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八

译京西提刑任上【二】，在颍昌府听闻传闻。又说：“太皇太后不忍心明言皇上被立为太子，所以说‘转官’。”邢恕说：“此事我也听说过。”邢恕又说：“知道当时十天以前，太皇太后在宫中已定下大计。”臣因为邢恕一向被蔡确所厚待，臣于是又问：“那时大臣曾入宫没有？”邢恕说：“未曾入宫。”臣说：“如此，则此事本出于太皇太后。”邢恕说：“是这样。邢恕还曾见过一本书，详细叙述本末皆出于太皇太后。”臣又问从何处得来，邢恕说：“得知得很详细，不必问。”又臣问那书上的话，邢恕不肯全部说出，只提到大略说：“十天以前，大计已定。”此书必在宫中，可以考证虚实，伏望圣慈指挥检寻取出；或丢失了此书，乞令邢恕索取副本进呈，再交付外朝，明示廷臣。仍责令邢恕详细陈述此事所得的根据，将那书交给史馆，载入国史，另外再抄一本，藏在宫中，选择谨慎厚道的宫人掌管。近来邢恕对司马康等人欺罔荒诞，言语反复，此事甚大，不可不早辨明。”贴黄：“臣认为蔡确等人长久误导先帝至诚听信委任，窃据富贵，先帝后来知道他们的恶行，未及施行惩处。今日陛下以至公之心任用贤者，尽数驱逐制造动乱之人，以继承完成先帝的志向，小人恐怕失去名位，百计怀藏奸诈，交结荒诞妄语，无所不至，不再有羞耻忌惮，以侥幸复进。早来虽蒙皇帝陛下宣谕说‘当时事甚分明’，在臣以为在太皇太后方面则不可不早辨明，使奸人诡计不敢再萌生于心。伏望圣慈详察其言语与邢恕为人，其真实忠正，可以嘉奖，乞因此特别推恩奖录；邢恕的罪过也乞加察，邢恕书中如果有此语，即与邢恕在外扬言蔡确有社稷之功的事迹不同，可以见邢恕反复之奸，乞加诘责，重加严刑，上以明皇帝孝德，昭明太皇太后大公至正策立之功，下以断绝群凶诬罔荒诞之奸。”（邢恕“十天以前，大计已定”，此书当考究竟。张舜民作梁焘行传云：“梁焘曾当面奏道：‘蔡确阴险凶狡，在先朝屡次兴起大狱，倾轧排挤善良之人，冒窃相位，挟持奸权，人莫敢指责，欺罔之罪，中外共知。两宫即位之初，言官交相攻击，陛下置其过恶不问，让他补任近郡，体貌之礼，不减旧例。其弟蔡硕盗用官钱以数万计，蔡确居相位，蒙蔽圣明，蔡确只落职移任小郡，辜负大恩，不务循省，犹敢鼓吹奸谋，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如今作诗谤讪，罪之小者也。恭敬地认为官家，是先帝的长子；先帝，是太皇太后的长子。先帝预先让皇子尝侍宴，出见群臣，明示天下，中外归属。太皇太后亲自立圣孙，继承洪业，为宗社万世之安。臣曾闻先帝服药时，太皇太后亲自抱着官家登上先帝御榻，太皇太后对先帝说：“给皇子转官。”先帝点头。太皇太后不欲遽言皇上为太子【三】，所以说转官。臣又见邢恕说当时大臣都不知策立之事，邢恕又说：“自十天以前，太皇太后在宫中已定大计。”是时，大臣犹未入宫，大臣何尝预定策也？邢恕又称曾上书两宫说：“十天以前，大计已定。”蔡确岂不知太皇陛下圣德清明畏谨，古今无与比，所以敢妄为不臣之语，不合伦常，盖欲造为他日诬罔祸基，上欺天地社稷，以此张本（铺垫）。故臣前日面奏谓蔡确怀奸包藏，其诗作是轻的。’太皇太后说：‘当时次序，官家尽记得，太妃、宫嫔都在左右。’梁焘又说：‘先帝立子，大统既顺，大臣有何功之有？’两宫对梁焘说：‘皆如卿言。’”行传云云，盖与梁焘此疏语同，但说蔡确作诗诽谤罪小，则疏无此语，又所载太皇太后云“当时次序，官家尽记得，太妃、宫嫔都左右”，要当表彰而出之。）

译右正言刘安世也说：

臣在本月二十四日于延和殿进见回答皇帝询问时，曾经论及蔡确结党营私的事，虽然粗略陈述了主要罪状，但臣内心诚恳，未能完全传达给皇上知晓。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担忧，希望陛下不怕麻烦而详细阅览。

臣听说蔡确、章惇、黄履、邢恕这四个人，在元丰末年，互相勾结，被称为死党。章惇、蔡确执掌朝政，在朝廷内部倡导；黄履任御史中丞，与同僚在朝廷外部附和；邢恕站在他们中间，往来传递消息。天下大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公然结党营私，旁若无人，以至于先帝去世，圣上继承皇位，这四个人自以为有决定皇位继承的功劳，迷惑朝廷内外，无人敢与他们辩驳。等到司马光被起用，奸佞之人害怕他成为自己的祸害，于是让章惇在皇上面前极力诋毁，陛下因为章惇没有臣子的礼节，将他驱逐到外地。蔡确又因为弟弟蔡硕贪污罪事发，也被罢免宰相职务。黄履、邢恕因事获罪，相继被外放任职。不久章惇在苏州肆意违法，强行以低价夺取百姓财产。蔡确在安陆不自我反省，作诗诽谤讥讽君主和亲人。臣私下认为章惇、蔡确之所以桀骜不驯、固执任性，无所畏惧，大概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互相称颂，自认为是国家的重臣，心里有所依仗，所以敢如此行事。如果不早日辨明纠正，以解除天下的疑惑，臣担心日后必定成为朝廷的祸患。

臣虽然地位卑微疏远，不知道先帝传位的详细情况，但在士大夫之间也曾听闻大概，现在试着分条分析为陛下陈述。臣听说元丰七年秋宴那天，当今皇上出来会见群臣，京城喧传，认为是盛事。第二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众人说前日皇上出来，已经显示出传位给儿子的意思，这是第一件事。先帝生病，岐王、嘉王每天到寝殿问候起居，等到病情稍重，太皇太后当时当面告知，并命令他们回宫，没有遇到宣召，不得随意进入。由此可见圣心无私，保佑慎重，这是第二件事。确立储君的时候，大臣未曾进言启发，而太皇太后从宫内拿出皇上为神宗祈福的手写佛经，宣示给执政大臣，称赞仁孝出于天性，于是命令起草诏书宣告外廷。大概事情已经事先确定，不借助外力，这是第三件事。陛下听政之初，首先建立亲贤宅，刚宣告完工，两位王爷即日迁居外宅，天下之人，没有不服从陛下圣明的，深得避免嫌疑的道理，这是第四件事。臣所听说的，大致如此。实在是太皇太后圣虑深远，为宗庙国家做无穷之计，那四个人，竟敢贪天之功，认为是自己的力量，臣虽然愚陋，心里常常痛恨他们。

近来司马康赴京，邢恕邀请他到河阳，宴饮交谈时，称赞蔡确等人不止，窥探他的微意，都是游说开合，大概想让司马康来京师传达给在位大臣，暗中与蔡确等人谋划重新起用的计策。结党害正，竟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认为章惇、蔡确掌权十年，小人党羽，内外牢固结合，制造奸邪言论，欺骗迷惑愚众，臣担心时间久长，邪说得以施行，离间两宫，有伤慈孝，那么蔡确等人万死有什么弥补？希望陛下在祸患未形成时兴起福运，在灾祸未显露时预防，明确诏令执政大臣及当时接受遗命的臣子，共同以亲眼所见确立当今皇上的事迹，写成金縢之书，藏在宫中；又将其事情的本末，记载在实录中，然后明确惩处四凶的罪行，布告天下。除了蔡确最近已被贬谪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希望一并废斥，屏弃到远方，终身不齿，以使奸豪止息，日后无患。希望陛下采纳臣千虑中的一得之见，稍微赐予留听，不胜荣幸！（安世这篇奏章在五月二十四日以后才上，奏章说“蔡确最近已被贬谪”，大概指新州。十八日已有新州的命令，安世一并提及邢恕等人，邢恕不久被责罚。邢恕被责罚必定不与蔡确新州同是十八日，应当在二十四日以后或五月末。旧录记载蔡确事极不详细，一并取责罚邢恕事附在十八日。新录虽然增益安世这篇奏章，却改二十四日为“昨日”，大概因为不能详细考证始末，另外加以修撰，姑且删改润色旧文凑成奏篇罢了。现在摘出责罚邢恕事，具载安世所上奏章下，仍须广泛求证验证，重新加以删改才好。根据王岩叟所记，责罚邢恕是二十八日。如蔡确分析何足具载，旧录用具载，其意固有在，而新录沿袭；当时台谏弹劾及宰执议论，都都泯没，不少概见，说新录不疏略，可以吗？安世等人论章惇、黄履、邢恕及蔡确共四人，邢恕与蔡确相继贬责，而章惇、黄履独不坐罪，当考。根据王岩叟所记，中丞傅尧俞首先论邢恕是蔡确心腹，请求行遣这一人，其余不问。侍御史朱光庭也论及。右正言刘安世疏事可明的四件，都是二十八日以前的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廷说：“邢恕是蔡确的死党，其奸状众人共知。蔡确既被贬谪，其党羽不能没有反侧之心，如果重责邢恕，其他一切置之不理，那么天下信服而众人安心了。”又说：“邢恕违背孔孟之学，效仿苏秦、张仪的辩术，与蔡确结交厚善。现在蔡确诽谤君主亲人，已行诛窜，邢恕自来引誉鼓唱，中外士大夫颇为迷惑，如果不明确责罚，

译我担心没有方法来压制那些无端的议论。”又说：“吕惠卿与吕大防在元丰末年，相互结交，被称为死党，朝廷内外呼应，公然结党营私。吕大防被罢免宰相职务后，吕惠卿制造奸邪言论，迷惑朝廷内外，言辞充满权谋诡计，毫无顾忌，暗中与吕大防谋划，为再次被起用做准备。吕大防已经被贬谪流放，吕惠卿请求被废黜斥退，这样贵族的奸谋才能平息，日后没有祸患，向天下明示。”（这三份奏章根据《杂录》第二册记载，当时因此事被派遣，不知道是谁上的奏章。考证王岩叟的记录，这就是傅尧俞、朱光庭的奏章。）

译这天，下诏命丁忧的人、前朝奉郎、直龙图阁邢恕，等到服丧期满之日，免去直龙图阁职务，降授承议郎，添差监管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务。中书舍人鄭雍起草诏词，说：“言行虚伪，是王者必定诛杀的；谗言灭绝、震惊朝野，是圣人所不赦免的。邢恕诵读古代训典，穿着儒者衣冠，不效法孔孟的言论，专门鼓动韩非、李斯那样的权诈之舌，假借善类如同市井之道，与大奸之徒结成生死之交，倡导邪谋，眩惑众人耳目。从前跟随他迁徙贬谪，没有立即悔改，肆意兴起开合权谋之言，暗中图谋侥幸之福。凶恶之人既然已经放逐，余焰尚未消除，何不正典刑，以清除丑类。你自己招致灾祸，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我在屈从法律而施予恩惠方面，可以说没有辜负你了。前往接受宽大的典章，尚且可以掩盖你的罪过。”

在此之前，邢恕从襄州调任河阳，专门前往邓州拜见蔡确，一起谋划先前所制造的定策之事。等到司马康刚开始除丧赴京，邢恕特意招司马康经过河阳，趁机说蔡确有大功不可掩盖，劝司马康写信称赞蔡确，作为日后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的计划。司马康与邢恕同年登科，又因为邢恕出自其父司马光的门下，对他深信不疑，按照邢恕的话写了信，留在邢恕那里。邢恕本意一定要得到司马康的信，大概是认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那么蔡确的定策之事，就可以取信于世而不被怀疑。不久梁焘从潞州以左谏议大夫的身份被召回，梁焘已经经过温县入朝，邢恕也派人要梁焘出河阳。梁焘与邢恕有旧交，到了之后，邢恕接连日夜论述蔡确的定策之功不停，并且用司马康给蔡确的信作为证据，梁焘不高兴。等到梁焘担任言官，恰逢□处厚上奏蔡确的诗，梁焘因此就与刘安世等人共同请求诛杀蔡确。蔡确既然被贬谪放逐，邢恕也因此获罪受责。司马康起初想要听从邢恕的招引，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对司马康说：“公休除丧还没有见到君主，不宜绕道先见朋友。”司马康纯正直率，没有料到邢恕欺骗自己，并且说：“已经答应他了。”邵伯温说：“邢恕倾邪巧诈，或许会以事情要挟公休，公休如果听从他，必定会成为日后的悔恨。”公休，是司马康的字。等到梁焘等人论列蔡确、邢恕的罪过，也指出司马康参与分析，司马康这才后悔。（邵伯温《辨诬》说：“元祐三年春，申公辞去相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护从门下侍郎拜左仆射，范纯仁从同知枢密院拜右仆射。邢恕从襄州调任汝州知州，特意前往邓州拜见蔡确，再次谋划定策之功。邢恕又调任河阳知州。次年春，吕申公去世，当时知汉阳军□处厚得到蔡确在安州时题写的车盖亭诗十首，笺注上奏，认为是诽谤讥刺。原来□处厚自从寺监丞被蔡确辟为山陵司掌笺奏官，罢免后，□处厚想按旧例让蔡确授予馆职，蔡确没有为他说话而让他离开，因此怨恨蔡确。在此之前，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服丧期满赴京，邢恕招他由河阳入朝。邵伯温素来知道邢恕的阴谋，就对司马康说：‘公休免丧还没有见到君主，不可绕道先见朋友。’司马康是纯德之士，因为邢恕出自司马温公门下，又同年登第，对他深信不疑，对邵伯温说：‘已经答应他了。’邵伯温说：‘如果事情不可行，公休或许听从他，必定会成为日后的悔恨。’司马康最终还是去了。邢恕见到司马康，极力称赞蔡确策立大功不可掩盖，劝司马康写信称赞蔡确之功，作为日后保全自身、保护家族的地方。司马康果然没有违背，按照邢恕的话写了信，留在邢恕处。大概邢恕的意思是想得到司马温公的儿子尚且称赞蔡确之功，足以取信朝廷、天下之士了。这时，梁焘从潞州以谏议大夫的身份被召回，梁焘已经取道温县赴京，邢恕也派人要他出河阳。梁焘与邢恕有旧，梁焘到了之后，接连日夜论述蔡确定策之功不停，邢果以司马康给蔡确的信也称赞其功作为证据，梁焘不高兴。梁焘还朝，恰逢□处厚上奏蔡确的诗到达，于是与司谏□安诗、正言刘安世侍御史朱光庭等人论列蔡确的罪过，也说到司马康给蔡确写信的事。朝廷下诏让司马康分析，司马康方才后悔。”这段已经修入《长编》，仍然保留本书在后面。自从随调任汝州，政目在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汝州调任襄州没有得到时间，从襄州调任河阳则在三年九月十八日。蔡确知邓州在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王巩《随手杂录》记载司马康不肯证明邢恕的语言，已附在五月二日辛未，与邵伯温所记载颇不相同，应当考证。绍圣元年五月十八日，邢恕以朝奉郎、管勾灵仙观恢复直龙图阁、知徐州。）

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说：“臣看见蔡确已经被责降为英州别驾、安置在新州，臣知道陛下深谋远虑，决断没有怀疑，除去大奸，实在是为宗庙社稷考虑，不是以陛下个人的私心喜怒。忍心对待一个人，所以不忍心对待天下的人；不爱惜一个人，所以爱惜天下的人。然而蔡确凭借凶恶的德行，窃据相位，作威作福，欺骗蒙蔽先帝，屡次兴起大狱，排挤陷害善良之人，所以听到蔡确名字的人，没有不震惊畏惧的。把朝廷的名器当作自己的私物，施恩结党，所以贪私之士，大多被蔡确所用。现在辅佐蔡确的人，不过是怀恋他的旧恩，曾经与他互相勾结作恶，或者害怕他再起，不敢结怨；不然，就是所见偏颇谬误，认为蔡确因诗获罪，想要减轻他的责罚，不出这三种情况而已。臣听说尧刑罚一个人而天下信服，《尚书》说：‘歼灭其首领，胁从者不

译治理。』古代的圣明君主，征讨叛逆，也不过是诛杀首恶，其余的人全都赦免而不追究，让他们改过自新。如果穷究治罪牵连的党羽，使祸患滋长蔓延不止，那么恐惧犯罪的人就会众多，人心就会不安定，必定会出现刑罚过重、滥及无辜的情况，这是先王深深警戒的。圣人的道理，不过在于把握适中；天下的事情，不可以做得太过分。一时做得太过分，以后必定会后悔。使用刑罚宁可失之于宽厚，不可失之于严急；宁可失之于简略，不可失之于详尽。自从乾兴年间贬谪丁谓以来，没有放逐大臣已经六十多年了。如今已经施用了重刑，四方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震惊恐惧的，然而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认为王确获罪是应当的，不应当再惊骇众人的听闻。况且丁谓当时在宰相职位上，所以朝廷中有他的党羽，不能不罢黜；如今王确已经被罢免宰相职务好几年了，陛下所任用的，大多不是王确的党羽。那些向来怀有奸诈之心、被众人所知道的，固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其余持有偏见和不同言论的人，如果都把他们当作王确的党羽而驱逐，臣担心刑罚会失去适中，人心会不安定。」后来因为当面对答，劝皇上辨别邪正，说：「邪恶必定危害正道，正道必定去除邪恶，自古以来没有邪正并存而能够治理好国家的。近年以来，大臣把包容小人当作宽厚，喜好与厌恶不明确，邪正不分辨，所引进的人并不都是贤才。宰相以举荐贤能、斥退不贤为职责，而邪正不分辨，难道不是辜负国家吗？希望陛下告诫大臣，各自以公心寻求贤才，多引进刚直正派的人，以加重朝廷的威望，不要让小人得势，成为日后的祸患。」

译范祖禹又上言：“臣听说开凿京城壕沟，每天役使三四千人。虽然是雇佣民夫，征调没有波及百姓，但钱款不归户部管辖，然而财物终究出自民间，这都是一样的，怎么可以不精打细算、爱惜民力，而白白浪费费用呢？臣听说开凿的壕沟深一丈五尺、宽二百五十一步，比汴河宽三倍，自古以来未曾听说过有这样的城池。新城是周世宗所修筑，太祖沿袭它，在此建都，一百三十年间，没有山川的险阻，所依靠的是修养德行，在于任用人才，在于赢得民心，这三者，是历代圣祖留给后嗣子孙的。神宗时期，宋用臣提举修筑京城，大兴土木工程，版筑过度。小人的心思，只想要广泛使用民力，多耗费国家钱财，向上则侥幸求得爵位赏赐，其次则暗中盗取官物，所以役使没有不庞大的，费用没有不广费的，这本来是奸臣所图利的，并非先帝的本意。陛下刚开始听政，遣散修城的役夫，百姓都欢呼鼓舞。现在想要完成之前的功业，只要修缮一下就可以了，何必大兴无益的工程，来损害有益的事呢？又京城的外门，正门就是方城，偏门就是瓮城，那些外门都用纯铁包裹，这是祖宗时没有的。瓮城是边城的制度，不应当施用于京师。现在东、西、南三面的偏门，也想要修筑瓮城，臣不知道大臣凭借什么见解而制定这个计划。如果认为这是为了威慑北敌，假使北敌果然背弃盟约向南侵犯，大臣将坐守这里受敌吗？自从修城浚池以来，议论的人都认为没有战事却修城，没有敌寇却挖沟，这些话不可不畏惧。北门城的瓮城已经建成，改动它又很劳民，臣请求下达指令，东、西、南三面的偏门只修筑方城，那壕沟的宽度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稍微纠正王城的体制，以爱惜民力，以节省国家用度。”朝廷没有听从。范祖禹又再次上言，最终也没有听从。（范祖禹的两道奏疏，先于五月二十八日上奏，后于七月十四日上奏。旧录在六月二十六日，记载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上言开修京城壕沟说：‘每天役使三四千人，除了北门瓮城已经建成外，请求指令东、西、南三面偏门只修筑方城，那壕沟宽度可以减少三分之二，以爱惜民力。’这是改变先帝修筑都城的制度。都城，元丰年间已有定制，已经修筑了七八成，至此奸党妄图改变制度。‘六月二十六日’字样应当删去，现在一并移入五月末。六月六日、七月六日梁焘所说的话可以考证。）

戊戌，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上言：“臣看见枢密院知院安焘位次宰相，辅佐政事多年，私下担心宰相职位有空缺，陛下过于听信，按次序任用他，臣不敢不事先上言。安焘有不可为宰相的三点：一向没有民众的声望，这是不可一；资质愚昧固执，坚持错误不改正，这是不可二；结党营私蔡确、章惇，如果在宰相职位上，必定引荐小人聚集在朝廷，这是不可三。陛下不过因为安焘是先朝执政大臣，不想全部罢免，所以用圣人的度量兼容他。自从陛下变革众多事务以来，所任用的人，所推行的政事，都不是安焘所希望的。臣私下认为安焘常常心怀不平，将来危害国家政事的，必定在安焘。万一让他做宰相，必定导致议论纷纭，喧哗渎扰圣听。现在小人还倚仗安焘作为根本，怎么适宜让他长久居于枢密院这样机密的地方？安焘的父母都老了，如果他请求离职，希望陛下不要再挽留他，向上可以消除国家的祸患，其次可以保全君臣的恩义。臣先前上奏说‘那些一向怀有奸心被众人所知的人，固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指的就是安焘。安焘虽然没有营救蔡确的迹象，实际上却是蔡确、章惇的党羽。”

在此之前，右谏议大夫梁焘上言：“我认为宰相的职责，是与皇上同心同德。暗中怀有二心，是损害忠节，怎么能够谋划王体而决断国论，向天下显示大公呢？谨按右仆射范纯仁暗中狠毒回邪，强横固执虚伪荒诞，本来因为家世，略有虚名，等到在宰相职位上，大失士人的期望。唯唯诺诺苟且偷安，人们不认为他可信；举止轻浮，众人指责他狂妄。不能坚守正道，反而翻云覆雨颠倒是非；专门致力于徇私，而侵扰扰乱纲纪。散布在舆论中，都有明显的表现，迷惑错误到这种地步，自然应当罢免，臣私下认为不值得讨论，只有结党蔡确这一件事，最为不忠，没有爱君报国的诚意，有挟持邪说朋比为奸的迹象，查究事实推究本心，首先应当退斥。近来蔡确怨恨发牢骚作诗，忠臣义士扼腕切齿，像范纯仁身为宰相，承受国家厚恩，应当发愤攻击，急于仇敌，率先百官，请求加以诛杀。他却拿出死力来主张，用奸邪的言辞来辩解，多次对宾客，悲伤感叹怨恨，认为不应当在诗歌中定罪人，又说蔡确没有罪可治，朝廷一定要施行，就应当罚金罢了。听到的人惊骇愕然，十百相传，都认为蔡确的悖逆，天下共同抛弃，推究公议，万死还轻，假使范纯仁完全不知道有忠孝就算了，如果稍微听闻君亲的大义，那么怎么不知道蔡确罪在不赦，应当正法呢？臣认为范纯仁也心里知道蔡确的罪，估计朝廷必须施行，于是妄作邪说，纵容欺罔，希望侥幸眩惑圣明，以伸张私欲，外表说好话，让蔡确听到，收恩于自己，等到最终有刑罚，就让怨恨归于皇上，这是没有爱君报国之心明显了。古今深通诗歌的人，有的在章句之间，意在讥刺，

译借诗歌寄托对政事的感慨，以此感动并唤醒当世的君主，像这样的例子确实很多。但从未有人像蔡确那样，将深藏的巨大恶念，发泄为不祥的言语，傲慢无礼，凶狠奸诈而毫无忌惮。如果吕纯仁完全不懂诗，那也就罢了；如果他能稍微辨别文义，难道会不知道蔡确的言论比汉代杨恽还要恶劣吗？这显然是有勾结奸邪、朋比为奸的罪迹了。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应当竭尽忠诚、勉励恭敬，倡导并率领群臣，早晚都在公务上操劳，以此来报答君恩。如今他用心思虑，背离正道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能让他继续入宫侍奉圣上，参与机密政务，站在树立表率的地方呢？恳请皇上特别恩赐明察，对他严厉贬谪放逐，以肃清朝纲。”贴黄：“仁宗皇帝任用夏竦为宰相，谏官弹劾他奸邪，一道诏书就罢免了他。近年左丞李清臣，被御史论劾无才，不久也被罢免。如今吕纯仁兼具奸邪和无才的实情，又依附下属、欺瞒皇上，罪恶远大于夏竦和李清臣，实在不值得怜惜，如果不迅速恩赐罢免斥退，怎么让他知道警戒畏惧呢？吕纯仁自从同知枢密院，蒙受皇恩提拔为宰相，不思量皇上的特殊恩遇，不竭尽忠诚奉公，以图报答，反而依附奸人的党羽，出力助长恶行，对悖逆之事坐视不管，若无其事，等到朝廷要处置时，更加加以解救，不顾君臣大义，他不知恩义到了这种地步！”（吕希哲上奏此事没有注明月日，应当在五月十二日贬谪蔡确之后。）

译又说：“臣听说范纯仁曾对亲友谈论蔡确的事，自称其父范仲淹在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时，专门抨击帘后的过错，也不顾世俗的是非。客人说：‘如今的事与当时不同，现在是蔡确怨恨讥讽，并不是太母有缺失。像蔡确这样的人，天下人恨不得吃他的肉。’认为范纯仁为何要主张此事，是大错。范纯仁偏袒蔡确，敢做大恶，竟把朝廷的处置当作过失，想凭借宰相的权力，强行持威断事，使政令不能推行。不顾及公议，妄自比附其父的敢作敢为，可谓不忠了。又听说范纯仁的两个儿子泄露言语给蔡确的私党说：‘解除蔡确的官职已有次序，只是太皇太后发怒。’朝廷正在惩治蔡确的事，范纯仁身为宰相，毫不畏惧避嫌，暗中与奸人勾结，以助长其恶，让儿子与蔡确的私党交往，屡次将朝廷的意旨告知他们，把恩惠收归自己，把怨恨归于皇上，不可谓忠。范纯仁的罪过，已经明白，不可再留任宰相之位，恳请圣明省察，早日赐予罢免，去除邪佞不要迟疑，愿留待皇上决断。”贴黄：“如今奸党既然失去了蔡确的势力，专门倚赖范纯仁，范纯仁不去职，那么奸人就会趋附，日夜相互谋划，别生事端，恐怕终究成为朝廷的忧患。恳请圣明留神深思，早日施行。”（五月二十四日，刘焘上奏此章。）

又说：“臣私下听说右仆射范纯仁、左丞王存在十六日留身论救。蔡确的罪恶，天下共同唾弃，圣上赐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已是天地般的厚恩，至于放逐，不容议论。范纯仁充任宰相，不知爱戴君主；王存备位执政，不知体恤国家。但对于奸邪之人，却知其为死党，暗中相交结，公开为之庇护援助，率先鼓噪邪说，必定会转移夺取公议。上赖皇上聪明，洞察欺罔，最终依从威严决断，使内外欣慰痛快。范纯仁等人违背道义失职，本应引退避让，却贪恋俸禄固守职位，毫无愧畏之心，出入外朝，被众多士人取笑。大臣如此，国家依靠谁呢？如果内部没有忠实之人，外部没有廉洁方正之人，怎能陪辅皇上的美德，成为四方的表率呢？恳望圣明加察，一并赐予罢免，以警戒结党营私的风气。”（五月二十四日巳时，刘焘又上奏此章。）

又说：“臣近日论奏右仆射范纯仁、左丞王存营救蔡确，违背道义失职，一并乞求罢免，至今未蒙施行。臣私下认为君主的德行在于明辨邪正。正直之人，坦率行事，一致而容易看清；邪佞之人，矫饰情性欺诈，千变万化而不可测度。独立而无朋党，敢为而不倚仗；不希求委曲求全的福分，不冒取侥幸的利益；以孝悌友爱为吉祥，从而爱护其亲人，以忠信为吉利，从而敬重其君主；行为必定端正，不敢以好恶扰乱天下的正道，言语必定诚信，不敢以憎爱改变天下的公理，这是正直之人的大特征，明君必定明察。如果简慢软弱被排斥而依附强权倾侧，顾念道义畏缩不前而面对利益果敢；遇到危害就转变，甚至改变平素的节操以求迎合，依附奸佞而抗争，甚至拼死出力以结为党羽；不以孝悌友爱为吉祥，从而忘却其亲人，不以忠信为吉利，从而轻慢其君主；违背公议而放纵自己的爱憎，违背正道而顺从自己的好恶；这是邪佞之人的大特征，明君必定明察。臣私下考察范纯仁与王存的行迹，在正直之人中寻求，没有其中任何一条；在邪佞之人中寻求，这几条大致都具备了。大臣而亲身行邪佞之事，向下比附凶恶之人，忽视君亲的大义，而内心诽谤当面欺瞒，岂可以担当辅弼的重任呢？恳望圣慈明察，特别赐予指挥，早日赐予罢免，以平息内外人心。”（五月二十八日，刘焘上奏此章。）

右正言刘安世上言：“臣私下认为丞相是君主的腹心，所与共承宗庙，调和阴阳，统领百官，协和万国的职责，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只有道德修明，器识宏远，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忧国如家，任用贤能，表彰善行憎恶恶行，同心协力，才差不多能有所成就，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必定败坏国事。范纯仁凭借门第阀阅，向来没有其他长处，矫饰情性欺诈，善于博取名誉，长期在闲散职位，众人认为他贤能，陛下从闲散职位中提拔他，不到三年，就任以宰辅。按理应当极尽智力，上报天恩，但他职位超过才能，名声浮于实际，毫无爱国之志，只有朋比为奸之心，在班列之间轻率放肆，在议论之际猖狂，广泛引荐私党，变乱旧章，护短遂非，阿附下属欺瞒皇上，都有实迹，传播在众人言论中。以臣看来，这些还不足以论说，只有近日营救蔡确的事，最为公议所不容，于是具列弹劾文书，仰祈睿断。此前，蔡确在安陆作诗讥讽皇上，悖逆不道，天下共同痛恨。范纯仁备位宰相，固应以君亲为念，却公然帮助奸恶，极力救解。每次对宾客，谈到蔡确的事，就悲悯皱眉，怜悯他无罪；论及处厚，就捋臂切齿，认为长于告发。教导汝砺，让他上疏；等到见汝砺不肯起草诏令，就与王存再三嗟叹赞赏，认为天下竟有这样的人。又听说进对之际，屡次有宽贷的请求。宰相如此，朝廷依靠谁呢？臣私下认为范纯仁自从担任枢密使以来，因为司马光长期病假，就以国用不足为说，向上迷惑圣聪，申明常平旧敕，巧言附和”

译恰逢朝廷下令，州县在保留一半钱粮之外，依旧发放青苗息钱，天下之人没有不疑惑的。司马光听说此事，强撑病体入宫觐见，以死力争，又在皇帝面前亲自禀奏说：“不知是什么奸邪之人，劝陛下做这件事。”范纯仁羞愧汗颜、畏缩不敢抬头，不久皇帝下旨，全部停止执行。司马光对我说：“范纯仁自从担任执政大臣以来，言行反复无常，暗中怀着观望之心，只求保全自身，认为用名声来收买人心，其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以上都是司马光的话，我不敢增减一字。陛下如果确实以此观察范纯仁，那么他用心不专一，侍奉君主不忠诚，讨好大奸臣，侥幸期待日后的好处，心怀欺诈迷惑国家，也已经很久了。他确实不足以敦厚风俗，宣扬教化，长久保全国家。恳请陛下考察详查典章法度，尽早罢免黜退他，使邪正分明，朝廷清明，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韩瓘记录刘安世的话说：“范尧夫想要推行七色钱，稍微恢复免役法，温公当时正患病，勉强支撑身体出来，在帘前当面说：‘小人想要用财政匮乏来动摇朝廷，稍微恢复免役法，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尧夫脸色大变，退后站立，最终不敢说话。后来尧夫被罢免，大概是因为安世的奏疏涉及了之前的事情。”根据安世的奏疏，韩瓘所记录的应该是错误的，应当以奏疏为准。）

译安世又上奏说：“臣近来曾弹劾范纯仁心意不专一，侍奉君主不忠诚，营救蔡确，希图日后侥幸得利，请求罢免他的职务，但未获批准施行。臣听说自从处厚缴进蔡确的诗篇后，范纯仁与王存互相坚持不同意见，不想明确正法，以至于在三省大臣进宫应对时，吕大防等人已经退下，只有这两人独自在帘前秘密申辩。如果范纯仁等人所陈述的果真是公论，自然应当当众直言，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只因他们内心怀有奸意，旁侧畏惧同僚，所以竟敢滞留不走，暗中进献邪说。虽然圣明的君主在上，决断毫不迟疑，但朝廷内外的人情，都厌恶他们的奸妄，询问考察朝野市场，大家不约而同。臣私下认为，蔡确的罪恶，是天下人所共同痛恨的，假如范纯仁等人不知事理轻重，冒犯公众舆论，奋力解救，那还可以说是愚昧；明知不可救而偏要救，那就是志向在于奸邪了。任用愚夫为执政，本来就不可以，何况让奸人处在心腹之地呢？恳请圣慈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将臣之前的奏章下发给外廷，罢免范纯仁的宰相职务，免去王存的丞辖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于混淆，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贴黄称：“臣听说言路中也有范纯仁的亲党，私下担心他们妄托义理，认为首恶既已除去，其余可以不再追究。这类议论，臣希望陛下千万不要听信。昨日司马光既然担任宰相，也曾驱逐奸恶特别严重的人，只是因为没能除去其根本，所以致使蔡确之辈敢走到这一步。如今范纯仁及王存居于辅佐之地，暗中怀有二心，如果不罢免，将会比从前更严重。只希望圣心先定，去除邪佞毫不迟疑，不胜恳切之至。”

又上奏说：“臣近来再次具状弹劾范纯仁、王存暗中持两端，营救蔡确，请求罢免他们，但未获批准施行。臣私下认为，君主对于大臣，道义上如同一体，虽然议论取舍，小有不同，但大致的方向，必定要归于善。假如蔡确平日操守品行，众人认为贤能，偶尔有一小过，不足以掩盖其大德，像这样范纯仁等人解救他是可以的。或者诽谤起于模糊难明之际，不加考验，就陷入深文周纳，像这样范纯仁等人解救他也是可以的。如今蔡确的奸邪罪恶，天下人都知道，怨恨诽谤君主亲人，情理上切近有害，事迹明显，查核有实据，凡是顶天立地的人，没有不共同痛恨并抛弃他的。陛下特别显示宽容，让他保全性命，已是出于天地父母再生般的恩赐，而范纯仁等人冒犯公众舆论，还要为他解救，用心偏颇，处事颠倒，说他们以善为本，难道可信吗？实在不足以谋划王体而决断国论，运转枢机而加重朝廷威严，恳请圣慈考察众人的言论，审慎详查事理，将臣的两道奏章下发给外廷，诛除他们的奸意，一并解除机要职务。使天下人清楚地认识邪正之道，关键在于此举。只希望陛下决断毫不迟疑，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三次弹劾范纯仁、王存，请求罢免他们，未获批准施行。臣之所以屡次进献愚昧之言，上烦天听，并非敢固执偏见，生事求名，只是因为两位圣上临朝，仰赖辅佐大臣，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可以委托政事。如今范纯仁等人忘记君亲的大义，畏惧日后奸豪，有附下罔上的意图，没有体国徇公的心，不趁此时收回印绶，那么朋比为奸的众人，又将倚仗他们复兴，这是蔡确的危害尚存于朝廷，所以臣急切弹击，以至于再三而不能停止。臣听说除草应当断绝其根本，养虎自遗其患，一旦失去机会，后来将难以图谋。恳请陛下特别发扬刚健之德，广泛考察公众舆论，将臣屡次奏章下发给外廷，正范纯仁等人不忠之罪，立即令其罢黜，使履正奉公的人，有以坚定其志向，背道妄行的人，不能长久其恶，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上奏说：“臣看见谏官说宰相范纯仁营救蔡确，请求罢免，听说范纯仁已请求避位。宰相的进退，关系国家大体，臣所见到的，不敢不陈述。范纯仁做宰相一年，日渐失去人心，异口同声，都认为政事乖谬，除授不当，公道不立，私意多行。臣近日进殿的两道札子，所说的邪正不分以及修城开壕等事，都是议论者指责为范纯仁。政事如特设权尚书，除授谢景温，不久因舆论而罢免，改知郓州，又用尚书告赐之，祖宗以来，没有此先例。又韩宗古从曹州移知潞州，无故加韩宗古馆职，也招致舆论，景温、宗古都自己不敢当。范纯仁情涉私徇，这是严重的。陛下如果以此责备他，固然应当罢免。至于营救蔡确，即不知范纯仁以什么为说。当蔡确为相时，范纯仁流落在外，没听说受蔡确私恩。范纯仁的进用，本来不由蔡确，这只是所见偏谬。凡是朝廷有大诛赏，也容许大臣出所见论议，难以要求他们完全相同。陛下本以人望任用范纯仁，如今以不协人望退之，不失朝廷公正之体分，也足以激励大臣，使他们不敢不尽心于政事。以臣愚见，私下认为以政事罢免范纯仁，公议为允。”

右司谏□安诗上奏说：“蔡确讥讽君主亲人，罪在不赦，免其死而流放岭表了；彭汝砺不草拟诏词，盛陶等人暗中持两端，又都被驱逐了。奸邪灭迹，

译朝廷清明肃正，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福气。近几日，我听到传闻，范纯仁在处厚最初进献蔡确诗作时，以及朝廷商议如何处置蔡确之际，范纯仁屡次加以营救，又想把罪责推给处厚，致使汝砺等人揣摩迎合他的意图，敢于发表不同的议论。”又说：“王存也曾帮助范纯仁营救蔡确，如今范纯仁理应被罢免，王存也不可不单独免除罪责。”（这是编类章疏中五月二十一日上的奏章，现在附在此处。）又说：“范纯仁、王存营救蔡确，如果前日范纯仁等人的言论稍微迷惑了圣上，那么蔡确的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了。”贴黄：“查核臣往年担任西京左藏库监时，范纯仁任京西转运使，曾推荐臣；等到他担任执政官时，臣也曾多次受到他的称赞和嘉奖。然而如今之所以请求罢免范纯仁，是因为公议要求这样做，不敢因私恩而有所偏袒。”（这是编类章疏中五月二十八日上奏的，现在附在此处。）

译己亥日，月末，下诏将谏官、御史弹劾范纯仁、王存的章疏交付门下省。（此据王岩叟所记，关于御史弹劾范纯仁、王存之事，尚待考证。）

吕大防上言：“内降的台谏官傅尧俞等人弹劾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因他们不合宜地留在朝中营救蔡确一事，应当让他们反省引罪，自行决定去留。我已将弹劾章疏封留，不再转示给各人。”（此据《编类章疏》所载吕大防札子，今附见于五月末。）

注释

【一】臣日前被召过河阳：“被”字原作“夜”，据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七《蔡确诗谤》改。

【二】臣任京西提刑时：“任”字原作“在”，据同上书改。

【三】太皇太后不想立刻说皇上为太子时：“太”字原作“天”，据阁本及上文改。

【四】京城喧传：“下”字原作“中”，据阁本及《尽言集》卷九《论蔡确作诗讥讪事》改。

【五】实是太皇太后圣虑深远：“太皇”二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六】安世此章于五月二十四日以后才上奏：“章”字原作“事”，据下文改。

【七】邢恕从襄州移任汝州知州：按，下文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一〇六《蔡确诗谤》皆作“自汝移襄”，《宋史》卷四七一《邢恕传》称邢恕“黜知随州，改汝、襄”，疑“襄”与“汝”二字有误。

【八】处厚欲让蔡确依旧例授予馆职：“馆”字原作“官”，据阁本及上引《长编纪事本末》改。

【九】其壕沟广阔可减少三分之二：“减”字原脱，据阁本及下文补。

【一〇】自称其父范仲淹：“自”字原作“因”，据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一〇七《蔡确诗谤》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二十九

卷四百二十九

起止时间：起于哲宗元佑四年六月，止于当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九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四年（己巳，1089年）

全文

六月庚子日初一，范纯仁、王存都出居城外，上章请求罢免，章疏都被留中不发，也不批答，也不封还，也不派遣使者宣召。文彦博与执政大臣入宫对答，于是定下决议。当晚，锁闭院门。

甲辰日，宣布制命：以大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范纯仁，依原官职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政目》在四日记载范纯仁任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今从《实录》，将范纯仁之事附于五日。）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王存，为端明殿学士、知蔡州。

朝廷既然贬谪了蔡确，有人劝范纯仁引退，独自表明自己已尽力，范纯仁说：“我正仰慕古人，愿做良臣，不愿做忠臣，怎能刻意表现自己以显清白呢？”言官果然弹劾范纯仁及王存，于是两人都被罢免。王存在熙宁年间议论政事，范纯仁本来就已推崇他，等到一同执政，志趣又多相合。然而范纯仁曾建议罢免京畿地区的保甲训练，王存独自说：“如今京师兵籍日益削减，又废除保甲训练，不是为国家根本长久之计。况且先帝不避艰难而推行此事，既然已经就绪，无故废除它，不可。”议论者也称他不随意附和他人。（罢教保甲之事，或许自有本月日期，则不应附于此，需再详查。附于此也可。）

范纯仁及王存既被罢免，刘挚向王岩叟讲述帘前奏对的话说：“太皇太后说：‘范纯仁差错已久了，起初因为他有大名，又受司马光非常看重，于是任用他，没想到如此。大概只得到虚名罢了。’文彦博因此说：‘范纯仁之父范仲淹也得虚名，然而比起范纯仁则有才略。’太皇太后又说：‘谏官说范纯仁结党于蔡确，恐怕不是这样，只是所见偏颇谬误罢了。’又说：‘王存完全没有操守，前日因范纯仁眼神示意，便留在朝中一同营救蔡确。’又问执政大臣说：‘觉得范纯仁如此吗？’文彦博说：‘范纯仁自从蒙受大用，颇有些恍惚。’吕大防等人说：‘每次与他说话，多不听。’又说：‘王存在省中暗示我让他营救蔡确，我不敢听他的话，而范纯仁采纳了。’太后说：‘范纯仁任用超过了他的能力，所以至此。’”（此段并据王岩叟所记修入，尚待考证。王岩叟记蔡确新州事，丙戌九月，从汪应辰处得此，今附于此。元佑四年四月五日，知汉阳军某处厚奏蔡确在安州作诗讥讽。六日，右司谏某安诗上疏，八日，进呈某疏，帘中云：“安诗论蔡确诽谤讥讽，却不见文字。”乃是通封入，作常程便降付尚书省了。有旨令进入要看，于是并后状同封进入，寻复降出。七日后，右正言刘安世、右谏大夫梁焘相继各有两疏，十二日，进奏，有旨令蔡确开具因依闻奏，以及令安州知州钱景阳缴进。十八日再进呈梁焘一章，有旨下安州催促报告，限三日入马递。中书舍人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