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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七十九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八

史藏 · 编年 · 已译 · 第 4253–4268 段

绐绾以安石不悦,绾遂自劾失举。上怒,黜绾,即日除汝砺。蔡承禧云云。

译(有人)欺骗绾说安石不高兴,绾于是自我弹劾举荐失当。皇上发怒,罢免了绾,当天就任命汝砺。蔡承禧如此这般。

侍御史周尹言:「昨以河北西路转运判官李稷庸很刻薄,觽所共`,不可使为监司,曾具弹奏。今又闻稷父龙图阁直学士绚死二十余年,寄榇僧寺,终不迁葬。按御史台敕,官员父母殁十年不礼葬者,委台司弹奏。臣方令人根问稷父骸骨所寄,欲具举劾,乞行降黜,勒令以礼葬父。今闻稷乃奏乞往邛州取祖父骨榇欲葬许州。夫亲莫如父,尚或忍之,祖之与孙【一】,于稷何有?盖稷知臣欲举劾,故先奏请,妄以改葬祖父为名,以延岁月。案稷凡猥无行,父死二十年不葬,此名教之所必废,典刑之所不容。唐颜真卿为监察御史,劾奏朔方令郑延祚母死不葬二十年,有诏终身不齿,当时闻者莫不耸然。臣欲乞罢稷职事,勒令葬父,废□终身,膀示朝堂,戒敕臣僚,使知忘亲悖逆之人,不容于圣世。」诏札与李稷令知。十月二十一日稷改军器丞。

  诏饶州铸钱监添招匠人,岁增铸钱二十万缗,充信州买银。

  馆伴所言:「耶律英等使人来言,昨萧翥、郭竦回谢,蒙赐珠子及银合,今不蒙赐,非为爱物,恐损体例,臣等语之以恩赐出自特旨,馆伴无由知,而英等再以为言。」诏令送伴使、副止作准馆伴所牒诸处勘会,无此例,婉顺谕之。

  己丑【二】,西上阁门使张利一复为遥郡团练使、知保州。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书检会云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可考。

  先是,御史蔡承禧言:「访闻中书引赦文指挥,候丁忧人吕大防服阕,复知制诰;枢密院引赦文,候丁忧人张利一服阕,复团练使。臣闻三年之丧,先王于人子之志,使之得以自竭而无夺者也。惟金革之事无已,则辟焉。今二人者以丧去位,而实无籍于朝,又非金革之故,何复官之有乎?若然,则滕甫、许安世并当一例施行矣。臣闻之外议,未敢实然,乞下中书、枢密院勘会,若实有此,乞行改正。候本人服阕日取旨,仍勘逐经由官吏,以诫妄行。」此据承禧奏议,附见。中书引赦文指挥在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案承禧以八年四月三日入台,则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不应便有论列,当在八年四月三日以后,今因张利一复官,附见,或移入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庚寅,广南西路转运司言:「琼管兵士周元等称,兵员三十人为交贼驱虏,拘之乂安寨,赵秀纠率元等窃兵仗乘船过海,值风,复为黎人所得。赵秀等见在黎峒,元等脱归。上批:「赵秀等宜专下琼管转运司根勘,如见在生黎界拘役,止作本司意,厚以钱帛购赎,桂州安抚司交割,优给路费津置,无令失所。」明年正月十七日,秀、元等被赏。

  王中正等言:「石泉县至茂州,中间经静州等族,本非大路,近年官员赴茂州,多由此路行,故渐通商旅往来,因此引惹生事。本县至绵州与茂州里数适均,又龙安县有都巡检,缓急可以救应。乞割石泉隶挠州,其旧入茂州路更不得开治。」从之。此所谓陇东路也。土田肥美,静州等族引生羌据有之,中正不能讨,故有此请,由此北路遂绝。此据司马光记闻。实录十二月末乃书割石泉县隶挠州,今并见此。

  辛卯,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详定一司、一务、一路、一州、一县敕。

  壬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黄履兼知谏院。

  诏罢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局。时政记有此已见七月。

  诏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备宰属,与言事官交通,罢为漳州军事判官。

  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忧伤,不接人事,以故觽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日方闻御史中丞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貋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绾为国司直,职当纠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与宰臣乞恩,极为伤辱国体。兼绾近举御史二人,寻却乞不施行,必别有所因。臣但闻其一人彭汝砺者,尝与练亨甫相失,绾听亨甫游说,故乞别举官,亨甫身在中书习学公事,兼臣屡尝说与须避嫌疑,勿与言事官子弟交通。今审知所闻,即岂可令执法在论思之地,亨甫

译侍御史周尹上言:“昨天因为河北西路转运判官李稷平庸狠毒刻薄,众人所共知,不可让他担任监司,我曾具表弹劾。现在又听说李稷的父亲龙图阁直学士李绚去世二十多年,灵柩寄放在僧寺,始终没有迁葬。查御史台敕令,官员父母去世十年不依礼安葬的,委托台司弹劾。臣正派人查究李稷父亲骸骨寄放之处,准备具表举劾,请求将他降职罢黜,勒令他依礼安葬父亲。现在听说李稷反而上奏请求前往邛州取祖父的骨柩,想要葬在许州。亲人没有比父亲更亲近的,尚且忍心如此,祖父与孙子【一】,对李稷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大概李稷知道臣想要举劾他,所以先上奏请求,妄以改葬祖父为名,来拖延时间。查李稷凡俗卑劣没有品行,父亲去世二十年不葬,这是名教所必须废弃的,法典刑律所不容忍的。唐代颜真卿任监察御史时,弹劾奏报朔方令郑延祚母亲去世二十年不葬,有诏令终身不予录用,当时听到的人没有不震惊的。臣请求罢免李稷的职务,勒令他安葬父亲,废弃他终身,榜文示于朝堂,告诫臣僚,让他们知道忘亲悖逆之人,不被圣世所容。”诏令下札给李稷,让他知道。十月二十一日,李稷改任军器丞。

诏令饶州铸钱监增招匠人,每年增加铸钱二十万缗,用于信州购买白银。

馆伴所上言:“耶律英等使者来说,昨天萧翥、郭竦回谢时,蒙赐珠子和银盒,现在没有蒙赐,不是因为爱惜财物,恐怕是损害体例,臣等告诉他们恩赐出自特旨,馆伴无从得知,而耶律英等再次进言。”诏令送伴使、副只按照馆伴所牒文各处勘验,没有这个先例,委婉顺从地晓谕他们。

己丑【二】,西上阁门使张利一再任遥郡团练使、知保州。元祐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书检会云元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可考。

在此之前,御史蔡承禧上言:“访闻中书引用赦文指挥,等候丁忧人吕大防服丧期满,恢复知制诰;枢密院引用赦文,等候丁忧人张利一服丧期满,恢复团练使。臣听说三年之丧,先王对于人子的志意,让他得以自我竭尽而不被剥夺。只有金革之事没有止息,才辟除丧礼。现在这两个人因丧事离职,而实际上朝廷没有倚重,又不是金革的缘故,为什么恢复官职呢?如果这样,那么滕甫、许安世都应当一例施行了。臣听外面的议论,不敢确定属实,请求下达中书、枢密院勘验,如果确实有此事,请求改正。等候本人服丧期满时取旨,仍然勘验逐经由官吏,以警戒妄行。”这是根据承禧奏议,附见。中书引用赦文指挥在元祐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查承禧在元祐八年四月三日入台,那么元祐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不应就有论列,应当在元祐八年四月三日以后,现在因为张利一复官,附见,或者移入元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庚寅,广南西路转运司上言:“琼管兵士周元等称,兵员三十人被交贼驱虏,拘禁在乂安寨,赵秀纠集率领周元等窃取兵器乘船过海,遇到风,又被黎人所得。赵秀等现在在黎峒,周元等逃脱归来。御批:‘赵秀等应当专门下达琼管转运司查勘,如果现在在生黎界拘役,只作本司的意思,厚以钱帛购赎,桂州安抚司交接,优给路费津置,不要让他们失所。’第二年正月十七日,赵秀、周元等被赏赐。”

王中正等上言:“石泉县到茂州,中间经过静州等族,本来不是大路,近年官员赴茂州,多由此路行走,所以渐渐通商旅往来,因此引惹生事。本县到绵州与茂州里数适均,又龙安县都有都巡检,缓急可以救应。请求割石泉隶属挠州,其旧入茂州路更不得开通治理。”听从了。这就是所谓的陇东路。土地肥沃,静州等族引生羌占据,王中正不能讨伐,所以有此请求,由此北路遂绝。这是根据司马光记闻。实录十二月末才记载割石泉县隶属挠州,现在一并在此。

辛卯,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详定一府、一务、一路、一州、一县的敕令。

壬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黄履兼任知谏院。

诏令罢免都大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局。时政记有此事,已在七月见过。

诏令横海军节度推官、崇文院校书、兼任中书户房习学公事练亨甫身为宰臣属官,与言事官交通,罢免为漳州军事判官。

在此之前,王安石上言:“臣长久因为疾病忧伤,不接触人事,所以众人所传议论多所不知。昨天才听说御史中丞邓绾曾经为臣子弟营求官职及推荐臣子王安石可用,又为臣求赐第宅。邓绾任国司直,职责应当纠察官邪,使知道分守,不相干越,却与宰臣乞求恩宠,极为伤害侮辱国体。加上邓绾最近举荐御史二人,随即又请求不施行,必定别有所因。臣只听说其中一人彭汝砺,曾经与练亨甫不和,邓绾听信亨甫游说,所以请求另举官员,亨甫身在中书习学公事,加上臣屡次告诉必须避嫌,不要与言事官子弟交通。现在审知所闻,即岂可让执法者在论思之地,亨甫

亦不当留备宰属。乞以臣所奏付外,处以典刑。」故有是命。

译也不应当留任担任宰辅的属官。请求将我上奏的内容交给外朝,按典章刑法处置。”因此有了这道命令。

初,绾以附会安石居言职,及安石与吕惠卿之党相倾,绾皆极力奏劾之。上益厌安石所为,绾惧安石去而失势,屡留之于上,其言无所顾忌,上怒,欲黜绾,安石亦惧,乃奏斥之。亨甫行险薄,谄事安石、雱以进,至是乃斥。

  甲午,诏:「福建、江南东西、广南东路速捕贼仵小八,其广南东路仍选官督捕,令谢季成乘驿往福建路募军兵枪手一百人专捕,候获日与复路分差遣。」

  初,季成与马昌同受命分路募兵赴广西。既而季成独不能募,上以为怯,欲令宣抚司斩之。王安石言:「季成勇于战斗,非怯也。今与宣抚司不相得,则其不能募兵,诚无足怪,陛下所宜察。」已而季成不待报,径赴浙西新任【三】,诏诘责之。时八月己卯也,于是复遣季成募兵福建,讨捕仵小八。上欲斩谢季成,见日录六月三日、并八日。王安石为季成解说甚辩,不知季成果何如人也。又御集八月二十五日令季成分析募人不得因依,及一面赴两浙新任。亦不知后来如何报答,今乃有此命。删取日录、御集附此,更埙考求。候获仵小八与复路分差遣,则季成先时必被责降。

  河东分画地分所奏:「准北界理辨疆界所牒,远探铺侵碍当界地步,并本所回牒本奏闻。」御批:「宜令韩缜等选委从京将带去官二员,令躬亲诣北人所指去处,更切子细检视,恐后来实有侵逾,即依理速行改正讫奏。」此据御集九年十月十一日下。

  乙未,诏:「京师兵马比元拟留十万人数已甚减少,自今应差四方屯戍元窠名不在京者,更不得差拨。」

  又诏:「熙河路弓箭手,除可教习武艺分番赴堡、铺、城、寨代戍兵把守外,有若干人不堪充此差使,令郑民宪具析以闻。」

  又诏:「诸路应差赴安南人欠负钱斛草料,候回日作两料输纳。」

  又诏:「东南诸路,近岁增置就粮禁军及教阅厢军虽万数不少,然多畸零□占,久失训练。今各随本路团结,宜委本分兵官提举教阅。」旧记,诏东南诸路团结训练新募军。新纪因之。

  河北西路转运司言,欲以怀州武陟县五等以上人户,秋税移赴邢、赵州阙粮仓输纳。从之,仍令灾伤及五分以上者,与免支移。

  成都府路钤辖司奏,茂州等处与蕃贼斗敌得功人,乞推恩。诏:「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转资减磨勘年有差。」其下班殿侍乐升以所部将刘珪战没,特寝之。刘珪战没,实录不详。据吕陶奏,乃在四月十九日以前也。陶奏附四月二十六日注。六月五日,珪以死事,录二子。

  诏:「河北西路新旧巡检番上义勇、保甲岁费钱斛于所减兵级请受及弓手雇钱内支破,有余并椿管,岁终送兵部点检。」

  丙申,诏:「安南行营兵士以不习水土,多病瘴疠致死,并宜令随所在州县实时依编敕及移牒住营州县,依广勇例给孝赠。」

  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言:「高丽使赴阙仪制,所至京、府、州、军,知州、通判例出城接送。伏见契丹使过北京,止是通判摄少尹接送。高丽外蕃,其使乃陪臣也,而宣徽使班秩同二府,出城接送,其礼更反重于契丹,非所以崇国体示威灵也。」诏止令通判接送,如使人来见即回谒,扬州依此。

  丁酉,上批:「安南行营至邕州四将下诸军,九月上旬死病近四五千人。此乃将、副全不约束,恣令饮食北人所忌之物,以致生疾,可火急严诫励,仍切责医用药治之。」逵本传云,逵十月次邕州。按逵征南文字,逵在潭州,凡朝廷发下诏札,不过十日到军前,桂州至邕州凡十四程,其它亦可遥度,此十月十四日诏云行营四将至邕州,则逵次邕州,或不在十月,当在九月未耳。或四将乃前军耳,中军未也。须更考详。月末次思明州,并合参照此。

  判大名府文彦博言:「准中书批送下外都水监丞范子渊奏,今年北京新堤第五、第六埽水于许村港漫散,其二股河浅淀,寻差官用浚川杷于二股河上下疏浚,夺过水势,却归二股河行流,兼退滩内民田数万顷,尽成膏

译起初,吕绾因依附王安石而担任言官,等到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党羽互相倾轧时,吕绾都极力上奏弹劾他们。皇上更加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吕绾担心王安石离职后自己会失去权势,屡次在皇上面前挽留他,言辞毫无顾忌,皇上发怒,打算罢黜吕绾,王安石也感到恐惧,于是上奏请求斥退吕绾。吕惠卿行事阴险刻薄,谄媚侍奉王安石、王雱以谋求晋升,至此被斥退。

甲午日,下诏:“福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广南东路迅速逮捕贼人仵小八,其中广南东路仍要选派官员督捕,命令谢季成乘驿马前往福建路招募军兵枪手一百人专门捕抓,等到抓获时给予恢复原职或另行差遣。”

起初,谢季成与马昌一同受命分路招募士兵赶赴广西。不久谢季成独自无法招到兵员,皇上认为他怯懦,打算命令宣抚司将他斩首。王安石说:“谢季成勇于战斗,并非怯懦。如今他与宣抚司不和,因此无法招兵,确实不足为怪,这是陛下应当明察的。”不久谢季成不等批复,直接前往浙西新任所,皇上下诏责问。当时是八月己卯日,于是再次派遣谢季成去福建招兵,讨伐捕抓仵小八。皇上本想斩谢季成,详见《日录》六月三日及八日的记载。王安石为谢季成辩解得很充分,不知谢季成究竟是怎样的人。又见《御集》八月二十五日命令谢季成分析招兵未果的原因,并让他直接赴两浙新任。也不知后来如何报答,如今却有这道任命。删取《日录》、《御集》附在此处,供更埙考求。等到抓获仵小八后给予恢复原职或另行差遣,那么谢季成先前必定已被责罚降职。

河东分画地分所上奏:“根据北界理辨疆界所的公文,远探铺侵占了当界的地步,并将本所回函一并上奏听闻。”御批:“应当命令韩缜等人选派委任两名从京将带去的官员,让他们亲自前往北人所指的地方,更加仔细检查,恐怕后来确实有侵越,就依照情理迅速改正后上奏。”这依据《御集》九年十月十一日下达。

乙未日,下诏:“京师兵马相比原先计划留驻的十万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从今以后,凡是差派到四方屯戍、原职名不在京师的,不得再行差拨。”

又下诏:“熙河路弓箭手,除了可以教习武艺、分番赴堡、铺、城、寨代替戍兵把守的外,有多少人不适合担任此差使,命令郑民宪详细分析上报。”

又下诏:“各路应差派赴安南的人员所欠负的钱粮草料,等到返回时分为两期缴纳。”

又下诏:“东南各路,近年增置就地供粮的禁军及教阅厢军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零散占用,久失训练。如今各自随本路团结,应当委派本分兵官提举教阅。”旧记记载,下诏东南各路团结训练新募军。新纪沿袭此说。

河北西路转运司上言,想要将怀州武陟县五等以上的人户,秋税移送到邢、赵州缺粮的仓库缴纳。批准,仍命令受灾五分以上者,免除支移。

成都府路钤辖司上奏,茂州等地与蕃贼斗敌立功的人员,请求推恩。下诏:“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转资减少磨勘年限有差别。”其中下班殿侍乐升因所部将领刘珪战死,特别停止推恩。刘珪战死,实录不详。根据吕陶奏章,是在四月十九日以前。吕陶奏章附在四月二十六日注中。六月五日,刘珪因死事,录用其两个儿子。

下诏:“河北西路新旧巡检番上义勇、保甲每年的费用钱粮,在减少兵级请受及弓手雇钱中支取,有余的并储备管理,年终送兵部点检。”

丙申日,下诏:“安南行营兵士因不习惯水土,多患瘴疠致死,都应当命令随所在州县实时依照编敕及移牒住营州县,依照广勇例给予孝赠。”

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高丽使臣赴阙的仪制,所到的京、府、州、军,知州、通判惯例出城接送。见契丹使臣经过北京,只是通判摄少尹接送。高丽是外蕃,其使臣乃是陪臣,而宣徽使班秩同于二府,出城接送,其礼仪反而重于契丹,这不是用来尊崇国体、显示威灵的做法。”下诏只命令通判接送,如使臣来见即回谒,扬州依此办理。

丁酉日,皇上批:“安南行营至邕州四将下的各军,九月上旬死病近四五千人。这是将、副完全不约束,放纵饮食北人所忌之物,以致生病,可火速严厉告诫激励,仍切实责成医生用药治疗。”逵本传记载,逵十月驻扎邕州。查逵征南的文字,逵在潭州,凡是朝廷发下的诏札,不过十天到军前,桂州至邕州共十四程,其它也可推测,这十月十四日诏书说行营四将到邕州,那么逵驻扎邕州,或许不在十月,应当在九月末。或者四将是前军,中军未到。须更考详。月末驻扎思明州,并合参照此。

判大名府文彦博上言:“根据中书批送下的外都水监丞范子渊奏章,今年北京新堤第五、第六埽的水在许村港漫散,其二股河浅淀,随即差派官员用浚川杷在二股河上下疏浚,夺过水势,使水回归二股河流行,兼退滩内民田数万顷,尽成肥沃”

腴。其疏浚使臣等伏望特赐奖劝,令安抚司保明闻奏。臣契勘河水浩大,非杷可浚,夏溢秋涸,固其常理。去年八月用杷浚河,至秋深方露所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尝用杷浚河而退地更多,虽河滨甚愚之人,皆知浚川杷无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共为欺罔。又所浚河身尽在水底,深浅固不可知,乞差不干碍公正敢言臣僚覆行定验。」诏令范子渊画一分析闻奏。此据时政记增修。十二月癸未朔、九月丙辰、十一月癸丑朔,并十一月癸未朔,当考。

译肥沃。他们疏通河道,使臣等人伏望特别赐予奖赏劝勉,命令安抚司核实清楚后上报。臣查勘河水浩大,不是用浚川杷能够疏通的,夏天泛滥秋天干涸,本来就是常理。去年八月使用浚川杷疏通河道,直到深秋才露出退水后的土地,只是因为霜降后水位下降。今年未曾使用浚川杷疏通河道,而退水后的土地反而更多,即使是河边非常愚昧的人,都知道浚川杷对事情没有益处,臣不敢随声附和保奏,共同进行欺骗蒙蔽。又所疏通的河身全在水底,深浅本来无法知道,请求派遣不相关涉、公正敢言的臣僚重新查验确定。”诏令范子渊逐一分析后上报。这是根据《时政记》增补修订的。十二月癸未初一、九月丙辰、十一月癸丑初一,以及十一月癸未初一,应当考证。

戊戌,朝献景灵宫,又幸开宝寺、福圣院庆寿崇,因阁成也。

  诏五路义勇保甲上番条约内,日支口食宜增为三升。

  诏:「秋铨试,上等,一人循一资,堂除差遣一次;中等,稍优八人,不依名次注官,余九十四人先注官;下等,百一十八人,注官。」

  永兴军等路转运司言:「本路军装绢阙少,乞于市易或内藏库兑拨绢一十万匹,以本路新兴镇所收北银冶所输银十万两折还。」从之。

  庚子,上批:「邕州金帛钱谷万数不少,行营军马非久,进发出界,须城守坚完,乃保无虞。闻昨虽用工葺治旧址,今所役不满千人,尚有十四万余工未毕,可下转运司多方募人供役,令周沃专提举,庶早完固,不误防守。」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庚子,实录书永国公卒,疑合在此年十月十七日庚子,姑附注此,须考详。

  辛丑,诏:「见差赴安南全指挥诸军,如系将下及在京,可并特于额外招拣一百人,以备补填病患身死、及得功迁转之人。」

  太常博士、馆阁校勘、权判刑部朱明之权知秀州。此必与王安石有相干处,不然削去。

  甲辰,提点湖南刑狱朱初平言:「诚府杨光僭及子日俨乞请名士教子孙。伏见潭州长史朴成累在邵州教授,乞除一官,往教子弟。」诏:「成与试监主簿,支县主簿、尉俸,为徽、诚等州教授,候二年教诲子弟习知义理,驯伏王化,及劝谕授官人出汉勾当数多,与免试注官。仍毋得侵挠溪峒。令朱初平觉察之。」

  初平又言,归明人杨昌愠等累差招谕罗崖等溪峒人户,备见用心。诏以昌愠等率先出降勾当,昌愠等与三班奉职、巡检差遣。杨昌尧、杨晟懃与三班差使、指使差遣。

  又言知徽州杨光衔等十七人出降,乞自修道路,及用材木共力起铺屋驿舍等,已差使臣弩手人员分地指画提举。诏量支所直价钱,候毕,差官案视犒设。上批:「杨光僭及近上首领出汉已多日,等第合补职名。若令朱初平依元降指挥禀宣抚司处分,虑行营出界往复回还稽缓,不足慰其向化之心,宜令朱初平速具画一以闻,仍乘人情悦附之际,速议经画措置。或不可闻奏,或待报不及者,即一面施行。」

  乙巳,诏补杨光衔内殿崇班,杨昌向右殿侍。从初平请也。此与三月二十二日,并六月八日十七日、七月十五日相关。

  诏太医局合治瘴药三十种,差使臣赍付安南行营总管司。

  上批:「已差入内供奉官梁从政赍文字往邕州宣抚司,闻将士被疾者极觽,可下医官院选习知治瘴者五七人,令从政率领之,乘驿速往,如治疗多愈,当不次优赏。」

  上批:「安南之役,所系不轻,朝廷精择将帅,委寄殊重。如闻议论不务协和,令郭逵、赵□体认朝寄,各遵职守,凡事从长商议,毋得互持偏见,更致诪张,有误国事。」逵与□雅故,□初自请佐逵,及逵至,处议多驳。宦者李舜举等愤□沮罢李宪,因交斗其间,逵遂分都总管司,与燕达自为长贰,进止节制,宣抚副使不与知,□日输情□,冀逵开释,然无益也。累奏乞罢,不许。九月十二日缘职分不定,或有相侵,已降诏分定,今复有此指挥,不知逵分都总管司,不令□与,在十二日诏前或后。又御集载此指挥云,只札下安南道经略、招讨司,亦不审圣意所谓,更须考详别修。

  河东转运司言,晋州修城橹,乞降度僧牒二百。诏止给一百,仍作二年限给之。

  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安石之再入也,多谢病求去,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上亦滋厌安石所为,故有是命。仍诏安石大敕系衔在陈升之上,出入内廷,并依中书、枢密院臣僚例。「益厌安石所为」,据邓绾传。吕本中杂说:「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安石尝进呈陈襄除龙图阁直学士,吕嘉问集贤院学士、河北路都转运使。上曰:『

译戊戌日,皇帝朝拜献祭景灵宫,又驾临开宝寺、福圣院庆寿崇阁,这是因为阁楼落成。

下诏:五路义勇保甲轮值条令中,每日供给的口粮应当增加到三升。

下诏:“秋季铨选考试,上等者,一人晋升一级资历,由中书堂除授一次差遣;中等者,其中较优的八人不按名次注授官职,其余九十四人先注授官职;下等者,一百一十八人注授官职。”

永兴军等路转运司上言:“本路军装用绢短缺,请求从市易务或内藏库调拨绢十万匹,用本路新兴镇北银冶所缴纳的银十万两折价偿还。”朝廷批准了。

庚子日,皇帝批旨:“邕州的金帛钱粮数量不少,行营军马不久就要进发出境,必须确保城池坚固完整,才能保证没有忧患。听说虽然此前曾用工修缮旧址,但现在服役的人不满千人,还有十四万余工尚未完成,可下达转运司多方招募人员服役,令周沃专门提举,以便早日完工坚固,不耽误防守。”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庚子日,实录记载永国公去世,怀疑应在此年十月十七日庚子日,暂附注于此,须详细考证。

辛丑日,下诏:“现被派遣赴安南的全指挥各军,如果是将官下属及在京师的,可以特别在额外名额中挑选一百人,以备填补患病身亡、以及因立功升迁调离之人。”

太常博士、馆阁校勘、权判刑部尚书朱明之暂知秀州。这必定与王安石有关,否则会被削去。

甲辰日,提点湖南刑狱朱初平上言:“诚州杨光僭及儿子杨日俨请求聘请名士教导子孙。臣见潭州长史朴成多次在邵州担任教授,请求授予他一官职,前往教导子弟。”下诏:“朴成试任监主簿,支取县主簿、县尉的俸禄,担任徽、诚等州教授,等到两年后教导子弟熟悉义理,顺服王化,以及劝谕授予官职的人出汉地办理事务较多,给予免试注授官职。仍然不得侵扰溪峒。令朱初平监察。”

朱初平又上言,归顺朝廷的人杨昌愠等人多次被派遣招谕罗崖等溪峒百姓,充分表现出用心。下诏因杨昌愠等人率先出降办事,杨昌愠等人授予三班奉职、巡检差遣。杨昌尧、杨盛懃授予三班差使、指使差遣。

又上言知徽州杨光衔等十七人出降,请求自行修筑道路,以及使用木材合力修建铺屋驿舍等,已派遣使臣弩手人员分地指挥提举。下诏酌情支付所需价款,等完工后,派遣官员查验犒劳。皇帝批旨:“杨光僭及近上首领出汉地已多日,按等级应当补任职名。如果让朱初平依照原先下达的指令禀报宣抚司处理,担心行营出境往返迟缓,不足以慰藉他们向化之心,应当令朱初平迅速拟定统一方案上报,并且趁着人心悦服依附之际,迅速商议筹划处置。或者不必上报,或者等待批复来不及的,就立即施行。”

乙巳日,下诏补杨光衔为内殿崇班,杨昌右为后殿侍。这是听从朱初平的请求。这与三月二十二日,以及六月八日、十七日、七月十五日相关。

下诏太医局配制治疗瘴气的药三十种,派遣使臣携带交付安南行营总管司。

皇帝批旨:“已派遣入内供奉官梁从政携带文书前往邕州宣抚司,听说将士患病的人极多,可下达医官院挑选熟悉治疗瘴气的人五到七人,让梁从政率领他们,乘驿马迅速前往,如果治愈的人多,应当破格优厚赏赐。”

皇帝批旨:“安南的战事,关系重大,朝廷精心挑选将帅,委托重任特别重大。如果听说议论不致力于和谐,令郭逵、赵□体会朝廷的寄托,各自遵守职守,凡事从长商议,不得互相坚持偏见,再致虚妄夸大,有误国事。”郭逵与赵□交好,赵□起初自请辅佐郭逵,等到郭逵到达,处理议论多相驳斥。宦官李舜举等人愤恨赵□阻挠罢免李宪,因此在中间挑拨争斗,郭逵于是分设都总管司,与燕达自任长官和副长官,进退节制,宣抚副使不参与知晓,赵□每日输诚表白,希望郭逵开释,然而没有益处。多次上奏请求罢免,不被允许。九月十二日因职分不定,或有相互侵扰,已下诏分定,现在又有此指令,不知道郭逵分设都总管司,不让赵□参与,是在十二日诏令之前还是之后。又御集记载此指令说,只札下安南道经略、招讨司也不清楚圣意所指,更须详细考证另行编修。

河东转运司上言,晋州修筑城楼,请求降给度僧牒二百张。下诏只给一百张,并且作为两年限额发放。

丙午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崇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免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知江宁府。王安石再次入朝时,多次称病请求离去,儿子王雱去世,尤其悲伤不堪,极力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皇上也渐渐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所以有此任命。仍然下诏王安石在大敕系衔中排在陈升之上,出入内廷,都依照中书、枢密院臣僚的例制。“更加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据邓绾传。吕本中杂说:“王安石再次拜相,皇上心意颇为厌恶他,事情多不听从。王安石对亲近的人感叹说:‘只听从五成也好啊。’王安石曾经进呈陈襄除授龙图阁直学士,吕嘉问除授集贤院学士、河北路都转运使。皇上说:‘

陈襄甚好,嘉问更候少时。』居半月,再以前议,上回头久之,却顾安石曰:『闻相公欲去多时。』安石仓皇对曰:『欲去久矣,陛下坚留,所以不敢遂去。』既下殿,即还家乞去。其貋□安持往见之,安石问:『今日有何新事?』安持曰:『适闻有旨,未得闭汴口。』安石曰:『是欲我去也。』数日遂罢。王安石既去,嘉问因对,上问:『曾得安石书否?』嘉问因言:『近亦得安石书,闻陛下不许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计。』上曰:『是则为吕惠卿所卖,有何面目复见朕耶?』」

译陈襄非常好,嘉问又等候了一会儿。过了半个月,再次提出之前的建议,皇上回头想了很久,却看着王安石说:“听说相公想离开已经很久了。”王安石惊慌地回答说:“想离开很久了,陛下坚持挽留,所以不敢立刻离开。”下了殿后,就回家请求离职。他的门客安持前去见他,王安石问:“今天有什么新消息?”安持说:“刚才听说有圣旨,不允许关闭汴河口。”王安石说:“这是想要我走啊。”几天后,王安石就被罢免了。王安石离职后,嘉问趁机进见,皇上问:“曾收到王安石的信吗?”嘉问于是说:“最近也收到了王安石的信,听说陛下不允许王安石长期离职,他也不敢做安顿家室的打算。”皇上说:“这一定是被吕惠卿出卖了,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

枢密使、工部侍郎□充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性谨密,在西府数乘间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无私,故相之。吕陶记闻云:本朝中书奏事,批曰「可」;密院曰「依」。或三次批可,则宥密必有登庸者,吏胥率以验之。□飻卿大拜时有此,李深为检详,见之。国忌行香,密院吏有夺中书香合与在枢密者,亦吉报也。

  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珪依前官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为给事中、知枢密院事。

  先是,吕惠卿悉出安石前后私书、手笔奏之,其一云:「勿令齐年知。」齐年者,谓京也,与安石同岁,在中书多异议,故云。又有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为欺,故复用京,仍诏京抚定蕃部讫,乃赴阙。朱史签贴云:「缴书事,已奉朝旨下逐官取会,并无照据,删去。」今本实录仍复存之。陆佃集有实录院乞降出吕惠卿元缴进王安石私书札子云:「臣等勘会昨来御史弹奏吕惠卿章疏内称,惠卿缴奏故相王安石私书,有『毋使上知』『毋使齐年知』之语。齐年,谓参知政事冯京。且称安石由是罢政。大臣出处之由,史当具载,欲乞圣慈特赐指挥,降出惠卿元缴安石之书【四】,付实录院照用,所贵笔削详实。」贴黄:「台谏自来许风闻言事,所以未敢便行依据。」佃集又自注札子下云:「黄庭坚欲以御史所言入史,佃固论其不可,庭坚恚曰:『如侍郎言,是佞史也。』佃答曰:『如鲁直意,即是谤书。』连数日,议不决,遂上此奏。后降出安石书,果无此语,止是属惠卿言练亨甫可用,故惠卿奏之,庭坚乃止。」按:佃集为安石辨如此,盖佃尝从安石学故也。佃称庭坚乃止,然元佑实录虽不于安石罢相时载缴书事,仍于冯京参政记载之。佃称庭坚乃止,诚耄昏矣。兼疑此札子实不曾上,佃所称降出安石书果无此语【五】,止是属练亨甫可用,若诚如此,则绍圣史官何以不明着其事乎?且安石与惠卿私书,何但如此,但其一耳。佃集要不可信,姑存之,庶后世有考焉。

  龙图阁直学士、集贤殿修撰刘庠知成都府,罢兼安抚使。先是,以茂州边事令冯京兼成都府、利州路安抚使,至是渐平故也。

  赐度僧牒干,付韶州岑水场买铜;又五百付广南东路转运司买铅、锡。

  戊申,安南招讨司言:「桂州劾西染院使、行营右第一将李实挈妻女随行。实本归明,不晓条法,欲望发遣赴军,令有功赎过。或不用命,许本司随意处置。」诏李实削在身官职,军前效用。后实无功,送邓州编管。

  河东经略安抚使韩绛言:「北人如强来盖铺,乞朝廷委之边吏,徐行驱逐。」诏降依熙宁八年十二月庚子指挥。十二月庚子指挥缘郭逵申请。

  诏:「湖北辰、沅州蛮人扰叛,攻劫城寨,荆南张靖恐难倚以处置,宜令知湖州章惇对易之。仍令惇亲至辰、沅州安抚招谕。」

  诏今后中书检正官所行帖子,下诸处并先禀执政,仍置簿抄录,每五日一次呈押。

  己酉,权御史中丞邓润甫言:「向者陛下登用俊贤,更易百度,天下狃于见闻,蔽于俗学者,皆竞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异论,而一时言责之路反自此微为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故论恤民力,则疑其违道干誉;论补法度,则疑其同乎流俗;论斥人物,则疑其讦以为直。故言者之气日以摧伏,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六】,而纤邪刻薄之徒得容其间。臣以谓王者执权,当与时推移,翕张阖辟,固不胶于一。曩者,变法定令之初,势自当尔。今持之日久,法度已就绪矣,则宜有以来天下议论,而激发言者之气,以分别邪正,以补助事功。至于淫辞诐行者,有挟而发,自当屏弃,如此则嘉言不伏,而天下大治矣。」

  又言:「伏见御史周尹论列开封府陈绎受张谔请求,故纵司农吏死罪。诏付有司根治,中外闻之,皆以绎怀挟奸邪,附丽权势,为日已久,陛下以天地之量容而未发,一旦窥见情伪,赫然付之狱官,此陛

译枢密使、工部侍郎□充任原官职平章事、监修国史。□充性情谨慎缜密,在枢密院多次趁间隙进言,指出王安石推行的政事不便。皇上认为他立场中立没有私心,所以任命他为宰相。吕陶的《记闻》中说:本朝中书省奏事,批答为“可”;枢密院奏事,批答为“依”。如果连续三次批答“可”,那么枢密院必定会有人被提拔重用,吏胥们通常以此作为验证。□充受命拜相时就有这种情况,李深担任检详官,看到了这一现象。国忌日行香仪式时,枢密院的吏员夺取了中书省的香合,将其交给在枢密院的人,这也是吉兆。

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珪任原官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成都府冯京任给事中、知枢密院事。

在此之前,吕惠卿将王安石前后的私人书信、手稿全部取出上奏,其中一封信说:“不要让齐年知道。”齐年,指的是冯京,他与王安石同岁,在中书省多有不同意见,所以这样说。又有一封信说:“不要让皇上知道。”因此皇上认为王安石欺骗自己,所以重新起用冯京,并下诏让冯京安抚平定蕃部完毕后,再赴京任职。朱史签贴说:“关于缴奏书信的事,已奉朝廷旨意下达给各相关官员查核,并无证据,予以删除。”但现在的实录仍然保留了这一记载。陆佃的文集中有实录院请求降下吕惠卿原缴奏王安石私书的札子,说:“臣等核查,近来御史弹劾吕惠卿的章疏中称,吕惠卿缴奏已故宰相王安石的私书,有‘不要让皇上知道’‘不要让齐年知道’的话。齐年,指的是参知政事冯京。并且称王安石因此罢相。大臣任职去职的原因,史书应当详细记载,请求圣恩特别赐下旨意,降下吕惠卿原缴奏的王安石书信,交付实录院参照使用,以便笔削详实。”贴黄说:“台谏向来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所以不敢立即依据。”陆佃文集又在札子下自注说:“黄庭坚想将御史所说的话载入史书,陆佃坚决认为不可,黄庭坚愤怒地说:‘按照侍郎的说法,那就是阿谀奉承的史书。’陆佃回答说:‘按照鲁直的意图,那就是诽谤之书。’连续几天,意见不能决定,于是上奏此札子。后来降下王安石的书信,果然没有这些话,只是嘱托吕惠卿说练亨甫可用,所以吕惠卿上奏了此事,黄庭坚才停止。”按:陆佃文集为王安石辩解如此,大概是因为陆佃曾经跟随王安石学习。陆佃称黄庭坚才停止,然而元佑实录虽然不在王安石罢相时记载缴书之事,却在冯京任参知政事时记载了此事。陆佃称黄庭坚才停止,确实是年老昏聩了。并且怀疑这个札子实际上并没有上奏,陆佃所称降下王安石的书信果然没有这些话,只是嘱托练亨甫可用,如果真像这样,那么绍圣时期的史官为什么不明确记载此事呢?况且王安石与吕惠卿的私书,何止如此,这只是其中一封。陆佃文集终究不可信,姑且保留,希望后世有考证。

龙图阁直学士、集贤殿修撰刘�知成都府,罢免兼任安抚使。在此之前,因为茂州边境事务,命令冯京兼任成都府、利州路安抚使,至此逐渐平定,所以罢免。

赐予度僧牒一千张,交付韶州岑水场购买铜;又五百张交付广南东路转运司购买铅、锡。

戊申,安南招讨司上言:“桂州弹劾西染院使、行营右第一将李某携带妻女随行。李某本是归顺之人,不懂条法,希望发遣他赴军,让他立功赎罪。如果不听命令,允许本司随意处置。”诏令李某削去在身官职,在军前效力。后来李某没有立功,被送往邓州编管。

河东经略安抚使韩绛上言:“北方人如果强行来盖铺,请求朝廷委托边吏,慢慢驱逐。”诏令依照熙宁八年十二月庚子的指挥。十二月庚子的指挥是因为郭逵申请。

诏令:“湖北辰州、沅州蛮人骚乱叛乱,攻劫城寨,荆南张靖恐怕难以倚靠他来处置,应当命令知湖州章惇与他交换职务。仍然命令章惇亲自到辰州、沅州安抚招谕。”

诏令今后中书检正官所行的帖子,下发各处都先禀报执政,仍然设置簿册抄录,每五天一次呈报押印。

己酉,权御史中丞邓润甫上言:“过去陛下登用俊才贤人,更改各种制度,天下习惯于见闻、被俗学蒙蔽的人,都竞相起来聚集非议。所以陛下排斥异论,而一时言责的道路反而从此稍微被壅塞抑制,不仅仅是抑制,有时还怀疑他们。所以议论体恤民力,就怀疑他们违背正道追求名誉;议论补修法度,就怀疑他们同于流俗;议论斥责人物,就怀疑他们揭发别人以显示正直。所以言官的气势日益摧折屈服,天下事变有不能全部听闻的,而纤邪刻薄之徒得以容身其间。臣认为王者执掌权柄,应当与时推移,开合变化,固然不固执于一端。过去,变法定令之初,形势自然应当如此。现在持守日久,法度已经就绪了,就应当有办法来接纳天下议论,而激发言官的气势,以分别邪正,以补助事功。至于那些淫辞诐行的人,有挟持而发,自然应当屏弃,这样嘉言就不会伏藏,而天下大治了。”

又说:“伏见御史周尹论列开封府陈绎接受张谔的请求,故意纵容司农吏死罪。诏令交付有司根治,中外听闻此事,都认为陈绎怀挟奸邪,依附权势,日子已久,陛下以天地之量容忍而未发作,一旦窥见情伪,赫然交付狱官,这是陛下……”

下威断之明也。然臣窃闻有司案治已见底里,证佐明甚,而绎骜慢不服,报答制使无人臣恐惧之意,第诡言都不记忆,欲以坜谰欺天,末减罪恶,此而不治,谓疏者何?」诏陈绎罢开封府。九月二十七日庚辰,已命知制诰许将权发遣开封府,不知陈绎何故及今方罢,当考。

译这是彰显威断的明察。然而臣私下听说,有关部门查办此案已查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凿明显,但陈绎却傲慢不服,回复制使时毫无臣子应有的恐惧之意,只是诡辩说完全不记得,企图用虚妄之词欺骗上天,以减轻罪责,这样的人都不惩治,那所谓“疏远”又是指谁呢?”皇帝下诏罢免陈绎开封府尹之职。九月二十七日庚辰,已任命知制诰许将暂代开封府尹,不知陈绎为何事直到今日才被罢免,应当考证。

又言:「近黜御史中丞邓绾,又逐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亨甫身备宰属,而与绾交通,然臣闻二人所以能关通者,有冯正符为之往来,传导语言。绾信其说而幸其利,故正符以布衣直入台谒绾交私,论议无所忌惮,远近闻之,莫不惊骇,以为置宪府以来未尝有也。绾之所以怀挟回邪,伤辱国体者,正符有力焉。此奸人之尤,不可不治。」诏夺正符所授出身以来文字,令开封府发遣归本贯。

  诏:「京东西路将官数人,各部兵马三五百往来捕盗,并无专责,纷拏漫散,骚扰人民。可令提点刑狱钱勰差使臣每一名于逐将下选募兵士五十人,不拘远近,会州县并力督捕,仍发遣将官归任。自今贼盗须州县力不能制,方许将官督捕。」

  庚戌,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朱初平为本路转运副使。

  奉礼郎、勾当竹木务王震权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荆湖北路钤辖司言:「沅州归明人张奉等作过未获。东路都巡检同归明人舒光禄【七】等与贼斗杀,获首级,夺器械,及招降人户,兼光禄等领黔江城兵数次,共杀贼五十余级,并生擒首恶。」诏舒光禄与右班直,添差沅州黔江城巡检,仍赐锡袍、银带,及绢三百匹。有功人速以状闻。

  罢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直舍人院张谔检正中书五房公事。

  辛亥,朱初平言:「杨光僭见乞一刺史名目,况其人年已八十余,溪峒素所推服,兼祖父亦曾授此官。」诏授光僭皇城使,诚州刺史致仕。寻诏光僭依有功致仕例给俸,就三州一镇,官为建宅一区。光僭又请于其侧置学舍,从之。仍相度差管勾招纳使臣一人,充飞山一带道路巡检以闻。光僭未及受官而卒,遂以赠之,其父、母、妻皆赠封,优给赙,并录其子。「光僭依有功致仕例」以下,并自十一月一日移入此。

  权同都提举市易司□安持以父在中书,乞罢领市易都提举。吕嘉问言:「百司无非中书统摄,况今法度已成,别无更张议论。安持宣力已久,备谙利害,或朝廷如其所请,即臣孤危,必难办集,乞留安持在职。」诏以安持为髃牧判官。

  遣知都水监丞霍翔相度熙河营田,令同郑民宪具利害以闻。

  诏赐监主簿、斋郎、州助教告身补牒,共为钱十五万缗,付广南东路转运司市粮草。

  判都水监蒲宗孟、知丞事霍翔言:「被旨同度量疏浚汴河深浅,今具增深尺寸。」诏宗孟等标记地分,俟十日外再度量以闻。十二月朔,可考。

  诏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刘佐、提举熙河市易司汲逢,各减磨勘二年。大理寺丞沈百之等三人,各指射差遣一次。并赏熙河入中粮草,及计置河北澶、定州斛岗,收息钱及格也。

  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言:「沅州新归明人户实贫乏,乞除放去年倚阁秋税。」从之。

  江南西路转运副使李之纯言:「根究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傅燮雇提点刑狱许彦先家出婢林,告彦先曾受市易官吏之物,事状不明,林见禁洪州。」诏释之。

  先是,侍御史周尹言:「窃闻傅燮称婢林言许彦先赴任至梧州,有人遗金三十两,乃监邕州金坑邓辟子也。后下江西转运司究实,逾年未竟。今闻因傅燮丁忧,所司庇彦先,以故迟滞;且彦先为一路监司,而有受金之罪,既蒙贪污,何以律人。况傅燮在临江军持服,彦先任广东,乞下江西转运司根治,及权停彦先职,令专应对,免致出入,以戒贪吏。」遂下劾实,而之纯乃有是奏,故寝之。八年七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可考。

  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确言:「畿内近行什伍保任之法,赋以国马,而免其岁所输草,又赐之钱布。臣比以扑蝗询逮村趰,皆以畜马之费省于输纳刍秆之用,虽不给钱布,而愿为官牧养者,凡七十二户。度其余县,愿者必觽。臣请增畿内保户马至六千匹,人免其岁刍二百五十束,罢钱布之赐,不耗县官而可充武备。」于是下礼房立法,礼房言:「如确所奏,则岁计官自蓄牧之费省十六万三千缗,支钱布之费省四万二千缗。」从之。

译又上奏说:“近来罢免了御史中丞邓绾,又驱逐了中书习学公事练亨甫。练亨甫身为宰相属官,却与邓绾勾结,然而臣听说二人之所以能够暗中勾通,是有冯正符在他们之间往来,传递言语。邓绾相信冯正符的话并贪图他的利益,所以冯正符以平民身份直接闯入御史台拜见邓绾,私下交往,议论政事毫无顾忌,远近的人听说后,没有不震惊骇异的,认为自从设立御史台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事。邓绾之所以心怀邪曲,损害国家体面,冯正符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奸邪之人中的首恶,不能不惩治。”皇帝下诏剥夺冯正符从获得出身以来所授予的所有文书,命令开封府将他发遣回原籍。

皇帝下诏:“京东西路几名将官,各自率领三五百兵马往来捕盗,却没有专门的责任,杂乱分散,骚扰百姓。可命令提点刑狱钱勰派遣使臣每人,在各将官手下招募兵士五十人,不论远近,会同州县合力督捕,仍然发遣将官回原职。从今以后,贼盗必须州县力量不能制服,才允许将官督捕。”

庚戌日,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太常博士朱初始平担任本路转运副使。

奉礼郎、勾当竹木务王震暂代检正中书刑房公事。

荆湖北路钤辖司上奏说:“沅州归顺朝廷的人张奉等人作乱尚未抓获。东路都巡检同归顺人舒光禄等人与贼人战斗杀敌,获得首级,夺取器械,并且招降了人户,加上舒光禄等人率领黔江城兵多次作战,共杀贼人五十余级,并生擒了首恶。”皇帝下诏授予舒光禄右班直,添差沅州黔江城巡检职,仍然赐予锡袍、银带,以及绢三百匹。有功的人迅速上报状文。

罢免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兼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张谔的职务。

辛亥日,朱初始平上奏说:“杨光僭请求赐予一个刺史的名号,况且此人年纪已八十多岁,溪峒地区向来推重信服他,加上他的祖父也曾被授予此官。”皇帝下诏授予杨光僭皇城使、诚州刺史致仕。不久又下诏杨光僭依照有功致仕的例制给予俸禄,在三州一镇,由官府建造住宅一区。杨光僭又请求在其旁边设置学舍,皇帝听从了。仍然相度派遣管勾招纳使臣一人,充任飞山一带道路巡检上报。杨光僭还没来得及接受官职就去世了,于是追赠官职,他的父亲、母亲、妻子都追赠封号,优厚地给予赙赠,并录用他的儿子。“杨光僭依照有功致仕例制”以下,都从十一月一日移入此处。

权同都提举市易司安持因为父亲在中书省,请求罢免市易都提举职务。吕嘉问上奏说:“百官机构无不归中书省统摄,况且如今法度已经形成,没有别的变更议论。安持效力已久,熟悉利害,如果朝廷按照他的请求,那么臣处境孤立危险,必定难以办理集事,请求保留安持在职。”皇帝下诏任命安持为群牧判官。

派遣知都水监丞霍翔相度熙河营田之事,命令他与郑民宪一起详细陈述利害上报。

皇帝下诏赐予监主簿、斋郎、州助教的告身补牒,总共折钱十五万缗,交付广南东路转运司购买粮草。

判都水监蒲宗孟、知丞事霍翔上奏说:“奉旨共同度量疏浚汴河的深浅,现在详细列出增加的深度尺寸。”皇帝下诏蒲宗孟等人标记地点,等到十天后再次度量上报。十二月初一,可考证。

皇帝下诏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刘佐、提举�河市易司汲逢,各减少磨勘二年。大理寺丞沈百之等三人,各自指射差遣一次。这都是因为赏赐熙河入中粮草,以及筹划河北澶、定州斛岗,收取利息钱达到标准。

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上奏说:“沅州新归顺的人户确实贫乏,请求免除去年积压的秋税。”皇帝听从了。

江南西路转运副使李之纯上奏说:“追查广南西路转运判官傅燮雇佣提点刑狱许彦先家婢女林氏,告发许彦先曾接受市易官吏的财物,事情状况不明,林氏现在被囚禁在洪州。”皇帝下诏释放她。

在此之前,侍御史周尹上奏说:“私下听说傅燮称婢女林氏说许彦先赴任到梧州,有人赠送黄金三十两,那是监邕州金坑邓辟的儿子。后来下达江西转运司追究核实,过了一年还没有完结。现在听说因为傅燮丁忧,有关部门庇护许彦先,所以迟延停滞;况且许彦先是一路的监司,却有接受黄金的罪行,既然蒙受贪污之名,凭什么律令他人。况且傅燮在临江军守丧,许彦先在广东任职,请求下达江西转运司根治,并暂时停止许彦先的职务,让他专门应对,以免他出入逃避,用来警戒贪官。”于是下达命令核实弹劾,而李之纯才有此奏章,所以搁置了此事。八年七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可考证。

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确上奏说:“京城附近近来实行什伍保任的法令,授予国家马匹,而免除他们每年缴纳的草料,又赐予他们钱布。臣近来因为扑杀蝗虫询问村民,都说饲养马匹的费用比缴纳刍秆的费用节省,即使不给予钱布,也愿意为官牧养马匹的,共有七十二户。推测其他县,愿意的人一定很多。臣请求增加京城附近保户的马匹到六千匹,每人免除每年刍料二百五十束,停止钱布的赐予,不耗费官府钱财而可以充实武备。”于是下达礼房立法,礼房上奏说:“如果按照蔡确所奏,那么每年官府自己蓄养马匹的费用节省十六万三千缗,支出钱布的费用节省四万二千缗。”皇帝听从了。

后诏所养马,毋过五千匹。十一月三日。

译后来下诏规定所饲养的马匹,不得超过五千匹。十一月三日。

又诏府界将下马军给马减一分。先是,郭逵次邕州,遣别将曲珍讨右江下雷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江诸峒蛮,悉会于军,遂次思明州。此据郭逵新旧传及墓志,传云十月次邕州,而墓志次邕州不举其月。按赵□墓志云,留思明州七旬乃发,其发思明州即十二月十一日举兵出界。必若如逵新旧传果以十月次邕州,则赵□墓志所言留思明州七旬必误。或十月初到邕州即行,又恐军行无此理。然逵六月十六日发潭州,潭州距桂州十四程,其到桂州当在七月上旬;桂州距邕州亦十四程,若果以十月到邕州,则在桂州甚久。又九月二十三日诏云非久出界,若未到邕州,不应便有出界语。或「十月」字误,当在八月末或九月初发桂州,其到邕州亦当在九月末或九月半,其到思明州必十月初也。不然,「七旬」字必误。今于十月,但云先是郭逵次邕州云云,遂次思明州,更须详考之。

  是月,判大名府文彦博言:

  臣勘会自去年秋于卫州界王供埽次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欲通江、淮舟楫,彻于河北极边。自今年春开口放水,后来涨落不定,所行舟楫,多是轻载,官船木□,其数至少。濒河官吏至于觽人,无不知其有害无利,枉费工料极多。臣勘会所开运河在臣部内,兼御河穿北京城中过,始初犹未审知,开具子细。今即目睹利害,所系甚大。苟雷同缄默,年岁间必须破坏却御河久来行运,致公私受弊,乃是臣坐观而不言之罪。臣按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相次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公私为利。其河道大小一如蔡河之类,其堤防不至高厚,亦无水患。今来取黄河水入御河,大即吞纳不得,必至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淤淀却河道。凡上下千余里,必难岁岁开淘,此必然之理。据本府通判并诸县申,检视到御河因透入黄河水淤淀处甚多。

  今年初冬,已见淤淀却河道,阻滞舟船处甚多。若谓通江、淮之运,即益见其有害无利,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顺流而下,又合于御河,计每岁所运江、淮之物,必不能过一百万斛。臣勘会前年自汴入黄河,运粳米二十二万五百余石,至北京下卸,据押茶纲供奉范九嚱九月一日到运河口,为浅涩无水住滞数日,遂只于黄河顺流下至北京马陵渡般卸茶入城,水路快便,早得了当。止用钱四千五百四十余贯,和雇车乘般至城中,临御河仓贮纳。若般一百万斛至北京,只计陆龏钱一万五六千贯。若却要于御河装船,般赴沿边,无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费极少。臣勘会得所开运河口并置闸,自去秋至今年四月终,已役过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工,五月后至冬闭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数。自今年正月后至九月终,已使过物料一百二十余万,钱粮计七万七千余贯石,十月后至闭口所费物料不在此数。又特置河清兵士六百人,每岁衣粮约用二万七八千贯、石、匹、两。所置河清六百人,乃云诸埽各取七人,可充六百之数,诸埽即未销添填,此乃欺诞之语。如七人是诸埽额外剩数,即便合省罢,减得岁费衣粮,诸埽既是关人,相次便须添填。其六百人终是创增请受,只要时下欺诉。又称费用物料,全类汴口,每岁所要梢草、椿橛、竹索,就小计之,合用百余万数。假使黄河入御河无决溢浅淤之患,每年般得及一百万石,其费与顺河而下至北京,止费龏钱一万五六千贯般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见。

  臣又勘会去年冬,都水外监丞更擘画于北京黄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铺开置水口,放水入御河,以通行运,此策尤为乖簄。其所欲置口处,乃是熙宁四年秋黄河下御河之处,是时朝廷选差近臣,并判都水监官督役修塞,所费不赀,仅能闭塞。大名、恩、冀之人,被害尤甚,以至回移人使驿亭道路,讫今疮痏未平。今又建言,欲于其处开口导黄河水入御河,都水监差官计会转运司并大名两通判,同诣第四埽相视,觽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其害,恐忤建谋之官,止作迁延之计,回报

译又下诏,将府界将下马军配给的马匹减少十分之一。在此之前,郭逵驻扎在邕州,派遣别将曲珍讨伐右江下雷各峒,使其归降。又派遣知邕州陶弼召集左江各峒蛮族,全部会合于军中,于是驻扎在思明州。这是根据郭逵的新旧《宋史》本传及墓志铭记载,本传说十月驻扎邕州,而墓志铭记载驻扎邕州未提及月份。查赵□墓志铭说,在思明州停留七十天才出发,其从思明州出发即十二月十一日举兵出界。如果确实如郭逵新旧本传所说十月驻扎邕州,那么赵□墓志铭所说的停留思明州七十天必定有误。或者十月初到邕州就立即出发,又恐怕军队行军没有这样的道理。然而郭逵六月十六日从潭州出发,潭州距离桂州十四程,他到达桂州应当在七月上旬;桂州距离邕州也是十四程,如果确实在十月到达邕州,那么在桂州停留的时间就太久了。又九月二十三日诏书说不久出界,如果还没到邕州,不应就有出界的说法。或许“十月”二字有误,应当在八月末或九月初从桂州出发,其到达邕州也应当在九月末或九月中旬,其到达思明州必定是十月初。不然的话,“七十天”二字必定有误。现在在十月这一条下,只说先前郭逵驻扎邕州等等,于是驻扎思明州,还需要详细考证。

这个月,判大名府文彦博上言:

臣查核,自去年秋天在卫州界王供埽次下开挖旧沙河引导黄河水流,想要疏通江、淮船只,直达河北极边。自从今年春天开口放水,后来水位涨落不定,所通行的船只,多是轻载,官船木料,数量极少。沿河官吏乃至众人,没有不知道这有害无利,白白耗费工料极多。臣查核所开的运河在臣管辖区域内,加上御河穿过北京城中,起初还未能详细知晓,列出明细。现在亲眼目睹利害,关系重大。如果随声附和保持沉默,年岁之间必定破坏御河长久以来的行运,导致公私遭受弊端,那就是臣坐视不言之罪。臣考察御河上游,只是百门泉水,其水势壮猛,相继流至卫州以下,可承载三四百斛的船只,四季行运,未曾阻滞,公私得利。其河道大小如同蔡河之类,其堤防不至于高厚,也没有水患。现在取黄河水入御河,水大则容纳不下,必定决溢;水小则缓慢浅涩,必定淤塞河道。凡是上下千余里,必定难以年年开淘,这是必然的道理。根据本府通判及各县申报,检视到御河因渗入黄河水而淤塞的地方很多。

今年初冬,已见到淤塞河道、阻滞舟船的地方很多。如果说为了疏通江、淮的运输,就更显现出有害无利,从江、浙、淮、汴进入黄河,顺流而下,又汇入御河,计算每年所运江、淮之物,必定不能超过一百万斛。臣查核前年从汴河进入黄河,运粳米二十二万五千余石,到北京卸下,根据押茶纲供奉范九嚱九月一日到达运河口,因为水浅涩无水停留数日,于是只在黄河顺流下到北京马陵渡搬运茶叶入城,水路快捷方便,早早办妥。只花费四千五百四十余贯钱,和雇车马搬运至城中,临御河仓库贮存。如果搬运一百万斛到北京,只计算陆路运费一万五六千贯。如果一定要在御河装船,搬运到沿边,无所不可,用力不多,所费极少。臣查核所开运河口并设置闸门,自去年秋天到今年四月终,已役使过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工,五月后到冬天闭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数。从今年正月后到九月终,已使用过物料一百二十余万,钱粮计七万七干余贯石,十月后到闭口所费物料不在此数。又特意设置河清兵士六百人,每年衣粮约用二万七八千贯、石、匹两。所设置的河清六百人,说是各埽各取七人,可充六百之数,各埽即未销添填,这是欺瞒之语。如果七人是各埽额外剩数,就应当省罢,减得每年衣粮费用,各埽既然是关人,相继便须添填。这六百人终究是新增请受,只是时下欺瞒。又说费用物料,全类汴口,每年所需梢草、椿橛、竹索,仅小计之,合用百余万数。假使黄河水入御河没有决溢浅淤之患,每年搬运得及一百万石,其费用与顺河而下到北京,只花费陆路钱一万五六千贯搬运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见。

臣又查核去年冬天,都水外监丞更筹划在北京黄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铺开设置水口,放水入御河,以通行运输,此策尤为荒谬。其所要设置水口处,乃是熙宁四年秋天黄河下御河之处,当时朝廷选派近臣,并判都水监官督役修堵,所费不赀,仅能闭塞。大名、冀州之人,受害尤甚,以至于迁移人使驿亭道路,至今创伤未平。现在又建言,想要在此处开口引导黄河水入御河,都水监派官通知转运司及大名两通判,一同前往第四埽查看,众人都知道不可,然而不敢直言其害,恐怕违背建谋之官,只作拖延之计,回报

水监云:俟修御河堤防完固,方议开置河口。况从来御河堤道,宛如蔡河之类,若欲吞纳河水,须至如汴岸增修,犹恐不能制畜,盖地势倾泻,为害不细。濒河州县之人为未见定议,至今忧恐。乞朝廷委清强官相视利害,并令议可否,庶使人户安居。

译水监说:等到修筑御河的堤防坚固之后,才商议开设河口。况且历来御河的堤道,就像蔡河那样,如果想要容纳河水,必须像汴河岸边那样增修堤防,还恐怕不能控制蓄积,因为地势倾斜泻水,造成的危害不小。沿河州县的百姓因为还没有看到确定的决议,至今忧虑恐惧。请求朝廷委派清廉强干的官员视察利弊,并让他们商议是否可行,以便让百姓安居乐业。

又言:

  臣以开引黄河透御河不便,已具札子开陈。窃以今水监之官,尤为不职,皆不熟计利害,容易建言,惟望侥幸恩赏,多从其请,便为主张。中外虽知其非,不敢异议,以避沮害之责。事若不效,建言之人都无谴罚,如前时两议清汴,已有劳费,并无成功,朝廷置而不问。范子奇乞冬月不闭汴口,是年蹙凌,上下救护,昼夜打凌,不胜寒苦,终致府界蹙破汴岸。自来汴岸止是夏秋水大,容有决溢之理,即未尝有冬深决溢之患。后来朝旨却令冬前闭口,显是因不闭汴口,致蹙凌坏堤。当时止罪县界堤防之官,而子奇全不责问,仍不害其进用,士论不平,无如之何。臣谓今之水官,更当澄清选择,况朝廷物力未丰,不当更容狂妄之人横费生民膏血也。彦博两奏,皆系九年,但不得其实月日。因奏称今年初冬,并附十月末。十二月一日命熊本相度卫州运河利害,又略具博云云,或存一去一。

  先是,御史蔡承禧言:

  访闻邓润甫上章,乞参用旧人,又乞除二府,又乞用恬默持重之人。外议喧传,以为实有此论。臣与润甫同为陛下耳目之臣,固不当论其非是,然事系国体,臣居言责,不敢私顾形迹,不以悉陈。臣窃以自古人君,必因所遇之时,以用所得之士。当天下无为之际,则所用者多□闲博厚之人,而其弊尝至于偷堕而事日因循;方天下有事之时,所用者多精明强敏之士,而其弊尝至于峭刻而仁恩簄削。以赵、魏之老而治滕、薛,则苟简之患不胜;以滕、薛大夫而治赵、魏,则烦滋之害立见。汉武内崇经术,外攘夷狄,而不可用晋室浮虚之臣,晋武□容臣下,放弛纲纪,而不能用汉庭材智之士。故有国者相时而择士,明君必量职以授人。

  伏睹陛下即政以来,嫉时已久,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作兴人材,绳督吏职,无论于旧,不间于新,取材则小臣皆得以面陈,去害则大臣不可以幸贷。有善不嫌于亟进,有恶不□于速降。故理财治农之方,求之近古而未有;养士训兵之法,蠹于百年而一新。然其兴事之初,尚多徇俗之士,自不孚于正道,顾胥动以浮言,或初是而卒非,或本同而末异。以持循为适治,以拱默为安常。陈事则是于古而忘于今,语治则丧其精而守其稗。以匪懈夙夜为希旨,以不顾毁誉为躁求。髃谤万端而无穷,圣虑一志而不惑。争之积日而纔定,勤以累年而粗成。今若以傲上从康为可贤,以违道干誉为当进,非惟交戾于政体,恐遂渐变于时风。「求旧」之言,虽云有据,书曰「人惟求旧」又曰「图任旧人」,乃盘庚一时之诫言,非先王政治之本意。今润甫不根于实,不考其由,不论其人之是非,不言其器之适否,概以新旧为说,必分先后以庸。是则尧之共、鲧久任而不复,元凯之进登,汉之绛、灌常用而固宜,终、贾之削逐。【八】唐太宗必专用敬宗、义府,而王珪、马周宜毕世屏除。唐明皇必祗尊姜皎、王琚,而宋璟、姚崇可终身□废。建言若此,其意谓何?

  臣又闻惟人君然后专驭臣之权,为冢宰然后总诏王之义,非所宜言者寘法,越俎代庖者有诛。御史,肃臣工而执法者也,天子曰辟而勿辟,天子曰宥而弗宥。谏官,正人主而补阙者也,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必自天子出【九】,变习俗故也;征伐必自天子出,命大臣故也。今润甫职在谏司,乞除政府,殆不知其所职,亦何足以备官二府。固圣虑之所关,大臣非近列之宜荐。以臣度其所谓,可以见其厥心。第祗拜其一员,亦足收为私惠,考其志向,足见倾邪。臣又闻周礼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而不曰以能制禄者,能而不为用,则先王所不得而赋禄。方文王之能官人,诗人作棫朴以美之曰:「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盖古之圣王以髦士奉璋,左右趣之,为美也。成王能持盈守成,诗人为假乐以嘉之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盖古之贤士,又以媚

译又说:

臣认为开引黄河水注入御河不便,已经上呈札子详细陈述。私下认为如今水监的官员,尤其是不称职,都不仔细考虑利弊,轻易提出建议,只希望侥幸得到恩赏,大多顺从他们的请求,便以此作为主张。朝廷内外虽然知道他们不对,但不敢提出异议,以避免承担阻挠危害的指责。事情如果无效,提出建议的人都没有受到谴责惩罚,如先前两次商议清理汴河,已经耗费劳力财力,却毫无成效,朝廷搁置而不追究。范子奇请求冬季不关闭汴口,那年冰凌拥挤,上下抢救,昼夜击碎冰凌,不胜寒冷困苦,最终导致京城周边冰凌冲破了汴河堤岸。历来汴河堤岸只是夏秋水位大,容有决堤溢水的道理,却未曾有冬季深处决堤溢水的祸患。后来朝廷旨意却命令冬前关闭汴口,显然是因为不关闭汴口,导致冰凌拥挤毁坏堤坝。当时只追究县界堤防官员的罪责,而对范子奇完全不责问,仍然不阻碍他的升迁任用,士人议论不平,却无可奈何。臣认为如今的水官,更应当澄清选拔,况且朝廷物力不丰裕,不应当再容许狂妄之人胡乱耗费百姓的血汗。彦博两次上奏,都发生在元祐九年,但不知道具体的月份日期。因为奏称今年初冬,并附在十月末。十二月一日命令熊本考察卫州运河的利弊,又略具博云云,或保留一个去掉一个。

先前,御史蔡承禧说:

访闻邓润甫上奏章,请求参用旧人,又请求任命二府官员,又请求任用恬静沉默持重的人。外面议论喧传,认为确实有此言论。臣与邓润甫同为陛下的耳目之臣,固然不应当议论他的对错,但事情关系国家体制,臣居于言官职责,不敢私下顾及情面,不全部陈述。臣私下认为自古人君,必定根据所遇到的时势,来任用所得到的士人。当天下无为的时候,所任用的多是闲散博厚的人,而其弊端常常导致懈怠堕落而事务日渐因循;当天下有事的时候,所任用的多是精明强敏的士人,而其弊端常常导致严酷刻薄而仁爱恩惠疏漏削减。用赵、魏的老臣来治理滕、薛,那么苟且简略的祸患不胜枚举;用滕、薛的大夫来治理赵、魏,那么烦琐滋生的祸害立刻显现。汉武帝对内尊崇经术,对外抵御夷狄,而不能任用晋室浮华虚妄的臣子,晋武帝宽容臣下,放弛纲纪,而不能任用汉廷材智之士。所以有国家的人根据时势选择士人,明君必定衡量职位来授予人。

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痛恨时弊已久,思虑消除历代的弊端,致力于振兴非凡的功业。兴起人才,督促吏职,不论新旧,不区分新旧,选取人才则小臣都能当面陈述,去除祸害则大臣不可以侥幸宽贷。有善行不嫌于迅速进用,有恶行不迟疑于迅速降职。所以理财治农的方法,寻求近古而未曾有;养士训兵的法度,蛀蚀百年而一新。然而其兴事之初,尚多顺从世俗的士人,自不信服于正道,反而互相以浮言煽动,或起初正确而最终错误,或本意相同而末流相异。以持循守旧为适宜治理,以拱手沉默为安于常道。陈述事情则合乎古而遗忘今,谈论治理则丧失精要而坚守糟粕。以不懈夙夜为迎合旨意,以不顾毁誉为躁进求名。群谤万端而无穷,圣虑专一而不惑。争论积日而才定,勤勉累年而粗成。现在如果以傲上从康为可贤,以违道求誉为当进,不仅与政体相悖,恐怕逐渐改变时风。“求旧”的话,虽然说有依据,书曰“人惟求旧”又说“图任旧人”,乃是盘庚一时的告诫之言,并非先王政治的本意。现在邓润甫不根据实际,不考察缘由,不论人之是非,不言器之适否,一概以新旧为说,必定区分先后以庸常。这是尧的共工、鲧久任而不复,元凯的进登,汉的绛、灌常用而固宜,终、贾的削逐。唐太宗必专用敬宗、义府,而王珏、马周宜毕世屏除。唐明皇必只尊姜皎、王琚,而宋璟、姚祟可终身废弃。建言若此,其意谓何?

臣又听说只有人君然后专驭臣之权,为冢宰然後总诏王之义,非所宜言者置法,越俎代庖者有诛。御史是肃臣工而执法者,天子说辟而勿辟,天子说宥而弗宥。谏官是正人主而补阙者,所以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又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必自天子出,变习俗故也;征伐必自天子出,命令大臣故也。现在邓润甫职在谏司,乞除政府,大概不知道其所职,亦何足以备官二府。固然圣虑之所关,大臣非近列之宜荐。由臣推测其所谓,可以见其厥心。只拜其一员,亦足收为私惠,考察其志向,足见倾邪。臣又听说周礼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而不说以能制禄者,能而不为用,则先王者不得而赋禄。方文王之能官人,诗人为棫朴以美之曰:“济济辟王,左右趣之。”盖古之圣王以髦士奉璋,左右趋之,为美也。成王能持盈守成诗人为假乐以嘉之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盖古之贤士,又以媚

于天子,不懈于位之为懿也。臣观文王之盛时,而成王之治际,皆以「左右趣之」之为美,咸以「媚于天子」之为嘉。今使相与言于朝曰「我恬而不进为嘉」,相与诫于觽【一○】曰「我默而不语为美」,则孰与治天下之事?孰与成天下之功?

译对于天子而言,以在位勤勉不懈怠为美德。我观察周文王兴盛的时代,以及周成王治理的时期,都将以“左右辅佐天子”为美好,都将以“取悦于天子”为嘉善。如今如果让臣子在朝廷上互相说:“我安闲而不进取是嘉善的”,在众人面前互相告诫:“我沉默而不说话是美好的”,那么谁还能治理天下的事务?谁还能成就天下的功业?

又闻古之善治天下者,必曰兴能,次曰举逸民,修废官。逸民者,朝廷之偶遗,而非自以异世离俗也,不闻曰兴恬。古之盛世,询事考言,又曰知言以知人,而不曰考其缄默。议论若此,簄鄙可知。盖贤者必知命而不疑,能者必知时而自竭。知命则或显或隐,而非系于一曲;知时则有用有舍,而岂蔽于一隅。王陵具体之戆,不若陈平之一奇;周勃没齿厚重,不若张良之一策。是则有才能者未必恬默持重,恬默持重者未必实有才能。若信其言,实害于政。且今救敝理剧拯棼,尤须勤事之人,岂容玩世之士?彼恬矣默矣,何补于天下之事【一一】,而又逐逐以爵禄予之乎?臣观润甫秉笔,粗娴辞章,持论本无体理。庸回当路,而初无一言;默逐已行,而惧有后忧,谬为塞责之言,深怀济恶之计。访闻其言,曰吕惠卿之贬,已去不仁;又曰练亨甫之黜,尚为未善。此乃阳为诋斥而阴幸报复,内荏奸谄而外示刚方,所谓假直以售邪,托真而贾伪。加以罢软畏懦,束之高阁而有余;观望憸壬,投诸四裔而为晚。其润甫见任典诰、司谏二职,若以公议,不合冒居。臣辄轻言,望赐宸断。

  及润甫迁中丞,承禧三奏,乞免台职。诏不许。惠卿贬在八年十月二日,亨甫黜在九年十月九日,润甫为中丞在九年十月五日。承禧此章,不得其月日,其称惠卿贬及亨甫黜,则时固可考,既不可附九年十月九日以前。按承禧有乞避润甫三状,皆称十月末。时政记载承禧乞免台任第一状,在十一月九日。

  注  释

  【一】祖之与孙「之」字原脱,据阁本补。

  【二】己丑原作「己巳」,据阁本改。

  【三】径赴浙西新任「径」原作「经」,据阁本、活字本改。

  【四】降出惠卿元缴安石之书「之」,阁本作「私」。

  【五】果无此语「无」原作「然」,据阁本改。

  【六】天下事变有不得尽闻「得」字原脱,据阁本补。

  【七】舒光禄「禄」原作「录」,据阁本及下文改。

  【八】终贾之削逐本句语意不完,疑有脱文。

  【九】礼乐必自天子出「自」字原脱,据阁本补。

  【一○】相与诫于觽「觽」原作「家」,据阁本改。

  【一一】何补于天下之事「事」原作「士」,据阁本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百七十九

卷二百七十九

  起讫时间 起神宗熙宁九年十一月尽是年十二月

  卷  名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九

  帝  号 宋神宗

  年  号 熙宁九年(丙申,1076)

  全  文

  十一月癸丑朔,御史彭汝砺言:「夫潜神于一堂,而欲以周知四海之远;制法于一日,而欲施及万世之久。夫岂一耳目手足之力哉,惟在尽人谋而己。惟陛下益广言路,以通下情,下情通,则忠谋日至,而利害之迹、邪正之实,不得隐于天听矣。盖事系于天下,则当与天下共之;用系于觽人,则当与觽人共之。此非可以私也。臣观朝廷近岁用言之道,同之,则觽誉之以为奇材【一】,为知治体而果用之;异之,则觽愚之以为同俗,为不知变而果废之。夫是非在理,不在同异,使同之而有所附焉,则虽同乃所以为欺也;异之而有所取焉,则虽异乃所以为忠也。夫上所好恶,民之表也,上惟同之为好,则民亦以同为贵;上惟异之为恶,则人亦以异为贱。人不能无贤不肖,事不能无利害,而人人雷同以可不可为一,则将沮君子而为小人,将饰罪而为功,虚方欺而为实,利方诈而为义。末流之敝,臣恐不可胜治矣。惟陛下深为天下屈意听纳,以答天变,以同民忧。」朱本谓汝砺疏无施行,合删去。今刊新本仍具载之。

  枢密院言,熙河驻泊兵岁满,当以在京虎翼等指挥代之。上批:「卫兵已少,若于京师取足,必恐日益朘减,可在京步兵止差十二指挥:神勇、宣武、广勇各一指挥,虎翼九指挥。」

  诏给司农寺、市易水利淤田司所计置澶定州、大名府封桩粮十五万石,付河北西路转运司。

译又听说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定说举用贤能,其次说举用隐逸之士,修明废弃的官职。所谓隐逸之士,是朝廷偶然遗漏的人才,并非自己认为与世俗不同而脱离社会,没听说要举用那些恬淡沉默的人。古代的盛世,考察政事、考核言论,又说通过言论来了解人,而不说考察那些缄默不语的人。议论像这样,粗疏鄙陋就可以知道了。大概贤能的人必定知晓天命而不疑惑,有才能的人必定知晓时势而自我竭尽。知晓天命那么或显达或隐退,而不拘泥于一种情况;知晓时势那么有用处有舍弃,又岂能局限于一个方面。王陵具有刚直的性格,不如陈平的一个奇谋;周勃终身厚重,不如张良的一个策略。这样看来,有才能的人未必恬淡沉默、持重,恬淡沉默、持重的人未必真有才能。如果相信这种言论,实际上对政事有害。况且现在挽救弊政、治理繁重事务、解救纷乱,尤其需要勤于政事的人,怎能容许玩世不恭的人?他们恬淡了、沉默了,对天下的事务有什么补益,却又竞相把爵位俸禄给予他们呢?臣观察吕润甫掌管文笔,粗略地熟悉辞章,所持的论调本来没有道理。庸碌奸邪的人当权,他起初没有一句话;沉默退让已经实行,却害怕有后患,错误地作为推卸责任的言辞,深深地怀着助长恶行的计谋。访查听到他的言论,说吕惠卿被贬,已经去除了不仁之人;又说练亨甫被罢黜,还做得不够好。这是表面诋斥而暗中庆幸报复,内心怯懦奸诈而外表显示刚正,所谓假借正直来推销邪恶,依托真诚来贩卖虚伪。加上他软弱畏缩,把他束之高阁都嫌多余;观望奸邪之人,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都嫌太晚。他吕润甫现在担任起草诰命、司谏两个职务,如果按照公议,不应当冒然居位。臣冒昧进言,希望赐予圣断。

等到吕润甫升任中丞,彭汝砺三次上奏,请求免除台职。诏书不允许。吕惠卿被贬在熙宁八年十月二日,练亨甫被罢黜在九年十月九日,吕润甫担任中丞在九年十月五日。彭汝砺这篇奏章,没有注明月日,他所说的吕惠卿被贬以及练亨甫被罢黜,当时本来可以考证,既然不能附在九年十月九日之前。查考彭汝砺有请求回避吕润甫的三份奏状,都称十月末。时政记载彭汝砺请求免除台任的第一份奏状,在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