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七

译灵州的安危休戚，朝廷不应置之不理而不加思考，想必已有计议。臣查访得知，两个寨子的公使钱每年各达二千余贯，河里的各州郡都比不上。各寨的官员贪图所得丰厚，唯恐寨子被废，大多夸大形势，粉饰事务，以迷惑上下的听闻。凡是有被差遣的官员到寨，馈赠丰厚，人人超过期望，所以帅府、监司的门中，常有替他们说话的人。臣担心即使有命令下达本路考察废置，朝廷最终也听不到利害的真实情况。恳请陛下深入体察，特别以圣意诏令庙堂早日决断大议，不要贪图外表而空虚内部，留下日后无穷的悔恨，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贴黄称：「臣风闻曾有朝旨询问本路经略司废置的利害，他们不肯如实上报危害，而推给边臣，边臣说：『大帅尚且不敢直言，我们怎敢承担？』臣私下认为，去除大害，恢复大利，非朝廷决议终究不能成功。如果上下互相顾避，不肯亲身承担责任，那么国家依靠什么？百姓指望什么？这是臣深深忧虑的。恳请陛下省察。」

译又说：“如今两个寨子的兵马在裁减之后，仍然不少于三千人，腹地各郡的供给尚且不足，还要从寨中自行采购粮食。本地没有产出，现在米价每斗高达二百钱以上【一】，既让远方的百姓辛劳地缴纳赋税，又用高价购买粮食，却在无用的地方供养重兵，坐视自己陷入困境，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这个道理不难看清。”

又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军队，冬衣应当在八月五日发放，臣听说河东路各军，冬衣直到冬至节才发到手，至于小明的堂上赏赐，有的至今还未发放。这件事难道妥当方便吗？何不贪图新得的土地，不增加戍守的士兵，凡事都遵循旧的疆界，军队使用原有的兵力，使各项事务自然充裕充足，难道不好吗？”

岩叟又说：“臣先前论述葭芦、□堡一事，自从设立以来，晋、绛二州转运赋税，往返一千四百多里，百姓无法忍受这种弊病。不仅是百姓受害，国家也没有得到利益，请求予以废弃，以杜绝长远的祸患，至今未获批准施行。只看到河东转运司考察后，请求将应当转运的州军百姓的赋税粮草，让一半在本州折纳现钱，另一半令其直接送到各寨缴纳实物，又说如果愿意全部送到各寨缴纳实物的听任其便。以臣看来，这只有宽减的名义，没有宽减的实质。因为一半折纳现钱，州县估价，必定在实价之上各自有所增加，又添入加耗的数目，折算出路途的脚钱，缴纳现钱时，又有公私一番费用，之后才携带另一半实物，依旧往返一千四百多里送纳，比起全部转运，反而是加倍的烦扰。本路转运司虽然知道长途运输有害，但因为二寨附近无人耕种，必须依靠转运。二寨如果保留，那么长途运输终究不能停止，长途运输不停止，那么民力终究无法承受。臣访闻长途运输的百姓，每次搬运粮草到黄河，有时遇到风雪艰难阻滞，有经过十天不能渡河的情况。暴露在岸边，进退无路，只能相互号哭。平时尚且如此，不知一旦有紧急军情，增加转运，百姓的痛苦又将如何！臣请求下达本路转运司考察，废罢二寨，只在河里旧寨作为守御的准备，对外平息边患，对内宽缓民力。”

贴黄称：“臣访闻葭芦对岸的克胡，□堡对岸近处的定胡，又有京畿内第五将副驻札应援两寨。一旦贼兵奔袭冲击，那克胡、定胡的援兵势必不能迅速渡河，白白耗费粮草，对事情没有益处。又京畿内的将兵不任劳役，大河内沿边巡捕的兵士，每天都有犯法作恶的。今年春初，河上杀人并抢劫的强贼共七次，全是京畿内的兵士。边民不安，都说实际上没有西贼抢掠的担忧，只有东军惊扰的祸患。恳请也下达本路处置，如果将葭芦、□堡下二寨的兵马移过河，除了应当留屯守克胡、定胡的外，请求将京畿内的将兵全部裁减，或许可以节省边防费用、安定边民。恳望特别留在圣上心中，早日赐予指挥。”

岩叟又曾当面奏道：“陛下想要休养民力，丰足国用，必须是在边境抛弃像这样无用的城寨，固守旧界，那么民力一天天宽舒，国用一天天丰足。民力、国用既然有了剩余，自然就是制服远方人的方法。如果民力困乏，国用又空虚，那么远方人就会产生轻侮之心，这在事前不可不深思熟虑。大臣们各自持有不同的见解，以及顾忌回避没有理由商议得出结果，今天复一天，养成的祸患日益加深，极为不便。这件事必须是由陛下用一句话决断，大臣们自然就会商议确定。现在且请求陛下先了结这两个寨子。况且这样的疆界，即使取得几座城池，终究不能保全。因为在别人的疆界内，自己供应费力，他们不用急忙来争夺，且让国家自己陷入困境，非常得计。暗中窥探我方力量疲惫，就乘机进攻。国家要有远见，不如早点为自己谋划。内部减少浮费，节约用度，都是细微之处，都不能解决大事，只有边境的消耗蛀蚀最大，减少两三处，就胜过万倍了。陛下试着下达有关部门核算，看这两个寨子一年所费十万，仍然未能核算民间所费的损失。近来小人欺骗蒙蔽朝廷，自己谋求功赏，修筑这些寨子，对国家完全无益，只是增添了祸害，坐困百姓。今天陛下解救百姓的祸患，尽除这类事情，百姓才能得到长久的安乐。如果是日后郡县接连发生天灾，外面夷狄攻夺这些城池，我们如何支撑，形势终究有一个不能保全。到那时再抛弃，就晚了。吕大防喜欢在边境修城立寨，熙宁年间，已经曾与韩绛共同修筑罗兀城，耗费了无数性命，随即被西人所夺，狼狈地抛弃它，又导致庆州兵变，几乎危及关中。西边是熙、河、兰、会、延州的西寨，南边是诚州、沅州【二】，都是贪图虚名，遭受实弊，都应当抛弃，以安定中原。陛下看看国家未开拓边地之前，边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财政如何，开拓之后，这四者又如何，事迹相差甚远，很容易看清。这些地方，不知道国家将有何用？如果其地足以自给自足还可以，何况不能自给自足，完全烦劳中原的援助。加上河东的百姓比其他路更穷，国家自从得到麟、府、丰三州

译百姓日益贫困，如今又增加两座营寨，尤其不像那三个州的情况，时间一长，恐怕作为国家心腹之地的百姓会因长期受苦而产生怨恨，这并不是国家的福分。」（此据《岩叟朝论》增入。）

译崇政殿说书程颐上奏说：“我私下想着，臣本是草野间的卑微之士，蒙受陛下提拔，安置在劝谏讲学的行列中，日夜尽心竭力，思考如何能报答陛下万一的恩德。去年六月，我曾多次上奏陈述关于辅导君主的事情，至今已超过半年，没有得到施行。臣愚昧地私下思考，所说的内容很多，如果全都不可采用，那我的狂妄也就太严重了。虽然朝廷宽厚大度，不打算因言论而治罪于人，但皇上正值年轻力壮，应当亲近有道德的士人，怎么能把狂妄的人安置在身边呢？臣徘徊犹豫，疑虑重重，无法自制。况且臣所说的并非出于个人私意，而是先王的法度、祖宗的旧制，不应该没有一件事符合圣上的心意。臣私下怀疑是奏章文字繁琐冗长，陛下不能详细阅览，或者虽然蒙受阅览却没有体察我的本意，臣不能一一再次陈述，只选取最切要的事情，再次向陛下陈述。臣先前上奏请求在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逢政事稀少简略、圣体健康安和时，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讲，这不仅有助于省察君主学业的进步，对陛下的圣德也没有无补，兼之讲官在辅导过程中，有不少事情应当奏报禀明，便能及时上达天听。臣现在思考，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单日如果更加亲临讲读，恐怕会劳烦圣体。请求只在垂帘听政的日子，政事完毕后，圣体不疲倦时，召当天的讲官到帘前，询问君主学业的进度，讲说到何处，如何开导有益，让天下人知道陛下在辅养君主之道上用心如此。延见应对儒臣，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美事，陛下试着听从臣的话，以后会知道没有错。这是一时之事，暂且不是定制，如果确实没有益处，停止它又晚吗？自古以来经筵赐座喝茶，这是君主尊崇儒学、重视大道的体制。太皇太后省察君主学业的进步，即使让讲官讲说，也没有这样的礼仪。臣之所以再次陈述这一件事，是因为在辅导过程中，有应当奏报知晓的事情，没有途径上达，如果能按时到帘前，可以陈述说明，关系非常重大。陛下一定认为君主年幼，隔日讲读就足够了，没有其他事情。这非常不对。因为从来没有人向陛下极力陈述辅养少主的方法，所以陛下没有深入思考罢了。希望陛下圣明，不要因为臣的卑微而忽视我的话，体察臣的一片苦心，难道还有别的用意吗，只是想要对君主有所补益罢了。臣披肝沥胆，话已说尽，恳请圣慈采纳，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又上奏说：

臣最近陈述迩英殿逐渐炎热，请求迁移到宽敞凉爽的地方，附贴黄纸称如果没有其他稳妥便利的场所，只请求就在崇政殿或延和殿。私下听说给事中顾临有言论，认为在延和殿讲读不可以。臣原本认为迩英殿逐渐炎热，恐怕对圣体不宜，现在听说修缮扩建迩英殿，如果变得宽敞凉爽，那么臣的愿望就实现了。至于顾临的言论，在臣自己本可以不理会，但其中有很严重的危害，不得不为陛下辩明。如果顾临的言论以至于迷惑太皇太后的圣意，臣的官职并非谏官，不辩明还可以，但现在认为顾临的话是对的，就会误导君主的是非判断，臣的职责在于辅导，怎么能不辩明呢？

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国家所担忧的，没有比在位者不学习更大的了。在位者不学习，君主就不能听闻大道，朝廷就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不闻大道，那么浅薄世俗的言论容易进入，道义之言难以进献。君主功德的高低，全在于此。臣不敢用阿谀的话取悦陛下，私下听说陛下博览前代史书，请陛下翻阅典籍，前代母后临朝听政，有不败坏纲纪的吗？有以公正为心，孜孜不倦追求治理像陛下这样的英主事迹的吗？这是陛下自己所知道的。陛下有典籍中没有的盛德，那么天下人也期望陛下建立典籍中没有的功业，不仅仅像前代那样维持岁月，等待君主长大而已，而是期望陛下使海内达到安定治理，为子孙留下长远宏大的谋略。留下谋略、实现治理的方法，应当思考圣德日益增进，善治日益更新。增进德行在于追求大道，谋求治理没有比考察古制更好的。大道一定要向有道之士询问，古制一定要向考察古制的人咨询。至于世俗浅薄的人，把坚守道义看作迂腐，把考察古制看作拘泥，这足以迷惑扰乱君主的听闻。

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更加衰败，志向情趣污浊低下，议论鄙陋浅薄，高识远见之士越来越少，习以为常形成风气了。这种风气如果不革除，臣认为这不是兴隆的景象，而是衰败的趋势。大抵浅薄世俗的人把顺从看作爱护君主，把卑屈折节看作尊重君主，把随波逐流看作懂得变通，把习惯错误看作遵守常道。这是当今的大患。如果这样的人众多，那么君主即使有超越世俗的见解，难道能独自承担吗？

臣不知道进献道德之言，足以增进圣德的有多少，而损害陛下长远图谋，改变陛下善意的人却是有，比如顾临的话就是这样。臣推测顾临的意思，不过认为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以尊重君主为说辞罢了。殿上讲说，是义理中最恰当的事情，古代常常实行。臣来不及远引，只以本朝旧事来说，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经》，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还是坐讲，立讲的礼仪，只是始于明肃太后的意思。这是祖宗尊崇儒学、重视大道的盛大美德，难道只是子孙应当效法的，万世帝王都应当效法，而顾临认为不适宜。顾临说讲官不可以坐在殿上，那么王昭素是布衣之士，更不可以坐在殿上了。迩英殿讲读，只是从仁宗时开始，也是从方便而已，并非躲避殿上。如果躲避

译如果是在殿上，就不应该设置崇政殿说书的职位。虽然是以殿名来设立职位，不一定非要在本殿说书，但也决不会在不可讲说的地方设置说书官。臣每次进讲，没有不规劝皇上以祖宗的美德为法度的，如果按照临的意思，那就是禁止皇上不能再做优待昭素的事情，以及有在崇政殿设置职位的想法，这是祖宗的美德，却让皇上独自不能做。如果皇上相信确实如此，所造成的损失难道不是非常大吗？在殿上说书，也是常事，君主尊崇儒道的做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今天不敢明说，但心中只想辅佐培养皇上重视道义的心，像前代的明君那样，光耀史册，不仅仅这一件事而已。临的看法与臣的心意，是多么不同啊！况且讲经与饮宴哪个更重要？真宗、仁宗时都在崇政殿宴请讲读官。从来侍宴都在殿上，而讲经却独独不能在殿上，臣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临的意思一定会说那是当时的事情罢了，日常则不可以。如果在道义上恰当，日常有什么妨害？如果道义上不可以，一时也不可以。

译臣起初进言时，执政大臣并未认为不对，等到顾临进言，便认为他是对的并顺从了他。以臣推测，认为顾临正确的人或许也有，如果说四五大臣都认为是正确的，那一定不是这样。因为这并非难以知晓的事情，不应该四五个人看法都如此一致。只是因为陛下信任顾临的话，又迫于尊崇君主的道义，所以不敢进言罢了，恐怕这不符合以正道侍奉君主的原则。现在世俗之人能说尊崇君主的话，却不知尊崇君主的道理。人君只有道德越高才越受尊崇，如果论权势地位，已经崇高到了极点，尊严到了极致，不能再增加了，超过礼制就不是礼，强行尊崇反而不尊。汉明帝对桓荣亲自执弟子礼，可以说是谦卑屈己了。周宣帝自称天，把自己比作上帝，群臣斋戒清身数日，才能朝见，可以说是自我尊崇了。然而从道理上看，汉明帝是贤明的君主，百代所尊崇；周宣帝是昏乱的君主，百代所轻视。像顾临那样的看法，必定认为桓荣不能尊崇君主，而周宣帝的臣子能尊崇君主了。不懂道理的人日益得势，不合情理的话天天听到，即使君主圣明，因习见习闻，恐怕也不能没有损害。后世的功业日益卑微，先王纯粹美好的道理不再见于世间，正是由于浅薄世俗的言论容易相信并得以实行。先王的道理虽然未能完全实行，但考察古道的决心不可没有。就像学者对于圣贤的事迹虽然未能完全实行，但仰慕之心不可没有。这是增进学问、求得益处的途径。现在顾临的意思，是认为古代的事情不值得效法，今天的事情足够了，不能再有进步了。这是堵塞进步的门路，断绝考察古道的途径。正值君主年轻、增进德行的时候，而他进献的言论却是这样，让劝讲官员稍微思考职责，能不辨明吗？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不对，那么狂妄的罪责，臣不敢逃避；万一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那么希望陛下明确显示好古求道的意图，让朝廷在位的人都知晓，即使是鄙陋之人，看到陛下圣虑高明，不喜好浅近，也将努力思考义理，不敢任凭自己卑俗的见解，害怕被圣明的鉴察所鄙视。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将看到道学日益昌明，至理之言日益进献，弊端之风日益革除，益处哪有比这更大的？臣的职责应当辨明，道义上不敢沉默。（吕陶也上奏驳斥。程颐请求只与顾临辩论，应当是顾临的奏疏刚发出时。四月十二日，顾临被任命为待制、河北转运使，或许是因为此议不合。四月二十日，苏轼等人请求挽留顾临。）

监察御史上官均说：

臣去年曾经详细上疏论述官职冗滥的弊端，请求裁减节省，澄清入仕的源头。接着听说朝廷旨意将臣的奏章下发给给事中、舍人、吏部会议，最近听说已上报都省，事情大多依旧，或者略微裁减，以应付诏旨。臣私下担心议论的人习惯于耳闻目见的常规，被人情所不欲的因素牵制，而不深入探究利害的根本，请为陛下重新论述并详细陈述。

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官员得到合适的人，官员得到合适的人，在于入仕途径不泛滥。现在的入仕途径，可以说非常冗滥了。其类别有进士，有凭借父祖官爵得官的，有代理官员，有特别奏名的，有胥吏，有纳粟买官的。考察他们从小向学，通晓义理，多次通过官府考试，考核选择详细周密，没有太多侥幸晋升的，没有比进士更合适的了。然而三年选拔一次士人，进士登第的仅五百人，而年老举人每次因恩赐得官的，不少于四五百人，至于凭借父祖官爵得官、胥吏之类，计算三年之间，又不知授官共有多少人。以此比较，特别奏名以及凭借父祖官爵得官、胥吏之类在籍的人，常常多于进士。贤愚并肩，一起趋向吏部，所以京官从承务郎到朝议大夫共二千八百多人，选人一万多人，大使臣二千五百多人，小使臣一万三千多人。举天下的员额空缺，不足以容纳入仕的人，所以吏部左右选用空缺的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官，大抵须一年以上；选人须二年以上，或者三年才能得到空缺；其次，最远的是选人闲居等待空缺，七年之间才完成一任。入仕的人，可以说既冗滥又泛滥了。计算入仕的人，其中有才能可以处理事务，喜好名声可以行善的，都没有比进士更合适的，然而常常患难的是闲居的日子多，在官的日子少，这是因为杂流的冗滥阻碍了他们的仕进。不清除源头，想要有才能的人不滞留，是不可能的。有才能的人滞留在闲地，而让鄙浊昏老之辈占据杂职，想要天下政事治理好，是不可能的。所以臣前日奏论请求罢免纳粟授官，裁减任子的数量，节制特别奏名的泛滥，增加代理官员的举荐次数，抑制胥吏的侥幸晋升。这四项既减损，那么进士中有才能的人就不会长期闲滞了。

臣私下认为朝廷以父祖官爵授予子孙官职，并非认为他们的才能品行值得推崇，而是以此恩宠而不中断他们的世系；以特别奏名授予官职，并非认为他们的才德可用，而是怜悯他们困顿年老而给予俸禄；让胥吏就任，并非认为他们守法谨慎廉洁，而是怜悯他们勤劳力久而岁月已久。臣私下思考，设立官职分派职责，是为了等待贤能，为人选择官职，是为了治理政事。所以不应当推行侥幸的恩惠，以损害天下的公义，养育无才的人，以妨碍有才能的人仕进。然而积习已久，不可立即革除，所以臣前日论奏请求确定任子的恩惠，使其有定数，那么凭借父祖官爵得官就不至于冗滥了；特别奏名的举人以实际经历的举数为准，让他们

译在尚书省和殿试中，若对每一等级限定录取人数，那么推行的恩泽就不会过于泛滥了；增加扩大南方摄官的举荐次数，削减三省吏员酬奖中减免服役年限的数额，那么进入仕途的人就不会过于侥幸了。这四项措施既然都加以裁减，实行十几年后，那么昏庸老迈、鄙陋污浊的官吏就会减少，而进士中可用的人才就不会滞留在闲散之地，等待空缺职位的时间就会缩短，而在任履职的时间就会增多，天下的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译臣私下认为，修定法律制度，为国家做长远打算，只应当衡量道理的是非、事情的利害罢了，不必等到人人都喜悦赞同了才认为适宜。自从近年以来，官员冗滥可以说非常严重了。如果不考虑澄清减损，几年以后，做官的途径会更加泛滥，粗鄙衰老的人更多，有才能的人更加困顿，天下的政事将会更加治理不好。臣私下推测，参与会议的臣子并非不知道官员冗滥的弊端，但是聚集议论了半年，拿着笔互相看着，不敢稍微加以裁减，是害怕世俗的讥讽议论。害怕世俗的讥讽议论，而不考虑朝廷的利害，怜悯粗鄙衰老的人不能进用，而不思考有才能的人闲置滞留，这不是好的策略。臣希望下诏让执政大臣检阅臣之前的奏章，详细商议官员冗滥的弊端，深入加以澄清省察，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均之前的奏章附在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后来，均又请求面见皇帝，当面陈述官员冗滥的弊端不可不革除，太皇太后嘉许采纳。均请求实行法律先从权贵近臣开始，太皇太后说：“应当从我家开始。”（均之前的奏章在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这里根据均的家传增补。三年十一月乙丑，才开始裁减宰相及执政以下通过奏请补授的恩荫。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裁减自己家族的恩荫。因为均请求面见没有得到合适的时机【七】，所以附在第二次奏章下面。）

侍御史王岩叟说：“臣看到翰林学士苏轼上奏，请求拿出内库的钱帛，补充常平仓原有的数额三千万贯、石，全部用来买田招募役夫，想要改变陛下已经确立的法令，关系非常重大。原本没有朝廷旨意命令三路（地区）考察估量，详定役法所擅自下发，臣私下担心三路郡县的人心惊扰，胡乱怀疑国家另外想要更改政令。陛下正致力于用安静的方式养育天下，今天的事情，不应当轻易动摇。希望圣上慈悲先下诏让执政大臣深入探究是否可行，如果执政大臣都认为可行，再请求下诏让近臣集体商议，近臣又认为可行，然后再向四方征询意见，也不算晚。臣请求迅速下旨给详定役法所，追回三路考察估量的文书，并让他们分析下发文书的原因上报。”

岩叟又说：

臣看到苏轼建议请求全部发出天下所积累的常平仓宽剩钱粮三千万贯、石，买田招募役夫，想要显著地成就一件大事，自己陈述了五种好处、两种弊端。臣私下考察五种好处都是难以相信的话，两种弊端都是必然的道理，然而还不足以穷尽，臣与士大夫深入探究他的说法，又得到十种弊端，为陛下列举如下。

无知的百姓贪图得到利益，起初或许应募耕种土地，三五年间，有的因为犯罪被停职，有的因为疾病废弛，有的年老而且死亡，他家没有强壮的男丁来代替服役，那么应当夺回他的田地而另外招募，这便是在中途使一家陷入困境。这是第一种弊端。

富人召请客人做佃户，每年在收获之前，借贷周济无所不至，一旦失去安抚存恤，明年必定离开去别处。现在一两顷的空地，佃户挺身应募，房屋的准备，耕种的资财，草料粮食的费用，百样没有一样，向哪里仰仗供给，谁来主持担当？这是第二种弊端。

靠近城郭的田地，人情所珍惜，不是非常不得已不交换的。现在郡县官吏迫于执行法律，有的加倍增加官钱，委婉地诱导劝说，有的公然凭借权势，直接肆意压制命令。愚民的心情，一半出于贪图利益，一半出于畏惧威势，不再长远思考，哪里肯割让卖地。等到官钱进门，随手消耗散尽，于是使兄弟开启争斗的祸患，父子有互相怨恨的家庭，旧的规章已经毁坏，美好的风俗也败坏。这是第三种弊端。

好的农夫治理田地，不耗尽土地的力量，所以收获有常规，利益没有穷尽。现在应募的人，知道官田终究不是自己的产业，耕耘种植一定不尽力，务求掠夺土地的力量，来苟且得到收获，收获逐渐微薄，他们离去更加轻易。这个方法如果实行，几年之后，不仅百姓的田地变成官田，将看到好的土地变成贫瘠的土地。这是第四种弊端。

以前用金钱雇佣役夫，祸患在于市井的小人，今天用田地招募役夫，又只得到乡村的流动人口，同样不能为郡县所用。这是第五种弊端。

弓箭手虽然名义上应募，实际上不离家，有事则暂时应用，无事则整年在田。虽然有时轮次上番，自己也不妨碍农事，不像其余各种役事，长期在官府，还听说不足的人难以招募【一○】，已经招募的人时常离去。拿他们做比较，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第六种弊端。

第三等以上的人户，都能自给自足，一定不肯贪图耕种官田，愿意充当永久役夫。现在既然立法，必须第二等以上的人户允许充当弓手，第三等以上允许充当散从官以下各种役事，这是以给田招募役夫的名义，得到揭簿定差的实质。既然说百姓乐于应募，为什么第四等以下就需要第一等、第二等户担保？一旦有逃亡，就强迫担保人承佃充役，仍然是知道不可行，曲折地做防备。既不能使下户安居乐业，又不能使上户快乐生活。这是第七种弊端。

民间典当买卖田产，多是由于婚姻丧葬的急迫，往往哀求钱主，先借钱，后印契，稍微遇到阻碍，必定陈述理由。现在卖给官府，官吏艰难阻挠，事情环节一定很多，设法虽然严厉，终究难以杜绝。有的已经申报官府想要卖，令佐没有空闲亲自前往查验，有的已经定价卖到，没有投名的人情愿承佃，不敢支取钱，压制停留多日，百姓想停止则不能，想申诉则无路。这是第八种弊端。

应募的人

译如果全部接纳贫民，那么遇到水旱灾害和饥荒时，又靠什么来阻止他们流离迁徙呢？如果都招募富裕人家，那么支移、折变这些负担，又应当全部加在谁的身上呢？这就是第九种弊端。

译朝廷担忧治理不善而离职的官员，以及赦免、降职、原罪减免的法令过于宽纵，正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制定，却又设立这条规定，大概是议论的人自估难以实行，而专门想以强力压制事务，以法令驱使人。如果因为久远以来召募不行，官吏一并被科处违制罪，又不依赦免、降职、原罪减免来处理，那么凡是历任三路郡县的官吏，就没有一个能保全的人了。这是第十个弊端。

臣虽然陈述了十个弊端，只是百姓和官府的事，还没有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计，大概有三个非常可惜的地方。陛下所倚仗来治理国家的，是祖宗留下的成法。在成法之中，天下人都认为有利而不能改变的，没有比差役法更大的了。陛下恢复了它，而实行才几天，现在却纷纷献议想要改变它。这是第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拥有天下的人，常常以得到民心为困难。自从陛下让百姓休养生息，人人都像对待父母一样拥戴陛下。保持而不丧失，安乐的福分足以无穷无尽，何必辛苦地想要扰乱他们呢？这是第二个非常可惜的地方。内库所储藏的，常平仓所积蓄的，积蓄得非常艰难，国家应当保留以备突发变故，缓解百姓的急难。现在太平无事，却想要倾尽耗竭它们，不知道将要拿什么来应对非常之事？这是第三个非常可惜的地方。

臣确实愚笨不足以知晓天下大事，只是知道天下百姓不容再被误导，所以竭尽愚忠而不避讳。希望陛下坚守成法，稳固人心，爱惜国家用度，为宗庙社稷和生灵做无穷无尽的打算，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请求将臣的奏章与苏轼的议论一起下发，参考选择。

贴黄称：“建议的人说：‘给田募役，确实是先帝的本意。’臣查核熙宁七年五月，因为李承之奉命出使陕西，在役法中修立奏请施行，次年四月，就下达朝旨停止。如果不是先帝心意已经释然，明确知道它不可行，怎么会有后来的指令？请求下发中书省检寻原本的文字详细考究。又建议的人说：‘弓箭手已有成法，没有可疑之处。’臣查核：元丰元年，河东经略使韩绛上奏，说麟、府、丰三州招置的弓箭手，逃亡及放免之外，其缺额人员，向来因为土地贫瘠招刺不到。当初招置的时候，只是仰仗借请官府的牛具、农器、钱粮来迎合眼前的利益，又遇上连年歉收，官府供给口粮养育，逃亡免役的有二千人，拖欠钱粮一万七千多贯、石，还有不会农作，只在城市卖熟食的人，那些空闲的土地，又大半沙质贫瘠不堪耕种。这奏章都在，请求赐给考详。又建议的人说：‘官田先询问现佃人，如果没有丁口应募，或者自己不愿充役的，才另行召募。’查核三路百姓佃种官田的很多，往往父祖相传，修葺营建房屋，种植园林，已经成为永久产业。一朝夺去，让他们归于何处？臣担心大大伤害民情，不是陛下今日的本意。”

三路，元丰八年人户现佃户绝荒田总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顷有余：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顷，河东三千一百七十八頃，陕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顷。（朱光庭《奏议》第五卷与岩叟此奏相同。）

右司谏王觌说：

我见苏轼建议免役宽剩钱粮三千多万贯、石，先前因为军兴借支几乎一半，请求拿出内库的金帛补足三千万贯、石，在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买田募役，详定所已下发三路相度。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好计策。

每一尺土地没有不是王的土地，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王的百姓。自从天地分开，君臣确立，百姓为君主服役，也已经很久了。长短的寿命，由君主制定；天地的适宜，由君主协调。所以征收他们的租税，役使他们的劳力，而不成为暴虐。即使使他们陷入水火也不敢推辞，冒着白刃也不敢怨恨，是因为名分确定。现在买田募役的建议，远不效法二帝、三王常行的道理，近不采用一祖、五宗已成的法令，而一定要像富家大姓庆幸邻里破产卖田，就用厚利引诱而兼并它，然后可以征收他们的租税而役使他们，也太鄙陋了。田地连片，役使佃户，普通人用这个来雄霸一乡，可以；认为这真的可以作为拥有天下者役使百姓的好法令，难道不迷惑吗？

现在陕西沿边与羌戎之地犬牙交错，所以朝廷拿出土地，来募弓箭手，而免除他们的租税。所谓弓箭手，是身先常役的人。他们得到土地来努力耕种，而没有租税的担忧，我们得到人来抵御寇敌，而节省养兵的费用。世人认为便利，不也适宜吗？以至于镇戎、德顺都在极边，所募役人，虽然有常职，而人肯应募的，也是因为田地没有租税。其余只有洮、河几州没有租税的百姓，与德顺、镇戎事体相同，既然没有五等税户可以差役，那么势不得已，恐怕必须给田召募。大概常赋既然不及他们，那么役人本来也是他们的愿望。然而难道必须效法富家大姓，拿出金币来买田然后才可以吗？现在如果新买民田，在内地实行这个法令，而免除他们的常赋，那么官府先有买田的费用，又年年用他们的租税来雇役，与给钱雇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所谓不同的，是以前雇人，钱出自百姓，今天雇人，税出自官府罢了。税

译既然已经严重亏损，难道不会成为国家财政的祸害吗？如果不免除他们的常规赋税，那么那一两顷田地每年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既已剥夺了他们的劳力，又向他们征收赋税，使他们终身不得休息，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累赘，难道不残酷吗？那些没有远见的百姓，起初虽然因为得到田地而高兴，等到他们在劳役中疲惫不堪，在饥荒中陷入困境，就会通过逃亡来逃避灾祸罢了，这难道是长久之计吗？

译如今的差役制度，万户人家的大县，每年服役的人不过数百人。从万户中挑选这数百人，不是家产优厚的人不参与，而且有时还能轮换休息。然而议论的人仍然担心他们不能胜任差役，所以产生了用田地招募服役者的建议。那些应役的百姓，从官府得到田地，虽然是一时的幸运，但如果论究实际，从官府受田与从父祖受田，有什么不同呢？土地所产出的利益，都是有限的。难道不从父祖受田的人，即使田地很多，又有轮换休息，还担心不能胜任差役；而从官府受田的人，即使田地很少，又没有轮换休息，反而可以无穷无尽地应役吗？这不需要深思就能明白。

我的意见是：“熙宁年间，曾经实行给田募役法，听说这是出自先帝的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图迅速成功，并且贪图宽剩钱用于其他用途，所以互相驳斥诘难，最终没有实行。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别人的志向，善于陈述别人的事业，这是武王、周公被万世称颂的原因。”我也认为不是这样。说这个法令出于先帝的圣意，不是我所能知道的。说这个法令废于大臣的私意，也不是我所能知道的。然而有可以知道的，当初实行它，先帝一定认为这个法令是对的，最终废除它，先帝一定认为这个法令是错的。现在只想奉承先帝实行这个法令的意图，而不能奉承先帝废除这个法令的意图，这难道不是糊涂吗？所谓孝，善于继承别人的志向，善于陈述别人的事业，确实是武王、周公所致力追求的。然而圣人的志向，只有圣人才能知道，知道它并不难，看事情罢了。所谓事情，也是随着时势而增减变通的，这才是所谓的善于陈述。所以文王建造丰邑，不是不为长远打算，到了武王就不居住而建造镐京。文王治理岐地，关卡市场只稽查不征税，沼泽桥梁没有禁令，不是不为长久之法，到了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周朝，关卡市场就征税，沼泽桥梁就有禁令。周公、武王的事情难道完全与文王相同吗？然而后世认为武王、周公是通达孝道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在于适应时势的适宜，增减变革，不妨碍他们善于继承和陈述。假使买田募役的法令，先帝最终实行它而不适宜于今天，还应当更改，何况先帝察知它是错的而废除它呢？

况且百姓不可以频繁惊动。前些日子，朝廷因为免役法不能没有弊端，等到改变为差役法。差役法是祖宗的旧法，有成文的制度，实行它应该很容易，然而还是众议纷纭、民情疑惑，经过一年才安定。现在又想要无故更改，来惊吓郡县，来迷惑三路百姓，这不是安定的方法。臣请求圣上详细斟酌，命令有关部门，停止用田地招募服役者的建议，来安定民心。（苏轼《买田募役议》附见元年四月、六月。王岩叟、孙昇、王觌议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孙昇议云正月以后，而无其日。现在因此在三月末附王岩叟及王觌并上官均议。）殿中侍御史孙昇说：

我曾经读《诗经》说：“不犯错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规章。”私下认为祖宗一百多年，圣贤经营筹划，成就太平基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治理得好。那么法度典章，万世子孙遵守它，不可更改。即使是圣人的法令，实行久了，一定有偏颇弊端，关键在于后世补救它的偏颇、弥补它的弊端罢了。伏惟陛下自从临朝以来，遵循旧章，顺承前代功业，深知免役出钱困扰百姓而危害天下，所以从元祐初年，发出德音，诏令四方恢复祖宗百年旧法，废除出钱免役，完全依照熙宁元年以前的条例施行。命令下达之日，四方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然而自去年九月中旬以来，又商议城市五等以上出钱，今年正月以后，又让乡村三百贯以上减半免役。一年之间，诏命改变了三次。臣访闻四方百姓，自从九月下达命令，又看到今年正月颁布的条例，都惶惶不安，认为朝廷命令变更不定，而祖宗旧法将要再次更改。刻薄聚敛之徒，苟且偷生窥视，庆幸有间隙，再次施毒。臣曾经竭尽愚见，冒昧上闻天听，最终没有蒙受朝廷省察施行。

我又听说议论的人建议废除祖宗差役法，而买田来招募服役者。内外传闻，无不惊骇，而朝廷的议论不能驳倒他们的狂言，详定役法的官员畏避不决，于是下达三路考察。臣私下担心四方听到后，民心更加不安。况且买田募役，在熙宁年间曾经实行过，没过几个月就废除了。今天建议的人，说听说出自先帝的意图。臣私下认为先帝励精图治，一定有见于朝廷，难道应当听信道路传言吗？买田募役，即使很愚蠢的人也知道不可行，不需要我说了才看见。臣且以建议者自己说有利有五而有害有二，最大的利不过分散免役宽剩钱三千万来买田，让百姓知道先帝不是有意于重敛，大概是为了今天的用途罢了。臣认为天下的百姓，即使是愚夫愚妇，没有不知道先帝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的，而聚敛之臣，实行法令的过错，难道等待做小小的迹象来自明吗？难道一定要因为议论者的话才相信吗？

译危害最大的，是让您舍弃祖宗百年太平的既定法度，从而使百姓遭受祸及子孙的灾祸。轻重的得失，对比起来显而易见。古人认为，好处不到百倍就不改变法度，如今给田募役，好处是微小的，尚且认为不过有五分，而危害巨大的，自己说必定有两分，这就是好处还没达到百倍而危害已经过半了，白白地纷纷扰扰、迷惑扰乱天下。

译恭敬地希望陛下在刚刚即位之初，正值遵循祖宗既定法度的时候，不应当轻易改变，以动摇人心。恳请圣上仔细体察，尽早下达指令给详定役法所，迅速停止三路相度役法的执行，以安抚四方人心，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监察御史上官均进言：

臣私下看到翰林学士苏轼近来论述购买田地招募役人的事情，朝廷将其送交役法所进行考察。议论出台之时，朝廷内外的大臣没有不感到惊骇诧异的，认为从道理上讲绝对不可实行。臣便借着苏轼所列举的利弊条目，得以详细陈述。苏轼认为招募役人大多都是州县的百姓，如果所买的田地距离州县太远，就长久难以招募，请求所买的田地都限定距离州若干里，距离县若干里。臣认为弓手给予田地二顷，散从官给予一顷，计算每个县役人少的也要近百人，给予田地将近二百顷。顷亩既多，又必须接近城郭，势必难以满足。因为强迫百姓出卖就会结怨，诱导百姓出卖就会伤害百姓，听任他们自行方便则田地无法凑足，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

苏轼认为如今三路官吏推行，恐怕会强迫百姓卖田，或者招募游手好闲之人，或者多购买贫瘠的土地，只求一时办成，不顾后患，想要选拔质朴厚道、知事的知州三人，让他们自行辟任属县官员，让每路的一州先依次推行，让一年内大致形成条理，一路就可以推行，委任转运使、提刑司经常切实督促，如果不推行，或者推行违背法度，朝廷察觉，就重重惩处。臣认为百姓卖的田地未必肥沃，所卖的肥沃田地未必靠近州县。如今既然不允许强迫，那么符合标准的卖田应当很少，即使让质朴厚道的太守自行辟任属县县令，如果不强迫卖田，招募游手好闲之人，只求一时办成，怎么能一年内形成条理呢？士农工商，技能各有长处，用途各有适宜。辨别土地贫瘠肥沃、考察种植园艺之事，不是士人所学习的。世上的士大夫自己购买田产，并非不尽心，往往价格高而田地贫瘠，地广而收成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如今如果因为县令误以高价购买贫瘠田地就认为是推行违背法度，便加以谴责，而不考察其他事情，那么循良的官吏将有不幸而被罢免的了。又既然命令监司督察，那么往往迎合朝廷的风旨，务必快速办成。监司督促州，州督促县，上下相承，苟且只求应付法律，势必导致强迫卖田，多买贫瘠土地以逃避责任了。自熙宁以来，监司奉行法律的大多如此。因为奉行法律严厉则约束官吏苛刻，约束官吏苛刻则苟且免罪之心产生，只有形式而没有实际，百姓遭受其弊害，这是必然的道理，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苏轼认为百姓卖田必须先申报官府，令佐亲自考察验证，确实是良田，才允许收买。如果官价低小，就允许卖给其他人家，不得强迫。又买到田地还未支付钱款，先招募投名之人愿意承佃充役，才支付钱款，不得强迫。臣认为百姓不愿意与官府做买卖的，是因为上下势位隔绝，情意不通，又胥吏辈辗转索取，百般索贿，即使是严明的令长也不能杜绝。即使官府买田与私价相等，百姓宁愿互相买卖。如今命令卖田之人必须先申报官府，官价低小，才允许卖给其他人家，名义上不强迫，实际上与强迫无异。又乡间的百姓，如果不是窘迫缺乏、朝夕待用的人，必定不肯出卖良田，如今命令卖者申报官府，令佐检视，然后收买，役人愿意承佃，才支付钱款，近的须半年，远的须一年以上。既不能缓解眼前的急迫，又有往返贿赂的费用，即使官府不至失利，而卖田的百姓更加困顿了，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苏轼认为令佐如果购买贫瘠田地，导致长久招募不行，就官吏都科以违制罪，分别故意过失定罪，仍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臣认为令佐的能力，在于公心爱民，清明不扰，巨细毕举，就是善政。不应当以事情的一二点来评定其优劣。如今有长令世以为循吏，偶然在买田之际不能辨识，有数十顷贫瘠，招募不行，便加以违制之罪，这是以一事废弃百善，难道不是失刑吗？熙宁之初，权臣考虑过当，官吏有违常平新法，不以去官赦减。当时，官吏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朝廷内外私下议论，认为不适宜。如今既然已经罢除烦扰了，又想沿袭前日的过当考虑，未见其善。大抵议论者立法，意图必定实行，就必定严厉制定法禁，法禁太严，就更以便文苟免，不再考虑百姓的利害，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

苏轼认为官田如果是人户正在佃种的，先问现在佃种的人，如果没有丁口可以应募，或者自己不愿意充役的，才允许另行招募。臣认为人户所请官田，近的或五七年，远的或数十年，其间有垦荒、施肥贫瘠花费财力。耕治既熟，一旦夺取，有伤人情，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

苏轼又认为应募的百姓，正与弓箭手无异。臣认为边境之地既难得田，又弓箭手平时没有役事，只在每年一次检阅，所以边境的百姓乐于接受官田。如今接受田地一二顷，而役使其终身，连累子孙，难道是百姓所愿意的吗？虽然说接受田地二顷，服役

译从事奔走服役，应当耗费其一半的精力，哪里比得上役使富户作为佃农，利益对半分成，劳作休息自由自在，刑罚责罚也波及不到，这样更为便利呢？愿意服役的百姓既然不去应募，而游手好闲的人又不允许充任差役，将会看到只有名目而没有实际，怎么能减轻色役从而宽慰农民呢？

译苏轼又认为，粮食价格低会损害农民利益，而农民卖田常常难以售出，如果由官府出面购买，那么田地和粮食的价格都会上涨，农民可以稍微得到缓解。我认为，近年以来，百姓多卖田，是因为助役法要缴纳钱款，常平法要收取利息，聚敛之臣肆意横征暴敛，中等百姓困于财力不足，所以多卖田。钱款都归入官府库藏，每年都不流通到民间，卖田的人多，积蓄钱财的人少，所以田地苦于难以售出。现在既然废除了常平法、助役法，所有的财利都归于百姓，实行了一年多，民力已经得到缓解，从今往后，卖田的人一定会减少。卖田的人少了，就不必担心田地卖不出去。如果官府出钱买田，价格高于私人交易，那就是诱导百姓破产，对公私都不利；如果与私人交易价格相同，那么百姓就不愿意卖，没有一种情况是可行的。我没有看到这样做能使田谷价格回升、缓解农民困境的道理。

苏轼又认为，百姓向官府缴纳钱款，常常苦于钱币过重（指货币紧缩或钱重物轻），如果将这些钱分散用来买田，那么货币流通就会稍微均衡。我认为，各路的地方钱款，现在已经分散用于平籴（官府平价收购粮食），又随着各州郡出产的物资，变通转化为货物，那么过去积存的钱财已经流通到百姓手中了，不必等到买田之后货币才能均衡。

苏轼又认为，这项法令一旦实行，百姓享受其利，回过头来醒悟先帝之所以收取多余役钱，无非是为了供我使用，疑虑和诽谤就会消除，恩德就会彰显。我认为，先帝神圣文武，创立法度，所以能垂范无穷，如同太阳照耀天空，谁不瞻仰目睹呢？至于役钱多余，大概是因为谋利之臣私下忧虑过度、算计过多，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哪里是散钱买田之后才能消除疑虑和诽谤的呢？

苏轼又认为，多余的役钱，命令交给有关部门逐渐支取费用，终究不能卓然成就一件大事，建立无穷的利惠，如果用来买田，就像私家把金银变成田产，这才是长久万全的策略。我认为，买田募役，我已经详细陈述了有五种不可行的理由，至于分散常平法的积存用于平籴，作为水旱灾荒的储备，这就是所谓出百姓之力而为百姓所用，也是用来凝聚民心、充裕民财的方法。继承遗志的孝道，无穷的利惠，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又何必像私家把金银变成田产，然后才算是长久之策呢？况且把钱币变成田产，常平法就没有本钱，将来怎么根据时机买卖粮食来便利农民呢？至于担心有关部门胡乱耗费，制定节制措施，适当即可，日渐减少、月渐消亡，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我认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直到本朝，历代圣君相继，法度的增减损益，无所不有。至于治理百姓的政策，以劳力服徭役，以田地缴纳赋税，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熙宁年间，先帝因为议臣的请求，实行买田募役，实行了半年，田地既难以购置，百姓很少应募，士大夫的议论认为不便，于是没有最终实行。凭借先帝的英明思虑和果断决策，励精图治，如果认为这种方法便利，难道还会因为左右之人的议论而中途停止吗？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现在役法已经制定完成，颁布到四方，四方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沐浴皇上的恩泽，已经稍微安定。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一个臣子的私见，而破坏天下人的公议，迅速停止这项提议，以消除朝廷内外的疑虑，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