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八

译关于安危的计策，并非偏私于沪。倘若出现紧急情况，要互通策略以相互策应，不要因为谋划意见的不同，就希望对方有急难而不去救援。仍然请求不要等待奏章到达，沪等人的案件，特别予以释放，不要让羌戎因此产生怀疑和贰心。这是根据余靖的谏草附记在此，实录中并没有记载。

译欧阳修说：最近听说狄青与刘沪等人因争夺水洛城之事发生争执，将刘沪等人戴上枷锁押送到德顺军。我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况且狄青、刘沪等人都是值得爱惜的人才，事情必须兼顾双方，其中的利害最难处理。再说水洛城自从曹玮以来，心里知道它的利益，但担心难以得到，没有空闲去经营。现在刘沪能够夺取它，那么对刘沪的功劳不小，对秦州的利益极多。韩琦等人从陕西来，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便，只是担心难以成功。现在刘沪能够夺取它，又有兵力驻守，正应该要求他务必成功，而狄青的看法不同，于是产生嫌隙。其中的利害，请让我详细陈述：国家近年，边境军队屡次战败，常担心大将没有权力。现在如果压制狄青而释放刘沪，那么不仅对狄青的心意有所亏欠，而且沿边各位将领都会挫伤他们的威风。这是第一个不便之处。

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先以亲自搏杀作战，然后引诱他们归顺服从，这是因为各蕃族畏惧刘沪的威信。现在忽然看到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归降的生户，难道不会惊疑吗？如果使他们翻然再次叛乱，那么从此以后，边境将领想要以威信招抚各蕃族，谁肯听从？不仅水洛城更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沿边生户永远没有招抚的道理。这是第二个不便之处。

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各位将领建立功业的很少，这座城不仅自从曹玮以来未能得到，也听说韩琦在秦州时，曾经经营但没有空闲，现在刘沪奋力夺取，功业即将完成，却在半路获罪，以后谁肯在边防建立功业？这是第三个不便之处。

又听说水洛城的戍守，虽然能支援秦州，但必须依靠渭州的粮草援助。现在刘沪既与狄青意见不合，即使城池得以建成，将来狄青恼怒刘沪与自己意见相左，又想贯彻自己的偏见，在紧急时刻不给予力量支持，那么必然再次失守。这是第四个不便之处。

如果就此将狄青调往其他路分，那就是因为一个小将而更换一位部署，这是第五个不便之处。这就是我所说的利害最难处理的原因。

最近派遣鱼周询裁定利害，我认为应当命令一名中使让鱼周询秘密告知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并非擅自役使众人，大概起初有所禀报。况且筑城不同于行军作战之时，刘沪看到利益坚定，执意要成功，不可以违背节制来加罪。现在不想直接释放刘沪来挫伤您的威风，希望您自己宽恕他。以后如果出兵临阵而违背节制的，自然应当按军法处置。”然后又告知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命令，自然应当有罪；现在因为你修筑水洛城有功，所以让狄青赦免你，要求你完成事情来自我赎罪。”等到城池建成，又告诫狄青不可侥幸他失守城池来贯彻自己的偏见。这样那么水洛城的利益可以稳固，蕃户的信义不丧失，边境将领建立功业的人不懈怠，大将的威风不挫伤；如果不这样做，我看是不行的。《实录》将欧阳修的奏疏系于四月六日丁酉，现在一并附在五日丙申孙甫、余靖的奏疏之后。

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虞部员外杜杞担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宝元初年，朝廷出兵讨伐安化叛蛮，杜杞当时任横州知州，上言说：“岭南各郡没有城郭、甲兵的防备，地方长官没有才能。横州是邕、钦、廉三郡的咽喉，地势险阻，可以屯兵，应援三郡。贼寇如果奔突冲击，足以控制扼守。邕管内制广源，外控交趾，希望选择通达权变、熟悉岭外事情的文臣，作为地方长官，让他们经制边防事务。”于是执政官因杜杞平定区希范的功劳，将他从京西召见，提升官职后派遣他。

谏官余靖上言：

朝廷蓄养贤才，应当像百姓家庭积蓄财货，平时先有筹划，到紧急时才能发挥作用。从去年以来，陕西举荐知州，开始任用杜杞，三司选择判官，又任用杜杞，京西多盗贼，又任用杜杞，现在蛮人作乱，又任用杜杞：都是席位还没坐暖，就立即调离。这是让杜杞有奔波劳碌之苦，朝廷有缺乏贤才的感叹，像这样的事体，实在可惜。我亲眼见到杜杞说京西的政务，刚开始有了头绪，还没有完全施行，现在匆忙舍弃离去，没有成绩效，这是屡次更换官员的祸患。希望朝廷之上，应当思考天下有多少贤才，可以共同处理天下事务，广泛询问访求，预先做出安排。某人可以处理某职，某人可以担当某路，一旦紧急使用，如同指掌般清楚，这是朝廷的策略，应当早有确定的。现在两年之内，寻求贤才，只知道有一个杜杞，为何观察听取的范围不广，显示天下的狭隘呢。假使其他路分再有盗贼，那么又将调离杜杞，岂不是被四方取笑吗。

每次看到大臣谋划事情，在平常无事时，悠闲安逸，好像不值得忧虑的样子；等到一方有警讯，就仓皇调动更换，好像平时不经心的样子。而且去年冬天，两府大臣共同选择各路转运使，田瑜担任广西转运使，梁载担任判官，必定认为才能出众。现在蛮边刚刚动乱，还没看到田瑜等人如何处置，有什么利害，早就怀疑他们，这是选择人的方法，不自信啊。开始如果不知道，不如不用。就像最近派遣王丝去湖南安抚，等待他的奏报，不符合事情节度，才知道这个人不可委任。了解人不明，危害不小。希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泛思考博采天下贤才，以应对万

译务必（注重选拔人才），不要等到临事仓促时发出缺乏人才的叹息，这才是国家的福气。古人有句话说：“成就霸业的君主，最终不会从过去的贤人中选取将领，也不会向未来的智者寻求宰相，这自然是由于识别提拔不明，寻求不到合适的人选，不能过分地冤枉天下人啊。”希望陛下加以考虑。

译谏官说馆阁职位空缺无人，于是请求朝廷先选择举荐人，才允许推荐人选。下诏说，今后馆阁有空缺官职，就根据应当举荐的人数，下达敕令委托学士院与在京的龙图阁直学士以上官员，或者舍人院与在京的待制，共同保举有文章德行和政绩的官员，列出姓名以及所著述的关于时务的文章十卷上报。《会要》记载这是庆历四年四月六日的事，《实录》中没有，应当考证。谏官的姓名，庆历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癸未日的诏书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戊戌日，皇上对辅佐大臣说：“自古以来小人多结成朋党，也有君子结成的朋党吗？”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疆时，看见好战的人自成一党，怯战的人也自成一党，在朝廷上，邪正两党也是如此，全凭圣明的心去明察罢了。如果结党是为了行善，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起初，吕夷简被罢免宰相职务，夏竦被授予枢密使，后来又夺回，改由杜衍代替，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没在枢密院和中书省，欧阳修等人担任谏官。石介写了《庆历圣德诗》，说进用贤人、斥退奸佞是不容易的。奸佞，大概是指斥夏竦，夏竦对此怀恨在心。而范仲淹等人都是欧阳修一向厚待的好友，欧阳修议论政事一意孤行，稍微不考虑形迹嫌疑而回避。夏竦于是和他的同党制造党争的舆论，把杜衍、范仲淹以及欧阳修目为朋党之人。

欧阳修于是写了《朋党论》呈上，说：“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凡君子与君子，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喜好的是俸禄利益，所贪图的是钱财货物，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拉拢结为朋党，这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就争先恐后，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他们的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的，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因志同道合而互相有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因同心协力而共同渡过难关，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作为君主，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伪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那么天下就治理好了。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党，舜辅佐尧，斥退了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了八元、八凯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在朝堂，互相称颂赞美，互相推让谦让，总共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而舜都任用了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却各有亿万颗心。周有臣子三千，却只有一颗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没有结为朋党，然而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为一个大朋党，而周因此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收捕囚禁，目为党人。等到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来才后悔醒悟，全部释放党人，然而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渐渐兴起朋党的议论，等到昭宗时，把朝中的名士全部杀害，有的投入黄河，说：‘这些人号称清流，可以投入浊流。’而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为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纣；能禁止善人结为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然而都导致国家混乱灭亡。互相称颂赞美，推让而不互相猜疑，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而都任用了他们。然而后世不认为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而称颂他为聪明的圣明君主，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的时代，举全国臣子三千人共结为一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人数多且规模大的，没有谁比得上周。然而周因此兴盛的原因，是善人虽然多，却不感到满足。国家兴衰治乱的迹象，作为君主可以引以为鉴了。”

于是那些制造党争舆论的人憎恶欧阳修，挑剔他话语中的情状，甚至让内侍蓝元震上疏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以前被蔡襄称为四贤。被斥退不久，又回到京师。四贤得势，于是引荐蔡襄作为同僚。把国家的爵位俸禄当作私人的恩惠，胶结固守朋党，只是为了报答当时歌咏他们的恩德。现在一个人的私党，不过十数人，合起来五六人，门下的党羽已经不下五六十人。让这五六十人互相提携，不过三两年，布满重要职位，那么误国迷朝，谁敢说话？挟恨报仇，什么事做不出来？皇宫深不可测，政务繁重复杂，从哪里能察知？”皇上最终不相信。这一节恐怕在欧阳修进献《朋党论》之前，应当再详细考证。

己亥日，皇上对辅佐大臣说：“上封章的人说河东的草料粮食接济不上，多次请求废除麟州，它的利害关系如何？”章得象回答说：“麟州四面都是蕃汉杂居，都被元昊掠夺，现在野外没有耕种的百姓，所以一路困于运输供应。想要更改寨堡，迁移州治稍微靠近府州，以减轻边民的劳役。”皇上说：“州不可以废除，只是迁移屯驻的军队靠近府州，另外设置一座城，也可以缓解祸患。”于是命令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前往河东，与转运使商议。起初，河东转运使张奎在晋州铸造铁钱，而百姓多盗铸，又晋州的矾，近年课税亏损，下诏让欧阳修筹划

译关于铁钱和矾这两件事，《修集》中有上奏关于矾的奏状，而《实录》和本志都没有记载。

译裁减郓州通判一员。

庚子日，任命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的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当时范雍任河南知州，王举正任许州知州，任中师任陈州知州，任布任河阳知州，这些人都是两府的老臣，李绚都以他们无才为由上奏弹劾。过了半年，李绚被召回京城担任修起居注。修起居注的任命在十一月。

永兴军知军郑戬上奏说：“尹洙派遣狄青率领兵马前往德顺军，追捕并拘押知水洛城的刘沪及其部下负责公事的董士廉，给他们戴上枷锁送入监狱，声称尹洙多次命令停止修筑水洛城，他们却不听从节制。因为臣先前调任永兴军，接到诏令要求立即动工修筑，已经发文通知了尹洙。尹洙等人既然知道城池已经修好，又听说朝廷专门委派鱼周询来决断，难以再陈述利害关系，便想陷害刘沪等人。一旦动用武力，将人擒获并押入监狱，必定担心蕃汉百姓惊恐溃散，互相仇杀，另外引发边疆祸患，请陛下深入明察。”

壬寅日，契丹国母派遣左监门卫上将军萧忠孝、利州观察使从顺，契丹国主派遣始平节度使萧诣、高州观察使赵束之来祝贺干元节。

取消垂拱殿设宴，因为第二天燕王下葬的缘故。

审刑院、大理寺上报陈留县移桥案。代理三司使王尧臣被罚铜七斤，代理户部副使郭难，陈留县知县、太子右赞善大夫杜衍，开封县县主簿杨文仲，陈留等县负责催督纲运的官员、右侍禁李舜举，都被罚铜六斤，都按公罪论处。户部判官、国子博士慎钺被罚铜七斤，提点在京仓草场的殿中丞陈荣古被罚铜十斤，都官员外郎王溟被削去一官，卫尉寺丞卢士伦被削去一官，并且被罚铜十斤，都按私罪论处。

在此之前，李舜举提出建议，请求将陈留南镇的土桥迁移到西边旧施桥的地方，以避免船只倾覆的危险。开封府派遣杨文仲与杜衍去勘察，杜衍等人请求按照李舜举的奏议办理。卢士伦是该县的大户，在桥下有宅邸，如果迁移桥梁，宅邸就会全部废弃。王溟先前监管该县税收，曾经低价租住那里的房屋。王溟与王尧臣是同榜进士，于是向王尧臣说明情况，并且说迁移桥梁对官府没有利害关系，而且桥柱从未撞坏过船只，何必更改呢？第二天，王尧臣对慎钺说：“自从迁移陈留桥以来，将近三十年，现在忽然议论迁回原处，耗费官府钱财无数。”当时开封府已经拆毁桥梁，而三司发文给县里不许拆毁，于是上奏请求派遣陈荣古去勘察，并请求在旧桥西边扩展木岸五十步，分流河水进入大洪，从而停止迁移桥梁。代理开封府知府□育坚决争辩。又命令监察御史王砺再次决断，王砺说迁回原处便利，并且说三司称桥下有官私房屋，现在据查那里只有卢士伦的宅邸而没有官屋，恐怕是私下有人请托。于是皇帝直接下诏给开封府录事司，命令工部郎中吕觉就地审讯。慎钺因曾派人去王砺处打探此事，被王砺查获，陈荣古不说庆历二年有船撞坏桥柱的事，所以按私罪论处。等到案件上报，特别下诏免除王溟削官的处罚，改罚铜二十斤，陈荣古和慎钺仍改按公罪论处。

范仲淹上奏说：

臣日前与章得象等人，亲自聆听圣上德音，说近来知道左右臣僚，恐怕皇上不能主持公道，不敢尽心议论政事，今后不得再拘泥于形式，回避涉及朋党的嫌疑，必须直言进谏，必定不会怀疑。臣等千年难遇的际遇，得到陛下圣明的言语说到这个地步，不胜庆幸。臣日夜奋发，愿意竭尽忠心，以符合陛下对待辅佐大臣的期望，即使触犯雷霆之怒，岂敢回避？现在私下看到审刑院、大理寺奏断王尧臣等人公罪中，有情理不通、刑罚不当的地方。如果立即下达敕令，恐怕外界议论纷纷，传遍天下。臣侥幸参与国家大政，岂能沉默不语，辜负陛下前日的教诲，成为天下的罪人？现在简要指出事情经过，奏陈如下。

一、陈留桥，是真宗皇帝亲自下诏，因为损害船只，于是派遣使者勘察并迁移。姚仲孙在三司任职时，杜衍请求迁移此桥，姚仲孙没有执行。王拱辰任开封府知府时，又请求迁移，王拱辰也没有执行。昨天又有催纲使臣请求迁移此桥，本府只派遣一名主簿去勘察，就具文上奏。朝廷不知道先朝有诏令，失于查检，于是允许迁移。三司因为去年新近添修，现在又要耗费材料，于是上奏请求派遣官员勘察，这是履行职责。现在却以不该上奏而上奏的罪名定罪，请圣上慈爱深入明察，才能看清实情。

一、根据案卷查勘得知三司的手令，已经先查找迁移桥梁的文书，在初九日交给王尧臣，要处理并上奏。初十日，才见到王溟，因为王溟刚从陈留任上回来，王尧臣于是先发言，询问迁移桥梁的利害关系，王溟才回答，并不是因为王溟请托后才执行的。

一、经书上说：“尊重尊贵的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尊重老人，是因为他们接近亲人。”又说厅堂高则台阶高，大概是说重视公卿，是为了尊崇天子。现在三司使主管天下大计，在天子股肱之列，如果有罪，则由陛下自行贬黜废免，不可以让执法官吏以小的过错来侮辱他们。“投鼠忌器”，正是这个道理。陛下纵然有轻视近臣的意思，也不可以对外显示。为什么呢？近臣被轻视就会减损天子的威严，现在法寺判处王尧臣杖责七十，按公罪论处，他的过错极小。

一、王溟卸任

译租赁卢家的宅子，声称每月减免房钱一千。卢家的人已经调任辰州通判，只是暂时【一○】停留，并非长久居住，当初租赁宅子时，也未曾提及请托桥梁之事。推量人情，只是因为溟曾经在本县任职，卢家便想借宅子给他住，溟尚且不肯，坚持要出钱租赁，只是减免了一千文。如今因为王砺上奏，说溟接受了卢家的请托，溟入狱之后，不得不虚假招认。难道一两千文钱，就能让一位外郎去请托此事吗？况且案件审理查勘得知，因为尧臣询问，才说出利害关系，又未曾提及不迁移桥梁，这哪里算是请托？现在只对他追夺官职、勒令停职，众人议论认为不妥，希望陛下深入体察实情，或许对他处以罚铜、监当的刑罚，也能减少外界的怨声，又避免本人频繁上京申诉冤屈，扰乱烦扰朝廷。

译一、陈荣古裁定移桥一事，依据案卷账目陈述，受损舟船五十五只，其中五十只是因风浪及相互碰撞所致，仅有五只是因桥梁导致受损。又经追查，原先请求移桥的诉状中，所称造成人命伤亡及财物沉没，全是虚假欺骗，所以陈荣古裁定，不再移桥。如今虽然依照王砺的奏请，将桥移回原处，一则违背了先帝的诏令，二则不到一个月，就已听说新桥不利，导致舟船受损，桥柱被撞断，且水势稍急时，重载船只通行困难。如果再派人去查访，必定证明先朝移桥的决定没有错误。因此陈荣古的裁定，未必不恰当，虽然经过三次审讯，他不完全认罪，大概是有这样的情理。必须加以分辩说明，本意是出于公事，没有私心偏曲，如今大理寺将其定为私罪，恳请特别改为公罪。

一、慎钺是三司判官，主管本案移桥公事，既然听说派遣王砺重新裁定，便派人探问是否移桥。如今查勘，没有发现其他情弊，恳请特别改为公罪。

一、王砺与王尧臣祖父同名同姓，向来不和睦，因此在裁定时，便诬告请求查勘三司的情弊；又奏称慎钺是王尧臣举荐的，必定有奸诈阴谋。如今查勘审问，没有发现情弊，也没有奸谋，王砺亲自裁定此事，应当据实而言，况且这并非道听途说的过失。

以上前述事项，关于王尧臣的罪名，恳请特别出自圣意，派遣中使传宣赦免其罪，让他依旧担任起居舍人，并恳请特别降下圣旨，王溟免除削官、罚铜，只给予监当职务；陈荣古、慎钺，都改为公罪。如此施行，则众人情绪稍安，群议自然平息。王砺起初奏称王尧臣必定有情弊及奸谋，满朝公卿，担忧王尧臣祸患难测，仰赖陛下仁德圣明，特别予以辨明，不使其陷入深重刑罚。臣近来又奉承圣上恩音，命令不避嫌疑，况且陛下越级提拔任用，怎敢不尽心竭力，辅助陛下彰显明德。

皇帝听从了建议。

己酉日，监修国史章得象进献新修的《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任命编修官王洙兼任直龙图阁，赐给三品官服。

监察御史王砺既然奏论陈留移桥之事，而谏官欧阳修说：

臣看见朝廷近来因为王尧臣、□育等人争论陈留移桥之事，互相辩说对错，陛下想要体现至公，特别派遣台官裁定。而王砺是小人，不能上副圣意，内心挟私徇情，妄将小事夸大，声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告慎钺让凶恶官吏暗中杀害，以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使百姓切齿痛恨等事。等到查勘出事情真相，王尧臣原本不曾接受豪民的请托，慎钺也不曾让小吏暗中杀害；且根据先朝日历记载，真宗皇帝亲自告诉王旦，因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别命令修换，证明王砺所说的话，全是虚妄，上惑圣听。仰赖陛下圣明，谨慎听断，不轻易相信他的话，另外命令吕觉查勘。如今既然查勘出事情真相，才明了王砺不公。认为台宪的职责，本要纠正纪纲，而王砺只务挟私，欺罔天听，应当予以贬斥责罚，他的罪状有四：

一是诽谤污蔑先朝圣政。谨按日历，记载真宗皇帝亲自告诉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知民间利弊，移此桥为便利，所以史官记载，以彰显圣政，作为后世法则。如今王砺却称是真宗皇帝朝权臣接受豪民贿赂，移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痛恨。如果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误信权臣移船，导致民怨，乃是当时缺政。如今国史记载移桥便利，彰显先朝圣政，王砺说移桥不便，是先朝缺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还是王砺的话可凭？其虚妄诽谤之罪，可诛一也。

二是中伤无辜之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看见先前三司使不能筹划钱谷，以至于强行借贷豪民二十万贯，购买天下物业，甚至到税果菜之类，细碎刻剥。自从王尧臣在任，没听说过分外诛求，而当今财用不至大缺。又听说南郊祭祀渐近，诸事也稍有准备，当此窘乏之时，而能使百姓不加赋税，而国用粗足，也可称为劳能之臣。正应当责成他办事，如今因为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告他与豪民有情，导致兴起大狱。等到查勘出来，并无情弊，是王砺不顾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

三是诬告无辜之人杀贼。凡是台官言事允许风闻的，是指耳目不及之事即允许风闻。如今王砺亲眼看见慎钺所派遣的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却诬告他们有杀害之心。等到查勘出来，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是挟私希旨。起初，朝廷本因为省府互争，另外选择不干碍的官员裁定；王砺既然□育是举主，即合自陈请求另派官员，岂可诽谤先朝，迎合举主？况且王砺说慎钺是王尧臣所举，感惠本深，如今王砺是□育所举，岂不怀感？况且□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自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本是常事，只是王砺小人，妄思迎合，

译夸大事实、欺骗蒙蔽，这是他的第四项罪状。

译况且王砺诽谤、亵渎先朝圣明政事的罪行，如果不严加惩处，就无法彰显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英明。他中伤尧臣，如果不严加惩处，就会使勤劳能干的臣子无法安心施展才能。他诬告慎钺派遣官吏杀害百姓以及挟私迎合举主的罪行，如果不严加惩处，那么今后小人就会肆意妄为，冤狱必然增多，这关系到朝廷的体统。臣忝列谏官之职，不可不言。对于王砺，恳请陛下严加贬黜。

庚戌日，罢免王砺的御史职务，任命他为太常博士、邓州通判。

辛亥日，下诏广州派遣澄海军一千人驻屯宜州。

壬子日，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余靖等人上言：“教化百姓应当从京师开始，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个房舍、一千八百多间房屋、学生三万人。唐代学舍也有一千二百间。如今选拔人才、培养士人的方法已经很兴盛了，但国子监只有二百间房屋，规模狭小，不足以容纳求学的人，请求将锡庆院改为太学，修缮讲堂，准备皇帝车驾亲临视察，将潞王宫改为锡庆院。”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癸丑日，下诏各路招募禁军时，如果招募到身体弱小的人才，官吏都要被弹劾治罪并上报朝廷。当时有人上书说招募军队有固定的标准，但各地都务求夸大其事，多招募怯懦弱小、不符合标准的人，近来甚至有从禁军降为厢军的情况，因此制定条约加以约束。

甲寅日，下诏各路罪犯暂时停止发配到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

起初，狄青给刘沪、董士廉戴上刑具，押送到德顺军监狱。不久有诏书将他们转移到邠州，随后释放了这两人，命令他们去水洛城完成服役，必须等到查清他们的罪状，再另行听候旨意。

丙辰日，谏官欧阳修上言：

最近派遣鱼周询等人考察修筑水洛城的事宜，听说蕃族看到狄青给刘沪等人戴上刑具，因此感到惊恐骚动。现在鱼周询却带着刘沪前往，由此可见刘沪能够以恩信使那一地区的人信服，朝廷必定知道水洛城有利而不会废弃它，非由刘沪镇守不可。然而刘沪与狄青、尹洙难以共同完成此事，臣认为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调离尹洙，不可调离刘沪。还担心议论的人认为不能因为刘沪而调动大将，现在只是调离尹洙而不调动狄青，如果尹洙再因恩惠调往其他路，那就不是因刘沪而委屈大将了。这样，对尹洙没有损害，对刘沪能保全他的功劳，对边防体制没有不便，三者都获得利益，否则就会有害。

大凡武臣曾经怀疑朝廷偏袒文臣，假设有两人相争，实际上是武人理亏，但最终也不服气，只说执政的都是文臣，互相包庇，轻视并阻碍武人。况且刘沪与尹洙相争，而刘沪确实有功，而且他的道理并不亏欠，如果治刘沪的罪，那么沿边武臣都会鼓动怨恨愤怒，这是第一种危害。自从西边战事以来，提拔任用边将固然很多，但能建立功绩的很少。只有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刘沪修筑水洛城，刘沪尤其艰难，他的功劳不在那两人之下。现在如果偏袒并轻视阻碍他，那么武臣就不再为朝廷做事，这是第二种危害。如果刘沪不在水洛城，那么那里的百姓聚集，恐怕其他人不能安抚，如果另外惹出事端，那么从此蕃部就更难以招抚，这是第三种危害。现在三利三害，道理非常明白。只要大臣有公心，不对尹洙有特别的顾虑，就不会给边防带来祸患，这关系到国家利害很大，恳请圣意决断并施行。

余靖上言：“臣私下听说狄青、刘沪争修水洛城的事，朝廷还在等待鱼周询查清刘沪等人的情况后才进行判决。臣认为将帅同心协力，才能成就功绩，朝廷处理案件，关键在于公平，只听片面之词，恐怕不够妥当。凡是将军节度，不服从的就诛杀，说可以服从却违抗的，就置于法。现在两位大臣所争之事，各自都有奏章陈述。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强敌在近处，需要军队救援，召唤刘沪不到，罪过就应当诛杀。现在刘沪说修筑城池有利无害，事情已经再次上奏，请求听从朝廷旨意，狄青等人知道刘沪所坚持的道理，自有始末，只是因为所议不同，就发泄私愤，一召不到，就发兵擒拿他。既囚禁了他的身体，又围守他的妻子儿女，如果有其他变故，难道不会给国家带来忧虑吗？如果刘沪和董士廉触犯了大将的怒气，而朝廷不能保全他们，那么今后边臣，谁肯建立功绩？况且数千帐生蕃因为刘沪而来归附，如果让刘沪镇守，必定与这座城池共存亡，其他人接替，恐怕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恳请早日下达指令给鱼周询，如果所筑新城确实有利，就应当留下刘沪等人让他们专门镇守此城，招抚蕃部。仍然以此意告诫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草率。朝廷如果认为刘沪与狄青等人已有私怨，不想让他们在同一路，那么宁可调离狄青等人，不可调离刘沪，以免失去新归附的人心。”这篇奏章附在欧阳修之后，《实录》中没有记载。

丁巳日，梓夔钤辖司报告泸州淯井监的夷人攻打三江寨。下诏秦凤部署司派遣一千士兵及选拔三名使臣，急速前往捕击他们。《会要》四月二十五日事。

下诏：“三司丞郎、给事中、谏议大夫以上，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中丞、寺卿、监，每年可以举荐正郎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殿中侍御史、少卿、监，每年可以举荐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超过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谏、正言三院御史以及馆职、知谏院、天章阁侍读、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判官以及员外郎以上及正郎现任知州，

译有出身而无赃罪的人，每年可以举荐太常博士以下的朝官，不得超过两人。安抚使、制置使、发运使、转运使副、提点刑狱的朝臣，可以在本部内举荐正郎以下的朝官；提点刑狱使臣、发运使、转运判官，可以举荐本部内员外郎以下的朝官，都不限制人数【一八】。仍然要在状文中说明被举荐的人适合担任什么职务，连同罪责一起上报【一九】。」

译己未日，派遣官员祈祷降雨。

秘书丞、集贤校理张掞前往江、淮、两浙路转运司考察询问利弊事务。张掞起初被任命为临淄主簿，李迪推荐他担任益都县知县，他废除了里正制度不再使用，而赋税租粮却按时缴纳入库。石介进献《息民论》，请求将益都县的做法作为天下的典范。明道年间，京东地区发生大饥荒，盗贼遍布，御史中丞范讽推荐张掞才能足以治理繁剧政务，于是任命他为天平节度推官兼掖县知县。掖县百姓诉说旱灾，州府不愿免除赋税，张掞亲自努力上奏，皇帝下诏免除登州、莱州的赋税。张掞是历城人，张揆的弟弟。

庚申日，任命宜州捉贼、右侍禁李德用为合门卫、宜融缘边巡检使。在此之前，李德用出韩婆岭，攻打区希范，斩杀俘获很多敌人，俘虏了伪将崔盈、谭护二人，因此赏赐他。区希范从此退守荔波洞，偶尔出来抵抗官军。

下诏规定合门副使必须历任引进使、客省副使才能转任使职，西上阁门使必须历任东上阁门使才能转任四方馆使。这是根据《会要》记载。

在此之前，边境奏报契丹修缮天德城以及大量修建堡寨。知制诰田况认为敌人蓄谋不轨，于是上疏说：

朝廷每年给予契丹金帛五十万，搜刮百姓，在道路上运输，这种疲惫困顿的局面，渐渐难以长久维持。而近来西羌归顺，每年又给予二十万，假如他们再次放纵贪婪，再有索取，朝廷还能答应吗？臣非常愚笨，不承担重大责任，每当想到这些，就感叹不已。况且两府大臣，都是宗庙社稷、天下百姓所期望并系于其安危的人，难道不为陛下考虑吗？每天垂拱殿的应对，不过是眼前几条政事罢了，这不是陛下对待辅臣的方式，也不是辅臣担忧朝廷的本意。

唐朝有旧例，肃宗因为天下尚未安定，除了正衙奏事之外，另外开设延英殿询问宰相，大概是因为旁边没有侍卫，可以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做法，详尽讨论。如今北方敌人日益强大，而河朔地区将领的贤愚、兵甲的好坏、道路的平坦险峻、城垒的坚固破败、军政的是非、财粮的多寡，在两府辅臣中，实际上没有人知晓。万一变故发生在疏忽之时，命令由宫中发出，稍有差错，那么事态就难以预测了。如前年萧英、刘六符刚来时，和议尚未决定，朝廷内外惶恐不安，不知如何谋划，这是臣亲眼所见的。和议确定后，又安然无事的样子，难道能称为安定吗？

希望趁着闲暇之时，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从容赐座，询问时政，专门以敌患为急务。那么人人只怕不知道而误了对答，事事只怕不周全而辜负圣意，日夜忧思，不敢稍有懈怠，同心协力，必定有所作为。现在不以此为务，却每天用琐碎之事，互相辩驳，议论者以此为羞耻。臣忝列近臣，实在与朝廷休戚与共，希望陛下不要因人废言。田况本传记载，田况此疏是在出任陕西宣抚副使之前。查田况于二年八月宣抚陕西，十一月召还，当时孙甫、欧阳修刚开始有答应西人每年二十万贿赂的说法，如果田况未出使陕西，那么二十万岁赂，朝廷也未曾立即答应西人。疏中又称前年萧英、刘六符刚来。查萧、刘前来，是在二年三月，如果田况疏在三年上奏，那么应当说去年，不应当说前年。又二年北方敌人刚和好，三年就大量修建堡寨，恐怕也不对，传记或许有误。查是年四月三日乙未，李京请求趁干元节使者之机告知敌人停止修缮二城。现在将田况疏附在四月末，但李京称代州西北，田况称天德城，其地理远近应当考证。或者附在四月乙未李京上言之后，或者移入七月末张方平疏之前。

注 释

【一】或因贺干元节使人还“因”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殿本补。

【二】自陕西用兵诸将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此二十七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补。

【三】又闻水洛之戍“戍”原作“城”，据宋本、宋撮要本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五《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改。

【四】应援三郡“三”原作“二”，据宋本、宋撮要本、殿本改。

【五】今遽舍去“遽”原作“据”，据宋本、宋撮要本、殿本改

【六】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臣”原作“人”，据宋本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七《朋党论》改。

【七】国子博士慎钺罚铜七斤“慎”原作“填”，盖避宋孝宗讳改，今改回，下问同改。

【八】而请于旧桥西展木岸五十步“木岸”，宋会要方域一三之二二作“水岸”，疑是。

【九】是真宗皇帝亲诏“亲诏”原作“新造”，按下文有“朝廷不知先朝有诏”，作“新造”则文义不相承，兹据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下《奏辩陈留移桥》改。

【一○】只是暂时同上书“暂时”下有“守官”二字。

【一一】一则违先朝诏命“违”原作“为”，据同上书改。

【一二】以此荣古所定

译在“以此”之下有“知”字。

【一三】这是事先了解民间的利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〇五《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中，“先”字作“先帝”，意义更佳。

译【一四】凡是台谏官员议论政事，允许根据传闻上报的，“言”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同一本书补入。

【一五】即允许根据传闻上报，“闻”字下面原本有“者”字，根据上述同一本书删去。

【一六】唐代的学舍也有一千二百间，“学舍”原本写作“京师”，根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以及《宋史全文》卷八下、《编年纲目》卷一二改正。

【一七】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监，“监”字原本脱落，根据《宋会要》选举二七之二七补入。

【一八】并且不限人数，“不”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同一本书补入。

【一九】连同罪行上报，“罪”字原本写作“举”，根据宋本、宋撮要本以及上述《宋会要》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四十九

起讫时间 起仁宗庆历四年五月至该月结束

卷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九

帝号 宋仁宗

年号 庆历四年（甲申，1044年）

全文

五月壬戌初一，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淹一同在崇政殿接受皇帝召见，向皇帝陈述四项策略说：

过去元昊背叛朝廷命令，朝廷军队多次出征都不利，而北方的敌人出动数十万军队，声称元昊是舅甥关系的国家，中原王朝不应当动用武力。国家为了百姓的缘故，稍微增加金帛丝绸，以延续盟约友好。现在元昊虽然暂时请求通好归顺，但以后如果国力稍微宽裕，就会有长驱直入、吞并关中地区的野心。怎么知道的呢？过去定川之战，他们伪造诏书，诱骗胁迫边境百姓，想要平定关中。大概是因为有很多汉人叛徒陷落在穷荒沙漠之中，必定以刘元海、苻坚、北魏的历史故事，日夜游说元昊，让他侵取汉地，而用汉人来守卫，那么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就能如他们所愿。由此可知，不仅仅是元昊志在侵扰汉地，实在是汉人的叛徒日夜为贼人谋划。朝廷如果听从他们的和议，那么北方的敌人会以此邀功，轻视中原王朝；如果拒绝他们，那么元昊今年秋天必定再次大举进攻，北方的敌人随后也会派遣使者，询问拒绝元昊的原因，或者便在塞外陈兵，摆出威势恐吓我们。国家必定要在陕西选拔将领调集军队，转移到河北，河北尚未交战而西部边疆已经空虚，元昊乘虚而来，必定能在关中地区得逞。这两种敌人交结的形势，怎么抵御呢？臣等考虑，和与不和，都是大患。那么现在的谋略，不如选拔将领训练军队，每天筹划用武的策略，把和好当作权宜之计，把战守当作实际事务。他们知道我们有谋略有防备，就不敢轻举妄动，而盟约可以巩固；如果他们不了解我们，轻易违背盟约，我们就趁他们骄傲，可以困住可以打击，未必能成为中原王朝的祸害。试着画出一幅图来说明。

第一条说：臣等观察西夏蓄积祸患，已有多年。元昊对外倚仗北方的敌人，屡次凭借战胜，却忽然请求通好归顺，实际上是图谋休养生息，所获得的是大利，所屈服的是虚名，然而仍然请求繁多，奸诈的谋略难以测度。国家考虑到百姓的性命，不能不接纳。如同唐高祖、太宗的权变，还曾屈服于突厥，当始毕可汗去世时，为他举哀废朝，派遣百官到馆舍吊唁他的来使。又太宗在渭水边上率领六名骑兵，见到颉利可汗与他说话，又亲自与他结盟。退兵后，左右劝击打他，太宗说：“我击打他失败，他恐惧而修德，后患必定更深，周旋俯就，让他骄傲懈怠。”一旦李靖擒获他，威震四方，这是英明君主的谋略。陛下应当像唐高祖、太宗那样，尊崇礼制敦厚信用，把盟好当作权宜之计；选拔将领训练军队，把攻守当作实际事务。他们不背叛盟约，我们就安抚接纳不知疲倦；他们将违背恩德，我们就攻守适宜，这是和策的成功之处。

第二条说：元昊未叛乱时，接受朝廷的恩惠信任很深厚，尚且有时骚扰边境，现在屡次大举进攻，曾经没有挫败，却忽然请求和谈，实际上是蓄积阴险的计谋，不是屈服归伏的志向。现在如果以权宜之计答应他，更应当严加守备。然而陕西减少军队，那么守备不足，不减少则物力已经困乏。臣等认为沿边的城寨，必须每天加以修缮完善，使戎狄之心，无处窥伺。又长久守卫的计策，不如蓄养土兵，因为他们熟悉山川而且多习战斗，比起东兵，功效加倍。然而沿边、次边的土兵数量少，而分守不足，更应当在重要的城寨，增加招募安置。如果有靠近内地的土兵愿意增加隶属边寨的，就迁移他们的家属而集中编组。过去庆州创建大顺城，想要设置振武、保捷两个指挥，就在永兴、华州、耀州的土兵中召募愿意守寨的人，而应募的人很多，为什么呢？关内的各土兵多在边境上，有的代替归来而在几个月之间又出远戍，岂止是风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征夫不能保全家庭，寡妇很多犯法，人情久了就怨恨兴起，如果能把他们的家属一起迁移到边境住营，再免除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作战时互相救助，守卫时互相安定，这是可以依靠的军队。有人说土兵携带家属在寨下，那么请领给养的費用更多，臣等说不然，土兵每月给养较少，又素来号称精强，让他们戍边，比起东兵，数量还可以减少。然而在各路逐渐增减，一两年间才能整编集结，固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骤然改变的。又陕西新刺的保捷军，其中有孱弱不堪作战的人，应当稍微淘汰，使他们回归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