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

译世人议论说：“臣自四月以来，总共十三次上疏列举胡宗愈的罪过，请求罢免他，至今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台谏官员弹劾执政大臣，没有像这样是非久不决断的。查考旧例，曾经有过留在百官班列中在朝廷直言争辩，以及闭门待罪、自求贬谪降职的先例。而臣之所以含羞忍耻，历经九个月，不敢轻易决定去留，确实是想要彰显陛下纳谏的盛德，表达微贱臣子爱戴君主的孤忠。与其迅速离去以保全自身清白，不如竭尽直言以报效国家。因此，剖析义理，援引古今，凡是能够对上助益陛下圣明万分之一的事情，臣都披肝沥胆地尽情陈述了。陛下虽然没有施加对臣狂妄愚昧的诛罚，但公众舆论已经触及臣失职的罪过，反省自己卑微浅陋，实在不足以承受天下的责备。恭敬地想，自祖宗以来，礼遇大臣，虽然任用或舍弃的原则，主要在于至公无私，但任命、升迁、罢免，也常有定例。如今新君即位之后，正是进退大臣的关键时机，恳请陛下特别发扬刚毅果断的作风，早日罢免胡宗愈，使朝廷内外都知道陛下圣德日日更新，而朝廷中君子之道日益昌盛，这不仅仅是臣一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如果现在不图谋解决，养虎遗患，那么臣所说的留班廷诤、阖门待罪的下策，将不得不去实行了。只希望圣上的慈爱审慎考察公众舆论，将臣前后所上的奏疏，交给有关部门施行。”

译又说：“臣私下认为，自两位圣上临朝以来，励精图治，遵守法度，未曾有过失之举，谏臣的职责，最为优厚。只有君子与小人的消长之机，确实关系到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关键在于辨别真伪，判定忠邪，使皇上心中明辨无疑，那么众小人不攻自破，当今的急务，唯独以此为最先。臣看到胡宗愈凭借奸邪的资质，挟持宰相的援助，欺骗君主、扰乱法纪，盗取名位，互相勾结，毫无畏惧。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胡宗愈的进用，并非陛下的本意，而是被大臣所误导。臣因此搜集众议，考察核实事迹，列举胡宗愈的罪状共十二件事，都有证据，如同日月星辰般昭著。虽然陛下意在包容，未加考验，但微臣负有言责，岂敢安宁。恳请圣慈特别垂察，如果臣所说的稍有诬陷，则请求重行降职罢免，以警戒虚妄；如果胡宗愈的罪恶如臣所奏，也请求迅速赐予罢免，以警示奸恶。臣与胡宗愈道义上难以两立，只希望早日施行英明的决断，以决断是非，使谏官的职责不因臣而废弛，岂不胜过庆幸。”

又说：“臣私下思忖，自两位圣上临朝以来，开阔言路，天下之事，无论幽深遥远必定能通达。顾念臣愚陋，得以跻身谏官之列，实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岂能不贪恋圣德，愿效万一之力？然而数月之间，只因为胡宗愈一事，奏章上了十五次，未蒙听纳，日夜忧惧，如同身处涂炭之中。难道是臣的诚意不到，无法感动天心，议论不切中要害，不能开悟圣意，为何所言长久不生效呢？自古以来，台谏官论列执政，未曾有两全的道理，现在朝廷未加臣妄言之罪，则是陛下大致认为臣的话可信。然而犹豫不决数月，未见施行，士大夫之间不知谏疏被留中不发，往往指指点点讥笑臣等，认为臣等为了保全自身、畏惧祸患，荒废职事，致使小人长期污秽朝廷。公议如此，怎能不畏惧。臣听说天下的道理，只有是与非，为人君者，只应当正心诚意，以审慎其是而已。愿陛下广泛考察众议，详细加以圣虑，将臣所说的胡宗愈十二件事，反复推究。如果不是诬陷，即请求罢免胡宗愈以顺应人心，进用有德之人以尊崇朝廷。或者陛下心中认为不然，也请求拿出臣的奏疏，明正其罪。使臣对上不负陛下提拔之恩，对下不失谏官之职。恳切的忠诚，尽在于此。”

又说：“臣自四月以来，共十六次上奏疏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至今未奉旨意。臣迫于公议，不敢中途停止，频繁烦扰天听，理应被谴责驱逐，陛下却曲意显示包容，未加放逐。臣如果知难而退，不再尽言，那么对上可以结交执政的欢心，对下可以谋取一身的利益，何必独自受苦，极力触犯大奸？臣虽然很愚笨，私下也有说法，于是倾吐丹心诚恳，再次冒犯圣聪，仰望睿慈留神听纳。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有礼义廉耻的教化，有刑罚诛杀的威严，礼义廉耻是用来对待天下的君子，刑罚诛杀是用来对待天下的小人。并非圣人有厚薄之私，大概是因为礼义廉耻由贤者发出，所以不可以用治理小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伏惟陛下在朝廷之上恭己正身，而在万里之外听政，所与朝夕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执政的几个人而已。如果得到当世的贤者而任用他们，那么朝廷尊严，四方顺服；如果不是那样的人，那么殿堂台阶衰落，被中外轻视，不可不谨慎啊。现在胡宗愈隐瞒宰相的亲属嫌疑，盗取御史台的重要职位，欺骗蒙蔽君主的听闻，毁坏废弃祖宗的法度，在朝中有结党营私的事实，自身多贪婪污浊的恶行。自从担任大任以来，台谏官前后论列，不知有多少次，而胡宗愈安然自若，毫无愧心，礼义廉耻已经扫地。陛下还用对待君子的方法来对待他，希望胡宗愈自我引退以保全体面，臣私下认为错了。管仲曾说：‘礼义廉耻，叫做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古代善于观察国家的人，只凭这个道理来预先知道国家的盛衰。现在胡宗愈如此违背道义，岂能为陛下树立四个支柱，以达到天下的治理呢？臣听说十人聚集没有不公正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好恶是非，难以被一偏之说所遮蔽，而众人心中所服的，只有理而已。臣先前曾说胡宗愈十二件事，都是士大夫的公论，明有证据，只愿陛下虚心澄虑，详细推究众议【一】，将臣的奏疏交给外司，特别命令推究。如果稍有虚妄，臣甘愿承受欺君之罪，或者都有实情，即请求早日罢免胡宗愈，以安慰天下的期望，臣不胜战栗等待命令之至。”

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施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说：“臣等近来屡次上奏，请求将经义另设一科，令其与诗赋科并行均等录取，这是因为现行科场诏条称，将来一次科场，如果有未习诗赋的举人，允许依旧法录取，应解发合格的人，不得超过解额三分之一。由此看来，则是朝廷更没有用经术设科取人的道理，只是以旧人未习诗赋，且在将来一次科场，量以分数收取，而想要暗中消减它的原因。臣等之所以”

译我们这些人，不仅仅为那些因旧习经义而考中的举人突然失业而说话，更是因为上位者的喜好与厌恶不可不慎重对待。从义理的角度来看，应当以经术来劝勉士人为先，以声律为次；从教化的角度来看，通晓经术的人带来的利益广博，从事声律的人造成的祸害巨大。通晓经术，那么天下的士人就能懂得道德的深奥，讲求礼义的关键，修养身心、治理性情，从而能够践行忠厚，崇尚廉耻，他们经过磨砺造就，十有八九必定成为良士。日后选拔他们担任公卿，共同修明政治刑法，宣扬教化，这带来的利益难道不广博吗！从事声律，则只会涉猎浮华靡丽，研习浅近的内容，所谓的道德深奥、礼义关键，不学习也可以，却指望他们形成忠厚廉耻的风气，那就太荒谬了。凡是劝勉激励士人，如果礼义廉耻的风气不能确立，那么中等以上的人才，巧言令色、奸邪邪恶之事没有不做的，这造成的祸害难道不大吗？臣等采纳公众的意见，并且希望将经义与诗赋分别设立科目，人的才性自然各有长处，所谓经义，大概不仅仅局限于一部经书，而且是指展示新意的含义，其详细情况现在附在后面。臣等承蒙担任言官的职责，本来不敢因为细枝末节的小事以及固执自己的浅见，屡次冒犯天听。但慎重考虑，设立科目选拔士人，其是非得失，实际上关系到时政的兴盛与衰败，如今朝廷立法，贬抑经术，崇尚声律，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关系到治乱的根本并非小事。臣等如果沉默不语，即使有时进言也不能详尽，这就叫做失职，恳切诚挚的心意，所以屡次进献而没有停止。

译臣等私下听说，如今太学的举人和各地的士人，观望朝廷的意旨，都已经不再研习经书的义理，凡是关乎义理的书籍，一概排斥而不谈论。博士所讲授的内容，以及父兄的教诲，不再涉及高深的道理。众人聚居切磋，只是讨论声韵，调整平仄，讲究对仗，比较比拟，以轻巧靡丽为追求。这就是臣等担忧道术日渐衰微，以至于废弃断绝，将再次出现唐末、五代时学子志识浅陋的情况，有志之士每每为此叹息流泪。熙宁年间改革科举，本想用经术来取代诗赋，这顺应大道，阐述义理也直截了当，所不好的只是用私意教导人罢了。现在却想用诗赋来取代经术，这违背大道，阐述义理也不正直。孟子说：“我只听说用华夏文明去改变夷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如今政令乖戾，义理错乱，与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将要忘记辅助教化、培养人才的大义而改变它，这在道理上怎么行得通呢？如果认为人才本性中有擅长辞藻华丽而或许有用的，不如同时录取他们最为恰当。臣等冒犯斧钺之诛，广泛采纳舆论，妄自条陈设立科目选拔人才的适宜办法，以等待圣上明察裁择。臣等现在采纳舆论，主张将经义、诗赋各设为一科：

一、经义进士科。打算分四场考试：第一场考经义六道，每经两道：（打算在《易》、《书》、《诗》、《春秋》、《礼记》中，第一场各出题两道，每人允许选择三经作答，以古今注疏及自己见解所长，文理通顺丰富者为合格，不得像旧制那样只记忆背诵一家的义理。）第二场考经义三道，每经一道，《论语》、《孟子》各一道，共五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策三道，一并询问诸子、史书和时务。

一、诗赋进士科。四场考试：第一场考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考经义四道，出题同第一场，每人允许选择一经作答，考本经三道，《论语》、《孟子》一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策三道，并询问诸子、史书和时务。

以上恳请圣上慈爱，深思国家教化的重大，陶冶人才的紧要，四海手持经书应试的士人七八万人，仰候命令的指向，诏令将臣等愚昧之言交给有关部门，如果不错误，特别下达指令，不胜荣幸。又进言：

私下听说外界议论纷纷，认为科举的议论至今未定，举人惶恐疑惑，不知道方向。臣等认为诗赋既然已经恢复使用，而经义一科怎么可以轻易废除呢？因为士人的操守和趋向，都看朝廷的好恶，现在在诗赋科中虽然说是保留一经，如果废除经义本科，那么天下学者必定认为朝廷喜好声律，厌恶经义，不再致力于根本义理的学问。互相效法浮薄，靡然成风，那么人才从此就败坏了。朝廷立法，本意是想振兴治理、挽救弊端，却在科举中设立破坏人才的法律，这难道是为社稷万世之利吗？

现在毁弃经义、推崇诗赋的人，认为本朝以来，名卿贤相事业显赫于世的，都是从诗赋科举中得到的。他们不知道学士大夫有闻达的，是因为平素讲求经术义理，考中科举之后，进取学习不停止，发挥其聪明才智，才能自立，不是靠辞赋的技巧所能成就的。有的人又说诗赋有章句平仄，对有关部门考校容易，经义漫无边际，对有关部门考校困难。这尤其是一种偏颇蔽塞、不尊重经术的言论。况且六经的义理，其简易如同天地，昭明如同日月，用来选拔人才，就像权衡规矩一样诚实陈列，而方圆轻重不可欺骗。议论的人不能深入考察，竟说六经的义理高远而难通，渊奥而难明，因而想用私意曲学逐渐废除它，这是要使天下士人聋瞽，使他们不知道大道。士人不知道大道，就不能对自身诚实，对朋友守信，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诚，无处可以施行。孟子对陈相说：“我只听说从幽谷迁到乔木，没听说过从乔木下到幽谷的。”现在科举之法，贵在诱导进取，成就人才，却压抑经术，重视声律，这是使学者从乔木下到幽谷，难道不浅陋吗！

况且君王的政治，务必顺应人心。朝廷不用声律选拔士人将近二十年，粗略计算天下而言，携带经书应试的共有七八万人。一旦让他们放弃所学而学习所不学的，抛弃所能而强迫所不能的，那么都会颠沛流离失去生计，因而有终身不再希望仕进的人。事情即使有关天下的大利害，也不应当如此矫革遽暴，何况有害而无利呢！恭敬地希望陛下遵循祖宗的遗训，务必顺应人心，难道想要违背天下士人的心意到这种地步吗？议论的人又说诗赋之法一定，难道一定要顾虑士人不能做的。这是劝朝廷以不仁为政，推究这种心，也将无所不至。恳请陛下深入省察，务必保留经义一科，让它与诗赋并行均取，作为万世之利。

又进言：

臣等认为设立科目选拔人才，关系天下利害不小，前后臣僚屡次奏请，乞求保留经义与诗赋各为一科，并均等录取其人。臣等最近也另呈奏章上闻，区区诚意，未能上悟圣心，臣等日夜不得安宁。臣等私下听说议论的人认为科举的设立，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其人材美恶与得

译人才流失，并不在于此，那么经义和诗赋又有什么区别呢？如今朝廷竟然废除经义，保留诗赋，这难道是必定要用诗赋才能选拔到人才吗？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违背天下士人的心意而竭力推行呢？这些议论的臣子只是想要施行他们的私意，却不知道败坏天下人才的事情就从今天开始了，臣等为陛下深感惋惜。

译朝廷制定法令原本出于忠厚，但其弊端有时仍会流于刻薄；若法令本就刻薄，其弊端反而归于忠厚，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如今以经义设立科目，这是朝廷引导人们知晓礼义，那些不知礼义的人，不是经术的罪过，而是士人的罪过。如今以诗赋设立科目，这是朝廷引导人们趋向浮华靡丽，那些相互效仿变得浮华靡丽的人，不是士人的罪过，而是诗赋的罪过。倡导并率领天下学士大夫的趋向和操守，不追求礼义而追求浮华靡丽，这能称为良法吗？浮华靡丽成为风俗，那么士人就失去了操守；士人失去操守，那么奸邪邪恶之事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了。况且朝廷的公卿百官都由此途径晋升，如今设立科目培育人才、选拔士人作为公卿百官，难道不谨慎对待其初始阶段吗？

尧、舜、三代的治绩，保存在《诗》《书》之中；赏罚褒贬的大法，保存在《春秋》之中；礼用来治理显明的事物，《易》用来治理幽微的事物。道德性命的道理，人情事物的变化，立身处世、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术，无不详尽记载。先王用这些来教导天下士人，尚且有学习却不知道道理的人，又何况断绝这些而认为它们无用呢？虽然如今考诗赋的举人，也兼治一经，或者两者都设但权重不均，以分数来录取，那么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消亡，用多的来诱导少的。大概学者清楚地知道科举虽然保留经义，但录取升降都不在于此，还会再留意讲习吗？日后不过像昔日的帖经，作为一场考试的数目，这与不让他们治经有什么不同呢？又用多的来诱导少的，估计不出几年，经义的学问就断绝了。古代写赋的也有法度和规劝讽谏，其言辞又多奇特美丽，扬雄尚且轻视它认为是雕虫小技，而说文辞华丽但用处少的是司马相如。像王褒、张子侨等人创作歌颂词赋，他们的才华固然美好，但汉武帝只认为他们胜过倡优博弈。那么文章不主于义理的，历代都不看重，何况如今日的赋，文章和义理两者都丧失了，只是残毁经义、破坏道德的一种手段罢了，比较其得失，何止相差数倍乃至千万倍呢。

臣等所说的话，大概不是出于私意。自从有诗赋以来，名卿大儒极力排斥诋毁，不可胜数，恳请圣慈特别加以省察。如果诗赋不能立即废除，恳请保留经义一科，并行同等录取。不到十年，应当看到风俗改变，必定有通晓古今、具有特殊才能和不同寻常品行的人间或出现，以作为公卿辅佐之选。记载在史册中，就认为是美谈；施行于天下，就认为是美政了。（李常前两次奏疏，根据本集无法确定时间，后一次奏疏在《元佑杂录》中有记载，列出台官姓名，称闰十二月上奏，现在因此一并附在前两次奏疏之后。明年四月八日，诏令应考进士不兼考诗赋的人，允许依照旧法录取，应增治一经，增试一场。李常等人这次奏疏请求保留经义一科，并行同等录取，难道朝廷果真曾经想要废除经义科吗？应当考证。元佑元年四月三日，苏辙、上官均的议论可供参考。）

右正言刘安世上言：“臣看见苏州昆山县百姓朱迎、徐宗、唐遂、朱育人，向户部陈述情况，各自称有田产，原本抵押给市易务的官钱，后来接连遭遇灾伤，不能按期结清，所缴纳的利息和罚款已超过官本，其余拖欠的债务自应依照元佑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的朝旨，特别予以免除。如今州县官府，不仅废置诏令不执行，而且章惇为其儿子制造名目，将朱迎等人不愿出卖的田产，逼迫众人必须写下愿意出卖的文书，都从贱价强行买入自己手中。如果不立即顺从，县官畏惧章惇的权势，往往诬陷他们其他罪名，屡次施加刑罚责打，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后来朱迎等人遍访本州及转运、提刑司依次陈诉，都不依公理判决。虽然一面之词不足以完全相信，但百姓遭受压抑委屈，无处申诉，不远数千里赴省部控告，流离颠沛，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查考章惇以大奸之才，怀着死党之志，在陛下即位之初，颁布平易近民的政令，章惇身居大臣之位，不能辅佐成就上德，却包藏诡计，动辄发表异端言论，表面上显示强硬刚直，暗中助长奸邪，以至于在帷幄之前悖逆轻慢，完全没有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般的度量，赦免而不诛杀，只罢免执政职务，外放藩镇。应当退省前过，痛自惩戒，但他长恶不悛，凌蔑国法，劫持州县，强行购买市民财产，前后大臣肆意作恶，没有见到像他这样严重的。臣私下认为章惇闲居乡里，不参与政事，但气焰凶暴，官府不敢违抗，宁可委屈陛下的法律，不敢违背章惇的命令。如果让章惇得逞其志，那么天下的弊端将有不可胜言的了。恳请详细考察此事理，留意远方百姓，特别下达指令给户部，索取朱迎等四人的状子，选派台臣设置监狱推究勘验。如果章惇确实有上述罪行，恳请特别施行流放诛杀，以警戒乱政跋扈的大臣。那些州县及监司迎合风旨，残害平民，也恳请重行追夺官职，以惩戒奉法不谨的官吏。希望保存公道，以招致和气。”

又上言：“章惇怀着死党之志，并用阴谋来助长，蕴藏大奸之才，并用残忍来辅助，凭借王安石、吕惠卿的党羽，于是得以进用。而挑起边境事端，侥幸获得富贵。在先帝时，因坐买田

译吕惠卿不守法度，曾罢免执政职务，元丰末年，再次担任重任。陛下即位，提拔他到枢密院高位，但他内心怀有奸诈阴谋，阻挠破坏圣明的政令，公然放肆悖逆傲慢，完全没有臣子的礼节，陛下宽容忍让，不忍心加罪诛杀，将他贬出京城到邻近的藩镇，已经委屈了公正的舆论。接着他遭遇家庭变故，退居故乡，却敢凭借依仗凶恶豪强，欺凌压迫孤弱之人，致使无辜百姓流离失所、失去生计，不远数千里到户部寻求公道，阅览他们的诉状，令人内心悲痛。臣私下认为，昆山县擅自违背诏书旨意，将朱迎等不愿出卖田产的百姓，用威势刑罚逼迫，必须让他们写下愿意出卖的文书，让吕惠卿以低价强行买入自己名下，这说明县官畏惧吕惠卿。朱迎等人到本州及转运使、提刑司陈情申诉，而各地都不敢受理，这说明州郡长官及监司畏惧吕惠卿。朱迎等人怀抱冤屈压抑，到尚书省申诉，本部明知两浙路的监司都有牵碍，虽然提刑杨杰是后来才到任，但他为人懦弱卑劣，毫无刚正风力，本应上报朝廷，选派官员彻底查究，却只想应付法律，只委派杨杰处理，这说明户部畏惧吕惠卿。国家设置御史，本意是用来纠察百官，如今自御史中丞以下，没听说有一句话弹劾他违法乱纪，这说明御史台畏惧吕惠卿。臣愧居谏官职位，不忍心沉默不语，便依据事实情况，上奏疏论列，而执政大臣不能明正典刑，只图姑息养奸，不立即选派公正正直、不畏强权的人士，让他们彻底查办，却视为平常之事，只送交发运司查访，这说明执政大臣畏惧吕惠卿。州县监司畏惧吕惠卿，因而废置搁置诏令条规，以伤害良民，那么国家的法度规章尚且存在，还可以按律弹劾；如今执政大臣及御史台也畏惧吕惠卿，那么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陛下明确诏令辅佐大臣，共同坚守正道，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不要让邪正混杂，枉直混淆，好恶不明，是非难辨，依违畏缩，只求保全自己，这样陛下的威福权柄不至于衰败，而奸雄跋扈的臣子也会稍微知道畏惧了。仰望圣恩检阅臣先前奏事的情理，特别赐下指令施行。

译又说：“臣最近上奏章惇强行以低价购买朱迎等人田产一事，请求委派台谏官员设立机构进行推审查勘，随后听说朝廷旨意将此事送交发运司去查访核实，不久臣再次上状论列，却未蒙施行。私下听说朝廷不愿轻信片面之词，贸然兴起诏狱，然而那些无处申诉的百姓不远数千里到省部控告，以情理推测，不应全然虚妄。因为本路的监司见到朱迎等人的诉状，不予受理，便是各有牵累妨碍，而转运司与发运司向来职事相关联，如今若委派他们去查究，深怕他们顾惜人情，掩盖事实。恳请圣上仔细斟酌，特别下达指令，从朝廷选派公正正直、不畏强权的人前去查访，以使远方百姓的冤屈得以伸雪。”

贴黄：“根据朱迎等人的状词称，已经曾经在苏州及转运、提刑司陈诉，都没有得到公正的处理。如今如果只下达到本州及监司去查访，必恐他们护短纵非，曲意包庇，拖延刑罚，徒然烦扰行政，请求朝廷仔细斟酌，选择官吏设立机构推审弹劾，以便容易看清情状，不使有罪者逃脱。”

又说：“私下听说发运司所委派的查访官员，只在昆山县索取案卷查看，便具文回奏，说买田之事虽然有实情，但在条法上并无违碍。臣私下认为，奸吏依附权势，暴虐良民，必定不肯在案卷中明显留下逼迫胁迫的痕迹，往往假托公道，搜集其他借口，使无辜的百姓受不了刑狱之苦，然后命令狡猾的官吏索取情愿出卖的状词，这样就是外表没有违法的形式，而内里有掠夺百姓的实质。如今如果相信这些文书，而不顾其本意，那么远方百姓的冤屈终究无法伸雪，必须辨明，以破除他们的妄言。查考编敕条文，侍从官待制以上，不得广置产业，同百姓争利。前章所说的，只依据朱迎等四户而言，访闻发运司查访到的竟有二十一户，这是整个苏州的官卖田产，都是章惇所有的。向来州县估量抵当物业，只收取一半的价钱，这是官府防备日后失陷的弊端，不敢完全使用实价。如今章惇贪图极其便宜，公然违背条制，劫持州县，侵害良民，争夺利益的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又查考律文，祖父母在世而子孙分家另立户籍、分割财产的，判处徒刑三年，如果是祖父母、父母命令分家的，判处徒刑二年，子孙不坐罪。臣认为章惇利用其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投状承买，使章惇起初不参与其中，那么章援应当获罪，如果是章惇自己做的，那么罪责将归谁？况且朱迎等人的状词中陈述其欺诈妄为的事，条目很多，这四个人稍微有些盘缠，所以不远千里到省部求取公正，其余贫病之人不能自给，拱手失去产业，以至于流亡，陛下能不怜悯他们吗！臣听说西汉轵县有儒生坐在使者旁边，客人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门以奸邪触犯公法，怎么能说是贤人？’郭解的门客杀了这位儒生，官吏以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者是谁，最终也没查出是谁杀的。官吏上奏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郭解身为平民却行侠仗义、行使权力，因小怨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这罪过比郭解知道杀人更严重。应当判处大逆无道罪。’于是诛灭郭解全族。臣私下认为章惇以威势逼迫驱逐平民，不顾国法，低价购买他们的田产，又不是郭解那样不知情。如果现在因为奸吏舞文弄墨，粗略地符合法律，就略而不问害民的实质，恐怕不符合春秋诛心不诛事的义理。恳请陛下详细阅览朱迎等四人的状词事理，特别下达指令，弹劾本县官吏挟私不公的情状，查办章惇欺诈扰乱政事的罪过，明正典刑，以警戒天下。苏州及本路监司不接受朱迎等人的辞诉，请求一并贬黜责罚，使权豪知道畏惧，远方百姓安居乐业。”

范百禄、赵君锡既然接受诏令一同前往视察东西二河，测量地形，究查利害，发现东流地势高仰，北流顺势而下，知道黄河决口不可挽回。于是分条陈述上报。

第一条说：王孝先、唐义问、陈佑之、王景先共同商议，称根据朝廷旨意，王令图与张问相度后认为在北京第四铺靠近黄河的地方，开引水渠，引导水分流入孙村口恢复故道处，亲自带领属官相视，测量到高下丈尺等。查看大名埽第四铺想要开河取水入孙村口恢复故道处，河深二丈一尺六寸到二丈三尺，稍微像港道，没有其他紧迫的港势。根据测量得到的分流尺寸，开掘到井筒深浅对比，只过得水一尺八寸五分到二尺四寸五分，还有二丈一尺一寸五分到二丈五寸五分无法引流，确实目前难以恢复故道。除此之外没有可以兴修的地方，已经录奏上报完毕。臣等查看顾临等从最初与王孝先同议孙村口难以恢复故道之时，都是众官亲自相视，得到西京左藏库副使孙勍等人开凿的井筒一十七个，连泥水三尺七寸到七尺四寸及九尺，众官断定还有二丈一尺一寸五分到二丈五寸五分引流不过，于是上奏，称难以恢复故道。如今根据敕命，却是王孝先上奏请求在上述地方，取水入故道。臣等随即发牒给修河司，会同询问筹划上述事理时，测量得到大河水深若干，取到井筒多少丈尺

译以及两岸地形的高低以及港道水流的方向和次序。接着依据本司的公文说，去年十月讲议河事所曾经测量并上报，后来王孝先独自提出自己的见解上奏陈述，于是专门发公文给王孝先，询问他是否再次进行了测量检视并回报。根据该官员的公文说，自从去年十月之后直到上奏之日前，就没有再行测量检视。臣等核查讲议河事所想在孙村口让河水回流，于是取用撅井筒测量得到仍有大河深水二丈五分无法引流通过，于是上奏称难以让河水回流。现在臣等亲自检视，测量得到修河司在堤外第一处挖下的井筒一个，通水深度总共七尺，其中除去水深一尺五寸外，有五尺五寸的十一桩，又测量得到大河水最深处一丈五尺五寸，河岸高度八尺四寸，总高深二丈三尺九寸，测量折算得到堤外地面较高，如果河底为一丈九尺九寸一分，仍然有一丈四尺以上无法引流通过，这与先前所检验的情况没有不同。而王孝先独自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再开挖井筒，比较地形高低来判断是否可以回流河水，坚持认为这样方便。显然是粗率轻率，独断专行，误了国家大事。

译其二说：臣等审阅河北转运司的公文，已上奏请求在各路筹措。修河司估算所需封闭河口的物料，以及旧河道各埽坝和马头上下游，大约总计人工一千四百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七十工又半，物料共计五千八百八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条束块。目前正逐年收买年度计划内的物料，三个月才买到四万九千多束梢草。如今提举修河司的王孝先、俞瑾上奏称，应当趁来年放水进入孙村口，使河水回归东流，确实可以恢复故道。臣等私下详察，王孝先最初上奏时，请求开挖减水河，就说等水流流通畅快，新河道水势缓和，人工物料充足完备，然后再慢慢商议封闭旧道。等到召他到都堂，他又供称元佑五年才商议封闭北流。现在朝廷再次征求果断处理的意见，他却说来年放水过后，如果河流顺畅通快，人工物力有所准备，就立即接续封闭北流。这样看来，却是违背了“等新河道水势缓和，人工物料充足完备，然后慢慢商议封闭”的原则。出现这种前后说法不一的情况，是因为回河之事重大，不容许如此反复无常地处置。况且详察王孝先、俞瑾等人专门统领修河事务，难道不知道所需物料五千多万，尚未有命令现买，年度计划已经过了一季，却连毫厘之数都未达到，所缺少的数量不可计量，毫无边际，便说来年放水进入孙村口，确实可以恢复故道。他们难道不知道此事理终究不可行，所以夸大其词，设定近期仓促的期限，认为朝廷必然难以应付，从而必须报请罢免。否则，哪里能在来年数月之间，突然按期办齐五千多万物料呢？王孝先等人又说，如果失去此时机，万一河势变化转移，背离了孙村口的地势，岂止是不能减水，就连水也无法回归故道了。臣等私下认为，河流改道迁徙，本是常事，水性就下，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如果给予三五年或六七年的时间，让各路休养民力，沿河收集储备物料，逐渐开浚故道，修复旧堤，严厉命令有关部门，经常切实体察访查，一旦港道形势改变，另外找到稳妥的入海口。在这个时候，审议事理，疏导为两条渠道，分流行水，均匀减轻涨水的危害，那么劳力费用不大，功力容易施展，或许长久之后稍见稳定便利。怎么能说一旦失去此时机，就永远没有回河的道理呢？只看形势是否顺当，利弊如何罢了。私下详察王孝先等人所奏，于事理明显是未经过深思熟虑。

其三说：王孝先等人称，经查勘卫州以下及新开口以上的堤埽，本来属于都水监管辖，况且历来修河也不曾通管上游的堤道，现在都属于南北外丞司的地界，自然应当负责管护修复。臣等汇总到北外都水丞司的公文称，经查勘目前相度孙村口开河，如果想要完全使大河向东流入故道，在未封闭北流之前，本司地界内的内黄三埽、临河一埽，以及对岸临平等埽，应当预先增添修筑，加固保护各处埽岸。因为内黄三埽堤岸薄弱，虽然修河司封闭了三河门，私下担心大河封闭河口之后，上游临河地段以及三门河上下游涨水溢出河岸，奔流冲击内黄各处埽坝，紧贴堤岸，其势头必定猛烈凶恶，最为吃力，不可预测的疏漏隐患。以及对岸临平等埽也恐怕沦没冲刷溢流，分散水势，深深足以成为祸患。现在修河司兴作河工，封闭北流，上游堤岸，声称不通管，又说属于都水监管辖，外丞司地界自然应当负责管护修复。等到将来如果朝廷旨意依照他们所说，那么上述各处埽坝应当加倍准备，所有人工物料，请求一方面发公文给澶州。

这一年，宗室子弟赐名授官的有五十五人。

天下上报户部：主户二百一十三万四千七百二十三家，男丁二千八百五十三万三千九百三十四人；客户六百一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家，男丁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八十三人。

判处死刑二千九百一十五人。

译同上书改。

【八】稍似港：“似”字原作“以”字，根据阁本改为“似”字。

译【九】三个月才买到四万九千多束梢草。“梢”字原写作“稍”，根据阁本改为“梢”。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二十一

卷四百二十一

起讫时间：从哲宗元佑四年正月开始，到该月结束。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二十一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四年（己巳年，1089年）

全文

春季正月壬申日初一，皇帝不接受朝见。

任命邈川温溪心的儿子觉勒玛斯多卜为本族都军主，副军主溪□为本族副都指挥使，都军主遵博斯吉为本族副都军主，一并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任监察御史、武骑尉的官职。熙河经略司上奏说：“自从鬼章作乱以来，后来阿里骨和温溪心屡次派遣下列人员，将蕃文翻译成汉文，请求与西夏通好，充分显示出他们向来对朝廷用心办事，因此请求给予推恩赏赐。”（“推恩”二字的原因，依据曾肇的制集。）

庚辰日，任命三佛齐国进奉副使胡僊为归得郎将，进奉判官地华加罗为保得郎将。

壬午日，皇帝前往景灵宫朝献。

癸未日，范百禄、赵君锡考察黄河利弊后返回，进宫对答，太皇太后问：“河北地区的庄稼、盗贼情况如何？百姓没有挨饿吧？”范百禄等人上奏说：“各郡的庄稼长势很好，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盗贼也平息了。”（去年十一月二日，初次派遣他们视察黄河。范百禄等人说黄河不能改道，详细记载在去年闰十二月末，以及今年正月二十八日之前。）

右正言刘安世上言：“臣近来上疏陈述任命谢景温暂代刑部尚书是不恰当的，至今过了半个月，尚未得到施行。查考：谢景温天性奸佞，一向善于结党营私。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之时，提拔他为知杂御史。当时，苏轼正违背王安石的意愿，谢景温迎合王安石的心意，立即具状弹劾，说苏轼在丁忧期间返回蜀地，乘船进行商业贩卖。等到朝廷下令各路监司调查核实，事情都没有实据。章惇因为开拓疆土，破格提拔谢景温为湖南安抚使，谢景温又想附会迎合，请求在徽、诚等州设置城寨。一打开边境战端，至今已十年，耗费了无法估量的资财，却没有丝毫利益，只是使得湖南、湖北以及广西接壤的州县常被蛮族侵扰，未曾得到安宁。这只是为了谋求个人进身的计策，不顾国家的祸患，阿谀下属蒙蔽上级，还有谁比这更严重呢！神宗刚实行官制改革时，首先任用谢景温为礼部侍郎。王安礼担任尚书右丞，是谢景温妹妹的丈夫，谢景温谄媚侍奉王安礼，暗中窥探皇帝的旨意，上奏疏指陈边境事务，其中的言论都是先帝近月来与大臣谋划商议的机密策略，谢景温借为己说，侥幸符合圣意。因为所论之事，不是别人能预先知晓的，皇上既怀疑王安礼泄露了省中的话语，又恼怒谢景温交结执政大臣，于是以原官职出任潭州知州。因为谢景温与韩缜正是姻亲关系，元佑初年，韩缜担任宰相，首先从高阳将他召回，迅速加授职名，让他担任开封府尹。等到宠臣子弟纵酒犯法，谢景温释放而不追究，被御史台纠劾，朝廷送大理寺审问，正在定他的罪。又在瀛州带着女巫随行，安置在京城，每天让子弟考问祸福，小人乘势迷惑愚民，又被言官揭发，而韩缜正担任执政大臣，于是减轻他的责罚，只罢免开封府尹，改任蔡州知州。座位还没坐热，又调任颍昌，既然推辞了成都之行，仍然窃据扬州的职位，朝廷内外的议论，本来就已经不平。况且顾临现任职刑部侍郎，也就是本司原本不缺官员；加上先帝建立官制之初，刑部、工部尚书都不同时设置，现在忽然颁布新法，增设暂代官职，士大夫之间，往往私下议论，认为大臣将要援引私党，所以更改这个制度，而谢景温的名字预先被众人预料。大概因为执政大臣之中，有亲戚有旧交，私情深厚，常想提携引荐，所以暂代官职的诏书墨迹未干，而任命谢景温的文书已经下达，使得朝廷的威福权柄都被外人窥测，非常可惧！近来高士英被任命为暂代工部员外郎，陛下尚且认为这是因人破坏法度，另外授予差遣。现在执政大臣想要引荐亲旧，却先改变国家制度，五天之内，首先提拔谢景温，上不秉承陛下美好的意旨，下无法安抚众多士人的公正言论，侥幸之门既然打开，进用的人日益泛滥，臣虽然愚昧，实在为圣朝惋惜。恳请陛下详细阅览臣的奏章，迅速下达指令，收回谢景温的新任命，依旧给予外任差遣；同时诏令三省废除尚书暂代官职的法令，以保存纲纪，抑制侥幸。”诏令谢景温另外授予差遣。（谢景温在元丰五年四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十一月出任洪州知州，这里说潭州，恐怕有误。）

又说：“臣近来曾经上疏陈述谢景温的差遣任命不恰当，以及请求废除尚书六部暂代尚书的制度，近日虽然听说收回了谢景温的任命，但暂代官职的法令尚未得到指令，不避烦琐，再次详细陈述。臣查考典故，尚书省令仆之下，就排列八座，地位仪容崇高重要，实际上仅次于执政大臣，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不常设此职。先帝更改任命之初，只有吏部之外，其他部门的长官大多不同时设置，只由侍郎主持行事，未曾听说有缺漏事务。考察前代，也没有见到有暂代尚书的品级，而突然创立，道理实在不安。臣私下认为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