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

译小民向上被官府强制摊派购买所困扰，向下被豪强兼并者索取利息所苦，于是自行递交诉状请求借官钱并支付利息，按照行仓法的规定缴纳官府的果实。自从设立这项法令以来，商贩相比过去都能立即拿到现钱，行商相比过去在官府和兼并者那里花费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官府又能得到优质的果实供应，这些都是根据各人提交的诉状以及档案查验的事实如此。过去每年行商因为供应官府不够，往往逃跑好几家，每纠集一人加入行商，诉讼就不断。如今自从立法几个月以来，竟然有人情愿投充行商，那么官府得到的便利就可以知道了。只是这些人都是贫民没有抵押，所以本务所派人每天收取应缴的官钱，起初并没有官府出售果实。陛下认为这繁琐细碎，有损国家体统，臣愚昧地认为并非如此。如今设立官员监管酒务，一升酒也卖，设立官员监管商税，一钱也征税，难道不是细碎吗？人们不认为不对，是因为习以为常的缘故。臣认为酒税法这样，不算不义。为什么呢？自从三代的法律本来就是这样。《周官》本来就已经征收商税，然而并没有说必须达到几钱以上才征收。泉府的法令，对于卖不出去的货物，滞留在民间供民用的物品，按照它的价格买下来，等待买家，也没有说几钱以上才买。又有珍贵奇异而滞销的物品，收集起来存入膳府，供应君王膳食，这是取市场上滞销的物品。周公制定法律如此，不把烦琐细碎当作羞耻，因为大小事务并举，才是政治的体制，只是尊贵的人负责大事，卑贱的人从事细事，这是先王的法则，也是天地自然的道理。就像人的身体，看、听、吃、呼吸，都在头部，至于想要抓痒，就需要指甲。身体有大小，所承担的职责不同，但各自都不可缺少。天地生成万物，即使是一根草这样细微，也都有道理。如今治理国家只应当讨论所立的法律是否对人有害，不应当因为它细碎就废除。市易务的办事官员选取商人来做，本来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烦琐细碎，怎么可以责备市易务的办事官员不做大人做的事呢？臣认为不应当承担烦琐细碎事务的，才是大人做的事。如果陛下早晚检察市易务的事务，似乎烦琐细碎，不符合帝王的大体，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元首丛脞”。陛下修身，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然而未能驾驭天下，似乎对大体没有明察，或者代替了有司的职责，难免陷入丛脞。《尚书》称“庶绩咸熙”，又说“庶绩其凝”。帝王收功，应当像阳气那样兴盛，像阴气那样凝聚。陛下在政事上尚且不能兴盛，固然也不能凝聚。譬如春天阳气将要兴盛，却吹来凉风，降下霜雪，那么万物怎么能生长？万物尚且不能生长，又怎么能结出果实？”皇上笑着并且说：“买到的果实，确实比过去极好，行商也极便利，只是行商都贫困破败，应当免除他们的利息钱。”王安石说：“行商相比过去已经各自恢复元气，可以存活，何必免除利息钱？如果行商已经恢复元气，相比过去被侵夺刻剥的痛苦已经去了十分之八九，还需要免除利息钱，那么现在商税所征收的，不选择贫富，固然有极贫困的人尚且被税务所困扰，也应当为他们免除。既然不能免除那些，为什么唯独免除这些？现在各衙门的吏员俸禄极其不足，于是让他们乞讨谋生，不乞讨就不能自存，乞讨又触犯刑法。如果免除利息钱，不如用所收的利息钱增加这些人的俸禄。”王安石又说：“陛下不聚敛货利，臣等不计较有无，这足以教化天下，使人不逐利。至于为国的体制，打击兼并，收取他们的盈余，用来兴办功利，用来救济艰难困厄，这是先王的政事，不称为好利。”这段朱史记载在六年正月七日，现在仍然附在本日。

译第二天，王安石向皇帝呈报内东门及诸殿吏人的名册，并禀奏说：“向来各衙门都向果子行人索取贿赂，如今果子行人每年向市易务缴纳利息钱，几乎达到一万缗，我想给这些人增加俸禄。”皇帝说：“各殿事务不多，只有东门司事务繁杂，应当给他们增加俸禄。”王安石说：“像入内内侍省的吏人也应当增加俸禄，这是因为自从修订宗室条制以来，所减少的贿赂很多，所以如此。”皇帝又说：“大宗正司的吏人也应当制定俸禄法，以免困扰宗室。宗室中逐渐有官职卑微以及得不到官职的人，不应当再让吏人向他们乞求索取、加以困扰。先帝每次升迁官职，这些吏人所乞求索取的必须达到数十千钱。”王安石说：“宗正司的吏人只有十二三人，再酌情增加俸禄，就可以施行严刑峻法。”这段朱史记载在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现在依据日录，仍然附记在此。

王安石又说：“市易务如果子行人的事情，刚刚确立了七行法，像这类事情很多，只是因为陛下检察过于苛刻，所以使臣下畏缩不敢制定规章。我认为陛下不应当搅扰他们，导致他们怠惰因循，让百姓遭受祸害。‘王省惟岁’，‘岁、月、日、时没有改变’，‘治理使用明智，俊才使用显扬’。现在陛下没有看到琐碎繁杂，却责备市易务烦琐细碎，这就是所说的岁、月、日、时已经改变。士人中有才能、有作为的人畏缩不敢有所作为，俊才与怠惰无能的人相同，即微弱而不显扬了。”

又记录廛人、泉府的事禀奏皇帝说：“这是周公所制定的。”皇帝说：“周公的事未能实行的难道少吗？”王安石说：“固然有未能实行的。如果实行起来对公私都有利，不知道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改变来顺从流俗的看法？”皇帝于是谈到重禄法，说：“听说吏人过去受贿多于现在俸禄所得。”王安石说：“所得虽然多，但必须是奸猾敢犯法的人才能多得，而懦弱善良畏惧法律的人所得未必比现在多。左藏库向来被称为肥缺，然而招募人员常常不足，自从实行重禄以来，所招募的人员就不再缺乏。”皇帝说：“实行重禄法并设立严刑峻法，既可以招到爱惜自身行为的人，又可以免除刺面，所以人们乐于应募。”朱史将重禄法附在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现在仍然记载在此。陈瓘评论说：神宗圣训认为市易法苛刻细碎，恐怕对百姓有害，所以起初想要废除它，这是为了安抚保护小民。而王安石却说“这不是帝王的大体”，这就是本书所说的“元首琐碎”。神宗抑制吕嘉问，是为了去除害虫而培育嘉谷，治理使用明智，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王安石却说“俊才不显扬”了。借用《典》、《谟》、《洪范》的话来文饰私意，难道只有这一处吗！

戊午日，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環庆路副都总管窦舜卿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提举西京崇福宫。在此之前，窦舜卿被罢免環庆职务，夜间行走迷失道路，坠入山涧中几乎死去，因为生病自己请求换任文职官员的缘故。王安石禀奏皇帝说：“窦舜卿曾经为朝廷解决了荆湖蛮人的事务，亲身冒着箭石，平定了一方的祸难，又在西方领兵也有功劳。现在因病离职，担任观察使，每月领取俸禄钱二百千，所以不敢接受，请求换任文职官员。虽然世俗的看法，也认为窦舜卿必须换任文职官员，不能坐着享受重禄。像窦舜卿以身殉国，也粗略有功劳，再请求观察使的俸禄钱，闲坐二十年，也不过数万贯，然而人情都认为厚禄不是安坐所应当享受的。现在一个州一个县就必定有兼并之家，一年坐着收取利息达到数万贯的人，这些人除了侵吞编户齐民用于奢侈外，对国家有什么功劳却享受厚禄？然而人情不曾认为这些人不应当享受厚禄，是习惯所见如此。上天任命陛下为神明君主，驱使天下士民守卫边疆，保卫国家，士民以死效忠陛下不敢推辞，为什么呢？因为陛下能作为君主，用政令均衡有无，使富人不能侵夺穷人，强者不能欺凌弱者。现在富人兼并百姓，甚至超过王公，穷人有的不免死在沟壑中，陛下对于人主的职事难道有所缺失吗？用什么来报答天下士民为陛下效死！”

庚申日，下诏杭州挑选捍江兵四百人组成教阅捍江指挥，专门练习武艺，等到教阅精熟，在昨天差派屯驻京东的一千人中减去四百人。

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提举祟禧观钱公辅去世。

章惇禀奏：“招抚梅山蛮猺让他们成为省户，都欢喜，争着开辟道路，迎接所派遣的招抚人。得到他们的土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于岭。”又禀奏南、北江的事也各有秩序，并且说恐怕进奏院泄露所奏报的事情。皇帝命令入内内侍省下发文书。这是根据《会要》五年十月的事，现在附记在此。

壬戌日，龙图阁直学士□中复任永兴军知府，天章阁待制、永兴军知府李肃之任青州知府，庆州知府、龙图阁直学士王广渊任渭州知府，陕西都转运使、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断庆州知府。

当时正商议责罚郭逵，皇帝想用张诜统帅庆州，调任王广渊统帅渭州，大家都认为张诜以前有处置叛卒的话，用他恐怕庆州士兵惊疑。王安石说：“庆州、渭州有什么不同？如果张诜可以统帅庆州，为什么不可以统帅渭州？”

译皇帝认为渭州不是张诜所能胜任的，众人认为应当遵从皇上的旨意，于是商议任用刘庠、李肃之、孙永、张景构以及蔡建中。皇帝认为李肃之不能胜任，王安石说：“这几个人中，孙永稍微强一些。”皇帝说：“孙永以前担任秦州统帅，表现极差。”王安石说：“只是比刘庠和李肃之稍强罢了。”又说：“庆州和渭州都是统帅府，张诜能统帅庆州，就能统帅渭州。”文彦博说：“珍贵的锦缎不能让初学者来裁制，必须经过熟悉的人才能使用。蔡建中曾经经历过西边的战事，张诜在秦州，也熟悉秦州的事务。如果秦州统帅有空缺，任用张诜是合适的。”皇帝说：“张诜协助处理熙河事务也很稳妥审慎，吕公弼现在请求罢免，让张诜统帅秦州很好。高才的人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是中等才能的人，就必须经过熟悉才能任用。”王安石说：“人如果没有才能，连家事也不懂；如果有才能，那么到哪里都能办事。张诜在夔州路平定了蛮族的事务，难道是张诜向来就熟悉吗？协助处理熙河事务稳妥审慎，又不是向来就到过熙河。现在各路共同面对一个西夏国，平时只是奉行朝廷的政令，训练士兵作为职责。职责是一样的，如果能够统帅一路，那么其余各路都可以。”皇帝最终想要留下张诜统帅秦州，于是说：“吕公弼也想要调动，让吕公弼统帅渭州，蔡建中统帅庆州。”王安石说：“蔡建中统帅庆州，恐怕不如张诜。蔡建中虽然现任待制，设置统帅不应该论官职的大小。”皇帝说：“张诜确实胜过蔡建中。”又说：“人们大多非议吕公弼，等他统帅庆州，却能平定叛卒的事。”冯京说：“吕公弼不是端正善良的人，所以人们大多诋毁他。”王安石说：“吕公弼在庆州，上奏的事情都真实，完全没有欺诈虚妄。论他的才能，向来就不认为像蔡建中那样。”文彦博说：“人必须经过熟悉事务，像李石在太原被驱逐，李绛在兴元被杀害，都是因为不熟悉那里的军情罢了。”王安石说：“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悔恨的，自然是朝廷没有法纪纲常，不能制约驾驭小人，小人放纵恣肆，所以被驱逐、被杀害，怎么能说李绛因为不熟悉事务所以被杀害呢？如果朝廷做事像这样，李绛即使熟悉事务，又能对他们怎么样呢？”

译命令秦凤路钤辖周永清专门负责统领训练本路的精锐义勇军。这是听从吕公弼的请求而决定的。

代理都水监丞周良孺上言说：“奉诏勘察陕西提举常平杨蟠所议论的洪口水利事宜，如今我与泾阳知县侯可等人共同勘察，打算在石门开凿新口，引水进入侯可所提议开凿的小郑泉新渠，与泾水汇合为一，引水沿着高贰古郑渠南岸并行。现在从石门以北，已经开凿了二丈四尺，此处用堤坝拦蓄泾水引入新渠，可以灌溉田地二万余顷。如果开渠一直通到三限口汇入白渠，那么利益会更多，但担心工程浩大难以完成。如果暂且依照侯可等人的陈述，从洪口回流至骆喰项汇入白渠，行走十余里，虽然不能灌溉两旁的高地，但用工不多，既然开凿石口作为洪口，那么长久以来就没有迁徙改道的弊端。如果再开渠直到临泾镇城东，顺势高处汇入白渠，那么水流二十五里，灌溉的土地更多。如果不认为工程浩大难以完成，于是开渠一直通到三限口五十多里，下游连接耀州云阳边界，那么所灌溉的田地可以达到三万余顷，虽然用工稍多，但获得的利益也远大于此。”皇帝下诏采用周良孺的建议，从石门开凿新口直到三限口，汇入白渠进行兴修，派遣杨蟠提举此事。又命令入内供奉官黄怀信乘驿车去勘察工程用料。在此之前，皇上阅览郑渠的利弊，王安石说：“这件事正好与唐州邵渠的事情相似，从高处泻水，决没有可忧虑的。陛下如果捐出常平息的钱帮助百姓兴修工程，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皇上说：“纵然使用内藏库的钱，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癸亥日，翰林侍读、给事中、知定州滕甫升任礼部侍郎。在此之前，皇上批旨说：“滕甫十二月任期满两年，让他请示旨意。”于是执政大臣进呈奏章，皇上说：“谁可以代替滕甫？或者暂且让他再任职。”蔡挺说：“河北各镇与陕西不同，两年为一任，推恩太优厚，恐怕应该以三年为一任。”有人议论说陕西如果没有战事，应当与河北相同，以三年一任为合适。王安石说从今以后以三年为一任，滕甫仍请求依照旧例推恩。皇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下诏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知渭州郭逵免去宣徽南院使职务，改任知潞州；通判秦州、太常少冯洁己，管勾机宜文字、殿中丞肖敦善，河南府巩县主簿张缋、司理参军事张续，勘管光禄寺丞杜纯都按冲替例处理；前任知通远军王韶罚铜八斤。

起初，商人元瓘与王韶因利益相交，后来投靠王韶效力。当时有中书札子，规定元瓘不得在市易司任职。去年正月，王韶借口元瓘熟悉商贩事务，命令管勾机宜黄察借着办事入京，向待漏院投状，请求元瓘依旧任职。尚未得到批复，王韶便赴京，将元瓘改名仲通，命令他在本司变卖茶彩及雇佣女奴，与四川交子五千缗并度牒一起作为公用。仲通私自留下六百余千，郭逵知道仲通违背朝廷旨意任职，立即逮捕仲通，命令肖敦善、张缋审讯，查得王韶贪赃的证据；又检查官钞历不同，上奏王韶侵吞借贷官钱，将仲通送交司理院，冯洁己监督勘验。仲通称王韶借智缘银二百两，并逮捕黄察审理券马钱一事，事情牵连部将王君万。王韶申辩说有紧急事务，已派遣王君万入蕃办事，等回来后再发遣。杜纯上奏王韶借口边事，轻慢玩弄制问，不肯发遣。恰逢杜纯遭遇父亲丧事，改由御史蔡确就地进行弹劾，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案件。派遣蔡确是在七月戊子日。至此，奏案上报，郭逵反被坐罪，凭仲通的虚词指定王韶的罪名，冯洁己、张续禁止无罪命官，黄察、肖敦善、张缋不申报长官取判，枷拷罪人，杜纯上奏王韶处置边事，轻举妄动无谋略，虽然逢赦或去官，仍要责罚他。朱本说：郭逵因弹劾王韶盗贷官钱不实获罪，冯洁己等人因附和郭逵，推勘不直，王韶因违背朝廷旨意与元瓘改名，以及状内虚妄，具狱上报，虽然都逢赦降职去官，特别责罚他。与墨本稍有不同，现在附注于此。皇上起初想等杜纯丧期除服，另给他差遣，王安石说：“杜纯上奏王韶出入不明，不可根勘，请求不再治理中书条析问难，等到奏章到达，竟然略无不明之事，如果不是杜纯挟持奸邪，为何如此？况且被旨令勘事，却说不可勘，至于讨奄东事，不是职事所预，又在勘院，起初不知事端，反而上奏王韶不合诛杀，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皇上于是命令杜纯依冲替例处理。

司农寺上言说：“已确定京东路役法，打算从熙宁七年推行。如果雇钱及役使重轻尚有未尽之处，委托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详细具申司农寺。”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甲子日，下诏赐给广南西路常平司度牒一千张，作为籴本。

下诏熙河路设置钤辖二员、路分四员、走马承一员，熙州通判二员、曹官三、驻泊监押三员、物务监九员。

下诏命令皇城使程昉、河北缘边安抚司屯同相度沧州界塘泊利害，以及边□淀滩地让人户指射栽种桑枣榆柳。在此之前，议论的人认为河朔地平，自保塞以东虽然以塘泊隔敌骑，而西至满城仅仅二百里，却没有险要可恃，所以以前敌人入侵曾经取道于此，认为应该种植榆树作为屏障，异

译当时可以依靠这些险阻坚固的地势，来抵御敌军突然冲击的祸患，所以有这道诏书。

译乙丑日，知熙州王韶上奏说，招纳了穆楞川东抹邦一带的大首领温布察克罝等人，以及他们所属的首领共三百八十七人，分别补授副军主等职衔，并按规定发放俸禄钱。

丁卯日，贬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张商英才为光禄寺丞，监管荆南税务。在此之前，张商英上奏说：“博州官吏错误地判处了赃款不满军贼二人死刑，枢密院检详官刘奉世包庇亲戚，命令法官引用赃款满五贯绞刑的断例，声称博州官吏没有看到断例，失于奏请裁决，只按杖罪查办。此外，枢密院吏任远恣意横行、徇私舞弊共十二件事，而枢密院包庇不予查办，外人没有不知道的。”于是枢密使副文彦博、□充、蔡挺直因此不进入枢密院办公，派遣吏员将官印送到中书省，中书省不接受。皇上询问此事，派遣使者催促文彦博等人进入枢密院，文彦博等人说：“台官说我们包庇吏人，与他们交好，泄露皇上的言语，请求将他们的奏章交给有关部门明辨是非，然后治我们违抗命令的罪。”张商英又上奏说：“请求将我所说的博州错误判刑一事交由有关部门裁定，并将任远的事交给开封府彻底查办。如果我说得不当，甘愿受斧钺之刑。”于是王安石说：“博州的事，官吏本来无罪，枢密院尚且不该让他们承担应奏不奏的罪责。”皇上说：“博州的事已经清楚，任远的事怎么样？”王安石说：“如果说他受贿很多，让有关部门如何查究？又恐怕在新法实施之前，按法律不能受理。”皇上说：“这事发生在新法之前。”王安石说：“这样，就没有可查究的了。”皇上说：“张商英应当如何处置？”王安石说：“枢密院正在查办御史李则的事，张商英却趁机攻击博州的事来报复。李则的事，御史查办确实不当，他不自我责备，反而挟带私愤攻击别人，这难道是所谓怀着忠良之心侍奉君主的人吗？”因此有了这道贬谪的命令。

在此之前，御史台查办劫盗李则死罪判轻，刘奉世驳斥此事，诏令纠察刑狱司弹劾治罪，张商英于是上章历数指责执政大臣，说：“这是出于大臣的私愤，希望陛下收回主断之权，亲自掌握威福，让台谏成为陛下的耳目，不要让他们被近臣胁迫迁就。”皇上为此停止了诏狱。张商英因此与王安石相抵触，等到他议论博州的事，文彦博又怀疑张商英暗中依附中书省，所以心中不平。张商英获罪外放后，皇上对王安石说：“御史言事不实，也是常事。文彦博等人另有意图，就认为御史想要合并枢密院归入中书省，不知道御史起初并没有这种议论。”王安石说：“中书省想要合并枢密院，究竟有什么好处？如果说我与文彦博等人多有不同意见，所以合并枢密院，我反而与文彦博合议政事。暂且从利害来说，我何必苦心地想要合并枢密院。”任远、李则的事，张商英的本奏未见。刘孝孙《柏台集》中有奏议，可供考证。大概是沂州原判军贼李则罪当斩，审刑院、大理都认为沂州的判决正确，而刑部详覆官陈端认为李则应当减等，刘奉世于是举劾。详考刘孝孙的奏议，御史是判重，而《实录》张商英传却说判轻，新传又改说从轻典，不知何故，应当寻求张商英的本奏参定删修。又枢密院时政记，十月五日，御史台因判重李则死罪，与刘孝孙相符，与《实录》及新传都不同。任远的事，见六年四月十三日。文彦博《集》中有文彦博等人所上的七道奏章，现在全部注释于此。文彦博等人说：因为台官上言包庇枢密院吏人任远，并称枢密使副与任远交好，又引用姚崇只因为包庇一个吏人就被罢相的事，现在早已当面奏报我们才薄德浅，屡次招致御史论奏，难以冒然居处枢要之位，请求立即回到西府，闭门待罪。现在蒙受圣上慈爱特别降下中使传宣，各自命令立即回院供职。我们内心自省，实在难以再赴枢密院，伏望圣上慈爱早日赐予罢免。又说：我们蒙受圣上慈爱降下中使催促回院供职，我与□充等人已经具札子奏请早日赐予罢免，现在蒙受再次降下中使传宣，立即命令回院。因为我们被台章所论深切，说如姚崇尚且罢相，即我们望轻德薄，固然难以冒然居处机要之位，伏望圣明照察，只罢免我们，庶几符合中外之议。又说：我们因为台官奏论枢密院事，与□充等人各自在府第待罪，所有本院官印，两次送纳中书省，每次各令送纳回来，随后蒙差中使押印付我们收管。因为我们与□充等人现在各自待罪等候命令，所有枢密院官印，伏望圣上慈爱令中书省收管。又说：我们屡次违抗圣旨，不立即赴院，然而事有不可，必须陈说。现在台官说枢密使副包庇吏人，又与他们交好，泄露皇上言语，这不是人臣所能做的，何况是备位二府的人呢？如果二府大臣有这种情况，就应当伏法两观之诛，岂可再居此位？如果台官诬罔，自然由圣上裁决。两者含糊不决，苟且取容，不仅四方观听认为我们是什么人，实在也上累圣德。早来的文字都已面纳，请求将台官章疏付之有司，明辨是非，然后治我们违命之罪。望陛下幸察。又说：我们屡次具奏闻，现在家居待罪，不敢入院，所有枢密院官印及公事，检会国朝会要，大中

译臣向敏中暂时代行枢密院、宣徽院的公务，当时王钦若、陈尧叟、马知节都已罢免，这是因为寇准尚未谢恩的缘故。此后若枢密使都罢免，就任命暂代掌管，都依照这个先例。现在恳请陛下早日下达旨意。又说：臣因在西府待罪，上奏请求将枢密院的印信送交中书省，并查考祥符年间向敏中的旧例，暂时代行枢密院公务，未曾下达过相关指令。刚才又接到李舜举传达的圣旨，让今天暂且在西府处理公文，明天入朝觐见。臣等认为中书省不肯接收印信，实在担心延误紧急公文，容许臣等明天入朝面对陛下，口头陈述诚恳之意，请求批准之前的请求。又说：臣等早上当面陈述诚恳之意，请求批准之前的请求，承蒙陛下宣谕，全部予以明察，并听到圣旨，已命令开封府追究任远受贿以及试补第充帖房的事情，其余所说的都没有实据，不再执行。因为臣等现在待罪，原本是因为台官说“枢密使副与任远言语往来以及泄露圣上言语”，只请求辨明虚实。现在却听说先罢免台官，而臣等请求辨明的事项，却没有得到执行，在情理上不安。希望陛下将台官所说的全部交付开封府彻底追究，臣等不敢固执违抗圣旨，现在暂且在枢密院处理紧急公文，恳请早日赐免罢免，以平息公众的议论。

译戊辰日，御史中丞邓绾进言说：“台谏官员是朝廷的耳目，如果稍有差错，就不稍加宽容，使得大家都以进言为戒，这并不是用来广泛听取见闻的办法。希望恢复商英的言官职务。”皇上没有听从。皇上对王安石说：“商英被弹劾，邓绾竟然流泪进言，以前没有过这样的事。”王安石说：“如果把被弹劾当作耻辱，自然应当在平时研习法律条文。既然不能研习，导致出现失误，怎么可以免除弹劾呢？”

冯京进言说：“皇城司最近派遣探事的人很多，人心颇感不安。”皇上说：“人数只和以前一样，探事也不多，蓝元震又很小心，因为都不敢索取，所以各衙门感到不安。”众臣进言说：“外面的人认为如果十天探不到事情就一定会杖责，所以多搜集细碎的事情。”皇上说：“起初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些人本来命令专门探听军中事务，如果军中只实行严密的告发逮捕之法，也可以防止变故。”王安石说：“专门命令探听军中事务就没有妨碍，如果倚仗这些人窥察外面的事情，恐怕不免会作恶。孙权、曹操用法极严，动不动就诛杀，然而任用赵逵、吕壹这类人，都能作奸乱政。陛下仁爱，不忍心诛罚，怎么能保证这些人不作奸？三代圣王暂且不谈，像汉高祖、唐太宗已经不肯做孙权、曹操所做的事，只是明确显示好恶赏罚，使得臣下都忠信，不敢虚妄欺骗，天下事情哪有遮蔽隐瞒不被听见的？细碎的事情即使不听见，对治国体制有什么损害？想要听见细碎的事情，却导致这些人作奸，那么对治国体制的损害就不小了。”皇上认为正确。正月末，巡察诽谤议论时政的人可以考证。

中书省上奏说：“太常礼院进言：奉旨详定僖祖神主的祧迁事宜，而判院章衡等人请求以僖祖为始祖，张师颜等人请求奉僖祖为别庙，同知礼院苏棫请求将僖祖附祭于景灵宫。私下认为圣王使用礼制，固然有因循旧例的时候，至于逆顺这样的大伦理，不敢违背天道而改变古制。现在有人因为夹室在右边，认为对宗庙来说尊贵，有人因为本统所承继，安置在别宫恰当。这些都背离经义和道理，臣等不敢知晓。恳请奉僖祖神主为太庙的始祖，迁移顺祖神主藏于夹室，依照礼制不避讳，孟夏祭祀感生帝，以僖祖配享。”下诏恭敬地依从。

在此之前，壬子日下诏，四月三日。命令学士院召集两制官员商议。不久两制官员请求与待制、台谏、礼官共同商议。皇上说：“人根本在于初始，哪里还商议功劳？当时就应当施行，不需要反复商议。”王安石说：“宗庙是重大事情，命令两制商议就够了。”皇上说：“两制中谁想要这样？”王珪说：“听说韩维想要这样。”皇上说：“韩维的意思是什么？”王安石说：“听说韩维心里不认为正确，然而不知道韩维想要怎么样，恐怕交给礼官就会更加纷纷扰扰。如果韩维特别有见解，不妨有异论，何必劳烦广泛引用商议的人来相助？只想命令两制商议，商议确定，送给礼官起草仪注罢了。”皇上说：“好。”

于是翰林学士元绛，知制诰王益仁、陈绎、曾布，直舍人院许将，张琥上奏议说：

自古承受天命称王的君主，既然凭借功德享有天下，都推究其根本统系，以尊重的礼节侍奉其祖先。所以商、周以契、稷为始祖，是因为他们都承继契、稷的根本统系。假使契、稷自有根本统系承继其后，而汤与文王又是别子之后，那么就应当以他们的别子为祖，不再以契、稷为祖了。所以以契、稷为祖，不是因为以有功与封国为重轻。众儒者恰好看见契、稷在唐、虞之际有功，所以认为祖有功。如果祖必定要有功，那么没有功的没有谁比得上鲧，而夏后氏为什么郊祭鲧呢？

现在太祖承受天命之初，建立亲庙从僖祖开始。僖祖以上的世次，既然无法得知，那么僖祖作为始祖就没有疑问了。倘若认为僖祖不应当比照契、稷作为始祖，这是使得天下的人不再知道尊崇祖先，而子孙得以用功劳加在其祖考之上。何况毁掉其庙，迁移其神主，而下附于子孙的室，这难道是符合祖宗尊崇祖先的意思吗？传曰：“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合祭于太祖。”现在迁移僖祖的神主而藏于太祖的室，那么就是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合祭的时候，都降等而合食。情理文饰不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诗序·生民》说：“尊崇祖先啊。文、武的功劳，起于后稷，所以推举以配天。”大概说尊崇祖先而不说尊崇有功，说文、武的功劳而不说后稷的功劳，那么知道推举后稷以配天的，不是因为尊崇有功。

秦、汉以来，典章残缺，祖宗庙祧，开始失去先王尊崇祖先的意思，众儒者异论，没有依据可考。臣等考证经传，质询人情，认为适宜以僖祖的庙为始祖的庙，那么符合先王的礼意，没有违背。

翰林学士韩维另外上议说：臣私下认为亲爱亲属的次序，以三为五，以五为九，向上递减、向下递减、旁系递减而亲尽。圣人制定事理，保存送终的礼节，都以这个为界限，这是众人所相同的。如果所不与众人相同的，那么就因事情的适宜，断之以义而为之节制文饰。

从前先王既然拥有天下，事迹

译他的基业是从哪里兴起的，就尊奉他为太祖，这是为了推崇功德之美、重视根本的开始。大抵天子的祖先，有统系天下的人；诸侯的祖先，有统系一国的人；大夫、士的祖先，只统系自己的宗族罢了，这也是事理和情势使然。荀子说：“天子尊奉太祖，诸侯不敢毁坏，大夫、士有固定的宗庙，这是用来区别尊贵的开始。尊贵的开始，是德行的根本。”大抵拥有天下的开始像后稷那样，拥有一国的开始像周公那样，大夫的开始像三桓那样，所尊贵的在于配享上天、不迁出宗庙、有固定的宗庙，这就是它们区别的地方。现在如果只把契、稷作为本统的祖先，那就是等同于大夫、士的礼制，不符合荀子所说的区别。

译有人说：“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距离契、后稷都已经十多个世代了，这期间他们的子孙衰微流亡的并非一人，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能够拥有天下，契、后稷有什么关联呢？”南宫适说：“禹、后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孔子说：“真是君子啊，这个人！”禹拥有天下确实如此，但后稷只是诸侯，却说“拥有天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积累功德，到文王时才兴盛吗？孟子说：“称王不一定要国土广大，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文王凭借百里土地。”那么小国也是称王所凭借的基础，所谓七十里、百里，不就是契、后稷受封并遗留给子孙的国家吗？由此说来，商、周之所以兴盛，契、后稷并非没有关联。正考父作颂，追述契、商汤、高宗，这是商朝兴盛的原因；子夏为《诗经》作序，称文王、武王的功业起于后稷，这难道是虚妄之语吗？《国语》也说：“契勤勉于商，十四代后兴盛；后稷勤勉于周，十五代后兴盛。”《谷梁传》说：“始封之君必定作为始祖。”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赤都生活在周代，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身见闻，他们的学问又都出自孔子，按理应当可信，那么尊崇始祖是因为功业由此开始，秦、汉诸儒也是有所承袭的。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都是凭空兴起无所凭借，所以便成为一代的太祖，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我想，太祖皇帝孝顺友爱、仁德圣明，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平定大乱，子孙继承基业，万世蒙受恩泽，功德卓著，作为宋太祖，是没有可争议的。僖祖虽然是太祖的高祖，但仰观其功业，未见有所凭借，向上推寻世系，又不知道起始于何处。如果用侍奉契、后稷的方式来侍奉他，我担心在古代没有依据，在现在也有所不安。我认为既然议论没有能够相互驳倒，还是沿袭旧制为宜。

至于将神主藏入太庙合祭，历代曾经议论过。但现在的太庙制度与古代不同，古代每个太庙都有独立的宫室，现在供奉祖宗的，都在同一座殿堂之上，西夹室仍然处在顺祖的右侧，考察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不妥。至于禘祭、祫祭，本来就是按昭穆次序进行的祭祀，僖祖面朝东，礼仪无不顺当，这就是所说的“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在父亲之前受祭”。孔子说：“对于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暂且搁置。”如臣绛等人的议论，不是臣所知道的，这就是臣搁置而不敢赞同的原因。天章阁待制孙固上奏议论说：

我听说先王的礼制，本源于人情，并为之制定节度文饰。所以不羡慕古代而违背当世的适宜，不因为文饰而失去治理情实的本质。亲属有亲疏，世代有同异，这就是礼制文饰之所以增减变化而不一致的原因。

我想，太祖皇帝承受天命，统一四海，创业垂统，为宋朝建立万世无穷的基业，作为宋朝始祖而配享上天，道理上不容置疑。现在听说竟然想以僖祖为始封之祖，恢复其祧主地位。既然以僖祖为始祖，就应当配享上天，这是臣私下感到不安的。

七世之庙，亲尽则祧，这是万世大公的通法，没听说过有改变它的。所以僖祖的神主，在陛下这一代，因为亲尽而祧，在礼制上正好得当。而现在议论的人认为人必定以祖为本，太祖既然已经追尊僖祖，那么今天应当以僖祖为根本的始祖。这是没有推究王者兴起的特殊性，以及所当处的时代各不相同。开国者，他的祖先曾经有功而受封，那么后来的子孙拥有天下而推举他为始祖，是可以的；如果是承受天命，凭空兴起而得到天下的，作为太祖，也是适宜的。这确实是先王的礼制，顺应人情，而且是前世已经实行的。现在的议论者竟然鄙弃汉、唐所实行的，而纯粹实行三代的制度作为法则，所以有僖祖的太庙与契、后稷没有区别的说法，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分的。

本朝的兴起与商、周不同。商、周的称王本源于契、后稷，所以从汤、武向上，其源流有本源，都可以推究考察。契传播五种教化，百姓因此懂得礼仪，其兴盛虽然大致与周相同，但还不如周那样美好。周自后稷、公刘以来，积累功业德行，到太王、王季，世代修德更加茂盛，到文王、武王，承受天命而得到天下，那么源流的由来，难道没有来历吗？所以孔子说：“在郊祀中以后稷配天，在明堂中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这是周公这样的人做到的。”周朝以上，尧、舜、夏、商的世代并非不美好，它们的祭祀礼制，孔子不谈，而唯独举出周朝，难道不是因为它的德行与世道最为完备吗？所以说“这是周公这样的人”，意思是只有周公能够完备这些礼制。后稷在尧时百姓饥荒的时候，开始播种百谷，使万世得以食用粮食，他的功绩太大了。《诗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是说他的德行能够配享上天。凭借文王、武王的称王而不能参与配享上天的祭祀，只是因为后稷的功绩太大罢了。假如周朝没有后稷这样的祖先，那么周公的祭祀，就不应该舍弃文王、武王而涉及其他人。况且后世的兴起，其祖先既然没有周朝后稷那样的功绩，而在郊祀配天时，不先以创业之君，却远取追尊的祖先，这难道是符合先王礼制且贴近人情的吗！

现在的议论者又根据《祭法》中关于禘祭、郊祭祖宗的礼制，说商、周并非断绝了喾

译因为自有本统来承继，本朝从僖祖以上的世系，无法得知，那么必定以僖祖为始祖。我又认为不是这样。自从秦朝焚毁典籍，六经都被焚烧抛弃，不再成为完整的书籍，而《礼经》尤其残破散失。后来，汉代的诸多儒生依稀模仿圣人的遗言，刻意编缀，所以多有驳杂不合常理的说法；加上郑康成牵强附会的言论，圣人的本意更加不明，像《祭法》中关于禘祭、郊祭、祖祭、宗祭的说法，就是其中之一。它说：“商人禘祭喾而郊祭冥，祖祭契而宗祭汤。”相信这话，那么禘祭应当没有比喾更合适的，如今《商颂·长发》是大禘的诗，其中说“有娀氏正盛，帝立子而生商”，又说“玄王契端正刚毅，使小国通达，使大国通达”，这是专门歌颂契的功德，全篇之中，完全没有提及喾的话，那么《祭法》中说禘祭喾，我也未敢相信。虽然如此，按照这种说法来考察，也不是有大功德的人不可以郊祭上天以配享。为什么呢？鲧堵塞洪水，虽然疏导方法不当，但禹凭借它取得成功，鲧自身被杀，所以夏人郊祭他；冥继承官职，却死于水患，所以商人郊祭他；后稷种植粮食的功德，惠及万世，所以周人郊祭他。现在未见冥、稷那样的功德，却想与冥、稷享有同样的祭祀，我私下认为是不适宜的。

译汉高祖获得天下与商、周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作为始封之君；而光武帝兴起，不敢尊崇舂陵而将高帝作为始祖。景皇帝是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是神尧皇帝的父亲，在高祖时期，以景皇帝配享，但在太宗初年，已在圜丘奉祀高祖，景皇帝便不能参与郊祀天地。后来杜鸿渐等人又请求让景皇帝在郊祀时配享天地，黎干极力驳斥其不合礼制并予以纠正。景皇帝亲自授予唐国封号，尚且不能配享上天，那么未曾开拓疆土而想将其作为始祖，我也担心这很难做到。恭敬地认为太祖皇帝平定祸乱，功德感通上天，百余年间，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都是太祖的恩德。如今天下只知尊崇奉祀太祖，却想废除他亲自郊祀配享天地的祭祀，这难道符合人情吗？现在议论的人竟然要排斥唐、汉，向上效法周、商，这就是我所说的“仰慕古制而违背当世的适宜”了。

太祖皇帝接受后周的禅让，僖祖才开始被追尊，而在建隆年间的郊祀中，配享的是宣祖，僖祖未能参与。在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的时代，未曾让僖祖配享郊祀，而陛下突然隆重地祭祀他，大概有所隆重的就必然有所废弃，现在如果让太祖的礼制，比四宗之时有所废弃，这难道是孝思之心吗？这就是我所说的“拘泥于文辞而失去了治理情实的本质”了。

不是神灵所居之处而祭祀他，那么神灵就不会接受；不是适宜配享的对象而配享他，那么上天就不会享用。所谓郊祀配享上天，是因为天对万物，其德行不可形容，所以君主有大的功德惠及生灵并施及后世的，才被认为足以配享。如今僖祖的德行没有显著地显现于百姓，没有明显地惠及后世，却想让他与后稷的庙宇齐平，承受始祖的礼遇，我担心僖祖的神灵因不是其所居而不接受，上天的神灵因不是其所配而不享用，这不符合陛下尊崇祖先、侍奉上天的本意。陛下作为太祖的子孙，继承太祖的基业，占据南面至尊之位而享受四海九州的供奉，这都是太祖皇帝所授予的。那么今天所尊崇侍奉的，应当没有比太祖更超过的了。

有人说：“礼制规定，别子为祖。契、稷都是帝喾的儿子而获得姓氏，所以商、周将他们作为祖先而奉祀。现在宋朝从僖祖开始作为始祖。”我说：“这也不对。如果以获得姓氏的人为祖，那么赵氏获得姓氏早已很久了，自从造父被封于赵城，赵衰才开始获得姓氏。现在如果一定要推究其先世，那么就想上溯以赵衰为祖，这可以吗？不可以，这是很明显的。”

又有人说：“现在朝廷只想保留僖祖作为始祖罢了，至于祭祀上天作为配享，也不轻易议论。”我说：“这不行。现在既然以僖祖为始祖，始祖必然配享上天。僖祖配享上天，那么太祖的祭祀就被废除了，这就是我认为不行的原因。”

又有人说：“现在毁掉僖祖的庙，将他的神位藏在夹室中并降附于子孙之下，可以吗？”我说：“这不是同一间屋子。夹室在西边，远祖神位藏在室中，而位于顺祖的右边，本来就已经顺理成章了，这并非所谓降附于子孙之室而废弃其尊贵。如果仍然认为不行，我现在请求特意为僖祖设立庙室，将远祖神位放在其中，从太祖向上，亲尽迭毁的神位，都藏在僖祖的庙室中。在禘、祫祭祀的时候，让僖祖的神位暂居东向之位，太祖的神位顺着昭穆的行列跟随其后，选取毁庙的神位一起合食，那么僖祖的尊贵自然有所伸张，这就是韩愈所说的‘祖因孙而尊，孙因祖而屈’的道理。如果认为为僖祖立庙不对，那么周人另立姜嫄的庙，也不能说是不合礼制。现在在陛下的时代，因情制礼，取圣人的制度作为万世的法则，不也很美好吗！事情与商、周有所不同，礼文也随之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先王的礼制本于人情，而损益变正各不相同’了。如果说不是这样，我担心违背古今的道义，违逆天人的情理，而天地祖宗的神灵有所不享用。”

恳请陛下聪明仁孝，因为宗庙是重大事务，担心在礼制上稍有违背，所以命令两制臣僚商议。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可用，恳请由圣裁决定，如果仍然有疑虑，恳请送给礼院参详。我私下认为宗庙远祖配享，是朝廷的大礼，反复思虑，心里有所不安，不敢随意提出异说。恳望陛下极力采纳。安石等人先呈上两制所议，皇上说：“韩维昨天说文、武的功德起于后稷，以‘起’为因，所以推举后稷配享上天。”安石说：“经典称颂文、武的功德，并非称颂后稷的功德；称颂尊崇祖先，并非称颂尊崇有功之人。说起于后稷，是说没有文、武的功德就不能拥有天下，就不能举行祭天的礼仪。文、武不是后稷从哪里出来，所以举行祭天的礼仪，就用后稷配享上天，这就是所谓的尊崇祖先。”皇上说：“韩维又引用‘王不待大’，认为也有等待小国而称王的。”安石说：“孟子论述汤、文王不等待大国然后拥有天下。前代本来就有不等待拥有国家而称王天下的，禹就是，所以扬雄认为禹凭借舜而成为土君。”皇上说：“鲧治水，或许有封国也未可知。”安石说：“如果根据书传，封于有夏，氏曰有姒的，是禹，没有

译关于鲧的事情。」皇上说：「尊崇祖先不计算有功无功，这个道理没有疑问。」王安石说：「韩维说夹室在右边，自然是尊贵的地方，这尤其没有道理。如果子孙占据正室，却让父祖住在偏厢，竟然把偏厢当作尊贵的地方，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又说遇到禘祭、祫祭时就让僖祖面向东坐，像这样，怎么迁移他的神主、毁坏他的庙宇呢？自古以来没有所谓迁移庙主面向东坐的道理。又说古代所说的迁移神主，都是升阶合祭，现在却是降阶合祭，古代也没有这个道理。」皇上说：「这两件事不可行，非常明显，只是怀疑郊祀配享应当怎样处理罢了。」王安石说：「前代郊祀配享也不一致，比如商朝以契为祖而郊祀冥，与周朝以文王为祖而郊祀后稷不同。但从道理上讲，如果尊崇僖祖为始祖，就推举他配享上天，于理是恰当的。先王制定礼制，对待死者如同活着，对待亡者如同存在。推究太祖的孝心，因为想要推尊宣祖，从宣祖往上，太祖的心意与对待僖祖应当没有不同，那么推举僖祖配享上天，一定符合祖宗神灵的心意。」皇上说：「宗祀明堂怎样处理？」王安石说：「按照古代的说法，太祖应当宗祀。现在太祖与太宗同属一世，如果轮流配享明堂，对于事理也是恰当的。」皇上说：「现在明堂配享先帝，怎样看待？」王安石说：「这是错误地引用了严父的说法，所以用父亲配享上天。《孝经》所说的严父，是因为文王是周公的父亲，周公能够陈述父亲的事迹，完成父亲的功业，得到四海人心的欢悦，各自以职务来协助明堂的宗祀，这才符合严父的道理。如果说是宗祀，那么从前代就已经有这种礼制了。」皇上说：「周公宗祀，是在成王时期，成王以文王为祖，那么明堂不是用父亲配享，就很明白了。」冯京请求让礼官商议。王安石说：「礼官都没有确定的意见，只有王存与韩维意见相同。韩维本来想让御史、谏官集体商议，朝廷既然不听从，他就独自提出这个意见。起初想另外为僖祖建立庙宇，元绛等都嘲笑他，所以又有西夹室为尊的说法。」皇上说：「韩维是想寻求众人作为帮助罢了，但还是暂且让礼官商议，再充分听取众人的说法。」王安石于是作罢。

译又向孙固陈述意见，皇上再次对配享天帝的礼仪产生疑虑，王安石说：“万物本源在于天，人的本源在于祖先，所以君王用太祖配享天帝。这是以祖先身份配享，并非因为功德。如果是因为功德，那么鲧因为无功而被处死，怎么能说他有功呢？然而夏后氏在郊祀时配享鲧，由此可知他并非因有功而配享。”皇上又怀疑大禹是承继鲧的功德，王安石说：“鲧堵塞洪水，大禹疏导洪水，这是变革，并非承继。”皇上又怀疑僖祖不是始祖，王安石说：“僖祖不是始祖，这确实是对的。然而僖祖与后稷、契的事迹既然不完全相同，那么是否在郊祀中配享，由圣心裁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这对于逆顺的道理没有妨害。如果把僖祖的神主藏在夹室，地位低于子孙，这就违背了尊卑的次序，不能不改正。”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没有采纳孙固的意见，命令礼官另行商议郊祀配享之事。王安石又说：“孙固认为姜嫄设立别庙，也是想为僖祖设立别庙，这与韩维的意思相同。自古以来没有为祖先设立别庙的礼仪，姜嫄之所以有別庙，大概是因为姜嫄是媒神，作为先妣，所以隆重地举行礼仪和歌舞，都排在先祖之上。不然的话，周朝不设立喾的庙宇而设立姜嫄的庙宇，是为什么呢？”于是下诏将韩维等人的两份奏状以及孙固的意见下发给太常礼院，一同详细审定郊祀配享之事并上报。

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宋敏求说：“治平四年，先帝神主祔入太庙，祧迁僖祖时，我确实是礼官，撰写确定了祧迁的文字。既然已有先前的议定，不敢有不同意见，现在难以参与议论。”下诏免除宋敏求参与详议。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同知礼院张公裕、梁焘等人议论说：我们认为天下的大礼，没有比宗庙更重的，崇尚孝道侍奉神灵，以此临视照耀四海，所以圣明的君王重视它，务必追求极其恰当。我们认为僖祖神主祧藏在夹室，于礼不顺，有关部门失察了，应当由辅佐大臣建立，明确诏令访求，从而垂范万世。然而议论的人因为藏主有失，就想要推举僖祖为始祖，我们不敢以此作为议论。

从前商、周的兴起，本源在于契、稷，考察前代的记载，其旨意有两点：一是因为他们是始封之君，二是蒙受他们的功德。契有大功，开始受封建国，十多个世代，世代祭祀没有断绝，到商汤拥有天下，修缮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称之为商，是由契导致的。稷有大功，开始受封建国，十多个世代，世代祀没有断绝，到周武王拥有天下，修缮其世代祭祀，因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称之为周，是由稷导致的。稷、契作为商、周的祖先，其礼仪早已确定，后世固然不能改变。尊奉他们为太祖，主持庙祀，有以尽一时的适宜。《诗经·长发》说商家兴起之久，历经夏代，其来源长远；《昊天有成命》说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都歌颂后稷的功德，传记称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不能说祖先不因为功德。

后世受命的君主，功业特别兴起，不承继前代，那么亲庙依次毁弃，自身成为祖先。郑康成说“夏代五庙没有太祖，只有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唐代张荐说“夏后因为禹始封，于是成为不迁的祖先”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始封世代较近，上面有亲庙，那么拟定的祖先上迁，而太祖不毁。魏太祖武帝，则处士依次毁弃；晋太祖宣帝，则征西依次毁弃；唐太祖景帝，则弘农依次毁弃。这是前世尊崇始封之君，以效法契、稷的明显例子。既然已经效法契、稷，那么上面的亲庙不得不毁，势所必然。假使魏、晋不想尊崇武、宣而越级选取处士、征西，不仅向上推算世代，不知道还应当及于何人，而且对于始封之君怎么办？唐代拥有天下，沿袭此法。韩愈有言“事情不同于商、周，礼仪随之改变”，我们采纳此说。总之，始封世代较近，那么亲庙不可不立，如果仅仅因为亲庙及远，就作为始封而压抑它，那么前代未曾听说过。晋代琅琊王德文说：“七庙的意义，自然是因为德行深厚流光，飨祀及远，并非是为了为太祖申张尊祖的祭祀。”他的说法是对的。礼制规定“天子七庙”，而太祖的远近不能一定，所以只说“三昭三穆，与太祖的庙宇共七”，未曾说亲庙之首一定是始祖。

国家治平四年，因为僖祖亲尽而祧迁他，奉行景佑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王之祖，这符合礼制。而议论的人说：“商、周的祖先之所以是祖先，是因为别子的缘故，并非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这不是正确的。别子的法度，是说公子不继承君位，所以子孙为大夫、士的人尊奉他们，百世不迁，这不是天子、诸侯的礼仪。假使商汤、周武只是诸侯，那么尚且不尊奉此别子，身为天下之君而可以使用大夫的法度吗？至于禹不先于鲧，所谓“儿子虽然齐圣，不先于父亲受祭”，这是为了纠正文公的逆祀，并非尊祖的论调。唐仲子陵所说：“怎么知道不是在夏后庙数未足的时候，而言禹不先于鲧呢？”我们认为宋之所以为宋，是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开创宏大基业，在天下建立大号，不同于商、周之为商、周，这是显而易见的。僖祖虽然是圣裔的先祖，而有庙宇直接源于太祖，亲尽则迁，这是古来的正义。现在想要

译关于有庙的起源说法，将其提拔并推举为始祖，臣等本来就已怀疑他与契、稷不同。假如契、稷本来没有功德，起初也没有受封，以此作为依据，或许还可以说得通；如果不是这样，臣等就无法完全消除疑虑了。

译假如一定要依据这种说法，那么臣等又有话要说。三昭三穆是不可更改的典制、确定的论断。建国之初，张昭、任澈等人，不能远推隆极的体制，只根据近世的情况，请求建立四座宗庙，于是使得天子的礼仪降同于诸侯。如果宗庙数量完备为六座，那么就应当再向上推两代，而僖祖排在第三位，也不能称他为始祖。如果说世次不可推究，那么这种说法，诏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史官也没有记录，经历了一百多年，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敢凭私意推测而言说。谨按：建隆四年，皇帝亲自郊祀，崇配不及僖祖。开国以来，大祭时虚设东向之位，这是祖宗已经实行的意图。自祖宗以来，没有用太祖的位置替换它，现在如果替换，恐怕违背了祖宗的意图。伟大的太祖，如神如天，恩泽垂及万世，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奉他为帝始祖，在礼制上没有不适宜的。

有人说《仪礼》规定：“诸侯祭祀到他们的太祖，天子祭祀到始祖所从出的祖先。”现在称始祖为太祖，这是诸侯的制度。臣等认为，远祖受封，子孙世代承袭，亲情虽然尽了但宗庙不毁，这就是诸侯祭祀到他们的太祖；如果是始封之君，既然已经作为那一国的祖先，后世子孙，从诸侯成为天子，那么始祖不改变，情理势态自然如此，这就是天子祭祀到始祖。如果一定要寻求太微星的精气、神灵的威灵，说那是始祖所从出的祖先，将会看到牵强附会、生造说法，奇异诡辩没有止境，更加违背圣人的本意了。唐神龙初年，议论说：“既然建立了七庙，必须尊崇始祖。”而张齐贤说：“始祖就是太祖，太祖之外没有别的始祖。”这是前代儒者讲得很透彻的了。大体上契、稷不因为功德作为祖先，没有必然的论断；特别兴起的君主自为一代的祖先，没有不可的道理。

至于藏主不顺，应当一定改定，因为夹室是子孙宗庙的偏室，不是宗庙的正室。议论的人说神道崇尚右边，这是失掉了它的宗旨。那么僖祖的主牌，必定有归宿。按照《周礼》：“守祧掌管守护先公、先王的宗庙和祧庙。那些宗庙，由有司修缮清除；那些祧庙，由守祧涂饰粉刷。”所说的宗庙，是后稷、文王、武王等宗庙；祧庙，是收藏先公、先王迁出的主牌的地方。先公迁出的主牌，收藏在后稷的宗庙里，僖祖如同周代的先公，应当有收藏主牌的祧庙。虽然没有始封的远祖，在上面作为主牌，但先公的祧庙不可以空缺。臣等参详，请求大致仿照这个制度，修筑别庙来收藏它，大祭的年份，在它的室内祭祀，太庙则依旧制，虚设东向之位，郊配之礼，依旧没有改变。这是事情适宜而情感顺遂的。

魏、晋以及唐代曾经议论过远庙的主牌，魏国的锺繇、高堂隆、卫臻都是当世的名儒，都说依据上代应当迁出。所以景初的制度，三祖不毁，其余四庙，亲情尽了就迁出，完全像后稷、文王、武王宗庙和祧庙的礼仪。晋永和中，尚书议论说：“周代称王，太祖世系遥远，所以迁出的主牌有归宿。现在晋庙以宣帝为主牌，而四祖居住其中，这是委屈祖先顺从孙子；合祭在上面，这是代替太祖。”范宣说可以另外修筑一间屋子来安置四个主牌，四个主牌轮流迁出，那么宣帝的位置就正当了。从虞喜、刘诩、韦泓、王松之到蔡谟等人，都赞同这个议论。唐代陈京议论请求依据魏、晋旧例，改筑别庙来收藏献祖、懿祖。柳冕、王韶等七十多人也赞同这个说法。虽然最终收藏在兴圣庙，但本来与别室没有不同。只有颜真卿引用蔡谟“权且东向”一句，而不依据他改筑的议论，遭到当时的讥讽。这些前代的议论，都有考据，本于经义，不敢说后世的史书而一概废弃它们。《礼记》说：“礼，即使先王没有的，也可以根据义理兴起。”又说：“亡于礼者之礼。”何况有前人商讨详尽合理的议论呢？

有人说：“在别庙祭祀，不是所说的合食。”臣等回答说：“夹室不便，应当建立别庙，那么已经纠正了大节了。合食分食，都是孝道享祭的方法，只是因为对于亲属已经尊贵，不可以置于昭穆的行列，依据前代，在别庙祭祀，得到礼制的变通，又有什么嫌疑呢？如果说不可分食，应当合祭于太庙，不仅永远虚设东向之位，而且使得祖先顺从子孙，哪个是得哪个是失？这样僖祖另外收藏，那么列圣不动，神灵安妥，情理文饰都得到，在义理上，是合适的。”

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孝天成，尊崇侍奉宗庙，古代盛德的君王也比不上。臣等学术浅陋，讨论不是长处，只能陈述遵循朝廷纠正过失的意图，分辨议论者不通畅的言论，希望以此称颂圣上根据情感制定礼制的道理，希望陛下留神详细选择。同知太常礼院苏梲议论说：臣听说天下的大义，没有比尊崇祖先更高的；天下的大事，没有比宗庙祭祀更重的。所以拥有天下的人，推尊尊重的义理，以及向上治理祖先，向下遗留万世法则，这是盛德的举动。王者必定祭祀到始祖所从出的祖先，这是用来区别于诸侯的。现在圣朝没有始祖的祭祀，在大典礼上还有所欠缺，所以宰相认为应当进言，陛下留听并认为好，又向下询问群臣百官，难道不是因为宗庙非常重大，改作最为艰难，极其严肃恭敬敬畏的意思，想要广泛询问以尽臣下的思虑吗？

译吗？然而我学识浅薄、见识短浅，哪里足以担当陛下咨询谋划的重任，怎敢不依次陈述我所听到的，详尽阐明我所思考的，只希望陛下加以选择罢了。

译臣谨奏：夏、商、周三代宗庙的数量，散见于经典之中，其详细情况已无法推究。先代儒者说夏朝有五座庙，商朝有六座庙，周朝有七座庙。我私下认为，先王的治国之道最终归宿并无不同，但在设立名目数量上，难免会有细微的增减变化以适应时势，然而他们在尊崇祖先、顺应人情而制定礼仪方面的用意，则是一致的。至于设立宗庙，有的五座、有的六座、有的七座，是因为所依据的历史渊源有盛衰之别，所以制定礼仪来报答祖先，不能强求相同。因此，不同时代的音乐不互相沿袭，不同世代的礼仪不互相承袭，这是为了使事情与时势相合、名分与功业相配的缘故。秦、汉以后，典章礼仪废缺，大多不足以效法，但仍有能够适应时变、符合人情，足以便利当时的一时的做法。本朝追溯先帝事奉祖先的本意，想要穷尽传闻所及的范围，在无法穷尽之处停止，并因此奉祀为始祖，以此来端正神灵的班次，这是极其尊崇的表现。

臣私下思考，僖祖与商、周的祖先相比，虽然遗留谋略和阴德并无先后之分，但时势有治乱，道统有显晦，所以其事迹也因此略有差异，我认为追崇的礼仪应当稍有增减，希望能顺应人情而制定礼仪达到极致，从而留下万世不可更改的法度。如果说到七世之庙，一定要奉先尊本，即使比夏、商更隆重也是可以的；如果在太庙的右侧，特别设立僖祖一座庙，那么祖先就不依附于子孙，这就是所说的有疏远而没有断绝、有遥远而没有遗漏，顺应人情制定礼仪而不拘泥于旧迹，这类情况就是如此。臣维、臣固说夹室在右侧比正室尊贵，这是思考得太过浅陋，不是臣所敢赞同的。至于郊祀配享的礼仪，在太祖时期曾经实行过，从太宗到英宗，不再追配，而是奉宣祖崇配，《礼记》说：“有举行过的，没有人敢废除。”而臣详细观察建议的文书，也没有提到追配的说法。像臣这样愚钝的人，认为沿袭旧制比较方便。

臣再次详细考察祖庙的制度，假如本朝不打算在太庙大兴土木，而致力于崇尚简朴，追溯古代开端，并参用近代的法规，希望能容易实行，那么唐代贞元年间，将懿祖、献祖两位祖先的神主附祭于兴圣庙、德明庙，大概是尊崇咎陶、武王、昭王作为远祖之庙，所以提升懿祖、献祖，在尊卑上是顺理成章的。臣又看到外传说：“成就天地大功的人，子孙没有不彰显的，虞、夏、商、周就是这样。”史书记载赵氏的祖先，出自柏翳，辅佐大禹平治水土，在虞朝训育上下鸟兽，都有功劳；后来造父侍奉周穆王担任御者，以拯救中国的动乱，而受封赵城，子孙因此以赵为姓氏。现在景灵宫圣祖，每年陛下亲自举行酌献之礼，也类似于近代的兴圣、德明吧。如果提升僖祖附祭，或者借此祭祀柏翳、造父，像唐代德明、兴圣那样，那么就不算是下附于子孙，虽然不符合经典，但避免了僭越祖先，这也是顺应时势制定礼仪的方法。

鉴于宗庙是重大事务，不是小臣所能详细探究的，斗胆请求圣明的陛下垂听，咨询大臣并谨慎采用。如果仍然认为不妥，那么臣又听说古代有疑问，一定要与卿士、龟筮、庶民商议，这是为了穷尽人和神明的意思。卿士，是与人商议；龟筮，是与神明商议。现在朝廷没有龟筮的官员，似乎可以举荐实行。而且从咸平到唐代，历朝有宗庙的疑议，必定下达尚书省，集合台省各衙门百官会议，然后朝廷决断并遵从。请求将这两件事交给有关部门检阅详细情况并施行。臣是浅陋的儒生，智虑只限于所闻所见，至于通变达节，那是圣哲的责任，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只请陛下裁决。又说：“《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年，明皇特别设立九庙，献祖重新列入正室，以凑足九室，禘、祫祭仍然虚设太祖的位置，这就是认为开始祧迁而藏于西夹室不方便，所以重新立庙，正好与僖祖的情况类似。”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周孟阳、同知道太常礼院宋充国、礼院检详文字扬杰商议说：我们认为宗庙是重大事务，前代存在疑问，不依据经典，难以做出裁决。现在检阅《仪礼》、《周礼》、《礼记》、《毛诗》经传，详细如下。

查《仪礼》说：“都邑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大夫和学士就知道尊崇祖父了，诸侯尊崇到太祖，天子尊崇到始祖所从出的地方。”注解说：“太祖，是开始受封的君主。始祖，是感应神灵而生的，像后稷、契那样。”疏解说：“尊崇到始祖所从出的地方，是说祭祀感生帝，还让始祖配享。王者的祖先，都是感应太微、五帝的精气而生的，那么不仅仅后稷和契而已，实际上帝王都是有所感应而生的。天子的始祖、诸侯的太祖，都在亲庙之外祭祀。”臣等查看：古代制度，王者的宗庙有始祖、太祖的区别，诸侯只到太祖，没有始祖。

又查《毛诗·大雅·生民》的序说：“《生民》，是尊崇祖先的诗。后稷生于姜嫄，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笺解说：“周的始祖，生他的是姜嫄。”正义说：“周的始祖，是后稷。周以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雝》诗禘祭太祖，是为文王，后稷所规划的是这样。如果文王因为受命的大业，只能称为太祖，不能称为

译始祖。”又查《周颂·雍》的序言说：“《雍》，是禘祭太祖的乐歌。”注解说：“太祖指的是文王。”正义解释说：“《祭法》中‘禘喾而郊稷’，禘，是指祭天于圜丘。”《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禘是指祭感生之帝于南郊。知道太祖是指文王，是因为经文说‘皇考啊真伟大’，又说‘文王、武王是天下人的君主’。这说明这位皇考是天下人的君主，显然不是后稷。如果是后稷，那么他本人并非天子，就不能说‘维后’（是君主）了。”又其中说：“既佑助显赫的父考，也佑助文德的母后。”注解说：“烈考，是武王；文母，是太姒。”臣等仔细审察：周朝以后稷为始祖，以文王为太祖，与《仪礼》的记载互为表里。

译又查《礼记·大传》说：“不称王者不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并用其祖先配享。”注解说：“凡是大祭称为禘，大祭其祖先所由生的神，指的是在郊外祭祀天帝。王者的祖先都是感应太微、五帝的精气而生，都在每年的正月在郊外祭祀天帝，这是特别尊崇的缘故。”《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是配享灵威仰帝。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是泛配五帝。’”正义解释说：“这禘祭，指的是在郊外祭祀天帝。然而郊祭天地的祭祀，只有王者才能举行，所以说‘不称王者不行禘祭’。”臣等仔细审察：王者的始祖应当配享感应而生的帝，所以周朝在郊外祭祀后稷，配享灵威仰帝。

又查《祭法》说：“夏后氏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祀鲧，尊高阳为祖而尊禹为宗。商人禘祭喾而在郊外祭祀冥，尊契为祖而尊汤为宗。周人禘祭喾而在郊外祭祀稷，尊文王为祖而尊武王为宗。”注解说：“禘、郊、祖、宗，指的是在宗庙祭祀以配享饮食。这禘祭，指的是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称为‘郊’。”正义解释说：“必定知道这是圜丘，是因为禘祭的条文位于郊祭之前，郊祭之前的祭祀只有圜丘。”臣等仔细审察：夏朝禘祭黄帝，商、周禘祭喾，大概是圜丘的禘祭。所以在冬至于圜丘祭祀，只有亲身享有天下的人才能配享。

又查《周礼·大司乐》：“冬至时，在大地上的圜丘演奏音乐，如果音乐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可以接受礼仪了。”注解说：“周人禘祭喾而在郊外祭祀稷指的是这祭祀天地的圜丘，以喾配享。”疏解说：“王者都在建寅之月在郊外祭祀所感应而生的帝，再用感应而生的祖先配享，就像周朝在郊外以后稷配享一样。郊祭和圜丘祭都是祭祀天地的禘祭，郊祭的禘以后稷配享，圜丘的禘以喾配享。”臣等仔细审察：周朝在圜丘以喾配享，祭祀感应而生的帝以后稷配享，与《礼记》、《毛诗》经传相互印证。

又查：“守祧掌管守护先王、先公的庙祧。”注解说：“迁移神主所藏的地方称为‘祧’。先公迁移的神主藏于后稷的庙，先王迁移的神主藏于文王、武王的庙。”疏解说：“太王、王季的神主不能进入文王、武王的庙，祧也应当藏于后稷庙。”臣等仔细审察：先公迁移的神主藏于后稷的庙，先先王迁移的神主藏于文王、武王的庙，这说明祖先迁移的神主不能向下藏于子孙的夹室。

臣等参详各种经传，古代天子必定尊崇始祖，配享感应而生的帝，大概是用来追崇统系的本始，并不是推举有功的人。诸侯则不然，只是推举始封的君主作为太祖，而不及始祖。所以周朝拥有天下，向上推究统系直到后稷，后稷是帝喾的儿子。周朝不能以帝喾为祖，所以以后稷为始祖。商朝推究统系向上直到契，契也是帝喾的儿子。商朝不能以帝喾为祖，所以以契为始祖。夏朝推究统系，禹的父亲叫鲧，鲧是高阳的儿子。夏朝不能以高阳为祖，所以以鲧为始祖，以示与诸侯的制度不同。到了秦朝兼并六国，嬴政自号始皇帝。汉朝沿袭秦朝旧制，以高皇帝为太祖之庙，不再像礼经那样追崇始祖，大概是一概采用诸侯的制度罢了。魏、晋以后，传承不长久，接着衰乱，礼制残缺。到了唐朝，虽然世代长久，但宗庙制度大多不考察古制。本朝艺祖平定天下，追立亲庙，玉牒帝系从僖祖开始。僖祖以上的世次既然无法得知，那么僖祖作为始祖是适宜的。

恳请依照《仪礼》、《周礼》、《礼记》、《毛诗》经传，以僖祖为始祖，配享感应而生的帝。旧制以宣祖配享，现在请求停止这种礼仪。其余祭祀天地、明堂，祖宗配享都按照旧制，不再更改。人情礼意，没有不顺畅的。臣等谨按：商朝以太甲、太戊、武丁为三宗，周朝以文王、武王为二祧，世代不迁移，不在三昭、三穆的数目之内。又看到景佑年间的制书说：“太祖是帝者的祖，太宗、真宗是帝者的宗，三座庙都万世不迁移，宣布天下，以昭示后世。”那么顺祖、翼祖、宣祖三祖都在昭穆之内。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的章衡议论说：

臣私下认为宗庙是重大事务，礼经不完备，学者所坚持的观点有同有异，议论难以统一，不是上圣不能明断，不是大儒不能考正。伏惟皇帝陛下天赐睿智，孝心通达神明，极力挽救时弊，革新朝政，而庙祧的次序，迁移毁废尚未安定，阅览辅臣的奏章，惊动发出德音，延访近侍，又嘱托礼官详细审察，采择务必恰当。臣虽然学问达不到古代，但职责在于参论，现在请先列举众说的失误，然后广泛考察经书，折中议论。

一曰：“僖祖皇帝在七世之外，按礼应当祧迁。”臣认为不可。谨按《仪礼》说：“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解说者说：“太祖，是始封的君主；始祖，是感应神灵而生，像稷、契一样。所以商、周之王，断自稷、契以下的，是本统相承，重视开始。”我太祖受命之初，立亲庙从僖祖开始。僖祖以上世次无法得知，那么僖祖作为始祖与稷、契没有不同，怎么能毁其庙而迁其主呢？二曰：“契

译殷商勤勉经营十四代而兴盛，后稷勤勉经营周室十五代而兴盛，因为他们的功业有所凭借，所以推尊他们配享上天。如今僖祖的功业在百姓中并不显扬，在后世也不明晰，却想凭借他侍奉稷、契的功劳来供奉他，这在古史上没有依据。我认为，君王尊崇本统的祖先，德行深厚者光辉流传，所以向上追溯所由开始的祖先，不一定非要有功业或封国不可。不然的话，夏后氏可以郊祭鲧吗？第三点说：“神道崇尚右边。夹室在西边，僖祖的神主祧藏在其中，仍然处在顺祖的右边，尊卑的次序似乎也没有不妥。”我认为不可以。降低祖先的尊位，下附于子孙的庙室，却说以右边为尊，这与在正堂正位让卑者占据，而把尊者排列在荣庑之间有什么不同，这能称为礼吗？第四点说：“僖祖作为始祖，应当另外立庙。”我又说不可以。另立庙的制度，经典中没有记载。周朝的姜嫄，就是现在的后庙。怎么能以始祖的尊位，与后妃相比呢？第五点说：“从前，鲁国设立炀宫，《春秋》对此加以批评，是因为已经毁坏并收藏，却还顺从他们的过失吗？”章衡等人的议论，都依据王珪的《会要》，在“五曰”之下应当有脱漏的文字。《政和会要》记载群臣的议论非常简略，应当寻求别的版本考证校正。这五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译臣听说《仪礼疏义》说：“天子的祖先，都是感应太微、五帝的精气而生，不仅仅限于契、稷而已。”《诗序》说：“《生民》这首诗，是尊崇祖先的意思。”解释的人说周朝以后稷为始祖，文王为太祖，所以禘祭太祖，指的是文王。自古拥有天下的人，必定尊崇始祖。秦、汉以来，典章残缺，宗庙迁祧的次序，开始失去了先王尊崇祖先的本意。现在陛下继承大统，参预宗庙事务，应当纠正有关部门的失误，以符合先王的礼制。恳请尊崇僖祖皇帝为始祖，而顺祖的神主按次序应当迁出，这就是所说的儿子为父亲委屈，以确立七庙的制度。至于郊祀配享，则《礼记·大传》说：“天子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用其祖先配享。”这与《仪礼》、《周礼》的疏义都相同。解释的人说祭祀感生帝则配以始祖。恳请从今以后用僖祖配享感生帝的祭祀，而废除宣祖侑神的位次，这就是所说的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委屈，以称颂祖宗追念孝养的心意。其余祭祀天地、明堂，祖宗配享侑神都依照旧典，在情理和文饰上都是顺当的。臣愚昧浅陋，依据经典提出说法，恳请陛下决断，垂法万世。皇上已经阅览了礼官的议状，对执政大臣说：“士大夫喜欢以礼文为己任，所以只要议论宗庙的事，就务求纷纷扰扰。”

冯京说：“士大夫都以太祖不能东向为憾恨。”王安石说：“乡下人说：‘父母算什么？’都城里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学士、大夫就知道尊崇祖先了。诗人称颂‘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大概奉祀祖庙，供给祭祀，应当选择学士、大夫中的俊才来从事，怎么可以迎合乡下人认为恰当呢？”皇上于是听从了元绛等人的初议。元绛等人的初议，是王安石所主张的。皇上又说：“起初不让议论配天，各位议论的人为什么涉及这个？”王安石详细地禀告皇上，并且说：“本朝配天的礼制，也都不符合经典、礼制，但这件事没有妨害逆顺的大伦常，想要厘正它，有所来不及罢了。”皇上说：“现在应当听从谁的议论？”王安石说：“宣祖现在配享感生帝，想要改为以僖祖配享。”皇上说：“好。”王安石本议以僖祖配天，皇上颇感为难，所以改为配享感生帝。以僖祖配享感生帝，以章衡及周孟阳、宋冲国、杨杰所议，也与王安石相合的缘故。王安石又禀告皇上，这件事应当由中书省具奏，降诏施行，皇上都听从了。第二年正月七日，于是迁出二祖以及以僖祖配享感生帝。《礼志》第二卷上治平四年，礼院说：嘉祐诏书确定太庙七世八室的制度，现在先帝祔庙有日期，僖祖应当迁出，请求连同文懿皇后的神主，迁藏于西夹室，以待禘、祫祭，将英宗神主祔于第八室。从仁宗到顺祖依次升迁。事情下达两制议论，如所言。九月壬午，奉安八室皇帝皇后神主，奏告太庙，将僖祖、文懿皇后神主迁藏西夹室。癸未，遍告天地、社�、宗庙、宫观。甲申，皇上在垂拱殿斋戒。乙酉，英宗祔于太庙，皇上步行引导神主出至宣德门，群臣奉慰如典礼，废除僖祖讳及文懿皇后忌日。然而皇上怀疑不合礼，于是与王安石议论。到熙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说：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先，所以先王宗庙祭祀的制度，有疏远而没有断绝，有久远而没有遗漏。商、周的君王，断自契、稷以下，不是断绝喾以上而遗漏他们，因为他们自有本统承继的缘故。至于尊卑的地位、先后的次序，那么子孙虽然齐圣有功，不得以此加于其祖考，这是天下万世的常道。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那么僖祖有庙，与契、稷大概没有不同。现在毁坏其庙而藏其神主于夹室，废弃祖考的尊贵，而下祔于子孙，大概不是顺应祖宗孝心、事亡如存的意义，寻求前代记载，虽然或许有这样做的，考察符合经典，却没有成例，因情制礼，实在在于圣明的时代。希望陛下下达近臣详细议论，择取恰当的意见。诏书回答说：宗庙迁祧的次序，大概有常法，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后世。我继承大统，得以奉祀宗庙，而世次迁毁，礼制或许不安，讨论经常，属于我的贤辅，以此辅助我的不足，而仰称祖宗追孝的心意，阅览后惊觉，敢不恭敬服从。应当依照所请。翰林学士元绛，知制诰王某、陈绎、曾布，直舍人院许将、张�说：自古受命的君王，既然以功德享有天下，都是推究其本统的缘故。假使契、稷自有本统承继其后，而汤与文王又为别子之后，那么自当祖其别子，不再以契、稷为祖了。所以祖契、稷，不是以有功与封国为重轻。诸儒恰好看见契、稷有功于唐、虞之际，所以认为祖有功。如果祖必定有功，那么夏后氏为什么郊祭鲧呢？现在太祖受命之初，立亲庙自僖祖开始，其上世次既然不可得知，那么为始祖无疑。倘若认为不当比契、稷，这是使天下之人不再知道尊崇祖先，而子孙得以有功加于其祖考。何况毁坏其庙，迁其神主，而下祔于子孙之室，这难道

译这就是推崇祖宗、尊崇祖先的本意啊？《传》中说：“已毁庙的祖先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未毁庙的祖先神主，都升位，在太祖庙中合祭。”现在将僖祖的神主迁出而藏于太祖庙室，那么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在祫祭之时，都降位而合食了。情理与礼文不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诗经·大雅·生民》的序言说：“尊崇祖先啊。文王、武王的功业兴起于后稷，所以推尊后稷配享上天。”大概说的是尊崇祖先而不说尊崇有功之人，说的是文王、武王的功业而不说后稷的功业，由此可知推尊后稷配享上天，是因为尊崇祖先而不是因为尊崇有功之人。考察经传，对照人情，认为应当以僖祖为始祖之庙。学士韩维说：从前先王已经拥有天下，追溯基业所由兴起的地方，奉立为太祖，这是为了推崇功业之美、重视根本的开始。大概天子的祖先，关系着天下；诸侯的祖先，关系着一国；大夫、士的祖先，只关系着自己的宗族而已，这也是事理形势使然。荀子说：“天子以天为太祖，诸侯不敢毁坏，大夫、士有固定的宗庙，这是用来区别尊卑起始的，是德行的根本。”大概拥有天下的起始像后稷，拥有一国的起始像周公，大夫、士的起始像三桓，所以尊贵者配享上天，不迁出宗庙，有固定的宗庙，这就是区别所在。现在只以契、稷为根本统系的祖先，这是等同于大夫的礼制，不是荀子所说的区别。有人说：“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距离契、稷都有十多个世代，其间子孙衰微流亡的不止一次，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拥有天下，契、稷有什么相干呢？”南宫适说：“禹、稷亲自耕种而拥有天下。”孔子说：“真是君子啊，这些人！”禹拥有天下确实如此，稷只是诸侯，却说“拥有天下”，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积累功德直到文王、武王才兴盛吗？孟子说：“称王不一定要大国，商汤凭借七十里，周文王凭借百里。”那么小国也是称王所凭借的。所谓七十里、百里，不就是契、稷受封而遗留给子孙的国家吗？由此说来，商、周的兴盛，契、稷并非没有参与。那么正考父作颂，追述契、汤、高宗商朝兴盛的原因，子夏作《诗序》，称文王、武王的功业兴起于后稷，难道是虚妄的话吗？《国语》也说：“契勤劳于商，经过十四代而兴盛；后稷勤劳于周，经过十五代而兴盛。”《谷梁传》说：“始封的人必定作为祖先。”南宫适、孟轲、卜子夏、左丘明、谷梁赤生活在周代，他们所说的都是亲身见闻的，他们的学问又都出自孔子，应当是可以相信的，那么尊崇始祖以其功业所兴起为依据，秦、汉诸儒也是有所传承的。后世拥有天下的人，都是特别兴起而没有依托，所以成为一代之太祖，由来已久了。太祖皇帝孝顺友爱、仁德圣明，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平定大乱，子孙遵循基业，万世蒙受恩泽，功德卓著，作为宋太祖，无可非议。僖祖虽然是太祖的高祖，然而仰视其功业，未见有所依托，上寻世系，又不知其起始。如果以所供奉的契、稷来奉祀他，古代没有依据，现在也有所不安。各种议论，没有能相互驳倒的，维持旧制较为便利。至于藏神主合食，历代曾经议论过。然而现在的庙室与古代制度不同，古代每座庙有不同的宫室，现在供奉祖宗都在同一堂上，西夹室还在顺祖的右边，考察尊卑次序，似乎也没有嫌疑。至于禘祭、祫祭，本来就是排列昭穆次序的祭祀，僖祖面向东，礼制无不顺当，这就是所谓“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在父亲之前进食”。孔子说：“对于所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就存疑吧。”像元绛等人的议论，不是臣所知道的，不敢赞同。天章阁待制孙固请求特意为僖祖建立庙室，将祧迁的神主放在其中，从太祖以上，亲尽迭毁的神主，都藏于所建的庙室。在禘祭、祫祭时，让僖祖暂居东向之位，太祖顺从昭穆的排列，僖祖的尊严也自然有所伸张。如果认为立庙不对，那么周人另立姜嫄的庙，不能说是不合礼制。于是交付礼院详细审定，议论不一，章衡等人赞同元绛等人的意见，张师颜等人赞同孙固的意见，而苏梲又请求将僖祖附祭于景灵宫。于是礼院再次上言：圣王使用礼制，本来就有因循和变革，至于逆顺的大伦理，不敢违背天意而改变古制。现在有人因为夹室在右边，认为对宗庙来说更尊贵；有人因为本统所承继，认为安置在别宫才恰当。背离经义和道理，是不敢知道的。请求奉僖祖神主为太庙始祖，迁移顺祖神主，藏于夹室，依照礼制不避讳。孟夏祭祀感生帝，以僖祖配享。皇帝下诏恭敬地依从。在此之前，皇帝催促裁定庙议，王安石说：考察先儒没有说法，三代也没有这种情况，这仅仅是义理上应当如此罢了。皇帝问：韩维认为文王、武王的功业兴起于后稷，因此推尊后稷配享上天。王安石说：经书称文王、武王的功业，不是称后稷的功业；称尊崇祖先，不是称尊崇有功之人。大概没有文王、武王的功业就不能拥有天下，不能拥有天下就不能举行祭天的礼仪，而文王、武王不是从后稷哪里出来的，所以举行祭天的礼仪，以后稷配享上天，这就是所谓的尊崇祖先。皇帝说：韩维说称王不一定要大国，认为也凭借小国，怎么样？王安石说：孟子自

译商汤、周文王并不等待成为大国之后才拥有天下，这与尊崇祖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夏禹在郊祀中配享鲧，禹并不是因为依靠鲧受封后才拥有天下。前代本来就有不等待拥有国家就称王天下的，禹就是这样。所以扬雄认为禹是因为舜任命他治理水土。皇帝说：鲧治理水患，或许已经有了封国。王安石说：传记中有记载，封在有夏，氏称为有姒的，是禹。万物根本在于天，人根本在于祖先，帝王是天下的太祖。如果以有功绩为标准，那么郊祀鲧怎么能算是有功绩呢？只说夹室在右边为尊，这更是违背礼制。如果子孙住在正室，把父祖排列在偏厢，以此作为尊位，难道不违背情理吗？他们说到举行大禘、大祫祭时，僖祖面向东坐，像这样，为什么要迁移他的神主、毁掉他的庙呢？况且古代没有迁移神主面向东坐的礼仪，大概迁移神主都是升堂合食，现在却是降阶合食。如果孙固想要为僖祖建立别庙，来比照姜嫄，那么古代没有这种礼仪。姜嫄是媒神，因为她是先妣，所以隆重她的礼仪和歌舞，都排在先祖之上。不然的话，周朝不建喾的庙而建立姜嫄的庙，是为什么呢？皇帝说：郊祀配享如何？王安石说：商朝以契为祖而在郊祀中配享冥，与周朝以文王为祖而在郊祀中配享稷，已经不同。从道理上讲，尊崇僖祖为始祖，进而推举他配享上天，在礼制上是恰当的。先王制定礼仪，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死人如同侍奉活人。推究太祖的孝心，本来想要推尊宣祖，从宣祖以上，他的心意与太祖没有不同，那么推举僖祖配享上天，一定符合祖宗神灵的心意。皇上说：然而僖祖不是始祖，怎么办？王安石说：确实如此，与稷、冥的事情既然不完全相同，那么郊祀与不郊祀都不违背逆顺的道理，由圣心裁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朝廷配享上天的礼仪，也不完全符合礼制，只是因为没有妨害逆顺的大伦理，还没来得及改正罢了。应该改为以僖祖配享感生帝。皇帝说：士大夫以礼仪文章为己任，所以议论宗庙事务纷纷扰扰。冯京说：士大夫都以太祖不能面向东坐为遗憾。王安石说：乡下人说：“父母算什么？”都城里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学士、大夫就知道尊崇祖先了。诗人称赞“捧着玉璋巍峨庄严，俊美的士人适宜”，那么奉祀宗庙，供给祭祀，应当选择学士、大夫中的俊才来从事，怎么可以迎合乡下人认为恰当呢？皇上认为尊崇祖先不计算功绩的有无，在道理上没有疑问，都嘉奖采纳了。

译户部侍郎致仕范镇进言说：“我见英宗皇帝即位时，曾商议将僖祖神主迁入祧庙；陛下即位时，也将僖祖神主迁入祧庙，如今又恢复僖祖的祭祀，而将顺祖神主迁入祧庙，这样就是让僖祖长居东向之位，成为不迁之主了。太祖皇帝从宋州节度使起家而拥有天下，国号为宋，这与汉高祖从汉中起兵，国号为汉的情况完全相同，所以僖祖不应当恢复祭祀。我私下看到朝廷大臣确定谥号，都要下发太常寺、尚书省召集百官参详，何况宗庙祧迁是大礼，却未经过讨论，我私下担心这不符合祖宗的本意。恳请陛下特别降下圣旨，下发太常寺、尚书省召集百官共同商议，以便成为万世传颂的典制。”朝廷没有采纳。这条记载是根据《范镇集》增补进去的。范镇的传记中只说太祖从宋州起家拥有天下，与汉高祖相同，僖祖不应当恢复祭祀，请求下发百官商议。传记大概是依据墓志铭写成的。恢复僖祖祭祀一事，本来命令两制官员商议，两制官员请求与台谏、礼官共同商议，王安石请求只让两制官员商议。不久下发给礼官，礼官的意见与王安石相同，而范镇所请求的又要普遍询问百官，王安石不采纳是理所当然的。元祐元年二月十日可以考证。

己巳日，西京左藏库使、新任泾原路钤辖和斌兼任带御器械。皇上批示说和斌多次建立战功，资历已深，很久没有得到提拔任用，所以如此任命。和斌之前担任广西钤辖，秦凤路主帅也以钤辖的身份征辟他，广西方面坚决请求留下和斌，皇上下诏将他留给广西。等到这时召见和斌应对，皇上说：“议论的人说交州可以攻取，你认为怎么样？”和斌说攻取交州没有益处，希望告诫边境将领不要轻举妄动。皇上感叹说：“你如此质朴正直，才知道两路争抢你有原因啊。”

庚午日，下诏给广西经略司，从今以后训练士兵不得追集壮丁，委托两江提举司负责犒劳供给。这是采纳和斌的请求。

京西转运使吕几复进言，郢、唐、均、房、金五个州容易获得林木，而淮南铅铜积蓄很多，如果从襄阳、郢州转运铅铜到郢、唐等州，设置铸钱监铸造钱币，可以缓解钱重物轻的弊端，而且利益很大。但中书户房认为铅铜按法律规定应当通过水路运输，现在从淮南转运，不仅道路迂回遥远，其中必须陆路运输，那么费用就不能抵偿所得。皇上批示：“内库昨天因为两次优厚赏赐以及连年供应，边境用度缺乏，如果朝廷非正常地另有支用，必定更加没有东西供应。如果像吕几复所说，就在山林间可以鼓铸，那就暂且让每年铸造五十万缗，存入内库封桩。”不久就停止了。《御集》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发三司依照户部所申报的办理。王安石说：“吕几复说设置铸钱监，开辟山林，可以获得土地耕种，这话不可采用。现在岑水聚集的浮浪之民多达十余万，所收买的铜已经担心没有本钱购买，如果京西又设置铸钱监，不仅没有本钱购买，还有多余的无用铅铜，况且还会引诱耕种的百姓奔赴坑冶，放弃本业，追求末利，人群聚集，就难以驱散。京西平地尚且缺乏人耕种，纵然开辟山林，难道有人治理田地吗？只怕山林无人耕种，而平地的农民更抛弃农业去从事坑冶，就会荒废京西的农事。”皇上认为王安石说得对。

司农寺丞、新任提举两浙路兴修水利郏亶进言：“臣已经申报司农寺，请求将往日所有关于两浙水利的文书交给臣审阅，或者召见进言的人询问，如果确实有利且方便，以及那个人可以任用，请求让他们分别主管，官员依照部役官，举人依照曹孝立的例子领取俸禄，等到兴修水利时，根据功利的多少等级给予酬奖。”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曹孝立，应当考证，又见于七年十月。林希的野史说：熙宁年间，凡是谈论水利、或者理财、或者更改利害的人，无论是胥吏、商人、农民、隶卒，还是因罪被废的人，让他们乘驿车到京城，或者召到中书省，或者到司农寺，不验证虚实，就让他们兴办役事。他们耗费官家钱财，征调民力，不问数量。稍有成效，就授予官职，赏赐金帛；没有成效的，耗费征调虽多，也不问他们的罪。有关部门知道他们荒谬，不责问；责问，他们就直接到司农寺申诉，认为这是嫉妒功劳、逃避事务，立即加以弹劾。如沈披想修筑江鄣湖为农田，迁徙福建百姓耕种，起初相信认为是对的，众人认为迂腐荒诞令人惊骇，事情没有实行，沈披被调往陕西。如王廷老、俞希旦、陈睦卢东、张靓都是新进之人，以农田水利为职，最终没有成功。张若济任华亭知县，说懂得水利，于是另外创设一个机构。岷山富人郏亶说苏田全部像江南那样修筑圩岸，被召到司农寺。等到曹孝立，也献言水利，被召到苏州筹划，百姓害怕兴办大役，惶恐不安。又司农寺赏赐米七百万斛，让使者兴修水利，过了一年没有可以兴办的。司农寺责问王廷老，于是商议在采石增筑苏湖漕河塘，向各县摊派赋税，招募百姓发掘山陇取石，妨害荒废农事。摊派赋税的人家加倍出钱，受雇的人家多获得厚利。这个塘的修筑，对水利实在没有损益，大抵以耗费官家钱财、劳民伤财者为称职，上下欺瞒蒙蔽无人敢言。林希所说王廷老修筑苏湖漕河塘，应当考证年月。因为曹孝立姓名初次出现，附注在此。郏亶的事详细记载在五年十一月癸丑及六年五月乙丑。

辛未日，下诏：“从今以后诸司使、副磨勘，历任中曾经因战功改官的转七资，其余转五资。其合门通事舍人、带御械、两省都知押班、勾当御药院等使臣转七资的条例

译一并予以罢免。」按照旧制，各衙门的使职、副使如果有战功，经过考核升迁改任官职，通常都依照常规制度晋升五个资序。皇上认为这样不足以表彰和勉励，而合门、两省的职务都是亲近侍从，没有功勋劳绩的人不可以越级晋升，因此才有这道命令。

译壬申日，下诏说：“干州、仪州近来已经合并废除，又将熙州、河州等五州军划为一路，连同原来的鄜延等五路，共三十四州军。”

“现在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州、解州、同州、华州、耀州、虢州、鄜州、延州、丹州、坊州，环州、庆州、邠州、宁州划分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在永兴军设置官署，提点刑狱在河中府设置官署；”

“将凤翔府，秦州、阶州、陇州、凤州、成州，泾州、原州、渭州、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镇戎军、德顺军、通远军划分为秦凤等路，转运使在秦州设置官署，提点刑狱在凤翔府设置官署。”

“仍然将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源、熙河分为六路，各路分别设置经略、安抚司。”

“《会要》记载此事在十二月丁亥日，今不采用。”

这个月，废除陵州改为陵井监，将贵平县、籍县改为镇，隶属于成都府。

译不能没有小的变动增减来顺应时势者，“时”字，同书作“事”。

【三五】“记”字原脱。按“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这句话，记载于《礼记·曲礼下》；《宋会要·礼一五之四六》正作“记曰”，所以据以补入。

译【三六】大概就容易推行了。“庶”字原作“视”，根据阁本及上述所引《宋会要》改正。

【三七】“僖祖”原作“僖主”，根据本篇上下文及上述所引《宋会要》、《宋史》卷一〇六《礼志》改正。

【三八】那么我又听说古代有重大疑难时。上述所引《宋会要》在“疑”字上有“大”字。

【三九】请求将这两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详细检查并执行。“以”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所引之书补入。

【四〇】用来准备九室。“九室”二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所引之书及《通典》卷四〇《礼》、《唐会要》卷一三《禘祫》补入。

【四一】因为经书上说“假哉皇考”。“云”字原作“文”，根据《毛诗注疏》一九之三《周颂·臣工之什》、《宋会要》礼一五之四七改正。

【四二】又说。“言”字，上述所引《宋会要》作“诗”。

【四三】商周两代禘祭喾。“周”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所引之书补入

【四四】契勤勉于商朝十四代而后兴盛。“而兴”二字原本脱落。按此句与下句“后稷勤勉于周朝十五代而后兴盛”为并列句，均出自《国语》卷三《周语》；本篇上文及上述所引《宋会要》、《纲目备要》卷一九均正作“契勤勉于商朝十四代而后兴盛”，因此据此补入。

【四五】僖祖的神主牌位祧藏于其中。“神”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所引《宋会要》及下文李焘注补入。

【四六】参与宗庙祭祀之事。“参”字，《宋会要》礼一五之四九作“恭”。

【四七】依据经义采纳说法。“纳”字，上述所引之书作“法”。

【四八】起初不让议论配享天帝。“令”字，阁本、活字本相同。按《宋朝事实》卷六作“本不合议配天”；又下文有“本朝配天之礼，也都不符合经礼”之句。怀疑“令”是“合”字的讹误。

【四九】到熙宁五年八月。“五年八月”，《宋会要》礼一五之三七作“五年三月八日”，怀疑是正确的。

【五〇】陈绎原作“陈泽”，根据上文及上述所引之书、《宋史》卷三二九本传、《编年纲目》卷一九改正。

【五一】学士原作“学上”，根据阁本、活字本及《宋史》卷一〇六《礼志》、《宋会要》礼一五之三八改正。

【五二】考察其基业所由兴起的根源。“其”字原本脱落，根据上文及上述两书补入。

【五三】重视根本的开始。“本”字原作“大”，根据阁本及上文、《宋会要》礼一五之三八改正

【五四】大夫士的开始如同三桓。阁本、活字本及上述所引之书相同。按三桓是大夫，上句引用荀卿的话“大夫、士有常宗”是泛指，怀疑此处“士”字应当在下文“则是下同大夫之礼”句“大夫”之下。

【五五】这就是等同于下大夫的礼仪。上述所引之书及本篇上文在“夫”下都有“士”字，怀疑是正确的。

【五六】难道不是积累功德到文武王而后兴盛吗？“积”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所引之书及上文补入。

【五七】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可”字原作“少”，根据上文改正。

【五八】太祖顺应昭穆的次序。“列”字原作“例”，根据阁本及上文、《宋会要》礼—五之四〇改正。

【五九】与周祖文王郊祭稷已经不同。“稷”字下原本多衍“前世郊配”四字，根据上文及《宋会要》礼一五之五〇删去。

【六〇】皇上说。二字原本脱落，根据上述所引之书补入。

【六一】坊原作“防”，根据《宋史》卷八七《地理志》、《宋会要》方域五之三六改正。

【六二】成原作“城”，根据上述所引之书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四十一

卷二百四十一

起讫时间 从神宗熙宁五年十二月开始到该月结束

卷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一

帝号 宋神宗

年号 熙宁五年（壬子，1072年）

全文

十二月乙亥初一，下诏罢免各路向上供给的科买。因为提举在京市易务上言，向上供给的荐席、黄芦等六十种物品，涉及一百多个州县，百姓不堪承受科扰，请求计算钱数，由本务招募人承揽，以便利于百姓。

下诏赐给王韶御制《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风角集占》、《四路战守约束》各一部，并命令秦凤路经□司抄录。

丙子，下诏说：“荆湖溪洞中逃亡的人，今日以前，无论罪行轻重都予以释放。如果愿意留在本地，或者想要回到故乡，各自听从其方便；如果能够自我效命，显著有功劳业绩，让章惇等人保明等级进行酬奖；如果敢制造事端，煽动扰民，就逮捕斩杀并上报。”在此之前，辰州知州石鉴上言：“过去奉旨同章惇处置两江蛮人事务，曾经派遣侍禁李资等人多方用朝廷的威德刻石晓谕各蛮人。现在李资等人说，南江蛮人虽然各有归化的意思，但溪洞中多有以前的逃亡之人，阻隔了蛮人的情意，虽然已经晓谕允许赦免罪行，尚且担心他们怀疑被煽惑，另生变故。”因此有了这道诏书。李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