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三

译闰四月壬辰初一，司农寺上奏说：“提举秦凤等路常平司呈报，泾州、原州、渭州推行保甲法，但百姓流离迁徙的稍多，希望等到五月人户回归本业，再依次编排。”皇帝批示：“去年泾州、原州遭受灾害极为严重，应当等到今年冬季农闲时再行编排。”

译提举永兴军路常平等事章楶上奏说：“鄜延路去年遭受灾害，收成歉收，知延州赵□将流民安置在空军营中，招募壮年人修筑疏浚城壕，从秋天到春天，役使二十二万九千八百多工日，人们没有缺乏食物，而城池都修缮得比原来更好。”皇帝下诏嘉奖他。

癸巳日，权三司使章惇上奏说：“近来增加官吏俸禄，实行河仓法，本意是想革除杜绝私弊。现在听说郄有以借贷、典当等名义，经过数月后才接受财物的情况，应当加以防范禁止。”皇帝下诏规定，实行仓法的人因职务之便以借贷、典当名义接受财物的，告发者给予赏赐，定罪量刑按照仓法处理。

皇帝下诏：河北、河东的义勇、保甲等待训练完成后，让他们轮流上番，以替代近边巡检的戍守士兵。这是听从提举义勇、保甲曾孝□以及司农寺、兵部的请求。朱本将此条附在三月十四日，现在仍然单独列出。

司农寺上奏说：“隶属本寺的钱物账目，请求让属官分路按照三司判官点检签书的制度，建立簿籍张贴公布。经常查看州县收支和现存的数量，其核查赏罚约束按照三司账司法执行。又请求让各镇买扑酒税的人代替衙前担任镇将。”皇帝都同意了。

皇帝下诏：“五路义勇、保甲，每三五个州派遣在京有职事的官员一员兼任提举：知制诰沈括负责大名府、澶恩州；提点在京仓草场的沈希颜负责真定府、深赵州；开封府推官蹇辅负责邢、洺、相州；中书检正中书房公事吕嘉问负责定祁保州、永宁安肃广信顺州；检正礼房公事向宗儒负责瀛冀雄莫州、保定军，曾伋负责绛、隰州；检正吏房公事的蒲宗孟负责滨棣德博州；度支判官杨略负责沧霸州、干宁信安永静州；都水监丞刘璯负责潞泽州、威胜军；枢密院详兵房文字刘奉世负责太原府、忻州、平定军，张修负责岚石州、火山宁化保德岢岚州；详刑房文字杜纮负责晋、汾州；直舍人院李定负责怀、卫、磁州。定免，由户部判官丁执礼代替。各举荐选人班行一员勾当公事，听从不时差遣或亲自巡视。中书、枢密院具列条约上报。”起初，王安石请求将义勇合并到司农寺，皇帝说：“司农寺事务繁多，像府界俵常平违法尚且检察不及，如果兼任兵部，则力量有所不给，必须另设官员。”所以有了这道命令。沈括自述说：“朝廷新编民兵，河北、河东、陕西得到劲卒百万，称为保甲，河北三十余万先集合。诏令在从官中挑选二人分别统领，拟恢复周代八柱国法，让从官中统领，不隶属于帅府，每年一次出巡。括受命提举河北西路保甲。”此事附见，应当考证。

甲午日，龙图阁待制、兼枢密都承曾孝□兼任判兵部，判兵部顾临、马珪一并罢免。皇帝既然不想让司农寺兼任兵部，王安石说：“人才彼善于此是有的。如果判兵部的马珪虽然专一，必定不如张谔，让判司农的张谔兼任兵部也可以。”皇帝说：“马珪必定不堪任，必须商议更换，想让沈括及孝□判兵部。”王安石说：“沈括是奸佞之人，而义勇、保甲唯独是我创议，现在既然判兵部，即中书不参与。这兵事，固然不应当是中书所知道的，然而陛下选择主判必须得到一个敢与枢密院争曲直的人，即不须让中书参与其事。沈括出使河北，暗中阻挠破坏新法，有所迎合的事很多，如果让他主判，恐怕义勇、保甲法难以确立。”皇帝说：“这是大事，必须中书、枢密院共同管理，罢免沈括可以。”王安石于是说沈括是奸佞之人，不可亲近。《尚书》畏惧孔壬，‘难壬人’，认为‘难壬人’，然后‘蛮夷率服’，壬人所怀利害与人主所图利害不同。君主计算利害不审慎，又被壬人蒙蔽，则多失计，多失计，这是蛮夷所以抗拒的原因。天下事有疑难而难明之处，陛下有意偏而不悟之时，以偏而不悟的意思决断疑难而难明之事，而壬人内怀奸利之心奖成陛下失计，这是危殆之道。”皇帝认为正确，称赞沈括材能以为可惜。王安石说：“像吕诲之徒，必定不能迷惑陛下；像沈括者，才是所谓可畏难者。陛下试着以害政之事，表示想要必行，而与沈括谋划，沈括必定试探陛下，如果认为必欲如此，沈括必定向陛下所欲为奸了。果真如此，陛下岂能不畏惧难吗？”王安石又说：“小人所怀利害与陛下所图利害不同，不可不明察。像文彦博，岂是奋不顾身以抗契丹的人，而实激怒陛下与契丹争细故，想要起事以扰乱熙河而已，陛下安可与此辈谋事，说国家之利！”皇帝于是不用沈括，一并罢免马珪及顾临，专以兵部委任孝□。

皇帝下诏：“张琬上奏请求移河州军马驻熙州，熙州军马驻扎通远军，缓急追呼策应，以节省极边粮草。其令熙河路经略速相度施行。”

又诏根究自置军器监以来施行措施事，有何实效及有无失计置事，以及熙宁五年后开封

译京城周边各州县的保甲组织呈报试演武艺的情况，并上报所给予的奖励。有人进言说军器监的事务未能聚集办理，并且说：“并非我特别喜好谈论军器监的事，而是因为事情确实都没有聚集办理。”王安石说：“陛下虽然多次宣示军器监事务未能聚集办理，但未曾深入追究实际情况，想要深入追究后按次序上奏禀报。”皇上于是下令深入追究。五月十七日，皇上批示：“考核比较军器监的事务。”应当考证。

译又下诏命判都水监宋昌言详细分析妄自堵塞訾家口的事情。起初，御史盛陶进言汴河开设两个河口并不便利，皇帝命令宋昌言去勘察衡量，于是堵塞了訾家口。不久后水势调节不当，屡次开闸又屡次堵塞，最后耗费六十万工力才使漕运得以通行，议论的人将罪责归咎于关闭訾家口。在此之前，王安石想让侯叔献采购淤田的麦子，皇上怀疑侯叔献虚妄荒诞，说：“侯叔献过去论述訾家口，认为它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河口，后来事实并非如此。”王安石说：“这不是侯叔献虚妄荒诞，大概是有作奸犯科破坏訾家口的人。”皇上命令追查到底，所以宋昌言有了这道命令。王安石起初极力主张不关闭汴河河口的意见，只有冯京不认为这样是对的。王安石罢相几个月后，宋昌言等人请求暂时关闭河口，而侯叔献请求不要关闭，后来最终还是让宋昌言关闭了它。不久因为汴水断流，又命令程昉去开浚疏通，当时是熙宁七年十一月己亥日。侯叔献向来与宋昌言不和，等到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侯叔献便诬陷宋昌言依附冯京，改变王安石在宰相府时所决定的事情，王安石大怒。恰逢汴水再次断流，侯叔献屡次进言说是因为宋昌言堵塞訾家口导致的，于是派遣侯叔献重新疏通訾家口。宋昌言害怕，请求外任，得以出任陕州知州。关于堵塞訾家口一事，宋昌言的新、旧传记记载各不相同。司马光记录此事也参差不齐，王安石所记载的又不能完全相信。现在考证核对实录前后所记载的以及宋昌言的新传，另外加以删改修订，还需要详细探究才能确定。

《御集》：熙宁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几天忽然大幅减退，河中间断流，低洼处仅有一二尺水深。探听到下游公私船只都不预先知道放水的时间，重载船只首尾减载剥落，一律搁浅折断，损坏不少，又长久滞留，人心不安。可命令都水监应当对官府进行分析并上奏。”后来提点府界□审礼等人进言：“检查船只，起初并没有损坏的。”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权判将作监范子奇上奏请求不关闭汴河口，发运司上奏请求延期关闭河口，中书门下上奏想要让未关闭的河口，勘察衡量后上报中书。”御批：“不关闭河口可以不可以，应当进呈请示旨意。”下诏今年冬天不关闭汴河口。

《实录》：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提举河阴辇运使、屯田郎中王珫升迁一级官阶，虞部员外郎、勾当京西排岸司马文彦璋减少两年磨勘年限。王珫等人因为都水监保证不关闭汴河口，堤岸没有危险。于是冯京说：“昨天王庠等人因为积冰冲毁堤岸，各自已经被停职替换，这不能不奖赏。我终究认为不关闭河口让人不安，每年虽然节省一二百万的草料，但是从汴河口到泗州，使用的兵夫数量也不少，如果苦寒一夜，冰排大量堆积，怎么施工？”吕惠卿说：“如果晚关闭早开启，似乎也比较便利。”皇上说：“仔细再详细体察询问，如果能留住清澈的汴水，就是万世的利益。”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监宋昌言、李立之、丞王令图进言：“汴河口已经产生新滩，秋冬交替之时，必定稍微后退，请求暂时关闭汴河口，使水干涸，增修堤岸、斗门完毕后，再勘察衡量。”同判都水监侯叔献、丞刘璯请求不关闭汴河口，在孔固斗门下面暂时修筑截河堰，使水流入斗门，等到修筑堤岸完毕后就打开堰。下诏按照侯叔献等人的请求办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杂事张虎进言：“侯叔献请求不关闭汴河口，新建横堤，并设置草料接续，修筑旧斗门，疏导水势还入河中。万一深冬冰塞斗门，积水冲溢新堰，大的方面京城可担忧，小的方面沿汴居民受害，虽然节省一二十万物料，增置草料接续所费也不少。请求依旧关闭汴河口。”没有回复。七年十一月五日，皇上批示：“汴水像以前一样阻塞断绝，可派遣程昉火速前去开浚疏通，早让水流通畅。”十一月九日，程昉因为受命勘察河事却不亲自前往，被罚铜。八年闰四月三日，下诏命判都水监宋昌言详细分析妄堵訾家口之事。起初，盛陶进言汴河开设两个河口不便，命令宋昌言勘察衡量，于是堵塞了訾家口。后来水势调节不当，屡次开闸又屡次堵塞，最终耗费六十万工力才使漕运通行，议论的人将罪责归咎于关闭註家口。六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监李立之和丞王令图、主簿李甫、勾当公事中陈佑甫各罚铜二十斤，李立之出任陕州知州；前判监、卫尉少卿、陕州知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员外郎颜处恭，左藏库副使刘应文各降一级官阶，改任宋昌言为丹州知州，都是因关闭訾家口不当获罪。宋昌言附传，墨本记载：李立之、王令图关闭訾家口不当，宋昌言与他们争执，未能成功，请求罢免都水监职务，出任陕州知州，因不据实上报获罪，削去一级官阶出任丹州知州。朱本记载：李立之、王令图商议关闭訾家口以及请求冬天不关闭汴河口，宋昌言与他们争执，未能成功，请求罢免水监职务，出任陕州知州，到达郡治后，因之前的议获罪，削去一级官阶，出任丹州知州。正传记载：侯叔献商议开启訾家口，冬天不关闭汴河口，宋昌言争执未能成功，罢职出任陕州知州。不久恰逢耗费达到六十万，又贬官调任丹州。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日录记载：想要让侯叔献采购淤田麦子，皇上怀疑侯叔献虚妄荒诞，过去论述訾家口，认为

译这是万世不可更改的河口。我说：“并非侯叔献虚妄荒诞，而是有人历来作奸犯科，败坏訾家口。”皇上命令彻底查究。闰四月三日的记录：此前皇上说侯叔献虚妄荒诞，认为将訾家口作为万世之利，确实可以长久使用，但李立之等人作奸犯科、堵塞河口，皇上命令彻底查究。到了这时，查究宋昌言不合常理关闭河口的事状非常清楚，这乃是冯京指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我曾经奏报訾家口可以常开常用。盛陶因为索取水涨（的借口），便说不应该汴河开两个口。现在查到水历，当时汴水反而减少了四寸，索取的水反而增加了六尺。盛陶又说曾经漫过堤岸。核查结果是这一年并没有漫堤。说不应该开两个口，乃是历来多开两个口。皇上说：“宋昌言关闭河口不当，一年总共八次开闭汴口，不仅白白耗费人工物料，又导致汴水不通，阻滞漕运非常多。”我说：“盛陶先前奏报因为淤田的缘故，两天水浅导致船只搁浅，损坏船只很多，京师惶恐骚动，等到核查得知并没有一艘船搁浅损坏。而这八次开闭河口，劳苦公私，船只都不能通行，他却无话可说，为什么呢？”皇上说：“不关盛陶的事，却是薛向。”我说：“薛向的奏报，臣下不知道。盛陶就有札子下发在中书，不知道薛向作为近臣，如此欺瞒圣听，应当依法处置吗？欺瞒圣听如此而不惩治，不知道在义理上该如何恰当。”皇上只是笑。六月十六日的记录：进呈关闭訾家口的官员，我请求将汴口及宋昌言作为一等，削去一官；李立之等人作为一等，罚铜赎罪。皇上说：“却是刘璯说这件事。”我说：“确实如此，况且刘璯先前开訾家口有功，想以功劳免除这一处罚。”皇上说：“好。”又命令我核查侯叔献的劳绩取旨。侯叔献乃是与刘璯一同救得訾家口的人。皇上又命令李立之去任郡守，王珪说宋昌言专门接受指使去相度，应当更重。我说：“看见王珫说宋昌言明白说出执政的意指必须关闭，王珫屡次争辩不得。”皇上说：“既然这样，不奏报乃是依违两可，何名为守官？”我说：“这正是想与宋昌言同罚，然而宋昌言确实应当更重。”皇上于是命令给宋昌言一个郡守的职位，我说：“李立之就让他接替宋昌言任陕府知府。”皇上说：“好。”司马光《记闻》说：祖宗以来，汴口每年随着河势向背改易，不固定其处，在春初征发数州民夫治理。应舜臣上言：“汴口得到便利之处可以年年常用，何必屡次改易公私劳费？大概是汴口官吏想每年兴役夫役，作为自己的利益罢了。现在訾家口在孤□岭下，正处在河流的冲击处，水必定不会枯竭，从今以后请求常开常用，不再改易，或者水小时在下流开辅渠以增加水量，水大时开诸斗门以泄水。”王安石认为他的议论好而听从，提拔应舜臣暂任三司判官。几年后，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恰逢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令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前往查看。宋昌言说：“政府请求堵塞訾家口，只流辅渠。”韩子华、吕吉甫都同意。当时监丞侯叔献恰好在外面，不参与议论。宋昌言到汴口，发公文询问提举汴口官王珫等两口的水势，王珫等回报说訾家口水占三分，辅渠水占七分，宋昌言于是奏报堵塞訾家口，朝廷听从了他。侯叔献向来与宋昌言不和，等到王安石再次入朝为相，侯叔献诬陷宋昌言附会韩、吕堵塞訾家口，所以改变相公在政府时所做的事，王安石发怒，宋昌言恐惧，请求外调，得知陕州。恰逢熙宁八年夏，黄河背离新口，汴水断绝，侯叔献屡次上言说是由宋昌言堵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令侯叔献打开。水既已通流，于是宋昌言及王珫各降一官，宋昌言仍调任丹州知州，都水监众官各以罚铜论处，侯叔献以功劳升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外调任陕州知州，由侯叔献代替。李立之未离开京师，黄河背离訾家口，汴水再次断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令侯叔献打开，也不治罪。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别命令辅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八月十一天，又因久旱祈雨。《记闻》称汴水大涨，恐怕不对，应当是冰凌排挤冲溢堤岸罢了。六月甲午，宋昌言等人又受责罚。闰四月三日甲午。

译皇上对辅政大臣说：“萧禧刚走，就没人议论北方事务了，必须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担忧边疆。”王安石说：“这正是臣早晚希望陛下做到的。君主倡导，臣下附和，如果陛下不倡导，臣怎么能够自我效命？”又谈到边境采购军粮的事，认为只要有一个愿意怀着悲痛心情承担责任的小官就可以委任。王安石说：“去年吕嘉问筹划河北边境采购军粮，李直躬就有议论上奏，吕嘉问又有辩解分析，这两个人应当有一个是不对的，不知道陛下后来有没有依法处置？”韩绛说：“臣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吕惠卿说：“已经呈报完毕了。”王安石说：“像这样的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这就是大臣们不肯怀着悲痛心情承担责任的原因，怎么能指望小臣肯怀着悲痛心情承担责任呢？”又商议契丹的事，王安石说：“态度谦卑而骄纵他们，这是想要招致他们来犯。如果传闻契丹非常害怕我们讨伐，如果他们改变常态，用谦卑的言辞与我们交往，不知道我们对待他们将如何？陛下虽然不想凌驾于他们之上，但边境官员一定会争着进献侵侮的计策。现在他们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敢轻视他们。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向契丹显示害怕事端的形迹，显示害怕事端的形迹，正是加速敌寇入侵的原因。”皇上说：“如果他们一定不肯停止该怎么办？”王安石说：“譬如强盗在门口，如果不顾惜家产，就应当舍弃家产离开；如果不肯舍弃家产离开，那就只能抵抗而已，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臣料想契丹君臣有什么智谋策略，不值得害怕。臣所害怕的是，契丹作乱，应当有接受陛下托付与之对抗的人，正当与之对抗的时候，却有人在内进献不同的意见，陛下不能没有疑惑，因而从中间干扰军事行动，那么安危成败确实令人担忧。为什么呢？千钧的重物，加上铢两的重量就会移动。两军相对，正是争夺千钧重量的时候，陛下从中间用力干扰，就不只是加上铢两的力量而已，这是臣非常害怕的。如果临事没有这种情况，自然有人为陛下承担这个责任。”

乙未日，枢密使、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陈升之被罢免，改任镇江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扬州知州，简略地说：封为秀国公。在大赦诏书中列在邝曹佾之下，出入如同两府官员的仪制。在此之前，陈升之因为脚病，下诏免除他参加前殿的晨昏定省，郊祀允许他不参加。他多次请求罢免，于是得到了批准。

桂州知州刘彝上言，广源州的刘纪率领乡兵三千人侵略邕州，归化州的侬智会率领他的儿子侬进安迎战有功。下诏发给侬智会俸钱，授予侬进安西头供奉官，并命令经略司选派使臣，招募峒丁在方便的地方扎营，作为声援。每天供给口粮，如果遇到贼寇，每生擒一人、斩获一个首级，在现行赏格之外，再支给绢十匹。起初，刘彝上奏说：“侬智会能够断绝交趾购买夷马的道路，作为邕州的屏障，刘纪担心他隔绝买马的道路，所以与他作战。”又说：“侬智会也不可保，让他们两相对抗，互有胜负，都是朝廷的利益。”皇上说：“刘彝既然说侬智会能断绝交趾买马的道路，作为我们的屏障，却又认为胜负都是朝廷的利益，为什么呢？况且人已经归顺，被贼寇攻击，却任由他们胜败，那么归附我们的人不被任用，背叛我们的人得逞，可以说是措施失当了。”王安石说：“确实如圣上所说，即使侬智会归顺之心不纯，也应当借此机会结交接纳，以坚定他内附的决心。况且干德年幼体弱，如果刘纪打败了侬智会，乘胜兼并交趾，必定成为中国的祸患，应当在此时帮助侬智会，以牵制刘纪，使他无暇图谋交趾，这才是中国的利益。”皇上认为对，所以有了这道命令。这一天，皇上又谈论王猛，说：“苻坚也很英明，然而一举事就颠覆成这样，为什么呢？”王安石说：“王猛想要杀慕容垂，让他带着儿子逃跑，所以被怀疑而不知道，这正是为了把慕容垂深深地托付给苻坚。”皇上说：“王猛可以说是忠诚了。”王安石说：“像这样叫忠诚，对时事有什么补益？臣子应当用正道启发君主，让他自己醒悟罢了。当君主没有醒悟时，却想用计谋成事，等到他不察觉时，岂止是辱没自身，也危害国家，这就是君子所不推崇的。”

下诏让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的蔡确会同外都水监丞程昉，废除河北等地的马监并上报。“废罢”二字上面怀疑脱漏了“相度”二字，再检查别的版本。十六日罢免太原等监，七年二月废除东平监。

下诏民间马匹死亡，以前不交纳官府的地方，都上报官府，直接交纳马皮和马骨。这是听从军器监的请求。

提举淤田司上言去年淤田五千六百多顷，下诏提举官减少三年磨勘。将作监上言修三司工程完工，下诏判监官、监修使臣，各减少二年磨勘，士兵、工匠、吏人赐给银绢有差别。

河州知州鲜于师中请求把未招募弓箭手的一百顷土地作为屯田，听从了他的请求。

下诏任命荣州团练使赵思忠为秦州钤轄，不处理职务，依照熙州的例子供给存恤，教他的儿子们学习中国文字。赵思忠在七年十二月四日已经担任秦州钤轄，不应该再任命。或者去年实际上担任的是熙州钤轄，现在改为秦州钤轄。详情见七年十二月四日的注记。

皇上担心人们不肯尽心竭力地做事，王安石说：“陛下如果能完全看清人情，赏罚得当，人们自然就会尽心竭力地做事。”皇上说：“即使不能完全看清，

译但依靠赏罚也能得力。」王安石说：「如果看得透彻，就会全力去建功；看得少，就少去建功；看得多，就多去建功；如果完全看不出来，就没有人去建功了。假如说看得很透彻，如果不随之施行赏罚，人们也不肯去建功。」皇上论述周宣王时，没有不自尽全力来侍奉君上的，吕惠卿说：「宣王时只是这样罢了，还比不上周文王、周武王。」王安石说：「宣王兴盛时能够如此，等到他用心出现偏差，就出现了『我的朋友恭敬了，谗言却兴起了』的情况。善人君子正为动乱担忧得来不及，至于想到那些不遵循正道的人，于是起身行动，那么哪里还会有自尽全力侍奉君上的事情呢？这是同一个人的事情，前后却如此不同，这是因为用心应当没有偏差的缘故。」皇上说：「宣王尚且能最终做到考察牧养百姓，后世难道容易赶上吗？」王安石说：「宣王任用吉甫进行征伐，如果不是张仲在内朝辅佐，吉甫就无法成就他的功业。《诗经》称赞吉甫能够明智地保全自身，那么宣王的德行浅薄于先王，也可以知道了。」

译丙申日，枢密使□充兼任群牧制置使，提举修军马敕。

真定府路安抚司上言，禁山之地如果驱逐居住的人，反而更难防守，请求设置北寨主簿以及嘉佑镇巡检，派遣大使臣。朝廷批准了。在此之前，沈括上言说沿边禁地内的居民逐渐增多，没有办法稽查奸伪，请求禁止百姓居住。朝廷将此事下达给安抚司斟酌考量，于是有了这项请求。

知沅州谢麟上言，招纳溪蛮古、诚等州的二十三个峒，共二千七百一十九户，九千四百九十六丁，愿意每年缴纳课税米。下诏补授知州杨光富为右班殿直，杨昌进等五人为三班奉职。

又下诏雄州移文涿州，沈括回谢，不可以“审行商议”为名。在此之前，契丹想要将沈括的使节名称改为“审行商议”，涿州已经两次移文雄州，又在同一天移文称沈括趁着五月二十三日入朝觐见。皇上与辅臣商议，王安石说：“他们如果真的有争辩之心，就一定不会让沈括越过边界，等到改成了‘审行商议’的命令，才让沈括越过边界。现在同一天移文让他过界，就知道这件事并不坚决。假如他们想要沈括商议，只回答：‘奉旨回谢，不合预先商议。然而南朝本来就不想争夺小事，务必顾全大体，所以不计较曲直，割地给北朝。现在北朝却一定要审行商议，一定是顾念信义，不想没有名义地接受土地，只请派遣泛使，全部携带合证的文书来到南朝辩明曲直，希望早日了结。’因为契丹习惯于看到朝廷畏惧他们的泛使，所以每次说难免往复。现在明确允许他们来，来了有什么损害？”皇上认为正确。下诏雄州移文涿州按照王安石的话办理。不久又让进呈移文底稿，对王安石说：“他们如果真的派遣泛使来该怎么办？”王安石说：“他们以为我畏惧他们的泛使，现在显示我不畏惧，他们或许不派遣；显示我畏惧派遣，那么他们来就决定了。泛使对我有什么苦处而畏惧他们来呢！”皇上说：“来了之后傲慢不离去怎么办？”王安石说：“先前萧禧来，陛下两次打开天章阁议事，又接连派遣使者去商量地界，这是助长他们的傲慢。现在如果又派遣泛使来，等他们说一句就回答一句，如果不说就不语，或者不肯离去，就丰厚地供给馆舍饮食，依次移文报告契丹，他们也没有理由发怒，怎么能导致交战？然而边境探子多次说契丹想要传位给耶律浚，耶律浚好杀且不更事，恐怕被他们国家求取赏赐、追逐利益的臣子所诱惑，或许妄生边境嫌隙，不可不警戒，应该早作准备。”皇上说：“好。”命令只依照之前的移文指挥。王安石说：“之前的指挥雄州还没有发出移文，现在命令依照之前的指挥。因为雄州的机密事务从来都不严密，传闻契丹或许借此窥探我们，认为应该稍微改变之前的指挥，让他们无法揣测原因，只停止之前移文的意思。”于是改为说等沈括越过边界几天后就移文过去。《御集》：“前日拟定回复涿州的移文底稿，可以暂且留下再议。”这是闰四月十日。这一天，王安石在病假中，八日才进呈。这是根据日录。沈括有乙卯年入国奏请以及别录，记载使节事务颇为详细，应当参考删修，现在附注于此。四月三日甲子，沈括等人奏报沿边处置边事与现在的事体相妨碍的事，请求详细斟酌指挥等四项：“臣等现在有应当奏报朝廷旨意的事件如下。一，河东察访使李承之尚未回来，并且河东、河北、京东沿边官府或许有处置边事，其中有与现在朝廷派遣臣等前往那里以及差官划分地界的意理不同，却导致事体相妨碍别生事端，请求赐予详细斟酌指挥。一，现在所整理的地界图子，恐怕到了北朝，还有不清楚地形界至与臣等整理之处，请求出示图子指说。一，臣等到达北朝境外，或许有事节可以对他们当面整理，不知允许与不允许。一，北朝或许有别的商量，坚持要再次派遣泛使，以及想要与臣等一同来赴阙，不知允许与不允许。”四月二十日辛巳，又奏报：“申明在移文北界闻达萧禧密札内添入‘未完’二字。枢密院奏：‘据馆伴所申，随即备录第三次圣旨札子，请萧禧承接分位，翻译后却要退还。因为阁中使臣到驿馆，请萧禧习朝辞仪。馆伴使到达，随即下阶守候国信使习仪，那萧禧只在厅上倚柱站立。屡次派人请唤，不肯下阶习仪，直到三更二点，才索取归位。到第二天，也是坚决拒绝不肯习朝辞仪。间或蒙朝廷降到圣旨札子：‘已差沈括等充国信使，往北朝当面陈述分画地界事理。现在萧禧别无商量，如果要朝辞，就索取牓子，或者想要暂且留下，就丰厚管待。’移文给萧禧，才下牓子，请求朝辞，中闻。本院检会前两次所下以及现在的文字，萧禧虽然各曾将分位翻译抄录，担心回归后不能尽闻达，以及萧禧携带回国书中，虽然已略述大指，又担心北朝不知道本朝边臣长久以来凭用照证地界文字，以及萧素等从前来自住留滞，并萧禧在这里逐次降去圣旨文字，不肯承受朝辞原因，想要让沈括等将朝廷数次札与馆伴所文字等事项，等到到达北朝，备录给馆伴所，一一闻达。右中书、枢密同奉圣旨依’”

译上奏，札子与沈括等人。如今连同逐次文书，共三道札子，待沈侍读等人回来时缴纳枢密院。』熙宁八年四月十三日，臣等奉枢密院札子，命令沈括等人将朝廷数次札子与馆伴所文书等事，等到到达北朝后，详细记录交给馆伴所，一一传达。臣等审看第四次圣旨、札子，其中一节称萧禧次日也是坚决拒绝不肯学习朝辞礼仪，间或蒙朝廷降下圣旨札子：『已派遣沈括等人充任国信使、副使，前往北朝当面陈述划分地界的事理，如今萧禧没有别的话商量【九】，如果要朝辞，就索取牓子【一○】，或者想要暂且留下，就丰厚地招待。』将牒文交给萧禧，他才开始下达牓子，请求朝辞。详察此语气势，是萧禧因为看见朝廷已命令臣等前往北朝当面陈述划分地界的事理，不再与萧禧商量，才开始朝辞。臣等到达那里，恐怕北人一定要就臣等另外索要划分地界的文书。臣等虽然再三开导陈述，但因为发出的札子内都不见次日因萧禧不肯承担第三次圣旨，才命令臣等前往那里当面陈述，后来也不见因萧禧已接受了文书，却改派臣等作回谢之意。北人必定坚持牒文中的意思，到时候难以口头争辩。加上发给涿州的文书内，也只说萧禧已回，改派臣等充任回谢使、副使，也不说因为萧禧已接受了划分地界的圣旨文书，说没有别的话商量，才开始改派的意思。臣等请求在上件缴奏札子内『亦是』二字下，添入『要退还上件圣旨札子九字，于『方始』二字下，添入『受了圣旨』四字，以使文理完备。」贴黄：「臣等近来曾考虑，北人如果言语礼意恭顺，那么疆界之事已是了结，恐怕因为发给馆伴所却有酬答，引起端绪，牵连不断。臣等屡次曾开导陈述，如今蒙降下指挥，命令详细记录发给，更再三奏请，那札子内郄不说次日还互相退回第三次圣旨，便说命令臣等前往那里面议。因为萧禧因为看见朝廷已派臣等前往那国面议，于是便出发，才出发就改作回谢，乃似萧禧命令去【一一】，深虑北人另生辞说。如今既是发给，希望允许依前项奏陈，添入萧禧不肯承受第三次圣旨，才命令臣等前往那里面议，后来萧禧已承恩受了圣旨，才改臣等作回谢。这样则文意才完整，派遣使者的名义也正当，伏乞详察指挥。又北人如果有上项辞说，臣等虽然仔细说与当初因为萧禧不肯承受第三次圣旨，才派某官等来北朝商议，后来萧禧已接受了圣旨，更无可商量，于是改臣等作回谢。因为如今发给的札子内却没有如此意度，私下忧虑北人只凭文字，不肯信臣等口说，坚持萧禧已收了第三次圣旨，只是未朝辞，朝庭更派臣等前往那里面议划分地界的事理，即显是第三次圣旨外，另有划分地界文书，如果不修令意完整，恐怕必定坚持有求索。如今臣等已在路上，无由面奏仔细，须至再白委曲敷陈，伏望圣恩深赐详酌，特降指挥。」闰四月七日戊戍，又奏：「请求将四月二十九日辛卯枢密院札内一节分明札与雄州，命令回复牒文北界事。查检近来奉北界涿州牒文雄州，称西陉寨、黄嵬山，天池子一带尚有占据，及说无可商议，因为长久以来都系当界地分，元初被南界将领自变量十兵众强来占夺，若是这起不再商量定夺了当，以后终须难绝往复。即日却称改派沈括等人充任回谢国信使、副使，必虑相次到阙，别有推托缘故，不肯商议，转致迟延，仰燕京留守指挥涿州赍牒雄州，迅速传达指挥。已派国信使、副使，等到到阙日，准前圣旨审行商议。那北界又在四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两次移牒雄州，催促进回报【一二】。那二十九日牒文内，仍称本来牒到国信使，副使今月二十一日到北京，公文内依前改充任回谢国信使、副使。臣等虽然奉四月二十九日枢密院札，奉圣旨命令沈括等人如北朝说及黄嵬山等处地界不系划分，更要商量，则回答以南朝本为二国通好年深，不想以疆场细故有伤事体，所以有此划分，若北朝还以此为言，必定是不想无名受地，须归理会。这样也很好。然而某差来回谢，其它商量，断不敢参与，只请北朝另派横使，并尽带着实文据，往南朝逐一理会，以便速得了当。臣等详察北界屡次行文公文，必定须要看见雄州回报如何，才令臣等过界。如今有下项短见，谨具奏闻如下。一，如果雄州不与回报，或者虽有回报，内称只是回谢，更无可商量，恐怕北人不肯令臣等依例过界，臣等必定直接在雄州等候，万一迟留大段日久，到时候须有处置，如果令只在边上伺候，又因为突然没有期限，下面如何收结，

译如果退回朝廷后再来商议如何处置，预先已有定论，恐怕日复一日，逐渐陷入困境，难以挽回更改。其一，如果回报北界说已令臣等商议，又因疆界已定，实际上无可商量；既然说了商量，北人必定要求有果决的言语，臣等若坚持旧说，则北人必定说圣旨如今令商议，臣等却只坚持旧说，即是与圣旨不同；如果只以如今的圣旨来回答，又恐怕被怀疑是臣等推托拖延的言语，也不符合应当商议的二字，必定认为臣等吝惜恩旨，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必定导致多方索取。以上谨按前述情况陈述。臣等审看代州地界，如果只以萧禧带去的文书作为可以移改的依据，则恐怕更难令其审慎商议；如果不给予回报，或者说再无商量余地，又恐怕北人不接纳使者。如今涿州公文称遵奉北朝圣旨，恐怕在事理上必须给予回报。除朝廷另有处置听候朝旨外，如果只依萧禧带去的事理，恳请将四月二十九日枢密院札子中请求北朝另遣横使，并携带确凿文据，到南朝处理，以便迅速了结一事，明确札付雄州，令其回报北界，恐怕也无妨碍。虽然所受圣旨令臣等如北朝提及黄嵬大山等处地界未划定，更要商量，如今说出上述言语，是因为如今北界在十月内三次发牒来商议，日后只会更加深入，必定没有不提及的理由。如果等到臣等过界后才说，即与发牒去的事理无异，只是避免在边界互相纠缠往复。如果下面不免要更改，即恐怕更伤大体，费力收拾。伏望朝廷审慎详酌，早日下达指令。贴黄：臣等如今有此浅见，是因为到边境所遇之事，正与本职相关，必须委曲陈述奏请，伏望朝廷详察。又如臣等最近到雄州，体察得知北人在巡马界口铺之类地方，多般生事，虽未必实欲作乱，私下忧虑旷日持久，事端转多，彼此无法控制，另起争竞，伏乞早日察知事机，深切详处。又如北人逐次来发牒，雄州各实时奏闻，臣等担心因近降到圣旨文字，请求知会臣等审看，如果事理完备，即暂且拖延回复，等候臣等此状回降朝旨施行，恳请早日赐下指令。按沈括等此奏，则原本差遣沈括等报聘，令往北朝当面陈述分划地界事理，大概未曾以回谢为名，等到萧禧辞别，才改称回谢，不知最初以何名义入衔。实录在三月二十一日癸丑即说差遣沈括回谢，似乎不符合事实，今不敢便凭沈括等奏请另修【一三】，姑且附注于此，更须详考。别录又载：杨宜戒说：「地界未了，侍读、馆使必定要另带南朝圣旨来，此事必须了结。如今是圣旨宣问，不可隐瞒。况且前来的文书，都说差来审慎商议，兼令携带照证文字来北朝理辨，如今必须带得照据文字来。」沈括回答说：「南朝原本差遣审慎商议，后来改作回谢，屡次有公文关报北朝。照据文字原本曾承受得到，后来改回谢后，朝廷却全部取走了【一四】。」其详情具注在六月二十二日壬子。

译又诏令三司，详细列出在未设置熙河路买马场之前，每年购买马匹所需的钱物数额是多少，由哪个官府负责筹办，自从用茶马贸易购买之后，这些钱物是如何封存备用的，申报中书省听候旨意。后来没有见到如何指挥的记载。

皇上批示：“河东地区近来多有盗贼，动辄聚集成群，可以专门命令经略司、察访司仔细查访核实。都同巡检中如果有疲弱懦弱、不能得力的人，迅速从监当官中挑选人员，暂时调换。事情办完后上报。”这是根据《御集》记载的。

知邓州、翰林侍读学士滕甫改任知润州。滕甫遭遇父亲丧事，未能成行赴任。

丁酉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暂代西京留司御史台判官司马光提举崇福宫。

诏令考核合格的刑法律令人才中，上等七人差遣担任法官，其余人按资历由堂除差遣，免除考试，京朝官则比照类推给予恩赏。

戊戌日，知岷州张守约上言：“蕃部归附朝廷，应当给予茶彩作为赏赐，臣考虑到他们缺乏粮食，用麦子代替茶彩发放，应当承受专断擅行的罪责。”皇上诏令赦免他。

己亥日，皇上批示：“听说赵州修筑城墙，服役的士兵生病的已经六百六十多人，外地难以得到医药，虽然督役官员抚恤周到，但实际上对死者没有帮助。可以派遣内侍赐予夏季药品，并命令翰林院选派医官乘驿马前往那里诊治，赐予特支钱有差别。”又批示：“广南东路因为瘴气瘟疫，近年屡次失去监司官员，新任转运判官宋球请求增派医学官邢慥，应当准许。”

御史盛陶请求外放，邓绾上奏说盛陶资质端正谨慎，始终如一，请求甄别提拔。皇上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了，王珪说：“吕惠卿刚才改口说资质颇为邪恶，始终如一。”王安石说：“邓绾作为国家的司直，他议论事情如此，哪里只是尸位素餐而已。”皇上说：“邓绾，在两制任职还可以。像文彦博，任用待遇更重，却举荐刘庠，屡次陈述正直的言论。要整治这类事情，不可胜治。”王安石说：“陛下欺骗群臣，臣等必须力争，因为这是危害天下的缘故。群臣欺骗陛下，陛下难道应当容忍吗！”皇上说：“不虐待孤立者而畏惧高明者，是极难做到的事。”王安石说：“上天讨伐有罪的人，上天叙录有德的人。陛下没有私心，只是奉行上天的作为罢了，有什么难的？况且任用职位重，待遇优厚，那么责备尤其应当厚重。”韩绛说：“房玄龄、杜如晦有小过失，必定在朝堂上惶恐谢罪。”王安石说：“充任大臣，如果有小过失，或许可以宽容，如果欺骗蒙蔽，就没有可以宽容的道理。”皇上说：“像苏轼等人被朝廷废黜，都深知他们欺骗，然而奉命出使的人回来就称赞推荐他们。”王安石说：“奉命出使的人称赞推荐这类人，就是被群邪所喜欢，群邪喜欢就少有诽谤议论，少有诽谤议论陛下就认为奉使胜任其职。如果正直言论，就被群邪所厌恶，群邪厌恶就多谗言诬告，谗言诬告多陛下怎能不怀疑？又奉命出使一路，怎能没有小过失？因为他们的过失上报，考核有实据，就无法逃脱罪责，这就是不敢不邪恶，以免被群邪诬陷的原因。”盛陶不久外放为签书随州判官。盛陶担任随州签判，根据盛陶本传。十四日王安石说这些话。

庚子日，任命龙图阁待制曾孝宽兼任河北西路察访司事。这是因为沈括出使契丹的缘故。

壬寅日，睦州司法参军练亨甫担任崇文院校书。这是由御史中丞邓绾、知杂事张琥推荐的。

知制诰沈括进献《熙宁奉元历》。诏令晋升沈括一官，司天监官吏晋升官职、赐予绢银有差别。起初，仁宗朝使用《崇天历》。到治平初年，司天监周琮改撰《明天历》施行，监生石道说未经测验，不可使用，不被听从。到熙宁元年七月望日，天将亮时，月亮在东方发生食，与历法不符，于是诏令历官杂候星晷，重新制造新历。经过五年冬天，日行余分大致具备。恰逢沈括提举司天监，说淮南人卫朴通晓历法，召卫朴到京城，五年九月召卫朴。说：“《崇天历》节气落后于天象，《明天历》朔日落后于天象。又《明天历》朔、望的小余常常多二刻半以上，大概是创制历法时只求朔积年数小，减少闰分导致的，所以推算日月交食粗略。《崇天历》以熙宁元年交食，比《明天历》精密，然而只是看到朔法而已。用皇佑三年九月癸酉的日影与十二月甲辰参较，相差一寸一分，取一半，用日法去除，得到节气落后五十三刻，其失误都在于置元不当。”诏令卫朴改造，自己用自己的学问来做，比《明天历》朔日减少二刻。历法完成施行，赐予卫朴钱一百千。到绍圣初年，又改历法。元佑六年三月，吕大防进献神宗实录，在这里说施行至今，大概是指元佑六年。绍圣三年进献神宗实录，则二年已经使用《观天历》了。绍圣史官务求更改元佑，唯独遗漏这里，现在改“至今”作“至绍圣初，又改历。”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甲申，沈括奏请应当参考。旧纪在四月甲申记载颁布历法，现在不采纳。

提点秦凤等路刑狱郑民宪上言，在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引洮河水，沿着东山直北通流下到北关，又自从通远军熟羊寨导渭河水到军中灌溉田地，请求招募民夫开修。诏令郑民宪相度，如果可

译修筑堤坝，随即招募京西、江南一带的堤坝工匠前往。

译下诏增加雄州归信、容城两县弓手私人马匹的草料和豆料，以及七分的供给。这是采纳了沿边安抚司的请求。

赐给都大提举疏浚黄河司的勾当官李公义、内侍黄怀信淤田各十顷，以赏赐他们疏浚黄河的辛劳。

下诏京城内的酒户目前拖欠三司粜米场的钱款，宽限半年缴纳。

癸卯日，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宫使张芳平改任永兴军知军。张方平请求免除宫使职务，请求调任近郡，等到有了这道任命，他仍以疾病为由推辞，下诏让他依旧供职。后来，皇上打算任用张方平为枢密使，已经批出文书，王安石准备执行文书，吕惠卿扣留了文书说：“应当等到晚上集会时再商议。”于是私下对王安石说：“张安道入朝，必定对我们这些人不利。”第二天，再次进呈给皇上，这件事就停止了。司马光在《记闻》中说这件事发生在熙宁八年五月，现在附记在张方平辞任永兴军之后。查考陈升之在闰四月四日罢免枢密使，皇上打算任用张方平，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定不是在五月，还需要详细考证。

权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说：“省、府、寺、监、铨院等地方，过去没有句朱簿的，请求设置簿册，并选派官员每员分管两三个地方，每季度或每月索取检查。如果事情合理可行却故意拖延，文书没有妨碍却繁琐地追缉逮捕，或者拖延时日而不立即完结，或者应当执行却不向下传达，以违反制度的罪名治罪。”下诏中书、枢密院索取各处滞留事务听取旨意。后来只有三班院稽留拖延，于是弹劾了他们。

下诏将秦凤路正兵二万二百余人，加上弓箭手、寨户、蕃兵二万四千余人编为四将。副都总管燕达担任第一将，钤辖康从担任副将；贾昌言担任第二将，熙河路训练军马的王振担任副将，兼做准备策应。熙河路仍然让燕达提举。都监白玉担任第三将，熙河路蕃汉都巡检李师古担任副将；都监刘昌祚担任第四将，阶州驻泊都监皇甫旦担任副将。这是采纳了经略使张铣的请求。五月四日划分环庆路四将。七月二十八日划分泾原路五将。

甲辰日，下诏雄州进士焦渥授予判官、司、主簿或县尉的试衔。这是因为河北东路察访使曾孝□说焦渥陈述的边防策略值得采纳，召试舍人院成绩中等，所以如此。

下诏河北两属户借用的常平仓谷物免除利息。

权发遣环庆路经略使范纯仁说：“过去陕西敕令规定弓箭手、百姓不允许典买租赁蕃部的田土，到了熙宁编敕则不禁。我现在体察访问环、庆州各城寨的属户，去年因为灾荒，大多将田土典卖给了蕃部，担心逐渐典卖给汉人。因为熟户以耕种为业，恐怕田土卖尽后，就没有眷恋之心，以至于逃跑背叛作乱，紧急时难以召集。请求从今以后陕西沿边属户蕃部的土地，只允许典给蕃部，立契不得超过三年。”下诏与夏国交界的地方，使用陕西一路的敕令，其余使用编敕。

录用光禄寺丞□辛的儿子损为郊社斋郎。这是因为□辛任太平州通判，外出视察广济圩溺水而死，所以如此。

乙巳日，各县有保甲的地方已经罢免户长、壮丁，一并罢免耆长。用罢免耆长、壮丁的钱招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隶属保正，主管承受本保的文书。乡村每十户到三十户主户轮流出一名保丁，充当甲头，主管催征租税、常平仓、免役钱，一税一替。保甲内被盗，五十天没有抓获，平均出赏钱，窃盗不超过二千，强盗不超过五千，贫户免除缴纳，如果保甲内自行抓获，用役钱代给。凡是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务，责成都副保正、大保长管理，都副保正参照旧耆长，大保长参照旧壮丁。法律尚未设立保甲的地方【一八】，编排完毕按此执行。二十三日皇上询问此事。七年十月辛巳日应当考证。司农说保户平均出赏钱的事，皇上对王安石说：“既然出钱免役，又出赏钱怎么样？”王安石说：“赏钱向来不因役而出，加上每户出钱，一伙强盗不过六十，窃盗不过三十，贫乏的又免除，没有什么痛苦，比起旧法人情必定喜悦。”皇上说：“利害加于天下，极应当审慎。”王安石说：“固然应当如此。”另一天，皇上又打算用役钱代替赏钱，并且说：“二百五十家共同承担责任不对，应当让二十五家平均出钱，宁可厚待也不伤害，这也是为了惩戒他们。”王安石请求按照圣旨施行，但不可太厚。这是根据《日录》乃是六月十二日的事，现在一并书写。

知黔州、内殿崇班张克明说，统领思、费、夷、播四州，又新登记蛮人部族不少，语言不通，习俗各异，如果一概用敕律治理，恐怕必定导致惊扰，请求另立法规。下达详定一司敕所，请求黔南獠人与汉人相犯，按常法论处；同类相犯，杀人者罚钱从五十千，伤人折二支以下罚从二十千到六十千；窃盗按所盗数量罚两倍，强盗按所盗数量罚两倍；所罚钱允许用畜产器甲等物计价抵当。听从了。

中书说户房比较陕西盐钞的利害及确定条约八件事：“买钞的本钱有限，出钞过多，买不完，那么钞价就减贱，以及抬高籴价，支出实盐，前日西盐就是这样”

译因此，发行盐钞必须设定限额，这是第一点；虽然发行盐钞有限额，但入中商人若想变现而官府不予收购，就会受到兼并者的压制，导致盐钞价格依然下跌。况且边境若有紧急军情，盐钞也不得不大量增发，所以必须设立市场以平价收购，这是第二点；和籴军粮的费用出自本路，购买盐钞的钱款出自朝廷，所购买的盐钞如果全部卖出，就没有额外耗费；如果卖不完，就予以销毁。即使已经转运到边境，这也是朝廷额外资助本路的经费。那些已销毁的盐钞，应当从应拨付给本路的钱物中扣除，这是第三点；旧盐钞因为官府失于收购导致价格下跌，商人已经从中获利而官府亏损，不妨由市易司按市场价格收购，这是第四点；如果只命令市易司减价收购，而不设立市场以实际价格平抑，那么一张盐钞对应一席盐，所得粮食只值其一半，这就暗中损害了盐价。如果官府减价收购殆尽，固然没有害处，但因为官府规定了收购价格，商人往往抬高价格，自然难以收购殆尽，近日收购盐钞的情况就是如此。官府收购一分，私人收购九分，那么所折损的盐价，商人拿走了九成，而官府只收到一成。所以不能因为低价收购盐钞的缘故，就废除按实际价格收购盐钞的法令，这是第五点；收购盐钞的市场既然以实际价格收购殆尽，那么其他州军在紧急情况下减价出售，所减的数额也不会太多，此前东南盐的情况就是如此。市易司虽然按市场价格收购，获利不多，只会助长虚估的弊端，所以新盐钞不需要收购，这是第六点；旧盐钞的额度，按中等年份计算，每年发行一百六十六万缗。现在虽然计划一年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但熙河路自有盐井，使用解盐极少，即使盐禁严格，也必然不能突然增加五六十万缗，恐怕各地积盐数量过多，不能立即作为民间用盐的实际数额。此前虽然确定了三百万的额度，但因为规定了各路的数额以及各有封桩数额，只是为了熙河路的费用尚未确定，况且现在又有交子，所以在实际卖盐数额之外，不需要过度设立数额。如果各地缺盐，自然可以命令市易司在收购盐钞的市场，依照商人的例子用盐钞请领盐自行出售；即使不这样做，商人也一定会在官府市场购买盐钞，那么各地就不会缺盐，也不会被私盐侵夺，这是第七点；西盐钞因失于收购，导致有虚估的弊端，近来官府以低价收购，民间也以低价收购，现在永兴路收购盐钞的市场如果一次性全部收购，就是用实际的钱购买民间低价囤积的盐钞，所购买的新盐钞却导致缺钱，应当规定日期收购。两路实际卖盐二百二十万缗，又增加熙河一路，如果只给一百八十万缗的盐钞，那么自行支用费用就不够；如果同时支用旧盐钞，那与发行盐钞有什么区别？然而因为增加虚估的费用，不如只以当月的盐钞数额设立额度，却设立市场出售盐钞作为飞钱更为便利，这是第八点。现在请求永兴、秦凤两路共同设立二百二十万缗为额度，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缗，秦凤路为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缗，其中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缗。选派官员监管永兴军收购盐钞的市场，每年支取转运司折二铜钱十万缗购买西盐钞。钱有剩余则封桩听候旨意，依照在京市易务赊请的法令，招募人赊购盐钞进行变易。如果民间盐钞数量稍多，所购买的盐钞难以变易，就大字书写“不用”二字送交解池，对照原来缴纳的递牒予以销毁，从在京应当拨付各路的钱物数额中扣除。自今年五月十五日后发行的盐钞，由本场购买；十四日以前发行的盐钞，听任市易司以市场价格购买。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凡是通商的州军，在京西的称为南盐，在陕西的称为西盐，如果是禁地则称为东盐，其详细情况记载于天圣八年十月。《食货志》记载：八年，中书省上奏户部比较陕西盐钞的利弊及立法八事，说：“购买盐钞的钱有限，发行盐钞过多，买不完，那么盐钞就贬值而粮食就昂贵，所以发行盐钞应当有限额，这是第一点；虽然限额发行盐钞，商人想换钱而官府不收购，于是被兼并者压制，那么盐钞价格就下跌。而边境有急事，盐钞难免大量发行，所以应当设立市场平价收购，这是第二点；和籴军粮出自本路，购买盐钞的钱出自朝廷，盐钞卖不完就销毁，而钱数转运到并边，应当不计入本路的常规费用，这是第三点；旧盐钞因失于收购而贬值，商人已经私吞了利益，市易司应当按市场价格收购，这是第四点；市易司减价收购，而官府不以实际价格平抑，那么一张盐钞对应一席盐所得粮食只值其一半，这就暗中摧抑盐价。现在官府减价收购，商人往往抬高价格，买不完，那么官府买一分，私人买九分，所以按实际价格收购盐钞不可废除，这是第五点；既然以实际价格收购殆尽，那么其他郡县即使有急事，自然也不能多减。市易司虽然按市价收购但利润微薄，只会助长虚估的弊端，可以不买新盐钞，这是第六点；旧盐钞额度按中等年份计算每年发行一百六十六万缗，现在虽然每年增加额度为二百二十万缗，而熙河路有盐井，不依赖解盐，怎能突然补足新额度？恐怕民间只是多积盐，怎能实际使用这个数额。请在实际卖盐之外，不要过度设立数额。如果需要盐，应当命令市易司用盐钞请领盐出售，而商人也将在官府购买盐钞，私盐未能趁其匮乏，这是第七点；近来官府以低价收购盐钞，民间价格也低，现在永兴路收购盐钞的市场如果全部收购，那么就是耗费实际的钱购买民间低价囤积的盐钞，而新盐钞的价格，反而有缺额。既然增加了熙河路的费用，那么一百八十万就不够，应当确定购买。两路实际卖盐二百二十万，以应当使用的盐钞数额设立额度，设立市场购买盐钞作为飞钱更为便利，这是第八点。现在请永兴、秦凤两路共同设立二百二十万

译【二二】作为定额，永兴路为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为一百三十八万五千，其中熙河路为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派遣官员购买盐钞，每年支取转运司的钱十万缗，用来购买西盐钞，又采用市易务的赊请法，招募人员赊购盐钞进行变卖交易；如果民间盐钞过多而滞销，就送往解池销毁。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正史删修实录，有时只依据正史。

译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李师中去世。王安石说李师中尽心奉公，敬畏法律，勤勉办事，虽然见识不高，但像他这样的近臣很少，认为应当加倍赐予赙赠，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这是根据十七日的记录，不知道具体是如何赙赠李师中的。

皇上谈论唐太宗能够接受臣子冒犯威严的直言规劝，王安石说：“陛下也能接受臣子冒犯威严的直言规劝，这是臣敢于进言的原因，不然，臣岂敢忘记明哲保身的道理？唐太宗在践行道义方面非常不修洁，陛下修身却与尧、舜没有不同，然而陛下不能使群臣都忠诚正直、敢于进言，是因为分辨是非曲直、判定功劳罪过不如唐太宗的缘故。比如程昉在河北尽力办事，朝廷拨给三万贯钱修桥，结果用这笔钱修完桥后，又修建了官署和营房，当天就勒索房钱八百文；又购置木材花费三万七千贯；所开凿和堵塞的河道四处，除漳河、黄河外，还有灌溉淤田及退出的田地四万多顷，自秦朝以来水利的功绩，没有比这更显著的。按法律论处，十顷地应升迁一级官职，那么程昉即使升迁四十多级官职也可以。结果把几处的功劳合并只升迁一级官职，又命令他与韩宗师一同免除罪责。仅这一件事，淤积田地四十顷，退出田地两万多顷，却以无罪为由命令他与韩宗师一同免除罪责。陛下免除韩宗师的罪责，已经是委屈了法律，再压制程昉，这是什么政事？臣担心不仅今天天下人非议，记载在史册上，臣担心后世有人以此议论圣德。”吕惠卿说：“当时早就给程昉升迁了一级官职，只是因为盛陶强行弹劾不停。”王安石说：“程昉有如此功劳，应升迁四十多级官职却只得到一级，还冤枉地命令免除罪责；盛陶前后欺瞒朝廷不止一次，迹象明显，却让他获得堂除差遣，不知陛下考虑这件事认为妥当吗？陛下常认为欺瞒之事难以分辨清楚，清楚就可以执行法律。像盛陶前后欺瞒，我推测圣明的鉴察洞察万物实情，必定也不认为盛陶的欺瞒是不清楚的。”皇上笑着说：“台谏官员只有获罪贬退，没有奖赏，近来都没有人可以担任。”王安石说：“发表公正言论则害怕被猜忌嫌恶，发表邪说又中书省必须争辩是非曲直，陛下也未必听从，这就是困难的原因。不知道唐太宗时，人们也害怕担任言事官吗。”闰四月八日，盛陶请求外放，可以考证。韩宗师弹劾程昉，在七年正月末。

丙午日，下诏从今以后知谏院官员编入两省班列。当时同知谏院范百禄编入两省班列，御史台阻止他，范百禄上奏说：“谋划政务，必定要在其职位上。现在的修起居注，行使起居舍人、起居郎的职责；直舍人院，行使中书舍人的职责；同知谏院，行使司谏、正言的职责。本朝两省官员不必是正式员额，只要行使其事，必定确立其班列，用来明确职分而激励官守。现在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则编入两省，同知谏院则排斥而不参与，希望下诏有关部门裁定为固定格式。”所以有了这道诏书。

丁未日，下诏先帝潜邸逐渐营建一座寺庙，每年给予三百张度牒，作为土木工程的费用，等到七年后再听候旨意停止给予。

赐大理寺丞欧阳发出身进士。欧阳发是欧阳修的儿子，因为三司使章惇推荐他有史学才能，请求特别加以奖赏提拔，安置在文馆，所以有了这道命令。皇上趁机问欧阳修所写的《五代史》怎么样，王安石说：“臣刚读了几册，其文辞大多不符合义理。”皇上说：“用义理来要求，那么欧阳修只做到这样：每卷后面的论说都称‘呜呼’，这是事事都可以嗟叹啊。”新本从“皇上趁机问欧阳修”以下都删去了。

下诏罢免太原等监。依照罢免河南、河北监牧的指令，河东监牧令、提举开封府界诸县镇事务蔡确，河北监牧令、都大提举黄河、同管勾外都水监丞程昉专门负责彻底办理。四日后，蔡确与程昉一同被罢免。七年二月四日，废除东平监。今年九月二十五日应当一并考核。

知河州、集贤校理鲜于师中说，州界有可以兴修水利的地方非常多，请求转委权钤辖、引进副使李浩审查估量兴修。听从了他的建议。

戊申日，下诏京西路招募教阅忠果军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定额，唐州、邓州各三指挥。

又下诏武臣已有试换文资的法律，从今以后不允许臣僚举荐换授。

中书上奏解盐通商地区县镇寨城的条约，下诏颁布。

下诏五路沿边通判，委托中书不拘资历顺序选任派遣。

己酉日，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请求给予行移文书视同各路提举常平官。五月十一日，考察占地淤田。司马光记闻：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都食用解盐，益、梓、利、夔四路都食用井盐，河东食用土盐，其余都食用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府不再专卖。熙宁年间，市易司开始专卖开封、曹、濮等处及利、益两路，官府自己运输解盐售卖，那些利、益井盐，等官府没有解盐时就允许自行售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求专卖河中、陕、解、同、华五州的盐，官府自己卖盐，加重其价格。百姓不肯买，于是按百姓每日购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多少来定差额；有卖私盐的，允许百姓告发

译加重赏赐的钱款，用犯人的家产来充当赏赐；官盐吃不完，留到隔夜，就按私盐法论处。于是民间骚动怨恨。盐钞的旧法，每席六缗，到这时二缗有余，商人不再运粮入边，边防储备失去保障，朝廷对此产生疑虑，于是下诏让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朝商议此事。皮公弼极力陈述其不便之处，有旨意让他与三司商议，三司使沈括因一向附和王安石的意思，说张景温的法令可行，现在不可更改，不敢完全陈述其错误，虽然没能驳倒皮公弼，却另外写了札子，称：“根据张景温的申报，官卖盐每年获利二十多万缗，现在如果通商就会失去这笔利益，请再次请示圣旨。”皇上又让皮公弼商议，皮公弼分条陈述确实没有利益，于是罢免了开封、河中等州以及益州、利州等路的官卖盐，只有曹、濮等几个州实行张景温的法令，益州、利州卖解盐。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沈括应对的话语可以考证。按：《司马记闻考》的按语有不合之处。张景温是在八年四月提举卖盐，而不是九年；官卖盐，根据九年二月十七日和四月二十八日的申请，不只是河中、陕、解、同、华五州；沈括在八年十月担任三司使，十年七月罢免，王安石在八年二月癸未日再次拜相，九年十月丙午日罢相，从九年十月到八年二月，并没有看到罢免开封各县及河中等地卖盐的记录，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书省只是请求将唐、邓等二十处通商，而河中、陕、同、华等州、府界各县，仍然官卖盐，直到十年三月十六日，才允许府界十一县、河中、陕、同、华界、河阳六州府通商，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实录》、《会要》也没有记载，是因为皮公弼的建议，更须详细考究。如果益州、利州的解盐不许通商，则始于刘佐，事情发生在九年四月；周尹请求罢免官卖、运销解盐、开通两路盐禁，在九年十一月。

译御史陈睦上言说：“正值盛夏时节，希望陛下严令各道监司分赴郡县，查审冤狱，决断囚犯。如果官吏不足以治理狱讼，或者随意苛待禁闭无罪之人、侵害善良百姓，就应当弹劾惩处他们。”

诏令武臣中担任遥郡刺史以上官职，曾经历任五路路分钤辖，不因为体量；以及有战功曾经转升资历，历任路分都监以上差遣，不依据官资，听任他们申请外任宫观。

这一天，韩琦上奏请求暂缓预买绸绢，赊买、借贷粮食；暂缓征收赋税，现在虽然有的地方收成七分，但必须拖到五七年才能送纳。王安石对韩绛说这不可行，韩绛说：“百姓缴纳不起，必须加以体恤。”等到进呈给皇帝时，王安石说：“近年以来，方镇、监司争着以体恤百姓为事，以此迎合朝廷旨意，仓库不足，就接连请求朝廷应承。比如预买绸绢，自祖宗以来，未曾暂缓，去年李稷才请求暂缓，朝廷因而也顺从了他。如果说灾伤，自祖宗以来，难道不曾遭遇灾伤吗？又赊卖银绢，本是因为配买伤害百姓，于是让他们提供抵押，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然也曾遭遇灾伤，不知曾暂缓预买吗？不知曾配卖银绢吗？先前配买，一户有时陪钱数百贯，没有灾伤暂缓的指令。现在取人情愿赊买，不知为何却必须拖到五七年送纳。”皇帝想下诏让监司体量斟酌，王安石说：“近年监司只以讨好百姓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是李稷、□审礼、韩宗道，李固已擅自暂缓预买，□审礼、韩宗道也必不肯违背习俗，只怕他们过分借贷以讨好百姓。现在方镇心意必定不肯因为用度不足而急迫百姓，况且体恤百姓，固然是美名好事，人臣乐意为之。然而像近年，上下大小争着以此为事，不再有囤积膏泽的人，恐怕国家用度不继，缓急之间却不免刻剥百姓。比如去年体量放税，损失太多，只是助长侥幸，何名体恤！从前苏秦游说齐国厚葬以明孝，高筑宫室以明得意，用破败齐国。现在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能不察。”皇帝说：“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连年饥荒，正是他所愿的。先前访以此事，竟说必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王安石说：“韩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节对待他可以，若与他计议国事，这就是所谓启宠纳侮。”皇帝说：“起初也不料韩琦用心如此。韩琦曾对使者说：‘先帝，是我所立；陛下，是先帝儿子，做得好，我便面誉，做得不好，我也负惭愧。’”因而称引郭子仪之事，代宗以为忠顺。这段据王安石日录。论韩琦处当是托辞，如陈瓘所言也，今具载之，再考详。四月十七日，王安石已论放税，专斥冯京，可参照。

庚戌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宝文阁待治、河东路察访使李承之任瀛州知州。李承之辞谢不去，不久任命为同群牧使、判兵部、纠察在京刑狱。李承之改命是五月一日，今一并书写。十二月二十四日，仍任延州知州。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又自延州任都检正。蔡承禧云云可考。

诏令各路靠近河北的州县，让百姓在河北输税，以补足定州军储；其借过的税数，令市易司在本路籴还。起初，市易司上言：“奉旨籴定州军储，数量多，谷价因此增长，请求移大名、澶州、辅郡夏秋苗税到那里，以便搬运。”既下开封府、京东西路询问地理远近，未报，而皇帝批：“三月中，市易司奏乞移大名、澶洲、辅郡夏秋苗税与本司现籴谷兑换，往各处封桩，以便搬运，及免并买价高之患，至今都不给指令，可检原札子进呈。”于是，中书计移近河北州县税数，可得到十万余石，遂从其请。九月十二日，吕嘉问谓吕嘉问不能办此，可参考。

皇帝批：“诏定州路，自春末至今缺雨，夏秋谷麦无望，令知定州薛向亲往北岳祈祷。”

壬子日，召辅臣在后苑观麦。

修废营六为马军教场，隶属殿前马军司。

诏：“听说永兴等路亢旱，令转运司访名山灵祠，委长吏请祷。”

知岷州张守约请于古城西五里修筑岷州城，诏听旨兴工。不久下高遵裕相度，遵裕请于旧城西白草原建筑，城围二千步，从之。

赐右羽林军大将军、秀州团练使，世居死，翰林祗候刘育陵迟处决，试将作监主簿张靖腰斩；司天文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都编管湖南；大理评事王巩追两官勒停，瀛州知州、祠部员外郎、天章阁侍制刘瑾落职，任明州知州，前翰林侍读学士、礼部侍部滕甫落职，候服阕与任知州。世居子孙贷死、除名、除属籍，隶开

译封府官舍监禁，供给衣食；妻女、儿媳、孙女，一并度为禁寺尼姑；兄弟一并追夺两官勒令停职，伯叔兄弟之子，追夺一官，停止参选。刘育的妻子儿女被发配到广南，成为军员的奴婢。张靖的父母妻子，杖责后发配广南编管。大宗正司宗旦等人弹劾罪行上报。世居及其儿子令少、令喾，名字去掉“世”字、“令”字，孙子五岁以上听任生母或乳母在监禁处抚养，五岁以上听候圣旨。差遣御史台推直官监押世居到普安院，将其缢杀，中使冯宗道视察世居的埋葬。刘育、张靖都因与李逢等人结谋不轨获罪，李彪将星辰行度图给世居，李士宁收藏刻龙刀并与世居饮酒，李甫瑾与世居书信往来，李巩听到徐革言语涉及不顺而不告发，都是特别判决。徐革，五月十七日才判决。

译在此之前，范百禄进言说徐禧议论滕甫的事情过于严苛。皇上对王安石说，滕甫不应该被调任到邓州，滕甫原本没有罪过，是因为徐禧进言的缘故才调任的。王安石说：“滕甫调任邓州时，臣还没有到任，不参与这项议论。然而滕甫是奸邪小人，陛下如果将他废弃在乡野，那是升降官员符合帝心。现在让他安抚一路，而他的妻弟在辖区内谋反，怎么能没有觉察的罪过呢？况且因为妻弟谋反的案件在他的辖区，将他调任到其他路做安抚使，对于公议有什么损害，有什么不允许的呢？”皇上说：“如果明确他平生的罪状，废弃放逐是可以的，不应当因为这件事陷害他。”王安石说：“调任邓州安抚使，陷害了滕甫什么事？”皇上又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从正道去寻求；有顺从你意志的言论，一定要从非正道去寻求。”王安石说：“这固然如此，但恐怕把非正道当作正道，把正道当作非正道，就会错误地处理事情了。”第二天，王珪、吕惠卿进呈奏章说滕甫是在徐禧进言之前，皇上就命令调任的。皇上又说刘瑾与滕世居往来的书信比滕甫更多，有不容许留在京城的言语。王安石说：“不容许留在京城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说陛下不能容，还是说执政大臣不能容，或是说简汰不容，都不可知，也不可以深怪刘瑾。”皇上说：“然而终究不可以让他做主帅。听说刘瑾很害怕朝廷放弃他。”王安石说：“宗室发生这种事，近代没有，刘瑾自己应当恐惧。”吕惠卿又说：“王巩与韩绛是亲戚，取下状子三天不奏报，王珪检查后才奏报，原状子很可疑，韩绛知情后，审问得知是无罪的。如果让王巩与臣及王安石是亲戚，三天取下状子不奏报，因为王珪检查后才奏报，就大大涉及嫌疑了。”皇上说：“王巩的情由不好。”王安石说：“王巩的情由也没有很可恶。”皇上说：“王巩见徐革说滕世居像太祖，反而劝他焚毁文书。”王安石说：“杜甫赠汉中王李瑀的诗说‘齨须似太宗’，这与这件事有什么不同。让他烧毁文书，文书如果烧毁，就于法无罪。既然与他交往，劝他避开法禁，又有什么罪过，罪过只是不应该进入宫邸罢了。”皇上问处置滕世居的事，王安石说：“滕世居应当执行法律，他的妻子及儿女应当宽贷，除去属籍就可以了。现在这件事，既然重重责罚监司，厚赏告发者，恐怕开启后人诬告求赏，官司避罪，将会有横遭祸患的人。希望陛下从此深加省察。当今风俗，不害怕枉杀人命，陷害人家族以自营私利的人很多。”皇上说：“事情确实不可以偏重。”等到这时，断案按照王安石的议论。士宁起初议论免除真决，韩绛极力争辩，于是依法执行。韩绛极力争辩，依据二十一日日录。

嘉王赵頵因为曾经奏报刘育本府医药祗应待罪，下诏回答说：“执掌技艺的低贱工匠，取用他的方术，不是因为观行举荐，哪里牵累知人的明察，何必烦劳上章到自我归咎？可以趋向奏报朝请如故。”

癸丑日，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检正中书省户房公事张谔兼任直舍人院、检正中书省五房公事。起初，议论任用张谔代替李承之，韩绛认为不可以，说：“张谔与李承之不足。”于是阻止他关于以田募役的事，王安石说：“以田募役不便，臣从江宁写信给吕惠卿说过，不敢深说利害的原因，是因为在地方，不想极力议论朝政得失的缘故。不任职的人既然因为形迹不敢极力言说，在职的人又以争辩为罪过，那么天下事怎么才能得到正理。”韩绛想任用沈括，王安石说：“沈括自己也与李承之有嫌隙，怎么可以任用？”皇上说：“何不任用吕嘉问？”韩绛说：“吕嘉问资历也浅。”王安石说：“吕嘉问固然无不可，然而张谔怎么能因为与李承之不足，就废弃不用。陛下先前想用田募役，臣再次论奏，认为不便，也曾与检正思量，恐怕更有道理，臣见识得不尽，李承之知道。李承之建议以迎合圣意，不顾利害的实情，张谔也知道圣旨想这样而极力争辩，这正是陛下所应当奖赏任用的。”皇上说：“这不是李承之独自说的，曾孝宽深以为善。”吕惠卿说：“臣起初也以为善，等到实行，才看见不便。而李承之两个月连续行遣下州县，催促施行，又令分析，因而停滞。两个月内才行遣，还没有到，就令分析停滞，臣于是怀疑他有意。”韩绛又说张谔与李承之有嫌隙，李承之必定认为张谔倾轧排挤。皇上也认为议论事情或许出于好己胜，未必都是忠诚。王安石说：“如果依据道理议论事情，就怀疑他好胜，那就必须违背道理以顺从众人，不知道对陛下有什么好处？文王陟降庭止，恐怕陟降像这样，不是所谓的直。”皇上于是命令任用张谔。王安石又请求授予张谔直舍人院，皇上命令且检阅旧例，吕惠卿又说冯京尤其厌恶张谔，王安石说：“听说冯京厌恶张谔，是因为他正曾布罪过的缘故。”韩绛又说张谔没有异人，而且不是端士。王安石说：“与李承之争募役事，又正曾布罪过，两件事都违背众人顺从道理，那就也看见张谔不是端士？”第二天，韩绛又说：“张谔既然资历浅，又没有劳绩，陛下曾经说任用曾布太骤，所以最终反复。”王安石说：“任用曾布太骤，恐怕不是朝廷的

译过失。当时因为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人们确实没有谁能取代他，又没有看见他的罪过，怎么不让他任职【三四】？等到他做出奸邪之事，自然应当辨别是非曲直、执行法律罢了。既然已经任用，怎么可以事后追究呢？假使吕布确实有功劳才能而没有罪过，我们难道可以上奏议论，说吕布恐怕将来会做坏事，因而不可进用？陛下难道也会因为无端的罪名，听从我们的意见而罢免吕布？只应当根据看到的功劳来奖赏，根据看到的恶行来诛杀罢了。像张谔，如果将来有显明的罪过，我和吕公著等人自然应当上奏治罪，如今他没有罪过，就不可以罢免斥退。」吕公著又说向宗儒等人资历比张谔深，王安石说：「修订法式的只有张谔完成了，陛下也一定知道他的公文处理精密，他在处理职事时又肯争论是非，不回避执政大臣，这就是他应当进用、排在众人前面的原因。」吕公著说：「都检正如果不奏事，与执政大臣没有区别。」吕惠卿说：「李承之对我们非常不愿意担任帅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我自从担任都检正后成为执政大臣，所以人们认为都检正是重要的职位。」皇上说：「提拔任用自然由朝廷决定，像王雩自己说担任说书官就做了待制，朕对待王雱另有区别，其他人担任说书官难道就可以立刻做待制！」

译大理寺上奏说，洪州判决百姓周汝熊应判徒刑却只施以杖刑，周汝熊其余的罪行恰逢恩赦得以免除，官吏错放徒刑之罪，应当弹劾。中书堂后官刘笃反驳议论，认为法律中因罪人而获罪，若罪人遇恩赦，应比照罪人原法，议论说：“因罪人而获罪，是指保证不实之类，洪州官吏因推究罪人而导致错放之罪，自然应比照原法。鉴于大理寺判例，官府出入人罪，不使用因罪人而获罪之法，请求从今以后官府错放人罪，允许使用此法。”审刑院、大理寺认为错判入罪，即是官府误加罪于人，难以使用因罪人而获罪之法，其错放人罪，应如刘笃所议。朝廷听从了。

下诏说，沿边主兵的武臣遭遇父母丧事，按法不许解职，但丧事必须归葬的，允许差派厢军送至葬所，视迎送人数减半，不超过百人。

河北西路提举常平仓司请求，在乞丐及流民中，查看疲弱羸瘦、老幼疾病者，供给粮饷直到六月。朝廷听从了。

甲寅日，命令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张谔、检正礼仪房公事向宗儒编修《内诸司式》，由入内供奉官冯宗道主管商议。在此之前，皇上与王安石谈论修撰法式的便利，且说应当修撰的地方尚多，又说能吏中擅长文书的极少，王安石说：“陛下天赋异禀，对吏治文书自然精审，群臣固然难以仰望圣明，臣也常怕不能上副圣意。”皇上说：“吏治文书有条理秩序，都是由你创始。”王安石说想要修撰《内诸司式》，应让中等才能的人去做。皇上说：“中等才能的人很少懂吏治文书。”王安石说：“让中等才能的人与外官一同修撰也可以。”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录用韩王赵普的四代孙赵希鲁为右班殿直，因为赵普的后代未能得到荫补，特意录用他。

皇上批示：“罢免耆户长、壮丁条例是谁修定的？查核后进呈。”王安石认为这大概是李承之诬陷张谔，所以有此询问，然而皇上的心意也一向怀疑此举不便。等到进呈时，皇上说：“已令出钱免役，却又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而且保正只应令其习兵，不可令其兼做他事。”王安石说：“保丁、户长，都是从百姓中产生的，现在罢免差派户长充任保丁催税，没有往日勾追牙集科校的苦处，而且数年或十年才一次催税，催税不过二十余家，对人没有什么苦处。如果说保丁只可令其教阅，那么周官什伍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至于五沟、五涂、封植，百姓都有职事。如果只令习兵，不可兼做他事，那就不知道其余的事让谁去办理。”皇上说：“周公之法，因积累到成王之时，非一代之力，现在岂可遽然如此。”王安石说：“先王作法，是为了趋向简便，还是趋向烦扰？如果趋向简便，那么到周公时极为简便，然而尚且不能只令习兵而无他事，那么今天想要只习兵，无他事，恐怕不可得。”于是下诏司农寺、条例司详细陈述废罢耆户长、壮丁的利害，编写成册，送入宫中。罢免耆户长、壮丁在十四日，编写进呈乃二十四日的指挥，后不知如何行遣。这是根据御集。

又下诏京西两路转运司搜刮财赋盈余，趁时籴买可储存的谷物封桩。

又下诏：“听说真定府界旱灾严重，命令孙固亲往名山灵祠祈祷。”

乙卯日，分派辅臣祈祷降雨。

下诏：“西南蕃五姓蛮允许五年一次入贡，不愿到京师的，允许在邕、宜州输送贡物，给予恩赏馆券，回赐钱物等遣返他们。”当时广南西路经略司上言：“西南蕃龙、罗、方、石、张五姓蕃部，或四年，或五年、七年一次入贡，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张姓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龙、罗、芳、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贡品只有毡、马、朱砂，往来馆券供给，以及到阙见辞赐钱、绢、衫带，费用为钱二万四千余缗，其他费用不在此列。体察五蕃往来万里，颇惮艰苦，如果令其只在邕、宜州赐以钱物，可免公私劳累，且便利远人。”于是有了这道诏令。

又下诏知定州薛向详细报告民兵可用出战人数以闻。

丁巳日，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上言：“蒙受派遣中使赐臣等方团、玉带各一条，按照合门告报，已着为朝仪，臣请求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许。皇上命令工匠琢玉带以赐赵颢等，坚决推辞，不听。请求加佩金鱼以别嫌，下诏以玉鱼赐之。皇上曾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赵頵说：“臣若胜，不用玉带，只请求罢免青苗、市易。”皇上不悦。鲜于绰记载王汾所言：熙宁中，神宗一日在内宫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赵�说：“臣若胜，不用玉带，只请求罢青苗、市易。”神宗脸色稍有不悦。

下诏：“昨日南郊赦书，天下祠庙祈祷有应的，应当议加礼遇，命令诸路已奏到而至今尚未封崇的，令礼院速详定以闻。”其后，三十余所都增爵秩。五月末三庙，六月

译二十九日，在三十座宗庙中，一并增加礼仪和册命，如今将这些一并记载下来。

译权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吕嘉问上言：“近来的制度规定，检正官晋升到员外郎时允许奏荐，但检正官只是差遣职务，现行的条例中并没有不计较资历顺序就奏荐的规定，请求在奏荐的条文中删去检正官。”皇帝下诏：检正官转任员外郎、通判以上资历的，允许奏荐。五月十八日，韩绛请求罢免宰相，此事可与此相互参照。

戊午日，军器监请求选派差遣内外禁军、厢军或各衙门的役兵制造军器。皇帝批示：“外地的禁军，旧例不抽调到京城制造。”于是下诏开封府界及各路禁军不再差遣，其余事项依从军器监的请求。

杭州上报：“盐官县从三月到这个月，土地出产的物产如珍珠，可以煮饭，水产蔬菜如菌类，可以制成腌菜，饥民依靠这些来充饥。”

设置河南府河清县钱监。

废除秦州定边、绥远两个寨，改为镇，隶属于陇州。

译三八】戏赌玉带“赌”字原作“睹”，依据注文改正。

三九】頵说“頵”字下面原本多了一个“王”字，依据正文删去。

译《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六十四

卷二百六十四

起讫时间：从宋神宗熙宁八年五月开始，到该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四

帝号：宋神宗

年号：熙宁八年（乙卯年，公元1075年）

全文

五月辛酉日初一，释放开封府关押的囚犯，犯有杂项死罪以下的，各减一等处罚，判杖刑以下的予以释放。京城周边地区及各路也照此办理。

诏令监司、提举司对于察访体量官以及申报文书的吏人，其中有熟悉法令、在钱粮事务上表现卓越可以选拔任用的人，由察访体量官具名上报中书省。

军器监上奏说：“在京师及各路制造供给大名府、澶定州的军器什物，打算分别派遣官员催促，并委派各路职司官员一人往来提举监督。”皇帝批准了。

诏令御史台弹劾世居本宫尊属中年龄最长者，并将情况上报。

甲子日，诏令将环庆路军队五万二千六十九人、马匹六千四百七十六匹分为四将，副总管林广担任中军将，都钤辖梁从吉担任副将；钤辖种古担任第二将，董颖叔担任副将；都监雷嗣文担任第三将，知大顺城窦琼担任副将；都监李孝孙担任第四将，庆州北路都监巡检孙昭谏担任副将。闰月十一日将秦凤路军队分为四将，七月二十八日将泾原路军队分为五将，《新纪》没有记载，唯独记载了这次。将环庆路军队分为四将，这是错误的。《旧纪》记载在三月一日。

诏令腰斩进士李侗。因为李侗与世居、李逢等人图谋不轨。

丙寅日，命令辅政大臣在天地、宗庙、社稷前祈祷降雨。

淮南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知相州韩琦改任永兴节度使，再次任职。韩琦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屡次上章请求退休，每上一次章，皇帝必定派遣近侍带着诏书慰谕不许，于是韩琦又极力请求，才有了这道任命诏书。韩琦当时已经生病，来不及拜谢。

太常丞、集贤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张琥兼任司农寺判官。

王安石说：“司农寺想要让定州煮粥救济饥民，这不合适，以前已经修订了条例。现在趁着百姓还未陷入困境，招募他们兴办有利之事，而各路大多还像旧样，不肯推行。”皇帝说：“河东煮粥，李承之说必须做到这样，人们得到米却吃生米。”王安石说：“人们吃生米不知是真是假，不知为什么有米却不能炊煮，假使真有这种情况，也是官府失于安排。如果聚集众人，每天给大口一升，小口半升，那么饥民必须放弃生计等待供给，这样就会容许出现来不及炊煮的情况。现在救济饥民发放饭食长达半年，如果把做饭的米按人口发放，让他们各自谋生，官府花费没有增加，而饥民得到实惠，不妨碍经营衣食，这比聚集发放粥饭更好，而发放粥饭不能救死，只会徒然造成疫病。”

诏令担任大宗正司官员满十年的，听候皇帝旨意，并且每年授予其一个儿子或孙子遥郡刺史以下的官职，减少两年磨勘期限。

又诏令三司判官杜欣展延长两年磨勘期限，检法官贾种民特别冲替。因为贾种民判决侵犯仓库法的人从杖刑，中书省认为不恰当，所以如此。

监管赵世居的亲骨肉陈惟和上言，世居有乳母姨戋乞配度为尼姑。皇帝批准了。陈惟和又上言已经登记了世居的家产。诏令均分给其妻焦氏等人，命令大宗正司发放完毕后具数上报。

丁卯日，太学进士杨伋暂代武学传授，等待一年后召试。杨伋撰述李靖兵法，并呈上图议，特别录用他。

知大名府文彦博上言：“以前因为范济口分减少御河水势，每年都有劳费，所以改作石堰，想要经久坚固，但用工多年，几个月就毁坏。那些受赏的官吏，希望追夺他们的赏赐。”皇帝批准了。

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上言：“前些日子世居的案件，徐禧请求不签书，而邓绾、范百禄本来在任，朝廷立即命令两名中使去审问他们的诚意。请求从今以后大案有疑点，或者勘问官员意见不同，精心选择侍从或录问官前往，事情结束后明辨曲直。又听说徐禧、范百禄为李士宁的刑名封章互相上奏，请求降下两人的书信辩明。”没有回复。朱史签贴说：没有施行，应该删除，现在又保留它，只是说不是这样。案孝□、张琥被任命，或许是因为蔡承禧有言，怎么能说“没有施行”。

诏令曾孝□、张琥审看监察御史里行徐禧、同知谏院范李禄互相上奏关于李士宁的文字，弹劾处理理亏者并上报。

在此之前，范百禄与邓绾、徐禧共同审理世居案件，李士宁以方术游说公卿，曾经遇见世居的母亲，赠诗给她，有“耿、邓忠勋后，门连坤日荣”的话，起初认为是李士宁所作，后来从宫内拿出仁宗御集，原来是赐给曹傅的挽词，李士宁也以此自我辩解。范百禄揭发李士宁赠诗的用意，李士宁回答说：“他是太祖的后代，帝子王孙是什么差事？”范百禄认为李士宁迷惑世居，导致不轨之祸，并且怀疑李士宁知道世居的逆谋，推问不服。世居和李逢也以李士宁不参与谋逆为由。徐禧对范百禄说：“难道有人十七八年前随意作诗，就要加罪？”范百禄认为不是这样，徐禧于是上奏：“李士宁赠诗并未狂悖，那些乱人借题发挥解释，无所不至。而范百禄的意思认为李士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