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

译顾惇只是有才能可以任用罢了，他平日的品行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您试着与他交谈，自然就会喜爱他。”王安石接见顾惇，顾敦向来能言善辩，又擅长迎合人意，王安石非常高兴，遗憾得到他太晚。这是根据邵伯温《见闻录》的记载，或许应移入四月丁亥日。

译免除河东地区运送粮草进入西夏边境的任务；义勇、强壮、捉生户今年的两税支移、折变，仍然免除一次和籴支移。义勇共一万五千人，其中逃亡的五千余人全部赦免罪责，让他们恢复生计，并且暂时搁置随军服役人员尚未缴纳的残余税款，这是听从转运使韩铎的奏请。

权发遣延州赵焑上奏说，西夏贼兵侵犯抚宁，新修筑的堡垒未能守住，将士一千多人全部陷没。皇上阅览奏章后怜悯悲伤，说：“最近派人到啰兀城探视回来，看到所修筑的堡垒非常不坚固完整，只是一道土墙围起来罢了，我本来就为此担忧，现在果然损失了一千人。边境城池的举措，以后应当深切警戒。”

在此之前，赵焑上奏说：“二月甲戌日，贼兵包围抚宁，折继世、高永能等人率领重兵驻扎在细浮图，距离抚宁近在咫尺，啰兀城的兵力气势尚且完整。种谔在绥德城节制各军，如果命令高永能等人会合啰兀城的兵力，与抚宁互相呼应，贼兵必定奔逃溃散。听说种谔茫然失措，想要写信召燕达，因战栗恐惧而不能下笔，看着转运判官李南公等人涕泪不止，于是追回折继世的军队返回，方才商议战守策略，贼兵已经得逞而归。此前，臣多次对韩绛说种谔、折继世都不可任用，恐怕给朝廷带来忧虑，而韩绛不听从。”燕达当时担任鄜延路都监。高永能是高文岯的从孙。起初，种谔率领六千士兵隶属高永能，作为先驱进入银川啰兀城，五次交战都取得胜利。新旧《宋史》在丙戌日都记载了西夏人攻陷抚宁堡一事。

戊子日，上巳节放假，皇上在资政殿召见两府大臣，拿出陕西转运使关于庆州军队作乱的奏章给他们看，皇上深深为用兵感到忧虑。文彦博说：“朝廷的施政，务必合乎人心，以安静稳重为优先。凡事应当兼采众人的意见，不适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但人心尚未安定，大概是变革过度的缘故。祖宗以来的法制，未必都不可行，只是有废弃衰败而不加举用的地方罢了。”皇上说：“三代圣王的法制，固然也有弊端，国家太平百年，怎能没有小小的变革？”王安石说：“朝廷只求去除危害百姓的事，有什么不可以？万事颓废堕落如同西晋的风气，这只会更加混乱。”吕公著说：“朝廷办事，每每想要便利百姓，但州县奉行的官吏大多不能体会陛下的意图，有时造成劳扰。至于挽救弊端，也应当循序渐进。”皇上点头表示赞同。

文彦博又说推行交子不便。皇上说：“推行交子确实是不得已，如果向来有法制，财用充足，自然就不需要这个。现在未能如此，所以急难之时不能没有不得已的事。”冯京说：“府界既然淤田，又修差役，建立保甲，百姓极其劳苦疲敝。”皇上说：“淤田对百姓有什么祸患痛苦？近来命令内臣拔麦苗，观察情况如何，于是取得淤田的土，看起来如同平民百姓的日子一样。见到一个寺庙的僧人说以前有田不能耕种，去年因为淤田的缘故于是得到了麦子。并且询问访问附近百姓，也都以免除役事为喜。大概虽然命令出钱，但免除了他们的身体劳役，没有追呼刑责的忧虑，人们自然情愿的缘故。”文彦博说：“保甲用五家为一保还可以。现在竟然五百家为一保，那么其劳扰可想而知。”皇上说：“百姓怎能知道事情的曲折，只知道计算自身的事罢了。只要有实际的危害加于他们就怨恨，有实际的利益加于他们就欢喜。虽然五百人为一大保，对百姓有什么实际的危害而认为劳扰呢？”王安石说：“交子的事确实如陛下所说，推行它确实是不得已。但陛下应当深思，财用不足，人才没有足以依赖的，对于边境事务姑且务求安静稳重罢了。如果能够安静稳重地对待边境事务，那么夷狄还不能成为祸患，于是可以修治内政；内政已经成就，人才足以任用，财力富强，那么做什么都可以了。”

文彦博又说：“祖宗法制具备存在，不需要变革以失去人心。”皇上说：“变革法制，对于士大夫确实大多不悦，但对于百姓有什么不便？”文彦博说：“是与士大夫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治理天下。”皇上说：“士大夫难道都认为变革是不对的，也有认为应当变革的。”王安石说：“法制具备存在，那么财用应当充足，中国应当强大。现在都不是这样，不能说法制具备存在。”文彦博说：“是要人推行罢了。”王安石说：“如果务必要人推行，那么必须搜求举荐有才能的人，而纠正罢黜软弱偷惰、不奉行法令的人除去他们。这样，人心怎能不都喜悦？如赵子几在府界，查办一个王恺有滥取赃物的罪行，而近臣却有人认为赵子几查办王恺是刻薄小人，不应当任用。上下互相煽动苟且，不想奉行法令，大多像这样，那么谁肯推行法制？陈留一县因为赵子几去那里修保甲，揭发强盗抢劫不向官府申报的十二次，以数十里的地方而强盗抢劫不向官府申报的如此之多，那么百姓受到的骚扰可以知道了。条定保甲法【一】正是为了除去这类事，而议论的人却反而认为是骚扰，这是臣所不明白的。但变革的事确实是不得已，只要变革而去除了危害就去做，变革而更加危害百姓则不可做。又有事确实可以做，但时势的适宜还不可以做的。如讨伐夷狄，开拓边境，对于当今时势的适宜是不可以做的。况且《礼记》认为‘事前定则不跲’【二】，现在天下事必须事先确定，不可临时被人议论

译讨论迁移的地点。」旧纪记载戊子日庆州广锐军叛乱，己丑日，下诏叛兵自首可免罪，唯有首恶不赦。辛丑日，下诏捕获叛兵投降者，赏赐如同斩首一级。新纪只记载庆州广锐卒叛乱，乙未日平定。

译这天，王安石又向皇上议论吕大防不能妥善处理延州的事务。皇上说：“吕大防不如赵焑。”又说：“郭逵是可以任用的，只是韩琦厌恶郭逵罢了。”又议论种谔说：“这就是所谓事情成功就封你为卿，不成功就杀你的人。陛下考虑利害与种谔不同。”韩琦趁机诋毁种谔。王安石说：“如果把两三千士兵委托给种谔，让他出入边境骚扰打击蕃部，似乎是可以任用的，只是不能单纯依赖他。”皇上说：“任用种谔像马隆那样，就没有妨害。”

己丑日，派遣内侍李舜举前往环庆路，诏令经略司说：“两营的士兵必定不是全部同谋，父亲、兄长、儿子、弟弟难以全部监禁看守，应当只追究首谋者的家属并加以处置，其余的父子兄弟不得监禁看守，务必安抚存恤、慰问开导他们。凡是被胁迫跟随的人，如果能够自首，都免除他们的罪责；如果能够擒杀原来勾结的人，应当商议给予厚赏。那些已经擒获的，就详细列出抓获盗贼的人员，通过驿站迅速上报，将在法例之外给予赏赐。”

庚寅日，诏令：“各路设置学官，州府给予十顷田地作为学粮，原来有学田但不足十顷的予以补足，超过十顷的听任照旧。同时设置小学教授，凡是在学中有职事的人，用学粮优厚地确定他们的俸禄。”

又诏令中书省，五路举人最多的地方只有河南府，青州已经设置了学官，其余各州都选拔设置教授，由蔡州观察推官陆佃等人担任。选拔陆佃等人是在辛卯日，现在一并记载。

条例司上言：“想要命令各路转运司详细列出所属州县中事务繁重的县，如果主户在两万户以上，增置县丞一员，由幕职官或县令担任。”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

麟府路承受萧汝贤等人上言：“宣抚判官吕大防考察存留新修的堡寨，留下三千人防守依托，有几百名军士在吕大防的帐前喧哗诉苦，吕大防不能禁止，斩杀一人后才安定下来。现在所修的寨子实际上没有益处，希望尽早处分。”诏令河东经略司和王庆民依照所接受的宣抚司命令，将第一寨的粮草、楼橹等运往神堂寨，将兵马迁移到内地驻扎。

在此之前，韩绛上奏河外所修的荒堆寨，长久以来不可防守，已经命令废弃拆除，并且撤回士兵，但吕大防独自不肯，韩绛于是派吕大防以便宜行事的方式前往考察，吕大防又拖延在麟州不立即前往。风雨大作，服役的人暴露在野外，整夜叫喊，河外的官员都为此上言。王安石告诉皇上说：“朝廷的便宜行事权只交给韩绛，怎么能转交给吕大防？想要告诫吕大防，凡事应当申报宣抚司，不得自行决断。荒堆寨请求命令毁拆，如同宣抚使的命令。”皇上怀疑吕大防正前往考察。王安石说：“如果不是坚决可以放弃，韩绛怎么会这样？不需要等待吕大防的报告！”皇上既然亲手写札谕示吕大防，于是下达了这个诏令。这是根据吕大防家中收藏的三月四日御札以及王安石日录删修而成的。

皇上对王安石说：“绥州、麟州通路按理是可以做的，只是种谔仓促行事，所以不能完成这件事罢了。”王安石说：“西夏未安定，不妨碍圣上的政事，民力困顿疲敝确实令人担忧。现在陛下即位几年，阅览天下的义理日益增多，求治之心日益坚定，邪说遮蔽欺骗日益增多，圣明的洞察如此，何必担忧不能治理？朝廷既然治理好了，远方的人自然归顺，如果还倔强于沙漠，只应当积蓄财富、培养力量，考察选拔人才，一举攻破他们，岂只是开通绥州、麟州通路而已。”关于开通绥州、麟州通路等事，都根据旧录，朱本删去，并记载在弃啰兀城之后，现在仍然保留在此。

诏令枢密院：鄜延路的种谔、燕达，泾原路的周永清、王宁、刘庆、种诂，环庆路的种诊、任怀政，秦凤路的向宝、刘舜卿，麟府路的王文郁、许咸吉、曹偃、张居等十四项兵马，都曾出界遭遇贼寇，并且都有斩获，那些立功的将校，核实后迅速给予赏赐。这是根据御集，乃是三月五日，考详十四人的官职及功劳，附见。

辛卯日，皇上批答：“已经下达的命令，依照韩绛所奏，罢废河外所修的荒堆、三泉寨，并撤回□堡的屯兵。仍然命令河东转运司迅速指挥各处正在服役的强壮、义勇人夫，全部让他们解散。从今以后应当使用的人夫，必须奏请听从朝廷旨意才能派遣。”于是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转运司，如果军期紧急必须调用人夫，来不及奏报，才可以按照实际人数派遣完毕后再上报。

派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考察广南东路均纳丁米的事宜，所经过的州县，有奉行新法不尽职的，考察后上报。冯京说：“多次派遣使者不便，不如直接给他一个监司的名目。”王安石说：“多次派遣使者极无害处，可以试用人才，现在没有试用就给予监司名目则可惜。”皇上认为是对的。过了三个月，于是命令周之纯暂代发遣本路提点刑狱。周之纯的籍贯不详，均纳丁米采用孙邈的奏议，日录中有此事，应当考详周之纯考察后如何施行。任命为提刑是在六月十四日。彭汝砺为金君卿写的墓志铭说：丁米不均，长期成为广南百姓的祸患。使者议论反复，更换了六七个人都没有定论。等到金君卿担任转运使，搜括隐匿的丁口，人们才开始没有侥幸逃脱的。分为上、中、下三等，富人多征收而不成为暴虐，穷人少征收而容易缴纳，人们才认为公平。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周之纯起初并没有完成这件事。

壬辰日，宣徽南院使、雄武军留后郭迥判永兴军。起初，任命王广渊从庆州调任永兴军，等到广锐兵叛乱，朝廷担忧这件事，于是罢免王广渊而

译朝廷又任用王逵。当时叛乱的军队在关中地区散布作乱，长安城处于戒严防守状态。王逵到任后，就撤除警戒、去掉防备，召回巡逻的士兵，只用重金悬赏招募官吏和士兵进入山谷捕捉盗贼，民心这才安定下来。

译天章阁待制、代理三司使李肃之兼任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江淮发运使兼天章阁待制薛向代理发遣三司使。薛向的官职尚未达到学士级别，却赐给他金带，这是显示特别的恩宠。

下诏免除辽州官吏的弹劾罪责，并赐给知州、司农少卿李宏诏书以晓谕。这是因为河东路体量官范育上言说：“过去本路出兵越境，只有辽州估量民力所能承受，粮饷供应没有误期，转运使却仍以征调不如数为由弹劾官吏，请求予以宽恕和贷免。”

下诏给陕西、河东路经略司：“招纳蕃部必须挑选团结强壮的人，让他们从事生产，平时不消耗边防储备，紧急时可以抵御敌人。从今以后，前来归附的人，只要有保任且无奸诈，就按惯例给予银绢安置，也不要再派人深入招诱。”

新任陕西、河东路宣抚司勾当公事的朱迪请求面见皇帝，下诏让朱迪停止前往。癸巳日，改任朱迪为陕州知州。二月乙丑日，不派遣李崇贵。

任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昭州防御使兼泾原副都总管张玉在陕西招捕盗贼，入内副都知、宣政使兼陵州团练使张若水作为副手，所有会合捕盗的官员都听张玉节制。张若水到达陕西时，叛兵已经溃散，张玉也已回到泾原。贼兵已经溃散，张玉回到本路，这是根据《御集》记载的。

甲午日，皇帝批示：枢密院上言保甲法扰民之事，命令王安石查访虚实。王安石认为查访得知确实有这种情况，是被奸人煽惑，恐怕被刺配为义军的原因。想要命令提点司的人分头安抚晓谕，冯京说：“不必以五百人为一保，管仲在内政中寄寓军令也只是五人为一保。”皇帝打算暂且罢免都保正，王安石说：“不必罢免都保正，保正并不是导致人心不安的原因。”皇帝说：“长远来看必须将百姓编为什伍加以使用，招募的士兵不可依赖。”王安石说：“想要公私财用不匮乏、为宗庙社稷做长远打算，招募士兵的法度确实应当变革，不可单独依赖。”皇帝说：“枢密院认为必定会有建中那样的变乱。”王安石说：“陛下亲身践行德义，忧虑勤勉于政事，上下没有蒙蔽，必定不会有这种道理。”皇帝询问建中导致变乱的原因，王安石说：“德宗任用卢杞之流而疏远陆贽，没有灭亡是侥幸。”根据《日录》在三月九日记载此事，应当附记在此，再加以考证详实。三月十三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五月九日的记载，应当参照。陈瓘评论说：王安石说如果不将百姓编为什伍加以使用，就不能达到治理强盛，大概是王安石想要改变招募士兵宿卫的法度，所以这样说。当时枢密院上言因为设置保甲有截指断腕的人。王安石起初认为确实如此，过了十几天又禀告皇帝说：“臣召问开封府的差役、公人，认为保甲都是人们情愿的，没有不方便的，确实不像枢密院所说的那样。又得到赵子几的奏报：推究截指的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遍问没有此事，另一个人是因为砍桑树误伤，有三个人作证。臣所问的是最初倡导言论的人。”这是根据《日录》十九日所写的，王安石坚持不坚定，那么此时保甲法必定罢免了。想要看到事实，所以在此详细记载。

文彦博上言：“过去因进见回答皇帝询问，承蒙询问黥面士兵、民兵的利害，臣与□充实时略具大意上奏回答，然而在皇帝威严之下，顷刻之间，固然没有详尽周悉。臣退朝后又思考，自从陛下临朝以来，为各种政务焦心劳神，因为兵事是大事，尤其垂意关注。三四年前，枢密院检录得到开宝初年到治平年间，内外兵马的大数颇为详细完备【三】，于是商议酌中定为永久定额，比起至道年间之前稍微多些，到了庆历年间则有所减少。对内壮大根本，对外护卫边疆，去除冗杂保留精锐，适用且节省费用，搜补训练，都有条理。又因为三路□□受制于羌胡，就有属户、蕃兵、弓箭手之类，以至于次边州郡全部设置义勇，紧急时调发以应对征防。如果守将处置得当，长久必定没有缺漏之事。加上过去各路的郡县，额外增置弓箭手，也是想要防备盗贼。这样的纲纪，臣认为深深符合当今的适宜，颇得防备预备的道理。如果有未达到的地方，或者有废弛坠落的，就应当弥补振兴它就可以了。恭敬地回想太祖、太宗平定天下时【四】，只使用这些士兵。真宗、仁宗、英宗守护天下时，也使用这些士兵。历代圣君相继，没有不同的道，历年越久，没有不同的法，所以臣认为符合当今的适宜，得到防备预备的道理，有未达到的而废弛坠落的，弥补振兴它就可以了。现在陛下以睿智圣明的德行，继承祖宗隆盛的基业，中原的人不认识兵器战事将近百年，超过夏商周三代【五】。所谓百姓不改变聚居，土地不改变开拓，施行仁政而不烦扰他们，那么太平的成效又能增加什么呢。陛下如果一定要舍弃这些而另求治道以达到太平，更改兵制以张扬威武，固然不是臣愚昧所能理解的。况且臣在枢密院任职，所主管的只有兵事，不能向上符合圣意，委曲筹划，尸位素餐的责任所不能逃避。伏望圣慈体察臣前后屡次上奏的章奏，听任解除枢机的重要权柄，一并归还宰相的印绶，得以用闲散官职让我守卫外郡，顺从愚臣知止的本分，成全朝廷退让人的礼数，臣不胜庆幸。然而臣长久蒙受天地般的恩德，怎敢忘记犬马般的报答。私下认为兵民如同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禁止暴乱”

译停止战争，是武德的七项内容之一；不收敛武力就会自取灭亡，这是自古以来所警戒的。凡是关于更改制度、驾驭控制的方法，深深希望谨慎对待、重视它。我微薄的诚意，或许能弥补万一，冒犯圣听，不胜惶恐战栗之至。」这是根据文彦博的奏议，自注说熙宁四年。不知道具体的月日，现在附在三月甲午枢密院上言保正扰民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详查。

译乙未日，将工部郎中、宝文阁待制王广渊降职为度支员外郎，保留原职衔任庆州知州；右司谏、直龙图阁赵焑恢复暂代职务，被派往延州。皇上既然罢免了王广渊，任用郭逵判永兴军，而宣抚司也先前命令陕西转运使毋沆暂代延州知州，催促赵焑前往延州，命令王广渊必须等到赵焑到达并完成交接后，在干州听候旨意。恰逢王广渊上奏说叛乱的士兵随即平定，皇上称赞王广渊的奏报恰当合理，急忙下诏命令王广渊、赵焑不得依照宣抚司的指令行事，又打算调任郭逵去延州，另外选派重臣镇守永兴军。王安石说：“请求降低王广渊的官阶或职衔，让他留在庆州治理，赵焑治理延州，郭逵治理永兴军，都不要调动。”并且说：“现在两州的统帅都是客居任职，上下之间不能相互信任，这不合适，应该迅速确定人选，使上下相安无事，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态。”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王广渊只因为贼寇在其管辖地区发生而夺去两级官阶，走到奉天县又被召回。起初，任命郭逵兼任四路安抚使，王安石认为不合适，搁置了这项任命。《实录》记载：“庆州发生兵变，调任王广渊去永兴军，等到叛兵随即平定，王广渊只获罪降官，重新统领庆州。”查考：王广渊调任永兴军是在二月七日，此时庆州军队未曾发生动乱，《实录》记载有误。王广渊的附传和本传都记载错误，现在根据《御集》和《日录》进行删改修订。

天章阁待制、渭州知州蔡挺加官为龙图阁直学士，赐给手诏说：“庆州士兵叛乱，没有发展到猖獗的地步，这是泾原路军队的功劳。”

皇上谈论庆历年间财政用度并不匮乏，但西边的战事却不振作。王安石说：“财政用度充足，然后才能用兵。然而财政用度只是用兵这一件事，孙武论述用兵取胜的原因，说的是君主谁更有道，将领谁更有才能，天时地利谁更能掌握，法令谁更能执行，并没有提及财政用度是否充足。当今的事情，暂且搜罗举荐人才，治理财政用度，务必使百姓富裕安定，那么敌寇就不值得谈论了。”皇上说：“用兵必须有名分，怎么【六】？”众人都认为没有名分就不可以用兵。皇上说：“恐怕只是看力量如何，不考虑有名分还是无名分。”王安石说：“如果可以用兵，就不必担心没有名分。用兵如果不是兼并弱国、攻击昏昧之国，就是夺取混乱之国、侮辱灭亡之国。想要对弱、昧、乱、亡的国家用兵，难道还担心没有名分吗？只是担心德行和力量不足罢了！”有人认为不崇尚武力。王安石说：“周武王说力量相同则比较德行，德行相同则比较道义，力量相同然后比较德行，德行相同然后比较道义。如果力量不足，即使有像周文王那样的德行，尚且不免侍奉昆夷。只有有德行的人，最终能够强大并战胜夷狄，周文王就是这样。先王对待夷狄，力量不足就侍奉他们，力量相同就交往他们，力量有余就制约他们。力量相同、德行相同，我们交往他们，而他们拒绝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正义的，他们就是不义的，那么我们就能胜利了。”陈瓘评论说：古人有话说：“军队就像火一样，如果不加以收敛，将会自焚。”自焚的祸患产生于用兵而没有名分。神宗说：“用兵必须有名分。”可见圣明君主的本心。王安石说：“如果可以用兵，就不必担心没有名分。”他的话多么乖谬啊！实际上不应当用兵，却树立名分而用兵，这难道是王者之师吗？心里想要用兵，就树立名分而乐于杀戮；心里想要诛杀流放，就树立名分而胡乱诛杀。凡是学习王安石而有作为的人，都秉承这种意思。

丙申日，皇上批示：“听说京东路从濮州到河北沿边一带，二月辛巳日，风灾异常，百姓惊恐不安，只应当减少事务、保持安静，以应对天灾。河北、京东路的役夫可以迅速遣散。漳河工程的役夫确实妨碍农事，可以迅速下令，如果明年逐渐开修也不晚。那些发生灾变的州郡监司都不上报，可以命令他们分析说明。”皇上虽然有这道诏书，但执政大臣进呈后没有执行。不执行一定有说法，王安石的《日录》唯独不记载这件事，应当考证。五月十一日乙未日的皇上批示以及刘贽的相关言论可以考证。

下诏命令河北、京东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司考察辖区内不称职的知州、通判、都监、监押、巡检知县、县令，并上报朝廷。

皇上批示：麟州已经放弃了所修筑的第一寨，各种防备托付的军马可以一并罢免遣散，士兵们长期暴露在外，分别赐予特支钱，数额有差别。

丁酉日，将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鄜延环庆副都总管窦舜卿降职为康州防御使。这是因为广锐兵叛乱，窦舜卿失于觉察的缘故。

太原府知州吕公弼上言：“请求恢复王庆民之前因管辖地区城墙未完备而被夺去的官职。”皇上阅览奏章，说：“王庆民首先说河外荒堆等处的城堡不合适，果然劳民而无功。凡是先前说啰兀城、荒堆等不宜筑城，筑城没有利益的人，应该全部列出名字上报。朝廷常担心边吏不忠诚守信，如果像王庆民这样事先有言论的人，也是值得嘉奖的。”王安石说：“汉高祖因为鄂千秋的一句话明白了萧何的功劳，就封他为关内侯；从平城回来，那些说匈奴可以击打的都被斩首。赏罚像这样严明，所以能不劳而尽得众人的谋略。”皇上说：“李清臣等人可以责备。”王安石说：“张景宪说杜诩担保啰兀城道路宽广，也不可以没有责备。”皇上认为是对的。杜诩起初以殿中丞的身份退休，改授忠武节度推官、书写宣抚司机密文字，是听从韩绛的请求。根据《日录》，王安石所说的话在四月十九日，依照朱本附见在这里，应当考证如何赏赐王庆民等人。曾布的文集里有李清臣被责罚的官词。三年九月十四日，将退休的殿中丞杜诩改授为忠武节度推官、书写宣抚司机密文字是听从韩绛的请求，与李清

译臣在同一天。

戊戌日，吕公弼上言说：“韩绛上奏说，我本路处理事务大多混乱，表面上说是为了应援配合，实际上是想破坏边境事务。况且自从各路出兵牵制以来，敌贼没有重兵救援，被围困得极其严重。我私下推测，今年春天敌贼集结出兵不会实行，那么前去修筑这些堡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我本路昨天仓促出兵接应，比其他各路深入得最多，偶然没有失败覆灭，以至于修筑第一座寨子时，敌贼骑兵首先前来争夺，我们杀退了几万人，义勇、强壮兵运送粮草修筑寨子后都平安返回家乡，这就没有‘表面上说是为了应援配合，实际上是想破坏边境事务’的道理。如今延州境内敌贼骑兵十几万人攻破了抚宁城，由此可知韩绛所上奏的‘西夏敌贼集结出兵不会实行’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假如我本路发生了抚宁那样的败仗，那么韩绛的话就能行得通，我又怎么来承担朝廷的责罚呢？我已经多次上表请求解除暂代职务，只希望陛下恩准。”皇帝下诏不允。王安石说：“吕公弼没有罪过，动不动就受到责问，既然委托他负责一路军务，却让他心中常常怀有猜疑，恐惧而不敢竭尽忠诚，这对边境事务不利。现在边境事务都如吕公弼所说，认为应当亲手写下诏书安抚晓谕，并让他有事一一上奏陈述。”皇上认为王安石说得对。

译皇帝批答说：“陈留县目前推行保甲法，每十人编为一小保，其中三人或五人必须配备弓箭，县吏督促责罚，没有弓箭的人要受刑罚。百姓买一张弓要花费一千五百文，买十支箭要花费六七百文。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贫穷的底层百姓，如何能拿出这些钱来置办？此外，每一小保还要征用民力修筑射箭靶场，又命令百姓自己筹办钱粮，修建两三间铺屋，每个保设置一面鼓，遇到盗贼就击鼓报警。乡村百姓居住远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贼，鼓却在乙家，就无法击鼓报警。这样看来，必须让人专门设置一面鼓，又要花费不少钱财。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被差派的保头所说的，并非虚妄，这原本也不是朝廷的本意要如此骚扰百姓。可以迅速下令停止，只按照原来的议定，组织保甲觉察贼盗，其余不得随意施行。乡民既担忧没钱买弓箭，又加上传言惑众说可能要迁徙戍守边疆，因此有父子相聚号哭的情况，并非虚妄。”王安石进呈此事，皇帝没有采纳。四年三月十三日皇帝批答：陈留保甲法骚扰百姓，执政大臣进呈此事，皇帝没有采纳。这是墨本所记载的，与御集手札相同，而日录中却完全没有这件事。朱本擅自删改手札，反而选取五年闰十月十四日日录中，因为议论河东保甲，说到开封典作袄置弓箭，以及王安石回答“陛下应当做天子该做的事”等话语，附在四年三月十三日周结陈留骚扰一事之后，这大概是错误的。三丁两丁，各有不易之处，这是王安石想要编排河东保甲，所以有这样的话，与陈留的事情完全不相干。又说六月让人教阅，也不对。四年三月间应当说的话，反复推寻，朱本错误非常明显。现在仍然依照日录，将这段语言附在五年闰七月十四日，删削朱本四年三月十三日所记载的内容，然而不知道日录为何唯独不保存四年三月十三日皇帝批答陈留保甲骚扰以及进呈不行的缘由，应当考证。

下诏成都府路转运司支取交子十万缗，作为梓州路常平籴本的资本。

己亥日，暂代陕西转运副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暂代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开封府判官、�部郎中赵瞻暂代陕西路转运副使。皇帝对赵瞻说，他是陕西人，一定熟知当地的人情，所以让他代替皮公弼，其实执政大臣厌恶赵瞻不依附自己，所以将他外放。赵瞻起初被任命为邓州知州，没有赴任，再次担任开封府判官才几个月。又打算任用李寿明替换沈起，不久没有实行。

皮公弼在陕西时曾经建议说：“陕西目前流通当二文的铜钱，从前西边用兵时，开始铸造当十钱，后来兵事停止，有很多盗铸的人，于是改为当三；仍然有私铸，于是减为当二流通。到现在铜费相当，百姓没有冒取利益，盗铸衰息。请求将旧的铜铅全部铸造为当二钱。”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折二钱于是通行天下。这是根据本志三年之事，因为皮公弼改任发运使附带记载，没有得到具体的月日，应当详细考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七年三月十八日、七月十八月、九月二十七日、十二月十七日，都应当参考。

下诏永兴军依旧购买盐钞，停止发行交子。十四日之事，这是根据王珪会要修入，五月二十四日，应当考证。

司农寺上奏说：“京东常平仓司奏请卖酒场的约束，请求下达本路依照开封府界的条贯施行。”皇帝听从了。这项内容用编录册四年三月十四日中书札子指挥修入，开封府的条贯在三年十二月九日，遍卖坊场在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新任判永兴军郭逵请求以便宜行事，皇帝不允许。

庄宅副使、蕃部都巡检赵余庆升任西京左藏库使，右骐骥副副使、蕃部都巡检赵余德升任文思使，各自赐给金带、锦袍；三班借职、都总管指挥戴嗣良，三班差使、殿侍、压队康瞻各自升迁三官，仍然赐给银绢，这是因为环庆路经略司上报赵余庆等人奋力作战斩捕庆州叛卒的功劳。后来，王安石说庆州叛卒的变乱，如果不是赵余德、赵余庆讨定柔远，那么响应的人一定很多，他们的功劳应当蒙受厚赏来劝勉后人。皇帝也认为以前的赏赐太薄，想要等到走马回报后厚赐他们。文彦博、冯京都认为蕃官不应该过分厚赏。王安石说：“唐太宗所用的黑齿常之之类，都是蕃将。立贤没有固定的方法，如果有功于朝廷，恐怕不应该区分蕃汉，况且庆州以这两个人为屏障，厚赐他们钱物，使他们足以役使将吏侦探敌人的情状，不仅仅是赏功而已。”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辛丑日，兵部员外郎、直昭文馆、暂代发遣盐铁副使傅尧俞任河北转运使，傅尧俞自己说担任御史时，曾经弹劾薛向，现在难以与他共事，所以如此。不久改任江宁府知府。知江宁府在此月二十四日，现在一并记载。

下诏判永兴军郭逵，本路州郡如果有饥荒的地方都使用官仓赈济，仍然体量放税；逃移民户，设法招诱回归本业上报朝廷。

环庆路走马承受李元凯上奏，逃散的军贼解吉等六百余人还在乾、耀州界。下诏泾原、环庆路派遣将官招捕，不得贪功务杀；招降一人，依照斩获一级酬奖，并且命令泾原路迅速相度将官中可以裁减的追还。

又下诏：“庆州叛兵亲属连坐的，命令

译环庆路经略司核查服制等级、年龄【一○】。凡是原本策划谋反并亲手杀害都监、县尉的人，被捕获或击杀的，其亲属中按律当绞刑的，依法论处；没入官府为奴婢的，其中年老、患病、年幼者以及妇女，发配到京东、京西地区，允许他人申请收为奴婢，其余的发配到江南、两浙、福建地区为奴；流放者决杖后发配到荆湖路牢城服役。并非原本策划谋反但曾与官军交战的人，被捕获或击杀的，父子一同刺字发配到京东、京西牢城服役；年老、患病者发配到本路为奴。所有沦为奴婢的人，男子刺左手，女子刺右手；其余亲属全部释放。」叛军家属全部被诛杀的，共有九个指挥。李清臣对韩绛说：「军士谋反，起初并没有告知妻子儿女，应当沿用恩州的先例，发配隶属为奴婢。」韩绛上奏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有了这道诏书。这是根据李清臣诏旨中附带的传记记载。

译都官员外郎施邈被特旨停职，是因为他与已故左藏库副使高允元的妻子林氏私通信札，约定结婚，而林氏为丈夫服丧的期限未满，被林氏的丈夫弟弟高允怀告发。又有御史林旦说施邈平日品行不端，恰逢降等处罚的法令规定不应停职，于是特别执行停职。

知陈州张方平上言：“忠武军的公文依据西京留守的公文，邠州报告有一千多名骑马的军贼，经过三水县、龙泉镇，已经普遍发函给巡检、各县部署军队追捕。臣私下认为贼寇在陕西，而各路移文通报，不久就会传遍天下，各地都派遣巡检、县尉会合军队，急切得好像贼寇已经到了，这不仅骚扰乡村，而且使人心惶惶，或许容许奸猾之徒趁机妄动，惊扰四方，那忠武军转发的公文不敢誊写上报……”皇帝下诏依从张方平的奏议。于是对执政大臣说：“地方长官不该这样吗？遇到事情才看出人的品行。”

皇帝批示陕西转运司，各州核查公使钱的支出数目，听说追呼征敛的人不少，应当命令暂时停止，以及所有相关的账簿文书，暂且停办一年。不久又下令司农寺宽限两个月。皇帝谈论财用枯竭，认为都是因为设置官员太多。王安石说：“以臣所见，似乎不是因为官员太多。”皇帝说：“设置厢军五十多万，都是用来当值迎送官员的。”王安石说：“厢军不专门为了官员当值。官员之所以治理百姓，既然治理百姓，就必须用人当值。”皇帝担忧他们占用的人太多，认为吕公弼说先朝待制只破费两人作为多余人员当值。王安石说：“待制是朝廷的近臣，职位已经很高，入朝则议论朝廷政事，出外则镇抚一路，只破费两人作为多余人员当值，恐怕不是先朝的好政策。况且现在士大夫已经有人不自重，朝廷如果再轻视他们，他们就会更加不自重，恐怕不符合国家体统。臣愚以为陛下只应当担忧待制不是合适的人选，不能胜任陛下的任用，败坏朝廷事务，不应当担忧待制当值的人多。如果不可任用，败坏朝廷事务，即使两人也不可以借给。如果可任用，那么陛下不担忧没有人，用度何愁不足？如果能够为陛下充足用度，那么即使比今天再多给人当值，也不算过分。”

壬寅日，下诏因为庆州士兵叛乱，斩杀的人很多，人命至重，令人伤痛，暂时取消春宴。这是根据御集记载。

癸卯日，德音颁布陕西、河东，死罪囚犯，徒刑以下的释放。两路禁军以及因军事役使的厢军急脚、马递铺兵，都给予特别支给。曾经进入贼界攻讨接战，以及曾经捕杀庆州叛兵的人，虽然已经由宣抚司支给赏赐，再给予特别支给。两路百姓因军事被征发劳役的，商议根据轻重减免将来的税赋及科配。以前欠税挂账的，全部免除。州县不急的公事以及供申磨勘的账簿文书不免追扰的暂时停止，等到边事平息，依旧施行。沿边熟户及弓箭手现欠贷粮都免除，缺粮的安抚司酌情给予赈贷。那德音说：“朕德行不明，听任失当，对外劳师动众，对内耗费百姓。秦、晋之地，都遭受困扰。使人到这一步，罪责在朕身上。推恩隐恤，以昭示悔过之义。”又说：“劳民构患，不是朝廷的本意，克制自己施行，希望四方稍微平息。”应当考证起草诏书者的姓名增入。当时元绛、杨绘、韩维确实是学士，朱本说：最初进入德音草稿，皇帝批示攻战军士应当与运粮诸军区别对待，以及修改定数事都极合情理，执政大臣都认为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新录都删去了，现在依从新录。

下诏啰兀城应当让赵焑考察，如果不可守，命令放弃毁坏后上奏。河东所探报西贼水军恐怕在石州渡河，命令吕公弼普遍防备。抚宁失陷的人，命令经略司核实数目上奏。啰兀城、宾草堡，命令转运司再不得运送粮草前去。”先前，皇帝询问执政大臣关于啰兀城是保留还是放弃，王安石认为应当等待李评等人考察后商议。皇帝说：“李评等人如果认为可守，怎么样？”王安石说：“倘若不需要筑堡运粮，那么保留并守卫它没有害处。”皇帝说：“如果要守卫它，固然应当筑堡。”王安石说：“筑堡就会招致敌寇。现在抚宁新近陷落之后，士气沮丧胆怯，却在贼界中筑堡，又必然招致敌寇，用沮丧胆怯的军队抵挡力争的敌寇，那么发生变故是必然的。况且陕西人力疲困，难以供给呢！”皇帝说：“这样，就不应当再计较已经花费的财力，放弃它罢了。然而以现有三千兵人在那里为可虑，以及积存的粮草多为可惜。”王安石说：“现在李评等人考察急递上奏，等到奏章到达，放弃它还不晚。”皇帝说：“啰兀城不是不可经营，只是举事仓促不对。”王安石说：“三代之事固然来不及论及，但像李牧尚且不肯迅速争夺小利。大概善用兵的人，其节制简短，役不再征，粮不三载。如果确实出于此，那么啰兀城小利自然不应当经营，不只是失于举事仓促。《易经》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所以‘动而不括’。现在动无成算，又不是时机，应当其结括。先王只知时机，所以文王事奉昆夷。当夷狄尚不可以兼并的时候，尚且事奉他们，这正是文王之所以为文王，难道损害他成为圣人吗！”

译现在人才尚未历练，财用尚未充足，风俗尚未改变，政令尚未推行，颁布一道命令尚且担心州县不肯服从，那么不能同时制服戎狄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周宣王处于周朝衰微之后，风俗败坏，人才稀少。《诗经》说：“道德轻如毫毛，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人们爱戴却无法帮助他。”在那个时候，只有仲山甫能崇尚道德，群臣中没有能辅助他的人。宣王能与仲山甫协力合作，来培养成就天下的人才，人才充足之后，然后才进行征伐，所以宣王征伐的时候，首先说：“采些白蒿，在那新垦的田里，在这初耕的地上。”意思是宣王先成就天下的人才，采集而使用他们，因此能够进行征伐。现在想要让军队作战防守，就担心将帅不是合适的人选；想要让他们转运粮饷、运输物资，就担心转运使不是合适的人选。再加上国家财力、民力困乏枯竭到这种地步，那么征伐的事本来就不可以商议。”皇上以缺乏人才为忧患，王安石说：“文官中能力高的不过能写诗赋，等到他们做官后，所学的并非所用的，政事不免由胥吏决断。武官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子弟，只要厚待饮食、称颂过往使客，那么名誉官爵就会随之而来。这种风气现在固然不能完全改变，那么缺乏人才本来就不值得奇怪。只要陛下坚持不懈地努力，搜罗举荐有才能的人，用实际功效来要求他们，风俗逐渐改变，政令逐渐推行，那么人才最终将会用之不竭。”皇上很高兴，到这时，于是放弃啰兀城并颁布了这道诏书。正月二日戊子，刚开始修筑啰兀城，皇上与王安石讨论，日录一并系于三月四日，朱本附在此处，现在遵从它。皇上说：文王最终有办法战胜他们，王安石回答说对于战胜夷狄有什么困难呢。这与三月五日命令绥州、银州开通道路时的话语相同，现在删去。

译皇帝批示：“已派遣赵焑暂代鄜延路经略使。听说本路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宣抚司频繁更换，武官职位不定且职衔不正，有失尊卑威仪。如今既然废弃城寨，该路的武官委任赵焑酌情考量，各令恢复旧制。如果向来得力的人，被宣抚司调往他路或罢免的，列出名单上报。”

甲辰日，韩绛上言：“此前种谔领兵进入西夏境内攻讨，修筑城寨，所用的官军人数少、力量薄弱，全靠蕃官折继世、赵怀顺等人统率属羌立下战功，并且招降八千多口人，也多是由继世、怀顺等人招来。蕃人性格粗野暴戾，常需安抚驾驭。揣测他们的心意，必定自以为开拓疆土有功，如今见废弃啰兀城，私下恐怕会疑惧不安，甚至生事，就像先前延州马志诚勾结架之狱那样。马志诚的事已在三年十二月记载。皇上因为种谔被囚禁，绥德未受赏赐，继世反复无常，借酒发泄言论，于是导致小人伺机成谋。因为种谔深得属羌人心，又有胆略，是西夏贼人所畏惧的，如果一旦摧折侮辱他，恐怕无法得到他们拼死效力。臣不敢袒护种谔，只是为朝廷预先考虑。希望秘密指令赵焑安抚存留折继世、赵怀顺、种谔，不要使他们产生隔阂，以致疑惧，新招降的人口也必须慰问安抚。重要的是用兵之际不至于生事，况且紧急时刻应对敌人全靠这些人，共同作为臂膀。”又说：“此前绥德之举，事情涉及擅自兴兵，存留或废弃的议论，不关乎轻重。如今废弃啰兀城，与先前不同，突然下令废止，众人必定惊骇，各自心怀反复，私下恐怕因此生事。”诏令赵常焑务必安抚存留折继世、赵怀顺，不要让他们疑惧，但仍要时常监视察探他们。

起初，韩绛的奏章到达，王安石说：“对待继世不过分，就没有理由再导致反复，恐怕对待他过分反而更生骄横悖逆，现在更应当秘密监视察探他们的奸邪萌芽。”皇上认为正确，所以有此诏令。

皇上又讨论西夏人请求和谈的事，王安石认为应当明确显示想要和谈，以懈怠他们的意志，慢慢与他们商议以坚定盟约，这是攻取敌人心志的方法。

这天，皇上讨论李靖所说军法中奇正的事，认为用兵如果不通晓道义，就不能穷尽其变化。王安石说：“不通晓道义，没有可行的地方；如果通晓道义，没有不可行的地方。”

诏令罢免三司使副监议盐法。这是根据王珪《会要》增入的，三月十九日的事，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考证。

乙巳日，礼部尚书致仕张存去世。

丙午日，度支员外郎、知制诰吕大防护职，削夺两官，任临江军知军；旧纪记载韩绛因宣抚失律，降任蔡州知州，判官吕大防护知制诰，任临江军知军。新纪只记载韩绛罢免，不写明原因，也不提及吕大防。礼部郎中、集贤殿修撰张文防护职，任光化军知军；刑部郎中、直史馆陈汝义护职，任南康军知军；皇城副使种谔责授汝州团炼副使，安置在潭州。吕大防因为参与宣抚司败事，张文防、陈汝义因为担任河东转运使调发劳民，种谔因为抚宁堡失守。

起初，皇上议论吕大防等人的罪过，王安石说：“吕大防所谓表面装仁义而行为违背，专门务求诡诈顺从，以危害国事。比如荒堆斩人，没有导致变故只是侥幸罢了！”皇上也说吕大防几乎导致变故，王中正甚至用头巾裹头以躲避众军的喧嚷悖逆。王安石说：“吕大防难道不知道寨子不可建立，他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众人废弃它，然后说废弃它的人不是我，我想保留它；保留它则有利，以掩盖他最初计策的错误。”皇上又议论种谔认为与李复圭同罪，王安石说：“李复圭罪过轻，西夏战事兴起，从绥德开始，也是种谔的罪过。况且绥德不划定边界，那么西夏人自然不肯停兵，何况已经多次奏报夏人集结之后，庆州才违背诏旨侵入其地，那么招致寇患的不是李复圭。”皇上又说种谔的罪过也是派遣他的人过错。文彦博说：“种谔不是善于用兵的人，怀宁之战，他的胜利也是侥幸。”皇上说：“种谔能战胜西夏人，自是他善于作战，众人共同信服，不是侥幸。只是任用他过分，所以导致这样。”王安石说：“种谔前后诡诈妄为，导致误了韩绛，败坏两路，都是种谔的缘由，种谔实为罪首，恐怕不能只说派遣他的人过错。”文彦博说：“人喜好功名必定有害，谁不好功名，又应当体恤国家。”皇上说：“喜好功名的人自然不可得。”王安石说：“喜好功名，固然先王所不废弃，然而先王选拔人以义为主，如果违背义而喜好名声则反而有害。”皇上说：“确实如此。”王安石等人以德音引咎上表待罪，诏令释放他们。

丁未日，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土韩绛罢相，以本官任邓州知州。制词责备韩绛说：“听信任用非人，违背初始诏令。统制没有章法，安抚缺乏谋略。突然兴起征师，深入荒僻地域。士兵惊扰，横遭转战之伤，壮年奔走，重疲运送粮饷之役。边报纷至沓来，朝廷听闻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起草。韩绛的制词依据《玉堂集》。

韩绛上言：“看到德音，都是陛下自责悔过的言语。况且如今边事，是因为西夏贼人去年八月攻围庆州七寨，焚烧荡平房屋，杀掠老幼，所以派遣臣前往经制。臣揣度他们猖狂”

译祸患未止，若不稍加惩戒，那么即使达成和约也无法保全，招降讨击实在是不得已之举，难道原本就想要劳师动众！幸而十余处出兵，斩杀俘获和招降的人数以千万计，虽然失去了抚宁小堡，但斩杀俘获的数量也大致相当，我军并未因此受挫屈服。河东地区供给军需烦扰百姓，大概是转运使处置失当，安抚司未曾筹划，河东既然遥远，本司听闻消息较晚，随即下令免除赋税，让百姓安居乐业，自陕西以西，从未曾让百姓出力。如今德音中说要减免两年的科配，也是顾虑朝廷不知道本司原本就没有科配的缘故。况且庆州的叛卒已经被擒获消灭，关陕地区雨水充足，两季麦子趋向丰收，流亡的百姓逐渐回归，陛下只要派遣忠实可信的大臣去察访考核，他们必定不敢欺瞒。如今德音中说使者来到这里，过错在于我自身，必定是担心内外臣僚有奏陈过分、惊动圣听的言论。陛下正想要威服西戎，国家财力何曾困乏疲弊，却突然在西路颁布劳民生患的诏令，如果流传到贼寇境内，那就是过于显露中原虚实强弱的态势，臣担心西贼哀鸣求和的意图或许会中途停止，他们又知道朝廷将来不再出兵，那么今年秋天就会合兵入侵一路，凭借气势侵略侵犯，靠什么来抵御？臣近来请求当面奏报边防事务，想要禀议攻守的大计。如今陛下已经认为听任处置失当，那么臣即使再进言也一定不会被采纳，鉴于沿途待罪的情况，希望尽早赐下责罚。臣个人的去留，完全不值得吝惜，所惋惜的是边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张。臣竭尽赤诚报国，却被内外浮夸的议论所动摇，突然被阻挠罢免，不能完成最初的谋划，从今往后谁敢奋身承担责任以对抗强敌？那些苟且偷安、窃取俸禄的人，必定会坐视臣等被诽谤蒙受耻辱，进退无路，自以为得意。

译又上奏说：“各位将领进攻讨伐，斩杀俘获和招降的人数不少，况且荡平和平市，焚毁村落部族很多。如今西夏贼寇在一二百里之外才敢驻扎，使他们丢弃房屋水井，老人小孩流离失所，已经荒废了春耕，不能说不困苦。他们虽然时常出动兵马，但弱势已经显露，荒堆、怀宁之战又再次战败，只有抚宁堡被攻陷，如果把整体局势来比较，那么胜负就可以看清了。现在朝廷不把兴兵作战当作功劳，使得武将悍卒中那些尽力建功立业的人，无不感到心灰意冷，这样怎么激励士气，只有偷懒懈怠的人必定会自得其乐。”韩绛的奏章到达时，他已经被贬谪。

当初，朝廷任命韩绛为宣抚使，当面授予他进攻和防守两种策略，而枢密院不知道，文彦博认为韩绛秘密接受了皇帝的旨意，担心没有战功，并且要承担全部责任，于是上奏请求制定统一的方案交给韩绛，但没有发布出兵约束的命令。王安石也请求不干预边疆事务，西征的战略方针全部委托给韩绛。韩绛上奏说：“伏见德音，西征方略全部委托给韩绛。”朱本签帖说：“韩绛的章奏文字过于繁复，未曾施行，一并删去。现在依据新本仍然保留。”

韩绛得到空名的告身、宣敕以及锦袍、银带，安抚接纳投降归附的人。进入陕西境内散发钱财给乞丐，到达边境后召集所有蕃官、蕃部厚加赏赐犒劳，军士们都怨恨。又夺取骑兵的马匹，说“这些人不能作战”！把马给了蕃部，有人抱着马头号哭。专任种谔和王文谅等人，调发仓促，人们受不了这种命令。贼寇出兵争夺抚宁堡，攻陷了它；紧急攻打啰兀城，各路出兵牵制，庆州军队再次出动，于是发生叛乱。朝廷担忧，于是罢兵，放弃啰兀城和抚宁堡。学士院起草谴责韩绛的诏书，起初说“擅自兴师”，皇帝认为不对，“擅自兴师”改为“暴兴”，因为韩绛确实是得到旨意出兵，但处置失当，所以被贬。王安石说：“陛下本来未曾许诺韩绛以智谋，见五月二十六日。”又说：“陛下对待臣下和韩绛都想把事功归于自己，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皇帝与王安石讨论保甲法，认为确实有斩断手指的人，宦官经过十三个县探查麦苗时询问得知如此，然而百姓也有很多会看到的。在九岗练习射箭，距离帖子常很远的地方也互相劝勉，认为如果捉住贼寇，官府必定会有酬奖。又说：“让大户担任都副保正，他们自己说管辖景迹人，如果立即废罢，就会被景迹人陷害。这是极好的办法，应当慢慢推行。”各县官吏大多不能让人满意，皇帝认为应当循序渐进，只委托知县去做。王安石认为知县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不可委托，皇帝说：“这样，那么治知县的罪也可以。”王安石说：“让选人去做，尚且不免违背失法意图导致惊扰。如果委托知县去做，其导致的惊扰只会比选人更严重。等到惊扰已经很严重，才开始治罪，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奉行法令不能让人满意，就加以治罪，这是陛下在朝廷中未能做到的，怎么突然要求赵子几这一辈人在州县实行呢？”王安石又为皇帝论述保甲法：“导致人们斩断手指，也未可知。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不足为怪。因为朝廷所选的士大夫很少，陛下一有所作为，纷纷惊怪，何况二十万户百姓中本来就有愚钝被他人感动的人，怎么可以因为这个缘故就不敢有所作为？《说命》说：‘如果药不让人头晕目眩，疾病就不能痊愈。’如果想要治愈疾病，怎么能避免头晕目眩呢？现在保甲法让人惊惧的，是害怕成为义勇、保捷军罢了。即使全部刺字成为义勇、保捷军，陕西、河东本来也曾这样。”皇帝说：“这样恐怕不方便，会导致变乱。”王安石说：“陕西、河东未曾导致变乱，那么人情就可以知道了，哪有害怕成为义勇就造反的道理？”皇帝说：“百姓合起来说是圣明的，也不可不怕；从上面制定法令来驱使，虽然违背他们的情意，但也应当对百姓有利才行。”王安石说：“现在保甲法确实怀疑有断指以逃避兵役的人。然而臣召见八乡的人询问保甲法的事，都认为方便。那么综合众人的议论，本来就知道它方便。即使有斩断手指的人，也不是众人都这样。现在之所以实行保甲法，足以消除盗贼，然而不仅仅是消除盗贼，本来可以逐渐习惯他们成为士兵。既然人人都能射箭，又用旗鼓变化他们的耳目，逐渐约定免除赋税，轮流代替巡检下的士兵，又让都副保正中能捕贼的人奖赏他们，或者让他们做官，那么人们竞相劝勉，然后让他们与募兵相参，就可以消除募兵的骄横之气，节省养兵的费用，事情逐渐可以恢复古制。这是宗庙长久的计策，不是小事。只要明确决断，不被浮议所动摇罢了。赵子几能了解府界民情，可以长久任用，把这件事交给他必定能成功。现在保甲户已经愿意免除体量草，养马的事本来已经有头绪。”皇帝非常高兴，说：“这是极好的事，但暂且缓慢而秘密地进行。”王安石说：“时间可惜。”皇帝说：“但也不可以仓促，恐怕反而阻碍事情。”王安石说：“这件事自不敢不秘密，今天只有王珪在这里，必定不会泄露此言，所以敢详细陈述。”这根据日录，全部记载此事，所以看到保甲法没有罢废，是因为王安石进言不一罢了。三月九日、十三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五月九日。

己酉，吕公弼上言宣抚司行赏不当，那些降到将官、使臣的宣敕不敢发放。诏令将校、蕃官依照宣抚司的指挥，将官、使臣另行听候朝廷旨意。

权知开封府

译韩维等人上奏说：“各县推行保甲制度，乡民受到惊扰。祥符等县已经完成，其余各县请求等到农闲时再行排定。”当时京城周边各县刚开始实行保甲法，乡民有的甚至自残肢体以逃避编组。王安石多次向皇上极力辩解说理。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事曾孝宽说，已经张贴告示于开封等七十县，设立奖赏招募告发并逮捕煽惑保甲的人。韩维的奏议未被采纳。朱墨本《实录》在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才记载曾孝宽、蔡骃关于保甲断指事件的始末。三月九日的《日录》因为枢密院的言论略微提及此事，十九日则明确说此事不实。朱、墨两本《实录》均未记载，墨本仅在二十四日因韩维上奏而简略记载此事，朱本又将这段删去。《新录》已经恢复了这段记载。现在又参考《日录》，在前后详细叙述事件的始末，以便后世有所考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朱本《实录》才出现蔡骃的姓名，《新录》沿用了这一记载，却又删去了王安石应对的话语，这是不对的。现在也将王安石应对的话语完整保留。五年正月丁未日、七月己亥日、闰七月癸酉日，都应当参照考察。

译庚戌日，著作佐郎、同管勾淮南常平等事的赵济被任命为太子中允，代理发遣同提点刑狱。赵济先前弹劾亳州官吏不推行新法，朝廷已赐给他绯色章服，于是又对他加以提拔。

代理陕西转运使、工部郎中、集贤殿修撰写沈起被任命为度支副使，工部郎中、直史阁谢景温代理陕西都转运使。沈起不久改任盐铁副使，又改任江宁府知府。谢景温在五年二月一日被罢免陕西漕运职务，他担任陕西漕运是从邓州知州任上开始的，而担任邓州知州是在正月九日。

太常博士范百禄被任命为江南东路提点刑狱。邓绾推荐范百禄担任御史，范百禄被召见应对，坚决推辞了。

辛亥日，改任翰林医学温杲为两使职官、广西经历司勾当公事，因为新任桂州知州萧注推荐温杲曾进入蛮族地区斩杀盗贼，屡次立下功劳。朝廷仍下诏，因温杲家境贫寒，特别供给递马一匹让他赴任。供给递马一事依据御集。温杲的姓名已在三年十一月王安石奏章中提及。

录用唐朝李氏诸孙李杲为三班借职，李德臣、李养年为州长史；高祖以及景皇帝、元皇帝的支系子孙，分别赐予缗钱。新旧《唐书》都记载了此事。

下诏韩绛应将宣抚司尚未结案的文书全部交给李清臣携带回京。诏旨内容，李清臣传记可考。

邠州上言：“石门山在耀州境内，仍有军贼三四百人聚集。本州正在严整兵马，等候再次查实情况，便前往讨伐斩杀。”朝廷下诏：“前后夸大贼势，不审察虚实，全是从邠州开始的，导致邻近州军惊慌，百姓拖拽财物，毁坏兵马，极为不便。应当命令张靖审问查实情况后再施行。百姓刚刚安定，今后不要再轻率妄动，再次导致惊扰。”

壬子日，王安石对皇上说：“陛下先前命令发运司举荐官员，一切予以应承，所举荐的官员大多不称职。”皇上说：“这一定是薛向所为，薛向的品性不如罗拯。”王安石说：“恐怕确实如此。近来举荐章俞担任涟水军知军之类，是想以此酬谢那些在发运司出力的人。现在举荐章殊实在无理。”皇上说：“不要罢免他。”王安石说：“臣不敢结交私党，只是目前正依赖薛向协助三司，让他更改事务。如果陛下原本许诺一切应承，却突然压制他的奏请，那么薛向内心会怀有芥蒂；如果陛下特别下旨罢免他，那么薛向必定畏服，或许能有所惩戒。因为陛下正依赖薛向发挥作用，必须委任他举荐人才，如果不稍加提醒，恐怕会害了大事。”皇上说：“朕是不认识章俞。”王安石说：“章俞已经七十岁了，向来没有人称引推荐，也可以知道。臣也不认识章俞，陛下再广泛询问一下。”皇上说：“极好。”章俞，字惇父。

下诏府界各县兵马都监，今后由枢密院选拔人员。

癸丑日，皇上谈论农兵之事，想要实行宋道招募人员免税充任弓箭手的办法。文彦博认为决不可行。王安石说：“恐怕可行，但也无需如此，如果确实用利害关系驱使百姓习兵，那么何必用宋道的策略。臣愚以为，如果差役法从内部修定，法度确立后就可以推行到天下。”皇上说：“差役法这样是可以的，但兵事恐怕需要自有安排。开始时人们不惊恐，事情就容易成功。”王安石说：“确实可以这样，只是恐怕边臣未能推行此法以符合圣意。”于是简要地向皇上陈述百姓可以用利益驱使趋向当兵。皇上想挑选人判兵部，如同司农寺一样，王安石说：“京中各官署，本来就是用来提纲挈领天下事务的，不仅仅是兵部。”皇上说：“兵部是最紧急的缘故。”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宋道所言应当考证。陈瓘评论说：王安石说：“百姓可以用利益驱使趋向当兵。”王安石这话，也是想要改变募兵宿卫法的原因。

宋道，河南人，宋泌的孙子，宋迪的哥哥。范纯仁为他撰写墓志铭。当时他担任都官郎中、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输，曾应诏上奏五件事：一是派遣使者观察风俗以考察守令的才能；二是恢复武臣提点刑狱以观察人才，并且让他们举荐同类；三是恢复茶法以资助国家用度；四是责令官吏体恤百姓忧患，以巩固国家根本；五是增置沿边弓箭手以节省戍守士兵。又曾说：“请求仿效古代民兵之法，登记编户丁口，免除他们的赋税，不耗费县官的钱财，而熟悉山川的便利，可以获得二十万战士。”大多被施行。宋道在元丰六年去世，官职止于朝请大夫、提举崇福宫，弟弟宋迪也屡次被提及。

译《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十六，薛向等人处理陕西折二钱事宜，补录。

译【八】“乃减当二行”中的“行”字，原作“所”，根据阁本、活字本以及上述书籍的记载改为“行”。

【九】“编录册”中的“录”字，原作“绿”。按“编录册”即“泸州编录册”的简称，本书中多见，因此改为“录”。

【一○】“年甲”中的“甲”字，原作“申”，显然是字形相近导致的错误，因此改为“甲”。

【一一】“应元谋反手杀都监县尉”，阁本、活字本均相同。“反”字疑似是“及”字的误写。

【一二】“私通简札约为婚”中的“札”字，原作“礼”，根据阁本改为“札”。

【一三】“及应干簿历文字”中的“簿”字，原作“薄”，根据阁本改为“簿”。

【一四】“杨绘”中的“绘”字，原作“缯”，根据阁本及《宋史》卷三二二杨绘传改为“绘”。

【一五】“汝州团练副使”中的“副”字，原脱漏，根据《宋会要》职官六五之三五、《治迹统类》卷一五及《宋史》卷三三五种谔传补入。

【一六】“得大户作都副保正”中的“作”字，原作“保”，根据阁本及活字本改为“作”。

【一七】“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宋史全文》卷一一下、《长编纪事本末》卷七一保甲篇均相同。《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作“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畏也”。

【一八】“甚苦”，阁本、活字本相同。《宋史》卷一九二兵志作“甚力”。

【一九】“尝应诏上五事”中的“尝”字，原作“赏”，根据阁本改为“尝”。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二十二

卷二百二十二

起讫时间：起于神宗熙宁四年四月，止于当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二

帝号：宋神宗

年号：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

全文：

夏季四月丙辰初一，皇帝下诏减省刑罚。

丁巳日，太常丞许将被任命为集贤校理。许将呈上自己的学业著作，召试于学士院，成绩中等。

罢免章惇筹划夔州路差役事务。因为章惇上言称，经制渝州夷贼的疆土，难以遍历各州，打算只以渝州的役事订立条约，推行于整个夔州路。皇帝批阅说，各州役事不同，难以只用一种方法，所以罢免了他。皇帝责怪章惇回避事务，王安石为章惇解释，并且说章惇才能极高，只是被流俗之人诋毁罢了。皇帝说：“必定不如吕惠卿。”王安石说：“确实如此。然而像章惇这样的人，自己也认为稍显不足，只是轻率放肆罢了。”三月二日丁亥，派遣章惇经制渝州夷贼。

司农寺上言：“开封府界各县百姓每年缴纳役钱，其中乡村第四等以下全部免除，如果不是单丁，就与第五等轮流差遣壮丁【一】。”皇帝听从了。另一天，皇帝与王安石谈论说：“第四等助役钱白白放免可惜，不如让他们种桑树，从而免除役钱。”王安石说：“桑树，是要让人人都去种的，如果必须免除第四等役钱后才去种，那么种的人就有限了。只应当命令保长及保正督促考核他们去种，不种的，保长及保正就纠举并罚钱，被纠举的人如果是被官府纠举的，那么连同保正一起出罚金。这样，人人都会像考核任务一样种桑树，不需要免除役钱。役钱这一件事，可以用来资助保甲练习武艺。”五月十六日、十月一日，七年正月十三日。

皇帝下诏：“听说弃啰兀城堡，将领燕达等军队回师时遭遇贼寇，多有覆没，命令陕西都转运司查核实际数目上报。”不久又因为走马承受所奏报的数目与先前不同，下诏鄜延经略司【二】和燕达各自上报死亡的实际数目。十二日的事，燕达回军遇贼，他的本传中没有记载。

内侍省入内殿头王化基不应直接在圣旨上批示，在内酒坊取用吏人。枢密院札子，奉旨命令本省依照情理施行。皇帝认为各衙门取用吏人，不应等待执政大臣禀报圣旨，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必须送朝廷发出文书，不得直接批示圣旨及依照奏章，其余依照惯例。皇帝告知枢密院说：“内臣在宫中办事必须称引圣旨，如果一一关申中书、枢密院，就会伤害繁碎或稽缓不及事，可以命令本省具列长久以来的惯例开析上报。”后来具列上报的惯例有三十七件，都是一时须索，并非出自命令者，全都得以依照惯例施行。

戊午日，京西提举常平等事陈知俭请求先罢免许州衙前管勾公使库，由军员主持，每月供给食钱三千，皇帝听从了。起初，各州差派衙前管勾公使，多有赔费，有的甚至导致家产破败，到这时于是改用军员代替。后来遍及各路都使用这种方法，人们认为便利。

庚申日，皇帝批阅：昨天宣抚司令各路简选刺探蕃部捉生，是从系籍熟户中选取，不仅分散了蕃部门族的势力，又白白耗费廪给而无益于旧有数目。于是下诏在近招降的蕃部中选择少壮武勇的人来做，不超过三千人，熟户不再拣选。

韩绛上言：“臣昨天到达渭州，与本路经略使蔡挺商议边防计策，大致说秦、庆两路兵力寡弱，应当各自增加三五千人，另外调遣东兵二万在同耀州、河中凤翔府，就地粮草分屯。蔡挺愿意亲自率领在邠、宁州作为四路行营驻军之所，不再统领逐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