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三

译又命令尚书省召集官员商议，其中可行的就加以施行。为百姓谋求治理的用心，可以说是极至了。真宗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抄录转对章疏一份留在宫中，听取言论、选择善意的用意可以说是勤勉了。祖宗对于转对制度，其勤勉和极至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一年之中，上朝的次数有限，臣僚应当转对的，每次两人，总共不过十余人。假使这些人全都善于言事，言论都被采纳，也不过是十几件事罢了。臣私下认为，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然常有太祖为百姓谋求治理的用心、真宗听取言论选择善意的志向，然而在这件事上，今昔有所不同，内心的想法与外在的表现未能完全一致，弥补缺失、拾取遗漏，必定在于广泛沟通众人的意志，广泛阅览、多方听取，未能完全完美地继承前人的见闻。臣虽然非常愚笨，私下惋惜言路不够宽广，又惋惜人情安于沉默，如果有所未曾听闻，积累起来就会造成蒙蔽堵塞。恳愿陛下效法尧帝咨询众人，遵循舜帝采纳众人意见的做法，使四方目光全都明亮，各种言论必定能够上达，那么时政的得失就可以全面知晓，朝廷的紧急事务能不稍有帮助，刑狱冤假错案、百姓的疾苦，必定不会阻塞无法上达天听，从而有助于圣德了。孔子说：“四方有败坏的事，必定预先知道，这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如果不广泛咨询众人的言论，那么凭什么达到这种境界。恳望陛下以天子的慈爱下诏让主管官员审议转对制度，遵循太祖、真宗的旧制，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第三件事是：“臣私下认为，每年四立及中央在四郊迎气，祭祀五帝，配以五神，这是国家的大祀。古代天子都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虔诚恭敬地从事，从而引导四季的和谐之气。《周官》大宗伯的职掌说：‘如果君王不参加祭祀，就代理其位。’这是天子亲自参与，而大宗伯代理执行其事的明文规定。自两汉以来，公卿在四郊迎气，史册中都有记载。后世离古代越来越远，皇帝一旦出行，兵卫扈从，经费随之增加，确实不能频繁进行。然而沿袭旧例，直到今天，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礼仪的诚意在沿袭中懈怠，颓败弊病日益积累，玩忽使之成为空文。每逢四立，季夏称为大祀，相比中祀，其实还不如。吏部所差派的三献，都是常参官，其余执事乃至赞相之人，都是班次低微、品级低下，不能比照中祀行事者的例子。比如七月辛未日立秋，在西郊祭祀白帝，与同日祭祀西方岳镇海渎一样。臣私下从道听途说得知，认为岳渎用八牢，而西郊只用四牢，膰胙的差别如此之大，如果确实是这样，却期望诚恳的敬意能感动帝神并使其歆享，不也很奇怪吗！请求下诏礼部与太常寺官员讲议，应当改革并更新。凡是称为大祀的，应当由公卿代理其事，其余人员都要加重其使令，并且务必表达敬意与礼仪，或许能使其歆享，从而引导四季的和谐之气。《诗经》说‘昭事上帝’，又说‘敬恭明神’。《尚书》称‘恤祀’，又说‘毖祀’，其告诫说‘谓祭无益’，又说‘渎于祭祀’。大概神灵必须敬尊而不可轻慢，祭祀应当谨慎体恤而不可亵渎。恳请圣慈反复训诫并厘正，那么国家的祀典于是就会严肃了。

臣蒙受国家厚恩，在内史任上待罪，京师事务浩繁，每天担心不能胜任，从而烦扰吏议。近来侍从献替的职责，荒废不修，实在害怕无法报答万一。现在视朝转对，遵循旧例，臣的愚忠尚希望有益毫发，不敢空作文饰，以应付仪范而已。现在所陈述的三件事，都是祖宗典故，先王陈迹。幸临太学，可以美化文明之教化；采纳众言，可以知晓天下之事；严重大祀，可以臻至上神的保佑，从而引导四季的和谐。只是这些刍荛之言，不因卑贱而被废弃，或许对尘路，或有补益。”

这一天，御史中丞赵君锡、侍御史贾易上疏论奏前知枢密院安焘不可复用。内部降下实封付给三省。安焘之前因母亲丧事离任，九月朔日应当除丧即告故也。（此据刘挚日记增补，闰八月八日乃进呈。）

同日，又因赵君锡论奏秦观的疏文付给三省。刘挚私下记载此事说：

起初，任命秦观为正字，是用赵君锡的推荐，不久贾易诋毁秦观不检点的罪行。同日，赵君锡也有一章说：“臣之前推荐秦观，因为他有文学，现在才知道他行为轻薄，希望停止之前的推荐，罢免秦观的新任命。臣妄自推荐秦观的罪，不敢逃避。”秦观也有状文辞免。今天赵君锡的疏文说：“二十七日，秦观来见臣，说：‘贾御史的上章说，邪人在位，引其党类。这意思是倾陷中丞。现在贾易的遗行像秦观这样的人很多，中丞何不赶紧作一章论奏贾易，那么事情可以解决。’秦观如此倾险，请求下交秦观给吏部究治。因为臣与贾易二十六日弹劾秦观，才过一夜秦观就尽得疏文中的意思，这一定有告密的人。朝廷之上不机密到如此地步。秦观访臣之后离去，这天晚上有王遹来，是苏轼的亲信，自称苏轼派他见臣有两件事，其一则是说秦观的事，是公所推荐的，现在反而如此；其二则是两浙灾伤如此，而贾易、杨畏却传言者过当，想让朝廷考虚实，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奏请。于是给事中、两谏官论驳，认为应当听任其赈济，不可先以核实之旨恐吓他们。台谏之言不同到如此地步，中丞岂可不为一言？臣认为秦观与王遹都挟持苏轼的威势，逼迫臣言事，想要离间风宪。臣僚都说奸恶，请求交属吏施行。”赵君锡推荐秦观，并非本来了解秦观，未拜中丞时，秦观多与王巩游饮，赵君锡在焉，因此习熟。既为中丞，王巩迫令他推荐秦观。秦观是苏轼的门客。所以凡是不喜欢苏轼的人，都归咎赵君锡及贾易，甚至也以赵君锡推荐秦观为非。恰逢秦观有正字的任命，贾易率先一章，赵君锡于是翻然首肯。首肯秦观可以，今天的上章似乎太过分了。赵君锡与苏轼极相友善，兼且所传言无其他祷请，遽然白之，朋友之道缺矣；不白之，对于道义未有害处。刘挚认为赵君锡深惜此举，议论者认为赵君锡被贾易凌劫，以至于如此。

己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仪制，宰相吕大防等奏曰：“昨天蒙宣谕礼官等奏，说内有可行，有不可行。不知现在降出臣等裁定文字如何？”太皇太后说：“卿等所定，已经是得中可行。”吕大防等说：“昨天曾诰及勘婚一事，臣等随即在秘书省取索见行文字看详，多是民间俗礼，恐怕国家大礼难以尽依据。不如择所系至重者，即回避其余，小有拘似可除去。若太拘忌，”

译只怕近臣家中有相当的人选，但门第与宫阙不相称，尤其不便。」太皇太后说：「这并非小事，如今若草率行事，日后或许招致议论，到那时追悔也来不及了，必须详细斟酌。昨日你们曾说，想从后族家中索取家状。近来向家呈报的没有相当的人选，高家的女儿少有符合选后法度的，有的或有疾病，不应采择。也请早日定下议决。」又说：「选后应当以贤德为先，不在于姿容体质。固然知道是这样，但似乎也不够深思。大凡人家女子，养在闺阁之中，贤与不贤，人们怎能全都知晓，选择之时，只能看到门第和容貌罢了。这件事也关乎个人的福分气力，岂是人力所能胜过的。就像仁宗皇帝选纳光献皇后时，一入宫中便定下来。当时也不预先知道她的贤德，后来母仪妇道、辅佐的功业，远远超越古今。虽然是圣贤异于常人，也是由仁宗圣明福德所招感，岂是人力所能为。英宗初为颍王纳妃时，拣选将近八十余家，最后向太后入见，英宗一看便称赞。以今日的事势来说，难道不是由皇太后福厚所致！」大防等人说：「全凭圣意裁断选择，早日定下议决，不胜荣幸。」太皇太后说：「我日夜都在心中挂念此事。」

译御史台、太常寺上奏说：“各位陪祀的官员，在祭祀前七天到尚书省辨别天色，由知班引导百官到达侍郎的位置，接着是两省常侍以下的官员，接着是节度使到副率，接着是御史台的官员，接着是侍从官，接着是一品、二品文官，接着由礼直官、引赞官分别引导执政官以上的官员，各自就位。主持宣誓警戒的仪式如同太常寺的仪制，宣读完毕，协律郎、奉礼郎、太祝、郊庙令、太官令先退下，在位的官员都再次拜谢后才退下。”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户部上奏说：“请求下达命令给陕西路转运司，对于香药钞，只允许计算发给商人，至于在任的官员以及公使库，还有其他官府，一律不得假借名目计算钞额。如果违反，都依照官府用回易公使等钱收买贩卖盐引的法律处理。”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宋史新编》中没有这段记载。）

又上奏说：“河东路都转运司奏请，一路的条敕中，有不因去官赦降而原减罪条的，比如本路州军和籴粮草等事，各县的典押书手作弊，移减石数束数之类，这些犯人都依照二税条断罪遣送，即使遇到赦降，也不再原免。宁和桥窠坐的兵士私自差占役使，都科以违制私罪，赦降去官也不免。这样太重了，请求删去关于赦降去官不原免的文字。”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宋史新编》中也没有这段记载。）

太子太保致仕李端愿去世，朝廷停止朝会前往祭奠，赙赠的典制加倍，追赠开府仪同三司，仍然用旌表旧德作为神道碑的碑额。李端愿是献穆公主的儿子，喜好结交名士，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的贤士大夫，所以他慷慨激昂地多次议论天下大事。晚年得了眼疾，听到有时事，便拍着手谈论，听的人忘记了疲倦。（蔡确母亲邀请皇帝车驾的事，在八月二十四日。）

左朝议大夫王彭担任刑部郎中。

左朝请郎、礼部郎中、集贤院校理崔公度担任徐王府侍讲。

左朝请郎、秘阁校理、徐王府侍讲解乔执中担任徐王府翊善。

侍御史贾易上奏说：

臣阅读唐史，看到皇甫镈奸邪，暗中勾结权贵宠幸，以求取宰相之位。崔群多次说他不应当被任用，后来入宫对答，谈到开元、天宝年间的事，崔群于是推究说到极致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的政令，存亡系于所任用的人。明皇起初得到姚崇、宋璟、卢怀慎，用道德辅佐，苏颋、李元纮孜孜不倦地坚守正道，所以开元年间是治世。后来疏远正直之士，亲近小人，李林甫、杨国忠倚仗宠信使用邪道，所以天宝年间是乱世。世人认为安禄山从范阳起兵是治乱分界的时候，臣认为罢免贤相张九龄，专任奸邪的李林甫，那么治乱就已经分界了。用人得失，所关系到的并非小事。”言辞意思激切，左右的人都被感动。可惜像宪宗那样刚毅明察，尚且不醒悟，最终任用皇甫镈为相，从而招致祸乱。臣愚昧地想，忠臣不顾惜自身，想要竭尽忠诚智慧，来安定宗庙社稷，而忠诚未必被信任，最终认为没有补益，这真让人痛哭流涕。臣在今天遭遇圣明君主，从仇怨忌妒弃捐之中提拔臣，任命臣在掌管法纪的职位，这是臣效死报国的时机。既然如此，还有什么顾忌回避而不说的呢？何况豺狼当道，将要肆意施毒，来伤害忠良，从而开启危乱，臣即使早上弹劾晚上被罢黜，死也没有遗憾，希望圣慈侥幸听取并加意省察。

谨按尚书右丞苏辙，外表宽厚内心深沉，险恶超过山川，偏颇的言论灭绝的行为，比蛇豕还厉害。以前因为制科召试，而程文被认为不符合规格，仁宗顾念他直言极谏的名声，不想罢黜他，也容许他滥进。后来，因为与哥哥苏轼诽谤先帝，被放逐斥退到外地。元佑初年，按例蒙受洗雪，提拔担任司谏。这时，也曾妄言浚治城壕，发掘骸骨遍布野外，等到派官员检视，空无实据。正当两位圣上开广言路之初，向天下显示不忌讳，幸免了他的罪责。担任中书舍人时，因为吕陶狭隘邪僻观望，当面欺骗同僚，罢免左司谏。苏辙应当写任命辞令，就秘密召吕陶到西省给他看，一起出力，谋划排挤陷害正直之人的计策，人们都嫉恨他。然而他善于诡诈，用谄媚结交巩固党羽，以至于用巧计，得以担任御史中丞。于是肆意施展祸心，无所忌惮。他所诋毁的，都是睚眦之怨；他所赞誉的，都是朋比为私。认为王觌依附蔡确，就怨恨他曾经说苏轼讥毁祖宗。议论的人都说王觌担任谏官时，排击众邪，因此打击蔡确、蔡缜、蔡惇、蔡璪，流传在人口中，至今成为美谈。他说丰稷没有才能，就怒他起草王巩的告辞，斥责中执法。苏辙说：“你又给上官均起草告辞，只说言事失当，而不深深诋毁他。”议论的人都说丰稷平素的品行可以作为士大夫的楷模，博学可以成为士人师法仰慕的对象。认为范纯礼没有什么建树，愤恨他封驳张耒不等待朝参，先允许供职，以苟且领取俸禄的事。议论的人都说范纯礼此举深明朝廷典礼，可以使臣下廉洁恭敬无违。这是挟持私怨，蔑视公义的大恶。偶尔有胁迫他的属官让他说话的，尤其是不义，不可一一列举。

陕西地界，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不与之争是对的，苏辙却帮助他的蜀党赵瞻，侥幸谋取私利的邪议，极力非议忧国经远的公言。进议张利一为军帅，陛下察知其不当，许将极力陈述，也曾争辩不得。而苏辙则乘其同僚不平的间隙，暗中使秦观、王巩往来奔

译奔走传话，通达音信旨意，出力去追逐许将，不久便窃取了那个职位。义士为之扼腕叹息，仁人对此咬牙切齿，是因为他背叛君父而谋取奸邪私利。明知王巩有罪，却假借司马光正要提拔任用他的名义来褒扬推荐他，导致陛下误信而提拔任用他，随即又将他罢免，那么他欺瞒蒙蔽的罪迹就不攻自破了。

译他的哥哥苏轼，过去已经因标新立异而背离先帝，尚且蒙受恩赦，保全了性命，只是略微被贬斥，以平息众人的愤慨。苏轼不自我反省，反而更加放纵傲慢。等到先帝驾崩，苏轼就作诗自我庆贺说：“从山寺归来听到好消息，野花啼鸟也欣然自得。这一生已经觉得无事可做，今年又逢丰收之年。”写在扬州上方僧寺里，此后传遍四方。苏轼内心不安，又增加两首别的诗，换掉寺里的诗板，又把诗句的先后顺序颠倒，题上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于是对众人说：“我托人购置田产，书信报告已经办成，所以写了这些诗。”况且购置田产是极小的事，何至于“野花啼鸟也欣然自得”呢？又先帝的陵墓尚未修完，臣子们泣血哀悼正悲痛，苏轼因为买田而如此欣喜雀跃，他的道义何在？说这一生无事，因为年逢丰收，又有什么说法呢？这可以说是痛心疾首而无法忍受的。后来在策问中，又显露讥讽诋毁，言官本来就一直议论他。等到撰写吕大防任左仆射的任命诏书时，尤其更加悖逆轻慢，其中说：“百姓也劳苦了，希望达到康宁安定的时期。”有识之士听到，为之双腿发抖。凭借熙宁、元丰年间的政治，百官尽职，万事兴起。其间不幸，谋求利益的臣子希望得到功赏，不无搜刮刻薄，这是治世的过失，何至于比作周厉王时百姓劳苦、《板》《荡》之诗讽刺其混乱呢？

苏轼为人，志向狭隘，以阻挠议论为出众，以与众不同为不随俗。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规划，效法小信，损害大道。他的学问本源于战国纵横之术，真是倾覆危亡之人。先朝实行免役法，他就说差役法是良法。等到陛下恢复差役法，苏轼就说免役法便民，甚至敢假托先帝的意思，想用免役法的盈余钱全部购买天下附郭的良田，来供给役人。假如朝廷轻信并采用，必定招致祸乱。幸赖言官排斥他的谬误，圣明洞察他的奸邪，所以驳斥他的说法而不采用。他在杭州时，务求以暴横树立威信，所以判决配流税户颜章兄弟，都是无罪之人，现在才逐渐蒙受赦免。随后专门施行姑息，以博取小人的赞誉；兼设欺骗弊端，以窃取忠贞的名声。如多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苏轼就夸大其词，说比熙宁七八年的祸患更严重。那年饥荒瘟疫，人死亡的十有五六，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又曾建议说兴修水利的，都是虚妄不实。而自己上奏请求疏浚治理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佣役夫，听说也不免向居民摊派什器畚插之类，虐待驱使捍江厢卒，在湖中筑成长堤，以供游观，对公私都没有利害关系。监司畏惧他的强势，没有敢触犯他的锋芒的，何况敢检按他的不法行为呢！现在既然召还，就大量引荐贪利小人，一起宣扬圣恩隆厚，必定谋求外任，非宰相不可挽留。推究苏轼、苏辙的心意，必定想要兄弟专权，全部接纳蜀人，分据要职，再次聚集群小，使他们陷害忠良，这不也是怀着险恶邪僻，颠覆国家的渐萌之患吗！

臣自从受命以来，多次有人用甜言蜜语引诱臣，有人说苏轼深深赞叹赞美，恨相知太晚。有人说现在提拔苏辙有力。而臣质朴愚钝，不喜欢诡诈随俗，不知道为自身谋划，所以漠然不曾回答。况且蒙受陛下天地大恩，未能粉身碎骨以报答万一。曾经想进忠言如同趋利，论政事如同诉冤，岂能见事损害圣德，政事损害清明时代，而爱惜自身不言。仰屋叹息，这是臣辜负陛下。臣虽万死，无以弥补责任。只有不顾祸患，尽诚极论，旁触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这是陛下辜负臣。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无所愧疚遗憾。伏望圣慈览观用人得失，所关系轻重，赫然发出睿断，特别施行斥免，天下幸甚。贴黄称：“神宗以不世出的资质，励精求治，追迹二帝、三王的盛德，乐于与贤人君子共同建立太平基业，而圣鉴高明，察知苏轼、苏辙奸险，任用他们必定成为天下祸患，所以疏远斥退而不任用。这两个人，相互诽谤怨恨，无人臣之礼。先帝因为他们的文艺小才，尚且保全他们的生命。自元祐以来，逐渐历居高位显职，大概不是二圣一旦尊宠他们特别不同于先帝，臣固知有误导陛下聪明的人。现在他们的邪心悖志，见于事迹如此，还可以容忍吗？臣虽糜烂鼎镬，膏血锧斧，不敢不言。”

又说：“苏轼、苏辙不仁，善于谋取奸利，交结左右，百巧多门。臣卑微愚钝，激于忠义，列举他们的邪恶，必定有出力营救的人，臣独自仰恃天日照临，无所回曲，希望公义可以伸张罢了。”（此疏新、旧录俱无，据元祐章奏第一册增入。）

贾易于戊子朔上奏疏，第二天，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并且谕令不得遍示三省官员。（此据吕大防家所藏诏札。）

辛卯，执政奏事罢，吕大防、刘挚独留，很久才退下，（此据王岩叟系年录。）再次封贾易疏进入。（此据吕大防家所藏奏札。八月四日，与刘挚同上札子说：“臣等今日帘前面奉圣旨，所有初二日降出的贾易文字，令实封进入。”）

译如今恭敬地一并封装进献。）

译贾易先前曾上别疏，宰臣和执政在延和殿帘前奏对，详细陈述了贾易疏中前后说法不一之处，并将原疏签贴后一并呈进。退朝后，又详细上奏说：“贾易的疏中说：‘近年来，朝廷提拔任用两三位执政大臣，舆论哗然，人们认为并不恰当。有的人巧于做官、假装忠诚，希求侥幸、苟且迎合；有的人拘谨狭隘、取悦于人，自命清高。’又说：‘虽然没有人敢做邪恶之事来危害朝政。’又在贴黄中说：‘自从两位圣上临朝以来，圣明的政事日日更新，公正的道义日益兴盛，才智出众、品行端正善良的人，遍布朝廷行列。’臣仔细推敲贾易的疏文，既然说朝廷提拔任用的执政大臣多非其人，导致舆论哗然，却又说圣明的政事日日更新，公正的道义日益兴盛，贤良之才满朝。臣推想，圣明政事的关键，应当以任用或罢黜大臣为首要，如果任用执政大臣不当，那么损害圣明政事的地方就多了，哪里会有日日更新的说法？执政大臣既然不当，那么公正的道义也就随之沦丧了，哪里会有日益兴盛的说法？执政大臣既然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所推荐的人才必定不是贤良之才，又怎么会有遍布朝廷行列的功效？贾易的疏文中说执政大臣‘巧于做官、假装忠诚，希求侥幸、苟合’，又说‘没有人敢做邪恶之事来危害朝政’。这些人既然巧诈侥幸，怎么能不做邪恶之事来危害朝政？既然没有人做邪恶之事来危害朝政，又怎么会有巧诈侥幸的说法？臣私下仔细推敲贾易的疏文，前后说法不一，自相矛盾，大抵是认为朝廷今天的政事不对。况且执法的官员既然知道执政大臣巧诈倾邪，自然应当明确地写进奏章，指出实际情况，论述他们的过错罪恶，一定要将他们罢黜才罢休，哪有不明立主名，含糊其辞地陈述，只是请求朝廷谨慎选择而已？既然请求朝廷谨慎选择大臣，那就是只想向皇上尽忠，与有关部门无关，而贾易疏中的贴黄却请求下达给中书省。贾易长期在朝廷任职，难道不知道任免执政大臣，不是三省所管辖的事吗？之所以这样，他的用意大概是想在人前买好，让听到的人感到不安于其位，然后施行他的私意。臣私下知道贾易是王安礼所赏识的人，王安礼曾经以十科推荐他。如今那些失职的人，都在江淮一带，没有不与今天的执政大臣结仇的。贾易实际上是江淮一带的人，来自东南。他今天的奏疏不仅摇动了朝廷的政事，也暗中发泄了众人的怨恨。臣虽然忘身犯怒，为国家去除邪恶，固然不敢苟且逃避怨仇，做苟且偷安的计划。然而像这样的人，与他同朝共事，臣实在难以安心。恳请圣上慈爱，深入详细地考察。”（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贾易从淮东宪复任殿院。此奏说贾易“来自东南”，那么此疏是六年的事，应当在八月一日以前。现在因为弹劾苏辙，附见此奏。查：杂录第四册有此奏，不著姓名，既然不是刘挚，必定是吕大防。因此此奏不指执政姓名，所以大防或挚有此论列后弹劾苏辙，太皇太后因此将弹劾章付给大防、挚，理势政因如此，然而怀疑不敢著录，更须考详。）

这天，执政大臣奏事完毕，苏辙独自进言说：“昨天看到赵君锡的奏章，说臣兄苏轼与人交通言语的事。晚上听说臣兄说：‘确实有此事，然而没有所求。已经在家待罪。’臣兄之所以知道朝廷的文字，确实是因为臣退朝后常与兄交谈，于是谈及朝政。臣不久，也应当引咎请求外任。”随后吕大防、刘挚留身，禀报昨天封存的贾易疏，宣谕说：“排击人太深，必须给予责降。”吕大防回答说：“贾易确实过当，然而如果立即责降，那么恐怕言事臣僚不见因依，必定要论列。现在如果早欲定迭，不如将苏轼两人都罢免为便。”皇上同意，又说：“贾易不要待遇太优。”刘挚因此奏言事官须审听人言语次第，贾易为人所使，现在两人都罢免很公平，而且可以息事，容进入文字。于是退朝。刘挚说：“贾易确实刚果敢言，然而自从再次召用，盛气而至。既至，颇为众人以直臣许之。扶舁銽驾，以事咻之，而贾易横身任之。殊不知那些咻之者，各自伸其私耳，曾经不审择之乎？识者固已危之，也有以是忠告之者。现在果然以忿峭，言不中理而罢。近年言路风采颓塌，自从贾易到来，翕然耸人望。辄不阅月，不自己谨重，徇人而去，殊可为深惜。苏轼高才，使少循步骤，谁能过之。夫知自贵，盖有道者之事，古人所难的。”又说：“贾易论苏轼、苏辙，都是掇拾旧事，前后言事官曾经所论的。苏轼虽然无事，然而却有赵君锡所陈王遹云云乃是实迹，所以两人都罢免。”

壬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侍御史贾易用本官知庐州。在此之前，一天内降批付三省：“苏轼屡次请求外任，可以依所奏。贾易言事失当，可以给予外任。”

这天，辅臣聚集在都堂，苏辙向吕大防、刘挚传达其兄苏轼的意思：“听说昨天已有旨意给予外任，而各位公想要以南京安置他，固然很庆幸。然而王巩在那里，恐怕两方都有不安，与他友善，必定于公家有难为，希望能得到陈、颍之类，幸甚。”于是共同入文字，以苏轼知颍州，贾易知庐州。奏失当事，无文字实迹想要更带出，只作平除。苏颂说：“承旨罢，应当除端明殿学士。”众人说：“现在罢免有因依，

译不如平去省事。」于是再次任命为龙图阁学士。不久，苏轼在熟状上书写“可”。贾易在状上批注说：“可用早先降下的郑雍的文字作为施行依据。”这是因为熟状中说失当事无实迹的缘故。郑雍说：“君锡此前顺从他人就推荐秦观，畏惧忌惮贾易，又立刻告发他，反复欺骗君主，是士人舆论所鄙夷的。与王巩关系亲密，王巩离开京城，急忙到船边告别。王巩是奸邪谄媚柔顺的人，不足以担任御史台的职务。”又说：“贾易刚直狷介酷烈，挟持私怨肆意发怒，在御史台只致力于胁迫上下，要符合自己的心意。昨天任命曾肇为中书舍人，臣等与君锡商议想要一同上奏议论，贾易就说韩维被罢黜，曾肇能够封还诏书，有冒犯龙鳞的直节。考察韩维执政时多引荐亲戚，陛下察见其徇私，令他罢免，曾肇有什么补益，竟说曾肇冒犯龙鳞。大概曾肇与韩氏联姻，而贾易出自韩氏门下，所以如此罢了。贾易大体上所说的多为韩氏报恩怨。又臣昨天议论王巩行为不检点的事，访闻朝中官员在中书省，贾易必定不放王巩。王巩说贾易必定不敢。大概贾易与王巩曾经一同宴饮游玩，无所不至。贾易果然没有一句话，却说两浙灾伤，请求加以究查核实，这都是私意。假如贾易在朝中，必定没有安定的道理。又鄱阳知县梅昌宗控告贾易在梅州审问梅昌宗求婢女不得，贾易罗织罪名陷害梅昌宗，详细状子现在呈上，希望陛下亲自决断，特别加以谴责驱逐。”

译这天，先把郑雍的两份弹劾状和苏轼待罪的奏章交给三省。第二天，三省上奏请求改易贾易的职务，皇帝谕示说：“恐怕没有名义罢免他，用郑雍的弹劾状怎么样？”同平章事上奏说：“历来调动言事官的内外差遣，不必全都有罪名。郑雍状中所论贾易的事都不是大罪，他论灾伤的事本来就该这样。他说贾易出自韩氏门下，多为报仇酬恩，也没有实据。至于说贾易曾买梅昌宗的婢女没买到，挟恨揭发他的罪过，这又未经查实。恐怕难以采用郑雍的弹劾状。”又说：“向来臣僚屡次进言，必须辨明是非。现在没有名义责罚贾易，又恐怕不妥。况且郑雍所说的，都道出了贾易的罪过。”刘挚上奏说：“如果一定要有名目，只依照旧例使用。昨天批旨说言事失当，也不妨碍可以批准。”吕大防说：“既然这样，那么庐州恐怕太优厚了。”苏辙说：“庐州带钤辖太优厚，况且圣谕想要辨正他的罪过，确实是好事。”刘挚说：“苏辙之所以这样说，大概不知道贾易触怒圣旨另有缘故，对苏辙自己也有妨碍，就想要加重贾易的责罚，竟然不知道应当避嫌。又进献郑雍论赵君锡太没有坚持原则，见人说秦观好就举荐，却见人说秦观有罪就自首，像这样，恐怕难以住手。”吕大防说：“想要另外拟定一个差遣。”刘挚说：“恐怕难以因为一个谏官的话就罢免中丞，进退也关系到朝廷的体面。”傅尧俞说：“不要稍微等待一下，赵君锡必定与郑雍难以共事，必须等到他陈情乞求，等到那时再指挥。”皇帝批准了。退朝后在都省集合，拟定贾易去寿州，但苏辙尚不肯签署，认为寿州太优厚，再三这样说。吕大防说：“这样也可以，况且与您有妨碍。”苏辙说：“不过是曾经说过我持密命告诉别人的事罢了。”刘挚认为苏辙大概不知道贾易有大轴（指重要的罪证），又岂不知道贾易的事牵连苏轼呢。苏轼、贾易的仇怨令人惊骇。过了很久，苏辙才肯签署寿州的文书。（这是初六日的事。吕本中《杂说》：“贾易字明叔，虽然号称切直，但论事很偏颇，视二苏如深仇。建中靖年间，召到京师，常对人说：‘苏轼如果不走，陈衍须做内枢密使。’东莱公对贾易说：‘二苏，我不敢知道，如果真像您说的，那么宣仁太后是什么样的君主呢？’贾易不能回答。”东莱公，是吕本中的父亲吕好问。因为刘挚说‘苏、贾的仇怨令人惊骇’，附注于此。）

贾易不久上申三省，因为州名犯父亲名讳，不敢冒然居任。于是又改任庐州，奏入，画押批准。（这是十一日的事。）

第二天，又谕示辅臣：“因为庐州带钤辖，恐怕太优厚，不如只给寿州。”同平章事上奏：“父亲名讳在礼法上应当避讳。而两个郡的地望相似，钤辖只是巡检司的兵甲贼盗。”又谕示说：“庐州终究是优厚，只让他去寿州，却不避父亲名讳也可以。”退朝后，追回贾易去庐州的敕命，而邸吏说已经发出，因此上奏告知，等候垂帘时再议。（这宣谕在十二日，现在摘出连写。）

两天后，辅臣又禀报贾易去庐州的事，皇帝谕示：“只带钤辖，再三开说。历来多常调人知州，现在也是常调，俞希旦兼难得去处，又必须移动才可以。”不久御史杨畏、虞策都说贾易不当去庐州，皇上也必定想要改任，贾易最终改任宣州。（贾易改任宣州在十六日癸卯，现在连写，仍别见于癸卯日。）

苏轼没有被任命为颍州知州时，上章自劾，他的奏章说：（苏轼的奏章同郑雍的两份弹劾状，在五日交给三省，大概是四日上奏的，现在仍附在五日。）

臣本月三日，见弟弟尚书右丞苏辙为臣说，御史中丞赵君锡说秦观来见赵君锡，称被贾易言秦观私事，以及臣令亲戚王遹往见赵君锡，言台谏等互论两浙灾事，以及贾易言秦观事，乞赐推究。臣愚钝无状，常不自量，私下怀有忧国爱民之意。自从做小官，就喜好僭议朝政，屡次因此获罪，但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臣与赵君以道义交游，每次相见论天下事，初无疑间。近日臣被召赴阙，在崇政殿门见赵君锡，就与臣说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明友的教诲。臣自后两次见赵君锡，凡与言皆忧国爱民之事。请问赵君锡，若有一句及私，臣为罔上赵君锡不久有手简谢臣，其中说：“车骑临过，获闻诲益，谆谆开导，莫非师保之训，铭镂肝肺，何时忘之。”臣既见赵君锡，从来倾心，以忠义相许，所以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尽言无隐。

又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丽，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与他密熟。近于七月末间，因为弟弟苏辙与臣说贾易等论浙西灾伤，乞考验虚实，处理那些尤甚者，意在让本处官吏观望风旨，必定不敢实奏行下，却为给事中封驳，言官论奏。臣因问弟弟苏辙说：“你既备位执政，因为何行此文字？”苏辙说：“此事众人心知其非，但台官文字自来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须群起力争，喧扰圣听。”又弟弟苏辙因说秦观为赵君锡荐举得正字，现在又为贾易所

译臣因为刚从两浙回来，亲眼目睹了水灾的真实情况，等到京城后，又收到接替我的林希、提刑马瑊以及属吏苏坚等人的书信，他们都极力陈述受灾惨状，比臣亲眼所见的还要严重。臣因此多次上奏议论，虽然蒙受圣恩极力施救，但仍担心离丰收的日子尚远，物资不足，难免会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街头。如果再推行贾易等人所说的话，那么官吏们畏惧台谏官员，更不敢如实汇报灾情，导致朝廷不再尽力救济，那么亿万百姓就会有饿死荒野的忧患。恰逢秦观来拜访臣，于是议论及此，又如实告诉秦观贾易所说的关于他的私事，希望他极力辞去恩命，以保全进退之道。臣不知道秦观去见赵君锡又说了什么事。当天，王遹也来见臣，说有点小事要拜见中丞。臣知道王遹与赵君锡向来关系密切，便让他传话给赵君锡，大意说：“台谏、给事中互相议论灾情，您身为中丞，坐视一方百姓陷入绝境，难道没有一句话吗？”臣又对王遹说，让他告诉赵君锡：“您推荐的秦观已经被贾易弹劾了，此人文学议论过人，应当为朝廷珍惜他。”臣让王遹对赵君锡说的话，以及对秦观说的话，仅此而已。两人都在，可以核查。臣本来认为上述事情都不是国家机密，不过几天之内，无人不知，所以借着关系密切，议论及此。又想用忠言告诫赵君锡，希望他一句话就能拯救两浙亿万百姓，没想到触怒了赵君锡，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这另无其他情理。臣既然身居高位，弟弟苏辙因为臣是亲哥哥，又忝列谏官之位，不免时常谈及国事。臣不该擅自与人谈论，以至于烦劳弹劾，现在自己在家待罪，请求朝廷从重惩处。当时赵君锡与贾易又各自先有奏章议论苏轼题诗的事，奏章没有下发，苏轼起初并不知道。（贾易初二日的大疏，已议论苏轼题诗的事。大疏只有吕大防、吕公著看过，苏辙也没见过，既然封入后，两章也没有下发。）两人既然得到旨意外放，当天贾易又上章议论秦观、王遹的事说：“臣最近因为秦观被任命为正字，弹劾他刻薄无行，不可玷污文馆。第二天，中丞赵君锡对臣说：‘昨天傍晚我从台衙回来，秦观来拜谢，竟说：“贾侍御的文字说秦观首先指出，奸臣得位就引荐同类，充满朝廷，这是打击中丞。便请中丞说贾易有罪，与秦观无异。这样，事情就可以化解了。”秦观走后，傍晚有主簿王遹来探望，拿出苏轼的便笺说：“专门派亲戚王遹去相见，希亮察。”那王遹于是传达苏轼的话，与秦观的话没有区别。’赵君锡认为朝廷设立风宪之职，看见小人滥进，怎么能不说话！现在用苏轼的气势颐指气使，让中丞与侍御史互相攻击，来迷惑君主，取笑天下，已经具表论奏了。臣私下伏思陛下提拔臣在言路，必定希望臣无所顾忌，为朝廷分辨善恶。如果像秦观这样险恶浅薄、行为不端，天下人都非议他。既然看见他逐渐得势，而臣独自畏惧苏轼兄弟强横固执，所以闭口不言，不敢直言，那么就是臣上负天日，死有余辜。等到忠言一出，怒锋如火，简直想将臣打成齑粉。如果狡计得逞，谁不震惧？即使非常奸恶，贼害善良，以至于迷乱国家、罪恶滔天，再也没有敢说话的人了，能不痛心吗！如果臣有一丝一毫为自己谋算，岂肯触犯巨猾，以招致诽谤灾祸呢？伏惟二圣保佑忠良，开广言路至公无私，明察其邪枉，特赐睿旨，将赵君锡所奏与此疏一起交付外面考究，使枉直分明、典刑不紊，臣退入九泉，死而无憾。”贴黄：“苏轼兄弟暗中结交权幸，分布心腹，窥探内外，如果有与他稍有不同者，必定能中伤摧辱。所以贪利小人竞相趋附，而秦观狡诈尤甚，充当其鹰犬，同恶相济，谋害正直，不顾国家利害关系、朝廷得失，以离间赵君锡，使他与臣互相攻击。这一件事验证，可以察知其底细。只希望圣明深念小人乱邦的警戒，特赐辨正，天下幸甚。”（编类章疏，贾易奏章以八月五日，现在一并附在本日。）

译章奏呈入后没有答复，赵君锡接着又上奏两章，说：“贾易有什么罪？贾易此前曾给臣看了一篇大疏，攻击弹劾苏轼、苏辙。现在不辨明是非，就罢免侍御史，无法向天下显示至公。”又说：“臣昨日议论在先帝升遐之初，作诗表示欣喜庆幸，请求依法惩处，以及贾易弹劾苏轼的罪行，不可让他外任，事情体统极大，都没有蒙受施行。臣认为前日蔡确之事，因不言语和救解，从宰相以下，被罢免黜退的共八人。这是朝廷深深责备臣子背离公义、结党营私，使天下明白对君主无礼的人，不可不迅速打击并必定去除。现在贾易愤恨苏轼辜负恩德、怀有逆心，首先进行弹劾，而话刚出口，反而蒙受贬逐，这难道不是与先前行事大相违背吗？大概蔡确对太皇太后无礼，与苏轼对先帝无礼，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难道可以蔡确被流放荒远之地，而苏轼却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这样做，将用什么教导天下做母亲的？皇帝不这样做，将用什么教导天下做儿子的？有臣子怀有悖逆之心，在言辞中如此表现，而朝廷不能迅速纠正其罪，将用什么教导天下做臣子的？希望两位圣上以近事为鉴，早日赐予英明决断，以解释天下的非议。”

又向三省呈递文书，请求当面奏请降出贾易的章奏，明确作出处理。两天后，内廷降下赵君锡的两章奏付给三省，连同谏议大夫郑雍、右正言姚某议论赵君锡的各一章。郑雍议论说：“赵君锡倾邪柔佞，风骨节操不立，任职之初，就说百官见执政官谒见被禁止。大概是向来宰相想求取自身便利，所以设立此禁。赵君锡观望而言此，众人目为‘赶客中丞’，在御史台中只持两可态度。昨日朝廷刚采用臣的意见，查办王巩行为不检之事，赵君锡与王巩杯酒相从，唯独不言王巩，反而到船上与他告别。希望断自圣心，流放驱逐以警戒在位者。”

又议论贾易认为赵君锡软弱，贾易强硬。赵君锡推荐秦观，秦观刚被任命为正字，贾易弹劾秦观品行不端，不可以玷污文馆，赵君锡就自我弹劾，大概是被贾易胁迫所致。

姚某议论说：“赵君锡本来没有风骨节操，偶然置于从班，亲近少年，在戚里追逐游乐。昨日任命为中宪大夫，内外震惊听闻。自从任职以来，随声附和，无所建树。称赞秦观才美，极力推荐，等到属官有言论，随即陈首，取舍翻覆，被众多士人嘲笑。”

第二天，辅臣在延和殿奏事，轮到台谏交章，苏辙进言说：“臣看到赵君锡的状子，说与贾易各自议论臣兄苏轼作诗之事，臣问兄苏轼，说确实有此诗，但自有缘由。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允许居住在常州。既向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旁，见十数个父老说话，其中一人合掌加额说：‘听说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心中实在欢喜，又无可语者，于是作二韵诗记在寺壁，如此而已。现在君锡等人加诬以为大恶。况且日月相远，那遗制难道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希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人的文字，臣不敢参与。”于是先下殿。进禀后，皇帝说：“君锡或许应当罢免中丞。相公不满暂且要让朝廷事宁贴。君锡少持守，况且所言轼事怎么行得。这与蔡确事全别，况且蔡确自以奸邪为恶，昨日恐怕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远为朝廷大患，所以贬之。那作诗也是小事。”刘挚说：“君锡旧为吏部侍郎，想让他还旧官。君锡却实是端人，只是此事首尾思虑不至。”皇帝说：“也深知君锡好人，只被贾易所使，自己执守在甚处？还他旧官甚好。”吕大防说：“轼诗亦须取轼一文状。”皇帝说：“莫不销。”刘挚说：“此事不可便已，朝廷须要做个行遣，他日子免人指点。今可令轼分析因依。”皇帝同意。退朝后以君锡带旧待制为吏部，代替李之纯尹开封，开封范百禄还翰林兼任侍读。之纯、百禄具熟状进入，因进呈日远，故取画，遂得画可

刘挚说：“君锡与二苏友善非一日，忽为此举，又能量事可否，制其要害，而去取失宜，实为贾易逼持，反招谏官所抵而罢，深可惜也。然谏官之议，公邪？私邪？意其必有所在了。二苏虽刚喜自用，然要之上即位首拔擢，意实向正。又文学如此挺然，毅气足以摧奸御乱可谓善类。小有偏处，不过喜引倜傥子，此等可□也。而掇拾不止，殊不以久远事为意，坐快邪党可为深惜。”

不久内降轼章辨题诗事说：“臣见臣弟辙与臣言，赵君锡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升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陈述。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迤往常州。是时新经大变，臣子之心谁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

译扬州竹西寺，看见百姓父老十几个人在路边谈笑，其中有一人用双手加额说：“听说是个很好的少年官家。”他的话虽然粗俗不典雅，但我确实喜欢听到百姓歌颂我们君主的儿子，这是出于至诚。当时我刚刚请求归隐耕种于常州，打算在那里终老，而淮、浙一带到处丰收，因此作诗说：“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因为喜欢听到这句话，所以偷偷记在诗中，写在当途僧舍的墙壁上。我如果稍有不满之意，怎敢再写在墙壁上，展示给人看呢？又当时距离先帝升仙已经两个月了，决不是从山寺回来才听到的话。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人却敢挟私情公然诬陷。恳请交付外廷施行，稍正国法，以使今后臣子不被仇人无故加上恶逆之罪。”又一份状子说：“奉旨分析，已具札子奏入，请求降付三省。”（以上都是初八日的事。《宋朝要录》：“右正言姚□、谏议大夫郑雍说他们随声附和，没有风节。起初，贾易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也相继论之，太皇太后不悦，告诉三省说：‘君锡全无执守。’吕大防说：‘确实如圣谕。大体上贾易强势，君锡弱势，被贾易胁迫了。’”）

译过了四天，因为辅政大臣上奏请求将贾易调任庐州，皇帝不准许，吕大防说：“谏官还认为罢免丞杂官职的处分太轻，圣意以为如何？”皇帝告诉他说：“相公认为执政之道应当怎样？”吕大防回答说：“臣等认为这样处理，已经是斟酌得宜了。”皇帝说：“这样就很妥当。”刘挚说：“外面的议论也认为平稳，但臣有愚见。臣看见苏轼、赵君锡、贾易、郑雍等人都是善良正直之士，忠于朝廷，陛下提拔任用他们到如此高位，他们是日后得力可用的人才。如今却让他们互相攻击残害，只是痛快了小人的心意，臣深感惋惜。希望太皇太后、陛下保全爱护并培养这几个人，以等待日后任使。况且当今人才难得，恳切希望留意。”太皇太后听到“互相攻击残害”的话，笑着说：“只是因为他们不肯省事罢了。”吕大防说：“听说今天两位谏官上殿必定会提及赵君锡的事，因为赵君锡没有明显的罪过，只是因为在秦观的事情上缺乏坚持操守罢了，希望以此阻止他们的言论。”皇帝同意。

赐给专门负责措置荆湖北路边防事务、朝奉郎、直龙图阁唐义问白银、绢帛各一百匹两，因为渠阳、贯堡停止戍守，他护领居民迁出汉地而没有发生灾祸。（《实录》记载在辛卯日，因嫌与贾易之事混杂，移入此处。这是绍圣元年九月十六日追责时的事。）

诏令御史台，等到元佑十年，如果有臣僚父母去世，无故十年不埋葬的人，就依照条令弹劾。又令吏部等到现在期限届满，查检发现仍有违反条令不埋葬父母的，品官就不给予升迁考核。如果查检有遗漏，也允许御史台上奏。

工部上言：“陕府、虢州、解州县百姓缴纳免除劳役的梢钱，请求今后都允许展限到六月终缴足。”听从了。（《实录》记载在壬辰日，因嫌与苏轼之事混杂，移入此处。）

注释

【一】有司卒事反命“卒”原作“率”，根据《礼记·文王世子》改正。

【二】祭先师先圣“祭”字原脱，根据同上书补入。

【三】臣等寻于秘书省取索见行文字详“详”原作“许”，根据文义改正。

【四】协律郎奉礼郎太祝郊社“祝”原作“祀”。按：《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太常寺有“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卷一六八职官志元丰以后合班制度有“太常寺太祝、郊社、籍田令”，“太祀”显然是“太祝”之误，据此改正。

【五】卢怀慎“慎”原作“谨”，乃是避宋孝宗赵慎讳而改，今根据《旧唐书》卷九八、《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传改回。

【六】又实告以贾易所言观私“贾”原作“恶”，根据《苏东坡集·奏议集》卷一五《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改正。

【七】王遹亦来见臣云有“臣云有”三字原脱，根据同上书补入。

【八】台谏给事中互论灾“论”下原衍“事中互论”四字，根据同上书删去。

【九】时君锡与易又各先有论轼题诗“事”原作“时”，根据上文及本书卷四六四元佑六年八月乙未条目改正。

【一○】既却封入后二章不出“入”字原脱，根据活字本补入。

【一一】其间有一人以两手加云“一人以”三字原脱，根据《苏东坡集·奏议集》卷一五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补入。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六十四

卷四百六十四

起讫时间：起哲宗元佑六年八月癸巳尽当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四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六年（辛未，1091年）

全文

八月癸巳，新差提点河东路刑狱的陈次升仍旧担任刑部员外郎。（初二日除授河东宪，现在复任刑外。）

中书舍人孙升上言：“左朝议大夫王彭被任命为刑部郎中。查考王彭以前担任刑部郎中时，御史林旦弹劾他家门不严肃，因此他请求外放。人才如此，怎么能作为中台的美选。”诏令王彭知绛州。

三省上言：“京西路财政费用支用不足，元佑四年十一月曾经诏令转运、提刑司共同估量分拨场务钱二十万贯供给本路，至今分拨未定【一】。现在将供奉陵寝的费用会计约二十万贯。”诏令陵寝支用的钱粮物帛等，令京西两路的提刑司将朝廷封桩的钱物陆续支拨给河南府支用，不得将不缘陵寝的其他名目支使。如果违反，处以违制之罪，不享受去官赦降原减的待遇。那元佑四年十一月的诏令不再使用。

先前，御史中丞赵君锡上言：“臣听说天子以尊奉天地、神祇、宗庙、陵园为重事，君臣上下所当尽心，全力于此而不敢稍有懈怠。臣看见自来京西路财赋岁入最少，支用最多，每苦不足，则乞求于朝廷，而后仅能支撑，如陵寝的供奉，杂出其中，竭蹶奔走，常怕不能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