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三十七

译尚书省左选中有本等官员不愿担任知州、通判、知县，导致职位空缺数量很多，虽然允许暂时变通派遣，但必须等到任期届满后重新申请，致使经常出现积压。请求允许让次等官员指定意向来分配职务。皇帝下诏让吏部斟酌考量后上报。

译诏令诉讼事务属于枢密院管辖的，经由枢密院处理，这是听从陈师锡的请求。（陈师锡当时担任什么官职，本传也没有详细记载，应当考证。）

乙酉日，范祖禹进言：

臣听说报效国家的忠诚，没有比推荐贤才更甚的；辜负国家的罪过，没有比埋没贤才更甚的。从前臧文仲知道柳下惠贤能却不举荐，孔子认为这是窃据官位，又认为是不仁。臣蒙受陛下屡次提拔，安置在谏院，又升迁至门下省，兼任经筵官职，至今多年，受恩深厚，却没有丝毫补益。常想竭尽愚钝的思虑，没有什么隐瞒，希望以此稍微报答万一。私下仰慕古人报效国家，以推荐贤才为忠诚，实在害怕犯下臧文仲窃据官位、不仁的罪过。臣现在有奏章四道，一并请求留在宫中。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稍微有可取之处，请求出自圣意处理，这是臣的幸运；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臣不敢逃避妄言的诛罚，只希望陛下裁断赦免。

第一道说：臣看见经筵缺少官员，应当得到老成持重的人，以加重其选拔。韩维向来有刚直的名声，先帝因为韩维是东宫的臣子，眷顾待遇非常深厚。韩维与王安石意见不合，因此产生龃龉，没有得到大用。他从未稍微屈服于王安石的党羽，天下人都认为他贤能。陛下任用他为门下侍郎，朝廷内外都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选。韩维在政事上虽然有固执不通的地方，然而他为人风节一向高尚，憎恨邪恶如同仇敌，奸邪之人畏惧他。前年被罢免，没有听说有明显的过错。现在长久担任宫观闲职，竟然与章惇作为一类，非常不合适。先帝东宫的臣子，只有孙固和韩维两人还在世，陛下应当加以礼遇。如果召韩维担任经筵的职务，不仅学识议论，足以开益聪明，韩维有人望，舆论必定大为满意。臣私下担心执政大臣因为韩维触犯陛下，所以不敢进言。君主对于臣子，如同父亲对于儿子，有过错就谴责驱逐，怒气平息后就召来任用，哪有始终发怒而不化解的？陛下即位以来，进言的臣子，也曾因为所说的话过分，冒犯陛下，有的被罢免职务，有的被外放任职，不久后都被召回提拔任用，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圣意至为公正，不因喜怒而进退群臣。从前仁宗平生不发怒，只有唐介弹劾文彦博那天，仁宗极度愤怒，贬唐介为春州别驾，不久又后悔，改贬唐介为英州，没过多久，又召回担任御史，因此看重唐介的刚直，迅速提拔至两制，天下都知道仁宗不徇私情于喜怒，是最为盛德。陛下如果出自圣意召回韩维，天下必定都信服陛下的至为公正，这深为圣德之美。

第二道说：臣听说翰林学士承旨苏颂近来请求退休，陛下已经下诏不允。臣私下认为苏颂博闻强记，白发苍苍仍爱好学习，至于详细熟悉本朝典故，尤其不是其他臣子所能比及的。熙宁年间，王安石任用选人李定为御史，苏颂任知制诰，封还词头，再三不肯起草诏令，因此被落职归班，两年后才除授一个郡守。后来又被奸臣所厌恶，被传唤对质入狱，最终没有一件事，担心他进用，排斥在外。然而先帝向来看重他的博学，召令修书，眷顾保全，直到今天。经历夷险，操守不变，现在朝臣资历声望履历，没有先于苏颂的。苏颂年龄七十一岁，精力不减少壮之人。陛下左右应当得到见识广博、见闻详洽的人士，以备顾问。臣私下顾虑苏颂另有陈述情由，希望圣慈暂且留他在经筵。

第三道说：臣看见杭州知州苏轼文章被当时所尊崇，名重海内，陛下所亲自提拔，不必臣说就可以知道。臣私下观察苏轼忠义许国，遇事敢于进言，一心不回，无所顾望。然而他在朝廷任职多遭诽谤诋毁，大概是因为刚正嫉恶，极力排斥奸邪，被王安石、吕惠卿的党羽所憎恨，在御史台谏官门前散布流言，未必不是这类人。陛下举用正直错置枉曲，辨别邪正，以致达到今天的治理，像苏轼这样的人，难道应该让他长久离开朝廷？况且苏轼在经筵，进读最为有益，臣愚昧希望圣慈早日赐召还。现在尚书省缺少官员，陛下如果想要任用苏轼，有什么不可以？朝廷选授，常患缺乏人才，每一个官职空缺，很久不补。现在有一个苏轼而不能任用，不知道再寻求什么人为人才？臣私下为陛下惋惜。

第四道说：臣看见刑部侍郎赵君锡孝行记载在英宗皇帝实录中。从前周宣王想要得到能够教导训诫诸侯的国子，樊穆仲称赞鲁侯孝顺，宣王于是任命他。大雅宣王的诗说：“侯谁在矣？张仲孝友。”说宣王让文武之臣征伐，与孝友之臣在内处理。古代选拔臣子，先取孝顺的人，这是人伦的冠冕、百行的首要。人君与孝友之人相处，那么德性纯粹美好，而风俗淳厚，因此辅导人君的，没有比孝顺更合适的了。赵君锡的孝顺，士大夫所共知，为人温良恭敬，举动有规矩。给事中郑穆是馆阁老儒，操守纯正。中书舍人郑雍谨慎安静端洁，言行不妄。郑穆、郑雍长久在王府，清廉谨慎没有过错。这三个人，都应当安置在左右，担任讲读职务。如果经筵缺少官员，希望圣慈在这三人中选择。

丁亥日，诏令徐王赵貋、供奉官石激在参班日免除考试和短使，今后亲王赵貋照此执行。（新无。）

御史中丞梁焘进言：“臣私下认为朝廷治理黄河的意图，本来

译为了保全百姓的生命，所以不惜耗费国力来治理。东流与北流，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利弊相互转化，本来没有偏袒哪一方的私心。如今东流工程尚未完成，边境北部的州县还没有受到灾害，这项劳役可以暂缓；北流正气势凶猛，边境西部的州县日夜令人担忧，防备应当紧急。可以暂缓的事情还可以用岁月来等待，紧急的事情却不能有一天的松懈。现在倾尽半天下的力量，专门从事东流工程，而在北流上不加一兵一卒、一草一木，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臣私下担心陛下对此事尚不知情，陛下既然一心以百姓为念，难道会因为西北地区的轻重而有所偏颇吗？既然只从治理黄河的大计出发，难道会去计较人们谋略的相同或不同吗？为什么执行命令的大臣，谨慎与疏忽竟然如此不同，这难道不会误了国家的计策吗！去年屡次决堤造成的灾害，完全是因为堤防没有防备，水利官员失职，这应当严厉惩治，仰赖陛下至高的仁德，让有能力的人期望用今年的功劳来赎罪。臣愚昧地请求圣上特别赐下旨意，严厉责成水利官员修治北流的埽岸，不要再导致疏忽大意。那里的人员、士兵和物料，如果没有朝廷的旨意，一律不得挪用调拨。希望让两方的百姓，都能同样受到陛下怜悯的恩泽。贴黄：「恳请圣上详细斟酌，派遣李伟兼管北流埽岸的事务，以便让小人承担责任，不敢作奸犯科、败坏事情，仍然命令都水监经常切实地督促管理。」（焘自注说这是正月的奏疏。元祐年间的密疏中有完整的奏章，末尾称正月二十一日，现在依从此说。）

译戊子日，录用石介的儿子石师中担任郊社斋郎，这是听从了知枢密院事孙固、门下侍郎刘挚和尚书左丞韩忠彦的请求。（这三人的请求，发生在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下诏让京西路提刑司拨出十二万贯坊场的名额交给转运司，不采用出卖的条约，听从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筹划，以资助每年的费用。（旧录记载：起初，坊场原本用来酬谢衙前役人，折抵其繁重艰难的劳役，但酬谢的价值不如所费。熙宁年间裁减衙前役人，官府支付其价值，由官府自行出卖坊场，将盈余收入常平仓，用来禄养役人以及辅助征收散放，公私都感到便利。自从元祐初年，将坊场隶属提刑司，至此，又有这道诏令。新录辩驳说：出卖坊场的法令，原本不曾改变，于是因为新隶属而强行编造浮夸之词，从“先是”以下七十二字应当删去。）

己丑日，户部上言：“各路起运正纲以及附带搭运的官钱到达京城，惯例都有短缺。元丰公式令规定，各州解送金银钱帛，通判厅设置簿册，每半年详细列出解送的物数以及管押附载人的姓名，密封后上报省部。元祐敕令误删了这条规定，应当重新修立。”朝廷听从了。

三省吏员任永寿等人因为吏额、俸禄文书办理妥当，推恩赏赐。（这是根据刘安世的章奏，附在三月末。政目二月二日、三月二十六日的记载可以考证。）

起初，文彦博被起用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这年九月，刘挚、王岩叟再次上疏议论韩琦定策的功劳。第二年二月，韩忠彦又上疏，既然批出交付外朝，过了三年没有人再提及。等到贾易担任殿中侍御史，于是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记念人的功劳而不遗忘，所以忠臣受到鼓励而天下安定，因此赏赐一个人而天下人都趋向于他，确实是因为不僭越、不泛滥而得到的最为恰当。那么就有记载在太常寺，收藏在盟府，灿烂地与日月齐辉而流传不朽，又怎会有人敢狂妄地诬蔑死者而窃取他们的功勋呢？

恭敬地回想仁宗皇帝圣德在位，使世道隆盛太平，享国长久，而继承人尚未确立；英宗皇帝天命在身，潜居藩邸，天下归附其仁德，而位号尚未正式确立。韩琦忠义感动金石，精诚贯通白日，提出建议决定大计，为宗庙立下万世之福，是人神所庆贺保佑的，夷狄华夏都心悦诚服，所以他生前位极三公，死后配享太庙。神宗皇帝继承圣业，发扬帝业，知道韩琦对天下有大勋劳，所以给予尊崇宠爱的特殊待遇，褒奖嘉许尽到礼节，始终一心一意，恩宠荣耀绝无仅有；还认为不够，又亲自撰写他的神道碑，以“两朝定策元勋”作为名字，昭示天下后世。不可磨灭的功业，即使是山河之誓，也不能超过这个，世代的忠臣义士，谁不激动昂扬而叹服！

不幸的是十几年之后，有国子监博士王同老上疏，自称他的父亲王尧臣在仁宗朝曾担任参知政事，在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停止朝会七十多天，内外人心寒惧，王尧臣与宰臣文彦博、富弼多次陈述宗社大计，请求立英宗皇帝为继承人，又率领同僚各自请求罢免，必定希望被采纳，仁宗感悟答应了他。文彦博让王尧臣起草诏制，确定立英宗为继承人，后来仁宗逐渐康复，事情于是稍微延缓。此后，韩琦最终因为王尧臣、文彦博、富弼议论的余绪，决定了重大计议。又自称罢任赵州经过北都时，文彦博谈及此事，并且说文彦博与先父以及富弼都是当日同心议论的人，难以自己说明。所以王同老又说：现在只有文彦博、富弼知道这件事的本末，所有先臣亲手撰写的立英宗皇帝为继承人的诏制草稿以及札子草稿共三道，恭敬地编缀封进。于是神宗皇帝因为文彦博入朝应对，下诏询问此事，让他写文字进呈。文彦博的札子说：“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药，停止朝会两个多月，到四月初，仁宗圣体康宁，王尧臣于是与臣以及刘沆、富弼私下议论说：‘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因为王尧臣久居禁近，于是对他说：‘必须得到贤能的继承人，以压制人心。’王尧臣说：‘难道不知道素来在宫中养育的人吗？’王尧臣用手指在案上写‘下贯’字，臣等各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到皇帝面前伏奏得到允许，这件事不可像常例那样退到殿庐让堂吏书写圣旨。’刘沆说：‘我想在皇帝面前袖藏纸笔亲自书写。’第二天，在垂拱堂，臣等四人详细上奏：‘春季服药，内外人情非常担忧恐惧。’这是说储君未立。仍然引用西汉旧例，君主刚即位就建立储君，现在应当及时立嗣，以巩固根本。仁宗深沉寡言，欣然嘉奖说：‘知道你们尽忠，但这件大事，朕再仔细思考。’臣等再三论奏，于是说：‘了解儿子没有谁比父亲更清楚，曾经选择贤者养育在宫中，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仁宗虽然深沉，但点头同意。这天晚上，臣等再次聚会商议，说第二天必定能得到旨意，请王尧臣秘密起草诏意，想要进呈施行。王尧臣回去起草诏意，然而还没来得及给臣等看。既已登对，又重申前面的请求，王尧臣越次上奏说：‘希望陛下早定此意，交付外朝施行。’仁宗说：‘朕意已定，你们不用担心。’臣等既然得到这个旨意，认为没有疑问了。这年八月，”

译请求召韩琦担任枢密使，因为韩琦忠诚正义，必定能承担这一重任，仁宗批准了。此后又有议论，不久，臣请求判河南府，尧臣随即去世。

译我私下考察同老的说法，称：“仁宗患病七十多天，朝廷内外人心惶惶，陈尧臣与文彦博、富弼请求立英宗皇帝为继承人，又率领同僚请求罢免官职，仁宗被感动而答应了他们。文彦博让陈尧臣起草诏书，确定立英宗为继承人，而仁宗病情逐渐好转，于是稍微延缓了此事。”文彦博却说：“仁宗服药停止上朝两个多月，到四月初，圣体康复，陈尧臣才与我以及刘沆、富弼私下商议，认为朝廷的根本不能不早点确定，于是问陈尧臣‘必须得到贤明继承人’的话，陈尧臣用手指在案桌上写，写下英宗在藩邸时的旧名。第二天，我们上奏，认为应当及时确立继承人，仁宗欣然嘉奖。我们再三论奏，认为选择贤者养育在宫中，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仁宗点头同意。退朝后让陈尧臣秘密起草诏书大意。第二天，再次重申前面的请求，仁宗说：‘我的意思已经决定了，你们不用担心。’”这种说法与同老的话前后矛盾，自相冲突，显而易见。

况且详细考察文彦博所陈述的，那么仁宗并没有拒绝而不采纳，为什么陈尧臣率领同僚请求罢免官职，以此来必定希望皇帝开恩采纳？这本来是不可信的第一点。又所起草的诏书大意，将等待请求得到批准后进呈实行，文彦博说“仁宗说，我的意思已经决定了”，同老也说“仁宗被感动而答应了他们”，那么文彦博、陈尧臣等人为什么不奏明已经起草了诏书大意，请求立即实行呢？这本来是不可信的第二点。况且建议立宗室为皇嗣，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其危险疑虑的关键时刻，不容许有丝毫间隙，难道能容许大臣们正在共同谋划商议，却已经私下起草诏命而藏在私家，几乎像小孩子游戏一样？这本来是不可信的第三点。又四月提出建议，而仁宗说“我的意思已经决定了”，文彦博所说“我们得到这个旨意，认为没有疑问了”，为什么到了八月请求召韩琦为枢密使，想要担当重任，而接着又有议论，直到文彦博被外放、陈尧臣去世，竟然没有确定的决议？那么所谓仁宗“欣然嘉奖，我的意思已经决定了”这些都是什么事呢？这本来是不可信的第四点。同老又说：“路过北都，文彦博谈到陈尧臣的忠义，于是说‘与富弼都是当时同心协力议论的人，难以自我表白。’推究这话，恐怕涉及互相勾结迎合的意思，这本来是不可信的第五点。又富弼在治平年间辞谢进官的奏表中说：‘私下听说制词叙述陛下即位时，因为臣在守丧期间，无可称道，于是选取嘉佑年间臣在中书省任职时，曾经议论建立储君，以此作为效验，而推恩今日之恩。嘉佑年间，臣虽然曾泛泛议论建立储君的事，仁宗还保密了他的请求，对于陛下来说就像在茫然幽暗之中，未见形象，怎么能像韩琦等人后来的功效那样深切明显呢？’像富弼这样的话，那么哪有至和三年与陈尧臣、文彦博坚决请求立英宗皇帝为继承人的事，这本来是不可信的第六点。

又韩琦刚做宰相时，有札子说：“近年以来，内外忠孝的大臣，都认为陛下统治四海三十多年，而皇嗣没有生育，天下无所寄托心意，请求在宗室中选择年幼而可以教导的人，暂且作为继承人。臣愚昧私下奇怪陛下为什么怀疑而不实行？然而这件事极其重大，应当由圣心独自决断。如果陛下向来有所归属，已经得到那个人，那么希望宣示中书、枢密院，让他们奉行实行，以安慰中外的期望。”看韩琦这个奏章，正以选择宗室为继承人，并且说“如果已经得到那个人，希望宣示而实行”，那么至和年间决没有确定的决议是明显的。同老却认为韩琦谦逊不居功，说圣意先已决定，于是拿来作为他父亲的功劳，是多么不仁，狂妄到极点啊！

又李清臣陈述韩琦的行为，说：“仁宗年事已高，继承人没有确立，天下以此为忧，虽然有时有人进言，但大臣没有人敢做议论的首倡。韩公多次趁间隙请求选立皇子，有一天，又进言说：‘只有万世的基业，不能不忧虑。臣担任冢宰，思考用来报答陛下的无穷之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皇上看着他说：‘后宫有一两个人想要怀孕，你不要着急。’后来诞生的都是皇女。韩公有一天带着《孔光传》进见回答说：‘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继承人，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皇太子。成帝是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能做到，以陛下的圣明，有什么难的呢？太祖为天下长远考虑，福泽流到现在，何况宗子入继大统，那么陛下真的有儿子了。希望陛下以太祖的心为心，那么没有不可行的。’仁宗被感动，开始让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极力推辞，韩公又启奏说：‘陛下赋予他大任而不肯承担，大概是因为他深沉远大、审慎稳重，识见思虑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没有别的原因。况且名分还没有确定，尚且可以推辞，名分体制一定，父子关系分明，那么浮言也不复能摇动了。’仁宗欣然说：‘这样，那么应当在明堂大礼之前，赶快立为皇子。’又诏令学士起草诏书，学士也请求进见，然后进呈。”由此看来，陈尧臣擅自起草诏书大意藏在私家，把天下大事当作儿戏，难道也是私下议论而妄作，最终不敢进言而死，所以他的遗稿虽然在，也不足以作为功劳，只足以彰显他愚妄的罪过罢了。用这个想要掩盖韩琦的大功勋，天下的人本来没有相信的，何况天地鬼神在上监视，怎么能欺骗呢？

加上神宗圣作的碑文，最显扬于天下，其中说：

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位继承人没有确立，天下人都为此担忧。大臣们顾虑回避，没有人敢向皇上进言，韩琦趁间隙进言说：“皇位继承人，是天下安危所系的关键，自古以来祸乱的发生，都是因为决策没有及早确定。”过了几天，他又说：“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儿子，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继承人。陛下聪明睿智，为什么长久不能决断呢？”起初，仁宗让英宗掌管宗正寺。英宗恳切推辞不接受任命，仁宗拿这件事询问韩琦，韩琦说：“名分没有确定，去留就很难抉择，我私下为此担忧。”皇帝醒悟，于是立英宗为皇子。由此推论，说因为吕公著的议论余波，才决定了这件大事，是荒谬的。又太常寺的谥议说：“韩琦一向蕴藏忠义，尊崇拥立英明圣哲的君主，巩固天下的根本，延续百姓的生命，这是大臣们不敢议论的，而他却身先士卒。”吕公著自己写的祭奠韩琦的文章，也说：“在眨眼之间匡正朝廷，在片刻之间安定国家。”既然这样，那么韩琦的特殊功勋和伟大业绩，即使是周勃、霍光也比不上，而吕公著只是个平庸充数的人，哪里值得计算，难道足以参与这件事吗？

译至于包拯、范镇、司马光、吕诲、王淘，都能直言极谏，深切激切，以天下安危为忧。包拯说：“当今最重要的事务，只有根本这一件事。根本如果稳固，那么枝叶的祸患还值得忧虑吗？”吕诲说：“广泛任用忠诚正直的人，审慎选择宫邸（继承人），以亲近、贤能为标准，符合天意。”范镇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拥立太宗，陛下应当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来维系天下人心。”司马光说：“作为继承人的人，就是（先帝的）儿子。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龄四十五岁，因为还没有子嗣，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刘欣为太子。现在陛下即位的年数和年龄，都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怎么可以不为了宗庙社稷深深考虑呢？况且现在也没有让他正式拥有东宫太子的名分，只希望陛下自己选择宗室中仁爱孝顺、聪明的人，抚养他作为儿子，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心意有所归属，来维系远近的人心。”王淘说：“去年，陛下发布德音，考察旧例，选择宗室成员，让他掌管宗正寺。后来成命稍作延迟，四方观望听闻，难道能避免担忧和疑虑吗？”这几个人，都是忧国忘身、抒发心意、敢于直言的人，他们的言论都显扬于世，不像王同老所讼诉的尧臣私下计议，却从未敢发表的事情，妄图希求恩赏，欺骗诬蔑光明正大的事实。

臣从前在偏远之地，传闻王同老的奏疏和朝廷褒奖称颂的诏书，以为尧臣真有拥立之功，而韩琦定策只是多余的议论。臣在那时，私下怀着愤懑，深深叹息真主在位，而小人奸诈险恶得以施行，自伤自己身份卑贱，没有路可叩宫门，肝肠寸断，以表明大义。于是往来四方搜求公开忠诚、信实的话语，来检验其真伪，前后所得到的诏敕、碑志、表状、书信、传记、谥议、祭文等共二十多篇，参考事情的始末，可以说很详细了。现在臣充任言官，熟知史臣编撰先帝实录，未能决断的，就在这件事上。信史的创作，垂训万世，如果史臣顾虑回避，不敢阐明是非，而并列记载在史册中，将疑惑传给后人，恐怕不足以成为一代的典范，其体例不轻。臣因此敢于触犯仇怨，援引据实之理，陈述天下的公论，不仅仅是抒发韩琦千载的忠实愤懑，确实想要恭敬记述仁宗皇帝以子嗣相托的盛德、英宗皇帝继承大统的功业、神宗皇帝追述先帝遗志的美意，圣明的谋略如同明亮的太阳照耀天空，后世没有人敢私下议论而提出疑问，臣即使身死，也死而无憾。伏望圣慈深深赐予省览，推行《春秋》褒扬善行的法则，明确诏令史臣，直笔无隐，以伸张正论，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贴黄称：“王同老是平庸无能的人，见利忘义，固然不值得责备，所可惜的，是韩琦在仁宗皇帝时有君臣千载难逢的知遇，所以以身承担天下重任，独自建立重大议策，拥立圣明君主，以安定社稷，垂福无疆，声名事业，近代以来未有，一旦无根由的横议，抢夺并据为己有，亏损忠义的真实，违背廉洁谦逊的风气，所损害的难道小吗！况且君子活着时不可夺其志，死后不可夺其名。臣私下哀伤一代名臣，他的志向和名声都遭到掩盖，因此剖心折肝，穷尽他的说法，使贤德晦暗而复明，公议缺失而复显，确实对仁圣的治理有补益，伏乞哀怜幸察。”又称：“议论的人说韩忠彦正在政府任职，而臣论辩他父亲的勋劳，恐怕招致附会的言论，难道不是避嫌吗？臣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天下公议作为标准，如果说忠彦的形迹可避，谁比得上文彦博位势极尽人臣之贵呢？天下认为是忠义之事，有人盗窃并掩盖它，忠义之人应当痛心疾首，如同救火救溺，只怕表白得不早。如果畏惧小小的嫌疑，而做自全的计谋，这是朝廷没有敢于直言的人了。恭惟太皇太后仁圣聪明，像韩琦定策这样的大事，必定听得最详细，伏望激发德音，宣示史臣，使直笔传信，作为万世的法则，难道不是尽善尽美吗？臣不胜冒死祈天之至。”又称：“范镇共十多次奏疏，都在至和三年五月以后；吕诲、司马光的话，都在嘉佑六年；王淘的话，又更近。如果真如王同老所说，已有定议，那么这几个人为什么激切开陈到如此地步呢？足以验证其狂妄不实。陛下继承大宝，确实来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以子嗣相托的意思，而蔡确等人尚敢希冀盗取定策的名声，大概其窃取行迹由来已久，不可不察。国史现在即将完成，如果不早赐予降出臣的这份奏疏，使之决疑传信，那么恐怕他时不免追改，事情不小，应当深深考虑。

庚寅日，太皇太后将范易的奏疏出示给三省，宣谕说：“韩琦定策之功非常详尽。在仁宗朝，没有敢议论此事的人，只有韩琦一人议论。”韩忠彦当即在帘前称谢，刘挚于是请求检取元佑初年刘挚与王岩叟的两份奏疏，全部交付实录院，朝廷听从了。有人说：“范易等人这样做，大概是附会韩忠彦，攻击文彦博。文彦博因此不安于位，不久被罢去。”（旧录说：先帝明确文彦博等人的功劳，而韩琦的功劳也不废弃，以至于在碑额上书写“两朝定策元勋”。范易诋毁先帝的诏书，想要附会韩忠彦。苏辙《龙川别志》说：嘉佑二年，仁宗开始身体不适，

译皇位继承人尚未确立，宰相文彦博、富弼、韩琦三位公卿正商议立谁为嗣，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弟弟王正臣，曾担任宗室说书官，知道十三使贤能，便向各位公卿提及此事。各位公卿也早就知道他的贤能，于是定下计议起草奏章，正要呈上，皇上病情好转，便作罢，王尧臣私下收藏了奏章底稿。后来韩琦主持朝政，群臣相继请求选拔确立宗室子弟，于是定立十三使为皇子。等到仁宗驾崩，皇子即位，赏赐定策之功，以韩琦为首。到了元丰末年，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书缴进当年的奏章，当时各位公卿只有富弼、文彦博在世，都退休居住在洛阳。恰逢文彦博入京协助郊祀，神宗询问他，文彦博详细奏明原委，神宗很高兴，所以当时各位公卿都受到赏赐，而韩氏子孙厌恶分走功劳，争辩不停，文彦博被罢免平章军国重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然而英宗的声誉，传播于各位公卿之间，始于王尧臣，而让他成为皇子、继承皇位，则是韩琦的功劳，不可歪曲。按：仁宗起初身体不适，直到和三年，不久改元嘉佑元年，苏辙称嘉佑二年，是错误的。又此时韩琦在相州，苏辙称他为宰相，也是错误的。文彦博的私记说：起初，先帝既然下达褒扬显赫的诏书，其中有“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的话，嘉佑的诏书，只是宣示罢了。又宰相王珪赠给文彦博的诗，有“功业迥高嘉佑末”的诗句，实际上是叙述皇上的话语。韩氏子孙、旧部，开始切齿痛恨。后来韩忠彦从高阳入京担任给事中，多次进见，陈述他父亲的功勋，又说当初不知道有至和年间的议论，大概是王同老等人伪造的。根据王同老的奏状，叙述韩琦的话，则之前的议论本来就知道。皇上常说丙吉、霍光的事情，前后两不相掩，而王尧臣的手迹在前，不容有假。韩忠彦申诉不停，先帝察知他的心意，大概不过是想自己求取进身，并非为了父亲功勋不明，于是从给事中越级提拔为礼部尚书。王珪认为提拔得太峻急，以前没有这个先例，蔡确独自从中周旋，皇上说：“这特因为是他父亲的缘故，不可作为先例。”所以训辞专门以父亲功勋为言，正且希图大用。第二年，先帝驾崩，而元佑初年，刘挚、王岩叟都在言路，都是韩琦的门人、旧部。韩琦在治平年间，推荐刘挚担任馆职，又韩忠彦常举荐刘挚代替自己；王岩叟长期跟随韩琦在幕府，父子都出自韩琦门下。韩忠彦和他的儿子韩治又让王岩叟与刘挚多次上疏申明韩琦定策的功勋，极力诋毁王同老的妄言，请求交给史官详细记载此事，委屈公论以报答私恩，结党营私以欺骗圣听，他们的行迹就是这样。不久，韩忠彦升迁职务，出京统帅定武军，内心怀有怨愤。将要出发，又上书自我辩白。一年多后召还，只因为功勋门第，以致得到大用。御史贾易又迎合韩忠彦的风旨，附会刘挚与王岩叟的议论，一唱一和，以是为非，诋毁欺骗先帝的圣诏，蒙蔽迷惑两位皇上的聪明。大概是韩氏门人孙贲，孙贲是黄州人，字公素，向贾易传达风旨，并抄录韩忠彦、刘挚、王岩叟的奏疏，给他让他进言，还一同起草奏疏，所以贾易所叙述与韩忠彦的奏章一一相符。韩琦的书疏、诏谕独自收藏在韩家。又王同老、文彦博的奏状等都在史院，连同至和年间的议论，到现在三十多年，别人无法得知，而贾易怎么能够全部得知？乃是孙贲从韩家抄录给他罢了。这是宰执以下，内外士人所共知的，只是因为朋党正盛，没有人敢说话。贾易的奏疏说六不可信，刘挚与王岩叟的议论大体以王同老所进的诏草为不实，文彦博附会王同老，以掩盖韩琦的功勋。等到贾易的奏疏传出宫外，韩忠彦便在帘前自我陈谢；又刘挚奏请检出元佑年间刘挚与王岩叟的两份奏疏，全部交给实录，令记载此事，互相表里，欺罔的行迹就是这样。贾易说：“长久在江湖间，熟闻其事，每怀忠愤，现在才得以进言。”况且贾易以前担任谏官一年多，既然详细知道，自然可以进言了，怎么能直到再次担任御史，韩忠彦执政，才遂行论列？那么朋附的行迹自然明白。说“在江湖间听闻其事”，是想避开孙贲暗中接受风旨的行迹。又说“现在韩忠彦正执政，而臣论说他父亲的功勋，涉及附会的诽谤，谁比文彦博爵位极尽人臣之贵呢？假如韩琦的功勋得以显明，即使死也没有遗憾，何必躲避嫌疑？”贾易说这些话，巧妙地想要掩盖他的附会，而奸状更加明显。他无所忌惮欺罔皇上就是这样。况且韩琦的功勋，英宗、神宗褒扬显著，光明磊落，未曾掩盖，本来不需要贾易等人进言，那么只是出于附会执政，并非为了韩琦。假如韩氏子孙零落不振，朝廷不记录他们的功勋，那么贾易为他们进言是可以的。现在韩氏究竟如何呢？作为韩琦的门人、旧部，应当以义报答知己；作为子孙，应当宣扬先父的美德，可以交利冒进，诬诋宗庙，向上欺骗两位皇上，而自认为论报旧恩；发扬先德吗？假如韩琦有知，应当在地下感到羞愧，所以先帝曾说：“这样恐怕不是韩琦的意思。”贾易又引用蔡确自称社稷之臣，盗取定策之名，认为他的窃迹有来源，大概是因为文彦博等人窃取韩琦的功勋，所以其流弊及此。贾易的这个议论，尤为可骇，那么文彦博的罪过大于蔡确了。况且文彦博未曾自己说此事以

译为了谋取自己的功劳，先帝也未曾掩盖韩琦的功勋，曾经说：“就像丙吉、霍光那样，各自不互相掩盖，至和、嘉佑年间的事情，前后相互成就，没有互相争夺。”大概先帝不仅赞赏文彦博等人能够提出建议、确定策略的艰难，而且特别认为有功却不自我标榜更为艰难，所以圣意都记载在诗、诏中，将其视为世间罕见的高尚行为。贾易却引用吕公著的事情作为首要罪状，他的说法尤其险恶怪异，大概是想要巧妙进言以迎合皇上心意，从而使其奸邪之言得逞罢了。因为中丞梁焘，是韩琦举荐的馆职；谏议大夫刘安世父子，都是韩琦与吕公著的幕僚，他们结成一党，牢不可破，上下呼应，邪说得以施行，无人敢辩驳。贾贲既然打通了关系，而贾易又出力相助。又正值御史空缺，议论的人说贾易为此事，希望得到那个职位。奏疏刚发出，盛传贾易早晚必有任命，没想到江东部吏、饶州鄱阳县知县梅昌宗的儿子梅谈，因为贾易在江东挟持私怨，搜集他父亲的罪状，当时审讯尚未完结，梅谈到登闻鼓申诉父亲的冤屈，并且列举贾易奸私丑秽的事情十余件，请求辨明正误，其迹象非常明显。奏章既已交付外朝，而所依附的执政大臣出死力从中操纵，阻碍梅谈的奏章不得下达，最终平息了此事，言路中没有一人请求治罪的。他交结奸佞、欺罔朝廷就是这样。因为吕公著既然凭借旧日功勋，内倚中宫的援助，外有依附的众人，去年六月，即元佑四年六月七日，于是得到重用，七月，他的弟弟又娶了公主。不久，谏官范祖禹、□安诗等人说：“祖宗旧例，外戚、宗室不允许担任执政，现在吕公著的弟弟既然娶了公主，应当遵循旧例。这是本朝最公正的大法。恐怕从此开启坏法的先例，那么宰相执政就可以与后宫交通，这不是朝廷的福气。”圣意正允许等到进献财物完毕，而刘安世、贾易等人出力庇护他。到了九月，明堂祭祀完毕，范、□等人再次想要论列，而吕公著暗中与吕公著先前调离了这两人的谏官职务。他的奸私就是这样。接着吕公著终究因为亲属嫌疑的旧例而不自安，所以又让贾贋等人勾结言官，称颂他父亲的功勋，为自己铺路，以巩固权位，贾易之所以急切地有此举动。况且言路是两位圣上的耳目之官，却成为执政的鹰犬之用，公然为大臣论列，那么设置御史专门是为了这个吗？文彦博正担任师傅，贾易指斥他为欺瞒皇上、冒领赏赐的人，朝廷既不辨明是非，又交给史官，认为可信。文彦博前日不言，今日不辩，确实没有什么惭愧，然而朋党的论调，上至诋毁祖宗的圣德，以制诏为不实，说先朝是过举，恐怕不是圣时应有的，又不足以彰显两位圣上的聪明，向天下展示孝治。这件事很大，确实关系到国家体制。唐代李德裕被贬的制书说：“恭敬地认为《元和实录》是不刊之书，擅自更改，毫无畏惧忌，夺取他人的美德事迹，作为私门的良谋。”正如今日之事，岂能让一代信史，肆意改易，使后世产生怀疑，两朝圣作，擅自诋毁议论，侮辱蔑视认为不足凭信，以顺从朋党遮蔽的私心，而作为交结谋利的手段吗？况且自古圣贤，不把拥立君主当作功劳，大概天命所在，不是人力所能为，所以介子推有“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议论。仁宗盛年无子，在禁中抚养英宗，亲自交付大位。大臣遭遇此时，奉行而已，何名为定策呢？即使英宗未为储君，而值仁宗驾崩，中外盼望已久，慈圣之意已定，那么知道神器自有归属，恐怕不假借韩琦之力也。私记不知谁作，称“去年六月，吕公著遂致大用”，那么作此时大概是五年文彦博罢平章军国重事后。语多激讦，必不出文彦博之手，大概是其子孙或门人、故吏辈所为。“先帝谓如此恐非韩琦之意”，当检。“御史方阙员，论者谓易奏此疏，希冀得其处。疏方出，盛传易旦夕必除命，会梅谈讼之。”案：贾易除殿中侍御史，乃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具奏此疏时，任御史久矣，称贾易希冀得御史，误。又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苏轼除中丞，贾易即请回避，改度支郎官及礼部官，又改国子司业，旋出淮东宪。称“贾易旦夕必有除命”，若谓超迁它官则可，若御史，则贾易固在中也，此言亦恐误，今不录。梁焘行状云：御史贾易进札子，言：“嘉佑策立，天下着闻，功在韩琦他人岂得乘时妄意邀取？”宣读次，帘中感伤之，梁焘曰：“韩琦不独嘉佑之功，又有治平预建大计的忠，太皇必记其事。”太皇曰：“记得当时只说有韩琦一人，仁祖见英宗便曾宣谕功在韩琦，后来慈光献太后亦对仁宗备说本末。”梁焘对曰：“惟正人能成大功业。”梁焘与贾易盖共攻文彦博者，今附见候考。陈天倪作《颍滨语录》载，苏轼云：仁庙至和末，富弼、文彦博、王文忠公尧臣皆在朝。一日仁庙服药，而皇嗣未立，执政忧之。时王文忠公尝与富弼、文彦博等议，请立英宗为皇嗣，未上，而仁庙已勿药

译于是（众人）闭口不敢再提，朝廷内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嘉祐年间，魏公担任宰相，英宗入宫成为皇嗣，等到即位时，从头到尾都是魏公办理的。到了元丰初年，文忠公的儿子王同老向朝廷陈述，说明他的父亲在至和末年，曾与富弼、吕公著两位公卿商议请求确立皇嗣的事，商议已定但尚未发布，如今遗稿尚存，可以用这两位公卿作为证人。当时富公在南京，潞公留守北都。这一年秋天，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神宗下诏，命令两位公卿入朝陪祭。祭祀结束后，让他们进宫应对，于是拿王同老的事询问潞公，潞公详细地叙述了那件事；询问富公，富公说不知道，神宗也不能强迫他。于是下诏命令潞公留守西京，加封太尉，恩宠待遇非常优厚，而富公的意思是不想在事情没有弄清楚的地方接受朝廷的恩赏，始终不肯说话，也退居洛阳，不再与潞公相见。当时潞公举办耆英会，在富公的府邸设酒宴，等到轮值到富公时，只送去羊肉和酒罢了，大概是鄙薄他。然而如果将拥立之功归于潞公，那么先前魏公的一份恩例，也应当被剥夺。当时神宗只是持平处理，因为提到王旦，涉及潞公晚节，曾经为他惋惜说：“血气已经衰弱，要戒除贪得。”王同老的事见于元丰三年闰九月，此时富弼退休已经很久了。富弼退休，就住在西京，不曾住在南京。这一年明堂祭祀，文彦博从北京入朝觐见，富弼也不曾赴阙。陈天倪所记录的有差错，又与《龙川别志》不合，恐怕不足以作为依据，现在暂且保留它。

译御史中丞梁焘兼任侍读。梁焘再次推辞免职，朝廷听从了他的请求。（再次推辞获准，是在二月十二日，现在一并记载。）

梁焘曾经上奏疏说：“我听说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以修养自身为根本，根本混乱而枝节却能治理好的，从来没有过。所以说：‘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和睦；家庭和睦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太平。’古代君主中能实行这一点的，没有谁比得上帝尧。《尚书》说：‘能够彰明高尚的品德，来亲睦九族；九族已经和睦，便彰明百姓；百姓彰明了，便协和万邦，黎民百姓因此变得和睦。’‘能够彰明高尚的品德’，是指自己彰明德行，也就是修养自身的意思；‘九族已经和睦’，是指家庭和睦的意思；‘百姓彰明’，是指国家治理好的意思；‘协和万邦，黎民百姓因此变得和睦’，是指天下和平的意思。起初则是端正心思、真诚意念，不出方寸之间；最终则是德行功业浩大，充满天下。这是圣人的道理，所秉持的简约，而所达到的广大。拥有天下的人，能够知道尽心致力于此，然后才可以侍奉上天、享有国家。至于彰明德行者，谁先能做到呢？必定说是学习罢了。《礼记》说：‘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高尚的品德。’是说君主有清明的德行，必定通过学习来发扬它，然后才能光辉覆盖四方，通达上下。由此知道即使是天子那样尊贵，而能成就圣德，必定是通过圣人的学问啊！《说命》说：‘君王追求多闻，这时才能建立功业，学习古代训诫才有收获。’大概事情不考察古代，从政就会迷惑，所以做君主的不能没有学问。又说：‘只有学习，谦逊志向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确实怀藏于此，道义积累在他自身。’大概学习在身，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是由积累善行来成就的，所以学习的时候不可错过。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上天光明的命令，早有万国归附，日积月累，通过学习来成就本性，这正是时候。希望选择吉日，下诏开设经筵，优待接待观讲进读的臣子，让他们从容反复熟习治乱之事，探究先王的深意，辨别历代的踪迹；不要吝惜圣问，再三询问考证，使圣心明白无疑，一天比一天更新，可以达成大的成就，希望陛下加以圣意不要忽视。我又希望陛下在万机政务闲暇之时，留心经筵讲读臣僚所议论的事情，来考察政事的顺逆得失，来补益皇帝陛下的聪明，屏除远离声色，仓促之间不忘古代训诫，博大深厚高明，与天地并德行。臣不胜恳切至极！”

又上奏疏给太皇太后说：“臣想陛下以大公至正的心，保护皇帝，周密严谨，委曲细致，起居寝食之间，没有不凝神注意的，像天地长久保持其道，没有一天懈怠。确实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天下有大德了。陛下钟爱皇帝，如此至极，然而这只是小爱，不是所谓的大爱。如果用大爱来教导，在于成就他的圣德。成就德行，必定通过学习。仰想陛下的聪明，不是不知道用大爱来成就德行，而只是认为皇帝年幼，还来不及学习吗？现在皇帝圣年十五，年纪也已经长大了。自古君主，十五岁行冠礼。冠礼，是说有成人的道理。在平民则是童子，在天子则是成人，为什么呢？说王教的本源，不可以用童子的道理来治理，所以必定要求善而进之以成人，这也是古代学者十五岁进入大学的意义，说七八的数目，阴阳完备而志向明确，可以学习了。志向已经明确，就应当认识至善，而远离不善，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皇帝清明在身，天赋英异，以圣人志学的时候来考察，就不能不学习；以天子成人的道理来期望，就不能有多余的闲暇。伏愿陛下趁天春布德之初，王正授政之始，当面勉励圣德，早开经筵，召见儒臣谈论经史，从容赐对，熟习古今；在宫中遴选优秀俊才之人，来诱导诵说，审慎选择谨厚之人，来辅助视寝；服勤道义，作为聪明睿智的辅助，疏远纷华，作为康宁寿考的资益。习之既久，便如自然。至于诚意喜欢读书，正心乐于道义，最终符合海内圣神的期望，不遗留宸衷逸豫的忧患，蒙成静治，成为太平的真主。那么陛下他日退托深宫，还辟自处，那么保护的慈爱，有始有终，佑助我大宋万世无疆的福庆，而功德在此就足够了。这确实是清衷素所属念的，臣敢妄论以启发，也唯愿陛下亟行而无疑，不只是臣的愿望，而是天下的愿望，不只是臣的幸运，而是天下的幸运。臣不胜尽节之至！”当月己丑二十三日，命令梁焘兼任侍读，而梁焘最终不接受任命。（听从推辞在二月十六日，现在一并记载。梁焘两疏无月日，疏称‘当天春布德之初，王正授政之始’，则应当附在正月，因为梁焘辞侍读，即见于此。）

鄜延路经略使赵焑说：“屡次执行指挥分画地界的官员，遵依朝旨，坚持商量。如果西夏人要依照绥德城的体例修置堡铺，不知允许与不允许本司方圆商议。”枢密院同三省奏：“昨天绥德城分界时，御前处分：必须丈量足二十里如约，不可令就地形任意伸缩，三二

译里地不再计算。恩威的轻重，只要朝廷坚守不变，大约是因为有旧约的缘故。那些堡障应当自行选择地点修筑。后来已经在二十里处设立界堠，即没有十里外作为两不耕地、十里内修建堡铺指挥的情况。现在如果指定在十里内修筑堡铺以及划分生熟地，不仅不依照绥州的体例，而且与已经发牒给西夏方面相照接连取直为界的事理相违背。又当初约定划分疆界，以二十里为定，树立封堠，是为了分别汉、蕃的边界。至于界堠以内的地方，就是汉人守卫；界堠以外的地方，就是夏国自行占据。双方修筑堡铺，各自在界内选取有水泉地利方便之处，怎么可以再增减远近？所以先前绥州城外的堡有十八里或者只有八九里的地方，夏国的堡铺也距离所立的封堠自行方便修筑，既然各自不侵出封堠之外，就是并为本界，不可另生事端，损害讲和的诚意。」诏令焑在二十里处相照接连取直为界，树立封堠；那些堡铺，或者估量在界堠内三五里，选择安稳方便有水泉的地方占据地利修建【一三】，即不得设立两不耕地。（去年十二月末，政目记载：宥州发牒：距离城池十里作为熟地，外面十里作为两不耕地，作为草地。）

译皇帝下诏：河东路经略使、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曾布特别降一级官职，掌管麟府军马的赵宗本特别追夺两级官职并勒令停职，麟州知州王景仁、通判魏缗分别处以罚金并冲抵任期，同签军马司事折克行处以赎金。因为本路将官宋整确实患病却被强行摄入禁军，导致他撞阶而死，所以有了这些责罚。

中书舍人王岩叟上言：“曾布担任元帅，理应与各位将领同甘共苦、共患难。失去将领们的欢心尚且不可，难道还能导致他们含冤而死吗？昨天陛下将河东全道的军队托付给曾布，让他统护各位将领，独当一面，对他的寄托很重。然而曾布骄傲简慢，自以为是，喜怒随意，被谗言和谄媚所蒙蔽，不体察下情。将官宋整确实有患病的情况，曾布不加体恤，偏信赵宗本挟私怨恨的言论，以罪名按治宋整。宋整因为率领士兵被麟州私自占用，上奏请求遣返，这本来是宋整能够谨慎职守的表现，曾布又偏信赵宗本徇私的说法，判决没收不予过问。宋整在下不能在麟州申诉，在上不能在元帅处申诉，无罪被关入监狱，冤愤难忍，于是撞阶而死。查得宋整堂上有老母，室内有妻子，如果不是极其冤屈，难道肯轻易去死？这是陛下可以明察的。将领佐官落到如此地步，不知还任用帅臣做什么！如果不重重地流放贬黜，恐怕无法安慰生者的怨恨，平反死者的冤屈。现在虽然降了官职，不妨碍他继续担任元帅，陛下以此考察曾布，他还能够统御各位将领，担当帅臣的重托吗？恳请圣上慈爱特别命令削去他的职务降调郡守，稍微正一下典刑，向四方显示陛下重视人命、爱惜士人心的意思，臣不胜庆幸。所有曾布降官的告词，臣不敢起草。”贴黄称：“臣听说河东各位将领，自从宋整含冤而死，没有不归罪于帅臣的，天天盼望朝廷为他平反冤屈。现在如果不重重贬黜曾布，恐怕无法安慰军心，激励士气，恳请陛下深切明察。”皇帝下诏调任曾布为河阳知府。（《曾布年谱》：五年二月，因在太原时，武人宋整有罪应当逮捕却自杀，曾布因此被夺去一级官职，调任河阳知府。曾布被责罚到河阳，旧录在此一并记载，并且说其后中书舍人王岩叟如此如此。按：王岩叟不肯起草诏词，大概就是命令下达的那一天，现在删去‘其后’二字，仍然附在梁焘的言论之后。政目中的月日有差错，应当考证。《布尔日录》绍圣三年五月戊申记载如此如此。）

御史中丞梁焘上言：“臣私下听说河东转运司派遣官员勘验将官宋整撞石身死一事，朝廷依次进行处置，确实有意惩治恶行，只是曾布的责罚太轻，未能使公众信服。众人认为孟州是大镇，靠近京城；学士是清贵之班，侍从是上列之位，都不是罪人应当得到的。曾布挟私怀怒，妄兴大狱，赵宗本、王景仁畏惧帅臣的威令，事情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现在赵宗本、王景仁已被重重责罚，而曾布却独自优游如此，这是让帅臣可以凭喜怒高低来操控人心，败坏扰乱国法，轻率残害人命，只求快意而无所忌惮，这不是用来制定公平刑罚、作为天下公道的做法，臣实在为陛下感到惋惜。请求圣上详细斟酌，特别赐予指挥，削去曾布的近职，调任到偏远小郡，让他反省，以显示惩恶劝善。”

御史台、合门上言，孝惠、孝章、淑德、章怀四位皇后的忌辰，在天兴殿西掖库屋设置神位行礼。皇帝听从了。四位皇后都是祖宗的正宫皇后，神宗升祔太庙，而景灵宫尚未来得及祭祀的缘故。（《政目》说：四位皇后的忌辰，移到景灵宫西掖。）

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主张：“大中大夫致仕程捠去世，他有一个儿子程颐素来蕴藏学问品行，曾担任迩英讲官。现在他父亲去世，窘迫于丧葬事务，恳请特别赐予怜悯，优厚地给予赙赠抚恤。”河南府知府韩缜、翰林学士承旨苏颂相继请求。皇帝下诏赐绢二百匹，下达所属部门在安葬之日酌情供应协助。（旧录程捠传记载：儿子程颢、程颐行怪僻之学，被司马光等人所知。新录删去，改为：两个儿子都成为名儒。）

皇帝下诏：品官及诸军旧有的铜及讯石腰带、军器、鞍辔以及赐物、古器、佛道像、钟磬妇女首饰之类允许存留外，其余全部卖给官府。（元年四月十八日，朱光庭如此如此。《政目》：二十四日，设立铜、讯禁令。）

皇帝下诏：“亲王的女儿郡主遇到大礼，允许荫庇亲属一人，奏请所生的儿子授予右班殿直；遇到两次大礼，奏请儿子或孙子授予奉职。如果奏请子孙，若回授给外服亲属的丈夫及丈夫的有服亲属，有官职的转升一级官职，不得转升为朝官；选人循升一级资历；白身者，期以下亲属授予借职。”因为徐王府长女京兆郡主申请，所以有了这道诏书。

辛卯日，皇帝下诏召募押纲官员到达吏部时，会同所属部门应当给予的差遣，才给予差注，因为户部上言大名冠氏尉赵峋押送钱纲有亏欠，请求追改已注官的缘故。

壬辰日，神宗第九女嘉国长公主去世。

甲午日，皇帝下诏赵燍的神道碑以‘忠纯’为额。

户部上言：“前任利州路转运判官韦骧上奏，元丰年间，梓州转运司请求禁止阆州栈闭盐井以及新开的井，恐怕侵夺本路的盐税，导致本州亏损减少税额。请求查验实情，如果确实咸井变淡，允许栈闭及新开别井煎盐。”皇帝听从了。

尚书省上言：“各路、府界每上下

译每半年上报抓获的盗贼数量，刑部将此前五年尚未抓获的人犯数量进行比较，若数量增多，则弹劾相关官员。”皇帝下诏，刑部从元佑四年下半年开始作为起始，进行比较并上报，同时在文书前列附上旁通图。

译给事中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听说陛下已准许文彦博请求退休，下诏等到仲春时节再商议顺从他的意愿。文彦博年已八十五岁，爵位已达顶峰，只有解除重任，回到私宅休养，才是他的幸运。陛下怜悯他过于年老，因他多次请求而顺从了他，为文彦博个人、私事考虑，可以说是很美好的了；但如果为朝廷考虑，那么臣请试着说说。文彦博做宰相四十多年，历经四朝。仁宗时，平定贝州之乱，名声远播夷狄。英宗、神宗时，任枢密使八九年。先帝已给予优厚礼遇，准许他退休。陛下即位后又召他复出，凭借他的威名和旧望，作为朝廷的倚重。京师及四方军民，久已信服文彦博的名声，认为他在朝廷必定受到重视。先前如果陛下不再召他，那也就罢了；如今既然起用他，就不能让他轻易离开朝廷。文彦博虽然年老，精力尚强，安置在京师，足以作为朝廷的倚重，对外则西北两方必定心存畏惧。四海如此广大，如果常常无事，那么人人都可以做大臣了，难道没有万一的非常之虑吗？文彦博在朝，不是说他日日有用，而是以备缓急，有时需要用到他罢了。在先帝之时，足以容纳文彦博闲居退隐；如今两位圣上垂拱而治，委任政事于大臣，仍宜得到老成之人，以安抚天下人心。《诗经》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是说老成之人重于国家的典章法度。因为他经历既多，只问他历代朝廷之事，所知道的还胜过他人，何况他另有补益呢？如今旧臣元老只有文彦博一人，如果他离去，那么在朝的其他人，都是后辈，没有前辈了。老人被任用的日子不久，是国家所应重视珍惜的。臣自从听说陛下准许文彦博离去，朝夕思虑，私下认为陛下若想文彦博更得安逸，只听从他解除军国重事，以太师身份回到私宅，留在京师，以备咨询，不必再授以退休之职。朝廷有尊重老人、尊崇贤者之美，足以维系天下人心，所得实在很多。陛下进退元老，臣本不当参与议论，但臣职在侍从，如果有益于国家，不敢不言。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再赐裁断。他的札子仍请求留在宫中。”（据范祖禹集自注，札子云：五年正月上。但所称下诏等到仲春顺从文彦博的请求，却未见记载。即政目云：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彦伯请求退休，奉圣旨仲春施行。）

宥州文书：“除了塞门曲折分界之处，其余相邻各城取直划定，其间土地虽然非常辽阔遥远，也割属汉地。”（政目记载为正月末事，但板数差错，恐怕是三月末事，今两存之。三月十八事可考。）

二月丙申初一，知郑州、资政殿学士曾孝宽改任知成德军。（政目记载在正月二十八日，今从实录。）

丁酉，三省上言，审查财利旧法所请求废除坊州矾务，令河东转运司承担偿还陕西坊矾课利。下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