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七

译臣在福宁殿，皇帝下诏再次在集英殿观看已故皇帝的画像。这是因为以前的画像不够像的缘故。

甲子日，皇帝下诏发放一百道度僧凭证，用于修缮相国寺的塔。

译乙丑日，下诏：梁从政改任遥郡防御使，□靖方改任遥郡团练使，都特别给予他们现寄禄官的俸禄，仍从寄禄官任职之日开始计算。

又下诏水磨、茶场隶属太府寺，仍归户部右曹管辖。（九月四日下诏，元佑元年闰二月二十八日废除。）

丙寅日，废除府界、三路保甲不许投军及充当弓箭手指挥的规定。（四月二十二日乙酉日。当考。）

开封府推官胡及被罢免。是因为泄露所审理□垱公案的事情。（政目四月事。二十四日复职。）

丁卯日，赐给已故左仆射王珪寿昌坊的官邸，神道碑额题为“懿文”，遗表恩泽十人。下诏给事中陆佃监护丧葬事宜。（赐宅一百七十八间。御集在五月二十曰，今从实录。政目说：下诏安葬王珪依照韩琦的例。）

己巳日，录用已故左侍禁郝仲通的弟弟仲连、侄子祥都担任三班借职。因为郝仲通死于国事。

左正议大夫致仕李及之去世。

庚午日，下诏：“兴龙节，各处应考童行拨放，都依照旧例。坤成节，因为大行皇帝梓宫在殡，只有开封府度僧道，比兴龙节减少三分之二。仍禁止屠宰、决大辟罪。其余依照元丰令。”

下诏：扬王儿子右武卫将军孝骞为端州刺史，第四个儿子赐名孝锡，为右骁卫大将军，兼任成州刺史。荆王儿子右武卫大将军孝诒为宁州刺史，孝参与为和州刺史，孝奕为庆州刺史，骘为荣州刺史，第七个儿子赐名孝忱，为右骁卫大将军，兼任秀州刺史，第八个儿子赐名孝颖，为右骁卫大将军，兼任英州刺史，第九个儿子赐名孝愿，为骁卫大将军，兼任通州刺史。

下诏河东州、军人户现欠和籴粮草，自三月六日赦令到达之日，元丰七年以前所欠的，都给予免除。（吕惠卿家传有惠卿所上奏疏可考，已附元佑二年五月四曰。）

礼部说：“太皇太后生辰，想要让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确定的所奉物品，各在旧令式外增加一倍，其花□各增加十二。皇太妃生日以及节序物色，也应该如皇后例。”听从了。

下诏赐给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匹，米三十石。（徐积，治平二年考中进士。三岁丧父，寻找父亲非常悲哀。侍奉母亲孝顺笃厚，母亲去世，居丧尽礼，在墓旁结庐十余年，早晚供奉几筵，如同侍奉生前。每年甘露降于坟域必超过一个月，树木长成连理。守臣迎入学，甘露又降于其直舍。乡里受其感化。州府具奏上报，所以有此赏赐。）

癸酉日，尚书省说，请求从今以后大理寺于推断应奏及上尚书省的，不再先申报本曹。听从了。

甲戌日，下诏：“皇太后出入仪卫，依照治平四年四月内参定。皇太后所乘车舆，上面设置行龙六条。皇太妃出入，乘坐檐子。”（绍圣元年十月六日云云。）

环庆路经略司奏：“肃远寨蕃官左侍禁巡检慕化、环慶路第二将部将戴宗荣，派人探得西界减□□龙井人马想要来作乱，共同率领一百余人，在要路等截击敌人，斩获四十余级。”下诏慕化、戴宗荣各升一官。（密记十二日事。）

同提举经度制置牧马事、枢密院副都承旨曹诵奏：“伏见朝廷采用崇仪副使温从吉的法，创设孳生马监，至今二年，得驹数少，而马的死损、转送愈多，担心应该更加讨论。请求下诏御史台兵察官，索取自置监以来的文书，会校利害，限半月以闻。”（密记六月十二日事，八月二十六日执行。）

殿中侍御史黄降说：“访闻京西转运副使沈希颜，资质苛刻，老了更加严重。京西民力素来薄弱，希颜到任，只务刻剥，多求羡余，妄图朝廷因此进用。邓州淅川县春夫，向来科纳雇钱，更不起发。去年，希颜科拨令去县界，民间雇费，有一倍之费。希颜非法聚敛，一受弊，推此可见。兼访闻希颜上奏盐法自推行以来，计算官自般运，其费广于客。又于官本之外，出二分息，卖给民间，盐价比旧增贵，而般运不能继，或至阙绝，西京车户又有差雇之扰，于民不便。也请求另委本路官司体量措置，所贵经久可行。”下诏令沈希颜分析闻奏。黄降又说：“希颜称：‘到任一年所入，比之前官一年之数，共增八十余万贯。’臣昨曾具希颜非法事状，已准朝旨，让希颜分析。邓州淅川县春夫一事，又令每夫纳雇钱五贯五百文，共五万余贯，即自不合入本司年计较，未审所奏八十余万之数虚实，请求详酌，让希颜一并分析。”下诏令希颜一并分析闻奏。（政目六月十二日，黄降说沈

译希颜聚敛搜刮，朝廷下诏让希颜分条陈述。元佑密疏中有降元奏，现在附入。政目七月二十八日又派遣官员去查访核实。）

译朝请大夫、天章阁待制、已退休的孙坦去世。

乙亥日，下诏将延安郡王的符牌印信留在宫中，旌节择日移置到天章阁。

丙子日，资政殿学士、提举崇福宫的韩维出任陈州知州。韩维初次前往朝廷参加丧礼，太皇太后派遣宦官降下手诏慰问他。韩维上奏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必过分追求高远，只在于审慎体察人情罢了。体察人情并不难，用自己的心去推想他人的情感，就可以明白了。大凡人情，贫穷就渴望富裕，困苦就渴望安乐，劳顿困倦就渴望休息，郁结堵塞就渴望疏通。陛下如果真能常以利于百姓为根本，那么百姓就富裕了；常以爱护百姓为心意，那么百姓就安乐了；去除妨碍农事的劳役，那么劳顿困倦就得以休息了；废除无益于治国大道的法令禁令，那么郁结堵塞就得以疏通了。推广这些做法，竭尽诚心去实行，那么神孙观察陛下的法度，不用等待教化就能自然形成；圣德贤士，听闻陛下的风范，不用烦劳晓谕就会争相效忠尽力。何必担忧军民不欢欣拥戴，社稷不安定巩固呢？臣世代蒙受国家恩惠，兄弟都位列显要近臣，陛下即使不宣谕，臣也想着要补益朝政，何况亲自奉承圣训呢！

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发出德音，斥责宋用臣等人外放到地方任职，罢免他们所统领的职务；贬黜□居厚使其离开本道，责备他聚敛扰民。朝野内外纷纷传颂，清楚地知道陛下忧国爱民的深意，无不欢欣喜悦互相庆贺。臣虽然处在哀痛之中，也不禁失声欢呼。然而臣还有愚拙的恳切之言，不敢不全部上奏听闻。臣私下担心议论的人认为新君刚刚即位，应当遵循父亲的治国之道，三年不改变，这是大错特错的。伏惟太皇太后，对于已故皇帝是母仪，对于当今皇帝有祖母的尊位，此时称制临朝执政，是为了社稷的大计，事情有不便利的，放宽以利于百姓，考察古制顺应时势，道理上没有不可以的。臣认为万一有敢于发表这种言论来迷惑圣听的，如果不是奸人阻挠危害圣政，就是俗儒不识时务，希望陛下千万不要听信。臣最近离开京城时，曾详细上奏陛下，探究盗贼兴起的原因，废除非农业的命令，□训练的程序，这是因为保甲、保马法引发的。为什么呢？农民以耕种为生，让他们出钱买马，已经违背他们的意愿，又守护喂养，本来就不懂方法，万一马匹死损，又要赔偿购买，过去一匹马值三二十千钱，现在贵到百千钱了，农民像这样，没有止境，愁叹之声，在道路上都能听到。近年保甲以筑墙为场地，号称团教，一个壮丁在官府训练，还需要另一个壮丁供应饮食，家中缺少耕作，身体承受劳苦，没有不怨恨的。让失业怨恨的人，拿着兵器练习击刺，难道不是值得忧虑的吗？最近又听说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作乘骑，如同外面的马厩。河北保甲，渐渐也作恶，欺凌暴虐良民，州县几乎不能禁止。这些祸患就在眼前，臣担心更改措施，不可迟缓。况且臣不是说国家马匹就不能饲养，只是官府设置监牧就可以了；不是说民兵就不能训练，只是在农闲时偶尔训练就可以了。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以胜过天时，可以不致力于此吗？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再留圣虑，详细斟酌施行。

又说：先帝做这些，大概是担忧边疆预先考虑，原本不是好大喜功，然而直到今天，才看到这几项弊端。老臣愚钝，不识忌讳，急切于爱君忧国，以至于喋喋不休，只希望圣慈稍微宽恕而深切明了我的诚意。（四月八日，□居厚被责授庐州知州。五月二日，梁从吉代替宋用臣统领皇城。五月三日，在朝堂张榜公布。六月二十五日，下诏求言。）

又上奏说：臣最近看到传录到的朝堂所出的榜文，开示大信，招纳群言，都是前代帝王的高尚风范而当今朝廷的急务，天下非常幸运！

然而臣还有疑惑，“若乃阴有所怀”到“不得已也”这七十五个字，恐怕不是原本圣旨的本意，似乎是增饰而为之的。为什么呢？前面说“至于拂心逆耳，犹将欣然容而不拒”，又用爵位赏赐来鼓励。后面所说的就与此不同了，又用贬黜刑罚来恐吓。况且机密事务的重要，有什么妨碍秘密进言？已经实行的命令，容或有不知道的。朝廷的意思如果是好的，何必厌恶他们的观望？流俗的言论必然浅薄，自然可以不听。假使有触犯这四条禁令的人，也未到拂心逆耳的程度，还在欣然容纳之列，岂可立即施行贬黜刑罚？如果这话出自陛下，那么诏书前后自相矛盾，疑惑误导观看的人。如果出自臣下的议论，那么就是违背圣意，巧言令色，用来恐吓后来的人，暗中成就他们的邪志。

古代求言的人，一定说“不要有所忌讳”，又说“不要担忧后患”，现在却多设防范禁令，又用贬黜刑罚来恐吓，这是使人有所忌讳而担忧后患。古代为民的人，宣扬让他们进言，下到道路上的割草打柴的人，也被采纳。现在却出榜只限于朝堂，降诏不及诸道，既违背古义，也不符合旧例。恐怕这不是推广圣德，普及到遥远地方，开辟言路，不遗漏幽僻侧陋之人的方法。这件事如果不改正，臣深深担心从此圣聪逐渐被壅蔽！

臣在先帝朝，曾奉圣旨，因旱灾撰写诏书，反省自身求直言。诏书下达之日，京城百姓欢悦，甘

译雨水也降下了。没过几天，奸邪之人迎合宰相的心意，进谗言迷惑圣上，另外颁布了一道诏书，掩盖先前诏书的美意，庇护新法的过失。人们心中疑虑恐惧，于是都不敢说话，先前的诏书也就成了空文罢了。如今榜文后面的意思，也颇为类似。这件事对国家体制影响不小，恳请陛下深刻洞察这种弊端并彻底杜绝其源头，特别以圣意批示下达指令，删去这七十五个字，只依据榜文前面所说的内容，另行撰写诏书，广泛颁行天下。让各地的人清楚地知道圣人乐于行善、喜好纳谏的心意，拨开云雾看见青天白日，难道不令人快慰吗！难道不令人振奋吗！于是起用为陈州知州，还未赴任，又被召入京城，于是留在经筵兼任侍读。（这是七月十二日的事，现在一并记下。）

译这天，司马光进言说：

臣私下看见皇帝陛下刚刚登上大宝之位，太皇太后陛下共同决断国家大事，端正自身，虚心谦卑，渴望听取劝谏，在五月三日特别下达诏书，广泛开放言路，这确实是英明君主的首要任务，也是天下太平的根本。但我私下看到诏书中有一段话，天下人看到后，未能领会圣上的心意，都以为朝廷虽然名义上征求谏言，实际上却厌恶人们议论政事，预先设立禁令，凡是进言的人，都可以用六项罪名来治罪。因此大家犹豫不决，不敢把话说尽。像这样，上面的恩德就不能向下贯彻，下面的情况就不能向上通达，上下隔绝不通，万事都会错乱失误。

又之前的诏书只在朝堂张贴，询问的范围不广，看到的人很少。臣愚昧地希望圣上的慈爱能下诏给学士院另外起草诏书，去掉中间那一段话，务必勤勉地寻求正直的言论，使人们能够尽忠竭诚，没有什么忌讳。同时请求将诏书普遍颁布到天下，在京师，在尚书省前和马行街张贴；在地方，各州、府、军、监都在重要热闹的地方告示。不论是有官职还是没有官职的人，凡是知道朝廷政事的缺失以及民间疾苦的，都允许进呈密封的奏状议论政事。在京师就在登闻鼓院、检院投递，委托主判官立即呈进；在地方就在州、府、军、监投递，委托长官当天通过驿站上报，不得索取副本，强行压制退回。那些没有家业的百姓，担心有奸诈之人，就让本州责令其提供保人，确认其身份，奏请朝廷指示，允许他们方便进言。等到上述密封奏状呈进到宫中，希望陛下在万机政务的闲暇之时，略微赐览。其中议论非常恰当的，应当采纳其言论并显贵其人；其中对错各半的，舍弃短处采纳长处；其中言论没有可取之处、事情不可实行的，也应当宽容，不可以加罪。像这样，那么下面的情况就没有不通达的，美好的言论就不会被埋没，圣明的听闻遍及四方，天下之事就像看手掌一样清楚了。如果担心奏状繁多，难以亲自阅览，就请求下交给三省，委托三省官员审阅，选择其中可取的，用黄纸签出，再次呈进。或者请求留在身边，以备规劝警戒。或者请求下交给有关部门施行。朝廷听从了。（司马光自注说：“六月十四日呈上札子，十八日进呈依奏。二十五日才下达诏书。”）

户部进言说：“自从奉行新制后，省、曹、寺、监的吏员俸禄，统一为一类，不分旧有的和新增加的，无法看出新法增加应当归还的数额。加上吏员都是依次暂时录用，相比旧制并不能增加。”下诏以元丰三年的钱数为额度，仍然从元丰六年开始，依照原来的条例拨还。

丁丑，承议郎、新任宗正寺丞程颢去世。程颢曾经议论熙宁初年张戬争辩新法不可实行，于是言语触犯了王安石，因此说：“新法的实行，是我们这些人激成的，当时自己惭愧不能用诚心感动醒悟皇上，于是造成了今天的祸患。我们这些人应当与王安石等人分担罪责。”程颢很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刚被召用，就突然去世，士大夫无论认识与否，没有不哀伤惋惜的。文彦博采纳众人的意见，题写他的墓碑为“明道先生”。

戊寅，新任永兴军知军邓绾改任邓州知州，新任青州知州刘庠依旧担任永兴军知军。（邓绾、刘庠两人互换，发生在五月戊午。）

奉议郎、定州安喜县知县王岩叟任监察御史。王岩叟是王荀龙的儿子。

下诏延福宫使、武信军留后、熙河流域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改任永兴军路副都总管。这是因为李宪因病请求罢免的缘故。（这一定有进言的人。三月一日，李宪被召回内任副都知，武信军留后、应熙河流域差遣都依旧。现在却贬为永兴军副都总管。）

己卯，朝请郎、同提举永兴路、秦凤路等路保甲胡宗回进言，已经抓获军贼王冲。下诏任命胡宗回为朝奉大夫、供备库副使，暂代鄜延路第一副将李浦为左藏库副总，弓箭手贺英为右侍禁，刘遇任三班借职，李浦、贺英、刘遇仍然赐予银帛，以及士兵、保甲、弓箭手等赐予钱财各有差别。（四月二十四日，李浦、王冲、胡宗回等人升官，政目在十月十六日。）

辛巳，荆湖南路安抚钤辖转运司进言：奉诏在邵州莳竹县石驿地名临口修建营寨，已经完成，请求赐名临口。听从了。（玉牒记载在辛未日，是错误的。）

癸未，下诏户部提辖拘催市易钱物，按照赦令免除利息钱外，那些应当缴纳的本钱，特别给予展期三年。

这天，吕公着入宫觐见，太皇太后派遣中使赐给食物。吕公着上奏说：

臣看见皇帝陛下继承至尊之位，刚过几个月，临朝庄重，有君主的仪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于各种政务，保佑圣上，德泽流行，已经遍及天下。臣从远方外任，被召至身边，私下思考君主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德治国的要领，以端正开始。然后日积月累，学问日益光明，不断更新，以至于达到大治。因此竭尽愚诚，考论圣道，概括列举十件事，向上赞颂圣明。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才，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减少刑罚，九是去除奢侈，十是不安逸。都随着事情解释，粗略形成条理，不

译撰写繁复的文辞，以便于阅览。恳请陛下留心审视，如果我的言论有可取之处，就请求将其放置在您的座位旁，早晚观看反省，或许对您的圣德能稍有万分之一助益。那敬畏上天说：

译《尚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之人。”又说：“只有上帝没有常情，做善事，就降下百种吉祥；做不善的事，就降下百种灾殃。”大概天虽然高远，却日日监察在下，人君的一举一动，天必定会有感应。如果修养自身以德行，对待他人以诚心，谦逊安静，慈爱孝顺、忠诚宽厚，那么天必定降下福佑，享有国家长久，灾害不会发生，祸乱不会兴起。如果轻慢神灵、虐待百姓，不畏惧天命，那么或迟或早，灾祸必定到来。自古以来，禹、汤、文、武因为敬畏天命而兴盛，桀、纣、幽、厉因为轻慢神灵而灭亡，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没有丝毫差错。然而自从两汉以来，谈论天道的人大多都是歪曲的学说，附会世间的事，偶尔出现天地变异、日月灾祸，当时的君主正恐惧反省，想要端正自身修养道德，而左右的臣子却引用经典传记，有的把外事作为招致灾祸的原因，有的陈述虚文作为消除灾变的方法，使得君主的心意懈怠于应对天命，这是极不忠的表现。《诗经》说：“我日夜警惕，畏惧上天的威严，以此来保全国家。”那么拥有天下的人，本来应当整饬自身、端正政事，不敢嬉戏安逸，使一言一行，都符合天意，然后社稷百姓才能得以保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忽视呢？其中关于爱民说：体恤我，我就是你的君主；虐待我，我就是你的仇敌。人君既然登上尊位，就是百姓的父母，天下的百姓，都当作自己的子女。父亲本来不可以不爱子女，君主本来不可以不爱百姓。如果布施德行、施予恩惠，顺从百姓的愿望，那么百姓必定会欣喜拥戴不止。欣喜拥戴不止，那么天就会降下福佑。如果搜刮百姓的财物，不担忧他们的困苦，使用百姓的劳力，不体恤他们的辛劳，喜好战争不停止，滥用刑罚以逞私欲，那么百姓必定会怨恨背叛。怨恨背叛不止，那么国家就会随之危险。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然而自古以来，人君临朝听政，都以百姓为忧，一旦用兵，就不再顾念生灵。这大概是献策的臣子，设置奸邪的言论来引导君主的意图，把开拓边疆当作大功，把暂时劳苦以求永远安逸当作最好的计策，这是世俗君主甘心听从而不醒悟的原因。如果用兵不停止，年轻力壮的人跟随军队，老弱的人疲惫于转运粮饷，尸体横陈、血流成河，而胜负得失还不可知。百姓劳苦，国家就先衰败，凭什么作为功绩？战争兴起，朝廷就多事，也不能得到安逸。所以凡是献用兵策略的人，是想制造事端来希求宠幸，蒙蔽君主而谋取私利罢了，哪里是对国家有利呢？其中关于修身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想要家庭整齐、国家治理而天下教化，没有比修身更好的了。修身的方法，以端正内心、真诚意志为根本。内心端正，那么小大官员和众庶，没有敢不端正的。意志真诚，那么天地神明，都可以感动。不真诚，百姓就不信任；不端正，政令就不能推行。况且人君的一言一动，史官必定记录。如果自身有失德的行为，不仅百姓遭受其害，记载在史册上，将成为万代的讥笑。所以应当早起晚睡，以修养自身为念。用道义来制约行事，用礼仪来制约内心，即使是小善也不可不行，即使是小恶也不可不去。然而人君增进德行、修习功业，实际上取决于左右前后的人。习惯与正直的人相处，不能没有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说齐国的话一样。习惯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不能没有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国，不能说楚国的话一样。所以说：“侍从臣子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侍从臣子阿谀，君主就自以为是。”其中关于讲学说：王者继承祖宗的基业，居于亿万百姓之上，礼乐征伐由此发出，四方万里的人由此效仿。智慧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谗言就不能迷惑；德行足以使天下人心信服，那么政令没有不能推行的。如果不是推崇儒学、亲近学问，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然而天子的学问，与普通人不同。分析文字、考究章句，这是世间的儒者用来希求禄位利禄、获取科举等级的罢了！不是君主所应当学习的。君主所应当学习的，是观察古代圣人所用心之处，论述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轨迹，探求建立政事的要领，讲求爱民利物的方法，自然会日积月累，德行遍及天下。《尚书》说：“君王，人们追求广博的见闻，这时才能建立功业。”又说：“始终念念不忘于学习，德行修养，不知不觉。”所以傅说告诫高宗的，不过是修养德行、建立功业罢了。到了汉朝的晁错，认为君主不可不学习权术。晁错的意思，是想让君主运用机巧权变，来参制群下。而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几年之间，汉朝遭受七国之祸，而晁错受到东市之诛。大概他所主张的，不出于诚信罢了。由此看来，选择方法不可不谨慎。其中关于任用贤才说：

过去成王刚亲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诗来告诫他，说要寻求贤才、任用吉士。大概治理的要领，在于任用贤才、使用能人。能人不一定贤德，所以可以使用；贤德的人一定有德行，所以可以尊敬。小贤可以任用他们治理百姓，大贤可以和他们谋划国事。至于言语必定顾念国家利益而行为足以使众人信服，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如一而始终可以信赖的，不是大贤就不能做到。人君虽然有喜好贤才的心，但贤人还是难以进用，大概是因为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的人，就不会苟且迎合；志在于利的人，就只求苟且获得。忠言正论，大多违背君主的意图；而谄媚的言辞、邪僻的学说，专门迎合君主的心意。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小人常常容易进入，不可不仔细考察。自古以来，即使是无道的君主，没有不想治理而厌恶混乱的，然而治理良好的君主少而混乱的国家多，这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

译不忠诚，那么所谓贤能的人其实并不贤能。《尚书》说：“有言论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上去探求；有言论顺从你的意志，一定要从非道义上去探求。”君主如果真正怀着这种心态来观察臣下的实情，那么贤能与不贤能就可以知道了。他接受劝谏时说：

译从前《尚书》称颂成汤的德行说：“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不说他没有过错，而说他能改正过错，这是说只要能够舍弃己见而听从劝谏，就不妨碍他成为圣人。等到商纣王成为天子，他的强势足以拒绝劝谏，他的智巧足以掩饰错误。商纣王并非没有才智，然而他自身灭亡、国家覆灭，天下的罪恶都归咎于他，这是因为说他刚愎自用、拒绝劝谏，他的才智恰好足以造成祸害。前代的帝王没有不是因为采纳劝谏而兴盛，因为拒绝劝谏而灭亡的，这些记载在史册中，每一条都可以考证。大概是因为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地位尊贵就容易产生骄傲之心，财富众多就容易产生奢侈之心，每天处理成千上万的事务，就不能没有失误，因此应当开辟渠道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它。如果那些言论可以采纳，就采纳他的言论并显扬他的身份；如果言论不可采纳，就宽恕他的罪过以招来进谏的人。那些忠诚好谏的大臣，起初听起来似乎刺耳令人厌恶，然而他们的本意在于爱护君主而担忧国家；那些谄媚阿谀的士人，开始时似乎顺从心意令人高兴，然而他们的实情只是为了讨好上级而求取宠幸。君主如果真的能明察这一点，那么做事就不会有过失，自身也能享有美名。所以说：“木材顺着墨线切割就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

关于减轻赋税，说：古人有句话：“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君主恭敬节俭、节制用度，向百姓征收有制度，那么民力就会宽裕，衣食就会繁衍增长，百姓自然乐意缴纳租税，来供给国家。如果横征暴敛，侵夺百姓的利益，民力已经枯竭，却用刑罚驱使他们，势必导致百姓流落沟壑，散成为盗贼。作为统治者，将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所以善于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尤其厌恶聚敛财物的臣子。说：“与其有聚敛财物的臣子，宁可有盗窃国库的臣子。”前代的帝王有的沉溺于声色，有的沉迷于游猎，有的喜好修建宫室，有的以攻战为乐，于是小人趁机施展他们的邪恶阴谋，为他们聚敛钱财来辅助他们的挥霍浪费。当世的君主不醒悟，认为这有利于国家，却不知道这最终会带来祸害。君主赞赏他们向君主进献忠诚，却不知道这是极大的不忠；嘉奖他们自己承担怨恨，却不知道怨恨最终会归于君主。从前鹿台的财富，巨桥的粮食，商纣王聚敛它们而亡国，周武王散发它们而得民心。由此看来，君主所应当致力追求的，不过是仁义罢了，何必谈论利益呢！

关于省减刑罚，说：治理下属要简约，驾驭众人要宽厚，这是百代君王不变的法则。从前汉高祖废除秦朝的苛酷暴政，约定三条法律，以顺应民心，于是奠定了王业。汉文帝遵循这种清静无为的政策，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那么治国的关键，果然在于省减刑罚，而不在于繁杂的刑罚。况且君主对于刑狱之事，情势上不能亲自审理，就必然委托给臣下。所以如果严酷地推究审讯，那么权力就落在狱吏手中；如果广泛地侦察监视，那么权力就落在小人手中；如果肆意施行杀戮，那么权力就落在权臣手中；如果疏通请托，那么权力就落在近侍手中。自古以来，奸臣想要诛杀铲除好人，独自专断威权，必定屡次兴起大案，来动摇人心。为什么呢？因为监狱之中，案情难以知晓，罗织罪名、构陷好人，完全取决于狱吏。等到奏章写成、案件定谳，那么即使有冤屈，君主又从哪里去查察呢？那么想要奸雄不能肆意施展威权，善良的人能够安守本性，没有比省减刑罚更好的了。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拥有天下的有几十姓，只有宋朝受命至今一百二十六年，中原没有战事，不见兵器。考察其德政之所以特别不同于前代的原因，只是因为诛杀的刑罚，对内不施加于骨肉亲属，对外不涉及士大夫，至于下层百姓的罪过，一概由廷尉公平裁决，而上自天子，下至各级官吏，不再在其中刻意轻重。所以能够以好生的德行，感召祥和之气，从而招致无穷的福分。祖宗之所以能消除恶运、遏制祸乱根源，唉，真是深远啊！即使是非常盛大的德行，也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

关于去除奢侈，说：从前夏禹对国家勤劳，对家庭节俭，成为三王的祖先。汉文帝即位后，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没有任何增加，而天下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那么勤俭，本来就是帝王的高尚境界。凭借天子的尊贵，富有天下，四方万物用来奉养君主的，大概也齐备了。然而享受国运的日子逐渐长久，耳目所接触的事物习以为常，国内没有严明的法度和直谏的士人，国外没有敌国的忧患，那么不期望奢侈，奢侈之心也会自然产生，谄媚阿谀的臣子又趁机引导，于是穷奢极欲，没有不做到的。所以先王制定法律，制作奇异技巧、淫靡巧饰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杀而不赦。那些耗尽天下百姓赖以生存养育的资具，来满足君主无穷的欲望，导致君主陷入丧失德行、减损寿命的境地，以此来谋求自己一时的荣耀，即使诛杀也不赦免，本来不足以抵偿他们的罪过。从前商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进谏，凭借天子的身份使用象牙筷子，还没有算是过分奢侈，然而箕子认为使用象牙筷子不会停止，一定会用金子制作，用金子制作也不会停止，一定会用玉石制作。所以箕子的话，是用来防微杜渐的。到了汉朝公孙弘做武帝的丞相，认为君主担心不够宏大，臣子担心不够节俭。当时，武帝正在对外征伐四夷，对内修建宫室，建成千门万户，因此天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公孙弘还担心不够宏大，他多么不忠啊！所以君主如果真的不把箕子的话当作太过，而能明察公孙弘的大奸大佞，那么夏禹、汉文帝的德行，不难达到。

关于不贪图安逸，说：从前周公作《无逸》篇，用来告诫成王，其大略说：“从前商王中宗，治理百姓恭敬畏惧，在位七十五年。他在高宗……”

译不敢荒废政事而贪图安逸，在位五十九年。后来的君主，生来就安逸享乐，没听说过百姓的辛劳，只沉溺于享乐。从那时起，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唉！如果不是深爱君主、深切忧虑国家，他的话怎么会说到这个地步？又说：“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乐、打猎！不要像商王纣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啊！【一九】百姓怨恨你、咒骂你，就要更加自我敬畏德行。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怨恨就会汇聚，最终集中到你自身。”大概君主起初追求放纵安逸，百姓必然怨恨，大臣必然劝谏，到了滥用刑罚、胡乱惩罚，以堵塞进言者的嘴，然后才流连忘返，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最终走向灭亡。所以说《无逸》这篇书，是后世君王的宝贵借鉴。唐明皇刚即位时，宋璟担任宰相，亲手抄写《无逸图》放置在皇帝座位旁，明皇勤于政事，于是达到了开元的盛世。后来宋璟去世，所献的图也破旧而被撤去，明皇于是怠慢政事，亲眼见到天宝的动乱。由此看来，凡事都有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君主如果真能慎终如始，不敢安逸享乐，那么德行就有尧舜的名声，寿命就有彭祖、赤松子的长久，难道不美好吗！我又听说孟子说：“我如果不是尧舜的道理，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如今朝廷起初清明，我虽然学识浅薄，只是前代圣帝明王治理国家的踪迹，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以及暴君昏主导致动乱的途径，可以作为警戒的，才敢告诉陛下左右的人。古人有话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日夜思考，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成就那些像舜的地方，这也是舜罢了。希望陛下多加留意不要忽视，那么国家非常幸运！天下非常幸运！这天，一同上奏说：

译我听说古代天子处理政事，命令百官进献规劝君王过失的箴言，亲近的大臣尽力规劝，亲属补正察知，然后政令施行才不会违背常理。所以孔子说：“天子有七位直言规劝的大臣，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他的天下。”唐太宗凭借高出世人的姿质，亲自安定大业，然而能够克制自己听从劝谏，以致达到太平。贞观初年，孙伏伽开始进谏，太宗高兴并赏赐他。有人说赏赐太丰厚了，太宗回答说：“我即位以来，没有进谏的人，所以特意赏赐他罢了。”有一天，太宗曾经对苑西监发怒，而皇太子屡次进谏，太宗高兴地说：“我起初得到魏征早晚进谏，魏征去世后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一一接续，儿子在膝前，看见我乐于听谏已经很熟悉了。”所以太宗起初凭借采纳谏言达到治理，又凭借乐于听谏来教导他的子孙，难怪功业盛大而百代帝王很少能赶得上。然而到了他的后代德宗，厌恶进谏诤谏的大臣，认为他们是出卖正直来博取名声，当时北省关门数月，南台只有一位御史，听不到他的过失，最终导致动乱灭亡。由此看来，喜好进谏是帝王的高尚志趣，能不致力于此吗？

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自从亲自处理政务，盛德日益更新；皇帝陛下，临朝恭敬沉默，没有过失的事。然而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正当开始清明的时候，正是寻求言论、采纳谏言的时候。先帝新近制定了官制，设置了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的官职，其员额非常完备。恳请申令告诫辅佐的大臣，选拔忠厚刚直的大臣，正直敢于直言的人士，安置在左右，让他们掌管进谏诤谏，不要空设重要职位，更加广开言路。又御史这个官职，号称是天子的耳目，而近年以来，专门推行六察的旧例，废弃国家治乱的大计，查究案牍文书中的细小过失，况且唐代的制度湮没已久，没有明确的依据，我在枢密院任职时，曾见先帝颇为厌恶其繁琐琐碎，只是因为近臣献言，姑且试行这种方法罢了！恳请全部废除察案，只设置四位或六位言事御史。仍然诏令谏官、御史，都必须直言不讳，规劝主上的过失，举出时政的弊病谬误，指出群臣中的奸邪党羽，陈述百姓的疾苦。言论有可采纳的，不因地位卑微而废弃言论；政令或许不便，不因已经施行而害怕改正。言论没有可取之处，姑且宽容他们，以显示明盛的时代，终究不因言论而治人的罪。如果缄默懦弱，畏惧回避而不说话的人，明确地惩罚他们。这样，那么左右前后就不能蒙蔽，美好的言论就不会埋没，各种功业都会兴盛，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丙戌日，右司谏蹇序辰担任司封员外郎。（蹇序辰被罢免言官职务必定有缘故，应当详细考证，增入七月二日蹇序辰的相关记载。）

赐给交趾郡王李干德的诏书说：“阅览你所上的奏表，陈述请求不要割让勿阳、勿恶等峒的疆土之事，全都知道了。你先前在先帝朝堂上陈述疆域事务，多次下达诏书晓谕，始末非常清楚。特别顺从你的请求，已经同意割让赐予。忽然阅览奏章，还有指陈之处。我刚刚继承皇位，行动遵循前代功业，命令既然早已确定，道义上难以改变顺从。应当勉力忠诚美好，一律遵从先帝的诏书。”因为李干德献书，请求移动敕书中赐予的勿阳、勿恶等峒，枢密院说，应当下达诏书重申先朝的诏旨，命令李干德遵行，所以如此。

诏令三省、枢密院官员，如果遇到选拔任命，东西两府任职不再迁移。

诏令开封府推官胡及依旧供职。因为开封府勘验□垱添撰传写属实，而胡及只是以勘验审讯不严密为缘故。（胡及被罢免在六月四日，□垱之事不详，应当考证。元佑元年正月丁未日，胡及被送往吏部。）

诏令内臣甘承立，押赴湖北提刑司查问核实。（这是根据政目六月二十四日的事。明年三月二十五日被除名配流韶州。四月末，安惇弹劾甘承立。）

枢密院说：“夏国已经派遣使者到朝廷陈述慰问，担心各路认为西夏人通好进贡，于是放松边防戒备，已经下达指令，命令陕西、河东各路经略司、制置司，严厉告诫边防大臣，常像敌人到来一样进行守备。最近根据河东、泾原、熙河兰会经略司的奏报，泄露西夏贼寇，到达汉界杀害官吏百姓，明显失去守御。”诏令河东、泾原、熙河兰会路经略使，反复告诫约束沿边当值的将官，远远布置斥候以及探听西夏贼寇的动静，过度地做好准备。如果再发生泄露，重重地贬黜责罚。

又说：“访闻近日府界、三路训练保甲，多因为正长骚扰，或者巡教官指挥苛虐，导致小人凶暴，侵犯触犯法律。各处提举官多致力于姑息养奸，不喜欢州、县公开执行，导致官吏畏惧回避，不敢揭发，监司观望，不加以弹劾，包庇奸恶凶暴之人，非常不便。想要命令府界、三路安抚使、监司、提举保甲司以及州、县经常密切觉察，弹劾施行，如果违背，重重地贬黜责罚。”听从了。（密记六月二十四日。）

知河南府韩绛说：“山陵工程的役卒病死，正值盛夏酷暑之际，臣权且免除检覆。然而擅自违背诏令条例，自我弹劾上报。”工部说人命所系，恐怕导致欺骗弊病。诏令特别依照韩绛的奏请，仍然免除他的罪责。

丁亥日，诏书说：“我继承先帝的谋略，得以侍奉宗庙，刚开始处理政务，郁结于大道，早晚恭敬畏惧，不敢安逸，害怕无法彰显先帝的美善功业而安抚天下的百姓。永远想到古代的王者即位开始，必定明目达聪，以防止蒙蔽

译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来弥补我的不足，然后百姓的情况才能向上禀报，恩惠才能向下普及。《诗经》不曾说：“向我咨询，我当听从。”这是周成王用来求助，而群臣用来进谏的原因，上下互相警戒，以成就文王、武王的功业，我非常仰慕！凡是朝廷内外的臣僚以及百姓，都允许密封直言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在京师的，向登闻鼓、检院投递；在外地的，向所属州、军投递，通过驿站上报。我将亲自阅览，以考察其中的内容并加以施行。”司马光一共三次上奏请求修改之前的诏书，这时才采纳了他的意见。（旧录说：“因为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有请求，当时司马光想要招揽党羽，迎合众人的议论来制定法律，以欺骗帘后的太后，所以颁布了这道诏书。于是小人趁机，诬蔑诋毁纷至沓来。”新录辩解说：“皇上即位之初，下诏开通言路，这是盛德之事。现在加入司马光的奏疏，才显现出事实。从‘有请’到‘纷至矣’三十四字删去。”按司马光请求开通言路的奏疏一共三次，新录只记载了第二次。他的第三次奏疏在十二日呈上，到这时才得到批准。现在全部依照司马光的文集，将他的奏疏附在当天。这里只说开始采纳司马光的意见，可见听取意见是多么不容易，所以必须详细记载。）

译戊子日，下诏任命石得一为永裕陵使，宋用臣担任副使。

下诏让各位大臣上殿，等候改元时再听取旨意。（这是政目二十六日的事。）

下诏停止在秦凤路设置场所集中训练弓箭手，命令经略司研究当地百姓适宜的训练方法并制定法规。这是因为暂代管理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事务、通直郎吕温卿请求集中训练蕃汉弓箭手，所以有了这道诏令。（枢密院核查后说：“秦凤路的弓箭手历来训练武艺没有法度，朝廷已经派遣朝请郎、暂代同提举永兴、秦凤等路保甲的胡宗回兼任提举点择，依照保甲法设置场所集中训练。现在探听到弓箭手历来练习射箭，只追求射得远，射中靶心却不讲究规范。现在集中训练，妨碍农事，也不符合当地百姓平时的习惯。所有关于设置场所集中训练的原有诏令，打算让胡宗回不再执行，弓箭手全部解散回到原籍。命令经略司仔细研究当地百姓适宜的训练方法，制定法规上报。并且今后不得违法招募刺字那些弱小不堪作战的人，如果有尚未集结的人数，就酌情集结训练。那些目前留在使臣、各军教头职位的人，都遣返回司。”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在此之前，前任暂代管理秦凤路经略安抚司事务、通通直郎吕温卿上奏，请求集中训练蕃汉弓箭手，以顺应民情，所以有了这道诏令。密记二十六日有此记载。）

枢密院说：按照旧例，应当派遣官员押送赐给已故西夏国主的银器一千五百两，绢一千五百匹。下诏依照旧例办理，并命令学士院颁布遗诏。

吕公着既然已经上奏十件事，太皇太后派遣中使梁惟简告诉吕公着说：“看了你上奏的内容，很有启发和帮助，充分显示出你的忠诚正直，我非常赞赏。在当前拯救百姓疾苦的时候，改革哪件事应该放在首位，不要草率从事，详细地全部上报。”庚寅日，吕公着又上奏说：臣看到陛下自从临朝以来，留心各种政务，以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念，凡是所做的事情，都符合道义情理。比如罢免导洛、堆垛等机构，减免市易务拖欠的利息钱，罢免百姓养马，免除积欠的租税，派遣官员考察茶、盐法。那些苛刻剥削、危害百姓的使者，如□居厚、霍翔、王子京等人，那些生事招怨的内臣，如李宪、宋用臣等人，都被罢免。朝廷内外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不欣喜雀跃的。现在又蒙陛下不嫌弃臣疏远拙劣，特别降下询问，臣虽然不成器，怎敢不竭尽愚见。臣回想先帝刚即位时，召臣担任翰林学士，当时亲眼看到先帝真诚地寻求治国之道，曾让臣起草诏书，以节省民力为意。自从王安石执政，改变旧法，群臣中有议论其不对的，就被指责为破坏法度，必定遭到罢免斥退。从此青苗、免役法实行，百姓的财富被搜刮殆尽；保甲、保马法实行，百姓的劳力被耗尽；市易、茶盐法实行，百姓的利益被剥夺一空，像这类情况很多。现在陛下既然已经深知这些弊端，公正独断，不被众议所迷惑，那么在改革的时候，应当讲究方法，不能仓促行事。比如青苗法，只要罢免逐年考核比较，官府既不追求功劳，百姓自然免除被强迫借贷的祸患。免役法，应当稍微减少多收的数额，估量差雇的适宜程度，不让下等户白白缴纳，上等户出钱，中等户出力，那么公私自然都能均衡。保甲法，只命令在冬季农闲时训练，并且只委托本路监司提举按察，既然不至于妨碍农事、危害百姓，那么百姓稍微得以安居乐业，没有转而成为盗贼的祸患。像这三件事，都必须另外制定好法，作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法，先朝已经知道有关部门执行的错误，市易法，先帝尤其觉得有害无利，以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那里的百姓，几乎无法生存，都不是朝廷的本意，恐怕应当全部罢免。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其应该首先革除。以上几件事，都略陈大略，其他详细情况，不是书信所能尽述。然而臣深深忧虑的是，陛下必定想要改革各种政务，使不惊动世人听闻而实际利益惠及百姓，没有比任用人更为紧急的了。所以臣先前冒昧献上愚诚，请求陛下广开言路，选拔设置台谏官，确实得到忠正之士，安排在重要职位，让他们探求天下的利害，议论改革的方法，朝廷上下，协力同心，斟酌裁制，那么天下就不难治理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那么即使有治国的意愿，终究不能成就功业。臣又私下忧虑议论事情的人认为如果改革青苗、助役等法，那么将来国家用度必定不足。然而历来提举常平司等处的钱物，都系封存储备，本来就不允许拨充军国日常费用，况且今天正是让百姓休养生息、减少事务的时候，既然对外不轻易用兵，对内没有土木工程等浪费，自然国家财政容易供给。加上罢免上述搜刮敛财的措施，那么民力逐渐舒缓。只如近日刚罢免导洛司、堆垛场，沿汴河的税额已经增加，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足”呢。这天，又一同上奏说：臣近来具奏手札，请求陛下广开言路，任用正直的人，这最应当是当今的急务。臣还担心陛下深居九重，不能全面了解人才，冒昧陈述愚见，以帮助选拔。臣看到秘书少监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担任谏议大夫或给事中。直龙图阁范

译挺有刚正的风骨，可以担任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让他参与议论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令。礼部侍郎李常，清正刚直且有操守，可以担任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刘挚，资质端正忠厚，可以担任侍御史。承议郎苏辙、新任察官王岩叟，都有才气，可以担任谏官或言事御史。臣确实看到陛下有意改革政令，却缺少人才辅佐，所以不避狂妄之嫌，冒昧提出议论和推荐，恳请圣上慈爱地详细选择。太皇太后封好公文，将札子交给司马光，让他详细陈述所提到的改革利弊，以及是否有能兼顾各方的人才，直接写下应当或不应当的意见上报。司马光上奏说：

译臣自从吕公着到达京城，只是在都堂众人之中见过他一次，此后未曾私下会见，也没有书信往来。吕公着所陈述的，与臣想要上奏的，完全符合。这是因为天下的人，都想要这样，臣与吕公着只是将众人的心意上奏罢了。臣听说《尚书》说：“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众议相同则施行。”意思是国家的政事想要有所更改，必须先与众人谋划，所说的话都相同，然后才去施行，这样就没有过失了。《传》说：“在上位者斟酌民众的意见，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会像敬奉上天一样敬奉君主的施予。”意思是作为君主的人，应当采纳斟酌民众的意见；顺应他们的愿望，那么在下面的人就会像敬奉上天一样拥戴君主，接受君主的恩惠。希望陛下考察吕公着所陈述的，参看臣所上的密封奏状，如果与吕公着所说相同，就下定决心施行，不要再有疑虑，臣看到太平的功业，不久就可以实现了。吕公着一句话而天下人受到他的恩惠，可以说他有兼济天下的才能，所说的话没有不恰当的。只有保甲这一件事，想要利用农闲时间进行训练，臣愚以为朝廷既然知道它有害于百姓，无益于国家，就应当废除，又何必再训练呢？容臣继续写奏章上奏。（司马光上奏是在七月一日，现在一并记录。）司马光又说：昨天我冒昧上奏用人等事，随即接到御前札子，说所奏职位卑微但能胜任大任的人，让我列出姓名上奏。陛下推心置腹地对待臣，让臣选拔众多士人，不再怀疑隔阂。臣接受命令惶恐不安，只担心不能胜任，怎么敢徇私？私下看到吏部郎中刘挚，公正忠诚刚正，始终不变；龙图阁待制、知亳州赵彦若, 博学且有父亲的风范，内在品行修养严谨；朝请郎傅尧俞，清廉自立安恬，沉滞多年；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 处理事情明察敏锐，不畏强暴；朝请郎唐淑问，立身有骨气，难以进取容易退让；秘书省正字范祖禹, 温和善良端正谨慎，修身没有缺失。这六个人，都是臣向来所熟知的，节操坚贞正直，虽然不敢说他们立刻能担当大任，但如果让他们有的担任台谏官，有的担任侍讲读官，一定会有益处。这些人有的与臣有亲属关系，有的有过失，臣私下仰慕古人内部举荐不回避亲属，不因一次小过失掩盖大德行，既然蒙受陛下询问，不敢回避嫌疑，导致国家遗漏人才。其余如新翰林学士吕大防、兵部尚书王存, 礼部侍郎李常、秘书少监孙觉, 右司郎中胡宗愈, 户部郎中韩宗道, 工部郎中梁焘、开封府推官赵君子锡, 新监察御史王岩叟, 朝议大夫、知泽州晏知止,（十二月二十四日，晏知止从泽州改任晋州，元年五月八日担任梓州路转运副使。）朝请大夫范纯礼, 知登州苏轼, 知歙州绩溪县苏辙, 承议郎朱光廷, 有的因为品行道义，有的因为文学才能，都被众人推崇信服。臣虽然与他们交往不深，不敢隐瞒。希望陛下记下他们的姓名，各自根据才能，临时任用。然而知人善任是明智的，自古以来就难，何况臣愚笨浅陋，加上隐居多年，与士大夫大多不相往来，怎么敢尽知天下的贤才！希望圣慈广泛采访。像文彦博、吕公着、冯京、孙固, 韩维等人，都是国家的老成持重之臣，可以倚靠信任。请求也让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或许可以参考异同，没有遗漏。（此奏章得自杂录，没有署名。开头说：“本月二十五日冒昧上奏用人。”推究始末，大概是司马光。但是司马光文集中唯独没有这篇，也没有二十五日所奏用人的事。应当考证。）

知庆州范纯仁上奏说：

臣看到六月二十五日的诏书，说内外臣僚以及百姓，都允许密封直言朝政的缺失、民间的疾苦，由此可以看出圣心求治的深切。臣虽然极其愚笨，不敢沉默不语。私下认为陛下正开启重熙的运势，实行日新的政治，天下的人，翘首盼望至治，本来没有看到可以陈述的缺失政事。所谓民间疾苦，就是陛下即位之初，稍微整顿几件事而百姓欢呼雀跃的那些。因为在京城附近，事理明显的，陛下能够熟闻并更改，那些在偏远幽微地方的，陛下就听不到了。本来应当明确诏令四方，广泛询求。然而内外臣民还不能深切符合圣意、极力陈述的，是因为百姓愚昧，虽然有疾苦，不能自己陈述，只有举人、胥吏能够陈述，又因为利害不切身而不陈述。臣僚也有不能陈述的，有的有所畏惧回避而不陈述，有的疏远而谨慎安静，有的怠于忧国爱民，有的过去曾经陈述而现在羞愧于陈述，像这样的都不陈述。如果不是陛下深切诏令执事及群有司，让他们各自倾尽所闻，向陛下陈述，就担心圣诏将成为空文，而天下的情状终究不能尽知。因为向来朝廷修立法度，交给有司，施行于天下，本来是想便民而益国。就像慈父寄食哺育婴儿，心意难道有不善的吗？但是哺育的人没有爱婴儿的心，不衡量饥饱多少的节制，说：只知道哺育罢了，不关心其他。那么婴儿不生病而死的情况就很少了。现在官吏执行法令，不关心百姓的利害好恶，说：只知道执行法令罢了，不关心其他。那么百姓疲敝而无告就是应该的了。然而郡邑的弊端，太守县令知道；一路的弊端，监司知道；茶盐、利局、民兵、

译刑法、差役的弊端，主管其事和遭受其害的人清楚；军政的弊端，三帅和将领清楚；边防的弊端，守卫边疆的人清楚。恳请陛下特别下达明确的诏书，对内命令六曹、四司、九寺、三监、三帥、百官，对外命令监司、提举、提点、边防官员、地方长官，乃至县令佐官、监当官、属吏，各自陈述本职及所经历事务中的利弊，不要有任何隐瞒。说：某件事有利于百姓和国家，可以推行；某件事烦扰百姓且耗费财力，可以精简节省；某件事损害公私利益，可以整顿改革。限定在一个月内上报。也可以根据他们的陈述，大致了解这些人的才能见识。然后陛下参考并命令近侍与大臣，审慎选择后施行，使恩泽如大雨般广布，遍及天下。这样，就能像神龟献出吉祥之兆，各项事业都兴盛发达，尧、舜和三代的政治，可以不费力就成就。希望陛下留心省察，特别恩赐施行，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六月二十五日求言。）

译注释

【一】修缮相国寺塔，“相”字原本脱落，依据阁本补入。

【二】邓州淅川县春夫，“淅”字原本写作“浙”，依据阁本、《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九域志》卷一改正。以下同此例。

【三】到任一年所获得的收入，“入”字原本写作“欠”，依据阁本改正，这样才与上下文义相合。

【四】那么神孙将观察陛下的法度，“神孙”原本写作“臣庶”，鉴于此时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神孙”是指哲宗，现依据阁本及《琬琰集》卷三改正。

【五】斥退宋用臣等人到外省任职，“宋”字原本写作“案”，依据阁本改正。查看下文注及本卷戊子日又出现“宋用臣”，《宋史》卷四六七《宦者传》有宋用臣传。

【六】指责他们聚敛钱财、扰乱百姓，“克”字原本写作“刻”，依据阁本改正。查看本卷前文记载黄降说沈希颜聚敛掊克，语出《诗经·大雅·荡》“曾是掊克”。

【七】又用罢黜惩罚使他们恐惧，“罚”字原本写作“罪”，依据阁本改正。查看下文两次出现“黜罚”，与上句“爵赏”相对。

【八】蒙蔽圣上的听闻，“聪”字原本写作“听”，依据阁本改正。

【九】自从奉行新制以后，“奉”字原本写作“奏”，依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一○】李宪追任入内副都知，“追”字原本写作“进”。查看本书卷三五二记载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朔“李宪追入内副都知”，又《宋史》卷四六七《李宪传》记载李宪原为入内副都知，元丰末年因妄奏功状被罢免内省职务，据此改正。

【一一】浦冲、宗回等人升迁官职，“冲”字有误。查看本书前文记载四月丁亥诏令派遣浦专捕捉陕西京西路军贼王冲，注六月十七日抓获王冲，可见冲并非官员，更不得转任官职，这是很明显的。

【一二】有君临天下的气度，“君人”，阁本作“人君”。

【一三】臣从遥远的地方被召到陛下身边，“召”字原本写作“后”，依据阁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五《用旧臣》改正。

【一四】大致形成条贯，“条”字原本写作“修”，依据阁本改正。

【一五】只有上帝不常保一人，“不”字原本写作“之”，依据阁本及《尚书·伊训》改正。

【一六】体恤我则成为君主，虐待我则成为仇敌，这是《尚书·泰誓》的话，原书“恤”字本作“抚”，似乎是宋人改字。

【一七】自古以来奸臣将要诛杀铲除好人，“古”字原本写作“故”，依据阁本改正。

【一八】那么不期望奢侈而奢侈之心自然产生，“侈”字下原本多出一个“心”字，依据阁本删去。

【一九】沉溺于酒德吗，这是《尚书·无逸》的话，原书“沈”字本作“酗”，似乎是宋人避哲宗嫌名而改。

【二○】所以孔子说天子有七位诤臣，这是引用《孝经》的话，“诤”字本作“争”。

【二一】以及州县务必时刻觉察，“切”字原本写作“窃”，依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二二】民间的疾苦，“苦”字原本写作“若”，依据阁本、活字本改正。以下同此例。

【二三】以资政殿学士，“殿”字原本脱落，依据《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三《求直言》、《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补入。

【二四】当时光想要招揽党人，阁本“招”字下多一个“其”字。

【二五】从“有请”到“纷至矣”三十四字删去，按字数实为三十三字，如果这样则语句不可理解，应当以删去“时光”以下三十一字为是，“有请”二字属于上文。

【二六】历来教阅武艺没有法度，“阅”字原本写作“册”，依据阁本及《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改正。

【二七】仍然规定今后不得违法招募刺字的小弱不堪习战之人，“刺”字原本写作“敕”，依据阁本、活字本及《宋史》卷一九○《兵志四》改正。

【二八】仍然命令学士院降下遗诏，“院”字原本脱落，依据阁本及《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补入。

【二九】那么往后国家用度必定不足，“向去”原本写作“度支”，依据阁本改正。

【三○】请求陛下广开言路，“开”字原本写作“闻”，依据阁本、活字本改正。

【三一】使言论相同则能绎理，“庶”字原本脱落，依据《尚书·君陈》补入。

【三二】本月二十五日僭越妄言用人之事，“人”字原本脱落。查看此奏论荐多人，前文司马光奏章有“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此注下又有“亦无二十五日所奏用人事”，据此补入。

【三三】监司知道此事，“监”字原本写作“职”，依据《续通鉴》卷七八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五十八

卷三百五十八

起讫时间：起于神宗元丰八年七月，止于该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八

帝号：宋神宗

年号：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

全文

秋季七月甲午日，门下省上言：“本省的文书各有期限，那些承接中书省、枢密院获得旨意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