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同
理，同矣；天载玄微，古圣引而未发，兹独阐而不遗，未同也。道德性命之旨，同矣；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状，儒书秘之而不言，二氏言之而不合，兹独明其指归，未同也。尊天事天之学，同矣；然指形体为天，认理气为天，与其谓天必有主者，未同也。主宰无声无臭、超人耳目思议之上，其说同矣。至大主降生，代赎救世，有言教、有身教、有恩教，恩教後，世风盛於古，与今人不如古人之说，未同也。且论一主，能同于三代以前，不能同三代以後；能同於古经之正文，不能同后人注脚；能同于崇正之大儒，不能同溺邪之异说。《大雅》之文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精灵未尝散也。后人言人死归于太虚，与西学灵性不灭之说，未同矣。灵性既不可灭，必有造物主之审判，以定其永所。君子上达，与天神为徒；小人下达，为魔鬼所苦。非如道家言仙，而不言非仙；释家言四生六道，又有作佛往生，未同矣。世法不问善恶，惟以富贵福泽为幸，贫贱忧戚为不幸。西学谓君子处逆，反为福兆；小人处顺，实为祸徵，未同矣。诵经礼忏，释氏谓可免罪消灾。不知大主威严，岂可诵一假经所能转回？西学束人以十诫，不令抵罪，有罪惟有亟悔亟解，永不再犯之一法，不然祸终不免，未同矣。其他不同，未易更仆。吾所谓同，乃举其大端，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者。而其中精理奥义，又不啻水火盐梅之相济，未可尽谓之同也。故不同者，正无害；其为同而同处，正不可少。此不同，即如场中取士，命题同矣，而作文者妍媸自分，工拙自别。何必其题之异乎？文士之语言、格调依仿古典，不如是即为杜撰，同矣。然而千变万化，各成自己之文，何必其书之不同文乎？西贤之学，自唐贞观九年，已入中国，而极盛于开元建中之世，当时尊为景教。其所谈宇宙名理，在佛氏《楞严》等经，业已窃其所同，以自侈其异。乃至真修克己，钦事天地大主之实学，惜无醇儒，肯弃其诗文声律之习，与相切劘，以致莫能返厥异而归之同。泯汶千年，于今复睹。噫！七千部之西来，非偶然也。编摩阐绎，是异是同，吾侪自受衷来，炯炯灵明，必不能昧。亦在乎精心以求，虚心以翕受之耳。
译理，是相同的；天道深奥微妙，古代圣人引导而未完全阐明，这里却独自阐发而无遗漏，这是不同的。道德性命的宗旨，是相同的；生死的原因，鬼神的状况，儒家书籍秘而不宣，佛道二家谈论却不一致，这里却独自明确其宗旨归宿，这是不同的。尊崇上天、侍奉上天的学问，是相同的；然而将形体指认为天，将理气认作天，与其说天必定有主宰者，这是不同的。主宰无声无息、超越人的耳目思议之上，这种说法是相同的。至于大主降生，代赎救世，有言教、有身教、有恩教，恩教之后，世风胜过古代，这与今人不如古人的说法，是不同的。况且论述唯一的主宰，能与三代以前相同，不能与三代以后相同；能与古经的正文相同，不能与后人的注脚相同；能与崇尚正统的大儒相同，不能与沉溺邪说的异端相同。《大雅》中关于文王的描述，“光辉昭著于天，在上帝左右”，精灵未曾消散。后人说人死归于太虚，这与西方学问灵性不灭的说法，是不同的。灵性既然不可消灭，必定有造物主的审判，以决定其永恒的归宿。君子向上通达，与天神为伍；小人向下沉沦，受魔鬼所苦。不像道家只说成仙，不说不成仙；佛家只说四生六道，又有作佛往生的说法，这是不同的。世俗之法不问善恶，只以富贵福泽为幸运，贫贱忧戚为不幸。西方学问说君子处于逆境，反而是福气的征兆；小人处于顺境，实为祸患的征象，这是不同的。诵经礼忏，佛家说可以免罪消灾。不知道大主的威严，岂能靠诵读一部假经就能挽回？西方学问用十诫约束人，不让人抵罪，有罪只有尽快悔改解脱、永远不再犯这一种方法，否则祸患终究难免，这是不同的。其他不同的地方，难以一一列举。我所说的相同，是举其大端，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者。而其中精妙的道理深奥的意义，又不止如水火盐梅相互调和，不能全部说成相同。所以不同的地方，正无害处；那些相同的地方，正不可少。这不同，就像考场取士，命题相同，而作文者美丑自然分明，工拙自然区别。何必题目不同呢？文士的语言、格调依仿古典，不这样就是杜撰，这是相同的。然而千变万化，各自形成自己的文章，何必书籍不同文字呢？西方贤者的学问，自唐贞观九年，已进入中国，而在开元建中时期达到极盛，当时尊称为景教。其所谈论的宇宙名理，在佛家《楞严》等经中，已经窃取其相同之处，以自夸其不同。乃至真正修行克己，恭敬侍奉天地大主的实学，可惜没有纯正的儒者，肯抛弃诗文声律的习气，与之切磋琢磨，以致不能消除其差异而归于相同。模糊不清千年，如今再次目睹。唉！七千部西方经典传来，不是偶然的。编纂阐释，是异是同，我们内心自有灵明，必定不会蒙昧。也在于精心以求，虚心接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