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

译不准停积贮存物品，立即命令提刑司将现钱变卖后封存储备。皇帝批准了。

庚子日，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被解除退休身份，任命为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事务，兼任侍读。（范镇加官端明殿学士是在二月十日己巳日，而这里十月二十一日乙巳日又降下诏书【一】。）

译大理寺上奏说：“奉旨彻底查办军器监先前请求购买军器物料而度僧给牒，以此计算所得钱款共计十三万缗，而所派遣负责变卖购买的奉议郎刘仲昕等人存在贩卖交易中的欺诈弊端，案件牵连前任军器少监蔡硕，请求拘捕刘仲昕、蔡硕等人进行对质。”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此事于二年二月十六日作出判决。）

金部员外郎穆衍担任出使夏国祭奠的使者，皇帝下诏说：“已故夏国国主的继承人干顺，是你的先人，世代恪守职分进贡，丧讯忽然传来，朕深感哀怜痛惜，与各位大臣一同增添悲痛怀念之情。只有忠诚可以保卫国家，只有孝顺可以赢得民心，各位要恭敬地秉持本心，来服从朕的命令。”（关于继承人干顺，政目在十月十六日记载已故夏国国主秉常上奏，又在七月十日记载其去世，十一月十四日和二十四日的记载可供考证。）

辛丑日，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榷茶并陕西等路买马的黄廉上奏说：“查考元丰六年闰六月十三日以及八年十二月七日的朝廷旨意，凡是涉及茶事的，对于其他不相干的部门，不得干预。即使因为茶事有侵损违法或处置不当的情况，也没有明文允许其他部门受理并移交案件，深恐民间遭受冤屈压抑却无处申诉。请求只依照海行元丰令的规定，监司巡视所到之处，明确发现违法以及有诉讼案件属于本司管辖的，允许移交。凡是涉及马政的事宜，也请求依照此例办理。”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

荆湖北路转运司上奏说：“奉准敕令，刑狱、兵甲、贼盗事务全部委托提刑司管理；又奉准朝廷旨意，各路转运司兼管贼盗事务。本司如果在巡视辖区时发现器械损坏，应当进行修整，以便在盗贼发生紧急情况时差拨兵甲，如果必须等待发文给提刑司，恐怕会延误时机导致败事。请求允许本司统管兵甲事务，以及在巡视按察时，允许对甲仗库中的军器进行点检施行。”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新修史书删去了这段记载。）

侍御史王岩叟上奏说：“臣下看到任命章惇为汝州知州后又改任扬州知州的命令下达后，连日来舆论哗然，认为这样做不合适。臣下阅读任命诏书，发现这并非因为经过明堂恩泽的普遍赏赐，而是毫无缘由地宠信升迁，臣下愚钝，不理解其中的用意。查考章惇凭借跋扈的才能，怀着怨恨不满的志向，肆意无礼，对两宫太后悖逆轻慢，如果按法律制裁，自当诛杀。陛下宽宏大量加以包容，不加深重惩罚，只是罢免其机要职务，给他一个州郡，而且汝州、海州都是富庶之地，是京城附近的藩屏，处处便利安逸，并非贬谪之所。罪大责轻，公众舆论已经认为他太过幸运，怎么可以没过几个月，就突然改任大郡？大臣被降职黜退，惯例是经过一年才有调动命令，而且必须考核罪行的轻重如何，也未必经过一年就能更换地方。士大夫们都认为：章惇的凶恶奸邪，不仅公卿大臣都忌惮他，而朝廷似乎也畏惧他，这非常奇怪。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正值年轻，太皇太后陛下不出宫室，尤其应当严明命令，整肃政刑，树立威信，以加重朝廷的权势，不应当逐渐开启姑息纵容之风，稍微自我削弱，从而削弱天子的威严。臣担心从此会增强臣下轻慢君主之心，助长群小欺瞒上天之意，这不是国家的福分。恳请圣上慈悲深察臣下的言论，特别加以裁处。”贴黄中称：“章惇的任命诏书中没有说因为恩泽而改任郡守，必定是因为不久别，想要引用恩泽所加授的职名，来取悦他的心，请求陛下特别赐予省察。”（章惇任扬州知州在六月庚寅日，两录都不记载王岩叟的奏章，应当考证。）左司谏朱光庭也为此进言。

壬寅日（十八日），下诏章惇依旧担任汝州知州。（十一月二十四日，章惇提举洞霄宫。旧录记载：“朱光庭进言章惇在枢密院时，在帘前悖逆轻慢，失去人臣礼节。被责罚官职未满一年，就突然改任大郡，私下担心升迁没有名目，倚仗权势太过。请求罢免扬州的新任命，以符合公众舆论。”下诏章惇依旧担任汝州知州。新录沿用了这一记载。应当寻找朱光庭的完整奏章增补进去。章惇的女婿窦讷作章惇的行状说：‘从汝州改任扬州知州，走到国都城门，因为言官的攻击被罢免，又回到汝州。’徽录、章惇传，只记载罢免枢密职务，任汝州知州、提举洞霄宫，遗漏了改任扬州这一节不记载，疏漏特别严重。）

在此之前，左仆射吕公着等人因为章惇父亲年老，而且章惇刚从政府罢免，已经经过赦免宽恕，所以将他调往便利的郡县，又想要依次甄别叙用那些被放逐的人，使他们各自不至于失所。不久后，言官接连上奏章说章惇不应当突然调任，言语中侵扰执政大臣。太皇太后愤怒地问：“主张章惇的人是谁？”吕公着上前回答说：“是众人的意见。”当时章惇的儿子（《宋朝要录》：章惇的儿子担任勾当京西排岸司。）又上书为父亲鸣冤，并且侵扰执政大臣，皇帝下诏一并责罚他们。吕公着说：“儿子为父亲，什么事做不出来。”于是作罢。章惇接到任命将到国都城门时，皇帝下诏追回扬州的任命，又派遣他回到汝州。从此，应当叙用恢复官职的人都稍微变得困难了。

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上奏说：

臣下最近看到执政大臣议论，因为章惇父亲年近九十，趁着明堂恩泽之后，请求授予一个乡郡，以便侍奉亲人。臣下只看到这有助于弘扬仁政教化，不考虑其他，于是共同认为理所当然。接着听说三省上奏，陛下立即赐允。臣下因为陛下有天地般的仁爱，念及他垂老的亲人，不追究过去的罪过，臣下实在喜不自胜，于是在帘前仰赞圣德，认为自古臣子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圣明君主。接着听说谏官有进言，陛下于是搁置前命，这也是圣心听从谏言的美德。前几天又蒙受宣谕，此事三省有失思虑，告诫他们今后不得像

译这。臣下愚昧，担心会有进言的人认为，朝廷所厌恶的人，不应当立即有所陈述；又认为执政大臣都顺从人情，必定有主持其事的人，以致烦劳陛下宣示告诫，反复叮咛。微臣固然应当遵奉圣上的训诫，然而有未尽的恳切之情，也应当竭尽所能地陈述。正值陛下急于求治的时候，正是臣子知无不为的时机，怎么适宜顾虑外在的形迹，拘谨退缩、处处防备？现在所用的大臣，大多是历经患难的老臣，陛下提拔他们进用，尚且担心他们心志不够锐利，思虑过于周密，如果再告诫他们远离嫌疑，恐怕他们会顾全自身、规避责任，自我防备都来不及。对于陛下爱惜各位大臣，这是恩德深厚；但如果让他们辅佐圣明的政事，却恐怕对事情毫无补益。因为臣子以不徇私情、忠于职守来要求自己很难，以掩盖过失、阿谀奉承来巩固宠幸很容易，如果现在姑息他们容易做到的，阻碍他们难以做到的，那么那些迎合上意、观望风向的人反而得逞，这绝不是朝廷的福气。

译臣过去看见仁宗皇帝委任执政大臣，毫无猜疑，凡是所任命的人选，大多都予以批准，而让台谏官员监察那些不恰当之处，随时上奏议论，小的错误就放行改正，大的错误就随之罢免，使得君臣之间的恩义常存，朝廷的纲纪自然端正，因此四十多年，不劳而治。陛下如今正考察仁宗皇帝的治国之道，圣明的胸襟如天空般广阔，听从劝谏不知疲倦，任用贤才毫不猜疑，记录别人的功劳，忘记别人的过错，这些都是自古以来的君主难以做到的。如果陛下垂拱无为而责成于下，安逸于委任，台谏官员纠正其错误，侍从官员竭尽议论思考，群臣同心同德，陛下无所事事，自然不需要防备忧虑，百官各司其职，坐享太平盛世，留下万世的美名，天下人非常幸运。

大凡人在富贵功名方面，都愿意趁着时机早日建立。近来任用的两三位执政大臣，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或七十岁，正是余年无多的时候。如今有幸遇到陛下施行尧、舜那样的政治，提拔他们位居近臣辅佐，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不在这个时候攀附圣明，早日建立功名，不知还要等到哪一天？难道会另怀观望之心，阿谀顺从他人，自取皇上的猜疑，从而招致危险耻辱吗？按常理尚且没有这个道理，何况陛下是以公正声望选择的人呢？其中有的人举荐人才不敢太快，责备人不敢太深，不过认为或许应当循序渐进，不可以黑白分明得太厉害，恐怕煽动形成朋党，损害陛下和平的政治罢了。万一因此恐怕有离间的话，误导陛下不细微。

又承蒙宣谕，譬如人家尊长所恼怒的人，卑幼岂可轻易劝解？臣愚以为不然。大概君主的度量，应当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众人想要进退的人，君主就跟着去做，这就是所谓的舍己从人，使得没有喜怒好恶的痕迹，不让奸人测见意旨，别生谗言离间，以迷惑聪明。古今都是这样，商朝的鉴戒不远，只有陛下考察。唐魏征有毁谤他阿党亲戚于太宗的，皇帝让温彦博责备魏征不避形迹，远离嫌疑，魏征谢罪说：“臣听说君臣同心一体，哪里有置公义不顾，做事只讲究形迹？如果上下都走这条路，国家的兴衰就不可知了。”皇帝惊觉地说：“我错了！”由此可以看出自古君臣之间不应当再讲究形迹，这是陛下所熟闻的，臣敢引而言之。（承奉郎、勾当京西路排岸司章持上奏说：“臣听说父亲对于儿子，即使有过错也不忘记教诲；君主对于臣子，即使有过错也不失礼数，大概恩义的施行，不得不这样。臣子对于君父，即使多次责备也不敢自弃，大概有所承受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臣虽然极其愚笨，而且世代蒙受国恩，岂敢自弃？所以不避斧钺之诛，而冒昧自我陈述。私下认为臣父章惇因为议论，于是导致烦言，于是蒙受圣慈不加深罪，出守汝州。如果不是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照察保全，如果让群言得逞，将会到什么地步？深恩厚德，怎么论报！近来奉告命，移守维扬，私下阅读训辞，说使得不失亲庭之便。臣祖父俞年八十七岁了，祖孙父子所以感戴恩德的，又应当如何呢？这大概是陛下以尧、舜的仁德，天地的施予，以优礼遇大臣而恩恤其私事。命令下达之日，使得臣辈感之极而不知涕泗之陨。现在听说传言，追寝前命，臣不知道朝廷所以追寝的意思。臣私下以扬州虽然是大藩，然而自从郎官都可以为守，以臣父处之，那么汝州与扬州又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是朝廷因为大礼推恩，想要使得奉亲庭之便，而且以广朝廷孝治之意。现在的追寝，必有误圣聪者，这是臣所以不得默默的原因。臣私下以近事比之，台官王岩叟父亲荀龙自棣州移澶州，众人都不知道所以移之的意思。在朝廷以澶、棣二州有什么殊异，在荀龙于人材之中甚号阘茸，如此等人物，陛下必不尽记其姓名，这都是执政进拟，因为荀龙家在怀州，那么澶州甚为近，荀龙当进呈的时候，难道可以说想要使得便其私吗？举此事足以见执政与台谏官互相交撑，以欺罔陛下，而朋党相结的坚固。陛下施恩惠，优遇大臣，想要使得臣父便其私，那么不可以；而执政、台谏互相结托，乃可行其私。伏愿陛下详察其情况。又因为臣父在汝州，近来因为行气间风倒门扇，惊致左右手足麻痹在假不领州事。臣方得此报人子之心远闻亲疾忧惶无地见乞朝假往省。又听说朝廷有追寝之命，臣忧惶所以不敢不说的原因，切恐臣父所患未得便安及追寝之命未到间或已离次虽复还任必不能领职。于事理度之虽欲求闲即恐朋党之人又从而造为巧言以欺罔陛下臣父必不自辨致陛下不能无疑也。臣又维国朝所以对待前执政恩数甚重，设虽有罪犹谨行之，岂容推恩移郡而言者轻视国体回大势如反掌耳。祖宗故事臣虽不能熟闻计必无此例。大概因为臣父禀性刚直疾人之非无所容忍竭力向公不负朝廷每为同列所畏

译忌恨，而言官想要借此深深结交执政掌权的人，所以必定极力攻击，这就是他们用来深深结交对方的手段。恳请陛下体察臣的话，并用已经发生的事来验证。私下听说言官认为臣的父亲先前在枢密院时，在帘前悖逆傲慢无礼，完全丧失了大臣的体统。况且臣父亲所议论的都是因为公事，难道有人臣不是病狂而敢悖逆傲慢无礼的吗？假使在议论之间，过失有过于直率，表现在言语上，也不过像汲黯、朱云那样罢了。凭借汉武帝尚能容忍汲黯，成帝尚能容忍朱云，而陛下的圣明难道不能容忍吗？况且像言官所说的悖逆傲慢无礼，全无大臣的体统，如果说悖逆傲慢无礼，难道只是丧失大臣的体统而已吗？他们的话没有道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况且天子不可以没有诤臣，臣父亲因为议论获罪，陛下没有加重责罚而加以宽恕，现在又调任到靠近家乡的郡县，使他便于侍奉双亲，这是陛下的圣恩非常深厚。而结党营私的人竟然不能推广圣意，使天下人都知道圣德的广大，反而以朋党挟持私情互相憎恶，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以悖逆傲慢无礼为说辞，想要激怒陛下，这尤其需要陛下深入体察他们的情状。古人说巧诈不如拙讷，乐羊有功却受到怀疑，秦西巴因为有罪反而更加被信任。大概乐羊的有功，是巧诈，最终因此受到怀疑；秦西巴的有罪，是拙讷，最终因此更加被信任。臣父亲获罪，大概是因为拙讷。近来调任维扬时，道路必须经过京城，结党营私的人恐怕因为赐朝见的机会，有所感悟而揭发他们的奸谋，最终因为拙讷而陛下信任他，所以极力为他遮蔽阻碍。却不知道臣父亲任命下达之前，先以卧病不能处理政务为由，这又是臣担心陛下没有深入照见他们底细的地方。臣虽然极其愚笨，铭记教诲，略有一些见识，仰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恩厚德，用来爱护养育百姓，革除弊端兴办善政，无所不至，确实是尧、舜的用心。而结党营私的人沽名钓誉，朝廷做一件善事，他们互相推扬，都据为己有。小民无知，把赞誉归于私门，而不知道是陛下的恩德，臣私下憎恶这种行为。恳请陛下洞察众人的情状，总揽权柄，不要让朋党互相勾结，弄权自恣。因为朋党上下呼应，善于遮蔽欺骗。凡是执政掌权者想要的，必定让言官发起端绪，言官所陈述的，执政者去执行。互相作为表里，公议被阻塞隔绝，肆意欺骗蒙蔽，不可不体察。这是臣常常想要说，而担心说得轻，不足以感悟天听。古人认为堂上比百里还远，堂下比千里还远，门外比万里还远。大概万里之外的情状，使者走一百天就可以听到，朋党勾结遮蔽隐瞒，情状终究不再得知，正是说的这种祸患。当今朋党的祸患，在于言路不广。况且朝廷补充谏官、任用台官，人数不是不多，而臣认为言路不广的原因，大概所任用的台谏之人，都是执政掌权者的党羽，凡是有所言论，唱出一个声音，那么即使十几个人也像一个人一样。凭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的圣明，从善如不及，纳谏如转圜而言官不知道如何图报，反而敢肆意欺骗蒙蔽，向党背公，臣因此深感痛心。先前司马光去世之后，既是大礼假期空闲，垂帘听政的开始之日，谏官全部转任，有的从外面别处来，有的内部超迁提拔，这难道不是掌权者想要引荐党羽卖恩吗？言官曾经没有触及这一点，其他时候有美好的任命，如果不是他们的党羽，言官必定有弹劾议论，如果任命台谏，曾经有人进言，所以所任命的人都是他们的党羽，这是臣所说的言路不广。古代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乐官献书，史官箴规，盲人赋诗，蒙人诵读，百工进谏，庶人传语，近臣竭尽规劝，古代言路广泛就是这样。现在台谏的人与执政掌权者结为一体，假使有缺失，朝廷依靠什么呢？恳请陛下鉴察他们的恳切诚意，赦免他们的狂妄愚昧而详细体察，非常幸运！」贴黄称：“请求留在御府，在闲暇之时详细赐予省览。”章持的奏状虽然奸邪之言不值得记录，然而要看当日的事，因此附注在此。王岩叟朝论说：“太皇太后说章持说执政想要陷害他的父亲。”现在奏状却没有这个，应当考证。王荀龙从棣州改任澶州，政目在十月六日，实录没有记载。）

译这天，（十月十八日。）御史中丞兼侍读刘挚、侍御史王�同入宫面圣。刘挚先上前，谢恩接受侍读的任命，（八月十二日，刘挚兼任侍读。）太皇太后宣谕说：“因为你有公正的声望，所以任用你。”刘挚就在帘箔前拜了四拜。王�随即上前，谢恩接受侍御史的任命，太皇太后宣谕说：“因为你具备才能和德行，所以任用你。”刘挚先呈上札子，请求废除武臣试换文官资格的法令，读完之后，王�呈上札子，论述听取言论与任用人才两件事。又宣读刘挚的奏章说：“差役法这件事，近来有人动摇，请求陛下坚守差役法。”王�说：“司马光上章恢复差役法，这并不是司马光所制定的法令，而是祖宗一百多年来实行起来已经便利的法令。祖宗时期，人心和乐，天下安定治理，只因为实行了这个法令。后来因为王安石误导朝廷，实行雇役法，于是导致纷乱。祖宗的法令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又说：“现在只是争‘差’字和‘雇’字，希望陛下既然确定了‘差’字，就是祖宗的法令了。”刘挚又说：“自从陛下任用司马光，天下的弊病已经去除了十分之六七。现在只需修补缺失，不要轻易改变。这个人没有丝毫私心。”太皇太后说：“可惜！这个人公正无私，国家不幸。”刘挚说：“司马光虽然去世，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谁敢做私事！昨天罢免章�知扬州，很符合公议。”太皇太后说：“章�昨天来得罪是因为无礼，难道可以轻易调动吗？”刘挚说：“应该是失于核查。”太皇太后说：“应该是差错。先前问他执政大臣，不知是谁主张的？”回答说：“因为他的父母年老。”太皇太后说：“如果是死刑犯人，因为父母年老就不偿命吗？”回答的人说：“按法律，父母八十岁且无其他子女侍奉，也可以免死。”刘挚说：“国家的典章制度，对于大臣不这样说。”王�上奏说：“如果按年限应该调动，以及如果告词中引用明堂恩赦，那么自然不用讨论。”太皇太后说：“很对，很对！难道才半年就调动？”又说：“他的儿子章持也上书说执政大臣陷害他父亲，所以任命为扬州知州。今天三省进呈上来。”吕大防说：“台谏官又说执政大臣取悦章�，他的儿子却说陷害他父亲。”太皇太后说：“他请求留中不发，却降出给他，让那些执政大臣知道。”刘挚说：“小子狂妄敢如此！”

刘挚于是说：“臣等有一件事想要奏陈，这件事体很大。”王�说：“因为现在修撰神宗实录，必须辨明。”刘挚说：“这件事太皇太后陛下应该记得，不知当日英宗被立为皇子，是在至和年间已经确定，还是直到嘉�六年才确定？不知宰相是谁？”太皇太后说：“宫中一定知道是韩琦。以前文彦博、富弼等人虽然曾进言，只是请求选择宗室中的贤者，什么时候敢指名！”王�上奏说：“既然陛下清楚地知道这件事的细节，不胜荣幸。”刘挚又叙述王同老上书的缘由，于是展开宣读联名奏章。王�上奏说：“文字很多，希望陛下稍加垂听。”读到一半，又说：“大臣进言的人岂敢指名，只是请求选择宗室立为储君罢了。”读到“宫中曾抚养两个儿子”，又说：“一个人名叫宗实，是昭成太子的第二个儿子，仁宗曾对韩琦说，他比较纯厚。”后又说：“韩琦的功劳更不用说了。听说富弼没胆量不敢做，神宗只称赞文彦博，不说有请求建立储君之功，没想到曾指名。神宗的一个儿子与韩琦结亲，就是为了报答他的功劳。”又说：“现在为了修撰实录，必须好好进取。”刘挚与王�都上奏：“请求陛下在宫中仔细查看。”王�又说：“这件事如果辨明，韩琦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没有遗憾。”

刘挚又进言说：“现在正直的士人少，小人多，请求选拔正直的人在朝中任职。”王�又说：“正直的人兴盛则小人消退，正直的人不嫌多。”太皇太后说：“正直的人可知不嫌多，正直的人多则小人自然出头不得。”王�又说：“先前诏谕让两三位老臣多方进拔正直的人。”刘挚说：“两三位老臣也一定体察朝廷，不敢徇私。”太皇太后说：“只是近日在差除中也惹出言语。”刘挚说：“些许小事难免有，臣等不敢放过。”刘挚又上奏说：“臣曾推荐数人，已蒙任用一二人，其余更希望采用。”又谕示说：“你们有正直的人，只管奏请任用。”又说：“不拘什么事，只管事事进言。”

亲从指使徐全书、崔吉、郭安都担任御前忠佐步军副都军头，因为他们在东宫侍奉神宗皇帝。

熙河经略司上言：“请求将新收复的呸口�累川一带土地，依旧让定西城招置弓箭手耕种。”听从了，仍允许在历来已耕占的土地内耕种，不得再有侵扩，别生边事。

右司谏王觌上言：

臣私下听说各路州县有很多役人数目多，而乡村各等级人户数少，差役不足的情况。现在虽然以次等人户相兼差足，将来役人年满，难以找到人户承替；以及虽然有人户可以作两三番更休充役的地方，也是经历年岁不多，其中等

译百姓家庭应当服役的频率既然很高，那么他们的体力必定困乏，议论此事的人对此感到忧虑。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这种弊端由来已久，议论的人或许并不知晓。

译查考差役之法，本朝实行了一百多年，从未担心民户稀少而不足以充任役事。到了今天却为此担忧，大概是因为在推行助役、免役法之初，天下各州郡都先汇总一年雇役及剩余钱款的数额，然后再向百姓征收。向百姓征收，不能没有法度，而且希望它公平，又必须根据民家家业的多寡折算成钱贯来按比例征收。其法度大略是说，一州雇役及剩余每年用钱若干，一州民家的家业钱若干，即家业钱每贯每年出免役钱若干，这样每年的预算就足够了。法度虽然如此，但民财终究无法查得实数，那就必然导致骚动，而民情非常不悦的，就像手实法那样。所以州县的官吏，没有不认为即使完全查得家业的数额，向百姓征收的，只要够每年的预算罢了，徒然导致民情不悦；即使稍微少查得家业的数额，向百姓征收的也只要够每年的预算就停止，这样可以拿着虚名来取悦民情。天下所谓的家业钱，有的只查得十分之一二，有的查得十分之三四。比这更少的，固然不可胜计，比这更多的，未曾有过。

不仅如此而已，州县又有先集结各等第人户，让他们各自承认每户应缴纳的免役钱数额，既然够每年的预算了，然后命令他们申报全部家业并告诉他们：“家业钱每贯应当缴纳免役钱若干，现在某人每年缴纳免役钱若干，那就应当是家业钱若干贯了。”那些人户于是具状申报家业，以取得符合所纳免役钱的数额，那么家业只查得十分之一二的，又更加减少了。既然用家业钱来定免役钱的多少，那么所谓的等第就没有用处了，而等第之民又不可废除，所以郡县的官吏都在家业账册内随意妄说，自家业若干贯以上为第一等户，若干以下为第二等户，直到五等、十等都是这样。其等第既然公私都认为是虚名，然而小民的情意终究厌恶接近上等第，那么州县的官吏又何必吝惜用虚名来取悦民，所以天下州县的等第，除上等户物力显著，难以退减外，其中等户降入下等户的，可胜数哉？这是臣亲眼所见的。现在州县徒然用往日不实的等第来差派役事，那么人户中可以应役的最少，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臣愚以为想要天下乡村应役人户稍多，得以轮换休息而不困顿，就必须告诏天下郡县，使重新确立等第，令大致符合实数，那么力役就公平了，而议论者所担忧的不足以为患了。请圣慈详细斟酌施行。

贴黄说：“免役法追究人户家业，以钱贯按比例征收，又官吏有故意假借之意，所以难得实数。现在乡村人户只是分为五等，推排家业的大概，容易得实数。况且等第也不须特别排定，因为规定乡村三年一次造簿，只可申诫州县，遇到依条造簿的年岁，仔细推排等第，不可遗漏堪任充役之人隐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的人户数少，差役不均。希望等第逐渐得实，不成为差役的害处。”（觌自注说：“十月十八日。”今附本月日，行与不行当考。）

乙巳，赐范镇诏说：“有德的君子，以精神折冲，譬如麟凤，能服猛鸷。我虚心前席，以致诸老，不敢必定以事委托。如果得到黄发之叟，皤然在位，那么朝廷尊严，奸宄消伏。你虽然笃老，乃心王室，不要惮于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已下诏落致仕，除你依前光禄大夫，充端明殿学士兼侍 read，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诏到日，可起发来赴阙。”（十一月二十四日，改崇福宫。旧录在十月二十一日全载召镇诏书，乃苏轼所撰写。新本削去，但书落致仕，依原官职兼侍读，提举中太一、集福，然而十六日已具官职，此亦不须重出现。今从旧录，全载诏书。旧全载此诏书必有谓，当考。范禹劝镇勿出，附十一月二十四日戊。）

丙午，兴龙节，权罢上寿，只拜表，其尚书省赐御筵并宴会，依坤成节例，从礼部的建议。

又诏殿前司钧容直，十一月九日皇后太后生辰，允许依例入内进表，纳香合。

又诏工部检计修旧尚书省为贡【七】，仍令踏逐别试所试。

左右司说：“六曹及不隶六曹官司得旨施行事件，应立法者，自来立到条本省议奏请旨施行；内非紧切者，制库房类聚，半年一次具册请旨颁降，显是重烦。想要乞今后申请事件并先次行下，应立法者的，候立到条干罪赏者覆定申报省，依限付制库房看详请会，改修类聚，半年一次，具册请旨颁行。有请会赴期不及，并在六月、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申报前到的，于后次入册。”

译听从了。丁未日，户部上奏说：“制置发运司上奏称，江、淮、荆、浙六路的州县场务过去售卖矾石，都是任凭百姓自行前往官府购买。后来发运司上奏请求一律依照河东地区的成例，允许染坊和杂货铺户结保预先购买一季的矾货，这很有强制逼迫、追扰百姓的弊端。请求让江、淮、荆、浙六路的矾石依旧任凭百姓自行前往官府购买。”听从了。（新录删去了，旧录所载非常详细，现在依据旧录。）

译翰林学士苏轼上言：“臣私下观察到，近日进言的人认为吏部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想要澄清入仕的源头，挽救官员冗杂的弊端，裁减恩荫子弟及多次应试进士的恩赐、流外人员入官的数量，已有旨意下达吏部、礼部与给事中、中书舍人详细商议。臣私下认为这几项措施，实行则人情不悦，不实行则积弊不去，应当寻求其中的分际义理，务必适中，使国家有去除弊端的实效，人们没有失职的叹息，这样才算得当。请求凡是恩荫子弟及多次应试进士免解的恩例，全都照旧，只实行以下事项：一、恩荫文官人员每逢科举考试，依照进士法试大义、策论；如果是武官，就试弓马或试法律。每三人中解送一人，并且年龄须满二十五岁以上才能出官。其中已经考中进士得解的，免试；如果三次考试不中，年龄满三十五岁以上，也允许出官。应试大义、策论及试法律者，在京师随进士赴国子监，在外地赴转运司；试弓马者，在京师随武举人赴武学，在外地由转运司派官主持。一、多次应试进士免解应推恩的，都参照嘉祐年以前的情况酌定数目，立为定额。如果所试成绩优异，属于定额内人数，就按等第推恩，并允许出官；如果属于额外，就都给予一个不出官的名衔。一、流外入官人员，除了近日已有旨意裁减三省恩例外，其余六曹、寺、监等处的州郡监司人吏出职的，都委派官员索取文书，审查看有无侥幸，决定适中的恩例。如果实行这几项，那么恩荫子弟虽然有满责的艰难，却没有终身绝望的叹息，也使得人人都致力于学习，文臣懂得经术时务，武臣熟悉弓马、法律，都对事务有益。而多次应试的进士，有文学才能的人自然能出官；如果一无所能，得到一个虚名官职，避免成为白丁，也没有怨恨。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求降下与前文一起详细商议。”（当时，九品以上注籍左选者有数千员。法律规定：年龄二十就在州县做吏，称为入仕。议论的人说：这就是官员冗杂的原因吧？于是建议：旧例，年龄二十五岁就在铨选处考试，守选三年，然后入仕。现在官员冗杂，请求恢复二十五岁守选的法律，并且让进士特奏名者减少举数以示恩惠，赶快给他们官职而不让他们做吏，那么左选就清简了。欧阳棐以考功员外郎代理左选侍郎，议论说：“左选的冗杂，是士人的弊病。朝廷怜悯并议论它，是想使他们得利。现在增加五年让他们守选，这是反而害了他们。所谓特奏名者不是别人，是年老于考场而无成就的儒生。怜悯他们无成就且年老，所以给他们微官，使他们沾受俸禄然后回家。现在赶快给他们官职而不让他们做吏，所谓的官职不过是虚名罢了，难道是恩惠吗？这是最终穷困。”议论者的言论于是被搁置。这是毕仲游所作的欧阳棐传，或许与苏轼的议论相关，应当考证。八月二十六日，苏辙、上官均等事可考。）

戊申，光禄大夫、集贤殿修撰退休的程师孟去世。

己酉，左司谏王觌上言：“权知开封府谢景温崇尚信奉妖妄，奏举宠妾的兄长担任引接。”诏令谢景温分析上报，仍令大理寺弹劾他。（御史中丞刘挚弹劾谢景温不是治理繁剧之才，事情无论巨细，都列在皇帝面前。谢景温本传可考。）

尚书省上言：“承议郎、宗正寺丞王巩上奏，宗正寺条例，皇帝玉牒每十年进呈一次，修玉牒官都由学士掌管。玉牒自熙宁年间翰林学士范镇等人进呈一次之后，神宗的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从翰林学士张方平庆历年间进书之后，已经五十年，并没有成书。自从奉行官制，另隶宗正寺官，又过了多年仍未完成。神宗朝以上的文字，臣近日已经进呈奉安完毕，现在应当修皇帝玉牒、类谱等。臣认为十年进书的期限尚远，恐怕寺官因循，日后又造成荒废，请求另立法规：宗正寺修纂成书，其玉牒官员每两年具草进呈，如果会问不足，不得超过进期两个季度；类谱等也每两年具草，等到十年，类聚修纂成书，进呈奉安如同旧例。希望国朝大典，永远没有废坠。”听从了他的建议。

驾部郎中黄好谦上言：“各路新招募的厢军，请求令在营一年，才允许差遣到重难去处。”听从了他的建议。（新无。）

左司谏朱光庭上言：“诏书以十科举士，其中不能没有因缘请托的弊端，所举荐的士人未必都贤能。朝廷应当加以精察，希望杜绝滥进，仍请求申谕中外臣僚尽公择贤，不要援引小人。”诏令听从他的建议。（苏轼前月末论不须降诏或许因此，应当考证。）

枢密院上言：“广西经略安抚使司上奏，交人入贡迟到，深虑别生事端，请求添差军兵防守。”诏令广南西路都钤辖司，如果体探得知交人缓急想要作乱不假，就一面勾押潭州驻扎的东南第八将往桂州驻扎，并令荆湖南路钤辖司，见到广西勾抽将兵，立即发遣，并附急递上报，应当商议从京师另外派遣军队往湖南补戍，仍从京师先

译派遣虎翼军三个指挥前往荆湖南路钤辖司驻扎，以准备调发兵将，调配差役，等到交趾人入朝进贡，就立即将他们调回。

译壬子日，下诏：“神宗皇帝的神御殿命名为宣光殿，山殿命名为灵德殿，东门命名为启佑门。”（绍圣二年六月三日，将宣光改为显承。）

废除中牟、管城等县的水柜，这是刘挚、苏辙等人上奏的结果。（旧录记载：“先帝引导洛水连通汴水，京城避免了大河分流不可预测的忧患，在中牟、管城蓄水，以辅助应对旱灾，因供给不足，于是罢废。”新录已删去这段记载，现在遵从新录。按：苏辙在三月十八日和八月二十六日再次议论此事，刘挚也曾有言论，现在特别记载下来。）

枢密院上言：“此前派遣供备库使张楙押送赐予夏国主生日的礼物，内殿崇班、合门祗候安俞押送赐予中冬时服。近来因为夏国主去世，一并命令他们返回朝廷。”下诏：“夏国主的继承人干顺虽然还没有经过封册，但因为曾经派遣使者到朝廷报告哀丧，所有中冬时服，特别派遣安俞押送赐予，仍然派遣张楙担任吊慰使。”（十一月十四日。）

又上言：“臣僚上奏，请求将梓夔路钤辖司依旧安置在遂州。”下诏：“梓夔路钤辖司原本在遂州，此前因为蛮族贼寇作乱，考虑到报告应对的地理遥远，迁往泸州以便就近处置，现在不可以迁徙，等到三五年边境事务安宁平息后，再上奏听候朝廷旨意。泸州目前驻扎的钤辖司兵马，命令转运司、钤辖司共同斟酌，除了应当留作随行的人员外，其余可以分减多少，指挥到就近方便的地方，具状上报。”

又上言：“夏国自从秉常死后，各路探查到立嗣尚未确定，酋长豪强互相攻伐，人心不安。所上奏的内容大多不同，深深担忧好功立异之人，因此再次引发边境祸患。”下诏命令陕西、河东各路帅臣，体认屡次下达的约束，凡事精心探察，务必获得实情，仍然告诫谕示边境官吏，不要失去防御戒备。刑部上言：“抚州制勘院勘查到江西路提举常平等事曾孝廉挟带私心侵越职权，点检抚州，驱迫知州石禹勤于狱中致死，写信谕示勘官李柸令重新勘验禹勤及奏事不实等罪。”下诏曾孝廉特别不因赦免而宽恕，追夺两官勒令停职，送房州安置，等到叙用之日，不得叙入正官。（制勘在闰二月二十四日进行，王岩叟先前有论列，请求不因赦免而宽恕。二十八日，王觌议论市易冒领赏赐，附在十一月四日。）

新任陕西路转运使谢卿材改任河北路转运使。（谢卿材除授陕西漕运使，政目在八月四日。）

新任淮南等路发运副使吕大忠依旧担任陕西路转运使。（吕大忠除授发运使，八月十四日朱光庭的言论可考证。）

癸丑日，户部上言：“请求让巡检、知县兼任监仓场，赏罚都依照正式监官的法度。”听从了这一建议。

御史中丞刘挚上言：“臣此前建言太学条制烦琐细密，失去了培养士人的本意，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另行修立。后来蒙受朝廷选派官员设置局所，到现在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成法，因为所派遣的官员各有本职，不能专心集议。况且臣私下认为，学校的制度，教育以成就其才能，劝勉以尽其志向，众人聚居，大致没有约束。自古以来，施行于学校的法令，其根本不过如此罢了。那么对于现在的议论，不需要大的举措，只需按照旧有条款，考察其中乖戾太严重的删去，而保留可行可久、便于今日的部分，那么所谓的学制，可以一言而定。如果高阔以羡慕古代，新奇以改变常法，不仅无补，而且有害。职务亲近诸生而熟悉其情伪的，适宜没有比学官更合适的了。让他们根据人情利害而制定法令的，也没有比学官更合适的了。那么哪里需要用其他官员设置局所呢？所以臣前日奏请只请求让本学立法上报礼部，再加以参详上报三省，以等待圣断。如果真如臣所言，学制早就确定了。现在既然设置局所半年，聚议既稀少疏阔，而议官各持己见，纷然异同，没有折衷，学者疑惑，趋向不安。希望圣慈指挥，罢免修定学制所，检阅臣今年二月十五日所上的奏章，只将此事责成学官正、录以上，将现行条制去留修定，严立近期期限，依次条陈上报，取旨施行。所贵在因革不失其当，法令速成，以便利学者，以阐述先帝兴学的旨意，以符合陛下造就士人的心意。”又上言：“古代，以议论礼法之家名为聚讼，现在议论学制的确实已经类似，于是导致孙觉有状辞免。希望详察指挥，罢免修定局，只让本学删修条制。”（五月十二日，下诏孙觉、顾临、程颐一同看详修立国子监、太学条制，本章称设置局所半年，从五月到十月共半年，现在附在十月末。刘挚最初在二月十五日建议，到五月十二日才施行，前章只附在五月十二日，不再在本日列出。）刘挚说“高阔以羡慕古代，新奇以改变常法”，大概是指程颐。程颐所立的条制，被礼部疏驳，程颐也自己辩白，然而朝廷最终没有施行。（《程颐集》有三学看详文字凡十五六板，或许删取，然而也没有用处。）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言：“臣此前奉朝旨前往成都府路计会转运司，谕示更改

译改革差役的大致原则，共同商议决定，发现本路百姓贫富等级高低不均。因为各县大多以税钱多少来划分等级，有的从一贯到十贯以上，或从五贯到五十贯以上，都列为第一等。如果每等各差派一名役夫，都二三年轮换一次，那么富人常常侥幸，穷人常常不幸。又因为中等人户极少，除去官户、单丁、女户、寺观之外，一县的差役如果只差派一两番还不够，骮役的人数已经依照熙宁年间的裁定，难以再减省，现在如果不频繁差派上等户，就无法照顾中等、下等户的家庭。必须斟酌制定法规，户数多的地方以十二年，户数少的地方以九年为比率，分作三次，总计应役的人数均匀地定差。比如有一贯税钱，在九年或十二年中应差役一次，那么两贯以上的差两次，每次各一人，三贯以上的差三次，每次各一人。税钱再多的，就再增加所差派的役务，但在九年或十二年之内三次差役，总共不超过五六人，意思是每次各差两人，并不是同时差派五六人，仍然允许私自雇人服役。那些一贯以下等级逐渐降低，只差派县役一年；再低一等的，差派户长或渡子半年。所有第四等往往不再应役，第五等则完全不差派。大致如此，风俗认为稍微公平。其余衙前役，全都招募，用坊场钱酬报支应繁重困难的役务。等到出卖坊场时，只根据现在第四界的价钱，让管押纲运完毕的人指占承买，不再实封投状，都在本路役法中统一说明，派遣官员携带奏章赴京。恳请陛下批准臣的这份奏章，交付详定役法所参照办理，等本路的文书到达时，斟酌是否施行。又听说最近颁布的朝旨，出等户不再差役，只令减半缴纳免役钱。各州县应役的人户越来越少，必须差派上等户兼任一两项役务，以便稍微照顾中等、下等家庭。（这篇奏疏不知其具体时间。陶以五月入蜀，十月必定还朝，因此附记于此，并应当考察其是否被采纳。「出等户更不差役，只令减半出免役」，恐怕是九月十八日的指挥。十二月二十五日，诏令：「旧时缴纳免役钱三百缗以上的户，都依照单丁等户的例缴纳，免除色役。」这是听从详定所言的。恐怕陶以的这篇奏疏在此诏之后，再详细考察。）2089又说：「臣奉命出使远方，察知民间疾苦以及官政不安定共十件事，已经详细上奏。其一，请求减少泸州戍守的士兵，不向贼人显露军情，并且节省运输的劳苦；其二，请求不修筑雅州城，以节省不必要的费用，避免在远方生事；其三，请求制定催科条约，使转运司与州县共同承担责任，以警戒重敛；其四，请求增加和买布的价钱，以宽缓民力；其五，请求减少成都机织院小料绫绮的产量，罢免监官，免除勾行人助工；其六，请求恢复成都府犀浦、绵州西昌、陵井监、贵平等县，使民户力役均平；其第七，请求兴州济众监铸造减轻钱，使疲困的百姓不被炉冶所困；其八，请求详细审查改正蔡朦所减的铁价以及所夺的人户铁炉；其九，请求开凿卓筒盐井，以救济困穷，依靠其课税收入，可以补助本路的费用；其十，请求罢免兴州青阳镇铜锡场监官，以减少冗滥。这十件事，有的陈述一道的利害，有的指出一个郡的休戚，有的议论一个邑，有的言及一个官。以朝廷看来，乃是细碎毫末，不足以裨益国论，以远方百姓看来，则都切近人情，最为急务。仰赖圣慈愿意采纳。」2090当月，诏令夏国：「其元丰四年用兵所得的城寨，除原来属于中国及西蕃旧地外，等送到陷没的人口，应当委派边臣勘验划分给赐。」（政目系元年十月，七月八吕公着的话可考，二年三月末可考。）

译又说：“已故宰相王安石阐释经书旨意，比众儒的义理更能体现圣人的本意，所以先帝将他的书确立于学校，用来启迪众多士人。而王安石晚年沉溺于《字说》和佛家经典，因此近来的制度禁止学者学习这两者罢了。至于他所颁布的经义，大概与先儒的学说并行且同时保留，未曾禁止。黄隐看到王安石的政治措施大多已被更改，便随意妄加迎合附会，因而想废除王安石的学问，每当看到生员试卷中引用，黄隐就排斥他的学说，这就是学者疑惑并深深怨恨他的原因。王安石作为宰相的业绩虽然有所欠缺，但至于经术、学术情谊，有天下公论在，难道是黄隐所能知晓的吗？朝廷既然确立他的书，又禁止学者学习，这是什么道理呢！恳请迅速罢免黄隐，以顺应清正的舆论，而端正风俗。”

殿中侍御史吕陶说：“我私下认为士人的大患，在于随波逐流而好恶不公，近则败坏廉耻，远则败坏风俗，这是礼义的罪人，治世所不容的。太学是教化的源头，用来感化四方并展示表率，一旦有不善，怎么教导别人？我私下看到国子司业黄隐向来缺乏学问，操行浅薄，长期担任言官，毫无进谏，只是迎合当时的执政者，苟且保住职位。等到调任学校，又无法训导诸生，言行举止，都追逐势利。况且经义的解释，本无古今新旧之分，只贵在恰当。先儒的传注既然不全对，王家的解释也未必全错，善于学习的人审慎选择罢了，何必崇古非今，轻视别人抬高自己，务求迎合时俗呢？当王安石掌权时，他的书立于学官，遍布天下，那么肤浅的士人无不推崇信奉，认为他介于孔子、孟子之间；等到他离任去世，就随之诋毁他，认为没有什么可考据的，大概是因为未曾闻道，而明理不清的缘故。黄隐也能背诵记忆王安石的新义，推崇信奉很久了，一旦听说朝廷打算议论科举，以挽救学者浮薄无根的弊端，就暗示太学诸生，凡是考试文章不可再遵循王氏新说，或者引用的，大多被降等，为什么取舍如此不一呢？诸生有听说王安石去世而想设斋祭奠，以报答师资之恩的，黄隐就显露愤怒，将用聚敛的法度来约束他们，这尤其可鄙。所谓师生，按礼制有心丧，古人有的为老师解官行服甚至背土筑坟，前史记载以为美德，后世仰慕以为高尚。这本来不论其学问的是非，而特别看重其风义罢了。从前彭越因大恶被夷三族，诏令逮捕收尸的人，栾布一个勇士，敢祭祀并哭悼他，汉高祖还宽恕而不杀他，班固也认为他能知道所处的立场，大概气节值得崇尚。现在王安石的罪行虽然昭示天下，但师生的名分也不可随意废弃，而诸生为他设斋祭奠，又不是彭越、栾布的情况，黄隐何必愤怒而立刻想用法律约束呢！这可见他不懂义理。先前有关部门想恢复声律，朝廷正下达此事，召集群臣议论。黄隐不详查本末，妄自制定法令，在学舍张贴告示，说朝廷已恢复诗赋，让学者知道底细，传播四方，人们都疑惑，这又可见他急躁妄动、趋附时势到了极点。道德产生的地方，培养众多士人，希望成就人才。却让这样的人担任副职，那么怎么培养廉耻、厚植风俗呢？恳请早日罢黜，以示劝诫，不要让邪险之人，长久拖累教化之职。”

又说：“大抵黄隐喜欢专断，凡是考校生员文章，大多不与祭酒、博士共同商议，意图徇私。先前违反条令补授经谕不当，郑穆自己举发申报礼部，近日评定王适考试高低有不同意见，黄隐就有所申请，上烦朝廷裁决，更可见他取舍不合公论，不能称职。黄隐做御史三年，无所建树，做司业一年多，职事失当如此。已经试验无效，徒然拖累名器。恳请衡量他的能力，授予一个外官，因为教化之地，不是他适宜待的地方。”

监察御史上官均说：“我私下认为京师太学，是众多士人聚集的地方，风化的渊源，实在关系到四方的观法。担任官师、长贰的人，必须得到品行端正、经术精通的士人，然后才称职。我私下看到国子司业黄隐自从任职学校，将近一年，考察他的品行则倨傲专断，邪僻无常，议论他的学问则暗于经术，不明义理。每当考试诸生，不与祭酒、博士会议，任意决定高低，不合众心。他在讲解经法时，只务求妄率私见。有时越级升补要官亲戚，作为荣升的计谋。谤语喧腾，甚至写匿名诗曲来揭露此事。学徒放纵，傲慢无节制，而黄隐担任长贰，却不察禁。自从朝廷兴建三舍以来，学规松弛废弛，取舍失去公平，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师儒的职责，以品行为本，经术为辅。如果邪僻浅陋，无一可取，那么怎么使学者心服，耸动四方的观听，以符合朝廷崇尚名教的意图呢？我请求罢免黄隐的学职，衡量他的长处，授予合宜的差遣，选择品行端正、经术精通的士人，来担任学校副职，希望渊源澄清，众多士人信服。”

又说：“我昨天上疏论奏国子司业黄隐为人邪僻浅陋，

译选拔、晋升和补任官员，不参考公众舆论；行为品德与经学造诣，不足以让学者信服。请求罢免其职务，以顺应众人的意见，至今尚未得到批准施行。

臣听说，治国的基础，没有比培养士人更重要的；培养士人的源头，实际上出自太学。如果不是道德品行、学术造诣广博深厚且端正敦厚，向来被士大夫所信任的人，就不足以担任太学长官或副长官的职位，来作为士人的表率。

自从吕隐初被任命为太学职务，舆论纷纷扰扰，大家已经不服气。等到他正式上任，在讲学和考核的时候，不能推究考查义理，与博士等人同心协力讨论商议，反而专门凭借自己狭隘的私见，排斥诋毁王安石的经义。

王安石自从担任宰相，改革政事，确实有不善之处；至于他精通六经，贯通事理，学者归附向往，本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并非借助权势地位显贵，然后他的论说才在天下流行。

他在解释经典方面，虽然未能完全领会圣人的本意，然而与诸儒的注疏相比，深浅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哪里是吕隐那样浅薄鄙陋的人所能通晓的，这是内外士大夫所共同知道的。

又朝廷近来的指令，只是禁止学者不得援引《字说》，对于三经新义，实际上是允许它与注疏并行使用的。而吕隐在学问上没有主见，任意偏颇邪僻，便以为朝廷完全排斥王安石的学问，肆意言论排斥诋毁，毫无顾忌，妄自提倡私人的学说，被学者所嘲笑。

又向来差补太学职务，多采用众人推荐，至于考核评定等级，都与正官、录事、博士会议，然后才补任确定。而吕隐倚仗卖官鬻爵的祭酒，轻视下属官员，专断地率领自己的意见，以及谄媚依附权贵官员，进用补任他的亲戚，作为自己晋升的计谋，妄指博士考核议论不同，认为是侵犯官权，意图独自揽取选拔罢黜的权力，以逞其私欲。

太学内部沸腾，甚至出现了匿名诗曲，百般嘲弄讥讽。

京师太学，是教化风气的渊源，确实关系到士大夫的观看法度，而吕隐学术浅薄鄙陋，选拔罢黜不公，怨恨诽谤和嘲笑，流传播散到四方。如果最终让他居于此位，怎么能够劝勉率领士人，使内外舆论信服呢？

臣私下思考，吕隐在太学任职，靠近京城，之所以敢不畏公众舆论，欺凌傲慢长官和下属，确实是因为他依附权贵近臣，倚仗他们暗中为他撑腰，进言的人不能动摇他。

臣前日的话之所以没有得到批准施行，私下认为是有议论的大臣过分游说，以迷惑圣上的听闻。希望将臣的奏章公布，在朝堂上询问，那么是非善恶必定有无法掩盖的。

请求陛下采纳选择议论最多的意见，决断并执行，以让内外人心信服。

译又说：“臣曾两次上奏，论说国子司业黄隐为人奸邪，学问浅陋，在选拔生员、晋升补任学职时，不参考公众舆论，专门致力于巴结权贵，作为自己晋升的计谋，请求予以罢免，以顺应众人之心，至今没有蒙受施行。这都是因为臣愚钝才能低下、地位卑微，言论不足以取信于朝廷，导致陛下对去除奸邪有所疑虑而没有最终实行。臣听说古代在朝廷上封爵，在集市上执行刑罚，是与众人共同决定的，而不任由一人的私意议论。自从陛下登基以来，罢黜和升迁不止一次，而天下人都称颂陛下极其圣明，仰慕陛下极其英明，是因为符合众人的公论。如今司业黄隐学问浅陋，为人奸邪，晋升补任不当，趋附权势，都有确凿的事实。从太学的学生到朝廷的士大夫，没有不共同知晓的，怨恨讥笑之声，传遍内外。既然被公论所抛弃而没有加以明确罢黜，这是臣之所以恳切地反复上奏的原因，是被公论所迫而不能停止啊。太学是学问的渊源，四方效法的榜样，实在太重要。担任太学长官和副长官的人，奸邪浅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凭什么来为士人树立表率，居住在教化风气最好的地方？希望陛下广泛采纳公论，早日实行罢免，以顺应众人之心。”上奏后没有施行。（元祐二年八月十二日，黄隐才从司业改任鸿胪少卿。刘挚十一月四日从御史中丞升任左丞，他论奏黄隐一事没有确切日期，暂附在十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