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九
，至于守御之具，益不及前。愿覆视往迹，深监近弊，选三路曾经战斗将佐三五员，及以见戍新兵换旧人五七指挥，于本路相兼训习。傥一路事力完实，则贼虽欲长驱入寇，必生顾虑之心。
译至于防守抵御的装备，更加不如从前。希望重新审视以往的经验，深刻借鉴近期的弊端，挑选三路中曾经参与过战斗的将领佐官三到五员，以及用目前驻守的新兵替换旧兵五到七个指挥单位，在本路相互兼管训练。倘若一路的军事力量充实完备，那么贼寇即使想要长驱直入侵犯，也一定会产生顾虑之心。
臣□论一路五州军城寨控扼要害，及贼径交通之处，备御轻重之策，凡五事：其一，镇戎军接贼界天都山止百余里，西北则有三川、定川、刘璠等寨，与石门前后峡连接，皆汉萧关故地，最为贼马奔冲之路。内三川地势据险，可以保守，定川、刘璠二寨，新经修筑，而定川城壁不甚完，今再须增葺及添兵马粮草之备。其寨主、监押，当令本路主帅举辟材勇班行。朝廷若谓昨来怀敏之败，定川诸寨不足捍御，遂为弃地，则镇戎军西北两路，更无堡障，贼马可以直趋城下。弓箭手亦无依援，所给田土难以耕作。其东路缘边有天圣、干兴、东山、彭阳城四寨，与原州平安、开边等寨相接，近亦为贼马所扰，恐近界明珠、灭藏等族更为应援，此四寨亦当如三川等，常须择人备兵，以防入寇。其东南至渭州瓦亭寨有师子、拦马、平泉三堡。师子堡虽城壁隳颓，其间甚有居民。昨拦马为贼攻破城门，劫荡人户，栅垒多已平毁，惟山城仓草场仅存。平泉亦尝经贼火，城中之人盖十去八九。此三处俟春益当营筑，为泾、渭之屏蔽【三】，不尔，其势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绝，更无斥堠，镇戎遂为孤垒矣。其二，渭州笼竿、羊牧隆城、静边、得胜四寨，在六盘山外，内则为渭州藩篱，外则为秦、陇襟带，地土饶沃，生齿繁多。内笼竿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贼久有窥伺之意，盖距贼界则路甚平易，去内地则有山川之阻，万一为贼先据其要，以兵扼镇戎军三川、南谷并摧沙、木峡一带路口，则镇戎军、渭州难以出兵应援，四寨为贼攻胁，力不能支，则人心自溃。臣已请建置为军，择路分都监一员知军，按：「出兵」下原本脱二十八字，据宋史增入。专提举四寨，及令修浚城堑，添屯军马，及时聚蓄粮草，以为备御。又瓦亭寨，其西则居镇戎大路，其东则历弹筝峡、嵩店、安国镇至渭州，其东南控六盘来路，其南去制胜关、万岁寨二十里，与仪州相接，自唐以来，皆宿重兵，为控制之地，当四路走集，最为冲会，宜常置一将军马，以扞其奔轶。又州之北东有小芦新寨，耀武镇至潘原，近亦为贼骑所掠，全无备御之具，并须增葺之。其三，原州东南由罗交驿至泾州九十里，又西北由开边、平安、彭阳城、东山等寨至镇戎军一百八十里，其西有柳泉镇，路通佛空平、细腰城，至环州定边寨，与明珠、灭藏及环州苏家等族【四】一带蕃部相接，其首领至多，素无保聚，不相维统，向背离合，所守不常，须择武臣知环、原二州，相为表里，使招辑蕃部，但不为贼用，则庶几少减泾、原之患。其四，仪州地控山险，制胜关西五里【五】有流江口，东二十里至白岩河南有细巷口，又有安化峡一带，上隔陇山【六】，并通水洛城生户八王等族，即唐吐蕃出入之路。今逐处隘口虽有小寨栅控扼，然亦备御未至，近亦屡有生户入寇。又自黄石池【七】、弓门、诬穰、长山寨至秦州止二百余里，由赤城镇至陇州不及百里，或秦、陇有急，则地界为最近，若贼马引大觽旁纵侵掠，则仪州军马少，将佐未得人，御扞之计甚可忧也。又州城低薄，才周四里有余，壕堑浅狭，三分军民，二分在外，设若贼至瓦亭，南趋制胜关，或缘陇山假道水洛城，或由秦、陇州直抵州界，皆能入寇。至时虽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豫虑之。其五，泾州虽为次边，然缘泾河大川，道路平易，当贼骑之冲，西北八九十里是大虫、前后巉，其东北接原州彭阳县及本州岛长武寨，俱有径路与明珠、灭藏等族相通，此实近里控扼之会。其张村直入州路，宜营作关栅，或断为长堑，以遏奔冲。朝廷近差韩琦、范仲淹于此开置帅府，亦足以建威压敌也。
臣今来所请增葺要害城寨，若无丁夫可役处，许以省钱给带甲兵士，令番筑之，仍量添守兵，积蓄粮草，缮完器械。如西贼大段点集，其缘边属户各有骨肉在贼界居住，宜多与金帛探候，豫令蕃汉人户入保近里城寨，一则兵少处得人共守，二则免为
译臣陈述一路五州军城寨控制扼守要害，以及贼寇交通往来之处，防备轻重之策略，共有五件事：
第一，镇戎军连接贼界的天都山仅百余里，西北方向有三川、定川、刘璠等寨，与前石门、后石门峡相连，都是汉萧关故地，是贼马奔突冲锋的主要道路。其中三川地势险要，可以保守，定川、刘璠两寨是新近修筑的，而定川城墙不够完整，现在需要再次修缮，并增加兵马粮草的储备。这些寨的主官、监押，应当由本路主帅推荐选拔材勇班行人员担任。朝廷如果认为此前怀敏战败，定川诸寨不足以抵御，就将其作为弃地，那么镇戎军西北两路，就没有堡障，贼马可以直接逼近城下。弓箭手也没有依靠支援，所给的田土难以耕作。东路沿边有天圣、干兴、东山、彭阳城四个寨，与原州平安、开边等寨相接，近来也被贼马骚扰，恐怕近界的明珠、灭藏等族会为之应援，这四个寨也应当像三川等寨一样，经常选拔人才、储备兵力，以防贼寇入侵。东南到渭州瓦亭寨有师子、拦马、平泉水三个堡。师子堡虽然城墙坍塌，但其中有很多居民。此前拦马被贼攻破城门，劫掠百姓，栅栏堡垒大多已被平毁，只有山城仓草场尚存。平泉也曾遭受贼寇战火，城中人口大概十去八九。这三处等到春天更应当营建修筑，作为泾州、渭州的屏障，不然，其形势不攻自破，一路隔绝，再无侦察哨所，镇戎军就变成孤垒了。
第二，渭州笼竿、羊牧隆城、静边得胜四个寨，在六盘山外，对内是渭州的藩篱，对外是秦州、陇州的襟带，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中笼竿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胜过近边的州郡，贼寇长久有窥伺之意，因为距离贼界道路非常平坦容易，距离内地则有山川阻隔，万一被贼寇先占据要害，用兵扼守镇戎军三川、南谷以及摧沙、木峡一带路口，那么镇戎军、渭州难以出兵应援，四个寨被贼寇攻胁，力量不能支撑，人心自然溃散。臣已请求建置为军，选拔路分都监一员担任知军，专管提举四个寨，并命令修浚城墙壕沟，增屯军马，及时聚集储备粮草，作为防备。又瓦亭寨，其西面是镇戎大路，其东面经过弹筝峡、嵩店、安国镇到渭州，其东南控制六盘来路，其南面距离制胜关、万岁寨二十里，与仪州相接。自唐代以来，都驻扎重兵，是控制之地，处于四路交汇之处，最为冲要，应当常置一将军马，以抵御贼寇奔突。又州之北东有小芦新寨，从耀武镇到潘原，近来也被贼骑掠夺，完全没有防备器具，都需要增修。
第三，原州东南由罗交驿到泾州九十里，又西北由开边、平安彭阳城、东山等寨到镇戎军一百八十里，其西面有柳泉镇，道路通向佛空平、细腰城，到环州定边寨，与明珠、灭藏以及环州苏家等族一带蕃部相接，其首领最多，向来没有保聚，不相统属，向背离合，所守不常，必须选拔武臣担任环州、原州知州，互为表里，招抚蕃部，只要不为贼寇所用，那么或许能稍微减少泾州、原州的祸患。
第四，仪州地势控制山险，制胜关西五里有流江口，东二十里到白岩河南有细巷口，又有安化峡一带。上隔陇山，都通水洛城生户八王等族，就是唐代吐蕃出入之路。现在各处隘口虽然有小寨栅控制扼守，但防备还不到位，近来也屡次有生户入侵。又自黄石池、弓门、诬穰、长山寨到秦州仅二百余里，由赤城镇到陇州不到百里，如果秦州、陇州有紧急情况，那么地界最近，如果贼马率领大军旁纵侵掠，那么仪州军马少，将佐未得合适人选，抵御之计非常令人担忧。又州城低矮薄弱，周长才四里有余，壕沟浅狭，三分军民，二分在外，假如贼寇到达瓦亭，南趋制胜关，或者沿陇山借道水洛城，或者由秦州、陇州直抵州界，都能入侵。到时候虽然能守城，居民必定遭受大肆剽掠，也应当预先考虑。
第五，泾州虽然是次边，但沿泾河大川，道路平坦容易，处于贼骑冲击的要冲，西北八九十里是大虫、前后巉山，其东北连接原州彭阳县及本州长武寨，都有小路通明珠、灭藏等族，这确实是近里控制扼守的枢纽。其张村直入州路，应当营建关栅，或者挖成长壕，以遏制奔冲。朝廷最近派遣韩琦、范仲淹在此开设帅府，也足以建立威势压制敌人。
臣现在所请求增修要害城寨，如果没有丁夫可以役使的地方，允许用省钱给带甲兵士，让他们轮流修筑，并且酌情增加守兵，积蓄粮草，修缮完备器械。如果西贼大规模集结，其沿边属户各有骨肉在贼界居住，应当多给金帛探听消息，预先让蕃汉人户进入近里城寨，一则兵少之处有人共同防守，二则避免被
驱掳，致边地空虚。仍先密谕诸寨官员，或遇围闭，各令坚守，本路将帅即未得出救兵，虑为贼诱，枉遭败覆。既未出兵，则可密于边人及诸军内，召募骁勇敢死之人，令伺隙夜挠贼营【八】，俟其溃动掩击之。其围闭之时，且令持重观衅，庶无速战之祸。议者或曰：「若尔，则必有深入之患，我师未出，寇必大获而去。」臣以谓昨定川之败，贼知近里城寨空虚，遂乘胜而入。今若城寨并益屯兵马，示有备御之具，须防后虞，未敢有长驱之计。纵其来攻，则各坚壁以守之，若散行剽掳，则其势自分，可以出奇邀击。况已经画诸路常置一将军马于近界上，缓急应接，贼果长驱而来，则选劲兵伏截险隘，又路有宽狭，必不能方行而前，首尾差远，难以相卫【九】，宜自取败覆也。其一路事形，臣熟与边臣计议，谓当如此豫备，望下韩琦、范仲淹相度施行。
译驱赶掠夺，导致边境地区空虚。于是事先秘密告诫各寨官员，如果遇到被围困的情况，各自命令坚守，本路的将帅即使不能派出救兵，也是担心被贼人引诱，白白遭受失败覆灭。既然没有出兵，就可以在边境百姓和各军队中，秘密招募骁勇敢死的人，让他们寻找机会在夜间骚扰贼营，等到贼人溃乱动摇时再乘势攻击。在被围困的时候，暂且命令他们持重观察战机，希望没有急于求战的祸患。议论的人有人说：“如果这样，就一定会有深入敌境的忧患，我军尚未出动，贼寇必定大肆掠夺后离去。”我认为昨天定川的失败，贼人知道靠近内地的城寨空虚，于是乘胜而入。现在如果城寨都增加驻扎兵马，显示有防备的措施，贼人必须防备后患，不敢有长驱直入的计谋。纵然他们来进攻，就各自坚守壁垒防守，如果他们分散行动进行掠夺，那么他们的势力自然分散，可以出奇兵拦截攻击。况且已经规划各路常在靠近边境的地方设置一支军队，以便在紧急时接应，贼人如果真的长驱直入，就挑选精锐士兵埋伏截击险要隘口，又因为道路有宽有窄，他们必定不能并排前行，首尾距离较远，难以互相护卫，应当会自取败亡。这一路的情况，我与边境大臣仔细商议，认为应当这样预先准备，希望下达给韩琦、范仲淹斟酌施行。
从之。
鄂王之丧，会契丹使燕辞及休假，无废朝之日。丁丑，诏自今复三日不视朝。
戊寅，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通判秦州尹洙为太常丞、知泾州。
辛巳，诏三司下诸路转运司，具析诸州县差徭赋敛之数，委中书、枢密院议蠲减之。
枢密直学士杨偕言：「窃见新定行军约束，贪财物资畜而不赴杀贼者斩，又合战而争他人所获首级者斩。是知临战之际，恐其错乱行伍，故争财物与争首级者斩。然又有斩首级受赏之条，使其觽必争之。古者虽有斩首几千级，盖是燍觽斩获之数，非赏所获首级以诱士卒之乱也。自刘平、石元孙之败，多因争首级之故，请自今杀贼之后，计所获首级，本队论赏。」从之。
戊子，诏陕西诸军将校死事而无子孙者，其同居亲属亦录之。
庚寅，募关中流民补振武指挥。咸平中，选乡兵为振武，后益衰耗，至是岁数不登，因有是诏。
辛卯，诏陕西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申覆不及者，皆便宜从事。用安抚使王尧臣议也。此据刘敞所作王尧臣行状、欧阳修墓志铭。
建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亦用王尧臣议也。初，曹玮开山外地，置笼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给田，使耕战自守。其后将帅失抚御【一○】，稍侵夺之，觽遂怨怒，遂劫德胜寨【一一】主姚贵，闭城门叛。尧臣适过境上，作书射城中，谕以祸福，且发近兵讨之。吏白尧臣曰：「公奉使且还，归报天子耳。贵叛，非公事也。」尧臣曰：「贵土豪，颇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之，后必生事，为朝廷患。」贵果出降。尧臣为申明约束，如玮之旧，乃归。赵滋传载姚贵叛事与尧臣传不同，今附见于后，当考。
初，姚贵杀监押崔绚，劫宣武、神骑卒千余人叛，攻羊牧隆城【一二】。泾原仪渭镇戎军都巡检赵滋驰往，谕降八百余人。贵穷，走出寨。招讨使令滋给赐降卒及迁补将吏，滋以为如是是诱其为乱，藏其牒不用，还，为招讨使所怒，故赏不行。滋，开封人也。滋，士隆子。士隆以邠宁环庆都监战没，录滋三班奉职，事在天圣三年，此据滋传。所称招讨使，不知谓谁。滋传又称范仲淹、韩琦经□陕西，举滋可将领，则招讨使非范、韩，或是王沿也。
壬辰，以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岛助教。国宾，仁杰之后。分仁杰告身以与枢密直学士狄棐，棐因奏录国宾一官，而自称仁杰十四世孙。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来纳款。
先是，庞籍因李文贵还，再答旺荣等书，约以元昊自奉表削僭号，始敢闻于朝。于是文贵与从勖持元昊书至保安军。籍令保安军签书判官事邵良佐视其书，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从勖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国，称南朝遣梁适侍郎来言，南北修好已如旧，惟西界未宁，知北朝与彼为婚姻，请谕令早议通和。故本国遣从勖上书。缘本国自有国号，无奉表体式，其称兀卒，盖如古单于、可汗之类。若南朝使人至本国，坐蕃宰相上。兀卒见使人时，离云黙问圣躬万福。」而从勖亦自请诣阙，籍使谓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犹奉表称臣。今名体未正，终不敢以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使从勖得至京师，而天子不许，请归更议之。」籍乃具以闻，且言：「敌自背叛以来，虽屡得胜，然丧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辞稍顺，必诚有改事中国之心。愿听从勖诣阙，更选使者往其国申谕之，彼必称臣。凡名称礼数及求丐之物，当力加裁损，必不得已则少许之，若所求不违，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厌也。」此据庞籍附传、正传及司马光墓铭、王珪神道碑，并取实录所载贺从勖语增入之。但实录称梁适到延州，始令庞籍难从勖，及从勖请自赴阙，与本传、碑、铭□不同，今从本传、碑、铭所载。盖籍先尝问难从勖，及从勖请自赴阙，籍为请于朝廷，朝廷遣梁适来就籍议，遂听从勖赴阙。实录先后之
译听从了他的建议。
在鄂王丧期期间，恰逢契丹使者燕辞来辞行以及官员休假，没有停止上朝的日子。丁丑日，下诏从今以后恢复三天不上朝的制度。
戊寅日，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秦州通判尹洙被任命为太常丞、泾州知州。
辛巳日，下诏让三司下达给各路转运司，详细分析各州县差役赋税的数量，委托中书省、枢密院商议减免。
枢密直学士杨偕进言说：“我私下看到新制定的行军纪律，规定贪恋财物物资而不去杀敌的人斩首，又在交战时争夺他人所获首级的人斩首。这是知道临战之际，恐怕他们扰乱行伍，所以争夺财物和争夺首级的人都斩首。然而又有斩首受赏的条例，使得众人必然去争夺。古代虽然有斩首几千级的说法，大概是统计众人斩获的数量，并非用赏赐所获首级来诱导士兵作乱。自从刘平、石元孙战败以来，大多是因为争夺首级的缘故，请求从今以后杀敌之后，计算所获首级，按本队论功行赏。”听从了他的建议。
戊子日，下诏陕西各军将校因战事而死且没有子孙的，其同居亲属也予以录用。
庚寅日，招募关中流民补充振武指挥。咸平年间，挑选乡兵组成振武军，后来逐渐衰败损耗，到这一年连年收成不好，因此有了这道诏令。
辛卯日，下诏陕西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是军务紧急来不及上报批复的，都可以自行决断行事。这是采纳安抚使王尧臣的建议。此据刘敞所作王尧臣行状、欧阳修身墓志铭。
将渭州笼竿城升格为德顺军，也是采纳王尧臣的建议。起初，曹玮开拓山外之地，设置笼竿等四个寨堡，招募弓箭手，给予田地，让他们耕战自守。后来将帅失去安抚驾驭【一○】，逐渐侵夺他们的利益，众人于是怨恨愤怒，于是劫持德胜寨【一一】主姚贵，关闭城门叛乱。王尧臣恰好路过边境，写信射入城中，晓谕祸福，并且调发附近军队讨伐。官吏告诉王尧臣说：“您奉命出使即将返回，回去向天子报告罢了。姚贵叛乱，不是您的职责范围。”王尧臣说：“姚贵是地方豪强，颇得士人之心，但起初并非叛乱之人。现在如果不趁其局势未定，迅速招降他，以后必然生事，成为朝廷的祸患。”姚贵果然出降。王尧臣为他申明约束，按照曹玮旧例，这才返回。赵滋传记载姚贵叛乱之事与王尧臣传不同，现在附在后面，应当考证。
起初，姚贵杀死监押崔绚，劫持宣武、神骑士兵一千多人叛乱，攻打羊牧隆城【一二】。泾原、仪渭、镇戎军都巡检赵滋驰马前往，晓谕降服八百多人。姚贵走投无路，逃出寨堡。招讨使命令赵滋赏赐投降士兵并迁补将吏，赵滋认为这样做是诱导他们作乱，藏起文书不用，返回后，被招讨使所怒，所以赏赐没有实行。赵滋，是开封人。赵滋，是赵士隆的儿子。赵士隆以邠宁环庆都监身份战死，录用赵滋为三班奉职，事在天圣三年，此据赵滋传。所称招讨使，不知是指谁。赵滋传又提到范仲淹、韩琦经略陕西，举荐赵滋可以担任将领，那么招讨使不是范、韩，或许是王沿。
壬辰日，任命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狄国宾，是狄仁杰的后代。狄国宾分得狄仁杰的告身给枢密直学士狄棐，狄棐于是上奏录用狄国宾一个官职，而自称是狄仁杰十四世孙。
癸巳日，延州报告，元昊派遣伪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前来归顺。
在此之前，庞籍趁着李文贵返回，再次回复旺荣等人的信，约定元昊自己上表削去僭越称号，才敢向朝廷报告。于是李文贵与贺从勖拿着元昊的信来到保安军。庞籍让保安军签书判官事邵良佐查看那封信，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给父大宋皇帝”。贺从勖又说：“契丹使者来到我国，称南朝派遣梁适侍郎来说，南北修好已如旧日，只有西界未宁，知道北朝与他们结为婚姻，请求告知他们早日商议通和。所以我国派遣贺从勖上书。因为我国自有国号，没有奉表的格式，那称兀卒，大概像古代单于、可汗之类。如果南朝使者来到我国，坐在蕃宰相之上。兀卒见使者时，离开云黙问圣躬万福。”而贺从勖也自己请求前往京城，庞籍对他说：“天子至尊，荆王，是叔父，尚且奉表称臣。现在名分体制未正，终究不敢向朝廷报告。”贺从勖说：“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君主一样。如果贺从勖能到京师，而天子不允许，请让我回去再商议。”庞籍于是详细上报，并且说：“敌人自从背叛以来，虽然屡次获胜，但丧失了和市的利益，百姓非常愁苦困顿。现在他的言辞稍微顺从，必定真诚有改事中国的心。希望听从贺从勖前往京城，再选派使者前往他的国家申谕，他必定称臣。凡是名称礼数以及请求的物品，应当极力加以裁减，实在不得已则稍微给予，如果所求不违背，恐怕豺狼之心，不容易满足。”此据庞籍附传、正传及司马光墓碑、王珪神道碑，并取实录所记载贺从勖的话增入。但实录称梁适到延州，才开始让庞籍诘问贺从勖，以及贺从勖请求亲自赴阙，与本传、碑、铭不同，现在遵从本传、碑、铭所记载。大概庞籍先前曾诘问贺从勖，以及贺从勖请亲自赴阙，庞籍向朝廷请求，朝廷派遣梁适来与庞籍商议，于是听从贺从勖赴阙。实录先后之
序恐参差，未可信也。
甲午，录贺州巡检、左班殿直王明子成象为三班借职，成德为下班殿侍。先是荆湖南溪洞蛮猺侵扰连、贺、衡、永数州，明与贼格斗而死，故□及之。
译序言恐怕有参差错误，不可轻信。
甲午日，录用贺州巡检、左班殿直王明的儿子成象为三班借职，成德为下班殿侍。（王明）先前在荆湖南部的溪洞地区，蛮猺侵扰连、贺、衡、永几个州，王明与贼人搏斗而死，所以恩泽延及他的子孙。
乙未，诏河北转运、提点刑狱、安抚司提举修完城垒。
丙申，王尧臣又言：「唐陇右、河西、范阳、安西四镇，岭南五府节度兼领经□使。咸平五年，始以右仆射张齐贤为邠宁环庆、泾原路经略使、判邠州，令环庆、泾原路及永兴军兵马并受节度。是岁，又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自后更不除人。自陕西用兵，夏守赟、夏竦、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始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止为副使。既而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州，俱是学士、待制之职，亦止管勾本路部署司事。及夏竦、陈执中既罢，四路置帅，逐路遂各带都部署及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因而武臣副部署亦为副使。今韩琦、范仲淹、庞籍既为陕西四路都部署、缘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当礏节制，而诸路尚带经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号不异，而所礏非一。今请逐路都部署、副部署并罢经略，只充缘边安抚使、副。」从之。尧臣正传云尧臣使还上言，既而滕宗谅以为请，遂罢之。按宗谅但请罢招讨，事在去年十二月。尧臣又请罢经□，乃今年事。传并招讨、经□二事为一事，且谓宗谅继尧臣请之，盖误也。
吕夷简数求罢，上优诏未许。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言：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余载，未尝以言废人。景佑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无一人为陛下言者，臣诚痛之，愿陛下留听。夫州郡承风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耄；县邑礏令者牧守也，多昏戆罢软。制敕之下，人以为不足信；奏请已行，人以为不能久，未几而果罢。利权反复，民力殚竭，师老于边，夷狄争长。事至危而陛下以为安，人皆忧而臣下惟缄口【一三】，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
往者庄献总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张知白、鲁宗道、李迪、薛奎、蔡齐以正直迭居两府，曹修古、李纮、刘随、鞠咏、孔道辅以亮节更任论列。于时斜封侥幸、阍寺威福，虽未悉去，然十余年间，中外无大故。
自吕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乃荐王随、陈尧佐代己。才庸负重，谋议不协，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废，即岁罢免。又以张士逊冠台席，士逊本乏远识，致隳国事，戎马渐起于边陲，卒伍窃发于辇毂。舍辔徒行，灭烛逃遁，损威失体，殊不愧羞，尚得三师居第。此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复思己而召用也【一四】。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知。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北敌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义士，传闻诏语，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二十年，三冠辅相，所言无不听，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
今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谓纤邪而陛下不知者，朋党庇之也。契丹复盟，西贼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兵，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恬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无一言启沃上心，别白贤不肖，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书其罪也。若荐贤材，合公议，虽失之于始而得之于终，犹可宽天下万世之责。苟遂容身，不救前过，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心【一五】，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以谄佞为君子，以庸懦为长者，使之在廊庙，布台阁，上惑圣明，下害生灵，为宗社计则必危，为子孙计亦未可保终吉。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
书闻，帝不之罪，议者喜其蹇切。夷简谓人曰：「元规药石之言，
译乙未日，皇帝下诏，命令河北地区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官以及安抚司的提举官负责修缮加固城墙堡垒。
丙申日，王尧臣再次上奏说：“唐代陇右、河西、范阳、安西四个镇区，以及岭南五个府州的节度使，都兼任经略使。咸平五年，才开始任命右仆射张齐贤担任邠宁环庆、泾原路的经略使，并判邠州事，命令环庆、泾原路以及永兴军的兵马都接受他的节制。这一年，又任命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路经略使，判并州事，此后就不再任命其他人。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夏守赟、夏竦、陈执中都因为是两府的旧臣，才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而韩琦、范仲淹只担任副使。后来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知庆州，都是学士、待制的职位，也只负责管理本路部署司的事务。等到夏竦、陈执中被罢免后，四路设置主帅，各路于是都兼任都部署以及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职，因此武臣副部署也担任副使。现在韩琦、范仲淹、庞籍既然担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缘边经略安抚招讨使等职，四路应当统一节制，而各路还带有经略使名号的有九人，各自设立官署行事，名号没有区别，但所管辖的范围却不一致。现在请求各路都部署、副部署都罢去经略使的职衔，只担任缘边安抚使、副使。”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王尧臣正传》记载说王尧臣出使回来上奏，随后滕宗谅也为此请求，于是罢去了经略使。查考滕宗谅只是请求罢去招讨使，事情发生在去年十二月。王尧臣又请求罢去经略使，是今年的事。传记把罢去招讨使和经略使两件事混为一谈，并且说滕宗谅继王尧臣之后请求，大概是错误的。
吕夷简多次请求辞职，皇帝给予优厚的诏书没有允许。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说：
祖宗拥有天下，将近八十年，不曾因为进言而废黜人。景佑以前，纲纪没有严重废弛，还有感激奋发进言的人士。看现在的政治，令人痛哭流涕，没有一个人替陛下进言，臣实在痛心，希望陛下留神听取。州郡秉承风气的刺史，都是平庸懦弱年老昏聩的人；县邑管辖县令的州牧郡守，大多昏庸愚钝软弱无能。制敕下达，人们认为不值得相信；奏请已经实行，人们认为不能长久，不久果然被罢免。利益权柄反复无常，民力耗尽，军队在边境衰老疲惫，夷狄争夺霸权。事情到了危险的地步而陛下认为安全，人们都担忧而臣下却只闭口不言，为什么呢？是因为宰相多忌妒而不任用正直的人。
过去庄献太后总揽政事，陛下恭敬沉默，有王曾、张知白、鲁宗道、中迪、薛奎、蔡齐以正直交替担任两府要职，曹修古、李纮、刘随、鞠詠、孔道辅以刚亮节操更替担任谏官。当时斜封官侥幸得势、宦官擅权作福，虽然没有完全清除，然而十余年间，朝廷内外没有大的变故。
自从吕夷简执政，罢黜忠言，废弃正道，等到他以使相身份出镇许昌，就推荐王随、陈尧佐代替自己。他们才庸却身负重任，谋议不协调，在朝堂上忿怒争吵，被众多士人取笑，政事逐渐废弛，当年就被罢免。又让张士逊位居宰相之首，张士逊本来缺乏远见，导致国家大事败坏，战马在边境逐渐兴起，士兵在京城附近暗中发动叛乱。放弃车驾步行，熄灭蜡烛逃跑，损害威严失掉体统，竟然不知羞愧，还能居住在三师的高第宅第。这大概是吕夷简不为了社稷长远图谋而进用贤才，只是引荐不如自己的人作为自固之计，想让陛下知道辅相之位非自己不可，希望再次思念自己而召用。陛下果然召吕夷简回来，他从大名府入朝主持政事，到现在三年，没有改变一件事，把姑息养奸当作安定，把躲避诽谤当作明智。西州将帅，屡次传来败仗的消息，北敌贪得无厌，趁此索取贿赂，军队歼灭货物浪费，天下空虚耗尽，刺史牧守，十个人中得不到一个称职的，法令变更，士民怨恨叹息，隆盛的基业，忽然到了这个地步。现在吕夷简以生病请求退职，陛下亲手调和御药，亲自书写德音，竟说“遗憾不能把您的疾病移到朕身上”。四方义士，听到诏书言语，有流泪的。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位居宰相，所说的话没有不听，所请求的事没有不实行，宋朝得到君主信任，只有他一人罢了，不知道拿什么报答陛下？
现在天下都称贤而陛下不任用的，是身边的人诋毁他们；都说奸邪而陛下不知道的，是朋党庇护他们。契丹重新结盟，西夏贼寇请求通好，公卿们欣喜，每天盼望和平。如果借此整顿纲纪，修补缺失，选拔贤能，节约用度供养军队，那么景德、祥符年间的风气就会在今天重现了。如果安然不顾，就认为安全，臣担心土崩瓦解，不可再救。而吕夷简以为四方已经安宁，百事已经端正，想借着生病默默离去，没有一句话启发开导皇上，分辨贤与不肖，即使耗尽南山的竹子，也不足以书写他的罪过。如果推荐贤才，符合公议，即使开始时失误而最终正确，还可以宽恕天下万世的责难。如果苟且保全自身，不补救以前的过错，把柔顺容易控制的人，提升为心腹，把奸诈可以驱使的人，任用为羽翼，把谄媚奸佞当作君子，把平庸懦弱当作长者，让他们在朝廷，遍布台阁，上迷惑圣明，下危害百姓，为宗庙社稷考虑则必然危险，为子孙考虑也不能保证最终吉祥。这是张禹不仅生于汉代，李林甫又出现在今天了。在于陛下明察罢了。
奏书被皇帝看到，皇帝没有怪罪他，议论的人喜欢他刚直切直。吕夷简对人说：“孙沔药石般的言论，
但恨闻此迟十年尔。」人亦服其量云。陈绎拜罢录云仁宗遣沔自持书诣夷简第示之。按沔此时方为陕西漕，本传亦不载沔在朝，不知绎何据，今不取。按二年五月，沔自浙宪移陕西漕【一六】，此时决不在朝。政要亦称沔在陕西，自谓虽外臣不可忘本朝，所上书与本传合，绎所载必误。
译只是遗憾听到这个消息晚了十年罢了。”人们也佩服他的气量。陈绎在《拜罢录》中说，仁宗派遣吕溱亲自拿着书信到夏竦府上给他看。查考吕溱此时正担任陕西转运使，他的本传也没有记载吕溱在朝廷任职，不知陈绎依据的是什么，现在不予采纳。查考仁宗二年五月，吕溱从浙江提点刑狱调任陕西转运使，此时他肯定不在朝廷。《政要》也称吕溱在陕西，自称虽然身为外臣不可忘记朝廷，所上的书信与本传记载相符，陈绎所载必定有误。
二月己亥朔，诏吏部流内铨，缘边州军地临两界处，自今毋得注进纳人。
癸卯，知并州明镐，请自今并代路制置军马事连契丹界者，委经略使便宜处分，从之。
置滨州甜水涡战棹巡检一员。
诏礼部贡院，渭州、镇戎军进士刘绅等二十四人尝被甲乘城，与免将来文解。
乙巳，诏陕西经略司：「自今蕃落军人首身与免罪。其经陷阵或因取薪水为敌捉去者，禁军长行与淮南勇截押官、节级、十将以上，递迁一资，厢军以下送淮南本军，仍与迁资，元走投外界者【一七】，止隶江南、荆湖本城，并不许差出。」
丙午，赐陕西四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钱各百万。
庚戌，右正言、知制诰梁适假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使延州，与庞籍议所以招怀元昊之礼也。于是许贺从勖赴阙。
乙卯，韩琦、范仲淹等言：
臣等久分戎寄，未议策勋，上玷朝廷，俯臱边鄙。然心究利害，目击胜负，三年于兹，备详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阙，将议纳和。其来人已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观其命官之意，欲与朝廷抗礼。窃恐不改僭号，意朝廷开许为鼎峙之国，又虑尚怀阴谋，卑词厚礼，请称兀卒，以缓国家之计，臣等敢不为朝廷思经久之策，防生灵之患哉。臣等谓继迁当时用诈脱身【一八】，窃弄凶器，德明外示纳款，内实养谋。至元昊则悖慢侮常，大为边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屡战屡胜，未有挫屈，何故乞和？虽朝廷示招纳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实因累年用兵，蕃界劳扰，交锋之下，伤折亦多，所获器械鞍马，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厚获，其横山界蕃部点集最苦。但汉兵未胜，戎人重土，不敢背贼，勉为驱驰尔。今元昊知觽之疲，闻下之怨，乃求息肩养锐，以逞凶志，非心服中国而来也。臣等谓元昊如大言过望，为不改僭号之请，则有不可许者三。如卑词厚礼，从兀卒之称，亦有大可防者三。
何谓不可许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圣帝明王恤其边患，柔而格之，不吝赐与，未有假天王之号者也。何则？与之金帛，可节俭而补也。鸿名大号，天下之神器，岂私假于人哉？惟石晋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国逼小，才数十州，偷生一时，无卜世卜年之意，故僭号于彼，坏中国大法，而终不能厌其心，遂为吞噬，遽成亡国，一代君臣，为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称帝灭晋之后，参用汉之礼乐，故事势强盛，常有轻中国之心。我国家富有四海，非石晋逼小偷生之时，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开晋之功，此不可许之一也。又诸处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皆呼昊贼，人知逆顺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有禁止。今元昊于天都山营造，所居已逼汉界，如更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朝、西帝之称，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陕西戍兵边人负过必逃，盖有所归矣。至于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则攘臂而去，无有逆顺去就之分。彼多得汉人，则礼乐事势，与契丹并立，交困中国，岂复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许之二也。又议者皆谓元昊蕃人也，无居中国之心，欲自尊于诸蕃尔。臣等谓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之徒，皆从异域徙居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进居太原，后都西洛，皆汉人进谋诱而致之。昨定川事后，元昊有作伪诏谕镇戎兵民，有定关辅之言，此其验也。盖汉家之叛人，不乐处于外域，必谋侵据汉地，所得城垒必使汉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号，是将启之，斯为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许之三也。
何谓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资，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犹称臣奉表，及刘平之陷，贼气乃骄，再遣贺九言至，上书朝廷，便不称臣，其辞顿慢。而后屡胜，当有大言过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词厚礼，便肯从兀卒之称，皆阴谋也。是果以山界之困【一九】，暂求息肩，使中国解兵，三四年间，将帅懈慢，士伍骄惰，边备不
译二月己亥初一，下诏吏部流内铨，边境州军地处两界交界的地方，从今以后不得任命进纳出身的人。
癸卯日，知并州明镐请求，从今以后并代路制置军马事务中涉及契丹边境的，委托经略使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置，朝廷批准了。
设置滨州甜水涡战棹巡检一名。
下诏礼部贡院，渭州、镇戎军的进士刘绅等二十四人曾经披甲登城作战，免除他们未来的文解资格。
乙巳日，下诏陕西经略司：“从今以后，蕃落军人自首的免除罪责。那些曾经陷入敌阵或因取水砍柴被敌人抓获的，禁军长行与淮南勇截押官、节度、十将以上，依次晋升一级资历，厢军以下送回淮南本军，仍然给予晋升资历，原本逃往外界的人，只隶属江南、荆湖本城，都不允许派遣外出。”
丙午日，赐给陕西四路招讨使韩琦、范仲淹、龐籍每人钱一百万。
庚戌日，右正言、知制诰梁适暂代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出使延州，与庞籍商议招抚怀柔元昊的礼仪。于是允许贺从勖进京。
乙卯日，韩琦、范仲淹等人上言：
臣等长久分担军事重任，未曾商议论功行赏，对上玷污朝廷，对下愧对边疆。然而内心探究利害，亲眼目睹胜负，至今已有三年，详细知晓始末。如今元昊派人进京，将要商议纳款求和。其来使已经自称六宅使、伊州刺史，看他们任命官员的意思，想要与朝廷平起平坐。私下担心如果不改正僭越的称号，意图让朝廷允许成为鼎足而立的国家，又担心还怀有阴谋，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节，请求称“兀卒”，以延缓国家的计策，臣等怎敢不为朝廷思考长久之策，防备百姓的祸患呢。臣等认为李继迁当时用诈术脱身，窃取凶器，李德明对外表示归顺，对内实际培养谋略。到了元昊则悖逆傲慢，大为边疆祸患，凭借累世奸雄的志向，屡次作战屡次胜利，未曾受挫屈服，为什么乞求讲和？虽然朝廷表示招纳的意思，契丹邀取通好的功劳，以臣等推测，实在是因为连年用兵，蕃界劳苦骚扰，交战之下，伤亡也很多，所获得的器械鞍马，都归了元昊，他的部下互相怨恨，没有什么丰厚的收获，横山界的蕃部点集最为痛苦。只是汉兵未曾取胜，戎人重视乡土，不敢背叛贼人，勉强为其驱驰罢了。如今元昊知道众人疲惫，听闻部下怨恨，于是寻求休养生息，以逞凶恶之志，并非心服中国而来。臣等认为元昊如果大言超过期望，提出不改僭号的请求，就有三件事不可答应。如果谦卑言辞厚重礼节，顺从“兀卒”的称号，也有三件事必须防备。
什么叫做三件不可答应的？自古以来四夷在荒服之外，圣明的帝王体恤他们的边患，怀柔而感化他们，不吝惜赏赐，未曾假借天王的称号。为什么呢？给他们金帛，可以通过节俭来弥补。尊贵的名号，是天下的神器，怎能私自假借给别人呢？只有石晋凭借契丹援立之功，又因为中国狭小，才几十州，苟且偷生一时，没有传位百世的意思，所以在那里僭越称号，败坏中国大法，而最终不能满足他们的心，于是被吞噬，迅速成为亡国，一代君臣，成为千古的罪人。自从契丹称帝灭晋之后，参用汉朝的礼乐，所以势力强盛，常有轻视中国之心。我大宋富有四海，不是石晋狭小苟且偷生的时候，元昊世代接受朝廷爵位任命，没有契丹开晋的功劳，这是第一件不可答应的。又各处公家文书以及军民语言都称呼昊贼，人们知道逆顺去留的区别，尚且有人逃亡，未曾禁止。如今元昊在天都山营造，所居已经逼近汉界，如果再允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书以及军民语言应当有西朝、西帝的称呼，天都山必定有建都郊祀的僭越，陕西戍边士兵和边民有过失必定逃跑，因为有归属了。至于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就捋袖离去，没有逆顺去留的区别。他们多得到汉人，那么礼乐势力，与契丹并立，共同困扰中国，哪里还有太平的希望呢？这是第二件不可答应的。又议论的人都认为元昊是蕃人，没有居住中国之心，想要自尊于诸蕃罢了。臣等认为拓跋珪、石勒、刘聪、符坚、赫连勃勃之类，都是从异域迁徙居住中原。近则李克用父子，是沙陀人，进居太原，后都西洛，都是汉人进谋诱导而致。昨天定川之战后，元昊有伪造诏书晓谕镇戎兵民，有安定关辅的话，这就是证据。大概汉家的叛人，不乐意处于外域，必定谋划侵据汉地，所得城垒必定让汉人守卫，如契丹得到山后诸州，都让汉人做官守卫，如果朝廷假借元昊僭号，是开启他，这作为叛人的帮助太大了，这是第三件不可答应的。
什么叫做三件必须防备的？元昊凭借累世奸雄的资质，一旦僭逆，起初派人来，还称臣奉表，等到刘平被俘，贼气于是骄横，再派贺九言来，上书朝廷，便不称臣，言辞顿时傲慢。而后屡次取胜，应当有大言超过期望，这是人情之常。如果谦卑言辞厚重礼节，就肯顺从“兀卒”的称号，都是阴谋。这果真是因为山界困顿，暂时寻求休养生息，让中国解兵，三四年间，将帅懈怠，士兵骄惰，边备不
严，戎政渐弛，却如前来暴发，则中国不能枝梧，此大可防之一也。又从德明纳款之后，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至元昊事势稍盛，乃称尊悖礼，背负朝廷，结连北敌，情迹尽见，大为边患，偶未深入。今复起诈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觽，又欲并力专志，西吞唃畼啰等诸蕃，去秦州一带篱落，为将来再举之利。缘元昊初叛之时，亲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国之志，今复强盛，岂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侧，岂有发既叛之谋，畜未挫之锐，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之二也。又从德明纳款后，来使蕃汉之人，入京师贾贩，憧憧道路，百货所归，获中国之利，充于窟穴，贼因其事力，乃兴兵为乱。今兹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词厚礼，迎合我意，欲复图中国之利，待其给用，必却求衅兴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难驯伏，今若通和，或再许灵、夏，蕃汉之人依前出入京师，深为不便。缘自前往来，叛状未彰，情无蠹害，今既为强敌，稔祸未已，必窥伺国家及夹带亡命入蕃，或与奸人别有结连，或使刺客窃发，惊扰朝廷。又此类必所在恣纵，甚于昔时，有事何以处置？此大可防之三也。
译严，军事政令逐渐松弛，如果像以前那样突然爆发，那么中原朝廷将无法抵挡，这是第一个必须严加防备的原因。自从李德明归顺之后，他谋划不停，向西攻打吐蕃、回鹘，开拓疆土数千里。等到李元昊势力稍强，便称帝违背礼制，背叛朝廷，勾结北方敌人，其情状迹象完全暴露，成为边境的大患，只是偶然没有深入内地。现在他又耍诈术，用和谈来麻痹我们的军队，从而让他的部众得以休养生息，又想集中力量专心向西吞并唃厮啰等各个蕃部，清除秦州一带的防御屏障，为将来再次举兵创造有利条件。因为李元昊刚叛乱时，亲自攻打延州，本来就有侵吞郡国的野心，现在他又强盛起来，难道就会停止野心吗？况且朝廷四十年的恩德信义所施加的影响，他一旦反复无常，哪有发动叛乱阴谋、积蓄未被挫败的锐气，却能长久遵守盟约信义的道理呢？这是第二个必须严加防备的原因。自从李德明归顺后，来往的蕃汉之人，进入京城经商贩卖，道路上人来人往，各种货物汇聚，获取中原的利益，充实了他们的巢穴，贼人凭借这些财力，才起兵作乱。如今这五年，他们的用度必然困乏，于是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节，迎合我们的意图，想要重新谋取中原的利益，等他们物资充足，必定会寻找借口发动战争，以实现他们的本意。狼子野心，本来就难以驯服，现在如果通好议和，或者再次允许灵州、夏州通行，让蕃汉之人像以前一样出入京城，非常不便。因为过去往来时，叛乱的迹象尚未显露，情况没有危害，现在既然成为强大的敌人，酿成祸患没有停止，必定会窥伺国家，并夹带亡命之徒进入蕃地，或者与奸人另有勾结，或者派遣刺客暗中发动袭击，惊扰朝廷。而且这类人必定到处放纵妄为，比过去更严重，一旦有事，该如何处置？这是第三个必须严加防备的原因。
臣等欲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观其所请，彼如大言过望，坚求僭称，则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庙，不可私许大号，坏中国之法。」彼卑词厚礼，止是求兀卒之称，则按唐单于、可汗故事，有可许之理，亦豫防其阴谋，严饬边臣修完城寨，训练军马，储蓄粮草，以备虚诈。俟一二年间，见其表里，及边备牢固，方可那减戍兵于近里屯泊。缘西戎自古躀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启不虞之变。如求割属户，则乞答云：「灵、夏甚有汉户，能割归朝廷否？」况横山蕃部安于内附，一旦驱之，则惊扰生事，必不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师，依前来出入贾贩，则乞答云：「昨来战斗之后，甚有军民没阵，其子孙骨肉，衔怨至深，必恐道途之中，多有雠杀，致西界相疑【二○】，更却生事。只于边上建置榷场，交易有无，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后罢修城寨，则乞答云：「边界熟户、生户多有绚怨，常相侵害，须藉城寨驻兵，方能镇静，使各安居尔。」若自余更有非礼之求，朝廷或难应副，则且款之，不必从也。但厚遣来人，善词回答，使迁延往来，即逾四月，贼不能举矣。至秋则无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观朝廷信赏必罚，今已明白，帅臣奉诏，得以便宜，又旧将渐去，新将渐升【二一】，前弊稍除，将责实效，约束将佐，不令轻出，训练军马率多变法。但今极边城寨【二二】，或未坚完，新集之兵，未可大战。若贼今春便来，以臣等计之，尚可忧虑。然大军持重，奇兵夜击，宜无定川之负也。如候秋而来，则城寨多固，军马已练，或坚壁而守，或据险而战，无足畏矣。臣等已议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使号令齐一，阵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则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使之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从则戮。我军鼓行山界，不为朝去暮还之计。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我则退守边寨，足以困彼之觽；若遣偏师而来，我则据险以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计为念，当军行之时，不以小胜小耱，黜陟将帅，则三五年间，可集大功。仍诏中外臣僚，不得辄言边事，以沮永图。我太祖、太宗统辟四海，创万世之基业，今以三五年之劳，再定西陲，岂为晚邪？契丹闻国家深长之谋，必惧而保盟，不复轻动，然后中国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贼非礼之求不必从者，盖有此议也。
或曰：「今王师不利者数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谓不然，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而致不利也。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者，盖太平忘战之弊尔。今边臣中有心力之人，鉴其覆辙，各思更张，将有胜贼之计。昔汉、楚之战，不以多负罢兵而终有天下。安禄山之乱，所向无前，郭子仪等日夜谋虑，王师复振而终灭大盗。今国家以天下全盛之势，岂以偶胜偶负，而自谓中国不可振，而边患不可御邪？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则民困而财匮。」臣等谓不然，争胜逐利之师，则有巧迟拙速之异，如其外御四夷，则自古未尝废兵，是以山海之利皆归边用，抑为此也。况即目边上城垒【二三】，经今春修完，渐以险固，兵民力役，自当减罢。又每岁夏秋之交，军马甚可抽退于数百里间就食刍粮，亦足省入中之费，减馈运之劳，庶乎民不困而财不匮。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惧，未测虏情，所屯军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兴利减费之算，以为之助。
臣等早蒙圣奖，擢预清班，西事以来，供国觕使，三年塞下，日劳月忧，岂不愿闻纳和，少图休息？非乐职于矢石之间，盖见西贼强梗未衰，挟以变诈，若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岂止今日之边患哉。臣等是以不敢
译我们请求朝廷等到元昊派遣的人到来，观察他的请求。如果他言辞夸大、要求过分，坚决要求僭越称帝，那么请求朝廷回答说：“皇上敬畏天地和宗庙，不能私自允许他使用帝号，破坏中原的法度。”如果他言辞谦卑、礼节丰厚，只是请求“兀卒”的称号，那么参照唐代单于、可汗的先例，有可以同情的道理，也要预先防备他的阴谋，严厉命令边防官员修筑完善城寨，训练军队，储备粮草，以应对他的虚诈。等到一两年间，看清他的内外虚实，以及边防巩固之后，才可以将戍守的士兵调减到内地驻扎。因为西戎自古以来反复无常，朝廷不能停止军事戒备，以免引发意外的变故。如果他请求割让属下的户民，那么请求回答说：“灵州、夏州有很多汉族户民，能割让给朝廷吗？”况且横山地区的蕃部安于内附，一旦驱赶他们，就会惊扰生事，必定不能为西夏所用。如果他请求到京师，依照从前出入经商，那么请求回答说：“昨年来战斗之后，有很多军民战死，他们的子孙骨肉，怨恨极深，恐怕在路途之中，多有仇杀，导致西夏方面产生怀疑，反而再生事端。只在边境设置榷场，交易有无，各自得到满足。”如果他要求我们从今以后停止修筑城寨，那么请求回答说：“边界熟户、生户多有怨恨，常常互相侵害，必须依靠城寨驻兵，才能镇静局势，使他们各自安居。”如果还有其他非分的请求，朝廷难以答应，那么就暂且安抚他，不必顺从。只要厚待来人，用善意的言辞回答，使往来拖延，超过四个月，贼人就不能举兵了。到了秋天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观察朝廷信赏必罚，现在已经明确，统帅大臣奉诏，可以随机应变，又旧将逐渐离去，新将逐渐升迁，以前的弊端稍有消除，将要求实效，约束将领和佐官，不让他们轻率出击，训练军队大多改变方法。只是现在极边城寨，或许还没有坚固完善，新集结的士兵，还不能进行大战。如果贼人今春就来，以我们的计策来看，还可以忧虑。但是大军持重，奇兵夜袭，应该没有定川之败的担忧。如果等到秋天再来，那么城寨大多坚固，军队已经训练，或者坚守壁垒防守，或者占据险要作战，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我们已经商议在一两年间训练士兵三四万，使号令统一，阵型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与正规军配合使用，那么横山一带的族帐，可以图谋了。投降我们的使他们纳人质，厚加官职赏赐，各自让他们安居，登记为熟户。抗拒我们的用精兵攻打，不服从就杀戮。我军鼓行进入山界，不采取早上去晚上回的计策。元昊听到后，如果举国而来，我们就退守边寨，足以困住他的军队；如果派遣偏师而来，我们就占据险要等待他们。蕃兵没有粮食，不能长久聚集，退散之后，我军再次进击，使他们再次集结。每年出动三五次，元昊各厢的军队，多在河外，频繁来应对敌人，疲于奔命，那么山界蕃部，势穷援弱，而且靠近我们，自然请求内附，趁机选拔酋豪来镇守他们，足以断绝元昊的手足了。但是请求朝廷以平定大计为念，在军事行动时，不因为小胜小败，贬黜或升迁将帅，那么三五年间，可以成就大功。仍然诏令中外臣僚，不得擅自谈论边事，以阻碍长远的谋划。我们太祖、太宗统一四海，创立万世的基业，现在用三五年的辛劳，再次平定西陲，难道算晚吗？契丹听到国家深远的谋略，必定恐惧而遵守盟约，不再轻举妄动，然后中原才有太平的希望。我们之所以说贼人非分的请求不必顺从，大概有这个谋划。
有人说：“现在王师多次不利，却不考虑收敛兵力，为什么呢？”我们说不然，国家太平日子久了，将领不懂军事，士兵不习战阵，才导致不利。不是中原的实力敌不过四夷，不是现在的军士不如古代，大概是太平忘记战争的弊端罢了。现在边防大臣中有有心力的人，鉴于过去的覆辙，各自思考改革，将有战胜贼人的计策。从前汉、楚之战，不因为多次战败而停止用兵，最终拥有天下。安禄山之乱，所向无敌，郭子仪等人日夜谋划，王师重新振作而最终消灭大盗。现在国家以天下全盛之势，难道因为偶胜偶负，就自认为中原不可振兴，而边患不可抵御吗？这是极大的迷惑。有人说：“用兵不可持久，持久则百姓困苦而财力匮乏。”我们说不然，争胜逐利的军队，则有巧拙迟速的不同，如果是对外抵御四夷，那么自古以来未曾废弃用兵，所以山海的利益都归于边防使用，抑制为此。况且目前边防城垒，经过今春修筑完善，逐渐险要坚固，兵民力役，自然应当减罢。又每年夏秋之交，军队可以撤退到数百里间就食刍粮，也足以节省入中的费用，减少馈运的劳苦，大概百姓不困苦而财力不匮乏。不像西事之初，人人畏惧，未测虏情，屯驻的军队，不敢稍退。我们更思考兴利减费的计策，作为辅助。
我们早蒙圣上奖赏，提拔进入清贵班列，西事以来，供职国使，三年塞下，日劳月忧，难道不愿意听到纳和，稍图休息？不是乐于在矢石之间任职，大概看到西贼强横未衰，挟持变诈，如果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成为中原大祸，岂止今日的边患呢。我们因此不敢
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须罄刍荛，少期补助。其元昊来人到阙，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审其处置，为圣朝长久之虑，则天下幸甚！此疏据范仲淹集以二月十七日上，韩琦家传亦有之。疏称「臣等」，盖两人同上也，今附见。是日乙卯。
译考虑到自身处境的安稳，却忘记了国家的忧患，必须倾尽草野之人的微薄意见，希望能稍作补益。那元昊派来的使者已到京城，恳请陛下在接纳和谈与抵御外侮之间，审慎决定处置策略，为朝廷做长远的考虑，那么天下人将非常幸运！这道奏疏根据《范仲淹集》记载于二月十七日呈上，韩琦的家传中也有记载。奏疏中称“臣等”，大概是两人共同上奏，现在附载于此。这一天是乙卯日。
集贤校理余靖言：「臣窃闻昊贼差私署官入境，相次到阙，欲与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减费，外域顺命，国家大臣至于边将，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谓挫北敌之气，折西羌之锐，不如不和，最为得策。假如元昊贪我财货，甘心臣伏【二四】，此之为祸大于今日，臣请别白言之：伏自国家用兵以来，五年之间，三经大战，军覆将死，财用空虚，天下嗷嗷，困于供给。今乃因契丹入一介之使，驰其号令，遂使二国通好，君臣如初，吾数年之辱，而契丹一言解之。若契丹又遣一介有求于我，以为之谢，其将何词以拒之？若国家又有所惜，必将兴师责我，谓之背惠，则北鄙生患，二境受敌矣。矧西戎自僭名号，未尝挫折，何肯悔祸，轻屈于人？今若因其官属初来，未有定约，但少许之物，无满其意，坚守名分，以抑其僭。虽赐以甘言，彼必不屈，则吾虽西鄙受敌，而契丹未敢动也。何以知之？昨梁适使契丹之时，国主面对行人，遣使西迈，意气自若，自言指呼之间，便令元昊依旧称臣。今来贼昊不肯称臣，则是契丹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丧气，岂能来责？故臣谓今之不和，则吾虽西鄙受敌，而契丹未敢动也。若便与西戎结盟，则我之和好，权在敌国，中国之威于是尽矣。契丹责我，则二鄙受敌，其忧深矣。伏愿陛下与执政大臣密谋而深思之，无令陷敌计中。必不得已而与货财，须作料钱、公使名目，便将灵、盐、银、夏【二五】作两镇，则赐与倍于往时，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则天下共耻之，虽强兵在境，有血战而已矣。若他年贼自有衅来求和者，权在于我，则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余靖所言，附见韩、范疏后。
辛酉，国子监言：「自今补说书官【二六】，请以四人为定额。及岁所试监生不合格，且留听读，三试不中者黜之。仍请立四门学，以士庶人子弟为生员【二七】，以广招延之路。」并从之。考判监者姓名。
癸亥，以西界内附伪观察使楚鼐裕勒囊为内殿崇班，其子威玛为三班借职。
甲子，以渭州属户格隆族都虞候延正为三班借职、本族巡检。渭州再经大战，内属蕃部逃溃不可遏，延正屡诱不从，特擢之。王称东都事□：遣梁适使于契丹。
注 释
【一】渭水便桥「便桥」、「渭水」原互倒。旧唐书卷二作「渭水便桥」，太平寰宇记谓「便桥在县（指咸阳县）西南一十里，架渭水上。」今乙正。
【二】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以来「以来」二字原脱，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宋会要兵二七之二九补。
【三】屏蔽「蔽」原作「备」，据同上诸本及宋会要兵二七之三○改。
【四】苏家「家」原作「州」，据宋会要兵二七之三一改。
【五】制胜关西五里「西」原作「四」，据同上书改。下文谓「东二十里」，亦可证。
【六】上隔陇山同上宋会要作「止隔陇山」。
【七】黄石池同上宋会要作「黄石河」。
【八】夜挠贼营「挠」原作「烧」，据宋本、宋撮要本及宋会要兵二七之三二改。
【九】难以相卫「卫」原作「冲」，据同上宋会要改。
【一○】抚御「御」原作「御」，据宋史全文卷八上、宋史卷二九二王尧臣传改。
【一一】德胜寨「德」原作「得」，据阁本及宋史全文卷八上、宋史卷二九二王尧臣传改。
【一二】羊牧隆城「羊」字原脱，据本书本卷正月丙子条及宋史卷三二四赵滋传补。
【一三】缄口宋本及长编纪事本末卷三七均作「相目」。
【一四】冀复思己而召用也「冀」原作「兼」，据阁本改。
【一五】升为腹心「心」原作「背」，据宋史全文卷八上改。
【一六】自浙宪移陕西漕「宪」字原脱，据阁本补。宋史卷二八八本传谓沔「迁尚书工部员外郎，提举两浙刑狱，遂以起居舍人为陕西转运使」，亦可证。
【一七】元走投外界者「投」原作「授」，据阁本改。
译集贤校理余靖上言：“臣私下听说，西夏贼寇派遣私自署任的官员入境，接连来到京城，想要与朝廷通好议和。臣以为，停止战争、减少耗费，使外族顺从命令，国家的大臣乃至边将，都希望能卸下重担以休整士卒。臣愚昧地推测，认为挫败北方敌人的气势，折损西夏的锐气，不如不和，才是最好的策略。假如元昊贪图我国的财货，甘心臣服，这造成的祸患比今天更大，臣请详细陈述：自从国家用兵以来，五年之间，经历了三次大战，军队覆没、将领战死，财力耗尽，天下百姓哀怨，困于供给。如今因为契丹派来一名使者，传达他们的号令，于是两国通好，君臣关系恢复如初，我国数年的耻辱，被契丹一句话化解。如果契丹又派一名使者有所求于我，以此作为谢礼，我们将用什么理由拒绝？如果国家又有所吝惜，他们必定兴师问罪，指责我们背弃恩惠，那么北方边境就会生出祸患，两面边境都将遭受敌人攻击。况且西夏自从僭越名号以来，未曾受到挫折，怎会悔改祸端，轻易屈服于人？现在如果趁着他们的官员刚来，尚未确定盟约，只给予少许物品，不满足他们的意图，坚守君臣名分，以抑制他们的僭越。虽然用甜言蜜语赐予他们，他们必定不会屈服，那么我国虽然西部边境遭受敌人攻击，但契丹却不敢轻举妄动。怎么知道呢？昨天梁适出使契丹时，契丹国主当面接待使者，派遣使者向西进发，意气自如，自称只需指呼之间，便能让元昊依旧称臣。如今元昊不肯称臣，这说明契丹的威势不能使西夏屈服，他们自己已经丧气，怎能再来责问？所以臣认为，现在不和，那么我国虽然西部边境遭受敌人攻击，但契丹未敢轻动。如果立刻与西夏结盟，那么我国的和好局面，主动权就在敌国手中，中原的威严于是尽失。契丹责问我们，那么两面边境都将遭受敌人攻击，忧患深重了。恳请陛下与执政大臣秘密谋划并深思熟虑，不要陷入敌人的计谋中。如果不得已而给予财货，必须作为料钱、公使的名目，并将灵、盐、银、夏四州作为两个镇，那么赐予的财物比过去加倍，而君臣名分却不改变。如果想要迅速达成和好而屈从名分，那么天下人会共同以此为耻，即使强兵在边境，也只有血战而已。如果将来西夏贼寇自己出现破绽来求和，主动权在于我国，那么不必拒绝，请陛下裁决。”余靖的言论，附记在韩琦、范仲淹奏疏之后。
辛酉日，国子监上言：“从今以后补充说书官，请以四人为定额。以及每年考试监生不合格者，暂且留任听读，三次考试不中的罢黜。仍然请求设立四门学，以士人和平民子弟为生员，以扩大招揽人才的路径。”都听从了。考察评判国子监长官的姓名。
癸亥日，任命西界内附的伪观察使楚鼐裕勒囊为内殿崇斑，他的儿子威玛为三班借职。
甲子日，任命渭州属户格隆族都虞候延正为三借职、本族巡检。渭州再次经历大战，内属的蕃部逃散溃败无法遏制，延正屡次诱降不从，特别提拔他。王称《东都事略》记载：派遣梁适出使契丹。
【一九】是果以山界之困「困」原作「固」，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二○】致西界相疑「致」字原脱，据同上诸本补。
【二一】又旧将渐去新将渐升「去新将渐」原脱，据韩魏公集卷一二家传补。
【二二】但今极边城寨「今」原作「令」，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同上书改。
【二三】即目边上城垒「目」原作「日」，据活字本改。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均作「目即」。
【二四】甘心臣伏「甘」原作「其」，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
【二五】便将灵盐银夏「便」，编年纲目卷一二作「使」。
【二六】补说书官「说」、「书」二字原互倒，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宋会要职官二八之三乙正。
【二七】以士庶人子弟为生员「以」、「士」二字原互倒，据同上诸本及宋会要职官二八之四乙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
起讫时间 起仁宗庆历三年三月尽是年四月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
帝 号 宋仁宗
年 号 庆历三年（癸未，1043）
全 文
三月戊辰朔，诏刑部、大理寺，以前后所断狱及定夺公事编为例。王子融传：判大理寺，建言：「法寺谳疑狱，前此猥多，艰于讨阅，乃取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为断例。」当即是此事也。子融前月已除待制、知荆南，更考之。
壬申，御延和殿阅卫士武技。
乙亥，交州献驯象五。
乙酉，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西界遣贺从勖等持书至关，将许入见。自昊贼叛命以来，屡通书，今名分未定，若止称元昊使人，则从勖未必从，若以伪官进名，则是朝廷自开不臣之礼，宜且令从勖在馆而就问之。」
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吕夷简再辞位，帝御延和殿召见，敕乘马至殿门，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夷简引避久之，诏给扶，毋拜。戊子，罢相，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附传云夷简再辞位，荐富弼等数人可大用，正传已削去。恐夷简未必能荐弼也，今从正传。
户部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加工部尚书、枢密使。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判蔡州夏竦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譔富弼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馆伴有劳，故俱擢用之。弼辞不拜。此据富弼睳述前后辞免恩命辨谗谤札子。
辛卯，加枢密副使、保庆节度使王贻永为宣徽南院使。枢密副使、刑部侍郎杜衍为吏部侍郎。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举正，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任中师，并为给事中。时吕夷简罢相，辅臣皆进官。侍御史沈邈言：「爵禄所以劝臣下，非功而授则为滥【一】。今戎马屡警，未闻庙堂之谋有以折外侮，而无名进秩，臣下何劝焉。」邈，弋阳人也。
癸巳，侍御史鱼周询为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王素为兵部员外郎，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太常丞，并知谏院。周询固辞之，以太常博士、集贤校理余靖为右正言，谏院供职。时陕右师老兵顿，京东、西盗起，吕夷简既罢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官员，首命素等为之。朱史修传云：「吕夷简罢相，夏竦除枢密使，既除复罢，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擢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谏官员，而修首在选中。」按修除谏官时，韩、范、富俱未入也。据晏殊传，修乃殊所荐，朱史误矣。时外人籍籍，言皇子生，将议大赦，进拜髃臣官及赏诸军。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要求，县官财用大屈，谓宜惜费以宽民力，且将士久劳待赏，而臣下乃坐享无穷之奉【二】，皆非所以为国计也。」其议遂格。按是年无皇子生，而素附传及王珪志素墓，并载谏疏，附传又即于拜谏官时载此，必非在此时也。今姑从之
译【一九】这确实是因山界之困，“困”字原作“固”，依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为“困”。
【二○】导致西夏方面产生疑虑，“致”字原本脱漏，依据上述各本补入。
【二一】又旧将逐渐离去，新将逐渐升迁，“去新将渐”四字原本脱漏，依据《韩魏公集》卷十二《家传》补入。
【二二】只是如今极边城寨，“今”字原作“令”，依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上述书籍改为“今”。
【二三】目前边上的城垒，“目”字原作“日”，依据活字本改为“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均写作“目即”。
【二四】甘心臣服，“甘”字原作“其”，依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改为甘”。
【二五】便将灵州、盐州、银州、夏州，“便”字，《编年纲目》卷十二写作“使”。
【二六】补任说书官，“说”、“书”二字原本互倒，依据宋本、宋撮要本、阁本及《宋会要·职官》二八之三校正。
【二七】以士人庶人的子弟为生员，“以”、“士”二字原本互倒，依据上述各本及《宋会要·职官》二八之四校正。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
起讫时间：起于仁宗庆历三年三月，止于同年四月
卷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
帝号：宋仁宗
年号：庆历三年（癸未，1043年）
全文
三月戊辰朔，下诏刑部、大理寺，将前后所断案件及定夺公事编订为条例。王子融传记载：判大理寺，提出建议说：“法寺审理疑难案件，以前杂乱繁多，难以查阅，于是选取轻重可作为标准的案件，分类编次为断例。”应当就是这件事。子融前月已除授待制、知荆南府，再考证一下。
壬申，皇帝在延和殿检阅卫士的武艺。
乙亥，交州进献驯象五头。
乙酉，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上言：“西夏派遣贺从勖等人持书信到达关隘，将要允许入朝觐见。自从元昊叛命以来，屡次互通书信，如今名分尚未确定，如果只称元昊的使者，那么从勖未必听从；如果以伪官名义进呈姓名，那就是朝廷自己开启不臣之礼，应当暂且让从勖在馆舍中，就地向他询问。”
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夷简再次辞位，皇帝在延和殿召见他，敕令骑马到殿门，命令内侍取坐椅抬到前面。夷简引退避让了很久，下诏给予扶持，不用跪拜。戊子，罢免宰相职务，任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商议。附传记载夷简再次辞位，推荐富弼等数人可以大用，正传已削去。恐怕夷简未必能推荐富弼，现在遵从正传。
户部侍郎、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章得象加官工部尚书、枢密使。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晏殊依原官任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宣徽南院使、忠武节度使、知蔡州夏竦任户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贾昌朝任参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诘、史馆修撰富弼任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富弼因为奉命出使，贾昌朝因为接待宾客有功，所以都被提拔任用。富弼辞谢不拜。这是依据富弼《陈述前后辞免恩命辨谗谤札子》。
辛卯，加枢密副使、保庆节度王贻永为宣徽南院使。枢密使、刑部侍郎杜衍任吏部侍郎。右谏议大夫、参知事王举正，枢密副使、右谏大夫任中师，都任给事中。当时吕夷简罢相，辅臣都进官。侍御史沈邈上言：“爵禄是用来勉励臣下的，没有功劳而授予就是滥授。如今战事屡次告急，没听说朝廷的谋略有能够抵御外侮的，却无名目地进升官秩，臣下有什么可勉励的呢？”沈邈是弋阳人。
癸巳，侍御史鱼周询任起居舍人，职方员外郎王素任兵部员外郎，太子中允、集贤院校理欧阳修任太常丞，都知谏院。周询坚决辞谢，以太常博士、集贤院校理余靖任右正言，在谏院供职。当时陕西西部军队疲惫，京东、京西盗贼兴起，吕夷简既已罢相，皇上于是想要更改天下的弊政，所以增加谏官员额，首先任命王素等人担任。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修传记载：“吕夷简罢相，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既已任命又罢免，改任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韩�同时提拔为执政，收揽一时名士，增加谏官员额，而欧阳修首先入选。”查考欧阳修被任命为谏官时，韩�、范仲淹、富弼都还未入朝。依据晏殊传，欧阳修是晏殊所推荐，朱熹记载错误了。当时外人纷纷议论，说皇子出生，将要商议大赦，进拜群臣官职及赏赐各军。王素上疏说：“正值元昊叛乱，契丹多有要求，官府财用大大匮乏，应当节省费用以宽缓民力，况且将士长久劳苦等待赏赐，而臣下却坐享无穷的俸禄，都不是为了国家计议的做法。”他的建议于是被搁置。查考这一年没有皇子出生，而王素附传及王珪为王素撰写的墓志铭，都记载了这篇谏疏，附传又即在拜谏官时记载此事，必定不是在这个时候。现在暂且遵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