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九
实录无之。）
诏罢都提举修河司。
苏辙又言：「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摇朝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然须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为实，为之发兵调夫，差官吏，聚梢茭，骚扰河北、京东西三路，吏民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觉其妄【一】，遽罢其役。是时中外公议，皆望朝廷立行诛窜，明其欺罔，以谢天下，而因循不决，任伟如故。既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制书，乞罢伟差遣，朝廷犹复隐忍，于四月五日降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取旨。今涨水已过，中外又谓陛下必责降伟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监丞，仍提举东流。曾未数日，复罢修河司。盖朝廷之所以罢修河司者，谓回河不可复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复行，则伟罔上误国之罪审矣。今乃以初任知县权发遣都水监丞，则是有罪之人更得违法进擢，此公议所以不服也。且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奸言时至，河事变更不定，河朔生灵无时得安，此又公议之所以深忧也。且朝廷号令，贵于必信，四月五日圣旨指挥，着在有司【二】，今弃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窃议，以谓朝廷虚设此言，姑使给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则弃为虚言，曾不顾恤。大臣何惜一伟，而轻犯此谤哉？臣不胜区区，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伟若不黜，公议终不止也。」贴黄：「去年八月，伟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买梢茭，开掘河槽，筑马头、锯牙，功役至大。于今观之，皆是虚费。臣乞差不干碍官局一一磨算费用之实，若只据此，伟之流窜，自有余责，而况欺君误国，臣子之大恶耶！」（去年八月二十八日。）
译实录中没有记载。）
诏令撤销都提举修河司。
苏辙又上奏说：“臣近日奏请撤销修河司并责罚贬降李伟，随即奉到九月二十六日的圣旨，李伟暂且发遣为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奉到十月二日的圣旨，撤销都提举修河司。臣认为修河司虽然撤销，但李伟不去职，这与不采纳臣的言论没有区别。谨按李伟屡次用奸邪的言论动摇朝廷，兴办大型工程。在去年八月，他单独上奏称黄河现在已分为两股分流，但必须在第四铺地段再开宽河槽，只需征调兵夫二万人，于九月动工，到十月天寒冰冻时完工，从而引导河势，岂止是让两股水流通行而已，也将顺势实现夺回黄河主道的计划。凡李伟所说的话，大体狂妄不疑都是这样。由此朝廷相信为真，为此发兵调夫，派遣官吏，聚集芦苇柴草，骚扰河北、京东西三路，官吏百姓因此半年不得安生。朝廷中发觉其虚妄【一】，急忙停止这项工程。当时朝廷内外的公议，都期望朝廷立即诛杀放逐他，以明其欺君误国之罪，向天下谢罪，但朝廷因循不决，任用李伟如故。不久给事中范祖禹封还制书，请求罢免李伟的差遣，朝廷仍然隐忍，于四月五日降下圣旨，李伟的差遣等到涨水过后取旨。如今涨水已过，朝廷内外又认为陛下必定责罚贬降李伟以兑现之前的命令，却反而提拔任命他为监丞，仍提举东流。没过几天，又撤销修河司。大概朝廷之所以撤销修河司，是因为认为夺回黄河主道不可再行。夺回黄河主道既然不可再行，那么李伟欺君误国之罪就确凿无疑了。现在却以初任知县的身份暂且发遣为都水监丞，这就使得有罪之人反而得到违法的提拔，这是公议不服的原因。况且修河司虽然撤销，但李伟不去职，奸邪的言论时常出现，黄河事务变更不定，河朔百姓无时得以安宁，这又是公议深深担忧的原因。况且朝廷号令，贵在必须守信，四月五日的圣旨指令，明确记载在有司【二】，现在弃而不用，使天下人都能私下议论，认为朝廷虚设此言，姑且让给事中奉行制命，等到制命已行，就弃为虚言，全然不顾恤。大臣为何吝惜一个李伟，而轻易招致这种诽谤呢？臣不胜恳切之情，伏乞检阅前奏，迅速赐予流放，李伟如果不被罢黜，公议终究不会停止。”贴黄：“去年八月，李伟才开始上奏请求夺回黄河主道。朝廷采纳他的言论，派遣官吏兵夫，收买芦苇柴草，开掘河槽，修筑马头、锯牙，工程役使极大。如今看来，都是虚费。臣请求派遣不相关的官员逐一核算费用的实情，如果仅据此，李伟的流放，自有足够的罪责，何况欺君误国，是臣子的大恶呢！”（去年八月二十八日。）
侍御史孙升言：「臣窃以爵赏所以录有功，刑罚所以诛有罪。无功而受赏，则臣下不知劝，有罪而不罚，则奸恶无以惩。此国家之大患也。谨按宣德郎李伟，狂妄怀邪，欺罔误国，既独奏二股回河之议，有乘时建立大事之言，内挟文彦博之势权，外假吴安持之游说，大臣为之摇动，朝廷如是听从，力役既兴，公私被害，既不能通行二股，况可以全复大河？方李伟奸言既行，内外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为讳，有识之士，为之叹息。自非二圣独断，照见欺罔，权罢修河，则其患害何可胜言也。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罢，（十月二日。）则李伟欺罔之罪益明。今来朝廷不独不行李伟之罚，而又授李伟以外监丞之命，如此则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臣窃恐非二圣明赏罚励臣工之意也。伏乞圣慈详察李伟欺罔之罪，早赐罢黜，以厌服中外之心。」贴黄：「李伟为知已有四月五日指挥，李伟差遣候过涨水取旨，惟恐一旦放罢，是以日夜经营，造作故道减水之功，诳惑朝廷也。」
升又言：「臣近奏论李伟轻儇小人，前后欺罔，乞行放罢，专付北外监丞司管勾故道。窃闻李伟遂就除（九月二十六日。）权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孙迥提举北流。如此则河事兴役不息，河北生灵困獘无有休息矣，臣深为朝廷惜之。今东流故道，止是欲分减夏秋涨水，果若故道可以通行，则北外监丞孙迥管勾足矣，不知何以须待李伟乃能照管也？臣窃闻奸臣诳惑朝廷，以今岁涨水北流无患者，以东流分减之功也。殊不知自来专以回河为议，其北流堤防全不修筑，昨自去秋后来朝廷稍知大河决不可回，遂专令郑佑照管北流，故堤防稍稍完葺，所以今秋涨水不为北流之患。朝廷若将东流枉费物料、工力一并修治北流向着地分处，堤防高阔坚实，则无深、冀之患矣。今年涨水，东则北京危急，几不可保，南则鱼池垫塌，人皆寒心者，良由闭断三河，置截河堤、马头与止水锯牙，壅过涨水，北流不决【三】，又擗刺大河一向直注东岸，此北京、鱼池所以几决也。□安持、李伟止以分减涨水有功，以诳惑朝廷，而不论北京、鱼池之危，几至不保，而所费物料工夫，倍于修固北流堤防之费也。伏望二圣照察愚臣之言，放罢李伟，专责北外监丞官司，庶几河事渐有休息之期，以绝河北生灵困獘无穷之患。」贴黄：「近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相度回奏云：『臣等今奉朝命，只是相度逐官所陈，恐大河生淤有妨分流，合如上项事理所是。将来河势次第更有合措置事，自当从有司施行。』臣虽至愚，窃详所奏，若本路监司见得李伟措置有十全无患之计，则不当于奏状内声说河势次第更有合措置事，自当从有司施行也。且知利害莫如本路监司，犹不保明李伟措置，而朝廷乃笃信李伟如此，深可惜也。伏望二圣照察鱼池危急之际，南向京城，行道之人，为之寒心。而北京横堤之外，渺如江海，若当时风不止，雨不息，则必至疏虞。北都有力之家，多已迁移，而独以仓库兵防委之试险。今论者犹以李伟分减北流涨水之功上惑，岂不过哉？伏愿二圣照察李伟轻儇小人，贪冒无耻，往年□居厚诛剥东京百姓，伟与有力焉，今在廷岂无谙知河事老成练习之人如李伟，而必须用一狂妄后生者？盖李伟凭恃权势，觽皆为地，今若不罢李伟，则河事兴作不息，河北生灵困獘，无有休已。伏望二圣以河北生灵为念，出自圣意，放罢李伟、□安持。」（□安持与本路监司按视，事在八月十二日。）
升又言：「李伟去年八月奏陈大河要切利害云：『今来大河已是分流，即更不消开淘。因昨来一决之后，东流自是顺快，渲刷渐成港道，见今已为两股，约夺大河三分已来。今只得夫二万，于九月便兴工，至十月寒冻时已为毕。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为二股通行而已，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今来既因擗刷东流，修葺锯牙，当迤次增进一埽，取一埽之利，比至来年春夏之交，遂可复全故道。乞复置修河司，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条理，
译侍御史孙升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爵位和赏赐是用来录用有功之人的，刑罚是用来诛杀有罪之人的。没有功劳却受到赏赐，那么臣下就不知道受到勉励；有罪却不惩罚，那么奸恶之人就无法受到惩戒。这是国家的大患。臣仔细查考，宣德郎李伟狂妄怀有邪念，欺骗蒙蔽、贻误国事，既独自上奏‘两股回河’的议论，又有‘乘时建立大事’的言论，在内倚仗文彦博的权势，在外借助吴安持的游说，使得大臣们为之动摇，朝廷如此听从，劳役既已兴起，公私都受到损害，既然不能使两股河道通行，何况能完全恢复大河故道？当李伟的奸诈言论得以施行时，内外士大夫无不把谈论回河当作忌讳，有识之士为此叹息。如果不是两位圣上独断专行，洞察其欺骗蒙蔽，暂时停止修河，那么其祸害哪里可以说得尽呢。近日都大修河司既然已经撤销（十月二日），那么李伟欺骗蒙蔽的罪责就更加明显。如今朝廷不仅不执行对李伟的惩罚，反而授予李伟外监丞的任命，这样就是无功受赏，有罪不罚，臣私下担心这不符合两位圣明君主明赏罚、激励臣工的本意。恳请圣上慈爱详察李伟欺骗蒙蔽的罪责，早日赐命罢黜他，以安抚中外的人心。”贴黄：“李伟担任知已有四月五日的指挥，李伟的差遣等待涨水过后取旨，他惟恐一旦放罢，所以日夜经营，修造故道减水工程，以此诳惑朝廷。”
孙升又上奏说：“臣近日上奏论说李伟是轻浮狡黠的小人，前后欺骗蒙蔽，请求将他放罢，专门由北外监丞司管勾故道。私下听说李伟于是就被任命（九月二十六日）为权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孙迧提举北流。这样那么河工劳役就兴起不息，河北百姓困苦疲惫没有休息了，臣深深为朝廷惋惜。如今东流故道，只是想要分减夏秋涨水，如果故道真的可以通行，那么北外监丞孙迧管勾就足够了，不知为什么必须等待李伟才能照管呢？臣私下听说奸臣诳惑朝廷，说今年涨水北流没有灾患，是因为东流分减的功劳。殊不知历来专门以回河为议论，北流的堤防完全不修筑，自从去年秋天以来朝廷稍微知道大河决不可回，于是专门命令郑佑照管北流，所以堤防稍稍修葺完备，因此今年秋天涨水没有成为北流的祸患。朝廷如果把东流枉费物料、工力一并用来修治北流向着地分处，使堤防高阔坚实，那么就没有深州、冀州的祸患了。今年涨水，东边北京危急，几乎不能保全，南边鱼池塌陷，人们都感到寒心，这实在是因为闭塞三河，设置截河堤、马头和止水锯牙，壅滞涨水，北流不决【三】，又劈开大河一直直注东岸，这是北京、鱼池几乎决堤的原因。吴安持、李伟只以分减涨水有功，来诳惑朝廷，却不谈论北京、鱼池的危急，几乎不能保全，而所费物料工夫，是修固北流堤防费用的两倍。恳望两位圣上照察愚臣的话，放罢李伟，专门责成北外监丞官司，或许河工之事渐渐有休息的日期，以断绝河北百姓困苦疲惫无穷的祸患。”贴黄：“近日都水使者与本路监司相度后上奏说：‘臣等如今奉朝廷命令，只是相度各官所陈述的，恐怕大河生淤有妨碍分流，应当如上项事理所是。将来河势次第更有应当措置的事，自然应当由有关官吏施行。’臣虽然极其愚笨，私下详察所奏，如果本路监司看到李伟的措置有十全无患的计策，就不应当在奏状内声说河势次第更有应当措置的事，自然应当由有关官吏施行了。况且知道利害没有比本路监司更清楚的，尚且不保证李伟的措置，而朝廷却如此笃信李伟，深可惋惜。恳望两位圣上照察鱼池危急之际，面向京城，行道之人，为此寒心。而北京横堤之外，渺茫如江海，如果当时风不止，雨不息，那么必然导致疏虞。北都有力的家庭，大多已经迁移，却唯独把仓库兵防委托给试险。如今议论的人仍然以李伟分减北流涨水的功劳向上诳惑，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恳愿两位圣上照察李伟是轻浮狡黠的小人，贪婪无耻，往年□居厚诛剥东京百姓，李伟也出过力，如今在朝中难道没有熟悉河事老成练达的人如李伟，而必须用一个狂妄后生吗？大概李伟凭借权势，众人都为他说话，如今如果不罢免李伟，那么河工兴起不息，河北百姓困苦疲惫，没有休止。恳望两位圣上以河北百姓为念，出自圣意，放罢李伟、吴安持。”（吴安持与本路监司按视，事在八月十二。）
孙升又上奏说：“李伟去年八月上奏陈述大河紧要的利害说：‘如今大河已经是分流，就不再需要开淘。因为昨天一次决口之后，东流自然顺畅通快，冲刷渐渐形成港道，现在已经成为两股，大约夺走大河三分的流量。如今只需夫役二万，在九月就兴工，到十月寒冻时已经完成。因而引导河势，岂止是让两股通行而已，将于是成为回夺大河的计策。如今既然因为劈刷东流，修葺锯牙，应当依次增进一埽，取一埽的利益，等到来年春夏之交，于是可以完全恢复故道。请求重新设置修河司，机构存在既正，凡百事务都有条理，
可以乘时建立大事。』朝廷遂以为信，并依所奏施行。后来耗费国家财用民力，不可胜计，远近骚然，河北生灵为之困獘。其二股通行，已即淤淀，故道全复，显为欺罔。上赖二圣察见狂妄，遂罢修河司。然建议之人，一切不问，李伟犹以照管故道为名，依旧存留在任。缘李伟系合入知县之人，既饰奸言以欺罔朝廷，冒窃任使，请给之类，并依外监丞。伟既侥幸如此，惟恐一旦罢任，日夜营求兴作河事，不顾朝廷利害，不恤国家费用，不爱生灵性命，专为身谋。臣伏闻近日李伟又奏请大河若不于口地稍加措置，虑致断绝，即东流遂成淤淀。朝廷遂令都水使为吴安持前去与本路监司相度。□安持等相度回奏，仍云纵未保入冬常流，次第亦未至大段淤淀。岂有任事之臣相度利害，奏上之言全无一定？且既未保入冬常流，则淤淀必矣，岂当云未至大段？此乃□安持、李伟二奸臣为来春复兴二渠之役张本也，臣愚深为朝廷痛惜之。且故道河埽，自有北外监丞管勾，李伟若不多端擘画兴工动觽，则何能久于其任？故伟日夜营求作河事以诳惑朝廷。臣愚以谓若不放罢李伟，则河北生灵困獘，无有休息之期。仰惟二圣圣明，无远不察，无幽不烛，而北京去天庭咫尺，二圣必能察回河、二股不可为。李伟去年八月所奏大河利害，通行二股全复故道，曾经圣览，从后无一可信，照验甚明，二圣必能烛李伟之欺罔。伏望圣慈以河北生灵为念，出自圣断，放罢李伟，其照管故道，自付外监丞司管勾，以绝河北生灵困獘无穷之患。」贴黄：「李伟去年八月奏陈通行二股，夺大河三分，春夏之交全复故道，皆是欺罔，然依旧存留在任，则万一来春果又兴二渠之役，困獘公私，彼将何顾惜也。愿二圣深察臣言，早赐放罢。又李伟轻儇小人，贪冒无耻，往年□居厚诛剥东京百姓，伟与有力焉。今在廷岂无谙知河事老成练习之人如李伟，而必须用一狂妄后生者？盖李伟凭恃权势，觽皆为地，今若不罢李伟，则河事必兴，工作不息，河北生灵困獘，无有休已矣。伏望二圣以河北生灵为念，出自圣意，放罢李伟。又昨来回河之役，村扬郡樊河门至今闭断，并置立『暑』字防截河堤并止水锯牙、马头，依旧存留。近又于内黄第一埽第二铺『荒』字号防内修槐花村小堰一道，大河水势一向直注北京东岸。近日涨水流溢，北京签堤危急，几至冲决。上赖二圣德感天地，风止雨息，不然，北京岂复可保？此非大河为北京患，乃李伟造成北京之患也。北京获存者，出于天幸尔！」（密疏有此，今仍之，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按十月二日始罢修河司，不应数日前台臣已言，密疏月日必误。或是十月二十三日。今且移入十月二日后。）
译可以趁着时机建立大业。』朝廷于是相信了他，并按照他的奏请施行。后来耗费国家的财物和民力，多得无法计算，远近地区动荡不安，河北百姓因此困苦疲敝。那两条分流河道，已经淤积沉淀，旧河道完全恢复，明显是欺骗蒙蔽。幸赖两位圣上洞察其狂妄，于是罢免了修河司。然而提出建议的人，一概不予追究，李伟仍然以照管旧河道为名，依旧留任。因为李伟本应担任知县，既然用奸邪之言欺骗朝廷，冒领职务，俸禄等项，都按照外监丞的标准发放。李伟既然如此侥幸，只担心一旦罢免职务，便日夜谋求兴修河工，不顾朝廷的利害，不体恤国家的费用，不爱惜百姓的性命，专门为自己谋划。臣听说近日李伟又奏请说，大河如果不在水口稍加处置，担心导致断流，那么东流的河道就会淤积沉淀。朝廷于是命令都水使者吴安持前去与各路监司共同考察。吴安持等人考察后奏报，仍然说纵然不能保证入冬后常有水流，但依次看来也不会严重淤积。哪有负责事务的大臣考察利害，奏报的话完全没有定论？既然不能保证入冬后常有水流，那么淤积沉淀是必然的，怎么能说不会严重淤积？这是吴安持、李伟这两个奸臣为来年春天再次兴修两条渠道的工程做铺垫，臣愚昧地深深为朝廷感到痛惜。况且旧河道的埽工，本来就有北外监丞管理，李伟如果不多方谋划兴工动众，怎么能长久担任这个职务？所以李伟日夜谋求兴修河工来欺骗迷惑朝廷。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罢免李伟，那么河北百姓困苦疲敝，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仰赖两位圣上圣明，没有遥远之处不洞察，没有幽暗之处不照亮，而北京距离朝廷近在咫尺，两位圣上一定能洞察回河、二股河道不可行。李伟去年八月所奏的大河利害，通行二股河道完全恢复旧道，曾经呈报圣上阅览，后来没有一条可信，验证非常清楚，两位圣上一定能洞察李伟的欺骗蒙蔽。恳请圣上以河北百姓为念，出自圣断，罢免李伟，那照管旧河道的事，自然交给外监丞司管理，以断绝河北百姓困苦疲敝无穷的后患。」贴黄：「李伟去年八月奏称通行二股河道，夺取大河三分水量，春夏之交完全恢复旧道，都是欺骗蒙蔽，然而他依旧留任，那么万一来年春天果然又兴修两条渠道的工程，使公私困苦疲敝，他哪里还会顾惜呢。愿两位圣上深入体察臣的话，早日赐准罢免。又李伟是轻浮狡黠的小人，贪婪无耻，往年□居厚诛杀剥削东京百姓，李伟也出了大力。现在朝廷难道没有熟悉河务、老成练达的人如李伟这样，而必须用这样一个狂妄的后生吗？因为李伟倚仗权势，众人都为他铺路，现在如果不罢免李伟，那么河工必定兴起，劳役不停，河北百姓困苦疲敝，没有休止的时候。恳请两位圣上以河北百姓为念，出自圣意，罢免李伟。又昨天回河的工程，村扬郡樊河门至今封闭，并设置『暑』字防截河堤以及止水锯牙、马头，依旧留存。最近又在内黄第一埽第二铺『荒』字号防区内修筑槐花村小堰一道，大河水势一直直冲北京东岸。近日涨水漫溢，北京堤防危急，几乎冲决。幸赖两位圣上德感天地，风停雨息，不然，北京岂能保全？这不是大河成为北京的祸患，而是李伟造成了北京的祸患。北京得以保全，是出于天幸罢了！」（密疏中有此内容，现在保留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按十月二日才开始罢免修河司，不应数日前台臣已经进言，密疏的日期必定有误。或许是十月二十三日。现在暂且移入十月二日之后。）
升又言：「臣累具奏论李伟回河欺罔，乞行罢黜，终未蒙朝廷施行，惓惓愚忠，不能自已。臣向缘奏对，亲闻德音，谓河不可回。则回河利害，二圣固已详知，不待臣言而后知也。去年李伟奏闻圣听，谓大河已夺三分，显有全回之势，可以乘时建立大事。及霜降水落，则故道生尘，然大臣犹主张李伟而未罢。今春复兴减水之役，名为减水，实作回河，其止水锯牙、马头、截河堤，皆回河之具也。夏秋水涨之时，□安持倡言于朝，谓大河已过，乘势可回。大臣并以为信。今日水既伏槽，孙村口地又复生淤矣。李伟、□安持二年欺罔无效，二圣固已尽见，不待臣言而后见也。臣伏念陛下明知河不可回，而主议者不以为然，陛下明见李伟等欺罔，而主议者不以为罪。如此则是大臣有所主，虽人主且不可易矣。此愚臣所以不避冒渎，至于再三也。伏望圣慈奋独断之威，正欺罔之罪，罢黜李伟，以厌服中外之心。」
又言：「臣等累曾奏论宣德郎李伟回河欺罔，乞行罢黜。近日虽有指挥罢李伟北外监丞，然依旧存留在任，提举东流，及移那两处工夫物料。如此则名为罢外监丞，其实事权依旧，与不罢何异？臣等伏以二圣深知回河之为害，而东流故道决不可复，徒使一方生灵困獘骚扰。昨来所以放夫罢役，罢都大修河司，皆出圣断，而李伟狂妄欺罔，中外共知，何独留连而不去？李伟小臣，不系轻重，岂足以烦朝廷议论，而臣等所以至于再三不已者，非止为李伟有罪而不诛，亦非为李伟冒窃禄仕而不去。盖李伟首建回河之议，大臣为之摇动。方伟之奸言得行，内外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为讳。及河北转运使谢卿材、河北都转运使范子奇皆缘与李伟异议而罢，自兹以后，虽有深知河事之人，皆箝口结舌，无复敢言。故河北之人以李伟去留视河事之动息，观朝廷之向背。若李伟且留河上，则必妄生计划，兴造河事，以实前说，待其大败，患恶显然而后去，固已晚矣。伏乞二圣以河北生灵为念，罢去李伟，别择经历老成之人，付以河事，不独使河北之人有休息之望，人人自安，庶几深知河事之人敢为尽言，则中外幸甚！」（罢伟外监丞，当考月日。政目：十月十二日，贾种民为北外丞。或是代伟也。更详考之。）
是日，诏导河水入汴。（玉牒于五年十月癸巳书导河水入汴，他书并无之，故附见此，须考详。四年冬末，梁焘奏乞复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或移彼入此。曾布尔日录云云合考。布以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自太原移河阳，其年十二月二日改青州。）
乙未，诏今次奏应举制科日限，且依旧制限十月终。
权知开封府王岩叟言：「每年赃铜钱内支钱一千缗充捕盗支用，缘递年所支多寡不一，若有余数，乞依次年额外支使。」从之。
别试所言，考校到宗室试艺业合格人左监门率府率士稷，右千牛卫将军士注、令晙、令籂，右监门卫大将军令剸，右监门率府率叔闳，右千牛卫将军公缅。诏士稷迁右千牛卫将军，士注、令晙、令籂、令剸、叔闳、公缅并减五年磨勘。（政目云：旧条并转官，奉旨士稷转官，余减五年磨勘。）
鄜延路经略司言：「宥州移牒称：『先为定画疆界，有诏汉界留出草地十里，蕃界依数对留。欲于蕃界令存留五里为草地，夏国于所存五里界内修立堡铺。』今拟到回牒云：『朝廷务敦恩信，特从所乞，应见今分画界至处，许于蕃界内存留五里，空为草地，汉界草地亦依此对留五里，为两不耕地。各不得于草地内修建堡铺。』」从之。
丙申，吏部请避亲法注文添入「或妻之大功以上姊妹之夫及其子」一十四字。从之。
丁酉，定州言州有韩琦祠，乞载于祀典。从之。
诏：「应巡检下土兵如愿充禁军者，委监司每年分诣逐处，与当职官拣年四十以下依逐指挥等样添填。」（新无。）
右司员外郎王古为秘阁校理、太府少卿，太府卿李杲卿为卫尉卿，卫尉卿刘忱为太府卿，太府少卿
译升又说：“臣多次上奏论述李伟在回河问题上欺瞒蒙蔽，请求将他罢黜，但最终朝廷没有施行，臣一片愚忠，无法自已。臣先前因奏对，亲耳听到圣上德音，说黄河不能改道。那么改道黄河的利害，两位圣上本来就已经详细知晓，不需要臣说之后才知道。去年李伟上奏让圣上听闻，说大河已经夺去三分河道，明显有全部改道的趋势，可以趁此时机建立大功。等到霜降河水退去，旧河道却尘土飞扬，然而大臣们仍然支持李伟而没有罢免他。今年春天又兴起减水工程，名义上是减水，实际上是改道，那些止水锯牙、马头、截河堤坝，都是改道的工具。夏秋洪水上涨之时，□安持在朝廷上鼓吹，说大河已经越过，趁势可以改道。大臣们都认为可信。如今河水已经伏槽，孙村口的土地又再次淤积了。李伟、□安持两年欺瞒蒙蔽毫无成效，两位圣上本来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不需要臣说之后才看见。臣私下想，陛下明知黄河不能改道，而主持议论的人不以为然；陛下明见李伟等人欺瞒蒙蔽，而主持议论的人不认为有罪。像这样，就是大臣有所主见，即使是君主也不能改变。这就是愚臣不避冒犯渎职，以至于再三进言的原因。恳请圣上慈爱，奋起独断的威严，惩治欺瞒蒙蔽的罪行，罢黜李伟，以平息安抚朝廷内外的民心。”
又说：“臣等屡次上奏论述宣德郎李伟在回河问题上欺瞒蒙蔽，请求将其罢黜。近日虽然下令罢免李伟北外监丞的职务，但他依旧留任，提举东流事务，以及调拨两处的工程物料。像这样，名义上是罢免外监丞，实际上事权依旧，与不罢免有什么区别？臣等认为，两位圣上深知改道黄河的危害，而东流旧道决不可恢复，白白让一方百姓困苦疲敝、遭受骚扰。先前之所以释放民夫停止役使，罢免都大修河司，都出于圣上的决断，而李伟狂妄欺瞒，朝廷内外都知道，为何唯独让他滞留而不离去？李伟是小臣，无关紧要，哪里值得烦劳朝廷议论，而臣等之所以至于再三不停止，不仅是因为李伟有罪而不诛杀，也不是因为李伟冒领俸禄而不离去。而是因为李伟首先提出改道黄河的建议，大臣们因此动摇。当李伟的奸诈言论得以施行时，内外士大夫没有不以谈论改道黄河为忌讳的。等到河北转运使谢卿材、河北都转运使范子奇的都因为与李伟意见不同而被罢免，从此以后，虽然有深知河务的人，也都闭口不言，不再敢说话。所以河北的人以李伟的去留来观察河务的动静，观察朝廷的倾向。如果李伟还留在河上，就一定会胡乱制定计划，兴造河务工程，来证实之前的说法，等到他大败，祸患明显之后才离去，那就太晚了。恳请两位圣上以河北百姓为念，罢免李伟，另外选择经验丰富、老成持重的人，把河务交给他，不仅让河北百姓有休养生息的希望，人人自安，或许深知河务的人敢尽情进言，那么朝廷内外就幸运了！”（罢免李伟外监丞一事，应当考证具体月日。《政目》记载：十月十二日，贾种民担任北外丞。可能是代替李伟。再详细考证。）
这一天，下诏引导黄河水流入汴河。（《玉牒》在五年十月癸巳日记载导黄河水入汴，其他书籍都没有记载，所以附在此处，须详细考证。四年冬末，梁焘上奏请求恢复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按时启闭，或者从那边移入这边。曾布《日录》云云，合考。曾布在五年正月二十四日从太原调任河阳，同年十二月二日改任青州。）
乙未日，下诏本次应举制科的期限，暂且依旧限制在十月底。
权知开封府王岩叟上言：“每年从赃铜钱中支取一千缗作为捕盗费用，因为逐年支取多少不一，如果有剩余，请求按历年额外支使。”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别试所上言，考校到宗室试艺业合格的人：左监门率府率士稷，右千牛卫士注、令晙、令籂，右监门大将军令剸，右监门率府率叔�7，右千牛卫将军公缅。下诏士稷升迁为右千牛卫将军，士注、令晙、�7、令剸、叔闳、公缅都减少五年磨勘。（《政目》说：旧条例都转官，奉旨士稷转官，其余减少五年磨勘。）
鄜延路经略司上言：“宥州移文称：‘先前为了划定疆界，有诏令汉界留出十里草地，蕃界按数对应留出。想在蕃界内留存五里作为草地，夏国在所存五里界内修筑堡铺。’现在拟定回复文书说：‘朝廷务求敦厚恩信，特别顺从所请，应当现在分画界至之处，允许在蕃界内留存五里，空为草地，汉界草地也依此对应留存五里，作为双方都不耕种的土地。各自不得在草地内修建堡铺。’”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丙申日，吏部请求在避亲法的注文中添入“或妻之大功以上姊妹之夫及其子”十四字。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丁酉日，定州上言州内有韩琦祠，请求载入祀典。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下诏：“凡是巡检下的土兵愿意充当禁军的，委派监司每年分赴各处，与当职官员挑选四十岁以下的人，依照各指挥等样添补。”（新编无此条。）
右司员外郎王古担任秘阁校理、太府少卿，太府�7李杲卿担任卫尉卿，卫尉卿刘忱担任太府卿，太府少卿
程博闻为司农少卿，司农少卿廉正臣知滑州。吕大防、刘挚以杲卿老而怠于事，素赖博闻，古既非强明，又不勤敏，而太府事刘忱虽老犹精审，故易之。（此据刘挚日记增入。）
译程博闻担任司农少卿，司农少卿廉正臣出任滑州知州。吕大防、刘挚认为程杲卿年老且对政务懈怠，一向依赖程博闻，而廉正臣既不强干明察，又不勤勉敏捷，太府少卿刘忱虽然年老但依然精明审慎，所以用刘忱替换了廉正臣。（此据刘挚日记增入。）
知梓州周尹为直秘阁，再任。（再任以政目增入。）
戊戌，秀州团练副使沈括为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任便居住。
礼部言：「降送到空名假承务郎、州助教敕，斋郎补牒，以千字文为号【四】，印讫发下所属官司，仍具注给降事因、去处，候申到给讫因依，即营销注。应敕牒并置籍拘管，以事因注簿讫，关送吏部，即营销簿。应敕牒不得下司，当职官画时交点道数，实封印押收掌。出牓召人进纳，当职官躬亲书填给付，具姓名、乡贯、三代、年甲、字号及年月因依，并见在道数，申吏部。应敕牒如客贩卖者，指定所诣州，每道给公据照牒，以字为合同号印押，其照牒实封入递。敕牒付客，召合进纳人承买，经州投状，依上法勘验书填给付。其照牒公据批凿毁抹讫，限两日具姓名、乡贯、三代、年甲、敕补牒上字号，报元承受处。」从之。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十月初七日。）「臣近有状论列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疏纵不检事迹【五】，上渎圣聪。今续采访得王安礼在任买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役兵般担，偷谩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不止一次。近于九月内，有百姓张牙人，将青州生花白隔织三百二十匹，于界南头孙师颜、郑孝孙、赵良佑三人铺内，称是城北姜殿直出卖。臣体问得有青州书表司张仅，见在城北蔡市桥姜殿直店内安泊，是王安礼令张仅别作缘故押当匹帛，前来托姜殿直货卖，收买回货，兼买首饰绫裹售用家事。其姜殿直旧在安礼门下出入，安礼素来照管，家富于财，见开四所正店。伏乞陛下特降圣旨，下开封拘追张仅及姜殿直，细加勘问，得见情实，仍行根究妄作名目差人般运数目，及谩昧沿途商税、侵扰机户等逐件事，尽法施行，以惩大吏贪饕恣意不法之罪。」（元佑五年十月初七日。）
右正言刘唐老又言：「伏闻知青州王安礼，在任污秽不法，人有仇之者，作赋以纪其事，诡用名氏，在京雕印，因兹流行，觽议甚汹。以安礼之事迹，自当穷治斥责，然而造作语言中伤之事，此风亦非可长。若利害交恶之际，苟欲偿怨，竞为匿书，如是则递相倾危，臣恐人情之闲，将有不安者矣。风俗所系，于此至重，今日之渐，宁可启之？臣今欲将王安礼事状从臣僚上言尽理根治外，其作赋雕印之人，下开封府立赏告捉施行。」
己亥，资政殿学士、知蔡州王存，与知青州王安礼易任。（存改扬州在二十一日。）龙图阁待制、知越州钱勰知瀛州，宝文阁待制、知瀛州张颉知荆南。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朝廷以置渠阳军为不便，议欲弃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来，欲弃而不得，髃蛮猖獗，南边至今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弃之无术故也。唐义问文俗吏耳，无他才略，昔被朝廷命，直入髃蛮之中，欲弃此城，既为蛮觽所围，用胡田之计，欺诈髃蛮，苟脱性命。既归，不敢以其实闻，凡有寇盗，皆指挥不得申报，朝廷不察其实而任之不替，则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来，蛮寇大作，以至覆军杀将，臣屡以为言，而朝廷属任义问之意不衰，访闻大臣但以临敌不可易将为词，终欲庇义问，不恤边人肝脑涂地之苦，及今已将半年，则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张颉知荆南，颉自瀛徙荆，诚不为超迁，然近降朝旨，令单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颉代义问。盖义问之所以败者，闇而自用，很而失觽，今颉猜险闇愎，又甚于义问，而朝廷复加委任【六】，则又三失之矣。臣窃悲湖北之人，外遭髃蛮骚扰，不安其居，内蒙用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烦渎，冒进瞽言。昔元佑二年，朝廷除颉户部侍郎，臣时为谏官，前后具颉八事，乞行罢免。时虽不从，然用颉未逾年，知其不可，卒出之外任。及今未几，而遂付以边事，边事重大，又与户部不同。盖临敌统觽，兵民性命所系，不可不谨。窃闻大臣谓颉本贯鼎州，意其习知蛮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长，
译周尹担任梓州知州，被任命为直秘阁，任期届满后再次任职。（再次任职是因为政绩考核中增加了相关条目。）
戊戌日，秀州团练副使沈括被任命为左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允许他选择方便的地方居住。
礼部上奏说：“将降送到空名假承务郎、州助教的敕命，以及斋郎补授的牒文，以《千字文》作为编号【四】，盖印后下发给所属官府，并详细注明发放的原因和去向，等申报到达并说明发放完毕的原因后，再进行销注。所有的敕牒都要建立簿册进行管制，将发放原因登记在簿册后，通知吏部，随即进行销簿。所有的敕牒不得下发到下属机构，主管官员要立即清点数量，切实封存并签字收管。发布告示招募人进纳钱财，主管官员要亲自书写填写并交付，详细列出姓名、籍贯、三代祖先、年龄、字号以及年月和原因，连同现有的数量，上报吏部。如果敕牒由客人贩卖，要指定所到的州，每道敕牒发给公据作为照牒，用字作为合同号并盖印签字，那照牒要密封后通过驿站传送。敕牒交给客人，招募符合进纳条件的人承买，经过州府投状，依照上述方法勘验、书写填写并交付。那照牒和公据在批凿毁抹完毕后，限两日内详细列出姓名、籍贯、三代祖先、年龄、敕补牒上的字号，报告给原来接收的地方。”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上奏说：（十月初七日。）“臣最近有奏状论列青州知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疏纵不管、行为不检点的事迹【五】，冒犯了圣上的听闻。如今继续采访得知王安礼在任期间购买丝线，强迫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帛，胡乱制作名目，差遣士兵搬运，欺骗沿途商税，运到京城售卖，谋取厚利，不止一次。最近九月内，有百姓张牙人，带着青州生花白隔织三百二十匹，在界南头孙师颜、郑孝孙、赵良佐三人的店铺里，声称是城北姜殿直出卖的。臣查问得知有青州书表司的张仅，现在住在城北蔡市桥姜殿直的店里，是王安礼让张仅另找借口押运匹帛，前来托付姜殿直售卖，收购回货，兼买首饰绫罗用于家用。那姜殿直以前常在王安礼门下出入，王安礼素来照管他，家境富有，现在开了四家正店。恳请陛下特别降下圣旨，命令开封府拘捕张仅和姜殿直，仔细审问，查明实情，并追究胡乱制作名目差人搬运的数量，以及欺骗沿途商税、侵扰机户等每一件事，依法惩处，以惩罚大吏贪婪放纵、肆意违法的罪行。”（元佑五年十月初七日。）
右正言刘唐老又上奏说：“听说青州知州王安礼，在任期间污秽不法，有人怨恨他，写赋来记录他的事迹，假托姓名，在京城雕版印刷，因此流传开来，舆论非常汹涌。以王安礼的事迹，自然应当彻底查办斥责，然而制造言语中伤的事情，这种风气也不可助长。如果在利害冲突、互相憎恶的时候，如果想要报复怨恨，竞相编写匿名书信，这样就会互相倾轧危害，臣担心人心之间，将有不安定的人了。风俗所系，在这里至关重要，今天的开端，难道可以开启吗？臣现在想要将王安礼的事状从臣僚上言彻底根治外，那写赋雕版印刷的人，交给开封府设立赏格捉拿施行。”
己亥日，资政殿学士、蔡州知州王存，与青州知州王安礼交换职务。（王存改任扬州在二十一日。）龙图阁待制、越州知州钱勰改任瀛州知州，宝文阁待制、瀛州知州张颉改任荆南知州。
御史中丞苏辙上奏说：“臣看见朝廷因为设置渠阳军不便，商议想要放弃它已经很久了。然而从去年以来，想要放弃却做不到，众蛮猖獗，南边至今成为祸患，为什么呢？是因为任用的人不恰当，而且放弃的方法不对的缘故。唐义问只是个文俗官吏罢了，没有其他才略，以前被朝廷任命，直接进入众蛮之中，想要放弃这座城，既被蛮众包围，使用胡田的计策，欺骗众蛮，苟且保全性命。回来之后，不敢将实情上报，凡是有寇盗，都指挥不得申报，朝廷不查明实情而信任他不撤换，这就已经第一次失策了。等到今年夏天以来，蛮寇大举进犯，以至于全军覆没、杀害将领，臣屡次为此上言，而朝廷属意信任唐义问的意思不减退，听说大臣只以临敌不可更换将领为理由，终究想要庇护唐义问，不顾惜边民肝脑涂地的痛苦，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这就已经第二次失策了。现在朝廷任命张颉为荆南知州，张颉从瀛州调任荆南，确实不算越级提拔，然而最近降下朝旨，让他单骑赴任，外人才知道朝廷想要用张颉代替唐义问。大概唐义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昏庸而刚愎自用，凶狠而失去人心，现在张颉猜忌阴险、昏庸固执，又胜过唐义问，而朝廷又加以委任【六】，这就第三次失策了。臣私下悲叹湖北的人，外面遭受众蛮骚扰，不能安居，里面蒙受三次失策，不知道哪里可以卸去重担，因此不避烦琐冒犯，进献愚昧之言。以前元佑二年，朝廷任命张颉为户部侍郎，臣当时担任谏官，前后详细列举张颉八件事，请求罢免他。当时虽然没有听从，然而任用张颉不到一年，知道他不合适，最终外放担任地方官。到现在不久，却把边事托付给他，边事重大，又与户部不同。大概临敌统率军队百姓，关系到兵民性命，不可不谨慎。听说大臣说张颉原籍鼎州，以为他熟悉蛮族事务，所以派遣他。然而不知道人才各有短长，
未必生于其乡，必善其事。臣但恐颉任情恣行，出于天性，老而不改，必致败事。颉昔为桂州经略使，始因靳吝小费，终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颉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贼杀本州岛兵官。颉寻遣费万全、王奇二将继往攻讨，率皆陷没。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职夺官，降知均州。又元丰三年，除颉知熙州，是时臣僚上言，颉天资褊躁，动多猜忌，颉在广南，忿争互论，州郡官吏，为之不安，乞赐追寝新命。寻奉圣旨，令依旧知沧州。然则颉不可付以边事，着自先朝，非独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颉八事，皆非虚言，并有按据，谨别具录奏闻，乞令大臣看详，罢颉新命，或但无令预闻边事，别择谙练用兵之人，责之成效。」贴黄：「张颉资任已深，除知荆南，不为过当。臣所言但以颉为性猜险，所至不得觽情，不可令管边事耳。」（从违当考。）
译不一定出生在某地，就擅长那里的政事。臣只是担心张颉任性妄为，出于天性，年老而不改，必然导致败事。张颉过去担任桂州经略使，起初因为吝啬小费，最终因为处置失当，事情详细记载在臣过去陈述张颉八件事的奏章中，于是导致宜州夷人背叛，杀害本州兵官。张颉随即派遣费万全、王奇两位将领继往攻讨，都陷入敌手而覆没。先帝震怒，派遣官员查问核实，于是剥夺职务和官职，降任均州知州。又元丰三年，任命张颉为熙州知州，当时臣僚上言，张颉天性褊狭急躁，举动多猜忌，张颉在广南时，忿怒争执互相辩驳，州郡官吏，因此不安，请求赐予追回新任命。随即奉圣旨，命令依旧担任沧州知州。那么张颉不可托付以边防事务，这从先朝就已经确立，并非只有今日臣才这样说。所有臣过去陈述张颉八件事，都不是虚言，都有查考依据，谨另外详细记录奏闻，请求命令大臣审阅，罢免张颉的新任命，或者只是不让他参与边防事务，另外选择熟悉用兵的人，责成他取得成效。」贴黄：「张颉资历职务已经很深，任命为荆南知州，不算过分。臣所说的只是张颉生性猜忌阴险，所到之处不能得到众人拥护，不可以让他掌管边防事务罢了。」（从违当考。）
诏宣州和州刺史、内侍右班副都知赵世长为宣政使。左侍禁、合门祗候、东南第九将雷瑜，特追合门祗候，勒停。坐托疾不赴邵州策应也。
太常博士王念言：「近诣唐州淮渎长源王庙祭告，伏见本庙祭器，形仪不中制式，乃有阙数，及三献官无冠冕祭服，止用常服。乞诸岳渎见行仪制，诏有司议造祭器名数及三献奉礼太祝冠冕祭服，付本庙以备祭享【七】。」从之。（新无。）
癸卯，龙图阁待制、知广州蔡卞知越州。
知荆南、朝奉大夫路昌衡直秘阁、知广州。中书舍人韩川言昌衡鄙恶，若以直阁领帅，二三年闲例为侍从，缴词不草。乃诏罢馆职，特转一官知广州。（罢职转官在十月日，今并书。）
提举出卖解盐孙迥知濮州。（五月八日梁焘云云，六年四月六日，当考。）
三省言：「旧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四年，废罢本院入史馆。奉行官制，隶属秘书省国史案。缘史事最为机密，付之秘书省未便。」诏移国史案就见今置局处，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见权著作官，除改抹乐词等及供检非机密故事、迎候车驾，并轮宿依旧外，只于本院供职。
诏近除权侍郎，并依谏议大夫及待制例。
户部员外郎穆衍为右司员外郎。（八月二日，衍以户外使熙河，及今两月余，迁右司，度此时衍犹未还也。十二月二十七日，又迁郎中。）
屯田郎中陈安期知济州。安期乞补外，故有是命。
枢密院言：「禁军弓弩箭手事艺出等，如年四十以上岗力减退，或年未及而偶因伤闪手足，并给限半年，教习不及元等者，委本营将校保明当职官验实，听量减岗力，仍不得减过本军上等。」从之。（新无。）
甲辰，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管军臣僚见阙三人，顷者窃闻大臣议除张利一、张守约。陛下以谓二人者皆资任浅下，用之则为躐等；又利一，张耆之子，而诚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圣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辄寝文郁、兕，而进拟利一、守约。右丞许将既随觽签书，而复奏论其不便，因此进拟文字为圣旨所却，经今一月有余，废不复议。臣窃以祖宗故事，凡用管军【八】，皆以资任前后相压，未尝轻有移易，自非战守功效尤异，岂可超授？今利一、守约，资浅才下，别无出觽劳效，而利一家世，又如圣旨所谕。大臣力行己意，必欲进拟，其为不便，不言可见。许将既知其失，自合与觽人公议，止其进拟，今乃外行签书，内行论奏，反复之状，殊非大臣之体。由此互相疑沮，遂使差除之政，废不时举。以臣愚见，实恐专擅之迹与窥伺之风，交行于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岂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阙而不补？臣欲乞指挥，以朝廷故事参近日圣旨，苟非边功尤着，觽所推伏，罪恶显白，世所共弃，且当循资守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议。」贴黄称：「访闻利一任定州总管日，曾入教场巡按，以不得军情，诸军并不唱喏，因此移真定总管。据此事状，实难以令管军。」其后卒用守约及文郁，而利一与兕不与焉。（王文郁以熙河兰岷副总管除沂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仍升副都总管；张守约以知泾州为昌州刺史、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充鄜延副都总管，乃十二月二十四日甲寅事，今附此。元佑五年十一月二日，利一以雄州团练使知沧州，寻改大名路总管，知澶州。五年十一月十日，兕以通州团练使为环庆总管，六年正月十二日十四日乙巳改泾原。利一绍圣元年二月二日又除军职，寻罢之。）
乙巳，昭宣使、康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梁从吉卒，赠感德军节度使，谥敏恪。
丙午，朝献景灵宫。（检例看，恐不合书。）
丁未，吏部言：「宗室本宗袒免以下亲，于职事有统摄，更不回避，余亲依外官法。」从之。
译下诏任命宣州和州刺史、内侍右班副都知趙世長為宣政使。左侍禁、合門祗候、東南第九將雷瑜，特別追奪合門祗候職務，勒令停職。這是因為他藉口生病不去邵州策應的緣故。
太常博士王念上言：「近日前往唐州淮渎長源王廟祭祀告祭，發現該廟祭器，形制不合物制標準，而且數量有缺損，以及三獻官沒有冠冕祭服，只穿常服。請求各嶽瀆現行的儀制，下詔讓有關部門議定製造祭器的名稱數目以及三獻、奉禮、太祝的冠冕祭服，交付本廟以備祭祀享用。」皇帝批准了。（《新史》無此記載。）
癸卯日，龍圖閣待制、廣州知州蔡卞改任越州知州。
荊南知州、朝奉大夫路昌衡改任直秘閣、廣州知州。中書舍人韓川上言路昌衡鄙陋惡劣，如果讓他以直閣的身份擔任帥職，二三年間按例會成為侍從官，因此扣留詞頭不予起草。於是下詔罷免他的館職，特別轉升一官任廣州知州。（罷職轉官在十月某日，現在合併書寫。）
提舉出賣解鹽孫迥任濮州知州。（五月八日梁焘云云，元祐六年四月六日，應當考證。）
三省上言：「舊時設置編修院，專門掌管國史、實錄，編纂日曆。元豐四年，廢罷本院併入史館。奉行官制，隸屬秘書省國史案。因為史事最為機密，交給秘書省不太合適。」下詔將國史案遷移到現在設置局署的地方，專門掌管國史、實錄，編修日曆，以國史院為名，隸屬門下省，不再隸屬秘書省。現任權著作官，除了刪改樂詞等以及提供檢索非機密故事、迎接等候車駕，並輪流值宿依舊外，只在本院供職。
下詔近期任命權侍郎，都依照諫議大夫及待制的先例。
戶部員外郎穆衍任右司員外郎。（八月二日，穆衍以戶部使身份出使熙河，到現在兩個多月，升任右司，推測此時穆衍還沒有回來。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升任郎中。）
屯田郎中陳安期任濟州知州。陳安期請求補任外官，所以有這道命令。
樞密院上言：「禁軍弓弩箭手的事藝超出等級，如果年齡四十以上體力減退，或者年齡未到但偶然因為傷閃手足，都給予半年的期限，教習後仍不及原來等級的，委託本營將校保明，當職官員驗實，聽任酌情減退體力要求，但仍不得減退超過本軍上等標準。」皇帝批准了。（《新史》無此記載。）
甲辰日，御史中丞蘇軾上言：「臣看見管軍臣僚現在空缺三人，前幾天聽說大臣們議論任命張利一、張守約。陛下認為這兩個人資歷淺薄，任用他們就是越級提拔；而且張利一是張耆的兒子，張誠一的哥哥，所以不可任用，特別出自聖意想要任用王文郁、姚兕。大臣們退朝後，就擱置了王文郁、姚兕，而進擬張利一、張守約。右丞許將既隨眾人簽書，又上奏論述這樣做的不便，因此進擬的文字被聖旨駁回，到現在一個多月了，廢置不再复议。臣私下認為祖宗舊例，凡是任用管軍，都以資歷前後相壓，不曾輕易變動，如果不是戰守功效特別異常，怎麼可以越級授職？現在張利一、張守約，資歷淺薄才能低下，沒有突出的勞效，而張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說。大臣們強行自己的意圖，一定要進擬，這樣的不便，不用說也能看見。許將既然知道他的過失，自然應該與眾人公開議論，阻止進擬，現在卻外面簽書，裡面論奏，這種反覆的表現，實在不符合大臣的體統。由此互相猜疑阻撓，致使差除的政事，廢置不能及時舉措。以臣的愚見，實在擔心專擅的跡象與窺伺的風氣，在朝廷上交相流行，浸淫不止，都不是朝廷的福氣。況且自祖宗以來，以八名管軍總領中外師旅，內部用來彈壓貔虎之師，外部用來威服夷夏，職任至重，怎麼能因為大臣商量沒有如意，就空缺不補？臣請求下達指令，以朝廷舊例參照近日聖旨，如果不是邊功特別顯著，眾人推服，罪惡顯白，世人共棄，就應當遵循資歷守格，迅速加以除授，以滿足公議。」貼黃稱：「探聽得知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時，曾經進入教場巡視，因為不得軍心，諸軍都不唱喏，因此調任真定總管。根據這種情況，實在難以讓他管軍。」後來終於任用了張守約及王文郁，而張利一與姚兕沒有被任用。（王文郁以熙河蘭岷副總管的身份被任命為沂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升副都總管；張守約以知荊州的身份被任命為昌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鄜延副都總管，這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甲寅的事，現在附在此處。元祐五年十一月二日，張利一以雄州團練使的身份任滄州知州，不久改任大名路總管，任澶州知州。五年十一月十日，姚兕以通州團練使的身份任環慶總管，六年正月十二日十四日乙巳改任泾原。張利一紹聖元年二月二日又任命軍職，不久罷免。）
乙巳日，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梁從吉去世，追贈感德軍節度使，諡號敏恪。
丙午日，朝獻景靈宮。（查閱先例，恐怕不應該書寫。）
丁未日，吏部上言：「宗室本宗袒免以下的親屬，在職事上有統攝關係，不再回避，其餘親屬依照外官法。」皇帝批准了。
诏应干边机文字，并不许御史取摘。（此必有故，当考。）
三省言：「通远军申乞添置倚郭一县，以陇西为名，差选人充尉兼令、簿。」从之。
侍御史孙升言：「臣检准元佑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敕，据两浙转运副使叶温叟言，申请有荫之人犯酒，至三犯，特许真决。无荫之人依法断罪外，随所犯轻重，勒令迁徙别州县居住，满一年不再犯，申所属施行。臣访闻两浙西路州县，见今缘此指挥，逢迎叶温叟意，应犯私酒，不分轻重，尽令移乡。至有绚嫌之人，多端架构，以斗升之酒，诬陷良民，迁徙失业，道路嗟怨。臣伏见朝廷向惩卢秉所立监法移乡之獘，已行废罢，今复从温叟之请，使一路之人迁徙失业，恐伤二圣忠厚之政。况犯私酒，于前后敕自分轻重徒杖配流之法，法外滋张，徒生奸獘。伏望圣慈特降指挥，所有元佑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两浙路所犯私酒移乡指挥，更不施行，庶使一路生民，各获安堵。」（元佑五年十月十六日奏，从违当考。）
己酉，知大宗正丞事徐君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虞策，并除为监察御史。以御史中丞苏辙、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荐也。（范祖禹手记：徐君平久从荆公学，当国时不随，子由称其文学似龚原。又虞策元佑五年十月与两省同举御史，自荆湖运判除监察。徽录大观元年三月有策传，余杭人。）
辙又言：「新除顺安军王世安，前任都大提举河埽日，差河清兵士掘井灌园，虽罢知军，仍擢为京西南路都监，乞追回新命，下所属按治。」诏世安罢京西南路都监，其违法事，令都水监依条施行，若不该责降，却与枢密院差遣。
庚戌，尚书省言：「桂州奏，官员差役人充白直不足，乞依旧例差铺兵士。」从之。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臣今月七日具状言，知青州王安礼在任踰滥不法，乞行根治。寻蒙朝廷改差知蔡州，更不推鞫其罪。臣窃以为朝廷行之有所未当也。何则？君之于臣，进退黜陟，必须揭其贤否功过，明示于朝，此所谓与觽共之，不自私于一人也。今大臣有罪，于法当付有司按劾，而朝廷止降守次等藩郡，又不褫其职名，不惟在朝廷之士未之信服，仍使被弹之人以为暧昧不平，归过言者，足以藏庇奸迹，文饰秽行也。臣窃见向者蒲宗孟在郓州，止因禁戢贼盗用刑太峻，朝廷夺其职，授以郡守。宗孟戢盗峻刑，比安礼踰滥不法，公私之际，所犯不伦，而原情降罚，轻重如此。朝士未之信服，岂足怪哉？伏乞圣慈特降睿旨，速行按治，显赐黜责，以符天下公议。」（五年十月十七日象求奏此。）
象求又言：「臣近者上言知青州王安礼踰滥不法，及买丝配机户织花隔织，妄作名目，差人般担，偷谩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利入己等事，已蒙朝廷行遣推治。更有因缘生出事节，臣并皆略去，免干连追捕别人，却成劳扰，姑欲上为清朝，按举摈逐纵恣奸贪之吏而已。然臣续又访闻得安礼在任，曾将本家锦一段并椅桌二十副卖与公用库，大算官钱入己，兼与诸县勾收不系省杂钱数千百贯，令曹官收掌，非理费用。臣欲隐而不言，又虑官钱不见均实下落，被人侵欺盗用，则臣有庇奸失职之罪，所以不避烦紊，再具陈述。兼臣窃谓安礼作过，迹状甚多，又暴白如此，织匹兴贩，非止一次，以致机户逃窜，百姓沈大被非理决责枷锢，出钱交还赵五，以致破坏家产。本路监司，无由不知，显是畏惧安礼凶狠，或被安礼以事染污，不敢举发，上负陛下委寄，使一方吏民受昏乱之獘，臣不胜愤激。伏乞陛下圣慈，特将臣所陈事节，密付本路新到任监司，或不干碍官体量，果有上件情状，即乞置司推勘，尽法施行。兼臣闻得王存是安礼妻之姊妹夫，见移知青州，窃虑吏民畏避，不敢依实通吐，更乞朝廷详酌指挥。」（十月二十一日象求奏此。二奏并须删修。）
右司谏杨康国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窃详诸道帅臣，朝廷委之节制一路，其任非轻，当先谨守法令，表帅列城，以
译诏令规定，凡涉及边防机密机要的文字，一律不允许御史摘取摘录。（此处必有原因，应当考证。）
三省上言：“通远军申请增设一个附郭县，命名为陇西县，派遣选人担任县尉，并兼任县令和县簿。”朝廷批准了这一请求。
侍御史孙升上言：“臣查核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敕令，根据两浙转运副使叶温叟的奏言，申请有荫庇之人犯酒禁，若达三次，特许实际执行刑罚。无荫庇之人依法断罪之外，随所犯罪行的轻重，勒令迁徙到其他州县居住，满一年不再犯，申报所属部门施行。臣访闻两浙西路各州县，现今因循此命令，逢迎叶温叟的意图，凡犯私酒者，不分轻重，全部令其移乡。甚至有怀恨之人，多方构陷，以斗升之酒，诬陷良民，导致他们迁徙失业，道路上充满嗟叹怨恨。臣见朝廷先前惩处卢秉所立监法移乡的弊端，已经废除，如今又听从温叟的请求，使一路之人迁徙失业，恐怕有损二圣忠厚之政。况且犯私酒罪，在前后敕令中已分别规定了轻重不同的徒刑、杖刑、配流之法，在法外滋长扩张，只会滋生奸弊。伏望圣慈特别下达命令，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两浙路所犯私酒需移乡的命令，不再施行，以使一路百姓，各自获得安居。”（元祐五年十月十六日奏，是否听从当考证。）
己酉日，知大宗正丞事徐君平、荆湖南路运转判官虞策，都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这是因御史中丞苏辙、翰林学士承旨邓温伯推荐。（范祖禹手记：徐君平长期跟随王安石学习，王安石执政时他不盲从，苏辙称赞他的文学像龚原。又虞策在元祐五年十月与两省官员共同举荐御史，自荆湖转运判官升任监察御史。《徽录》大观元年三月有虞策传，他是余杭人。）
苏辙又上言：“新任命为顺安军的王世安，在担任都大提举河埽期间，差派河清兵士掘井灌园，虽然罢免了知军职务，但仍提拔为京西南路都监，请求追回新任命，交由所属部门查办。”诏令王世安罢免京西南路都监职务，其违法之事，令都水监依照条令施行，如果不该责罚降职，则交由枢密院差遣。
庚戌日，尚书省上言：“桂州奏报，官员差役人员充当白直不足，请求依照旧例差派铺兵士。”朝廷批准。
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上言：“臣本月七日已具状上言，知青州王安礼在任期间逾越法度、行为不法，请求进行根本治理。不久蒙朝廷改派他知蔡州，不再推究审讯他的罪行。臣私下认为朝廷此举有所不当。为什么呢？君主对于臣下，进退黜陟，必须揭示其贤能与否、功过所在，明确昭示于朝廷，这就是所谓与众人共知，不偏私于一人。如今大臣有罪，按法应当交付司法部门查办弹劾，而朝廷仅降任为次等藩郡长官，又不剥夺其职名，不仅在朝廷的士人心中未能信服，反而使被弹劾之人认为朝廷暧昧不平，将过错归咎于进言者，足以庇护奸恶行迹，文饰污秽行为。臣私下见到先前蒲宗孟在郓州，仅因禁止缉捕贼盗用刑过于严酷，朝廷剥夺其职务，授予郡守之职。宗孟禁止贼盗、严刑峻法，与安礼逾越法度、行为不法相比，公私之间，所犯罪行性质不同，而推究情由降罚，轻重如此悬殊。朝中士人未能信服，岂足奇怪？伏乞圣慈特别下达睿旨，迅速进行查办，显明地给予黜责，以符合天下公议。”（五年十月十七日象求上奏此言。）
岑象求又上言：“臣近日上言知青州王安礼逾越法度、行为不法，以及购买丝线分配给机户织造花隔织，妄自设立名目，差派人搬运，偷骗一路商税，运往京城售卖，赢利入己等事，已蒙朝廷下令推究治罪。更有由此牵连生出的事节，臣一并略去，以免牵连追捕他人，造成劳扰，暂且为了上清朝廷，查举摈除纵恣奸贪的官吏罢了。然而臣随后又访闻安礼在任期间，曾将自家锦缎一段及椅桌二十副卖给公用库，大量计算官钱入己，又与各州县勾结收取不属于省级的杂钱数千百贯，令曹官收掌，不合理地花费。臣想隐瞒不说，又担心官钱不见均实下落，被人侵吞盗用，则臣有庇护奸恶、失职之罪，所以不避烦琐，再次陈述。况且臣私下认为安礼作恶，迹状甚多，又如此暴露，织匹兴贩，不止一次，以致机户逃窜，百姓深受不合理决责枷锢之苦，出钱交还赵五，以致家产破败。本路监司，无由不知，显然是畏惧安礼凶狠，或被安礼以事牵连污蔑，不敢举发，上负陛下委托，使一方吏民遭受昏乱之弊，臣不胜愤激。伏乞陛下圣慈，特别将臣所陈述的事节，秘密交付本路新到任的监司，或不干碍的官员体量，如果确有上述情状，即请求设立机构推勘，尽法施行。况且臣听说王存是安礼妻子的姊妹夫，现调任知青州，私下担心吏民畏避，不敢如实陈述，更乞朝廷详酌指挥。”（十月二十一日象求上奏此言。两奏并须删修。）
右司谏杨康国上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私下详察各道帅臣，朝廷委任他们节制一路，其责任不轻，应当首先谨守法令，表率列城，以
□朝廷方面之忧。近闻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赃状秽迹，传播京城，窃闻朝廷已赐穷究。谨按王安礼昔作先帝辅臣，已坐踰违罢去，今为陛下东帅，又以赃污着闻，自谓奸雄，不改故态，显见凌蔑公法，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闻开封根缉兴贩事状，已见来历，前后不一。勘会新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存，与安礼同是谢绛之貋，窃恐将下本州岛体量，必是顾情盖庇，蒙昧朝廷。伏望睿明特赐指挥，严责本路转运或提刑司，依公尽理，按验确实，重赐施行，以正朝廷，使安礼党与恣横不法侮玩诏条之人，稍稍知惧。」
译这是朝廷方面令人担忧的事。最近听说担任青州知州、资政殿学士的王安礼，贪污罪行的丑恶行径，在京城广为流传，私下听闻朝廷已经下令彻底查究。谨按：王安礼过去担任先帝的辅佐大臣，已因违背法纪被罢免，如今作为陛下在东方的统帅，又因贪污污秽而声名狼藉，自认为奸雄，不改旧习，明显表现出凌驾蔑视公法，侮辱轻慢朝廷，大臣如此，难道可以不严厉惩治吗？听说开封府追查兴贩货物的情况，已经查清来源，前后说法不一。查核新任青州知州、资政殿学士王存，与王安礼同为谢绛的门生，私下担心如果派往青州本地进行查访，必定会因顾及私情而包庇，蒙蔽朝廷。恳请陛下圣明特别下达指令，严厉责成本路转运使或提点刑狱司，依照公道和法理，核实查证确实，从重予以处置，以匡正朝廷纲纪，使王安礼的党羽以及那些肆意横行、违法不敬、玩忽诏令的人，稍稍知道畏惧。
壬子，新知青州王存改知扬州。（知青州在初八日。）
专切措置荆湖北路边事唐义问乞朝廷豫降约束，候进兵明有胜捷，即分官建筑边面。诏义问候进兵明有胜捷，入急递以闻。
癸丑，诏：「近制府监发解省试举人，经义每道不得过五百字，策不得过七百字，如过七百，虽合格并降一等。诸发解举人依此。」
诏：「自今同文馆高丽人出外置到物，并检察有违碍者，即婉顺留纳，以杂文钱给还价直。若系时政论议及言边机等文字【九】，即问元买处，开封府检奉敕条晓示。进奉人到阙，关司录司晓示行人，情愿将物入馆交易，仍具姓名关本馆，照会监门不得阻节。日听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仍各差亲事官一人随。愿乘马者，于诸司人马内各借一匹并牧马兵士一人，至申时还。仍责随马人所往处状。进奉使乞差伎艺人教习，申取朝廷指挥。」（苏辙具北使、西使、高丽使条约乞行裁酌，今所具四事，皆旧条约，非今创立，但旧日听下节二十人番次出馆，今减为十人耳。辙所言初不尽用，故辙再言虽十人亦不宜听出馆，不知后竟何如？实录以此四事为从辙言，盖误也，今改之，仍取辙言附于后。）
先是，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高丽北接契丹，南限沧海，与中国壤地隔绝，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许入贡，祖宗知其无益，绝而不通。熙宁中，罗拯始募海商诱令朝觐，其意欲以招致远夷，为太平粉饰，及掎角契丹，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屡至，其实何益于事，徒使淮、浙千里，劳于供亿，京师百司，疲于应奉。而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亲信【一○】，隐于高丽三节之中，高丽密分赐予，归为契丹几半之奉，朝廷劳费不资，而所获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复至，既朝廷未欲遽绝，谓当痛加裁损，使无大饶益，则其至必疏【一一】，而我得其便矣。窃见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来州郡待遇礼节，率皆减旧，而京师诸事，未加裁定。臣以谓朝廷交接四夷，莫如辽、夏之重，而目前所以遇高丽者，其比二国多或过之。非独于本朝事有不便，傥使二国知之，亦为未允。况高丽之于契丹，大小相绝，有君臣之别，今馆饩之数、出入之节，或皆如一，或更过厚，其于事体，实为不便。臣欲乞凡馆待送遗，并量加裁抑。其人从出入，即依西北人使旧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限日。如此施行，自不为薄也。」贴黄称：「高丽人使，见今必已至浙江路，所定裁损条约，乞不干省部，只自朝廷指挥，免有稽缓失事。」及至，辙又言：「臣近奏乞裁损同文馆待高丽条约，除近降圣旨略施行外，有一项下节日听二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止减为十人。窃缘夷狄之人【一二】，怀挟奸诈，情不可知。许令游览都城，大则察采虚实，图写宫阙【一三】、仓库、营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极不便；小则收买违禁物货、机密文书，及作为非妄。治之则伤恩，不治则害事，听之出入，无一而可。旧法虽令亲事官监视，然而小人贪利，微加赠遗，何所不从，其实无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前事，则虽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为可虑，则止许十人实亦未便。伏乞再降圣旨，全令禁绝。」（从违当考。据十二月乙未刘挚云，则辙言尽从也。）
乙卯，新知青州、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滕元发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章敏，特赐钱三十万。权知开封府王岩叟言元发卒于都城之外，家无余资，乞加优□也。（刘挚云云，今附注此。刘挚云：初，命元发与王安礼对易，韩川封还元发词头，以为病不可为帅。过都门二十日，不敢求觐，其病无疑。元发磊落有气节，往往不为任事者所喜，故挤逐流落几二十年，方稍被眷奖，有所任之而老矣。苦脚疾，他无甚病，然其志未能无所望。既摧颓不能支，又为后生辈指点，议者疑其邑邑以死也。亦可哀矣。）
丁巳，枢密院言修将官敕书成。编修
译壬子日，新任青州知州王存改任扬州知州。（王存担任青州知州是在初八日。）
专门负责筹划荆湖北路边境事务的唐义请求朝廷预先下达约束命令，等到进军明确取得胜捷后，就派遣官员修筑边境防线。皇帝下诏让唐义等到进军明确取得胜捷后，通过急递铺上报。
癸丑日，皇帝下诏：“近来的制度规定，各府州监选拔参加省试的举人，经义每道题不得超过五百字，策论不得超过七百字，如果超过七百字，即使合格也降低一等。所有选拔解送的举人都依照此规定。”
皇帝下诏：“从今以后，同文馆的高丽人出馆置办的物品，如果有违碍之处，就委婉顺从地留下收纳，用杂用钱币偿还其价值。如果是关于时政议论以及谈论边境机密等文字，就询问原购买处，由开封府检阅奉行的敕令条文进行晓示。进奉的人到达京城，由关司、录司晓示行人，如果情愿将物品带入馆内交易，仍要具报姓名通知本馆，告知监门不得阻挠。每天允许十人分批出馆游看买卖，并各自差派一名亲事官跟随。愿意骑马的，在各司人马中各借一匹马和一名牧马兵士，到申时归还。仍要责成随马人报告所去之处。进奉使请求差派伎艺人教习，申报朝廷取旨。”（苏辙曾就北使、西使、高丽使的条约请求进行裁酌，现在所列举的四件事，都是旧的条约，并非现在创立，只是旧时允许二十人分批出馆，现在减为十人罢了。苏辙所说的起初并没有全部采纳，所以苏辙再次进言说即使十人也不宜允许出馆，不知道后来究竟如何？《实录》把这四件事当作是从苏辙的建议，大概是错误的，现在予以改正，仍将苏辙的话附在后面。）
在此之前，御史中丞苏辙进言：“臣观察到高丽北接契丹，南以沧海为界，与中原土地隔绝，利害本来不相及。本朝起初允许其入贡，祖宗知道它没有益处，断绝而不通往来。熙宁年间，罗拯开始招募海商引诱其朝觐，他的意图是想以此招致远夷，作为太平的粉饰，以及牵制契丹，作为用兵的援助罢了。然而自从开始通好，到现在屡次到来，实际上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只是让淮、浙千里之地，劳于供应，京师百官，疲于应酬。而高丽的人，所到之处游观，窥察虚实，描绘地形险要，成为契丹的耳目。有人说契丹常派遣亲信，隐藏在高丽三节之中，高丽秘密分赐赏物，回去成为契丹几乎一半的供奉，朝廷劳费无数，而所得如此，实在可惜。现在他们再次到来，既然朝廷不想立刻断绝关系，认为应当痛加裁减，使其没有大的好处，那么他们到来必定稀疏，而我们得到便利了。私下看到近日已下达朝旨，从明州以来的州郡待遇礼节，大抵都减少了旧例，而京师的各种事情，尚未加以裁定。臣认为朝廷交往四方夷狄，没有比辽、夏更重要的，而目前对待高丽的礼节，比起这两国或许还多。这不仅对本朝事情不便，倘若让这两国知道，也不妥当。况且高丽对于契丹，大小相差悬殊，有君臣之别，现在馆舍供给的数量、出入的礼节，或者都相同，或者更加优厚，对于事理，实在不便。臣请求凡是馆舍接待、赠送礼物，都酌情加以裁抑。他们随从出入，就依照西北使者旧例。他们停留的日期，如果不是汴水未通，仍要规定限定日期。这样施行，自然不算薄待。”贴黄称：“高丽使者，现在必定已经到达浙江路，所定的裁损条约，请求不经过省部，只由朝廷直接指挥，以免有稽缓失事。”等到高丽使者到达，苏辙又进言：“臣最近上奏请求裁减同文馆接待高丽的条约，除了近降圣旨略加施行外，有一项下节日允许二十人分批出馆游看买卖，只减为十人。私下因为夷狄之人，怀挟奸诈，情不可测。允许他们游览都城，大则窥察虚实，描绘宫阙、仓库、营房、街道所在曲折，事情极其不便；小则收买违禁物货、机密文书以及做非分妄为。惩治则伤害恩德，不惩治则危害事情，听任他们出入，没有一样是可以的。旧法虽然命令亲事官监视，然而小人贪利，稍微赠送礼物，有什么不听从的，实际上没有益处。如果朝廷完全不考虑前事，那么即使每天让二十人出入也可以，如果认为值得忧虑，那么只允许十人实在也不妥当。伏乞再次下达圣旨，完全禁止。”（是否听从应当考证。根据十二月乙未日刘挚所说，那么苏辙的话全部被听从了。）
乙卯日，新任青州知州、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滕元发作古，追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章敏，特别赐钱三十万。暂代开封府知府王岩叟进言滕元发死于都城之外，家中没有剩余资财，请求加以优厚抚恤。（刘挚的话，现在附注于此。刘挚说：起初，命令滕元发与王安礼对调，韩川封还滕元发的任命词头，认为他生病不能担任统帅。经过都门二十天，不敢请求觐见，他的病无疑。滕元发磊落有气节，往往不被当权者喜欢，所以被排挤流落将近二十年，才稍受眷顾奖赏，有所任用却老了。苦于脚疾，其他没有甚大病，然而他的志向未能无所期望。既然衰颓不能支撑，又被后生辈指点，议论者怀疑他郁郁而死。也可哀怜了。）
丁巳日，枢密院进言修撰将官敕书完成。编修
自官制后，刑名并上尚书省取旨者，送中书，不上察院；事有系边机及军政，或本自察院画旨，下所在取当降特旨有所惩戒者，密院皆不见。同知院韩忠彦具其事，与三省集议：「凡断狱系前项依旧上密院，断已三次，觽议无异言，乃同入文字。」十月十四日画可施行。既逾旬，中书侍郎傅尧俞忽独具奏：「官制行之已久，不可遽改。昨不曾商量，吏人呈押，臣以为寻常文字，遂签书，然臣实昏乱，不能守官，乞从显黜，所有十四日指挥，乞不施行。」内降尧俞札子付都省，尧俞即于都堂变色出语侵忠彦，觽皆愕然。尧俞素非好辨者，觽疑其为中书刑房吏人所误也。后数日，尧俞又入札子云：「都堂聚议，臣实不知，略加究诘，必见诣实。」然殊不言及曾签书文字【一四】。吕大防谓刘挚曰：「钦之事当与略修润已降指挥，然钦之此举极误，不惟使外之邪党窥伺，幸吾曹有闲，亦令帘中有所疑，谓吾党欺钦之。」钦之，尧俞字也。遂改十月十四日指挥云：「公案系边防者，文臣上都省，武臣上密院同取旨。」是日（二十六日丁巳。）进呈，大防言：「此事久来聚议，恐是尧俞不听得，今改云云。」尧俞进曰：「如此则允当。」初，尧俞欲留身白此事，大防等谕以不须留，但对觽陈之可也。刘挚谓尧俞既签书文字，却有所诉，谓己不知，直以为觽人欺谩取其签书，故札子自云昏乱，其欲留身，盖将就帘前嫁其欺慢之罪于觽人，赖大防等晓其说而止之。徐闻激尧俞使为此者，实给事中范纯礼也。尧俞、纯礼于韩氏皆连亲，事多密咨纯礼。大防既信尧俞，尧俞又多谋于纯礼一二辈，所以差除闲多用洛人及韩氏姻旧云。（此据刘挚日记增入，十一月二日苏辙云云可考。）
己未，刑部侍郎韩宗道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寻复为刑部侍郎。（复为刑侍乃十一月二日，今并书。苏辙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
刘挚记此事云：「宗道自刑部侍郎除宝文阁待制，吕大防实主之。初莫晓其故，昨撰除目，后疑其然。因博询，乃知宗道有求于傅尧俞，小封干大防，故忽发，谓觽人猝猝不能可否也。苏颂亦韩姻，为此委曲者，独谩挚及许将耳。宗道为正侍郎才三月，挚因晚集，以宗道事问大防曰：『何故除外任？』大防曰：『外面难得可移之人，宗道已多时。』挚曰：『宗道虽久，乃是权侍郎，改为正侍郎及今方百余日。』大防愕曰：『是是，然终须作待制，只是差早尔。』挚曰：『不然，只恁观之不为过，若比觽人则太优。陆佃为正侍郎五年，才得待制知颍州，梁焘两为谏议大夫，又为中丞，又为权尚书，请郡止得待制知郑州。天下公议亦可畏，不知外人如何说此差除也。』大防默然久之。逾月，宗道仍归故官。盖大防畏公议，因事改前过也。」（此据刘挚日记增入。）
右正言刘唐老言：「臣伏睹贡举条制，考进士试卷，以四场工拙定去留高下。窃详此法，盖以分经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异，故使程文均取，更不分经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场通定之文，复于去取议论，所主不一，或以经义，或以诗赋，或以策论，各随习尚，互为升黜。缘举人所系利害大者，在于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须其去留、高下之闲，二者分为约束。如治平以前词赋取士，则去留主词赋，熙宁以后经术取士，则去留主经术，其论策二场，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经术、词赋别成两科，须理各有所主，治经者必以义对为先，作赋者当以章句为重。臣欲乞将治经者以大义定去留，诗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主取舍，策论止于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依旧更不分经考校。如此则主司议论既各有适从，士子得失，亦不误所习，伏乞朝廷详酌施行。」从之。（密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得旨在十一月二日，今并此。旧录：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刘唐老言：「请治经举人以大义定去留，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去留，并以论策定高下，仍依旧更不分经考校【一五】。」从之。按元佑
译自新官制实行后，涉及刑名案件并需上报尚书省请示旨意的，送交中书省，不再上报御史台；若事务涉及边防机密及军政，或原本由御史台拟定旨意，下发各地等待特别旨意进行惩戒的，枢密院一概不得知晓。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陈述此事，与三省共同商议：“凡是断狱涉及上述情况的，依旧上报枢密院，若已判决三次，众人议论没有异议，才一同录入文书。”十月十四日，皇帝画押批准施行。
过了十多天，中书侍郎傅尧俞忽然单独上奏：“新官制实行已久，不可轻易更改。昨天未曾商量，吏员呈递文书让我画押，我以为是寻常公文，便签发了，但我确实昏乱糊涂，不能坚守职守，请求公开贬黜，所有十月十四日的指令，请求不要施行。”皇帝内降诏书给傅尧俞，交付都省，傅尧俞随即在都堂变脸，出言侵犯韩忠彦，众人都很惊愕。傅尧俞向来不是喜欢争辩的人，众人怀疑他是被中书省刑房的吏员误导了。
几天后，傅尧俞又上札子说：“都堂聚议，我确实不知情，稍加追究，必定能查明真相。”但他完全不提及曾经签发文书的事。吕大防对刘挚说：“傅尧俞这件事应当稍微修改润色已下达的指令，然而傅尧俞此举大错特错，不仅让外朝的邪党窥伺，庆幸我们内部有隙，也让帘后（太后）产生疑虑，认为我们欺骗傅尧俞。”钦之是傅尧俞的字。于是修改十月十四日的指令为：“公案涉及边防的，文臣上报都省，武臣上报枢密院共同请示旨意。”当天（二十六日丁巳）进呈，吕大防说：“这件事长久以来共同商议，恐怕是傅尧俞没听到，现在改为这样。”傅尧俞进言说：“这样就恰当了。”
起初，傅尧俞想留下身体当面禀告此事，吕大防等人告诉他不必留下，当众陈述即可。刘挚认为傅尧俞既然签发了文书，却有所申诉，声称自己不知情，简直是认为众人欺骗他、骗取他的签名，所以札子中自称昏乱，他想留下身体，大概是想在帘前将欺骗怠慢的罪责嫁祸给众人，幸亏吕大防等人明白他的意思而制止了他。听说激怒傅尧俞让他这样做的人，实际上是给事中范纯礼。傅尧俞、范纯礼与韩氏家族都有亲戚关系，事情多秘密咨询范纯礼。吕大防既然信任傅尧俞，傅尧俞又多向范纯礼等一两个人谋划，所以差遣除授闲职多用洛阳人及韩氏的姻亲旧友。（此据刘挚日记增入，十一月二日苏轼的话可以考证。）
己未日，刑部侍郎韩宗道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不久又复任刑部侍郎。（复任刑部侍郎是在十一月二日，现在一并记载。苏轼的话，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
刘挚记载此事说：“韩宗道从刑部侍郎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吕大防是主事者。起初不明白原因，昨天撰写除目后，怀疑是这样。于是广泛询问，才知道韩宗道对傅尧俞有所求，用小信封贿赂吕大防，所以突然发作，说众人仓促间不能决定。苏颂也是韩氏姻亲，为此事委曲求全的，只欺骗了刘挚和许将。韩宗道担任正侍郎才三个月，刘挚在晚集时，拿韩宗道的事问吕大防说：‘为什么外放任职？’吕大防说：‘外面难得有可以调动的人，韩宗道已经很久没有调动了。’刘挚说：‘韩宗道虽然久任，但那是权侍郎，改为正侍郎到现在才一百多天。’吕大防惊讶地说：‘是是，但终究要做待制，只是稍微早了点。’刘挚说：‘不对，只是这样看不过分，如果和别人相比就太优厚了。陆佃担任正侍郎五年，才得到待制知颍州，梁焘两次担任谏议大夫，又担任中丞，又担任权尚书，请求郡守只得到待制知郑州。天下公议也可畏，不知道外人怎么说这次差除。’吕大防沉默了很久。过了一个月，韩宗道仍回到原官职。大概是吕大防畏惧公议，借机改正以前的过错。”（此据刘挚日记增入。）
右正言刘唐老上言：“臣看到贡举条制，考核进士试卷，以四场优劣决定去留高下。仔细考察此法，大概是因为分经取人，有多寡、幸与不幸的差异，所以使程文均取，不再分经考校。然而主司以四场通定的文章，再次在去取议论上，所主张的不一致，有的以经义，有的以诗赋，有的以策论，各自随习尚，互为升黜。因为举人所系利害大的，在于得失，而高下又其次。须在其去留、高下之间，二者分为约束。如治平以前以词赋取士，则去留主词赋，熙寧以后以经术取士，则去留主经术，那论策二场，只以品第高下。现在既然经术、词赋别成两科，必须理各有所主，治经者必以义对为先作赋者当以章句为重。臣请求将治经者以大义定去留，诗赋兼经义者，以诗赋主取舍，策論止于定高下，不预去留之例，依旧不再分经考校。这样则主司议论既各有适从，士子得失也不误所习，伏乞朝廷详酌施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密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得旨是在十一月二日，现在一并记载。旧录：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刘唐老去言：‘请治经举人以大义定去留，词赋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去留，並以论策定高下，仍依旧不再分经考校。’听从了他的建议。按元佑
密疏唐老以十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二日得请，今并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挥附此，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于后。）
译秘密上疏唐老于十月二十八日奏报此事，十一月二日获得批准，现在一并取来唐老的完整奏疏以及十一月二日的诏令附在此处，又将上官均的奏疏详细列在后面。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臣窃见朝廷近缘臣僚上言，颁行贡举条制，治经之人以大义定去留，论策定高下；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取舍，经义、论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以为朝廷不复更取经义策论，学者相语以专事诗赋，不须考阅经史。盖以进士应举，以得失为重，高下次之。今以词赋定去留，则学者必尽力于诗赋，以幸有司之选，何暇以高下为计邪？臣窃观今次科场，以两科均取进士，府学试经义者，绝十分之二。以利害计之，将来学者必皆趋习词赋，天下之士皆应诗赋，而有司又执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学者为文诵书，惟一意于诗赋，不复治经阅史，探考义理之学【一六】、历代成败之迹。虽试义问策，仅如昔时帖墨耳。窃以朝廷昨来复添诗赋，盖缘自改经义以下，学者苟简，不该他书，不晓声律，故令兼习诗赋，与经义并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经义而尊诗赋。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经义，当时又岂复以经义为第一场，又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廷之意，乃欲潜消经术，专进诗赋，黜理而尚辞，遗实而取华，不亦过欤？臣窃闻太平兴国八年，太宗下诏曰：『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何以官人？宜令礼部贡院，特免贴经，只试墨义二十道，较其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惟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真宗曰：『前已定进士兼取策论，诸科能通经者，别加考校。』至和贡举条：诗、赋、论、策四件并上上，为第一等；三件并上次以上，一件中上，为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为第二等下。熙宁四年罢诗赋，以经术、时务、义理、文词通定去留高下。由此观之，自祖宗以来，固欲兼用诗赋，又以策论通定去留高下，未闻专以诗赋去留也。而言者以为治平以前词赋取士，则去留主以词赋，熙宁以后经术取士，则去留主以经术。又以为缘不分经考校，故当时定四场通取之制，不亦过欤？言者以为主司以有四场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随习尚，互为升黜。臣以为学者所习，各有所长，四场程文，各有优劣，惟所主不一，取其优长，故无遗才。虽各随习尚，互为升黜，又何害耶？今就专以词赋去取，若赋不合格，则经义、策论虽精深闳赡，不可复取。如此则博学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词赋之学，最为难工，治平以前，学者久习，精者犹鲜。况新复此科，进士尚以声病为患，文理疏略，非前日之比。况专以词赋去留，不免强取疏缪之文，以应法充数。则是诗赋虽缪，以法而不得不取，经义、策论虽精，以法而不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实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佑二年条制，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庶使无失人之弊。」
又言：「臣昨具奏论科举条制不当专用诗赋去留，乞依元佑二年指挥，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未蒙施行。臣窃以朝廷之务，莫重于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术，则天下之士知所学而不流于浅陋。取之非其道，则学者日趋于卑近，而以苟得为意。夫士之所学，以知道烛理为主，而文辞次之。知道所以立己，烛理所以应务，能文所以达意。此三者，士之所学，不可偏废也。朝廷以熙宁未改经义以前，祖宗相循，以诗赋、策论取天下之士，诗赋取其雅丽清新，协比声韵，以文辞为主；论策取治经习史，晓达世务，以知道烛理为本。以此四者参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观博习以求应选，不敢专一技以希幸得。故历朝以来，名臣闲出，勋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闻以诗赋专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舍。今以诗赋去留天下之士，则为师者惟以诗赋为教，为友者惟以诗赋为习，父以诏子，兄以诏弟，无不一出于为诗赋，是天下之士，惟文辞之为习，不复治经阅史，研究理致，讲求世务，虽有经义、策论，殆为虚文尔！十年以后，新学后
译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上言：“臣私下观察到，朝廷近来因为臣僚上书进言，颁布了科举考试的条令制度：研习经学的人，以经义决定录取与否，以论策决定名次高低；既考词赋又考经义的人，以诗赋决定取舍，以经义、论策决定名次高低。新制度一经出台，士大夫们都认为朝廷不再通过经义策论来选拔人才，学者们互相告诫说只需专攻诗赋，不必再研读经史。这是因为进士参加科举，以能否录取为重，名次高低次之。现在用词赋来决定录取与否，那么学者必定会全力钻研诗赋，以求侥幸被考官选中，哪里还有时间去考虑名次高低呢？臣私下观察本次科举考试，两科同等录取进士，在府学考试中，考经义的人减少了十分之二。从利害关系来推想，将来的学者必定都会趋向学习词赋，天下的士人都应考诗赋，而考官又执守新制度来决定录取与否，臣担心从此以后学者写文章、读书，只一心专注于诗赋，不再研习经史，探究义理之学、历代成败的事迹。即使考试经义策论，也仅仅像过去的帖经、墨义那样肤浅罢了。臣私下认为，朝廷近来恢复增加诗赋，是因为自从改革经义考试以来，学者们苟且简略，不阅读其他书籍，不懂声律，所以让他们兼习诗赋，与经义并行，用四场考试综合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并非轻视经义而尊崇诗赋。如果朝廷的本意是想贬抑经义，当时又怎么会把经义作为第一场考试，又用四场考试综合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呢？进言的人不了解朝廷的本意，竟然想要暗中消减经学，专门推崇诗赋，废弃义理而崇尚辞藻，舍弃实质而追求浮华，不也是过分了吗？臣私下听说太平兴国八年，太宗下诏说：‘进士举人，只致力于雕琢文字的技巧，很少通晓经史学问，不懂经义，怎么能够担任官职？应当命令礼部贡院，特别免除帖经，只考墨义二十道，比较他们的能力，以此决定升降黜陟。’天禧元年，鲁宗道上言：‘进士所考的诗赋，不贴近治国之道，诸科对答经义，只以背诵为能事，不探究大义。’真宗说：‘以前已经决定进士兼考策论，诸科中能通晓经义的人，另外加以考核。’至和年间的科举条令规定：诗、赋、论、策四项都达到上等，为第一等；三项达到上次以上，一项达到中上，为第二等上；两项达到上次以上，两项达到中上，为第二等下。熙宁四年废除诗赋，以经术、时务、义理、文章综合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由此看来，自祖宗以来，本来就想兼用诗赋，又以策论综合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从未听说专门用诗赋来决定录取与否的。而进言的人认为治平以前用词赋选拔士人，那么录取与否主要看词赋；熙宁以后用经术选拔士人，那么录取与否主要看经术。又认为因为当时不分别经书进行考核，所以制定了四场综合录取的制度，不也是过分了吗？进言的人认为主考官因为有四场综合决定的文章，所看重的标准不统一，各自跟随习尚，互相升降黜陟。臣认为学者所学习的，各有所长，四场考试的文章，各有优劣，正因为所看重的标准不统一，选取其优长之处，所以不会遗漏人才。虽然各自跟随习尚，互相升降黜陟，又有什么害处呢？现在如果专门用词赋来决定录取与否，如果赋不符合标准，那么经义、策论即使精深广博，也不能再被录取。这样的话，博学善文的人才，损失就大多了。又何况词赋之学，最难精通，治平以前，学者长期学习，精通的人还很少。况且现在新恢复这一科目，进士们还以声律病犯为患，文理疏略，不能和从前相比。况且专门用词赋决定录取与否，不免强行录取疏漏谬误的文章，以符合法规凑足人数。这样就是诗赋虽然谬误，因为法规不得不录取，经义、策论虽然精妙，因为法规不得不黜落。黜落那些可以录取的，录取那些可以黜落的，实在不是朝廷选拔人才的本意。恳请依照元佑二年的条令制度，用四场考试综合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希望使没有遗漏人才的弊端。”
又上言：“臣昨天详细上奏论述科举条令制度不应当专用诗赋决定录取与否，请求依照元佑二年的指令，用四场考试综合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尚未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朝廷的事务，没有比建立官制更重要的，建立官制的根本，没有比选拔人才更优先的。选拔有方法，那么天下的士人就知道该学什么而不流于浅陋。选拔不符合正道，那么学者就一天天趋向卑劣浅近，而以苟且求得为目的。士人所学习的，以通晓大道、洞察事理为主，而文辞次之。通晓大道用来立身，洞察事理用来应对事务，擅长文辞用来表达心意。这三者，是士人所学习的，不可偏废。朝廷以熙宁年未改革经义以前，祖宗相沿，用诗赋、策论选拔天下的士人，诗赋选取雅丽清新、协比声韵的，以文辞为主；论策选取治经习史、晓达世务的，以通晓大道、洞察事理为本。用这四者参酌决定录取与否和名次高低，所以天下的士人，广泛观察、博学练习以求符合选拔标准，不敢专靠一项技艺来侥幸得中。所以历朝以来，名臣不断出现，功勋德行相继，代代不乏人才，实在是因为选拔人才有法度，从未听说用诗赋专门决定录取与否的。法律所选取的，是士人所趋向的；法律所黜落的，是士人所舍弃的。现在用诗赋决定天下士人的录取与否，那么当老师的只以诗赋为教学内容，当朋友的只以诗赋为学习对象，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告诫弟弟，没有不出一于诗赋的，这样天下的士人，只学习文辞，不再研习经史，研究义理，讲求世务，即使有经义、策论，也几乎成了虚设的文章罢了！十年以后，新学的后辈……”
进，漫不知有义理之学，风俗日靡，入于卑陋浅薄，固非细累。国家列圣相继，升平百有余年，教化涵养，岁积日靡，士之所学，宜益纯正，士之所习，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诗赋，潜消义理之学，非所以奖养而成就之也。仰稽祖宗之制则非顺【一七】，下原学者之心则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诗赋之本意。伏望陛下诏执政大臣审计得失，追改新制，以正取士之法，天下幸甚！」（均后疏称以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前疏，今并附刘唐老建请之后，更不出其月日。）
译进，完全不知道有义理之学，风俗日益败坏，陷入卑劣浅薄，这本来就不是小过失。国家历代圣君相继，太平已有一百多年，教化涵养，逐年积累却日益消损，士人所学习的，应当更加纯正，士人所修习的，应当更加有成。现在却偏重诗赋，暗中消解义理之学，这不是用来奖掖培养并成就士人的做法。上查祖宗的制度则不顺【一七】，下究学者的心思则不便，又不符合朝廷近年兼用诗赋的本意。恳请陛下诏令执政大臣审慎考察得失，追改新制，以端正选拔士人的方法，天下人将非常幸运！」（均后疏称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前疏，现在一并附在刘唐老建议之后，不再另出月日。）
庚申，讲书终篇，赐御筵于东宫，宰臣、执政、讲读、条注官预。
注 释
【一】朝廷中觉其妄「中」原作「终」，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五再乞责降李伟札子改。
【二】着在有司「着」原作「者」，据同上书改。
【三】北流不决据文义，疑「决」为「快」之误。
【四】以千字文为号「文」字原脱，据宋会要职官一三之四补。
【五】王安礼疏纵不检事迹「不」字原脱，据阁本补。
【六】而朝廷复加委任「委」字原脱，据栾城集卷四五张颉不可用札子补。
【七】付本庙以备祭享「本」字原脱，据阁本补。
【八】凡用管军「管」原作「官」，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五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改。
【九】若系时政论议及言边机等文字「字」原作「事」，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五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附高丽使条约改。
【一○】或言契丹常遣亲信「言」字原脱，据栾城集卷四五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补。
【一一】则其至必疏「其」字原脱，据阁本及同上书补。
【一二】窃缘夷狄之人「人」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一三】图写宫阙「图写」二字原脱，据同上书补。
【一四】然殊不言及曾签书文字「书」原作「画」，据阁本及上下文改。
【一五】仍依旧更不分经考校「更不」二字原脱，据正文补。
【一六】探考义理之学「理」原作「论」，据阁本及文义改。
【一七】仰稽祖宗之制则非顺「仰」原作「抑」，据阁本及文义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五十
卷四百五十
起讫时间 起哲宗元佑五年十月壬戌尽是月戊子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
帝 号 宋哲宗
年 号 元佑五年（庚午，1090）
全 文
十一月壬戌，开封府推官王诏与知真州孙贲两易其任。（孙贲，即文彦博私记所云与韩忠彦交结言路者，易任不知何故，当考。据苏辙论冬温无冰，诏实坐失入徒罪，故罢府推。）
四方馆使、随州防御使张利一为雄州团练使、知沧州。（十月十三日可考。）先是，九月间，三省、密院共议以张利一、张守约为军帅，进拟既允，因有宣谕曰：「闻王文郁有边功，好作军职。」吕大防曰：「实如圣旨。若将来更要人，即到文郁，缘今历任久次皆未及二人也。」并谕及「姚兕亦闻忠实可用。」退批圣旨。而许将揣上意，即不书字，密具论列谓：「利一者，诚一之弟，刑人之家，不可亲任，请用文郁。」于是三省、密院奏，知为签书不圆，未可施行。后二日，帘前请许将札子，谕曰：「方疑此差除，却得许将文字，不若别商量。」遂罢。既而外皆喧传，籍籍不一。刘挚谓此事失于无所执持，义当再进，大防须分明辨理，云此系聚厅商量，觽人元无异论，不委将有密启如此。如近日傅尧俞已签书过文字，施行之后，却不肯认，亦依随改之。挚恐朝廷日轻，纲纪寖废，欲以此语大防，而不敢深言之，不能无嫌也。利一事今日再进，欲依向日所拟，上犹疑之。遂以利一为正任，知藩郡，皆大防徇人无所执持故也。
延福宫使、宁国军留后、入内副都知、勾当皇城司张茂则再任。
给事中范祖禹言：「太祖时，以聂崇义所撰三礼图画于国子监讲堂。伏见太常博士陈祥道专于礼乐，所进礼书一百五十卷，比之聂崇义图尤为精密，乞送学士院及两制或经筵看详如何施行，请付太常寺与聂崇义图参用。」诏送两制看详以闻。
御史中丞苏辙言：（苏辙札子称二日，今附本日。）「臣窃谓执政大臣所以代天理物，范仪百辟，陛下选于髃臣，特举一二人而用之，其任可谓重矣。臣窃见近日管军阙人，诸执政共议，欲度越资级，用张守约、张利一，此二人者，才品俱下，其实不允公议。陛下一见知其不可，而右丞许将即于帘前自破本议，诸人退而进拟，虽涉专恣，而将阴入札子，意怀倾夺，外议沸
译庚申日，讲读官讲完了一部书，皇帝在东宫赐宴，宰相、执政大臣、讲读官以及条注官都参加了。
注释
【一】朝廷中认为他狂妄，“中”字原作“终”，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十五《再乞责降李伟札子》改正。
【二】交给有关部门，“着”字原作“者”，根据同上书改正。
【三】北流不决，根据文义，怀疑“决”是“快”的误字。
【四】以《千字文》为号，“文”字原本脱落，根据《宋会要》职官一三之四补入。
【五】王安礼弹劾纵容不检点的事迹，“不”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入。
【六】而朝廷又加以委任，“委”字原本脱落，根据《栾城集》卷四十五《张颉不可用札子》补入。
【七】交给本庙以备祭祀享用，“本”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补入。
【八】凡是任用管军，“管”字原作“官”，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五《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改正。
【九】如果是关于时政议论以及谈论边防机密等文字，“字”字原作“事”，根据阁本及《栾城集》卷四五附在高丽使条约后的《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改正。
【一○】有人说契丹常派遣亲信，“言”字原本脱落，根据《栾城集》卷四五《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补入。
【一一】那么他们到来必定疏远，“其”字原本脱落，根据阁本及同上书补入。
【一二】私下因为夷狄之人，“人”字原本脱落，根据同上书补入。
【一三】描绘宫阙，“图写”二字原本脱落，根据同上书补入。
【一四】然而完全不提及曾签书文字，“书”字原作“画”，根据阁本及上下文改正。
【一五】仍然依照旧例不再分经考校，“更不”二字原本脱落，根据正文补入。
【一六】探究考校义理之学，“理”字原作“论”，根据阁本及文义改正。
【一七】向上考察祖宗的制度则不顺，“仰”字原作“抑”，根据阁本及文义改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百五十
卷四百五十
起讫时间：从哲宗元佑五年十月壬戌日到本月戊子日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
帝号：宋哲宗
年号：元佑五年（庚午，1090年）
全文
十一月壬戌日，开封府推官王诏与真州知州孙贲互换职务。（孙贲，就是文彦博私记中所说与韩忠彦勾结言路的人，互换职务不知是什么缘故，应当考证。根据苏辙论述冬暖无冰，王诏确实是因为错判徒刑的罪过，所以罢免府推官。）
四方馆使、随州防御使张利一担任雄州团练使、沧州知州。（十月十三日可考证。）在此之前，九月间，三省、枢密院共同商议任用张利一、张守约为军队统帅，进呈拟任名单已经获准，于是有宣谕说：“听说王文郁有边防功劳，适合担任军职。”吕大防说：“确实如圣旨所说。如果将来还需要人，就轮到王文郁，因为现在任职资历较久的人都还不及这两个人。”并且传达“姚兕也听说忠实可用。”退下后批答圣旨。而许将揣度皇上心意，就不写字，秘密具文论列说：“张利一是张诚一的弟弟，是受过刑的人家，不可亲近任用，请任用王文郁。”于是三省、枢密院上奏，知道是签书官没有圆滑处理，不可施行。两天后，帘前请许将的札子，宣谕说：“正怀疑这项任命，却得到许将的文字，不如另外商量。”于是罢免。不久外面都喧传，议论纷纷不一。刘挚说这件事失于没有坚持主见，按理应当再次进呈，吕大防必须分明辨理，说这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众人原本没有异议，不知道许将有这样的密启。像近日傅尧俞已经签书过文字，施行之后，却又不肯承认，也依随改之。刘挚担心朝廷日益轻慢，纲纪逐渐废弛，想把这些话告诉吕大防，而不敢深入言说，不能没有嫌隙。张利一事今天再次进呈，想依照往日所拟，皇上还是犹豫。于是让张利一担任正任，掌管藩郡，都是吕大防顺从他人没有坚持主见造成的。
延福宫使、宁国军留后、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勾当皇城司张茂则再次任职。
给事中范祖禹说：“太祖时，把聂崇义所撰写的《三礼图》画在国子监讲堂。臣见太常博士陈祥道专攻礼乐，所进呈的礼书一百五十卷，比起聂崇义的图尤其精密，请求送学士院及两制或经筵观看详审如何施行，请交给太常寺与聂崇义的图参用。”诏令送两制观看详审后上报。
御史中丞苏辙说：（苏辙的札子称二日，今天附在本日。）“臣私下认为执政大臣是用来代替天子治理万物，为百官树立规范，陛下从群臣中选拔，特别举荐一二人而任用他们，他们的责任可以说是重大。臣私下看见近日管军职位空缺，各位执政共同商议，想要超越资历等级，任用张守约、张利一，这两个人，才能品德都低下，其实不符合公议。陛下一看就知道他们不可任用，而右丞许将就在帘前自己打破本议，众人退下而进呈拟任名单，虽然涉及专断恣意，而许将暗中上札子，心怀倾轧夺取，外议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