仅拔擢出可任用的人才，也足以劝勉将校竞相修习本职。”皇帝说：“这样确实好。只是现在将帅兵官不过选取那些口齿伶俐及能办私事的人推荐，这就是难以推行的原因。”皇帝对王安石说：“早就想解决西夏之事，另行处置边防事务。”王安石说：“西夏之事解决了与否，不妨碍处置边防事务？自古人君兴建功业，都是在有事之时，只有有事才能兴功造业。先前西夏之事自然是陛下失于不详细考虑、成熟谋划，如果陛下详细考虑、成熟谋划，就没有可后悔的事，还有因事处置的功劳。”陈瓘议论说：臣见熙宁四年三月十七日，内降德音说：“朕德行不明，听任失当，对外劳师动众，对内耗费百姓。秦、晋之地，再次遭受困扰，使人达到这种地步，罪责在于朕身。推恩恻隐，以昭示悔过之义。”臣每次读此诏书，没有不流泪的。韩绛的边防事务，罪责在王安石，神宗推恩悔过，未曾责备王安石。王安石著书想要掩盖前罪，便在韩绛败事之前铺陈诬伪之语，然后在韩绛败事之后归咎于神宗，他所铺陈的，共有四句话，其一说臣并非怯懦而畏惧事端，认为陛下应当怀柔远方而修治中国之政；其二说岂能不把生事作为忧虑；其三说如今灾异众多，关中干旱，正是想要安静边境之时；其四说关中骚动不安，岂能再有可后悔之事。制造边防事端，本由王安石所为，何曾畏惧灾异而忧虑生事呢！四句话诬伪可谓严重了。《日录》记载韩绛的话说：“王安石忠于陛下，所以尽言。”又说：“安石所言都是对的，陛下只要听从，三四年后便见成效。”又说：“安石所陈述的不止一条，都是恰当可用的话，陛下应当省察。”等到韩绛请求离职，王安石却说：“韩绛不应当这样，这样于是就没有人赞同正论。”由此看来，韩绛与王安石可谓合谋了。神宗以昭文馆大学士超擢韩绛而位居王安石之上，是因为与王安石无嫌隙的缘故，至于允许他便宜行事节制诸路，都是王安石所同意的，然后才施行。等到韩绛败事，王安石却说：“臣自从侍奉清光以来，陛下固然未曾许以韩绛智略，一旦陛下把一方之事托付给他，那么边防事务自然应当如此。”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又说：“陛下失于不详细考虑、成熟谋划。”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又说：“陛下在一切小事上劳心，在大事上却疏忽。今日国事

译这也就像前日边疆的战事一样。」四年六月十二日。谋划考虑不周详就轻率地处理大事，这确实是王安石的罪过【二八】。回到宗庙后，却说是因为西线战事刚开始，不敢在事前极力争辩。五年正月初九。王安石议论政事，果真是不争辩的人吗？又说庆州兵变，不应当归咎于保甲法和淤田法【二九】，四年五月二十日。保甲法、淤田法尚且不可以，何况将罪责归咎于宗庙呢？

译丙子日，王安石再次请求辞去官职，神宗引用刘备将后事托付给诸葛亮的典故说道：“你的用心难道有愧于诸葛亮吗？朕对于你我的君臣情谊，难道有丝毫的怀疑吗？”二十六日，王安石已经入宫觐见。

下诏命令知雄州张利一等负责处理北界巡逻马匹的事务，要求他们依照多次下达的约束规定，以道理来约束拦阻越界行为，并发送公文进行质问，不应当轻易出动人马从而开启边境争端。在此之前，张利一等上奏说北界派遣士兵越过拒马河巡逻，打算等他们来时立即派遣官员率领军队驱逐，向他们显示强硬，他们才会顺从。王安石说：“恐怕不应当这样做。”神宗说：“他们的士兵直接渡过河，距离雄州城下只有几里，不驱逐他们是不方便的。”王安石说：“雄州也自行增派弓手越过北界巡逻，那么他们的士兵前来也不算太大的过错。如今辽国君主并没有倔强不服，只是边境官吏制造事端，正需要安静地等待他们，如果为了小事争执，恐怕会损害国家大计。即使他们的巡逻士兵到达雄州城下，必定也不敢攻打围困雄州。如果我们都不予计较，而他们却擅自进行掠夺侵犯，那么理亏就在他们，我们有什么损失呢？”神宗于是命令告诫张利一等不得妄自出兵。文彦博趁机谈到李牧紧急入城收兵保卫的事情，神宗笑着说：“只有李牧才可以这样做。像雄州的官员，刚出城就全家痛哭，又怎么能与李牧相比呢！”

下诏得知京城附近的县及辅郡百姓遭受旱灾，而官府因为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不允许百姓申诉，命令开封府界提点司、京东西转运司核查应当减免的赋税比例后上报。

废除□州邹县、邢州任县，改为镇，并入仙源县、南和县。

黄河在北京夏津决溢。这是根据本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