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一

译心意，而不凭借强力言辞。陛下当面告诫臣下，认为臣公正而任用臣，如果臣三心二意，不坚守自己的操守，那就不是陛下任用臣的本意了。陛下至圣至明，难道不明白小臣怎敢违背君命、冒犯天威来招致罪责和愤怒吗？这是因为道义上有所不可。用道义侍奉君主，是臣下的忠诚；用顺从侍奉君主，是臣下的邪僻。臣怎忍心抛弃忠诚而不采用，却用邪僻来侍奉君主。或许陛下现在想罢免臣是可以的，但提拔安焘终究难以使清议心服。希望陛下虚心平气，体察愚臣的忠诚而采纳他的言论，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译贴黄说：“《王制》说‘在朝廷上封爵，要与众人共同决定。’意思是众人的议论都参与之后，才可以封爵。现在安焘一人升迁，而士大夫们的议论都认为不恰当，这不符合与众人共同决定的原则。希望陛下效法先王，以使天下信服。”

右司谏苏辙说：“臣等前月二十八日曾上奏议论安焘被任命为枢密院知院一事，诏令不让给事中书写宣读，直接下达吏部执行。臣等人地位卑微、言论轻浅，未能使圣意回转。私下认为，封驳的旧例，本是唐朝的旧法，祖宗奉行，未曾敢废除。事情如果不经过门下省，就不称为制敕。大概这法令的设立，本是为了防止欺瞒蒙蔽，君臣都应当共同遵守。现在安焘的任命，未获公众舆论认可，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实在不算过分。而陛下却立即废除法令以图一时便利，古语所说的君主有矮墙，却自己翻越过去，正是如此。臣等私下担心，百官的法度，从此毁坏废弃。君臣之间，没有依据和坚持，怎能长久维持！近日朝廷任命吕公着为门下侍郎，只因为中书省吏人处理事务出差错，未经门下省，给事中范纯仁以失职为由进言，朝廷因此进行处置，以申明旧法。到现在不久，却因一个安焘的缘故，特意开启这个先例。况且安焘与范纯仁同时任命，两人的任命书都未经书写宣读。私下推测范纯仁必定不会不顾之前的言论，勉强接受。范纯仁既然不接受任命，那么安焘必定不敢不推辞。安焘既然极力推辞，而给事中又不断封驳，臣等必定担心这道任命无法再执行。恳请陛下克制私欲以作为法则，检阅臣等之前的奏章，暂且让安焘依旧供职。陛下必定认为先朝的旧臣，没有大的过错罪恶，不可轻易抛弃，那么同知枢密院的任用也不轻。陛下必定认为已经执行的命令，不可中途停止，那么命令尚未执行，臣等无从预先议论。如果执行之后，又不得进言，那么朝廷设置台谏官究竟有什么用？陛下英明圣哲，必定不会这样。臣等所珍惜的，是祖宗的法度，不敢一定推行自己的意见，以废弃明确的诏令，只请陛下裁断选择。”

庚申日，御史中丞刘挚说：“臣最近看到安焘、范纯仁的任命诏令不经过给事中，直接交付有关部门。臣认为这是朝廷的重大失政。所以随即具状以及与其他台官联名上状，共四次议论陈述，至今未蒙追正。臣实在不知道陛下命令不让给事中书写宣读，这是什么意思。是畏惧他们的封驳吗？是厌烦他们的封驳吗？天下的道理，只有是非对错而已。陛下试着想想：现在进用安焘等人，如果确实适合其人，不凭借私人援引，那么天下必定认为是正确的。而给事中即使千百次封驳，也应当最终让他们经历程序而后执行，不然罢免那个人也可以。如果安焘等人的进用不遵循公道，道理也不安稳，天下不认为是正确的，给事中能够封还驳正，这就是拾遗救失，很好地守住了职责，对国家有补益。陛下应当嘉许采纳并改正，这是盛德之事，不应当厌烦畏惧他们的言论，而废除他们的职责。现在陛下认为给事中的言论，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而陛下为什么自己毁坏典章法度？为此委曲行事，不通过正道任命官员，却出于斜封，不知道是谁为陛下出此谋划。现在在门下省的录黄上明确写着：‘奉圣旨不再送给事中书写宣读。’在吏部的告身上，给事中官衔下明确写着：‘奉圣旨不书写宣读。’制命乖谬不当，未曾见过这样的，实在恐怕招致四方的诽谤，留给后世的讥笑，不可忽视。录黄刚下达，既然看到批旨，那么门下侍郎应当进言封驳，不应当放行。放行之后，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也应当执奏，不应当承行。执行之后，命令不全，吏部也应当申禀，不应当书写告身。这样官府上下，都阿谀苟且，失去职责操守，败坏扰乱纪纲，造成这种谬误，连累圣德。臣不知道陛下用名器、俸禄供养大臣，设置百官，将用来做什么！凡是君主发布命令出差错，古今都不能避免。但只要左右的大臣，彰明救正，就不会导致成为过失了。何况皇帝陛下正值年轻深居简出的日子，而太皇太后陛下听政不出宫室的时候呢！斜封墨敕，滥官横赏，是前代因此招致动乱的原因。现在大臣想以此事误导陛下，如果门户一旦打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希望圣慈询问大臣，命令如此执行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是对的，那么可以说是欺君误国；如果知道是错的却不说，那么可以说是不忠，还可以让他治理国家吗！恳请迅速下达指令，追回安焘等人的任命诏令，依照本朝典故执行。所有门下侍郎及尚书省官员、吏部官吏各有上述罪状，恳请将臣此奏章以及前后议论的文字，交付外廷执行。”

贴黄说：“进用大臣而不让任命诏令经过门下省，这是陛下先以私心自处。制书不全而接受，这是臣下以私心进身。上下如此，那么怎能使内外信服？臣本来就知道安焘等人必定不敢接受。”

又贴黄说：“安焘蒙受恩遇，未被罢免，已经可以说是幸运，如果又越级提拔超越众人，实在不足以符合公众舆论。请求检阅臣之前的奏章，暂且留安焘为同知本院。关于范纯仁的任命诏令，恳请追回改正，另外制作制书下达。”

又贴黄说：“陛下临朝执政刚过一年，正应当谨慎遵守祖宗法度，以消除权臣僭越

译如今任命官员的命令，偶尔出现差错失误，身边的执政大臣既然不肯提出明确意见，而台谏官员的言论又不被采纳，那么朝廷政事的缺失，还有谁来补救呢？陛下既然已经破坏了给事中的职守，又毁坏了言路官员的职责，臣因此日夜忧虑恐惧无法自抑，这不仅仅是为了争论曾焘的升迁去留，实在是为了爱惜朝廷的纲纪法度，从而防微杜渐罢了。

译这天，详定役法司上奏说：“请求下达各州路，除衙前役外，其他各类役人只按目前使用的人数来定差。今年夏季的役钱停止征收，不再催缴。关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出钱助役的指令不要执行。”朝廷听从了。（这是根据荣州旧案增补的【三】。）

壬戌日，下诏说：“各州路的提点刑狱官不再分路设置。京东西路、京东东路合并为京东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合并为京西路，秦凤等路、永兴军等路合并为陕府西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合并为河北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合并为淮南路。”这是听从司马光闰二月丙申日所奏请的。（闰月八日。）

司马光上言：

我看到朝廷更改科举考试制度。第一场，考本经义；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策；考新科明法，除断案外，考论语、孝经义。奉圣旨，命令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学监司业一起商议后上报。（集议在闰二月二日。）我私下有些看法，不敢不向朝廷汇报。

大凡选拔人才的方法，应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在文学之中，又应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所以《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六德六行，选拔万民，汉代以贤良方正、孝廉，质朴敦厚来选拔人才。中兴以后，选拔人才尤其精审。至于公府的掾属，州的从事，郡国的计吏、丞、史，县的功曹，乡的啬夫，都选择贤能的人担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会被世人讥讽贬斥。因此人人想着自我磨练，教化兴起推行，风俗淳朴厚道。甚至到了后世衰败，虽然政令刑罚在上层混乱，但节义在下层依然树立。有靠奸邪巧伪致富贵的，不被清议所容忍。这是道德教化的本源，是君王首先要致力的大事，不可忽视。

熹平年间，下诏征召能写文赋的生员，在鸿都门下待制。蔡邕极力争辩，认为辞赋是小才，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不如经术。自魏晋以来，开始重视文章而轻视经术，把词人当作英俊，把儒生看作鄙陋粗朴。下到隋唐，虽然设置了明经、进士两科，但进士日益兴盛而明经日益衰微。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主管部门用帖经墨义来考明经，专门取录记诵，不询问义理。其弊端发展到背离经文、剖析注疏，务求隐晦争难，多方误导。导致考生从幼到老，夜以继日，唇腐舌烂，虚费勤劳以求符合标准【四】。如果用圣人之道来质问他们，他们像面对墙壁一样茫然，有的不知道句读，有的音字错误，这是主管部门的过失，不是考生的罪过。至于用赋诗、论策来考进士，到了末流，专用律赋格诗来取舍，摘取落韵、失平仄、偏枯不对、蜂腰鹤膝等毛病，以此进退天下士人，不问其贤与不贤。即使顽固如跖、蹻，只要考试合格，不废高第；品行如渊、骞，考试不合格，不免被黜落，老死在乡野。导致考生专门崇尚辞藻华丽，不扎根道德，涉猎抄录，怀挟抄袭，以获取科名。如果用圣人之道来质问他们，未必都知道。其中有的游荡放浪，举止轻浮，言行丑恶，无所不至的，不能没有，其弊端也到了极点！神宗皇帝深刻鉴察其过失，于是全部废除诗赋及经学诸科，专门以经义、论策考进士。这是革除历代积弊，恢复先王的良法，是百世不变的法度。

只是王安石不应当以一家私学，想要掩盖先儒，让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考试，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录取，与自己观点不同的黜落。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入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异端。如果自己的论点确实正确，先儒确实错误，何必担心学者不抛弃彼而跟随此，何必用利害来诱胁，如此急切呢！又废除《春秋》而推崇《孟子》，废弃六艺而尊崇百家，加之只考核文学，不勉励德行，这是他的过失。凡是谋划国事，应当坚守公论，不可迎合时俗，也不可顺从流俗；应当校量是非的大小，利害的多少，使对照圣人而不谬误，斟酌人情而都通达，考察上古而能契合，施行于当世而可行，然后才是善政。

现在国家大议科场之法，想要尽善尽美，以我看来，不如依照先朝成法，合并明经、进士为一科，确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让天下学官依照注疏讲说，学者博览诸家，自己选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只用《左氏传》，其《公羊》、《谷梁》、陆淳等说，都作为诸家，《孟子》只作为诸子，不再考大义，应举者听任自己选择学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都必须学习《孝经》、《论语》。在家状前开列学习某经。

又每年委派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论现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举所知。如果是亲戚，也在举状内说明。其举状称：“臣私下看到某州、某县人某甲，有何行能，臣现在举荐他堪应经明行修科。日后不如所举，臣甘愿连坐不辞。”等奏状到朝廷，下

译礼部贡院设立簿册，按各州路抄录考生的姓名，在其名下注明推荐人的官职和姓名，同时命令本州出具官方凭证，交给考生本人收好。并命令本州也像贡院那样设立簿册抄录，以备开科考试时查验凭证。举荐文书呈上之后，如果被举荐的人犯了贪污私罪，判处徒刑以上且情节严重，或者违背名教伦理，待判决完毕后，仍然要追究推荐人的责任，上奏请求朝廷审查处理。如果此人尚未考中，推荐人减五等治罪；如果已经考中，推荐人减三等治罪，完全依照举荐人选担任京官的法律执行。我私下揣测，此法刚开始实行时，那些奔走钻营、请托举荐的现象，固然无法避免。但如果朝廷必定要追究推荐人的责任，绝不赦免，执行三五个案例之后，大家自然会审慎选择被举荐的人，不敢随意举荐。这样，士人在乡间、在家中，独处暗室时，立身处世，也不敢不审慎。只担心有瑕疵败露于外。这就是所谓的不言之教，不严厉督促而能成功，不需要学官每日每月地训诫考察，设立奖赏鼓励告发，而士人的品行自然美好。

译每逢开科考试，有举主的考生，自称应“经明行修”举，仍需在所投的家状前，列明举主的官位姓名，有关部门核对簿册相符后，才允许接收。没有举主的考生，只称应“乡贡进士”举，按常规办理。每三名以上举人，自行结为一保。只担保确实是本人，且是本籍，未曾犯过实刑，无隐瞒丧期或匿丧服的情况，其余都不担保。本州及贡院的考试，都依照旧法，派遣弥封、誊录、监门、巡捕官员。考试之日，严格检察，如同旧时经学各科的考试法。各令考生自求其是，不得移动座位互相跟随，借商量之名聚集，传递义理或试卷，怀挟资料或请人代笔，违者驱逐出场。

第一场先考《孝经》、《论语》大义五题，其中《孝经》一题，《论语》四题。必须先完整抄录正文，其次阐述注疏的大义，再次引用诸家不同的见解，最后以己见评判其是非。以引据精详、理长文优者为通，其次为粗，引据疏略、理短文拙者为否。三通以上为合格。不合格的先行驳回放归，合格的张榜引试。第二场接着考试，如同旧时经学各科的考试法。如果合格人数太少，则委托试官临时在短中求长，详细斟酌放过。第三场考《尚书》，第四场考《诗经》，第五场考《周礼》，第六场考《仪礼》，第七场考《礼记》，第八场考《春秋》，第九场考《周易》大义，各五题。令举人各自随所习经书参加相应考试，考校去留，如同《孝经》、《论语》的考法。第十场考论二题：一题在儒家诸子书中出题，一题在历代正史中出题。第十一场考策三道，都问时务。考策之日，才依据解额及奏名人数确定去留，编排高下，以所明经数多者居上，经数相同则以论、策理长文优者居上，其余经明行修举人，都在进士前，另作一项张榜解发。等到奏名，至御前考时务策一道，千字以上，弥封官在号纸上题明所明经数及举主人数，等候考校详定完毕，编排之时，也以经数多者居上，经数相同以策理长文优者居上。文理相同则以举主多者居上。那些经明行修举人，也在进士前另作一项编排，先放及第。他们的推恩注官，比进士特别优待。日后选择清要官、馆阁、台谏等职，都必须先取经明行修之人。其举主姓名，常在官告前宣读。这样则举人都会致力于尊崇经术，穷究圣人旨趣，不敢不精；旁览子史，不敢不广博。又不流入异端小说，讲求时务，也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义，又能明道，又能博学，又知从政，他们为国家的效用，难道不贤于今日所取的人吗！

所有现在请求恢复诗赋的，都是往日老举人。只习诗赋，不习经义，应举不第，所以有此说法，想以此动摇科场制度，为自己谋取私便。朝廷如果不愿抛弃旧人，等到将来科场进士有特奏名者，让他们试诗赋，随其优劣等第推恩，也无妨害。不可以此轻易更改成法，复从弊俗，误惑后生。如果认为文章之士，国家不可没有，即请求允许人在试本经合格日，投状请求试杂文，在试论的次场引试：或律诗，或歌行， or 古赋，或颂，或铭，或赞， or 四六表启，临时委托试官出题，试某文，定篇数、字数，总共须五百字以上，取辞采高者为合格。等到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编排姓名高下各在经数同等人之上。这样则文章之士，也不缺乏了。至于律令敕式，都是当官者所须，何必设置明法一科让士人预先学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士人果能知道义，自然与法律冥合。如果不知，只是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这不是长育人材、敦厚风俗的方法。朝廷如果不愿废弃已习之人，那些明法曾得解者依旧应举，未曾得解不得再应，则收拾无遗了。

臣愚见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礼部等官员所议张榜国子监门，及下达诸州有州学处张榜学门，令举人限一月内投状，指明何法为善，仰本州附递上报，俟到京齐备，更委托其他执政看详参酌，从长施行。

先前，吕公著将奏章示范给范纯仁，范纯仁答复吕公著说：“举人难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还可以，寒远之人，确实不易了。况且现在的朝士，未必能超过京官选人，京官选人，未必能如布衣之士，徒令求举，未必有益。既然想不废文章，那么杂文四六之科，不如设在众人场中，不须别设一科。孟子恐怕不可轻视，如同黜落六经中的《春秋》了。更乞裁度！纯仁还有一说，上裨聪明。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乎不符合明夷顺众之义。如果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貌。如果众人都随，则众”

译没有人比得上您来担任宰相了。然而我担心会有阿谀奉承之人在中间献媚，而正直的人却沉默退避。如果阿谀奉承的人多了，就会让您有时自信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前车的教训是可以借鉴的。不如保持心境清明，等待众人的议论，可行的就采纳，不可行的，就等待众位贤士商议。这样就能安逸且容易成功，即使有弊端也可以改正，而指责议论的人也就少了。如果事先泄露了这道诏书的意思，那么阿谀奉承之人就能夸大或修饰利害关系，迎合在您面前了。”司马光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根据《司马光集》中请求先推行经明行修的札子，记载三月五日呈上此议，但《实录》未记载，现在追附在本日。“欣然采纳”这句话，根据《范纯仁言行录》，应当考证。或许是先听取范纯仁所说，等待集议之后才发出此诏。集议，圣旨是在闰二月二日，或许是将此事移附到彼处。根据范纯仁称司马光为元宰，则附在闰二月二日，时间稍早。四月三日苏辙奏请，二十三日司马光举荐经明行修之人，可以考证。）

译王岩叟进言：“臣封还任命安焘为枢密院知事的敕黄，承蒙御批说：‘国家任免大臣，都必须依循礼制，况且前日在延和殿奏事时，已曾当面告知。您现在又这样，不符合我对待大臣的本意。可以迅速书写宣读，不要固执己见。’臣既然身居谏诤之位，又兼任封驳之职，不敢随波逐流、姑息迁就，以此替陛下恪守官职；不敢顾忌避祸、阿谀顺从，以此替陛下维护法度。如今安焘的任命不妥，已多次辜负恩德；命令违背常规，尤其损害法纪。此事最为重大，实在关系到国家体制。臣因此日夜思虑，几乎废寝忘食，屡次进献愚忠，希望挽回圣意。陛下起初因安焘资历次补而提拔他，最终因安焘自行推辞而听从，这是以礼制任免大臣。臣认为安焘没有才能，不应当与众多贤才一同晋升，所以上助圣明分辨贤佞，使在位端正刚直、有名节的人，知道陛下英明甄别，感激而自我勉励，这才是符合陛下对待大臣的本意。等到在延和殿进对时，蒙受天恩奖赏，使臣能够安心言事，必定给予支持，在臣的本分上，如何报答？必须无论事情大小，只要有利于国家，就知无不言，这样才能符合圣上的眷顾。况且今日之事，谏官御史议论一致。臣的微小之心，岂敢偏执己见，恳请圣慈体察臣的心意，宽恕臣的罪过，特别依照前次奏章，早日施行。”

贴黄称：“臣私下担心陛下之意，认为已经下达的命令，难以更改。然而给事中的职责，本就是封驳，凡是所封驳的，都是已经下达的命令。设置此官的本意，大概是以封驳为重，而不以命令已下为重。自唐朝以来，命令既出，由给事中封还，搁置不下，修改后才施行的，数不胜数。陛下固然早已熟知。如此更希望宽容接纳，使有关部门得以替陛下恪守官职，以端正法纪。臣认为作为臣子的罪过，没有比反复无常更大的。臣既然再三论列，道义上难以勉强书写宣读，恳请陛下另外赐下指令，派遣官员暂代给事中，以保全孤臣的操守。”

第二天，王岩叟又进言：“臣屡次进言安焘的晋升，不能符合公议，不能尊崇朝廷，不能使四方夷狄信服。又说任命不由门下省书写宣读，无法端正法度，无法维护法纪，无法告诫群臣。关系甚大，至今未蒙省察采纳施行。众多士人的议论，都认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自从听政以来，未曾有一件事不合天下人心。如今却因一个无才无德之人，连累我君主完美的德行，不仅臣惋惜，天下爱戴君主的人，谁不惋惜。臣担心有进言的人误导陛下，只说已经下达的命令不可收回，不再陈述义理应当如何，这不是忠于陛下的言论，也不是明晓国家体制的议论。自古至今，只有苦口逆耳，劝谏阻止君父，使其没有过失举动，被天下后世议论，才是忠臣，才是明晓国家体制的人。臣私下认为英明的君主只遵从义理，不以收回已下达的命令为难。请引用仁宗朝的一件事告知陛下：庆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四月八日采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欧阳修等人的十一道奏疏，追回夏竦枢密使的敕命。当时名儒石介作《圣德颂》，用来歌颂仁宗的美德，天下流传，至今称为盛事。恳请陛下效法施行，不以更改已下达的命令为难，而以听从劝谏为重。天下幸甚！臣的志向在于爱戴君主，那再三的冒犯，只请陛下体察臣的志向，臣死而无憾。”

甲子日，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吕陶孙升进言：“臣等认为御史台肃正法纪，弹劾不法行为。从朝廷到州县，从宰相到百官，不遵守典章法度，都应当弹劾。如今查核中书省录黄，任命安焘为枢密院知事，交付门下省书写宣读审查，给事中封驳认为不当，奉圣旨不再书写宣读，门下侍郎审查，并不执意上奏，交付尚书省吏部发出任命，吏部具报给事中不书写宣读的事理申呈本省，尚书省也不执意上奏，于是以不书写宣读的任命下达。所有门下省、尚书省的仆射、侍郎、左右丞，以及交付接收的官员，以及吏部等，不遵守典章法度，有损圣政，请求交付有关部门论罪，以端正朝廷法纪，谨具弹劾上报。”

贴黄：兼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务，系同一敕命下达，仍请求照会。（元佑元年三月初七日。）

刘挚、吕陶、孙升又进言：“臣等屡次论奏安焘担任枢密院知事不当，其录黄不令给事中书写宣读，以及经历交付接收的官员都不再上奏，请求停止并追回更改，以及惩治其罪，如今已数日，未赐批准。臣等认为朝廷的高爵重位，非有德行与功绩不可虚授。如果以恩礼假借，则不符合公议。如今安焘才望素来轻浅，充任枢府职位，已属侥幸。一日突然晋升，超越众人，士人议论纷纷，认为朝廷任命枢府长官，殊不遴选，不足以镇守社稷、使四方夷狄信服。命令既出，给事中不得书写宣读，在法式未备时施行，门下这一省，官职存在而职责废弃，法纪紊乱，从此事开始。尚书仆射、左右丞都没有一言建明执意上奏，于是交付有关部门，这是上下废弃法度，中外徇私，如何训导

译治理四方，维系万世，所关系极为重大，实在令人惊骇感叹。恭敬地认为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德，应以修正法度为当务之急，却忽然有此举，人们都为此惋惜。不仅惋惜安焘的任命过分，更是惋惜国家法度的废弛丧失。恳请圣慈检阅臣等屡次陈述的事理，以及此次奏陈的内容，停止安焘的任命。所有经办接收的官府，恳请尽早惩治其罪。关于范纯仁的录黄指令，仍恳请由门下省书写宣读、审查后施行。（元祐元年三月初八日，杂录将此篇误记为孙觉所奏。）

译乙丑日，御史中丞刘挚进言说：“我私下认为，辅佐宰相的职责，是秉承君命、代天行事。对上治理日月星辰以调和四季，对下安定百姓以使万物顺遂。自身具备德行道义，才能尊崇朝廷；内心秉持公正忠诚，才能使天下信服。人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我观察到宰相韩缜，才能鄙陋、声望轻微，不学无术，贪图利欲而喜好富贵，习惯浅薄鄙陋而不知廉耻。先前他谄媚依附张诚一，攀附关系得以进用，在枢密院虚占职位。近来因为王珪死亡，按次序推移，竟然做到了宰相之位。没有一句话、一件事对国家有补益，没有一个长处、善行被人称道。至于他平生的贪婪残暴，所到之处的丑恶污秽，前后台谏官已有奏章论述，不必我再言说，再次烦劳圣上听闻。然而我观察到近日每次有官职任命，大多不合人情，招致极大的舆论非议。人们都说韩缜侵夺吏部的员额空缺，任意在中书省直接任命。不是亲旧的人不任命，不是同党的人不录用，很少遵循公道，大多树立私恩。所以有才能的人刚到京城就授官，经历多年却得不到调任，挟持邪道的人或许侥幸得官，有才能的人或许被滞留下。身为大臣，手握政权，导致这样的诽谤议论，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辜负国家以行奸诈，不仅仅是白吃饭而空占俸禄。正值皇帝陛下广纳众多正直之人，以继承祖宗的志向，而太皇太后陛下变革各项事务，以深谋社稷的安定。在这个时候，像韩缜这样的人有什么补益？希望圣上慈爱地降下我的这番话，连同臣僚们弹劾韩缜的奏章，交付给外面（公开），罢免韩缜的政事职务，以澄清朝廷道路，以满足群臣的愿望。”

贴黄：“像李南公在河北，残暴虐待多年，处事违背常理，我曾两次弹劾，而近日却调任河东。（闰二月二十六日。）郭茂恂在西路，丑行狼藉，因不称职被罢免，到京城就任命为省郎。（二月六日。）不久又选派他巡视牧地。（二月二十六日。）王说因谄媚奉承居厚成为徐州的祸害，也因言官的议论罢免其省职，当日（闰二月四日）任命为密州知州。蔡京任开封府知府时不法，现在有段继隆和僧人惠信的公案在大理寺查办，已见蔡京观望，凭借权势任情枉法，臣僚弹劾，都不予施行，反而任命为真定知府，（二月十二日）让他统领一路，这是舆论最为不平的，都出自韩缜之手。”（元佑元年三月八日。）

诏令今后屯驻戍守的士兵吃不完的粮食，愿意在仓库坐收购买的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因为各路经略等司上言这样做不便的缘故。

枢密直学士、朝议大夫、渭州知州刘庠去世。

丙寅日，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吕陶监察御史孙升进言说：“我们近来因为安焘的任命不当，以及因为给事中封驳，于是没有让书读行下，屡次具文论述，并弹劾门下、尚书省经历过的官司，至今没有蒙受追改施行。我们等待罪责于风宪之职，看到朝廷纪纲颓废，命令乖违失当，如果不竭尽死力来补救，那么陛下何必要设置言路？我们何颜面在官位上？自从陛下临御以来，以公正为心，以直道为政。所以凡是见于施行的，都以大服天下之心，现在忽然实行这一件事，惊骇众人听闻，与从来的政事大不相同，非常不符合我们对陛下的期望。况且安焘德行浅薄、声望轻微，不能自立，朋党依附章惇，依顺阿附其间，现在超越众人，无故进位，已经失去公议，又制敕不遵循典故，沿袭斜封以避开官司封驳，没想到圣朝会这样做，必有奸邪的议论，以误导陛下。殊不知中书的宣奉行，门下的省审读，是历代典章。一旦有不完备，就不成为制命，安焘等人怎敢接受呢？圣人善于救过，不能没有过错。所以六经不赞美尧的任用自己，而赞美他的舍弃自己；不称颂汤的没有过错，而称颂他的改正过错。现在陛下追正这件事，没有什么难的。在合门取回安焘的告身，罢免安焘的新命，暂且让他依旧同知，外范纯仁自从别制宣示下达。其门下侍郎、尚书仆射、丞及吏部等经历奉行的官司，都不能建明执奏，诖误圣朝，各自交付有司，明正其罪，使内外释然，知道朝廷尊严，典宪振肃，以消除侥幸的期望，杜绝私邪的谋划，而成就陛下纳谏的盛德。在陛下一句话而已，为什么迟迟而不做呢？”

贴黄：“陛下开启言路，多见听纳，为什么唯独在这件事上不蒙开允？因为朝廷正应该遵守纪纲，重视命令，现在差错不是小失误，所以我们不避烦渎，期望得到请准为止。希望检阅前后屡次奏状，交付外面施行。”（刘挚的奏章于初九日丙寅日上呈。）

丁卯日，任命蕃官内殿崇班密纳克裕勒威为內殿承制，东头供奉官溪罗为內殿崇班，以赏赐战功。

戊辰日，户部进言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蔡朦上奏：铸钱三监以桩榷茶司的本钱。近年坑冶兴废，铸钱有限，铁货积压滞销，而人户坑冶的净利并缴纳现钱，过期则处罚，迫于处罚期限，则必然贱卖。请求令以应缴纳的净利钱折纳铁，供应铸钱，愿意缴纳现钱的听任。”听从了这一建议。

御史中丞刘挚上奏说：“我近来因为安焘的差除不安，制命施行未审，屡次具

译臣将奏状连同官员们的联名奏章一并呈上，陈述意见，但尚未得到朝廷的指令。臣恭敬地认为，陛下圣明，洞察万事，对于此事并非难以决断，只是恐怕因为近日未曾召见执政大臣，必然要等到垂帘听政之日再行询问，然后加以改正。臣认为此事是非极为明显，恳请陛下再次审阅臣等前后的奏疏，如今不如由陛下亲自决断，追回吕升卿等人的任命文书，将范纯仁的任命另行制书下达，吕升卿则依照原官职辞免，只让他担任同知本院。只需批下指令交付三省执行，便可了结此事。如今各位官员的任命文书长久滞留在合门，外面议论纷纷，这对陛下的盛德毫无益处。门下省、尚书省经历奉行等官员，见制敕尚未完成，却不提出意见上奏，一味依顺苟且，致使陛下的命令不能通过公正正直的途径施行，实在耽误了圣明的政事。大臣如此，不可不加以警戒责罚，以彰显法度，以激励臣子的节操。恳请陛下将臣僚的奏章下发，迅速赐令施行。

译贴黄说：“臣近日曾上奏禀报，说三省也不设置长官，如今枢密院只设置两名同知，确实没有违背妨碍之处，恳请圣上慈爱详细斟酌。”

又贴黄说：“任命文书尚未完成，范焘等人自然不敢接受，那么从道理上讲必须改正。”

又贴黄说：“臣等用烦琐的言语冒犯圣听已经很多了，罪该万死，然而并非有别的目的，是因为职责在于谏言之路，又倚仗圣上胸怀宽广包容，所以想要竭尽忠诚来报答恩遇罢了。臣私下担忧奸邪之人的言论，说朝廷政令已经施行而臣等却想要挽回更改，以此来迷惑圣听，恳请圣上深入明察是非之理，臣死罪！”（元佑元年三月十一日。）

右司谏苏辙进言：

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在于君子与小人的进退之间罢了。冰与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枭鸟与鸾鸟不能同处一巢，共工、鲧与皋陶不能同朝为官，颜回与盗跖不能共同相处。《传》中说：“一种熏草和一种臭草混在一起，十年后仍然有臭味。”君子推诚相待而不猜疑，所以容易被欺骗；孤立无援而不结党，所以容易陷入危险；直言不讳而不避忌，所以容易被离间；廉洁清白而不败坏，所以容易被排挤。小人则不是这样。他们窃取威势福泽来换取私恩，勾结左右近臣来结取君主知晓，顽固愚钝不知羞耻，谩骂诋毁没有节制，所以他们容易聚合，而让他们离去却很难。如果真的让君子和小人共处，那么小人一定得胜，君子一定离去。就像熏草的香气，一天就消失了；像臭草的臭味，十年还存在，这是事理必然如此。

陛下任用司马光为宰相，虽然他在应对事务的才能上有所不足，但他清高的德行和雅正的声望，贤人和愚人都同样敬重。至于韩缜以屠夫酒保的品行，危害您的家庭；以小偷小摸的才能，祸害您的国家，都有确凿的事实可以核查。路人指指点点嘲笑，纷杂的议论，无法一一记载。这是什么样的人，而陛下却让他与司马光同列。以臣推测，不过一年，韩缜的奸邪计谋必定得逞，奸邪的党羽必定获胜，司马光要么获罪离去，要么必定称病回避。就像人服用药物，把茯苓和乌头混合在一起吃，陛下认为茯苓延年益寿的功效能胜过乌头杀人的毒性吗？臣前后六次上章论述韩缜的罪过，请求按法典惩处，至今留在宫中未予批复。陛下必定认为韩缜是先朝旧臣，不可不用，那么就应当尽早罢免司马光的政事，让韩缜自行引荐他的同党，布满朝廷。臣等也应当相继回避，不要让邪正混杂共处，而最终使君子遭受祸害。

自古以来，四方夷狄对内侵侮，必定发生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君主年幼国家疑惧之时。所以汉孝惠帝、吕后时期，匈奴桀骜不驯；唐太宗刚即位时，突厥大军逼近渭北。如今外夷蓄谋已久，安危未定，抵御外侮，全在于辅佐的大臣。去年敌国使者入朝，看到韩缜在位，正使和副使互相看着，反唇微笑。这是什么意思呢？确实是看到韩缜不成样子，把祖宗留下的七百里土地，无缘无故地给了敌人。如今他执政，对敌人有利，所以高兴而窃笑罢了。开启奸邪、侮辱国家，必定始于此时。

敌人谋取地界的计谋，出自耶律用正，现在让他做宰相，用割让七百里土地来任用用正，道理本来应当如此。而朝廷因为缩减七百里土地而任用韩缜，这是臣愚昧所不能理解的。臣听说河东的老百姓说：韩琦镇守太原时，想设置范家东堡、范家西堡以及赤泥胶三指挥的弓箭手，担心敌人以此为借口，于是召来弓手节级高政去办理这件事，高政率领他的部众在萨尔台的南北，守候窥探敌人砍柴的人，就殴打伤害他们。敌人以此为由争辩，就说这是汉地的边界。移文争论，往返十几次，最终得到了约定。从萨尔台以南为汉地边界，而三指挥弓箭手大获其用。等到韩缜划定地界，都割让给了敌人。主户大约一千五百多户，客户是他们的三四倍【一一】，驱赶逼迫他们内迁，坟墓房屋以及所种的庄稼都舍弃而向南迁移。老幼痛哭，不忍听闻，于是以天池岭为界。天池岭北距离萨尔台还有二十五六里，以前敌人想要祈福，修建天池庙，必须发公文给安抚司后才敢进入，以表明庙宇属于汉地。现在也被敌人占有。高政这个人，是地方豪强，在北方有威名，蕃汉人称他为高天王。而天池庙的神也叫高天王庙。正当割让给敌人时，高政抚胸大哭，对他的部众说：“我的兄嫂今天陷落蕃地。”百姓数千人全都大哭。韩缜作为侍从，持节出使，却出卖国家、勾结寇敌，还不如一个弓手节级，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高政数年前担任大皇平巡检，年过七十，每当听到有人议论韩缜与燕复的奸行，就想吃他们的肉。燕复，是火山军三界首唐隆镇的一个商人，因纳粟获得司户参军的官职。韩绛担任宣抚使时，才奏请换授武职。边人怀疑他是细作，而韩缜与他私下交往，亲密无间，甚至称他为燕二，也叫他二哥。割让土地的计谋，都出自燕复。敌使梁永、萧禧，本来以横山下的大川为界，到了七蕃岭下，却移入汉地包围。这座岭共二十八里，意图从此一直延伸到分水岭边界。边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多人，殴打北使，夺下梁永等人的柱斧交椅，敌人不敢再向南进犯。于是从七蕃岭北转而向西，以大川为界。燕复到了雁门寨也被弓箭手殴打，爬进寨门，闭门才勉强逃脱。

由此看来，边民都忠诚愤慨不服，而敌人也知道理亏

译没有辩解的话。假如李缜稍微有一点作为臣子的忠孝之心，不辜负本朝，那么这七百里土地，必定不会沦陷到敌寇仇敌的手中。

译火山、宁化之间，山林资源丰富，是财富物资的汇聚之地。从荷叶平、芦牙山、雪山一带，一直延伸到瓦薼坞，南北百余里，东西五十里。这里的木材薪炭，足以供应沿途所需；麋鹿雉兔，足以让几个州的人吃饱。如今这些地方全都失去了。雪山上有庙宇，河东一路，祭祀用的牺牲和币帛都送往那里，现在也沦为夷狄鬼魅之地了。人神共同愤怒，这都是王缜的罪过。中原历来作为控制扼守、瞭望形势的要地，如五蕃岭、六蕃岭、七蕃岭以及黄嵬山之类，现在都成了敌方的土地。向下俯瞰忻州、代州，人马数量可以数清。以往动用数十万精兵，尚且不容易收复，而用兵的计策，谁又能重新商议呢？由此可知王缜卖国的罪行，百世不可磨灭。如果祖宗有灵，必定不会赦免王缜。陛下近来降职罢黜了居厚、王子京、蹇周辅等人，都是因为立法害民，而且罢免了这些人，修改了他们的法令，不到几个月百姓就恢复了生计。像王缜这样的罪过，智者都不能让他安心，边疆的祸患不可预测，而陛下唯独赦免了他，臣不禁为国家痛恨奸臣，忧虑深远到了极点。恳请陛下检阅前后奏章，下达给三省、两制共同商议，惩办王缜的罪行，以告慰四方。如果有不如臣所说的，甘愿承受诽谤君上的罪责。

己巳日，枢密院上言，修订各位将领巡视教阅的例物条例。皇帝批准了。

庚午日，下诏让泾州知州谢麟暂时代管泾原路经略使司的事务，这是因为刘庠病重。（《御集》记载刘庠八日已经去世，朝廷还没来得及知道罢了。）

辛未日，下诏将醴泉观慈寿殿改为寿辉殿。

工部尚书孙永担任吏部尚书，吏部侍郎李常担任户部尚书。李常是文人，缺乏处理政务的才干，有人怀疑他不能胜任，以此询问司马光，司马光说：“让这个人掌管国家财政，那么天下就知道朝廷不急于征收利益，贪婪官吏望风搜刮的祸患，或许能稍微平息。”（这是根据晁说之《客话》记载的。）

李常上言：“我见朝廷哀悼法令意图不够良善，怜悯民力沉重困苦，凡是名目不正的收入，全都废除，而侵害百姓、败坏事物的官吏，也已经流放罢黜。疲惫病弱的百姓蒙受福泽，天下非常幸运。私下担心各路官吏，不能通达朝廷爱民的意思，认为凡是供给官府的东西，都可以废弛。孟子说：‘没有政事，那么财用就不充足。’赋税租课收入，是国家政治中最大的事情，如果不振作，怎么能向上辅助国家用度。恳请圣上慈爱特别下达诏令申饬官吏，不要认为体恤百姓、爱护事物的德行刚刚在上面施行，而在赋税租课收入方面，废弛不治，从而耽误了国家大计。”

又上言：“臣最近点检得知各路夏秋税以及酒税课利，完全亏欠。上供的钱帛，惯例都不及额度。这是因为转运司以及州县知州、佐官等随意观望，务必废弛，恬不知惧。因为租税课利收入，是国家用度所依赖的。现在公然废职，向上辜负了任用，如果不惩戒，深深损害国家大计。臣愚昧地恳请圣上慈爱特别下达指令，让有关部门修缮旧有条例，到年终，委派本部考核各路以及州县税赋课利和上供钱帛，将亏欠的分数上报朝廷，由朝廷罢黜降职，以警戒怠慢的官吏。”（李常的奏章根据本集。不知道具体时间，因为李常刚就职，就附记在这里。）

中书舍人胡宗愈担任给事中。

起居舍人苏轼免试担任中书舍人，仍然赐予金印紫绶。

司农少卿廉正臣、都水使者范子互换职务，承议郎王巩担任宗正寺丞。（《政目》十四日的事。）

下诏从今以后堂除官职不得冲撞吏部已经注授的人。（吕陶论奏，先前附在闰二月末。）

枢密院上言：“权通判施州朱衍上奏：兰州请求招募设置蕃落广锐土兵一万人作为定额，允许陕西诸州土兵投换养马一千五百匹，共同治理田地一顷。五千人作为一个将，分为三班。两班在屯驻，一班在城内防守教阅，每旬轮换休息。”下诏刘昌祚以及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财用事务的机构各自相度上报。

下诏太学每年将公试归太学，让司业、博士自主主持，如同春秋补试的法度。此前由朝廷如科场制度般主持，谏官王岩叟为此进言的缘故。

王岩叟上言：“臣见太学每年有公试诸生的法度，朝廷如科场制度般主持，想要与学中的一岁十二次考试，参考他们的才艺，而晋升他们为内舍生。实行多年，所晋升的人很少。如元丰六年，预升补的三人；七年，十四人；八年，四人而已。虽然晋升为内舍生，也对诸生没有阻止或劝勉的作用，只是比外舍生增加八两鰞钱罢了。议论的人认为公试的设置，无关利害，然而事体用度之盛大，一如科场。且以今春公试来说，凡用官员四十二员，胥吏一百七人，各衙门供事者总共二百三十七人，留宿的法度限制一个月，其烦扰耗损，不可胜言，而对国家没有分毫的补益，臣私下为朝廷惋惜。臣请求此后将公试归太学，让司业、博士自主，如同春秋补试的法度足够了，不必如此张大。况且公私试本是学校之事，现在设置学校的官员，既完备又多，自然应当承担责任使其尽善。至于公试之人如果有可疑之处，固然在于谨慎选择，不应当置之不理反而用疑心对待他们。恳请圣上慈爱特别赐察施行，朝廷也足以”

译减少事务并节省费用。」（旧录记载：先帝在太学培养士人，通过考核选拔和比较测试，从外舍升入内舍，从内舍升入上舍，上舍生可以免除解试直接补授官职，因此其考试方法都很严格。现在将权力放宽归还给太学，人们得以虚名冒进。新录辩解说：司业、博士是太学的官员，考核选拔和比较测试是他们的职责。在太学培养士人，却让学官自主主持考试，这是元丰年间太学法令，兼取德行与才艺的用意，并非认为太学中的士人虚名冒进。从“先帝养士”到“人得妄冒”这四十五个字一并删去。）

译下诏罢免郭茂恂在河东、陕西地区巡视考察设置监司的职务，这是因为御史有言论进谏的缘故。（吕陶有章奏，见于闰月末。）

军器监丞王得君，被添差任命为亳州永城县仓监。在此之前，王得君上书说：“臣看到先帝在位二十年，为万机政务忧虑操劳，日夜勤勉不知疲倦，变革各项政务，修明各种制度，大概是打算使天下处于太平无事的状态，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界，那么先帝的心意本来没有辜负天下。然而奉行法令的官吏，其中有人不能宣扬圣上的恩泽，违背旨意，所以在推行政令的时候，难免有苟且舞弊的现象。陛下即位以来，远考古代治国之道，考察参酌时势变化，提拔任用贤才，咨询讲求，天下认为有利的就推行实行，人情认为弊端的就革除去掉，增减修补，不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而胜过前人，实在是想要继承完成先帝的遗志，增添前人的光辉罢了。近日进言的臣子，又不能体会圣上的心意，于是把先帝的法令，一概说成是错误的，指责挑剔，无所不至。臣最近看到进言的人请求掩埋京城四门的白骨，说大多是昔日修筑城墙、开挖壕沟死伤的人夫，而说陛下亲自实行仁政，罢除苛法。臣读到这奏章，不禁感慨愤慨。臣认为先帝更新法度的用意，暂且说是时势变化所应当的，但还有未达到的地方。陛下今天正好革除它，不仅是陛下成全先帝的美德，这也是先帝对陛下的期望如此。现在进言的人不深思根本和末节，却斥责先帝以苛刻之名，而自沽取刚直的名誉。陵墓泥土未干，就肆意丑化诋毁。传播到四方，人们痛惜；记载在史册上，又将怎么说呢？恭敬地希望陛下追慕感伤，孝心没有穷尽，省览奏章，应当不忍心。希望圣上慈爱特别下达指令，凡是臣僚上章议论改法，只允许阐明事情，不得妄加指责，对上足以扩大孝治，对下足以抑制浮薄，天下非常幸运。臣疏远微贱，敢冒犯天威，实在是因为痛愤所激，不能自己停止。”皇帝在内廷出手诏说：“我正打算开广言路，王得君上章，说进言的人自沽取刚直的名誉，意图堵塞人言，如此无状，可以罢免职务，授予外任监当。”（旧录说：王得君敢于直言，人们都叹息。奸臣厌恶他而贬黜他，人情大为惊骇。新录已经删去。熊克《九朝通略》：王得君，王广渊的儿子。）

宰相司马光说：“现在讨论经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二十二年，大致叙述纲要，合为二十卷，名叫《稽古录》。希望审阅，送给秘书省正字范祖禹等人，让他们缮写进献。等到读完祖宗宝训的时候，请求取这本书进读。”听从了。又说：“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采，近日在本省没有别的职务，希望特别差遣他与范祖禹及儿子司马康一同校定《资治通鉴》。”听从了。

草野之士程颐说：“承蒙恩赐授予宣德郎、校书郎。自从昨天承蒙恩赐授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才再次辞免，按照朝廷旨意，命令乘坐驿马赴京，遵命而来，还没有获得进见，突然就有此任命。希望圣上慈爱让臣入见，所降下的任命文书，不敢承受。”下诏程颐特许朝见，仍然命令上殿。（二十四日辛未，任命崇政说书，八年十一月丁巳，授予推官、教授，元年闰二月十八日丙午，授予承奉郎，再次授予宣德郎、校书郎，不记月日，政目在闰二月十八日即书写汝州团练推官程颐授予宣德郎、校书郎，与御集不同。）

下诏陕西路转运司特许借常平仓存留的钱购买粮草【一二】。

入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梁从正、□靖方请求罢免御药院职务，提点宫观。当时梁从正寄理皇城使、遥郡防御使，□靖方寄生左藏库使、遥郡团练使。下诏各自在现寄理官职上晋升一官转出，其中梁从正回授给有官职的儿子【一三】，差遣提点醴泉观，□靖方在额上改转差遣提点万寿观。

下诏河北保甲愿意投军的人，以及得上四军等仗事艺者，特许在招填应给例物之外，再增加钱五千，中军以下三千。比等仗短一指的，射保甲第一等弓弩的，都允许招刺，在本路常平仓钱内支借。那些不愿意充军的，如果祖父母、父母愿意让他们投军的，委托州郡长官寄招转运司提举。这是听从右司谏苏辙的请求。（苏辙请求在闰二月十四日。）

管勾看详诉理所说：“看详进状诉理的人如果不规定期限，私下担心无法结案。请求凡是熙宁元年正月以后，【一四】到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赦免之前，命官各种人被罪，应当进行诉理的，都从下达现在指令之日起给予半年期限进状。先由有关部门依法决定，如果其中有不该昭雪免除以及事理有所未尽的，送本所看详。”听从了。（开始命令看详诉理在闰月四日。旧录说：先帝信赏必罚，十九年。陵墓泥土未干，刘挚建言允许被罪的人理诉，设置机构设立属员，因此人人都以鸣冤自列。既宣扬先帝的失刑，想要显示宽大，又收罗被罪不忠的臣子，全部作为自己所用，仍然以先帝上宾之日为断限。忠义之士，更加叹愤。新录辩说：认为先帝信赏必罚之所加）

译永远不可停止。又说受罪的人全是不忠的臣子，永远不可任用，这并非先帝的本意。他提到元丰八年三月六日赦免前事，其实是借用哲宗即位大赦的日子，允许他们申诉辩理，却因其疑似之处，就指称那是先帝驾崩的日子，这并不符合诏书的旨意。删去从“先帝信赏”到“叹愤”共七十八字。八月六日又延长了期限。）

译殿中侍御史吕陶上言：“我见安焘的任命，不送给事中书写读，这在法律上是不方便的。臣与刘挚等人已经曾经论奏，诚挚之心，想必已烦劳陛下阅览。臣现在为陛下反复思虑此事，实在关系到国家体制，有四点不可行，必须再次详细奏陈，冒犯天听。给事中的职责，是主持宣读制敕，允许驳正并奏覆。陛下不让他宣读，是废弃他的职责。朝廷设立官职任用人员，却自己废弃其职责，无法训导四方，昭示万世。如今门下省录黄，不给事中书写‘臣某’的名字，而是书写‘奉圣旨不送给事中书写读’，尚书省于是接受并交付吏部，发布告命也如此书写。臣不知道这符合什么法式？成为什么制命？这是第一点不可行。小人的情态，巧伪险诈，善于窥探朝廷的缝隙，想要逞遂其志。虽然防范禁约，谨严周密，但仍有扰乱法度以侥幸的人。陛下如果认为此事已经实行，难以更改，不顾人言，而就这样实行，日后如果有权臣女谒干请，希求非分之事，援引此例，请求不付门下省施行。臣担心陛下无法驳斥他们的说法。因为前面已经开了口子，后面就难以堵塞，这是第二点不可行。三省大臣，都是与国家维持纲纪并同其休戚的人。如今朝廷发出的命令不符合法度，而门下侍郎不驳正，尚书仆射、尚书丞也不论奏，只是默默奉行，交付有司。如果万一再有大事，处置之间，如果不中于机会，那么谁为陛下补救失误，这是第三点不可行。自从陛下临政以来，开广言路，台谏的奏章，全部蒙受听纳，万分有一，可以裨益治道。如今因为安焘的缘故，唯独不允从，深恐言事的臣子上畏天威，从此不敢极力论说得失，陛下的聪明也可能因此被壅蔽，这是第四点不可行。举一事而有四不可，在陛下处理起来很难，以臣思之很容易。为什么呢？改过不吝，是明王的盛德；耻过作非，是古人的深戒。所以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矣。’又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有过，人皆见之；改过，人皆仰之。’况且万机繁杂，亲自总揽独断，不容无失，能知道其失而纠正它，就是得。这对于圣政，丝毫不为累。如今台谏论列未已，士大夫的议论纷纷，这两个人必定不敢受命。陛下如果命令合门缴纳安焘、范纯仁的告身，续降指挥，陈述他们辞免之意，免除两人都为同知院事，由门下省施行，那么台谏就不再条奏，士大夫的议论帖然，这两个人不敢不拜。上全国体，下允公论，这就是所谓很容易而不难处理的。况且反汗之嫌小，而废法之失大，希望陛下权衡轻重而行，臣不胜恳切激切待罪之至！”

右谏议大夫孙觉等人上言：“臣等见朝廷差安焘知枢密院，给事认为不当，驳正封还。陛下未信其言，于是送给事中书写读施行，臣等私下为朝廷惋惜。安焘的才与不才，差除的当与否，自有天下的公论，臣都置之而未议，所惋惜的是朝廷的法度。况且三省的设置，事相表里，势相始终。凡是命令的发出，先自中书省一人宣之，一人奉之，一行行之。次由门下省一人读之，一人省之一人审之。如果有未当，则允许驳正，然后由尚书省受付施行。纪纲程序如此严密，大概是为了发出命令而尊国体。如果缺少其一，那么对于制敕就不全，中外难以取信。近日除吕公着为门侍郎，不由本省而下，给事中范纯仁力辩其事是也。国家所以维持四海而传之万事者，只有守法度而已。况且当陛下谅闇之日，帘听之时，正应谨守法度，不可毫厘差失。如今安焘的任命，不送给事中书写读施行，乃是封驳一职遂为虚设。制命不全，命令不重，而法度不存了。斜封授官，恐怕渐起于此。臣等所以为朝廷深惜。臣等私下揣度圣意，必定认为已行之命难于追改，且失序迁，那么是一举而两失了。对于安焘来说，岂可受不全之制敕，而处于具瞻之地呢？不如因其辞免，寝罢新命，那么君臣之际，授受皆得其宜，而法不废也。况且朝廷差除，因臣下辞免，或台论奏而罢与改者多矣。岂能于安焘独不改？伏望圣慈追还安告命，及详览臣等论列安文字，别降指挥施行。陛下迁进大臣若合乎公道，何故不令给事中依条书写读？臣等所论，乃系国体。如果陛下不赐改正，臣等须至再三论奏不敢自已。”（此月末孙觉奏云，十四日尚同上殿，此章或与觌共奏也。如今吕陶集亦有此奏。）

门下侍郎吕公着上言：“安焘、范纯仁的除命，虽然已经依中旨发下，而中外纷纷，都以为门下省失官，如果言者论奏不已，那么恐怕转难

译处理此事。听说范焘正在坚决推辞，不敢接受【一五】，或许可以顺着他的请求，特别恩准他的辞呈，这样朝廷的命令就不会出现失误，对待范焘也显得得体。」不久有诏书询问吕公着，不设置知枢密院官，而将枢密院和审官院合并为同知院，有先例吗？吕公着既然依据先例回答，并且说近来的惯例中，同知枢密院官的地位在左右丞之上。当时范焘也自己说：「最近蒙受任命担任知枢密院事，这不是我的才能所能胜任的越级提拔，不符合士大夫的舆论，导致给事中屡次进行封驳。就我的本分而言，不仅新任命不敢贸然接受，至于旧职务，也难以安心担任，希望收回成命，让我管辖邻近的州郡。」

译在此之前，范纯仁再次上奏辞谢恩命，于是又上奏说：“臣近来因辞谢恩命，承蒙圣上慈爱，屡次派遣中使将诏书封回，并反复宣谕告诫。像臣这样愚贱的臣子，屡次烦劳圣听，再次蒙受派遣使者，恩典过于优厚，本应当勉励自己这疲弱的才能，以不负朝廷的任用。然而臣有危急恳切的请求，必须全力陈述。臣私下听说臣此次的任命诏书，并未经过门下省审读。臣听说在朝廷封爵授官，要与众人共同决定，以此来昭示极度的公正，杜绝私下的恩宠。这是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是朝廷的典章制度，这是万古不变的规矩，也是圣明君主的通行之道。现在听说台谏官员都有奏章议论此事，但未蒙陛下听从。陛下一定认为任用辅臣，已有成命，不应当因为别人的言论，轻易改变，以显示英明的决断，想要保全恩礼。臣愚昧的考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当今提拔官员，颁布号令，多是因为公卿秘密启奏，或者并非陛下平时所了解。如果不经过有关部门，必然难以审察得当。现在台谏官员如果都有奏章，那就是朝野的公论。他们的言论得当，人们都会称他们为忠贤；他们的言论不当，人们都会称他们为谗佞之党。各自关系到他们的名节，哪里有轻易上奏议论，如同一个人私下窃取之言，可以误惑圣听的道理。陛下应当坦然听信，不必产生怀疑。他们都是陛下选用的正直之人，让他们担任耳目之官，哪里有不使用耳目，却能在天下视听的道理呢。况且陛下即位以来，听到善言必定采纳，听从劝谏如同流水，现在却在臣的任命上特别下令不经过门下省，进言的人必定不会停止，微臣必定不敢居此职位。长久压抑众人的心情，恐怕会失去众人的期望，不如趁着臣辞谢恩命，特别恩准听从。这样对上可以资助陛下纳谏的明察，对下可以成全愚臣安分守己的心志，并且使近臣得以尽职，言路开通。发扬帝尧舍弃己见听从他人的风范，契合成汤听从劝谏不违逆的道义，一举而多种善政皆得，在圣明的陛下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这与微臣蒙受错误的恩宠，阻碍公议相比，利害相差太远了。伏望陛下体察臣竭诚为国，不为自身谋划，特别恩赐留神采纳，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