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三

译等到听说最近就擅自放行与西夏进行互市。前来投奔的蕃部，惯例都在边界呼喊西夏人前来交割，有的就把他们赶回去，有的就杀了他们。突然做出通好议和的样子，颇为贼人所窥探，于是下诏告诫整顿。

译辛卯日，太子中允、崇文殿校书范复任光禄寺丞、韩城县知县。范育从光禄寺丞升任御史，因此迁任中允，因弹劾李定而被罢免御史职务，改任校书，不久又请求与林旦、薛昌朝一同贬谪。在此之前，范育进言说：“心术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如今不致力于此，却专想凭借刑罚和奖赏来驱使百姓，这就是天下人心尚未信服的原因。”皇上对王安石说：“君主不注重心术，怎能实现大治？”王安石说：“有所作为固然源于心术，但术有广狭远近之分，功业的大小，也由此区分。”皇上说：“范育极力称赞张载、程颢兄弟，认为他们是有道的君子，请求下诏让他们回朝，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说：“范育先前辞去检正之职，言论高傲不恭。等到进入中书省，却说没有得到札子，所以未能就职。”冯京说：“范育是害怕因缴还敕命而获罪罢了。”王安石说：“看范育的言论，他难道是害怕因缴还敕命而获罪吗？”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才有了这道任命。杨氏《编年》记载：这一天，司农寺将差役法颁布天下。查阅《御集》，六月二十二日，中书、门下奏请司农寺奏行出钱免役之法。皇上批示：内除斛岗折雇直不可行外，其余可行。那么五月七日必定尚未颁布，杨氏《编年》有误。两浙科钱数用日录，却在四月二十七日更详细地记载了此事。本纪记载在十月壬子日。

王安石又进言说：“王广渊在兵变之后恐怕会姑息养奸，应当亲手写敕书告诫晓谕，安抚那些反侧不定的人，诛杀那些骄慢违令的人。”皇上说：“这样固然好，只是王广渊的智慧达不到这个程度，告诫晓谕有什么补益呢？”王安石说：“王广渊也不至于完全不懂事，陛下反复告诫敕令，或许他还能思考谋划。”于是讨论兵法：“爱护士兵却不能指挥他们，就像骄纵的儿子不可使用一样。”皇上说：“治理国家也是这样。”

癸巳日，皇上与王安石讨论租庸调法，认为很好。王安石说：“这种法律接近井田制，后世建立的制度如果能大致符合先王的遗意，就没有不好的。现在也没有不可行的，只是难以迅速成功罢了。”皇上问其原因，王安石回答说：“现在百姓占有田地，有的连成大片，不能剥夺他们，使他们像租庸调法那样，授田有限。然而君主如果真能知晓天下的利害，用那些被认为是害处的制度来约束兼并土地的人，那么人们自然不敢保有超过限额的田地；用那些被认为是利处的制度来鼓励努力耕作的人，那么人们自然会劝勉耕作，而授田不敢超过限额。然而这需要逐渐才能形成制度。君主如果真能知晓利害的权衡，凭借喜好厌恶来施加影响，那么所喜好的，何必担心人们不跟随；所厌恶的，何必担心人们不躲避？然而利害的情况难以识别，没有学问不足以穷尽它。世俗之人很少能学问，所以大多不识利害的情况，而对于君子立法的意图有所不思而喜欢发表异论。如果君主没有道理来衡量，就一定会被众多的异议所左右，即使有善法，又怎能建立呢？”以上内容未见日录所载，现在因为王安石论三不乐，日录在五月癸巳日附见。

皇上说：“府兵与租庸调法相互依存。”王安石回答说：“现在义勇、土军轮流服役，既然有廪给，那么无论贫富都可以入卫出戍，虽然没有租庸调法，也可以做到。只是义勇由良民组成，应当用礼义来奖养。现在全都颠倒了，□其手背，人们不乐意，这是第一；教阅耗费巨大，人们不乐意，这是第二；又让他们运粮，人们不乐意，这是第三。近来更驱使他们面对敌人，横遭杀戮，尤其使人害怕做义勇。”

冯京说：“义勇近来也有凭借挽强弓获得推恩的人。”王安石说：“挽强弓以力气为限，如果力气不足，就自动断绝了进取之路。这是朝廷有推恩的泛滥，而最初并非劝奖人们趋向武事。现在处置义勇，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使害处在于不做义勇，而利处在做义勇，人们以能在义勇中登记名字为幸。至于凭借武艺推恩，随人材的高下，使都有幸得之心，那么风俗可以改变而各种技艺可以成就。臣希望选择乡里的豪杰作为将校，稍加奖拔，那么人们自然悦服。况且现在招募士兵作为宿卫，有积官至刺史以上的人。将此移用于彼，固然无不可，何况这不至于如此耗费官禄，已足以使人乐意去做。陛下如果真能审慎选择近臣都有政事之才，将来可以让他们分别统领这类军队。现在招募士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那么近臣以上岂不足够这类人？这是先王的成法、社稷的长计。”皇上非常认为正确。这据兵志第二卷，以为是保甲事，但自“今皆倒置”以下至“众技可成也”，日录系于四年五月九日。又“上曰：府兵与租庸调”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三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以为然”，亦已附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未有所附，今即附此年五月九日，其余并存之，盖王安石欲变宿卫法，其言不一而足也

乙未日，权盐铁副使潘宿权户部副使御史中丞杨绘言潘宿非材，以兵部郎中贾昌衡代他，权户部副使李寿朋权盐铁副使

译副使。昌衡此前担任两浙路转运使，朝廷当时正在变革法度，考核官吏政绩，而昌衡多次将利弊情况上报。皇上因此派宦官到浙江传达旨意给昌衡说：“你前后上奏的言论，充分显示出忠诚和益处。”于是召用他。御史刘挚进言：“昌衡在两浙任职期间，先前因未能检举杭州、明州的长官而获罪，从转运使降为副使，后来因为发运司以均输法为由奏请留任昌衡，如今不到一年，就突然召用他，朝廷内外都感到疑惑怪异，请求停止这一任命。”皇上没有听从。

译御史中丞杨绘进言：“并非不知道助役法乃是陛下怜悯差役分配不均，想要统一平定它，使百姓安居于公平均等的境地，如果有盈余，就用来应对水旱灾年，免除向百姓征收，这虽然是尧、舜的用心，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然而听说负责执行的人，只致力于多征收且执行严厉，导致天下人不能完全理解朝廷的本意，将要认为这是强行征收剩余部分而由官府收取，这不可以不陈述。两浙提点刑狱王庭老、提举两浙路常平仓张靓征收两浙一路的役钱高达七十万，甚至有一户要出三百千，百姓都说在供给一年的役钱之外，剩余的数量几乎占了一半。虽然司农寺没有立即听从，但民间都传说王庭老一定会被赏赐本路或邻路的监司职位，张靓一定会被赏赐馆职或检正职位，这一定是因为征收数额过多，而招致了诽谤议论。请求陛下取来这些数额审阅，如果确实如民间所说，就请求裁减并下达指令，以安定民心。”根据杨绘的分析，这道札子是在四月下旬进呈的。这一年七月十一日，比外、权同两浙路提点刑狱兼常平事王庭老被任命为权发两浙路转运副使，仍然兼任常平事务。

御史刘挚进言：“臣私下看到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在河北开修漳河，工程浩大，总共征用九万名夫。所用的物料本来没有预备，仓促索取，不合时宜，官府和百姓应急，劳费百倍。除了转运司供应秆草梢桩之外，又自行派遣官员采伐漳堤上的榆柳，以及监牧司地内的柳树共十万余株，这些都是各州自行管理的津岸。河北难得薪柴，村农只用来烧麦秸等物以及冬天修补泥墙，而程昉等人妄奏民间不用，已经科派了一万余工，派遣本司士兵分散到州县百姓田地内自行收割。所役使的人夫，没有不被虐待使用的，往往逼迫夜间服役，践踏田苗，发掘坟墓，残坏桑树柘树，不知其数。愁苦的声音流传在道路上，传到京师，而程昉等人妄奏民间乐于服劳役，无不喜悦。民夫已经散去，役使的士兵还很多，本路的厢军都被搜刮殆尽，各处无不缺乏人手，而程昉等人奏报不停，在州县间显露行迹，凌侮官吏，仍然请求在洺州调发急夫，又想要让役使的士兵不分番次轮休。其急切扰攘，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本路的监司畏惧程昉的权势，不敢说他的不对，而上下只用眼神示意。臣不知道程昉做这项劳役的利益在哪里，或者听说想要排泄邢州、洺州、大名府等地的积水。现在如果让这水按照程昉的意思通行，而北边沿着下游浅窄无法容纳，不免泛滥溢出，这是把这里的祸患移到那里，换个地方造成灾害。现在朝廷既然命令暂时停止，那么利弊暂且搁置。如果听说程昉因为被罢免劳役，愤怒傲慢，有休退的请求，朝廷旨意又让他总领淤田司事务。程昉总领淤田，应当检查日期。程昉权罢开漳河，三月十一日丙皇上批答，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安石论陈荐等事可考。臣谨按程昉、李宜之奉命兴事，起初不把事情的可行与否如实上报朝廷，贪功侥幸进身，扰民残害财物。前后奏报的事情都是欺瞒，而程昉又敢于要挟君主、放肆傲慢，按照典章法律应当诛杀而不赦免。如果还让程昉以都水丞的身份在河上统领事务，又恐怕生事兴患，没有穷尽。伏乞明确公布程昉等人的罪状，重重贬谪流放，以安慰一方残破疲敝的百姓，使天下人都知道这项劳役的祸害不是朝廷的本意，并且以此惩戒侥幸希求赏赐、欺瞒君主、残害百姓的人。”御史中丞杨绘也再次具奏请求罢免这项劳役，王安石为程昉辩解非常有力，都搁置不批复。御史刘挚进言程昉等人开修漳河不详细考察利弊，扰民费财以及欺瞒要挟君主，请求罢免黜退。墨史只这样在十二日记载，朱史又删去了。现在详细记载刘挚的奏章。按照日录在十一日进呈刘挚的奏章，奏章一定在十一日以前，现在附见于十一日。墨史在十二日记载，恐怕有误。中丞杨绘也有两章论奏，日录都没有记载，现在附见于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加役使士兵开漳河。

王安石又禀告皇上：“此前枢密院说淤田役使的士兵多逃跑死亡，甚至一个指挥只有军员五人回到军营。又说府界营妇全营向提点刑狱申诉，请求释放淤田兵士。枢密院于是发札给提点司秘密查访。王安石取来簿册根究，得知淤田兵士逃跑死亡多处不及三厘，依法逃跑死亡及八厘，尚且应该得到第一等酬奖。又问枢密院为什么说‘只有军员五人归营’，回答说从曾孝□那里得知，曾孝□从李琮那里得知。于是，赵子几用公文询问李琮，让他具报军分服役的地方。李琮得到申状，才说：‘曾与曾孝□说未淤田前一年，荥泽斗门两处役使的士兵，各前后逃跑，每起逃跑三十余人。’又听说有两营妇经过提点司申诉都水监现在役使修造未释放，请求依照淤田所的惯例放归。营妇之所以申诉，是因为淤田所释放得早的缘故。”皇上说：“曾孝□为什么这样？”王安石说：“曾孝□和李琮都不可知，或许只是误听，也不可知道。”冯京说：“人们听说的有什么害处？”皇上说：“小人喜欢这样，恐怕效力的人解体。枢密院前说淤田像饼一样薄，朕让人取一方土，像面厚尺余，问得极有深处。”冯京说：“确实有薄的地方。”皇上说：“要都不像饼一样薄。”王安石

译王安石说：“如果水位浅到水能到达的地方，只让它在次年继续淤积，有什么害处呢？”皇上说：“陈荐前几天上殿，说很高兴朝廷察觉并停止了淤田。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人们号哭诉苦，认为这样做不便。”王安石说：“陛下任用陈荐这类人作为辅佐和耳目。作为辅佐应当为身体抵御祸患，作为耳目应当听闻观察得广阔深远。现在陈荐暂代开封府职务，开封府界内淤田是停止还是不停止，以及其中的利弊，他起初并不知晓，不知陛下依靠什么作为耳目！周公告诫成王：‘应当知道那些不应当享受的，不要将心思用在享受上，只去从事那些违背正道、轻慢无礼的事。你只是个年轻人，我实在无暇顾及。’如今臣子们各自怀着利害爱憎之心，敢于欺骗蒙蔽君主，无所忌惮，这违背正道的程度太严重了。陛下固然可能有未曾察觉的地方，即使察觉了，也不加以惩戒，那就与未曾察觉没有区别。这样，事实怎么会不出现差错？小人怎么能不轻慢无礼？即使让周公担任宰相，恐怕也会忙乱不堪，无暇他顾，没有机会实现太平治世。”琮是江宁人，当时任阳武县知县。朱熹的史书将这段记载在熙宁六年九月十五日赐给侯叔献等人淤田之后。按：王安石称陈荐暂代开封府，陈荐暂代开封府是熙宁四年四月的事，如果附在六年九月，就失去了事实真相。现在依据《日录》记载在本日。琮在八月十五日升任利州路通判。

译丙申日，皇上对文彦博等人说：“京东路的武卫军向来号称精锐勇敢、得力，不亚于陕西的军队。”文彦博说：“京东地区的人，深沉果敢、精悍勇猛，这也是他们的本性。”皇上接着说：“齐、鲁地区的儒生，言语超过行为，像李徽这一类人，常常夸夸其谈。”吕惠卿说：“前代史书说齐国人多欺诈，确实不是虚妄。”文彦博说：“齐、鲁地区的读书人，常以诵读经书为职业，最近听说朝廷改革科举制度，这些人恐怕不能立刻改变职业，一定有失去职位的忧虑。”皇上说：“让科举考试再举行一次，然后才依照现在的新制度。”吕惠卿说：“齐、鲁地区专攻经学的学者，除了诵读经书之外，不知道其他事情，考中进士之后，至于官场政务和人事处理，全然不通晓，这种弊端确实应该改革。”皇上于是说：“近世士大夫大多不熟悉法令。”吕惠卿说：“汉代的儒生陈宠以讲授法律闻名，门徒常有数百人。唐代有律学，是六学之一，后来士大夫大多以学习律学为耻，明法这一科又只是能背诵条文而已，很少通晓法律意旨。近年补任法官的人，必定聚集起来详细测试他们所学习的，选取特别精通的人任用，由此可以看出朝廷慎用刑罚的意图。”去年十二月八日，李徽之被任命为提举鸿庆宫。

丁酉日，皇上亲手写下诏书：“最近命令各路再次核查先前上报的军功状，现在还没有送到。赏赐长久拖延，以后就无法让人临敌赴难，要督促他们。以及鄜延路有功的将官，也让经略司迅速上报。”在此之前，太原的吕公弼、鄜延路的赵焑都说宣抚司赏赐军功大多滥发，命令吕公弼等人另行评定等级，过了很久还没有上报，所以有这道诏书。

戊戌日，天章阁待制、扬州知州马仲甫改任都水监判官，知制诰、江宁府知州钱公辅改任扬州知州。起初，沈起被罢免陕西都转运使职务，召入朝廷任度支副使，三月二十五日。改任盐铁副使，四月七日。不久任命为江宁府知州，五月二日。代替钱公辅，命令钱公辅回朝。王安石想留沈起任审官西院知院，皇上说：“我正想论断沈起在陕西也没有罪过。”吕惠卿说：“屡次改任并不方便。”皇上说：“应该稍等一等。”王安石说：“钱公辅专门帮助小人制造异议，如果留在朝廷内部，一定对圣明的政治没有补益。”于是请求让钱公辅代替马仲甫，说：“让马仲甫留在朝廷内部也没有妨害。”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沈起被任命为江宁府知州才三个月，最终被召入朝廷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九月二十四日，沈起从江宁府入朝任提举百司，现在一并记载。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录可以考证。

这一天，是戊戌十四日。东明县的百姓因为县里摊派助役钱不当，相率拦住宰相亲自陈述，共有几百家。王安石已经劝说安抚让他们退下，于是禀告皇上说：“东明县知县贾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欢附和流俗，不符合皇上所确立的标准。最近枢密院选差他负责进奏院事务。去年，进奏院妄自把朝廷的事情报告给四方，让四方对奉行法令产生怀疑懈怠。现在让他负责，应当得到公正诚实的人，像贾蕃大概不可任用。”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令追究东明县的事情。贾蕃，是管城人，贾琰的曾孙。

己亥日，下诏发给榷货务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一万七千匹，前往陕西转运司购买军需储备。

庚子日，司农寺及开封府界提举常平上奏说：“有京城附近的百姓，不了解新法的意思，看见各乡大户说按等级出助役钱很多，愿意依旧充当差役。”下诏司农寺命令各县晓谕，如果有不愿意缴纳役钱的人，除去从来不当差役的年月，让他们依照条令认领本等差役，等到年月到了就赴官府充当差役，不再让他们缴纳役钱。又上奏说：“请求派遣府界提点司官员分别前往各县，共同编造五等簿，升降民户等级。如果敢将四等以下的户升到三等，导致百姓申诉，那些当职的官吏都按违反制度论处，不因赦免降罪而原谅免除。”皇上听从了。四月二日，免除四等户的差役。又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又七年正月十三日。（此处为后续相关日期记载）

在此之前，王安石提出建议，担心有人煽惑百姓认为役钱数额多余，只要申诉免除就一定可以减少；如果果然申诉免除，就责令依旧充当差役，就像现在司农寺及提举司所上奏的那样。皇上既然知道了东明县的事情，接连几天两次用手敕询问王安石：其一，按照王安石原本的建议下诏；其一，询问酸枣县是否有将下户升为上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只有免除第四等役钱的名义，而没有实际效果。王安石对皇上说：“拿开封、祥符两县的新旧簿册查阅，其中降低等级的非常多，升高等级的非常少，大概各县编造簿册等级不同，都取决于官吏的缓急。像开封，竟有七百户第一等，这不能不减少。酸枣、东明，却各有数百户三等以上，其余都是四等以下，甚至有三等以上差役本等缺人，又全部从四等以上选取，这其实是四等中自有应该成为三等以上的人，而编造簿册不公正，因为吏人接受贿赂把他们放在下等，等到上等无人时又不免纠集选取，纠集选取的时候又可以索取贿赂，如果不升降使各符合实际，就只是让吏人长期作恶，百姓侥幸得利。又有偏受困苦的人，这不是好的政事。况且各等的财产，都有籍册在，籍册第四等以下，比较他们的财产竟然与三等相同，那么为什么不能升高？升高的百姓自己也毫无遗憾。请求按照司农寺所上奏的约束办理。”皇上听从了。

王安石又说：

译治理百姓，应当了解他们的真情与虚伪、利益与危害，不可以对他们姑息纵容。如果骄纵他们，使他们纷纷妄图干预中书省、御史台的事务，或者击鼓拦驾，依仗人多来侥幸求取私利，这就不是治理国家应有的做法。天下大事，只要大方针已经确定，其余的事情就交给有关部门去办理，事情处理不当，只须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罢了。如今每遇到一件小事，陛下都急急忙忙地再三亲自下诏质问，臣担心这种作风会损害于琐碎繁杂，那么辅佐的大臣依赖皇上办事，就不得不懈怠失职了。况且王公的职责，只是讨论治国的大道罢了。如果大道不明，即使辛劳也只会自取困顿，无法达到治理的目的；如果大道明确，君子和小人各自处在合适的位置，那么就可以无为而天下大治，不需要过分地自劳自苦、纷纷扰扰了。皇上说：“听说免役钱这件事，确实是符合人情便利的。”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用大道来衡量事务，那么不用窥视窗牖就能知晓天道，不用出门就能了解天下；如果不能以大道来衡量事务，只是询问别人的意见，浅薄庸俗的人，哪里足以知晓天下的大计，他们的言论只会足以扰乱人的心志罢了。”皇上又说：“有人认为免役钱这件事，必定会导致唐德宗建中年间的动乱。”王安石说：“人们之所以说会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陛下忧虑恐惧太过，所以奸邪之人窥探到圣上的心意，才敢进行欺骗胁迫。”

译皇上起初怀疑官户缴纳的助役钱太少，王安石因此禀告皇上说：“官户、坊郭户缴纳的役钱确实不多，但估量时势的适宜，只能如此，所以议论纷纷的人少。如果不这样，那么在位的官员必定故意破坏法令，制造议论；坊郭等第户，必定纠合众人，击鼓拦截车驾、遮挡执政大臣，恐怕陛下不能不为此动心。如果陛下确实能够熟思利害而深察情伪，明确显示好恶赏罚，使人人知道政令刑罚足以令人畏惧，那么奸邪之言、浮夸之说自然不敢兴起，诡诈妄为的计谋自然不敢施行，豪强狡猾的官吏百姓自然应当顺服。像这样，即使多向兼并豪强收取钱财以救济贫弱，又有什么损害呢！”皇上又说：“曹司都不给予俸禄，反而指责他们受贿废事，非常没有道理。”王安石说：“本来收取助役钱有剩余，就是要用来给这些人俸禄。”皇上说：“用现有的役钱就可以早日确定法制，让他们知道。凡是现在导致议论纷纷的，也多是因为这些人煽惑。”王安石说：“早日确定法制确实是正确的，但畏惧这些人煽惑是不对的，应当让这些人不敢煽惑罢了。如果让这些人无所忌惮，敢于煽惑，而专门指望用俸禄利益来平息，恐怕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君主如果不能统御天下，就不能战胜天下，反而被天下所役使，被天下所役使就会动乱了。汉高祖刚平定天下，让娄敬持符节，征发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数万口人居住在关中。这几个家族，平时都能带头作乱、联合六国来对抗关中。像田氏甚至兄弟二人轮流称王，敢于与项羽为敌，一旦让他们抛弃坟墓田宅而迁徙，竟然不担心他们作乱，是因为气势和谋略足以战胜他们的缘故。”

御史中丞杨绘说：“近来，京畿地区的百姓请求申诉助役法的不便，陛下大发恩旨，命令询问百姓愿意还是不愿意，从而两样都实行，中书、门下已经起草札子，依据圣旨颁布，而司农寺却缴还札子，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臣私下认为，助役法如果真的方便，那么现在不愿意的人，在一两年内自然看到别人的方便，就会改变态度而服从命令；助役法如果确实不方便，那么在一两年内自然就会改变，那么现在不愿意的人，何必强迫他们呢。假使十份中，不愿意的只有一份，那么这一份的少数固然不能损害九份的多数，而这一份不愿意的人也有自己的差役来分摊，必定没有免除的人；只是形势户、官户、女户、单丁这些向来没有差役的人，命令他们出役钱，已经实行了。司农寺缴还圣旨札子，难道没有罪过吗？谨按舍人院缴还词头，本来就有先例，李大临、苏颂缴还不当，被罢免职务归入本班。现在司农寺没有听说有缴还圣旨札子的先例，邓绾、曾布缴还不当，阻挠圣断，请求比照李大临、苏颂的情理，特别予以降职贬黜，并且将此圣旨指挥颁布天下。臣料想主持此事的人必定认为李大临、苏颂缴还不当，邓绾、曾布缴还得当，那么请求详细审查臣所陈述的不当事状予以施行，并核查曾布与宰相王安石是亲戚，请求不让他签书。”没有答复。这是根据杨绘熙宁年间的台谏奏章，附见于十六日。

壬寅日，下诏从今日起，省府及都水监、司农寺等处，凡是下达的条令，都命令进奏院摹印，颁布给各路，每年供给钱一千缗作为镂板纸墨的费用。

王安石因为东明县申诉役钱的事称病在家。这天，皇上派遣中使催促王安石入朝觐见。这件事其他史书都没有记载，根据王安石的日录，十八日皇上派遣中使催促入见，那么这是王安石曾经托病请假，更应当考证详细。

癸卯日，王安石入朝觐见，对皇上说：“东明县应当接受状子晓谕百姓，却不接受状子，派遣他们入京，其他县就没有这种情况，这其中的用意可见。”皇上于是问：“贾蕃与密院官谁更好？”王安石说：“臣不知道。”于是禀告皇上：“现在大臣、近臣中谁是辅助成就圣政的人，台谏官中谁是不依附流俗的人，陛下在忠邪真伪的界限上，未曾判然明白，用政令刑罚来显示，小人有什么忌惮？小人无所忌惮，敢于议论纷纷，而陛下倚仗耳目聪明想要战胜他们，臣担心陛下虽然辛劳最终也不能成就治世。”

杨绘说：“东明等县百姓千百人到开封府，申诉超升等第缴纳助役钱的事，本府不接受。百姓既然无处申诉，于是闯入王安石私宅，王安石晓谕说：‘这件事相府不知道，应当下达命令不升等。’又问：‘你们来，知县知道吗？’都说不。又去御史台，臣因为本台没有接收诉状的先例，晓谕让他们散去。退下后访问，原来是司农寺不依照各县原来确定的户等，却以现有管理的户口衡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分给各县，各令管认，升降户等，另造簿籍，在农务开始前完成。臣私下认为凡是等第升降，大概看人家产的高低，必须依靠本县，本县必须依靠户长、里正，户长、里正必须依靠邻里，自下而上，才能得到实情。现在却由司农寺先划定数额，命令本县依数额定簿，怎么能使百姓心甘情愿服从呢？譬如用来做带子的是腰，用来做鞋子的是脚，带子的长短必须随腰的丰瘦，鞋子的阔狭必须准足的大小。现在如果带子长而有余就增加腰来填满它，鞋子狭而不足就削脚来适应它，可以吗？超升等第来适应多出钱”

译这与那有什么不同呢？京畿地区是天下的根本，不能不引起圣上的关切。如果百姓纷扰，申诉不止，即使想用威势胁迫他们停止，我私下担心会像河水被堵塞而决堤一样，造成的伤害必定很多。处理民事，必定是从州到县，哪有公文直接下发到县，而州府却不知道的道理。这一定是司农寺自己知道这样做在情理上不安，所以不报告州府，直接下达给各县，是想让县里畏惧威势而不敢提出异议；如果告知京尹，或许会导致争执，所以不顾及事理体统而这样做。况且现在已经是农忙季节，怎么能在农务开始前就完成，想要随着夏税一起催征呢？我又听说中书省派遣孙迪、张景温去体察那些不愿出钱的百姓，我私下担心不愿出钱的人是想用繁重的劳役来困迫他们，像这样威胁，谁敢不服从？京畿地区的百姓，平时像婴儿一样被娇惯养育，现在保甲法突然严厉推行，惊恐不安尚未平息，如果再加以欺凌虐待，恐怕所担忧的问题就不小了。现在掌管司农寺的是邓绾、曾布，一个是知杂御史，一个是都检正，如果不是我进言，谁敢进言呢！」王安石指出陈绘的话不符合事实。皇上同意了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的日记中说：我为皇上分别陈述事实，皇上本来就已经洞察事情的始末了。

译刘挚上言：“臣私下认为，京城周边地区，是天下根本之地，应当经常安抚它并爱护、蓄养其财力，使百姓享有丰足安逸、闲暇快乐的生活，因此可以引导他们行善，而不能让他们做不义之事。先前推行团结保甲法时，正值西边用兵，法令一下达，民间惊恐骚动，至今忧虑困惑而未安宁。如今又制定新法，让人均摊出钱，不合时宜地升降户等，限期紧迫，所以人心惶恐惊骇，无处申诉，恐怕不符合所谓强干重内、爱护百姓、减轻徭役的本意，实在是因为有关部门未能奉行宣扬陛下公平均平的本意来立法度，才造成这样的纷扰。臣恳请陛下先下达命令，告示各县，现在的新法暂不施行，另行听候朝廷旨意，以安定民心，然后请求追究先前依据什么条制擅自升降户等，以及如何出榜依理施行所定役法的情况。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深入探求民情，采纳朝廷内外的议论，再次讲求研究，务必做到不加重赋税、不扰动百姓，且可以长久施行，然后再推行。这关系到百姓的安危，是最大的事情。希望陛下谨慎考虑并审慎采纳，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光禄卿史照出任邢州知州。皇上对执政大臣说：“史照在襄州时，对水利事业非常尽力，应当给予优厚的赏赐以鼓励众人。”王安石说：“直接任命他为邢州知州，也足以表示鼓励。其中的细节必须核查完备，才可以推恩赏赐；否则恐怕会泛滥，如果有异议，就没有事实依据可以质证了。”

甲辰日，皇上担心边防大臣观望朝廷意图来决定行动的缓急，不肯尽心竭力办好事情。王安石说：“这在于陛下。陛下如果真能用正道驾驭群臣，使他们各自尽力处理政务，不敢欺骗，那么陛下就可以不劳而天下大治；如果不能这样，只是役使陛下的耳目聪明，日夜在上位忧劳，而臣下为陛下在下位竭尽辛劳，恐怕终究不能达到大治。边防之事暂且不论，试论近事。近来庆州发生兵变，陛下不得不废寝忘食，大臣们应当在此时共同担忧如何消弭祸患。然而他们正乘着陛下惊恐不安，合谋提出不同的议论。至于淤田、保甲与庆州兵变并不相关，这是众人所知道的，不需要等到非常明智才能察觉，然而舆论全是这样，陛下虽然知道他们不对，能使他们有所忌惮吗？大臣在面前，尚且如此无忌惮，那么边远地区，怎么能禁止他们不欺骗蒙蔽呢？臣担心以区区之身为陛下独自操劳，也不能成就太平治世。臣愚昧地认为，要敬畏众人的意志，使没有实据的人不敢肆意发表言论，而忠诚尽力的人不被小人阻挠，那么陛下就不必忧劳而治道自然成就。”皇上说：“确实如此。”朱史将这段记载在三月三日庆州兵叛之后，不知道王安石说这话是因为东明诉役钱之事，借机以坚定皇上的心意。现在依照日录，特意书写在五月二十日。陈瓘《尊尧集》边机门论述王安石的话，一并附在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四年五月二十日、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二日、二十七日，又五年正月九日、六月二十七日，都应当合参参考。

乙巳日，皇第二子出生，母亲是贤妃郝氏，三天后去世，来不及取名。后来赐名仅，新修的本纪只记载仅去世，不记载他的出生，大概是疏略了。

丙午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同知谏议院、直舍人院孙洙出任海州知州，是顺从他的请求。应当参看林希《野史》记载孙洙外放的原因，在六月十三日丙寅日录系囚的注文中。孙洙旧传记载：王安石因为议论青苗法而驱逐谏官、御史，孙洙郁郁寡欢，不能有所言论，恳求补任外官，得以出任海州知州。御史中丞杨绘担心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李定补任孙洙的空缺，说李定绝对不可用，孙洙的空缺于是很久没有补人。第二年二月，才任命常秩。

通州报告高丽使民官侍郎金悌等人入贡到达海门县。下诏集贤校理陆经代理知制诰担任馆伴，左藏库副使张诚一作为副手。

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昭州防御史、泾原路副都总管张玉为总管、陵州团练使，解除军职。张玉率兵追讨庆州叛军，而达等势穷降服于邠、宁部将任怀政，任怀政将张玉送交，张玉在邠州朝天驿将他们全部杀害。皇上认为张玉妄杀，失去朝廷信用，所以有这道命令。起初，只想降张玉一级官，王安石说：“朝廷既然知道他是妄杀，那么降一级官不足以向天下显示重视人命、保存信用的道理。”皇上于是命令降两级官，又降为总管，又商议解除军职。文彦博认为刺史不可以担任都虞候，王安石说：“都虞候必须用防御使担任，只是旧例，本来没有道理，臣本来就曾经论奏，认为只是因为官缺就惯例升迁，或者没有功劳而凭资历越级授官，都没有道理，不足以作为鼓励。”文彦博认为旧例难以更改，于是只降一级官、解除军职。仍然没有补人。充说：“窦舜卿失于觉察抚御，也只降一级官，对张玉的处罚太重了。”王安石说：“庆州的变乱，不是窦舜卿造成的，窦舜卿虽然知道人心惊恐，想让窦舜卿如何处置？”充又说张玉可惜，王安石说：“暂时责罚，遇到赦免就会恢复，暂且用来申明法度、保存信用、安慰民心，对张玉有什么损害？朝廷只要让张玉还在边疆，自然能得到他的任用，哪里计较官职资历呢？”

这天，王安石呈上役钱的文书，皇上认为百姓供纳税敛已经沉重，坊郭及官户等不需要

译减少税户升等的事，再稍微裁减一些也无害。王安石说：“现在从税户那里征收，本来就不让过多，如果再过分地减免，只是为了迎合别人的言论，就不符合义理了。如果在可以征收的时候征收，等到荒年粮食短缺，衡量百姓力量不足而我方征收的役钱有余，就特别免除一期的赋税，这才是粮食丰足时多征收一些，粮食不足时则救济他们，符合先王不忍心百姓受苦的政治。朝廷制定法令，应当内心依据义理自行决断，只要长远地便利百姓就可以了，哪里需要拘泥地顾虑浅近之人的议论？陛下认为赋税很重，据臣所见，现在的赋税并不重，只是兼并之家侵吞牟利罢了，这就是荀悦所说的‘公家的祸患，比三代还要严重；豪强的暴虐，比亡秦还要残酷’。”皇上说：“这就是兼并之家应当被打击的原因。”王安石说：“打击兼并之家，只有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才能做到。所谓兼并之家，都是豪杰有力的人，他们的言论足以动摇士大夫的心。现在制定法令，只是一切顺着人情所便利的去做，不足以控制兼并之家。然而议论纷纷，陛下已经不能不为所动，如果想要控制兼并之家，恐怕陛下不能战胜众人纷纷的议论。比如两浙助役的事，并没有大大困住兼并之家，然而陛下已经不能没有疑惑了。”皇上说：“比如常平法，也是用来控制兼并之家的。”王安石说：“这在治国之道上极为细微，怎么能立刻均衡天下的财富，使百姓没有贫困呢？”

译己酉日，陕西都转运使谢景温上言：“鄜延路最当敌寇冲要，守御重任系于主帅。自今春以来，制造怨端，连遭祸患，士气不振，民心未安。陛下提拔赵焑担任延州知州，赵焑聪明通达，确实有过人之处，但他未曾亲历战阵、熟悉军旅，副将、寨主都是他昔日的同辈，一旦受他统制，未必心服。臣担心有事之时，难以责求成效。庆州 recently 经历叛乱，人心不安。王广渊本来没有威望来镇抚奸猾之徒，在受惊之余，怎能更严明纪律？骄横强悍的士兵，变故难以保证，虽然朝廷开导他们改过自新，但人心惶恐，常担忧不测。如今一个军营之中，顺逆混杂，归顺的人贫穷如故，作乱的人反而有余财，在市场上变卖赃物，主管官员不敢识别。倘若发生紧急情况，王广渊必定不能裁制。陛下最近任命郭逵为秦州知州，秦州虽是重要藩镇，其重要性不如鄜延。郭逵自幼在边疆长大，材能武略可任，多次经历战阵，士卒信服，如果让他再次统帅鄜延，敌人必定不敢轻犯。蔡挺先前担任庆州主帅，安抚驾驭得当，泾原路的兵马完整，威声已振，如果让蔡挺在庆州，让他因事制宜，施展方略，诛锄横暴奸猾，慰安反侧之心，那么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自陛下临朝以来，秦州罢黜了四位主帅，虽然军政不修，安抚失当，终究不足以给朝廷留下深患，与鄜延、环庆不同。我认为朝廷想要抵御外寇，不如责成郭逵；想要消除军变，不如委任蔡挺。大概秋冬之交，敌骑必定出犯鄜延，赵焑虽有美才，终究不如郭逵老练，或者将他调往其他路分，无所不可。恳请更换四位主帅，以消除未然的祸患。”王安石说：“郭逵适宜让他担任延州知州，他却以耻于见吏民为由极力推辞。郭逵再次被朝廷任用，回到旧职有什么可耻的？他只是因为延州经过扰坏难以治理，不肯前往罢了。陛下不察实情而答应了他，颇失事机。现在他已经从秦州起复，却想改换，不便。”皇上说：“蔡挺调往庆州，恐怕会转而更加姑息。”王安石说：“庆州士兵尚且反侧不定，如果骤然更换主帅，或许未到闲暇之时就因猜疑而生变，何不静观以待？”谢景温的奏议被搁置未行。朱本删去了谢景温的奏疏，现在依据新本，重新保留。

庚戌日，杨绘上言：“开封府界提点司因为畿县百姓入京申诉等第役事，东明县民众最多，因而想要举劾知县贾蕃。我不认识贾蕃，不知他是否有才，但见他曾被二府选差，那么此人必定不是非常无能的人。畿县百姓距离京城不过百里，如果有冤屈压抑，得以到相府申诉，那么陛下应当推想并念及四方百姓距离京城甚远，即使有冤屈压抑，怎能前来申诉呢？就应当申令监司，让他们通达下情，不让百姓失所，那么政令的远近，就各得其宜了。现在如果东明百姓来申诉，就治知县的罪，我担心畿县令佐以此为戒，先用严刑威慑，用利害胁迫，使百姓不敢再申诉，壅塞民意，这算是便利吗？况且陛下已下诏东明等县不得升等及取情愿，如果不是百姓来申诉，凭什么有此诏呢？反而搜罗知县的罪状，为什么呢？”

这天，王安石奏对后，留身请求离去，皇上坚决挽留，说：“风俗长久败坏，不能骤然纠正，事情头绪万千，你为何却要离去？且体谅我的意思，不必顾虑世俗的纷纷议论。”王安石说：“臣材能浅薄，恐怕耽误陛下属意。陛下试看前代兴王，也有执政数年而风俗不变、纪纲不立像现在这样的吗？”皇上说：“前代有的因衰乱刚生，人情迫切，为之解患释难所以容易。现在颓败的风俗已久，万事收敛，使其归于法度，就不得不难，其纷纷议论也固然适宜，但只要力行不变，自然应当改变。如富弼之事，先前哪有按劾，现在却案治，像这样的事做得已多，人心恐怕逐渐改变。”王安石说：“以臣所见，似乎小人不肯改过自新。臣愚以为陛下若能洞察群臣的情伪，操持利害来驾驭他们，那么谁敢做邪恶之事？只要朝廷之人不敢做邪恶之事，那么风俗立刻改变，何必担忧纪纲不立？如唐太宗时，裴矩还肯做正直的谏官，何况那些向来不做邪恶之事的人呢？”皇上追咎西边之事，认为唐太宗时固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说：“臣自从侍奉陛下以来，陛下固然未曾许诺韩绛以智略，一旦将一方之事托付给他，那么边事自然应当如此。”皇上说：“朝廷固然未曾命令他这样做。韩绛失去本意都出于意外。”王安石说：“陛下许诺他便宜节制诸路，那么他这样做固然合乎情理。边事已往，固然无可追及。臣愚以为陛下忧勤众事，可谓至极。然而事兼于德，德兼于道。陛下若能明道以驾驭众人，那么不必忧劳而事自治；如果不能，那么即使忧劳也不能使事事皆治。陛下若能讨论帝王之道，垂拱无为。观察群臣的情伪以道揆而应对，那么谁敢欺骗？人不敢欺骗那么天下已治了！臣敢不且勉力从事？如果只像今天这样，恐怕对圣治无补。”此段依据日录记载，朱史则在责罚韩绛后便附见，且删去了“臣敢不黾勉从事，若但如今日，恐怕无补圣治”的话。

译“治”等字，大概是违背了事实，现在予以改正。陈瓘《尊尧集》中关于边机门的论述等，一并附在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后。又有五月二十日、五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二日；以及五年正月九日、六月二十七日，都应当合并参考。

译辛亥日，下诏在季秋选定吉日，在明堂举行祭祀。

下诏大宗正司，从今以后，宗室率府的率官遭遇父母丧事以及嫡孙承重，都解除官职守丧；又下诏宗室遇到岁时节令，停止派遣姨母等人前往西京、汝州各陵墓祭祀，派遣本宫殿的侍者听候差遣。这是采纳李德刍的请求。

在此之前，判亳州富弼四次上章请求解除使相职务，没有被允许，又请求给予假期到西京养病，没有得到答复。恰逢青苗法案件发生，富弼因此不敢再说话，等到朝廷有案件结束后收监治罪的命令，富弼知道可以免于弹劾，于是又请求到西京养病。这天，下诏给予富弼假期。富弼四次上章请求罢免使相，依据札子。允许给予假期到西京养病，实录记载在五月十八日，是错误的，现在依据《会要》及《王安石日录》。

壬子日，下诏：听说恩、冀、莫、雄、沧州，永静、信安、保定、干宁军自从夏季以来受灾受损，命令转运副使王广廉、提点刑狱孔嗣分别巡视查访，未经检查免除的秋税，各自按一定比例免除，仍然发放广惠仓的粮食救济饥民。

这个月，下诏废除新衣库，其中的官物调拨到仪鸾司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