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四

译我私下认为，朝廷安抚四方少数民族，大概是希望中原与外族都能安定，永远没有战争的祸患罢了。如果今天安定而明天又有祸患，那就不能依赖这种暂时的安定，西蕃的形势就是这样。臣蒙受朝廷托付以边防重任，如果两三年内没有战事，我就可以保全自身而离职，这对臣的私利来说非常安逸；然而如果给西部边境留下无穷的祸患，那么臣对上辜负了国家的恩德，即使死了也有不尽的责任，臣虽然极其愚笨，也不忍心这样做。我认为为朝廷深思熟虑，邈川不能不保留，温溪心不能不救援，阿里骨不能不惩治他的罪过。所有这些举措都出于不得已，时机不可推后，机会不可丧失，大概有一次行动就能带来万世安定的情况，今天正是这样的时刻。

译臣最近又根据岷州都总领蕃兵李祥的报告得知：“结□龊派使者到赵醇忠那里说，阿里骨特意调集人马前往邈川，因为温溪心被勾引不来。”洮西安抚使王光世报告臣说：“探听到青唐的质户一千七百户，居住在邈川旧城里，却将旧城里的首领蕃部驱逐出去。”又说：“集结志家一千来人马，准备在十一月内奔袭斫斯博城。”又说：“温溪心父子及族人中有议论说，如果汉家势力强大，他们自己就会投奔汉家；如果汉家势力衰弱，恐怕父子二人就会被擒获，押往青唐城。”又说：“温溪心父子被青唐人监管着。”臣观察此时局势，阿里骨的阴谋已经紧迫，温溪心父子的心志已经危殆，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不施以救援，那么温溪心就会被阿里骨拘禁，从而吞并邈川了。臣体察访查得知，邈川有战兵万余人，他们的心都依附温溪心，温溪心向来心向汉家，他的力量并非不能抗拒阿里骨；况且阿里骨自从杀害巴洛罗遵之后，河南部族人人怀恨，心牟钦毡也怨恨阿里骨杀害董毡的妻子以及近上的首领，只是因为逼近阿里骨，形势不得不屈服。蕃僧郭厮敦及其徒众千余人，是全国上下共同敬信的人，自从阿里骨妄行杀戮，也有许多愤恨之语，曾砍开禁院门，救出斯吉温，河南隆博、乔家等部族，都被征调却不去服役。阿里骨又将各首领的亲属及董毡族人赵醇忠的姐妹都因猜忌而囚禁，人人自危，想要报复他的怨恨，已经很久了。然而看温溪心等人与各酋长，虽然内心有怨恨阿里骨之心，外有抗拒阿里骨之势，却隐忍侍奉他，即使将要被拘禁逼迫至死也不发作，大概是认为阿里骨是朝廷所立，通好和睦，放过般擦，恩泽抚恤非常深厚，估计他不会帮助自己，所以畏惧不敢如此。

臣认为阿里骨是篡夺国家的贼人，自从得志之后，肆意施行暴虐，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开始与西夏贼人合谋侵犯边境，仰赖上天诛杀挫败了贼人的锋芒，擒获了酋长，所以他才低头表示顺从。自从朝廷赦免了他的罪过，他还集结兵马，为满裕克造声势，诛杀巴洛罗遵，谋害温溪心。今年夏秋，各蕃部远近丰收，唯独青唐久雨冰雹，大水漂没，人们无法生活，这是国人共同愤恨的，是天意所不容的，他的罪过太大了。现在如果朝廷还致力于宽容，让这贼酋阴谋得逞，先吞并温溪心，那么其他部族畏惧威势而顺服，必定与西夏贼人结盟，再次成为边境祸患。一旦被西夏贼人所图谋，那么臣先前所说的中原大患，不久就会产生了！不可不深深忧虑，不可不早做打算。

臣现在已经派遣闲杂人员告知温溪心，如果阿里骨再派人马来邈川时，迅速来告急，臣想请求酌情调发蕃、汉兵马，以助温溪心造声势。温溪心知道朝廷作为援军，才敢出兵抗拒阿里骨，并且让温溪心联络各酋长，以及派遣河南各部族相应起事，送赵醇忠过界，趁着人心所向，先声传谕，以阿里骨应当获罪，赵醇忠应当立为继承人为理由。这样虽然军队没有交战，但贼酋的首级可以致于麾下，宣扬朝廷的威德，立赵醇忠以继承董毡的后嗣，恩宠安抚部族，赏赐任命首领，不改变旧制，那么邈川自然保全，青唐自然安定，不出一个月，大事就平定了。赵醇忠既然继承其国，上感朝廷恩德，世世代代忠诚顺从，作为汉家的西藩，控制西夏人的腹背，制其死命，使他们不敢侵犯边境，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以显示大义，四方夷狄听说后，没有不心悦诚服的，难道只是消除西边的祸患吗？一举而获得万世的利益。如此经制，那么依据得到朝廷旨意，不敢有失事机，却导致边境祸患，伏乞朝廷迅速赐下指挥。育又说：（此奏称正月中，当是五年正月，今并前奏附六月末。六月二十八日，吕大防罢熙河帅，除户部侍郎。）

臣私下认为，抵御戎狄的要领，防患在于无形，制胜在于未然。祸患到来后才图谋安定，没有不危险的；军队交战后才寻求胜利，没有不败的。臣观察本路有无形之患，其端倪已经具备，其忧患非常大。臣蒙受朝廷赋予方面重任，如果只顾保全自身，模棱两可不言，使祸患形成，上给朝廷带来忧虑，下给一方带来危害，那么臣辜负明恩，不忠的罪过就大了。所以臣敢极力陈述其说。

臣伏见近日朝廷诏令本路与西夏人划分疆界，依照绥德先例，非所赐城寨外，以二十里为边界；通远军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堡，朝廷指挥沿边相照取直，西夏人坚持在各城堡外取二十里。兰州质孤、胜如堡，日前朝廷令常作守据之计，本路按视应在二堡外立界，西夏人指称不是旧堡寨，要求从龛谷寨丈量。这两件事，如果朝廷听从西夏人的请求，那么对本路边面形势有无穷之大害；如果不听从，西夏人必定起兵争夺占领，有害于今日的和议，而西夏军队没有可平息的时候，臣请陈述其原因。大概定西北与西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处，贼境在东。如果都取二十里，那么今日所放弃的边面，多的已达三二十里，所迁徙的弓箭手已达数千百户，失去肥沃之地数千亩；又定西孤绝，

译贼兵可以从中间切断他们的归路，那种形势绝对无法坚守，那么通远军边境被压缩的范围就不止数十里，而贼兵每次出动都能到达通远。通远遭受敌军攻击，那么熙河一路就有咽喉被扼制、交通断绝的祸患了。兰州向来依赖质孤、胜如川五十多顷土地，都是肥沃的上等田地，有水泉可以灌溉，每亩收成好几斛，大概可以安置三千名弓箭手。过去堡垒营寨尚未建立，人们不敢前去耕种，却以各种名目占据土地不肯离开的已经有一千多人了。如果以龛谷二十里为界，那么两座堡垒的土地都不能耕种，兰州舍弃这些土地后，北面靠着黄河，南面夹着高山，东西方向的疆域没有剩余，其耕种的土地既然不足以养活自己，那么州里的粮食日益昂贵，费用日益增加；更何况贼兵一旦出动，立刻就能到达州城的西郊，增加兵力严密防备，没有停歇的时候，难道不危险吗！这就是所说的顺从西夏人的请求，对本路边境有无穷大祸患的原因。

译臣访闻定西一带，川原广阔，昔日喀木所居的西市，夏人在那里设置粮仓以积存谷物，质孤、胜如川等地被夏人伪称为“御庄”。自从归属本路以来，当地土著百姓都逃往天都山及会州境内，那里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他们无日不怀念故土。又听说夏人曾指使这些地方的人自己谋划争夺之计。去年正月，西界派来划分边界的首领与边臣议论不合而离去，如今他们再次到来，探知夏人集结数万军队，驻扎在边境上，时常派出游骑，说出傲慢不逊的话语，揣度他们的意图，大概是必定要争夺到底才肯罢休。即使因此动用武力，断绝和议，他们也全然不顾。这就是所谓如果不顺从他们的请求，将会看到兵争不止，没有可以停息的时候。以臣的计策来看，不给他们土地，虽然用兵迅速但祸患较小，因为我们的边境有易于防守的地形；给他们土地，虽然用兵迟缓但祸患巨大，因为我们的边境有难以安定的局势。

然而这两件事都是已经显露的祸患，还有比这更大的未显露的祸患，不可不忧虑，臣请说完。臣私下听说青唐的阿里骨，昔日凭借篡夺国位，朝廷既然已经给予封爵，他曾与夏贼同谋侵犯边境，幸赖朝廷威严决断，边将出兵，生擒鬼章，切断河桥以挫败其锋芒，于是奸谋得寝，纳质表示顺从，平息了数年的边患。现在听说阿里骨常怀疑下属有怨恨仇杀的阴谋，每日图谋诛杀，更换首领，并且与夏贼结盟非常欢洽，派人前往夏国，告知他与汉人议和，激怒夏人用兵的意图。大概夷狄气质同类，他们的嗜欲既然相同，势必互相勾结；而且阿里骨在前篡位，梁乙逋在后篡位，昔日彼此观望而成就其阴谋，今日同心协力而助长其恶行，这是理所当然的。臣担心两贼缔结交好，夏贼在通远、金城郊外出兵，本路严兵抵御，两贼又在河、岷郊外出兵，那么本路分兵抵御而力量不足，朝廷将要不断增加兵力加强防备，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商人不能在途中安居，农夫不能在田野安居，那么所仰赖的粮食不知多少才能满足。五州境内，边境长达二千余里，两贼占据我们的腹背，年年不可放松防备，一天不可减少兵力，防备东边则西边出击，防备南边则北边出击，左提右挈，四面受敌，早晚互相救援尚且来不及，一旦交战，那么五州的局势，岌岌可危都有动摇的忧患，万一战败溃乱而无法支撑，能不忧虑吗！这就是臣所说的无形的大患，可为朝廷担忧的。

以臣愚昧的计策，想要防备这未显露的祸患，必须制定在事未发生前制胜的方法，臣希望朝廷垂听不要忽视。臣昨日屡次曾经筹划青唐、邈川的利害，朝廷未予批准。近来阿里骨再次召见温溪心，更加怀疑恐惧，邈川人心也不安定；又杀害珪罗族四人，囚禁其酋首，以及勾隆博、乔家族的首领；迁徙杓鲁新族，其人不顺从，于是拘捕首领，导致五百多户逃入河州边界，约栏尚未离去。自从朝廷任命结□龊为镇州刺史，勾留在青唐，拘留不让他回去，又勾留界边斯博格，也留在青唐，其国人产生二心，酋长忧虑恐惧，比以前更加严重。近来又探知阿里骨病重，有人说已经死了，隐瞒哀讯不发，想要重蹈昔日篡夺董毡的覆辙。这逆酋的暴虐，与人心的怨恨背叛，显而易见。臣观察夏贼对于邈川，地近而形势便利，青唐情通而利害相同，那两地的动静，夏人本来就很熟悉，只是因为梁乙逋刚开始篡位以及疆界议定未决，所以迟迟没有发动罢了。如果他们的志向得逞阴谋实行，移兵攻取邈川，兼并青唐就像摇落枯木一样容易，其为西边大患，臣前日已经详细上奏朝廷了。即使他们未能做到，两贼正且合谋为患，如臣今日所陈述，其势必然如此。

臣又听说古人善于谋划的人，能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现在本路想要与夏人商议地界，正处在贼兵锋芒之下，而争辩口舌之胜，臣未见其可行。不如暂缓那些应当争夺的，而在敌人未发动时先做打算，先制定计策，讨伐夏贼的阴谋而断绝其交好，趁着青唐的变故而定其国，采用臣前策，接纳赵醇忠，继承董毡之后。赵醇忠既已立位，忠诚顺从拥戴汉人，趁机安抚各酋长，全都归向内地，那么两贼的交好就断绝了。董毡既已死，人心都信服，暴虐混乱既已清除，国内全部安定，那么青唐的变故就平定了。夏贼失去青唐的援助，就有腹背受敌的忧患；本路得到邈川的归附，就有形势上的利益。他们所依仗的又回到我们手中，我们所担忧的又转移到他们身上，这样，那么小小的夏贼，将在巢穴中苟延残喘，而不敢窥探我们的边境，通远、金城的疆界，赐给他们就是朝廷的恩德，不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争夺。我们的军队不用就可以制伏夏贼的猖獗，平定西贼的祸乱，威行万里，义服四夷，即使是唐、虞、三代的驾驭戎狄，也不过如此了。将看到本路的百姓，有卧鼓息烽的安宁，致力于耕种而成就安乐的风俗，还有什么边境的忧患呢？这就是所谓在事未发生前制胜的方法。

臣伏思朝廷的大计，务必想要安边息民，不使用兵革。臣为此谋划，起初只是保护赵醇忠，借给他兵力，凭借他的人心，助长他的声势，过了这一步，就不再烦劳用兵。关于派遣赵醇忠镇抚部族合措置的事件，如果蒙朝廷赐可，乞求另外详细条析上奏。臣虽然陈述这些利害

译或许担心还有未尽事宜，朝廷如果加以追问，反而导致反复交涉，现已依照最近下达的诏旨，选派本司负责公事的种朴乘坐驿马赶赴京城，前往三省、枢密院禀报商议完毕。恳请朝廷查阅臣多次呈递的奏状以及本次奏事的内容，早日赐予处置的指令。（结□龊被授予镇州刺史，是在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苏辙在十二月十四日弹劾上官均的记载可供考证。）

译这个月，命令保安军发公文给宥州：熙河地区的地界照旧，已经上报枢密院等待指示。（《政目》六月末事。）

西夏人侵犯质孤、胜如两座堡垒。（《政目》六月末事。七月十二日，命令发公文给宥州。）

御史中丞苏辙上言：

臣私下观察到西夏轻浮狡诈，屡次背叛，造成的祸患难以预测，昨天与延安商议地界，拖延不决，（西夏使者）舍弃（谈判）返回本国，招抚他们也不肯来。边境人士议论，起初认为地界从此不能再商议，而坤成节贺使也应当不会来了。现在上天诱导其内心，使者已经到达边境，而地界又像以前那样重新商议。正当他们还没有立刻宣告断绝关系，招抚怀柔的策略还可以再次施行，这实在是中原国家的利益。然而臣担心朝廷疏忽而不考虑，不在今天彻底追究缘由，堵塞其争端缝隙，一定要等到边境祸患已经兴起后才去谋划，那就来不及了。

臣听说熙河近日新建质孤、胜如两座堡垒，侵夺西夏人的御庄良田，又在兰州以北过河二十里处，商议修筑堡寨，以扩大侦察哨所。西夏人因此产生猜忌二心，不接受约束，他们怨恨痛恨边境官吏，不信任朝廷，不言自明了。只是因为每年赏赐丰厚，互市条件优厚，所以勉强遵守臣属礼节，其实并不是感激我们的恩德。如果不让他们稍微得到一些便利，难道肯安分守己不犯边吗？为什么呢？中原国家既然失去了最大的信用，就不能再责备夷狄了。臣私下认为朝廷对待西夏，抛弃金银布帛，割让疆土，毫无吝惜，已经多年了。而熙河主帅及其将领官吏，不体谅朝廷的心意，贪图尺寸之利，妄想获取功赏，危害国家大事，非常可恨。前几年熙河修筑西关城，声称接下来要修筑龛谷，鬼章疑惧，于是发动大军攻扰，一路遭受创伤，至今没有恢复。现在既然修筑了质孤、胜如，其势头必然波及龛谷，西夏人惊疑，正与鬼章的事情相同。由此说来，理亏在熙河，不是西夏人的罪过。兰州成为祸患，由来已久了。从前先帝分派各位将领进入西夏境内，李宪应当夺取灵武，畏惧胆怯不敢深入，于是用这个州来搪塞责任。从此以来，修筑城池聚集军队，完善器械积蓄粮食，耗费天下财力，动辄以千万计，成为筹划者长久以来的忧患。好事的臣子，因此探求遗留的利益，认为现在城池本是汉代屯田的旧地，土地极其肥沃，水可以灌溉，不担心没有粮食，担心的是不耕种，不担心不耕种，担心的是没有堡寨屏障，凡是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以及过河修筑城池，都是为了作为堡寨屏障。历来熙河派遣士兵侵耕此地，都被西夏人所杀，何况修筑堡寨，招致敌寇无疑？而朝廷安然不以为怪，坐视边境争端开启，非常可惜。兰州不耕种，确实算是遗留的利益了，如果让西夏人背叛，那么它造成的祸患，比起不耕种兰州，何止百倍？所以臣认为朝廷应当权衡利害的轻重，有所取舍。况且兰州从前自从边境祸患稍息，物价逐渐平稳，与用兵之时相比，节省何止三分之一？如果能够忍受这种劳费，用岁月磨砺，慢慢观察空隙，等到西夏人微弱，决不敢争夺，才商议修筑，这样施行，似乎算是得当的策略，臣不知道边境臣子为什么如此匆忙呢？

从前唐明皇想要夺取吐蕃的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是名将，认为驻扎军队攻打坚固城池，耗费士兵数万，然后才能图谋，恐怕所得抵不上所失，请求训练兵马，等待时机夺取。皇帝心中不悦，王忠嗣因此获罪。后来，皇帝派哥舒翰攻下它，虽然开辟屯田，获得军需物资，不是没有益处，而士兵死亡几乎殆尽，都如王忠嗣所说，唐史将其作为深刻警戒，这就是今天的借鉴。如果朝廷不采纳臣的话，臣料想西夏人久后必定再次背叛，用兵之后，不免招抚他们，其劳费，一定比今天严重。敌人强横就畏惧他们，敌人柔顺就欺凌他们，恐怕不符合大国的体统。希望陛下留心省察。贴黄称：“臣听说朝廷打算派遣孙路以点检弓箭手为名，借机商议熙河地界。臣观察孙路过去在熙河，跟随李宪等人制造边境事端，由此蒙受朝廷提拔任用。深怕孙路习惯于前事，不把西夏人顺逆利害放在心上，而妄图兰州小利，从而失去国家大计。恳请明确赐予告诫，如果因地界产生事端，导致西夏人失和，劳民伤财，罪在不赦。”（八月二日，穆衍代替孙路处置熙河、兰州弓箭手田土，不知道孙路什么时候前往，一定在六月间，或许因为苏辙的话于是没有派遣孙路。然而根据范育的奏章，孙路也去了熙河，只是没有得到具体时间。）

苏辙又上言：

臣最近因为熙河主帅范育与其将领种谊、种朴等妄兴边境事端，向东侵扰西夏，向西挑衅青唐，两难并起，争端原因莫测，请求予以责罚降职，至今没有蒙受施行，臣已经另外详细论奏。臣私下思考，熙河边境争端本来由种谊、种朴狂妄，侥幸获取功赏，现在范育虽然已经离任，（六月二十八日，知熙州范育改任户部侍郎，叶康直任知熙州。）而种谊、种朴还在，新任主帅叶康直又是才能平庸低下的人，以臣推测，他必定不免观望朝廷，被种谊、种朴所驱使。如果不一起行文降职，那么熙河的祸患，突然之间不可预知，加上朝廷议论也自相矛盾，臣请求详细陈述本末，希望陛下明察。

从前先帝开始开辟

译熙河地区，本来没有兰州，起初并不构成祸患。等到李宪违抗命令，创建修筑这座城池，便声称如果没有兰州，熙河就绝对无法防守。自从夺取兰州，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如今想要修筑质孤、胜如两寨，以侵占西夏的良田，于是又声称如果没有质孤、胜如，兰州也无法防守，辗转制造事端，这类说法都是虚妄之言。大概是因为边防没有战事，将吏安逸清闲，如果不凭空捏造事端，就无法谋求爵位赏赐，这是边疆官吏的常态，也是自古以来的通病。现在如果试着加以追问，道理自然就会穷尽。为什么呢？两座寨子的面积有多宽窄？所驻扎的兵马有多少？西夏人如果用重兵突袭，其形势必然难以保全；既然攻克了这两座城，乘胜攻击兰州，那么兰州孤立危险，与昔日有什么不同？如今朝廷不追究实际情况，却轻易采纳他们的言论，从而损害了国家的重大信义，西夏如果因此不顺从，表面上修好朝贡，以获取赏赐的利益，实际上却犯下过错，以获取掠夺的战功，臣恐怕两座寨子所获得的地利，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这就是我所说的质孤、胜如绝对不可以筑城的原因，正是出于这个缘故。

译从前先帝安抚驾驭西蕃时，董毡年老而没有儿子，赵醇忠是他的族孙。先帝常常派遣苗履多携带金帛，率领赵醇忠去拜见董毡，当时圣上的心意大概有所图谋。事情既然没有成功，而董毡又生病，于是被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来是董毡的家奴，先扰乱他的家，接着夺取他的国家，董毡的臣子如鬼章、温溪心等人，都有不服的志向，这确实是当时的机会。那时，朝廷如果顺应时机投隙而入，派遣将领出兵，拥立接纳赵醇忠，那么不世之功或许可以建立，而当时的大臣不知道出此计策，竟然用旄钺宠信安抚篡夺之臣，使得他凭借中原爵位命令的重望，来役使隶属蕃部，臣主的关系，从此而坚固。然而从此以来，阿里骨也对外修习臣子的礼节，没有显露背叛的迹象，而王韶等人想要在这个时候再次实行以前的计策，大概已经疏漏了。从前曹操攻克张鲁后，刘晔对曹操说：“您既然攻取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到蜀地时日尚浅，蜀人还没有依托，如果趁他们倾覆而压制他们，蜀地可以传檄而定。如果稍微迟缓，蜀人已经安定，占据险要防守要害，就不可侵犯了。”曹操没有听从。过了七天，听说蜀中震动，曹操拿此事问刘晔，刘晔说：“现在已经稍微安定，不可以攻击了。”机会一旦失去，七天之间就不可为，现在却在数年之后追行以前的计策，也足以看出他们不明事理时机，而不通晓军事形势了。听说种谔从前在先朝时，因为轻率脱略、欺诈荒诞，多败少成，常常被先帝轻视。现在种谊、种朴为人，与种谔没有不同。种谊在近年，偶然凭借精锐部队偷袭抓获鬼章，因此自负，而西蕃因无防备受到惩戒，长久以来作堤防，也没有可以乘虚而入的形势。况且王韶自从到任以来，屡次陈述此计，距离蕃界近在咫尺，谁不知道？臣认为军队果然出境，必有不可预知的忧患了。又听说近日擅自招纳青唐蕃部数以千计，接纳他们则本来没有朝廷旨意，没有安置居住的地方；拒绝他们则对他们来说是背叛，必然遭受屠戮的痛苦。根据这些专擅行为，罪名不轻，臣不明白朝廷曲意加以保护，其用意何在？如果不并行责罚降职，臣担心朝廷的忧患，没有尽头。假使阿里骨因此怨恨背叛，勾结夏人，同病相怜，更出盗边，军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互相观望不敢承担责任，而让圣君、圣母在帷幄之中忧劳，即使吃主议者的肉，又有什么益处呢！臣所说的阿里骨决不可取，就是这个缘故。

所有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国家安危、边民性命，祸机发动，间隔不过转身之间，所以臣希望陛下早发英明决断，罢黜这三个人，对外使异域知道这狂妄的计谋本非圣意，容易招抚怀柔，对内使边臣知道赏罚尚存，不敢妄作，这是当今所宜迅速实行的。然而臣还认为熙河遭受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想要招纳，令其平定安帖，不得良帅，不容易安定。臣观察叶康直为人，深恐不足以倚仗。为什么呢？叶康直先前因为权贵推荐，节制秦凤路，边面极窄，号称无事，而叶康直在前年冬天无故扩建甘谷城，致使夏国大军压境。兵役已经集结，叶康直恐惧不敢动工，妄称地冻请求朝廷，役事既然没有完成，敌兵才离去。既然没有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熙河动摇之时，臣担心陛下西顾之忧，不可消除。必须调任其他路，再任命熟悉事务的老将统领熙河，仍然特别赐予戒敕，使其知道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的意思。这样，那么边患或许可以稍息。贴黄称：“叶康直近年差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谏議大夫鲜于侁都说：叶康直昨天因为兵事兴起，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又令儿子挖掘窖藏斛斗货卖；又建言想要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乘人夫，被知永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故，先帝想要深置于法。叶康直多次侍奉李宪，李宪营救得免。考察他为人如此，现在熙河正反侧未安，而托付给此人，中外知道不可。种朴昔日因为永乐覆师之后，父亲种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勋伪造种谔奏章，妄自保明劳效，仍然邀取诸将贿赂，并奏其功。先帝察觉其奸诈，想要加极典，后来释放，并特降官落职停替，种谔因此忧恚，发病至死。狂妄如次，如果不加贬责，臣担心熙河终未宁靖。”

翰林学士范百禄言：“臣私下听说熙河边帅有请求，想要让赵醇忠遥领青唐节度，以代替阿里骨，如果他抗拒，就进兵入讨而擒获他，以威慑夏国。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从临御以来，日务安边息民，以惠及天下，常程法式之事，尚须谨慎循理而行，至于控御四夷八蛮，未曾轻易举动，岂能听从此狂谋，以开启边衅，自贻后悔？阿里骨曾经被诏书恩数，酋长一国。羌戎荒忽，叛服去来，本是常事，所以自古帝王知道他们如此，都不以臣属待之，而以禽兽畜养，使不成为中国叛臣。现在如果说阿里骨本无向化之心，其下族属大多怨叛，如果其丑类自

译西夏人互相残杀，一起来请求哀怜，我们还应当顺从他们来安抚，以显示中原王朝的恩德与信义，这才是天子守在四夷的道理，哪里是说派人刺探，得知他们的党羽离心离德，就可以挑选安插得力的蕃官，让他们取而代之呢？这个计策如果真的实行，那个阿里骨怎肯听从而接受替代呢？他必定会抗拒，那么我们就要出兵，他既然知道我们要出兵，难道不会事先集结兵力犯边，来侵犯我们的边境吗？议论的人如果拿这与近来擒获鬼章的容易相比，恐怕也是考虑得不周全。我私下听说，过去朝廷允许便宜行事，进兵指挥到达那里不久，就能密谋行动，偷袭鬼章，出其不意，因此得以擒获。我私下推测，从此以后，那些地方的酋长即使非常愚昧，怎敢不因为鬼章的缘故，各自警戒？怎肯再像从前那样，让我们的边吏出其不意而活捉他们呢？事情不是万全之策，怎么可以轻举妄动？我私下认为，朝廷都是德高望重的儒者和宏大的谋略家，必定不会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万一不加以选择，尝试这样做，我恐怕边臣的功劳未必能指望丝毫，只是开启西夏国唇齿相依的疑叛之隙，狼子野心不服之心，为国家制造事端，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愚昧不自量力，敢于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言，宁愿冒着僭越狂妄的罪过，如果知道而不说，我实在感到耻辱。冒犯圣听，惶恐万死。请求将此奏章放在宫中，以参考众人的意见，特别由圣上决断，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贴黄：「我私下听说，近来各路奏报，探得西夏国主母都被杀害，以至于朝廷相信了，后来下达命令让其他路详细审查证明，以及用从永乐回归的生口对照验证，原来没有这件事。大概历来报探的人多虚少实，只是贪图贿赂利益，最终没有罪责，怎么可以轻信？现在探得阿里骨丑类怨恨叛乱，怎么辨别其真假？而希望一旦仓促之间内应，全部为我所用，谁能保证其必然呢？如果万一指挥下达后，阿里骨未能被擒获，那么赵醇忠遥领的命令如何了结？自古以来，有这样的处置，传到四方夷狄就会招致一时的侮辱，记载在史册中就会留下长久的笑柄。国家设置主帅，所寄托的责任不轻，敢请求圣上裁断，再次赐予详细斟酌。汉武帝时，匈奴来请求和亲，上下议论，韩安国说：『和亲有利。』王恢说：『不如不许，出兵攻打他们。』于是王恢首先策划马邑之谋，听从王恢用兵，敌人发觉逃跑，没有功效，于是诛杀王恢以谢天下。此后兵祸连绵，余三十年，汉武帝后悔，最终下达哀痛的诏书，也来不及了，大概议论用兵的不谨慎就是这样的！」（百禄的奏疏不得其时，因为苏辙说范育谋纳赵醇忠，附见于其后，更须考详。）

译御史中丞苏辙上言：“臣本月二十四日当面奏报，司马康久病，谏官职位空缺，请求尽早赐准选择任命。不久奉到圣旨，只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臣退朝后思考，认为识人之难，没有比已验证过的经验更可靠的了。私下看到前任左司谏吕陶、右司谏安诗过去担任言官时，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虽然各自曾被罢免，但都不是因为有过错罪恶。同时被斥退又复用的台谏官员，到现在已经普遍复职了，只有吕陶因为弹劾韩维不公，韩氏党羽强盛，被众人所嫉恨；安诗因为弹劾王谠进用不当，王谠与权势之家联姻，没有机会再进用。以公议衡量，都为他们感到不平，如果蒙受圣恩让他们恢复旧职，使他们能够尽心图报，一定会有可观的表现。如今台谏职位都空缺，臣虽然充任执法之职，但才能短浅且无助，深恐言官职责荒废松弛，对圣明的朝廷毫无补益，谨采集众人的议论，冒昧进献，请求陛下更加考察，特别赐准录用，不胜荣幸！”（元祐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安诗论奏王谠；十月四日，安诗任直集贤院兼侍讲。五年六月四日，任命司马康为左司谏。）

苏辙又上言：

臣私下看到祖宗旧制，黄河上的夫役，只有差遣之法，原本没有雇佣之法。起初从曹村工程开始，夫役劳力极重，远及京东、京西、淮南等路，道路既远，不可能让百姓一一亲自前往，所以允许百姓纳钱来充当雇佣费用。这是出于非常情况，并非长久之法。如今自从元祐三年，朝廷开始将差夫旧制改为雇夫新条，因为曹村非常情况的先例，把它作为各路永久之法，这已经失当了，而都水使者安持等人，借朝廷旨意，造成弊政，规定五百里以上、不满七百里的，每夫每日纳钱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的，每夫每日纳钱三百文省；团头加倍，甲头、火长之类增加三分之一；仍限定一个月，超过期限加倍缴纳。这一年京东一路差夫一万六千余人，折合钱二十五万六千余贯，由此民间现钱，几乎耗尽，差人搬运，连年不绝，推及其他各路，就可以知道了。最近因为京东转运使范锷任期届满返回，论奏其不便，安持等人方才改变法令，罢免团头、火长加倍缴纳夫钱。工部知道罚钱的苦处，又请求将期限立至六月以前，虽然苛刻虐待比旧法稍减，但访查公议，终究不便。为什么呢？朝廷本意是想体恤民力，所以允许出钱雇夫，如果出的钱足以充当雇佣费用，那么朝廷还要求什么呢？如今河上雇夫，每日花费二百文而已，（过去京城雇夫，每人每日支给一百二十文省，那么河上支给二百文，已经过于优厚了。）即使想稍微增加数目，作为移用、陪补等费用，也不应当过度搜刮，以伤害民财。所以众议都认为七百里以下与七百里以上的人户，如果是差夫，那么一人出一人的力罢了。如今却利用远近不同，有费用多寡的区别，于是让远者多出五十文，作为盈余，这难道是朝廷体恤百姓的本意吗？况且一夫出二百五十文，也已经过多。以臣愚见，如果在每夫每日支出二百文之外，量出三十文，以备杂费，那么根据上述京东所差夫数，只约合出一十一万贯省，比原监所定的数额，只有五分之二。

过去王安石实行免役法，只因为多取盈余，导致民间空虚匮乏，怨恨并作。两位圣上临朝，为此改变法令，如今创伤尚未恢复。安持本是王安石党羽，昔日主持市易法，多出官本，散给无根基的人，虚报利息钱，以谋求破格赏赐。虽然略微追夺，但不久又复任使用，大概向来习行聚敛之政，至今不改，所以雇夫之法，名义上是爱民，实际上暗中剥削百姓。臣请求圣慈特别下达指令，民间出雇夫钱，不论远近，一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以便容易筹备，不至于艰苦。

况且臣听说向来各路按人口摊派钱款，百姓如同遭遇兵火，如果用在河防上，没有枉费，在情理上还可以接受；如今从良民家中取钱，却交给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花费一称十，出入不可再知，百姓有什么过错而要这样呢？况且如今河埽稍桩之类，缴纳时数目不足，以及私自盗窃，比其他官府财物，最不齐整；等到发觉短缺，或者托辞火灾，或者推诿河决，虽然有官府，无法稽查考核。如今将免夫钱交给他们，情况也类似这样。况且访闻河上人夫，自己也难以得到，名义上是和雇，实际上多强制摊派。臣现在仍请求令河北转运、提刑司共同相度，如何处置关防所支雇夫钱，以避免欺盗之弊；也请求体量所雇人夫有无强制摊派，具结罪保明上奏，然后朝廷裁酌，从长施行。附注：“今年修河夫人数不少，且以远近各半估算，仍据现行法令，远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那么其钱数也一定很多。如果蒙受圣恩便令裁减，那么民间受赐不少，请求指令速赐施行。（范锷除名金外，在七月二日，现在因此奏附在六月末，更须考详。）

苏辙又上言：

臣先前在门下、中书后省详定吏额文书，已经具奏进呈，后来都省吏额

译各房分别加以修改、审定并施行。其中有两件事最为不便，人心不满，因此六部、寺、监的官吏，前后向御史台申诉的人不止一个，本台也曾为此提出申请，却始终没有看到果断地批复执行。臣既然着手处理这些事务，如今又亲眼目睹这些申诉，按理难以保持沉默，谨将条例陈述如下：

译一、自从实行官制以来，六曹、寺、监的吏员名额，屡次增加，人员超过事务所需，确实是严重的弊端。臣既已详细审定，便依照先前下达的指令，选取各衙门已执行的两个月的事务，分为七等，根据事务的多少，来确定人数。然而当时各衙门的吏员仅有三千人，都害怕被裁减淘汰，不肯如实申报。臣于是禀告三省执政，说此事涉及众多人员，既然大家心存疑虑恐惧，文书必定难以索取，即使凭借朝廷威势，逼迫他们全部申报，等到吏员被裁减时，必然导致纷争，于体制不便，不如暂且依据事实，确立定额，将来吏员年满转出，或因病死亡，不再补填，达到定额为止。如此施行，不过十年，自然就会消减殆尽。虽然看似稍显迟缓，但现有的吏员知道并非自身遭受祸患，必定安心，极为稳妥便利。当时执政官员都答应，于是于元佑二年十一月内，具状申报尚书省，大意说：“现在参定吏额，本意是想根据事务确立名额，根据能力制定俸禄，只务求人人效实，事务相称，并非随意要裁减人员名额及减少俸禄。纵然人员名额确实有可裁减的，也等到日后出现空缺不再补填，并非在法令施行之日就立即减罢。如果不是朝廷特别下达指令，晓谕本意，终究恐怕人心不相信，导致申报不实，虚陷罪名。”随即遵奉当月九日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依所申。”臣等于是广泛张贴榜文晓示各衙门，从此数月之间，文书齐备，才得以裁减成书，却被吏额房违背废弃上述圣旨指令，将所减人数立即裁拨，失去这一信用，人心汹汹。又因此任永寿等人得以施展私意，下级吏员厌恶被上级名目压制者，就被拨入上级名目到其他衙门；（侍郎左司为下级名目。乐毅在吏额房，所以将上级名目孔仲卿等人拨入考功之类就是如此。）清闲衙门想调入重要部门者，就从寺、监拨入省曹。（从大理寺拨任永寿亲属任中立等十人入考功之类就是如此【一六】。任永寿因收受任中立赃物被判配流，六年五月十八日可考。）任意纷乱，弊端侥幸百出，由此旧人多被排斥，以至于失去安身之所。凡所诉说，前状已详细陈述。下则众口怨谤，感伤和气，上则朝廷失去这一大信用，今后虽有号令，谁还听从？臣现在请求只依前件圣旨，将所减人员名额，直接等到日后出现空缺不再补填，现有人员，暂且依旧安存。况且尚书左选拨到兵部的手分，最近已遵奉都省指令，发遣回原来去处。伏乞检会此例，一体施行。

一、六曹、寺、监的吏员多属于官制以前各衙门的名额，其俸禄多少，以及迁转出职的迟速高下各不相同。等到官制后来，分隶各衙门，一衙门之中，兼有旧日各衙门的吏员。臣详细审定时，与众官员商量，认为如果将旧日各衙门的吏员约入今日各衙门的名额，则其俸禄、选任、出职，参差不齐，理难均一。大概是将各衙门几种体例，合并为一法，其势不是偏薄就是偏厚，不是偏低就是偏高，如果不损害官府，必定损害私利。损害官府则沉默不言，损害私利则不免争诉，都不便利。况且现在旧衙门吏员都暂且依照新额领取俸禄，允许从多给予，迁补、出职，都依照旧衙门，并有现行条贯，如果暂且依照此法，可以不劳而定。等到吏额房创意更改，务求一律从新，以显劳效，于是除去现有理旧衙门迁转已补最上一等名目，现有理年选更无迁转职名之人，就听任依照旧条出职，如果就迁试补填空缺者，令等候新法施行，所有旧衙门迁补出职指令，更不行用。私下认为旧各衙门吏员根源各别，立法不同，不可混为一法。新法虽然精巧，只限于一法而已，用来对待新法吏员则可以【一七】，用来对待旧法吏员则不幸者必定众多，求其无讼，不可能了。现在刑部田受贤等经台理诉，势必难以抑制，请求只依后省所用旧条，庶几便可止绝。

臣听说孔子论述为政的根本，想要去掉军队、去掉粮食而保存信用，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现在初议吏额，众吏疑惧，陛下与二三大臣既然令臣等明出榜示，告知将来虽有所减，直接等到出现空缺不再补填，圣旨明白，人们认为可信，竞相拿出所掌文案，交给有司，臣等赖之以立条例。曾经未过一年，文书入他衙门，凡有所减，就立即裁拨，弃置大信用，略无顾惜，这正是先圣所禁止的。兼先件二事，如后省所定，都人情所便利，极为易行；如吏额房所定，都人情所不便利，极为难守。现在弃易即难，以招词诉，又是政事的大失误。伏乞圣慈速命有司改从容易的，以安众吏之志。（辙疏不得其时，斟酌附六月未，更须考详。）开始，中书、门下后省遵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员名额，主管者苟且取悦众吏，比旧额几乎数倍，朝廷担忧此事，命令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有吏员白中孚者，告诉中书舍人苏辙说：“吏额

译不难确定。中孚过去曾参与此事，知道弊端所在。」苏辙说：「弊端在哪里？」中孚说：「过去流内铨，是侍郎主持的左选，事务中最繁杂的莫过于此。过去铨选官吏只有十多人，而现在左选的官吏多达几十人，事务没有比过去增加，而使用的官吏人数却成倍增长，这是因为过去没有严酷的刑法和优厚的俸禄，官吏通同贿赂，就不希望人多，以分夺他们的收入，所以竭尽全力办事，劳苦而不推辞；现在实行严酷的刑法，给予优厚的俸禄，贿赂比过去减少，就不忌讳人多，而庆幸于事务减少，这是官吏名额多少的大致情况。旧法规定：每天产生的事务按难易分为七等，重的达到一分，轻的达到一厘以下，积累若干分作为一个人的工作量。现在试着抽取各官署两个月的业务，确定其分数，如果与过去相比没有增加，那么官吏名额多少的限制就无法逃避了。」苏辙认为中孚的话是对的，立即与同僚商议说：「这是众官吏切身利益所系，如果以分数来确定人数，必定会大大受损，将导致大量的怨恨申诉，即使朝廷也将无法维持。」于是详细地向执政大臣禀报，请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名额，等到官吏任期届满调出，或因事故死亡的不补充，达到名额为止，这样不过十年，自然就会消减殆尽。虽然稍微显得迟缓，但现有的官吏知道这不是自身的祸患，就会各自安心，事情才方便办理。执政大臣认为正确，于是上报尚书省，请求调取各官署两个月的业务记录【一八】。而官吏不知道朝廷的意图，都疑虑恐惧不肯提供，于是再次上报请求张贴告示给各官署，让他们明确知道所定的官吏名额，等待日后出现空缺不补充，而不是法令实行之日就立即减损。当时是元佑二年十一月。几个月后，各官署提供的文书都齐全了，于是裁减整理成册，上报三省。左仆射吕大防得到文书非常高兴，想这件事一定要由自己提出，打算另外加以详细审定，而三省的官吏都不能理解，没有可以委托的人。任永寿本来不是三省的官吏，为人精明强悍而狡猾，曾经参与元丰年间的吏额事务【一九】，恰好因事来到三省，唯独他能说明其中的曲折。吕大防很高兴，就在尚书省创立吏额房，让永寿与几位堂吏掌管【二○】。凡是奏上、行下的文书，都由吕大防独自专断【二一】，不再经过两省。一天，内降画可的两份状子交给中书：一份裁定宗室的冗费，一份是吏额。省吏告知中书侍郎刘挚，（三年四月六日，刘挚从左丞升任中书侍郎，录黄误下应当在此之后，不必在此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从中书侍郎改任门下侍郎。）请求封送尚书省，刘挚说：「平时文书录黄经过门下省【二二】，现在封送，为什么呢？」回答说：「尚书省因为吏额事务，每次奏入，必定直接下达本省已经很久了，现在误送到这里。」刘挚说：「中书不知道其他情况，应当遵守法令。」于是制作录黄。永寿看到录黄，惊讶地说：「两省起初不参与，竟然有这种情况吗？」立即禀报吕大防，请求两省各选官吏赴局，共同掌管此事。吕大防详细地告诉刘挚【二三】，刘挚说：「中书执行录黄，是法令，难道有意为官吏开方便之门？现在却让他们到都省分担功劳，为什么呢？」另一天，吕大防又拿着奏稿给刘挚看说：「吏额事务本来想要谨慎保密且迅速，所以请求直接下达，然而还没有立法，想要三省共同上奏，依照致仕官文书的法令。」致仕官法令，是近来的制度，因为臣僚因病请求退休，多因经历迂滞，来不及接受任命就死亡，所以立法：文书虽然三省签入，但直接交付都省。刘挚说：「这不是同类情况，应当聚集商议。」第二天，吕大防又拿出奏稿对刘挚说：「形势不得不这样。」刘挚于是听从了他。吏额事务不久完成【二四】，永寿等人按等级受到恩赏，议论者都指责这是侥幸。永寿急于功利，不顾后省以前已经得到旨意，又曾经张贴告示给各官署，又劝吕大防就在确立名额之日裁减吏员，还凭个人的喜好厌恶，改变各官吏局所的次序，凡是下级官吏被上级名声压制的人，就把上级名声拨到其他官署；凡是闲散官署想要进入重要部门的人，就从寺、监拨入省曹。被排斥的官吏纷纷到御史台申诉不平，台官因此说：「吏额事务在后省，已经完成八九成，永寿等人夺去才几个月，而都司擅自拟定优例，冒领赏赐徇私，不能不惩罚。」谏官接着进言，奏章几十次上呈。永寿等人被驱逐后，而官吏申诉禄额事务最终未能决断。苏辙当时任中丞，（苏辙任中丞，在五月二十一日；改任尚书右丞，在六年二月二日。）详细陈述后省所详定的都是人情所便利的，实行很容易，而吏额房所改的都是人情所不便利的，极难维持，而且大的信用不能失去，应当迅速命令有关部门改从容易的，以安定众官吏的心志。吕大防知道众人不服，慢慢让都司再次详细审定，大致按照苏辙以前的议论实行。（这根据苏辙遗老传、龙川略志【二五]、栾城集第四十四卷奏议、刘挚王知常所编刘挚行实增修，仍然各自在后面加注。苏辙龙川略志说【二六】：「我任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共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掌管吏部。元丰所定的吏额，主管者苟且取悦众官吏，比旧额几乎增加几倍，朝廷担忧这件事，命令酌情裁减，已经两次上奏两次被退回。我偶然坐在局中，有个叫中孚的官吏进来说：『吏额不难确定。中孚过去曾掌管此事，知道弊端所

译在。』我说：『其中的弊端在哪里？』中孚说：『过去流内铨，现在由侍郎左选负责，事务中最繁杂的，没有比这更甚的了。过去铨选官吏只有十多人，现在左选的官吏多达几十人，事务并没有比过去增加，而使用的官吏却达到过去的数倍，这是因为过去没有严刑重赏，官吏通同贿赂，就不希望人多，以分夺所得的收入，所以竭尽全力办事，劳苦而不推辞；现在实行严刑重赏，贿赂比过去减少，就不忌讳人多，而庆幸事情少，这是官吏名额多少的大致情况。旧法规定：每天产生的事务按难易分为七等，重的到一分，轻的到一厘以下，积累若干分作为一个人的工作量。现在试着抽取各官署两个月的业务，确定其分数，如果与过去相比没有增加，那么官吏名额多少的限制就无处遁形了。』我说：『你的话似乎有道理。』于是把这件事告诉属官，都没有回应，只有李之仪说：『这确实可以做。』于是和李之仪商议说：『这是众官吏切身利益所系，如果以分数来确定人数，必定会大大损害他们的利益，将导致大量的怨恨和诉苦，即使朝廷也将不能维持。』于是详细地向宰相报告，请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名额，等到官吏任期届满调出，或者因事故死亡的不补充，达到名额为止，这样不过十年，自然就会消减完毕。虽然稍微显得迟缓，但现有的官吏知道这不是自身的祸患，就会各自安心，事情才方便。各位公卿认为正确，于是上报尚书省，请求获取各官署两个月的业务记录。而官吏不知道朝廷的意图，都不肯提供。于是再次上报请求在各官署张贴告示，使他们明确知道所定的官吏名额，等待日后出现空缺不补充，不是在法令实行的当天就立即减损。这样，几个月的时间，文书都齐备了，于是裁减形成定案，上报三省。当时左相是吕微仲，非常喜欢这件事，询问三省的官吏，都不能明白。有一个叫任永寿的人，本来不是三省的官吏，曾经参与元丰年间确定官吏名额的事，因为事情来到三省，能说出其中的意图。微仲很高兴，就在尚书省设立吏额房，让永寿和几个堂吏掌管。小人没有远虑而急于功利，就违背之前的约定，在确定名额的那天裁减官吏。又凭私人的好恶，改变各官吏的局次，凡是下层官吏厌恶被上级名声压制的人，就把上级名声拨到其他官署；凡是闲散官署想要进入重要部门的人，就从寺、监拨入省曹。凡是奏报皇上、下达命令，都由微仲专断，不再经过三省。法令出台，内外纷纷议论。微仲既然被台官弹劾，称病请假，而永寿也因为恣意横行、贪污狼藉，被下交开封府推究治罪。府官观望，很久不肯判决，直到宣仁太后为此说话，才以徒刑刺配。过了很久，微仲知道众人不服，慢慢让都司再加详细审定，大致依照原来的议定下达。苏辙所记吕大防称病请假，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八月，刘挚请求外任，吕大防相继也请求离职，然而吕大防称病请假，一定在刘挚请求离职之前。查：苏辙任中丞，在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任永寿因收受任中立的赃款判决刺配，在六年五月十八日。《龙川略志》说：『微仲被台官弹劾，称病请假，而永荷也因为恣意横行、贪污狼藉，下交开封府推究治罪，府官观望，很久不肯判决，直到宣仁太后为此说法，才以徒刑刺配。过了很久，官吏名额才听从苏辙的议定。』那么听从苏辙的议定一定在六年五月之后。既然得不到确切的月日，暂且把苏辙的议定附在五年六月末，并另外叙述官吏名额的曲折在这里。八月一日，刘挚于是请求离职，大概与官吏名额的事有关。四月八日，吕大防与同僚都因旱灾请求免职，苏辙所称的请假，应当不是这个时候，称病一定是六年五月九日。《范百禄传》说：『任吏部侍郎兼详定省、寺敕令，忧虑吏胥众多，商议加以澄清淘汰。宰相吕大防急于废除一半，百禄说：『失职的人多，法令一定行不通，不如逐渐消减，从今以后犯法及死亡的人都不补充，不几年，所减的就过半了。』大防不听从。』查：苏辙自叙官吏名额的事【二七】，大概是苏辙代替百禄领此职，这个议定未必出自百禄，现在不取用。元佑元年二月六日，诏令三省：『元丰八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增置的职级，各省从上各留录事、都事两人，以后永远作为定额，不得再增置。其余按次序应该递迁的人依旧，其余都罢免。』这大概是官吏名额的事，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委托后省另外详细审定，应当检查。刘仿等编撰的刘挚行实说：『刘挚任中书侍郎，一天，降下画可的两状：其一裁定宗室的费用，其一裁定六曹的官吏名额。房吏请求封送尚书省，刘挚说：『平时文书录黄过门，现在封送，为什么呢？』回答说：『尚书省因为官吏名额的事，每次奏入，必定直接下达本省已经很久了，现在误送到这里。』刘挚说：『中书不知道其他，应当依照法令。』于是作录黄。起初，尚书令史任永寿精悍而狡猾，与三省官吏不相容，多次以奸弊的本末告知各位宰相，右仆射吕大防深深以为然。这时，户部裁减费用，后省裁定官吏名额，都超过一年没有完成，吕大防尽取其事，在都省设立吏额房，射司空府为局，召任永寿等人领之，次第就绪了。到这时，永寿看到录黄，惊讶地说：『两省起初不参与，现在竟然有这吗？』立即禀报吕大防，命令两省各选官吏赴局，共同领其事

译吕大防全部用白麻纸录黄，刘挚说：“中书省执行录黄，是法度，难道有意为吏员开辟捷径？现在却让他们到都省分取功劳，为什么呢？”另一天，吕大防又拿着奏稿给刘挚看，说：“吏额一事本来想谨慎秘密且快速办理，所以请求直接下达，然而未经立法，想由三省一同上奏，依照致仕官文书的法度。”致仕官的法度，是近来的制度，因为臣僚因病请求退休，多因经历迂回停滞，来不及接受任命就去世了，所以立法：文书虽然由三省签入，但直接交付都省。刘挚说：“这不属于同类，应当聚集商议。”第二天，吕大防拿出奏稿给刘挚看，说：“形势不得不这样。”刘挚说：“好。”那件事不久就办完了，任永寿因积劳补授官职，时忱、苏安静、时恽都升迁各有差别。于是外面的议论喧哗不平，御史和谏官接连上章论列，说事情在后省，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任永寿等人侵夺才两个月，而都司擅自拟定优厚的条例，冒领赏赐徇私舞弊，奏章上了几十次。吕大防不高兴，而刘挚已经升任门下侍郎，每次在皇上面前陈述吏额的本末，说：“这都是被裁减的人鼓动怨恨，言官听信传闻夸大事实，不值得深究罪责。”吕大防也对客人说：“让皇上心意明白的，是刘门下侍郎的功劳。”然而士大夫中趋利的人互相攻击这件事，说吕大防与刘挚之间有嫌隙，于是制造了朋党的言论。刘挚对吕大防说：“我们心里知道没有别的，然而外面的议论如此，不是朝廷应该有的，希望稍微引退避让。”吕大防说：“我也打算请求。”这一年八月一日，奏事完毕稍微停留，上奏说：“臣长久处于近臣之列，器满必覆，希望赐还骸骨，让开贤者的路。”退下后，接连上章，出宫到外宅，期望一定得到批准。皇上派遣中使召刘挚入宫应对，太皇太后告知说：“侍郎不能离去，必须等官家亲政然后才可以离去。”使者几批催促入宫视事，刘挚不得已接受命令。不久，吕大防辞位，也不被允许。第二年，刘挚继任宰相。六年二月，不满一年，以前喧哗的人在言路，诋毁刘挚，刘挚最终去位，朋党的言论于是不可破除，大概本末就是这样。”刘挚新传大致删取这些，这是刘仿、王知常所编的刘挚行实。行实大概是在崇宁元年正月安葬时所作。宣和四年七月，刘安世写刘挚文集序说：“公在中书，一天，内降画可两件：其一裁减宗室费用，其一减定六曹吏额。房吏请求封送尚书省，公说：‘平时文书录黄过门，现在封送，为什么呢？’回答说：‘尚书省因为吏额一事，每次奏入，必定直接下达本省已经很久了，现在误送到这里。’公说：‘中书不知道其他，应当如法令。’于是制作录黄。起初，尚书令史任永寿精悍而狡猾，与三省吏员不相容，多次以奸弊告知各位宰执，吕丞相吕大防信任他。当时户部裁减浮费，后省裁定吏额，都经年未成，吕丞相专权狠愎，全部夺取其事，在都省设置吏额房，射司空府为局，召任永寿等人统领，未曾谋及同列。任永寿看到录黄，愕然说：‘两省起初不参与，现在却有这个！’立即禀告丞相，命两省各选吏员赴局同领其事，以此告知公。公说：‘中书执行录黄，是法度，难道有意与吏员为地道？现在却让他们到都省分功，为什么呢？’当天，又拿着奏稿，以丞相的旨意禀告公说：‘吏额一事本来想谨慎秘密且快速，所以请求直接下达。然而未经立法，想三省同奏，依照致仕官文书法。’公说：‘这不是同类，更应当聚议。’第二天，吕相又袖着稿子厉色示公说：‘形势不得不这样。’公不想立异，勉强答应说：‘好。’其后事毕，永寿以劳进官，时忱，苏安静，时恽皆迁秩有差。于是外议喧然不平，台谏交章论列，认为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寿等夺去才两月，而都司不用司勋格，擅自拟定优例，冒赏徇私，章数十上。当时公已迁门下，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未，此皆被省者鼓怨，言者风闻过失，不足深罪。吕丞相亦以语客说：‘使上意晓然者，刘门下力也。’然而自此怨益甚，阴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谏官疏其奸邪反复，章十余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趋利者纶纶交击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公语相说：‘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公朝所宜有，愿少引避。’相说：‘行亦有请。’是岁八月一日，奏事毕少留，奏说：‘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乞骸骨，避贤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对，太皇太后喻说：‘侍郎未可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以去。’使者数辈趣入视事，公不得已受命，顷之，吕相亦求退，不许。明年，公继为相，不满岁，前日纶纶者在言路。”

译诋毁刘挚，最终使其去职。朋党的议论于是无法驳倒，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事情在尚书省，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而吏额房才刚设立两个月，都司就擅自拟定优待条例」，按：刘挚从元祐三年四月担任中书舍人，到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才升任门下侍郎。如果像刘仿等人所说「都司擅自拟定优待条例」，推测大约在五年正月，所称的「两个月」，那么吏额房的设立应当在四年十一月初或十月末。苏辙《遗老传》、《龙川略志》及奏议记载：「二年十一月九日奉旨依所申，出榜晓示各官署，自此数月之间，文书都已齐备，于是删减定稿呈报三省，左仆射吕大防于是创立吏额房。」不知创立吏额房究竟是何时。吕大防在三年四月才担任左仆射，创立吏额房必然在四月之后，这就与刘仿等人所说「吏额房才刚设立两个月」完全不合。凭意推测，吕大防虽然在三年四月担任左相，刘挚也在三年四月担任中书舍人，但创立吏额房不一定在此时，或许在四年才创立吏额房，只是不知具体日期，但肯定不在四年十月末、十一月初。因为刘仿等人既说「才两个月」似乎太紧迫，而苏辙说「数月之间即成书呈报三省」又更加紧迫，恐怕都不正确，必须详细考证。录黄误下中书，也不知具体时间，既然与裁定宗室经费一同下达，按裁定经费置司乃是三年闰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误下录黄必然在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刘挚未升任门下侍郎以前，只是不知究竟是哪个月，这又足以证明创立吏额房不在三年是确定的。后来得到刘挚日记，记载吏额房之事非常详细，录黄误下是在四年秋八九月间，现在另见五年八月十八日庚戌。年复改易先前所述者，都保留两种说法，也自有其体例。）

译注释

【一】开封府推官王诏近期前往府界各县催办应当疏决的公事。“附”字在此难以理解，根据文意，怀疑是“赴”字的误写。

【二】又派巴乌阴制其内。“巴乌”，阁本作“辖戬”，即瞎毡的不同译名，怀疑是正确的。

【三】自己会投奔汉人而去。“会”原作“伟”，根据阁本改正。

【四】地势靠近且形势便利。“形”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入。

【五】恳请朝廷检阅臣子多次上奏及今日上奏的事理。“廷”原作“延”，根据阁本改正。

【六】苏辙十二月十四日弹劾上官均等事可考证。“劾”原作“初”。按：苏辙弹奏上官均，见本书卷四百四十五元佑五年十二月甲辰（十四日）条，大概是弹劾上官均主张“边事应当听从边臣”，实际上是支持范育的意见。这段是范育的奏疏，而李焘用苏辙弹劾上官均的疏文作注，因为范育、上官均的事有关联。“初”显然是“劾”的误写，所以改正。

【七】使者已经到达边境。“及”原作“反”，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十二《乞罢熙河修质孤胜如等寨札子》改正。

【八】认为现在筑城本是汉代屯田的旧地。“今”，同上书作“金”。

【九】六月二十八日。“六月”原作“九月”。根据本书本卷辛酉条，范育从自知熙州改任户部侍郎、叶康直改任知熙州是在六月辛酉二十八日。“九”显然是“六”的误写，所以改正。

【十】等到李宪违抗命令。“及”原作“又”，根据《栾城集》卷四十二《再论熙河边事札子》改正。

【十一】刘晔。“晔”原作“煜”，根据阁本及上述《栾城集》、《三国志》卷十四《魏书·刘晔传》改正。

【十二】对内则让边臣知道赏罚尚存。“则”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十二再论熙河边事札子补入。

【十三】一路骚动不安。“一”原作“二”，根据同上书改正。

【十四】甲头、火长之类增加三分之一。“长”原作“夫”，根据《栾城集》卷四十六《论雇河夫不便札子》及下文改正。

【十五】分发给无根基的人。“与”字原本脱落，根据同上书补入。

【十六】从大理寺拨任永寿的亲属任中立等十人进入考功之类是也。“也”原作“出”，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十《论吏额不便二事札子》改正。

【十七】用来等待新法的吏人则可行。“新”原作“选”，根据同上书改正。

【十八】请求选取各衙门两个月生事的人。“司”原作“州”，根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朋党》、《龙川略志》第五《议定吏额》改正。

【十九】曾经参与元丰年间的吏额之事。“吏额”二字原本颠倒，根据阁本及上述两书校正。

【二十】让永寿与几名堂吏掌管它。“堂”字原本脱落，根据《龙川略志》第五《议定吏额补入》。

【二十一】都是大防独自专断。“专”原作“转”，根据阁本及上述书、《长编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朋》改正。

【二十二】平常文书录黄过门。“常”原作“当”，根据本段注文及本书卷四百四十七元佑五年八月庚戌条改正。

【二十三】大防全都告诉挚。“语”原作“请”，根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九《朋党》改正。

【二十四】吏额之事不久完成。“事”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活字本补入。

【二十五】《龙川略志》。“略志”二字原本颠倒，根据下文校正。以下同。

【二十六】苏辙《龙川略志》说。“略志”原作“别志”。按：下述文字载于《龙川略志》第五《议定吏》，而不载于《龙川别志》，所以改正。以下同。

【二十七】苏辙自述吏额之事。“叙”原作“敕”，根据阁本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四十五

卷四百四十五

起讫时间 起哲宗元佑五年七月尽当月

卷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

帝号 宋哲宗

年号 元佑五年（庚午，1090年）

全文

秋七月乙丑日，直龙图阁、知苏州王觌任礼部侍郎，不久改任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王觌曾对同僚说，认为蔡确有功于国家，御史中丞苏辙弹劾他，所以有了这个任命。（这是根据孙升及上官均的奏议。改任发运使在六日，现在一并记载。王觌传中一并任命为礼部侍郎没有记载。孙升弹劾邓温伯说：“王觌最近任命为礼部侍郎，因为曾经对同僚说，认为蔡确有功于国家，仍然从外任补授。”按：上官均的奏议及苏辙有言论，更应当详细考证。）

给事中朱光庭上言，新任命李察任密州知州，不符合公议。诏令李察另行安排差遣。（《政目》六月八日，李察任澶州知州，吕嘉问任汝州知州，朱服任宣州知州，实录都没有记载。这里说密州，应当考证。）

提点两浙路刑狱杨杰任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