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节 西儒历法之精，古今历有证据
长
“世方以其器之精巧而爱之，吾政以其器之精巧而惧之也。输之攻，墨之守，岂拙人之所能哉？非我俗类，其心必殊，不谋为不轨于彼国，我亦不可弛其防范，况曾为不轨于彼国乎？兹满汉一家，蒙古戚国，出入关隘，犹凭符信以行，而西洋人之往来，反得自如，而无讥察，吾不敢以为政体之是也。”
译“世人正因其器具的精巧而喜爱它，我却正因其器具的精巧而畏惧它。公输般善于攻，墨子善于守，难道这是平庸之人所能做到的吗？他们不是我们世俗同类，其心思必定不同，即便他们不图谋在那个国家做不法之事，我们也不可放松防范，何况他们曾在那个国家做过不法之事呢？如今满汉一家，蒙古是姻亲之国，出入关隘，尚且凭借符信才能通行，而西洋人的往来，反而能自由自在，没有稽查，我不敢认为这是政体的正确做法。”
辩曰：西儒之学，本乎穷理，存乎尽性，无往非爱人如己。故其见爱于人，在形上之道，而不在形下之器。即使有器之精巧，亦由彼国良工所造，当重其格物之理。所谓“维楚有材，维晋用之”。可以验天时焉，可以测日景焉，可以定心昼夜时刻焉，可以远观山川形胜焉，可以微探物象精粗焉，可以救水火灾患焉，可以资学业利用焉，此亦何惧之有？如曰“匪我族类，其心必殊”。除是猛兽异类，不知理义，当疑其心耳。若犹是人也，古之圣王，以天下为家，有万物一体之思，岂今满汉一家，所宜出此言乎？况光先身居中华，疑其不轨于彼国，有何见闻之足据？而任意谤言，则亦终是莫须有耳。迨观西儒远入中国也，宁无讥察，各省有堂按籍可查，何政体之非是哉？
第四十九节 正人正教所由合
“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者，必非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于内地，为国显官，国之情势，保无不外输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谋国君子，毋以其亲昵而玩视之也。”
辩曰：“正人必不奉邪教，而奉邪教者，必非正人”。此言诚是。但所谓邪教者，汉明帝遣蔡谙秦景等，迎佛氏入中国，为世祸害。鑑断云：“万代之罪人，汉明帝乌得逃其责”。则佛教之为邪也明矣。至若昭事上帝，文王之心；敬天事天，孔孟之学也。心文王之心，而学孔孟之学，南海北海，此心此理皆同。光先反指为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如彼奉佛为心，所为正人正教者何在？谋国君子，岂无明辨之者欤。
第五十节 西儒品行无可訾
“彼教之大规，行教之人，则不婚不宦。考汤若望之不婚，则比顽童矣。不宦则通政使，食二品服俸，加二级，掌钦天监印矣。行教而叛教，业已不守彼国之法，安能必其守大清之法哉？”
辩曰：西儒行教，品行之端，即可验其学术之正，而不婚不宦，皆其实也。汤若望矢守童贞，身入中华，精粹之修，时与天神同对越。其志洁，其行芳，固嚼然不滓者耳。不婚之外，有何可议乎？于不宦，本若望之素心。缘其历法精明，世祖章皇帝，宸衷特简，任以钦天监印务。顺治元年五月，若望辞官，奏疏略曰：“臣自大西洋，八万余里，航海来京，不婚不宦，专以昭事上帝，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亷守法为务”云云。本年十二月，若望复辞官，疏曰：“臣离家学道，誓绝世荣，传教东来”云云。至顺治十四年十月，若望又辞官，疏曰：“臣萍飘孤旅，自幼学道，及壮东游，宣传天主正教，祗缘旁通历学”云云。如是屡疏辞官，不蒙上允，乃受厥职。然旅臣仕不受禄，止受每年修历廪饩，荷上额外颁赐。又锡以通微教师嘉名，许其在堂昭事，屡蒙龙辇临幸，赐匾旌表，及御制碑文，皆所以重道崇学，虽宦犹不宦也。且光先既云其教必为彼国所禁，兹又云叛教不守彼国之法，然则天教不惟不禁，而且著之为法矣。前后语言矛盾，诬谤之情自见。
第五十一节 西儒历法之精，古今历有证据
“诗云：‘相彼雨雪，先集维霰’。依西洋新法五字，不可谓非先集之霰也。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识者独恶其眼。子盖恶其眼云。”
辩曰：古者治历明时，至钜典也。明用郭守敬历法，多推算不合。至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己酉，据推日食三分二十四秒。时阁臣徐光启，精于西洋历法，预推日食北京见二分有奇，各省远近不同，分数亦异。进呈日食图象，密合不爽，而守敬之法仍又不合，乃请准依西法修改。崇祯四年辛未，钦耴西儒汤若望进京，及龙华民、邓玉函，共译历说历表，成书七卷。洪惟我世祖章皇帝，鼎新一统。时甲申八月日食，乙酉正月日食，西儒进呈图像，与天行密合，纤毫不忒。若望进历，奉上传批，依西洋新法五字于历面，发礼部颁行。时若望尚未受职，承行者，监正戈承科也。此出自乾纲传谕，何谓是先集之霰哉？且诗言霰集，则将雪之候，以比老至，则将死之征。果如喻言，汤若望任钦天监历务，年已老
译辩驳说：西方传教士的学问，根本在于穷究事理，宗旨在于尽善人性，无处不体现爱人如己的精神。所以他们被人敬爱，在于形而上的道，而不在于形而下的器物。即使有精巧的器物，也是由他们国家的能工巧匠所制造，应当重视的是他们格物致知的道理。所谓“楚国出产人才，晋国加以任用”。这些器物可以用来验证天时，可以测量日影，可以确定昼夜时刻，可以远眺山川形势，可以细微地探查事物的精粗，可以救助水火灾患，可以辅助学业和实用，这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如果说“不是我们同族的人，心思一定不同”，除非是猛兽异类，不懂道理义理，才应当怀疑他们的心。如果还是人，古代的圣王，以天下为家，有万物一体的思想，难道如今满汉一家，就应当说出这样的话吗？况且光先身居中华，怀疑他们在那个国家行为不轨，有什么见闻足以作为依据？而随意诽谤，终究是莫须有的罪名。等到看到西方传教士远道进入中国，难道没有讥讽和察究吗？各省有教堂，名册可查，有什么政体是不对的吗？
第四十九节 正人正教所由合
“正人一定不信奉邪教，而信奉邪教的人，一定不是正人。用不正的人，推行不正的教，居住在内地，担任国家显赫的官职，国家的情势，保证不会向外泄露吗？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谋划国事的君子，不要因为他们的亲昵而轻视他们。”
辩驳说：“正人一定不信奉邪教，而信奉邪教的人，一定不是正人”。这话确实是对的。但是所谓邪教，汉明帝派遣蔡谙、秦景等人，迎接佛教进入中国，成为世间的祸害。鉴断说：“万代的罪人，汉明帝怎么能逃脱责任”。那么佛教是邪教就明白了。至于敬奉上帝，是文王的心；敬天事天，是孔孟的学问。怀着文王的心，学习孔孟的学问，南海北海，这颗心、这个理都是一样的。光反而指责他们是不正的人，推行不正的教，像他们那样信奉佛教的人，所谓的正人正教在哪里呢？谋划国事的君子，难道没有明辨的人吗？
第五十节 西儒品行无可訾
“那个教派的大规矩，传教的人，不结婚不做官。考察汤若望不结婚，那就如同顽童了。不做官却做了通政使，享受二品俸禄，加二级，掌管钦天监印信了。传教却背叛教义，已经不遵守他们国家的法律，怎么能一定保证他们遵守大清的法律呢？”
辩驳说：西方传教士传教，品行的端正，就可以验证他们学术的正统，而不结婚不做官，都是事实。汤若望誓守童贞，身入中华，精粹的修养，时常与天神相对越。他的志向高洁，他的行为芬芳，本来就像嚼然不滓一样。不结婚之外，有什么可议论的呢？至于不做官，本是汤若望的素心。因为他的历法精明，世祖章皇帝，宸衷特简，任命他掌管钦天监印务。顺治元年五月，汤若望辞官，奏疏略说：“臣从大西洋，八万余里，航海来京，不婚不宦，专以敬奉上帝，阐扬天主圣教为本，劝人忠君孝亲，贞亷守法为务”等等。本年十二月，汤若望再次辞官，奏疏说：“臣离家学道，誓绝世荣，传教东来”等等。到顺治十四年十月，汤若望又辞官，奏疏说：“臣萍飘孤旅，自幼学道，及壮东游，宣传天主正教，祗缘旁通历学”等等。像这样屡次上疏辞官，没有得到皇上允许，才接受职务。然而旅居的臣子做官不受俸禄，只接受每年修历的廪饩，承蒙皇上额外颁赐。又赐给通微教师的美名，允许他在教堂敬奉，屡次承蒙龙辇临幸，赐匾旌表，以及御制碑文，都是为了重道崇学，虽然做官却如同不做官一样。况且光先既然说他的教派一定被他们国家禁止，现在又说背叛教义不遵守他们国家的法律，那么天主教不仅不禁止，而且著之为法了。前后语言矛盾，诬谤之情自见。
第五十一节 西儒历法之精，古今历有证据
“《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聚集的是霰’。依据西洋新法五个字，不能说不是先聚集的霰。阳和布气，鹰化为鸠，识者独恶其眼。你大概是厌恶他的眼睛吧。”
辩驳说：古代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是最大的典制。明朝使用郭守敬的历法，多推算不合。到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己酉，据推算日食三分二十四秒。当时阁臣徐光启，精通西洋历法，预先推算日食北京见二分有奇，各省远近不同，分数也各异。进呈日食图象，密合不爽，而守敬之法仍又不合，于是请求准许依照西法修改。崇祯四年辛未，钦耴西儒汤若望进京，以及龙华民、邓玉函，共同翻译历说历表，成书七卷。洪惟我世祖章皇帝，鼎新一统。当时甲申八月日食，乙酉正月日食，西儒进呈图像，与天行密合，纤毫不忒。汤若望进历，奉上传批，在历面上依西洋新法五个字，发礼部颁行。当时汤若望尚未受职，承行者，是监正戈承科。这出自乾纲传谕，怎么能说是先聚集的霰呢？况且《诗经》说霰集，是将要下雪的征兆，用来比喻老至，是将要死的征兆。果真如比喻所说，汤若望任钦天监历务，年已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