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明末清初天、佛对话的精神

译常理而言，人们都想要保全自己，没有人想要伤害自己。我看天下的万物，本来就有互相伤害、互相毁灭的情况，比如水能灭火，火能烧木，大鱼吃小鱼，猛禽吞食弱禽。既然天主就是万物本身，怎么可以说天主自己伤害自己，而不加以保护呢？然而，天主是没有被伤害的道理的。按照这种说法，我的身体就是上帝，我祭祀上帝就是祭祀自己罢了，这更加没有这种礼仪的必要了。果真如此，那么天主就可以被看作是木石之类的死物，而人能够顺从地听从它们吗？

译如果说天主是万物内在的本质部分，那么天主就比万物微小了。凡是完整的东西，都大于其名称所指的部分。斗比升大，升只是斗的十分之一。外物包裹着内物。如果天主在万物之内作为其本质部分，那么万物就比天主大，而天主反而小了。万物的本源竟然比它所生成的万物还小，这合理吗？难道是这样吗？况且，请问天主在人身上的部分，是尊贵的主宰呢？还是低贱的役使呢？如果是低贱的役使而听从其他部分的命令，那显然是不行的。如果是尊贵的主宰而专门掌握身体的权柄，那么天下就不应该有一个人作恶，为什么作恶的人反而那么多呢？天主是善的根本，德行纯粹没有杂质，既然作为一身的主宰，却仍然被私欲遮蔽，放纵邪恶的行为，德行怎么衰败了呢？当初他创造天地时，没有一件事不合节度，为什么现在管理一个人的行为，却有不合节度的呢？又作为各种戒律的根本，却有不遵守戒律的人，是他不能做到吗？是不认识吗？是不思考吗？是不愿意吗？这些说法都不对。

如果说万物如同躯壳，天主使用它们就像工匠使用他的工具，那么天主尤其不是万物本身了。石匠不是他的凿子，渔夫不是他的网、不是他的船。天主不是万物，怎么能说同为一体呢？按照这种辩论，他们的说法认为万物的行动不依赖于万物本身，都是天主的事，就像工具的事都是使用工具者的功劳：不说耜耒耕田，而说农夫耕田；不说斧头劈柴，而说樵夫劈柴；不说锯子断板，而说木匠断板。那么火不燃烧，水不流动，鸟不鸣叫，兽不奔跑，人不骑马乘车，都仅仅是天主在做了。小人挖墙越墙、在野外拦路抢劫，不是他们的罪过，也是天主使他们犯罪吗？为什么要憎恶这些人，惩罚杀戮这些人呢？行善的人也都不是他们的功劳，为什么要奖赏他们呢？扰乱天下的，没有比相信这种话更大的了。

况且，如果万物不以天主为本质部分，所以分散而不返回归于天主，只回归它们所结成的物类罢了。如果万物坏死而都回归本质部分，那么将返回归于天主，不叫坏死，反而叫更加生全，人又有谁不喜欢迅速死去以化归上帝呢？孝子为父母厚置棺椁，为什么不令父母迅速化为上尊呢？曾经证明天主的，是开始万物并创造它们的那位。他的本性浑全成就，万物无法测度，何况说与他相同呢？

分类万物，贵国的士人说道：有的得到形体，如金石就是这样；有的另外得到生气而生长，如草木就是这样；有的更得到知觉，如禽兽就是这样；有的更加精微而得到灵性，如人类就是这样。我们西洋的士人更加详细，看后面的图就可以明白。但它们依赖的类别最多，难以全部画尽，所以略去，而特别书写那九种根本类别。所有这些万品万物，各自有一定的类别，有属于灵性的，有属于愚钝的。如我在外国士人那里听说：中国有儒者说鸟兽草木金石都有灵性，与人类相等。这难道不令人大惊吗？

中国士人说：虽然我国有说鸟兽的本性同人，但鸟兽的本性偏颇而人得其正，虽然说鸟兽有灵性，然而它们的灵性微弱渺茫，人则得到灵性的广大，因此它们的类别不同。

西洋士人说：正偏小大不足以区别类别，只能区别同类中的等级罢了。正山、偏山、大山、小山，都同属于山的类别。智者获得灵性的大，愚人获得灵性的小，贤者得到灵性的正，不肖者得到灵性的偏，难道能说它们是异类吗？如果小大偏正能分类，那么类别就太多了。

如果观察万物的类别图，那么可以审知世上本来只有“有”和“无”两者可以区别万物的异类。试着说说：有形体的为一类，那么无形体的就是异类；有生命的为一类，那么没有生命的就是异类；能进行理性思考的只有人类的本分，所以天下万类没有能与人类相比的。

人类之中，理性有正偏小大，都列在能进行理性思考的类别中，只是差别在于精粗。如果说鸟兽的本性本来有灵性，那么它们的偏颇、微小，本来是与人类同类的，但不应该把相似当作真实，把从外来的当作内在的本质。譬如因为看见铜壶的漏水能测定时间，就认为铜水本来有灵性，可以吗？将军有智谋以保全军队而击败敌人，他的士卒顺从他的命令而或进、或退、或伏、或突，以成就功业，谁说士卒的本智不是从外部引导的呢？

明白类别的人，观察各类的行动；仔细考察它们的本性，而审察它们的志向所及。就知道鸟兽有鬼神暗中诱导，而引导它们执行上帝的命令，出于不得不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自主的意志。我们人类则能自立主张，而在做事的时候都使用它们本来具有的灵性意志。

中国士人说：虽然说天地万物共有一气，但万物的形象不同，因此各自分为不同的类别。如看见身体只是躯壳，躯壳内外无非是天地阴阳之气，气创造万物，万物因类别而异；如鱼在水中，它外面的水与肚子里的水相同，鳜鱼肚子里的水与鲤鱼肚子里的水相同，唯独它们的形象常常不同，那么鱼的类别也就不同了。所以观察天下的万种形象，就可以验证万种类别了。

西洋士人说：假如只凭形象来区分万物，这不是区分万物的类别，而是区分形象的类别罢了。形象本来不是万物本身，用“形象”区分万物，不用“本性”区分万物，那么狗的本性就像牛的本性，狗牛的本性就像人的本性吗？这是告子的

译后来又有告子说：用泥塑的虎和用泥塑的人，二者只因为外形不同而称它们为不同，这是恰当的；但活虎与活人，如果只说它们因为外形不同就不同，那绝对是不恰当的。以外形来区分事物，大体上是相同的，不能说它们是异类；就像用泥虎来类比泥人，它们的外形虽然不同，但作为泥这一类则是相同的。

译人们称赞他人时说：“你是你，我是我。”而今天下凡俗之人，连沟壑中的昆虫都对上帝说：“你是我，我是你。”这难道不是极其狂妄悖逆吗？

中国士人说道：佛教并不逊色于上帝。它重视人的身体，尊崇人的德行，有值得肯定之处。上帝的德行固然深厚，但我们人类也具备至高的德行；上帝固然拥有无穷的能力，但我们的心智也能应对万事。试看先圣调和元气、开发万物，建立教化、阐明伦理，让百姓依靠耕种和纺织来养育生活，利用舟车财货来便利民生，他们开创基业、治理世事，留下万世不变的宏大谋略，使天下永远依赖而安定，未曾听说蔑视先圣而由上帝独自创造树立，才能达到至善的治理。由此看来，人的德行和能力，即使是上帝也没有超越的。怎么能说只有天主才能创造天地呢？世人不能通达自己心性的奥妙，却说心局限于身体的界限之内；佛教看到了心性的广大，不肯自我贬低，于是说：“这身体，与天地万物都蕴藏在心中。”这心没有遥远而不能到达的，没有高处而不能升达的，没有广阔而不能包容的，没有细微而不能进入的，没有坚硬而不能度量的，所以具备认知能力的人应当知道：在方寸之间俨然居住着天主。如果不是天主，难道能这样吗？

西方士人说道：佛教不了解自己，怎么能了解天主？他们凭借渺小的身躯承受天主的明理，偶尔积蓄一点才学、修饰一点行为，就骄傲自大、傲慢轻蔑，肆意将自己比附于天主的尊贵，这难道是重视我们的身体、尊崇我们的德行吗？这恰恰是贬低人、丧失德行罢了。傲慢是各种德行的敌人，一旦在心中养成傲慢，百种德行都会败坏。

西方的圣人说：“心中没有谦逊而积累德行，就像对着风堆积沙子。”圣人崇尚谦让。天主如果不谦让，对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他看待圣人，恭敬谨慎，畏惧上天的威严，身后天下，不独占其智慧，这几乎有天渊之别、水火之异。圣人不敢自居为圣，却让普通人比拟天主吗？德行建立在修身之上，成就于事奉上帝。周朝的德行必定以事奉上帝为要务，现在把应当敬畏事奉的对象说成“我与它相同”，悖逆得多么严重啊？

至于裁成万物，大概是凭借天主已经形成的物质，顺应材质来成就它，而不是先从无物中创造出来。就像制作器具一样，陶工用金属，木匠用木材，然而金属和木材的本体事先就具备了。没有本体而让它有本体，谁能做到呢？人成为人，是遵循其本性来教化他，而不是人本来没有本性而能让他拥有本性。（利玛窦：《天主实义》，《汇编》第一卷，第二册，第一页）

至于天主创造万物，则是从无中生有，一道命令发出，万物随即出现。所以说：这是无穷的能力，与人大大不同。

而且天主创造万物，就像朱红印章印在纸帛上，纸帛上的印迹不能执持为印章本身，这只是印章的痕迹罢了。人物之理都是天主的痕迹。如果想要充当原印，再用它去印万物，不也是错误的吗？

智者的心包含天地、具备万物，并不是真正的天地万物的本体。只是仰观俯察，鉴识其形态而通达其道理，探求其根本而实现其功用罢了，所以眼睛没有看到的，心就不能拥有它的形象。就像静止的水、明亮的镜子映照万物，如果说明镜、止水都拥有天地，就能创造万物，这怎么可能呢？

一定要看行为才能相信，天主是万物的本源，能生养万物。如果人与它相同，应当也能生养万物，然而谁能在这里生出一山一川呢？（利玛窦：《天主实义》，《汇编》第一卷，第二册，第一页）

中国士人说道：说的是‘同体之同’。说：君子以天下万物为一体；如果因为形体而区分你我，那就是小人了。君子将万物视为一体，不是出于刻意造作，而是因为我的心性仁体本来如此。不仅是君子，即使是小人的心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西方士人说道：前代的儒者借用万物一体的说法，来辅助愚民喜悦地顺从仁爱，所谓一体，仅仅说是同一本源罢了。如果相信是真正的一体，反而会毁灭仁义之道。为什么会这样呢？仁义相互施行必须有待于有两个对象；如果把众多事物真正视为一体，那就是把众多事物真正视为一个物体，而只是以虚幻的形象作为差异罢了，那虚幻的形象怎么能相爱相敬呢？所以说行仁爱的人是推己及人。仁爱的人以己及人，义的人尊敬老人、尊重长辈，都需要人与自己的区别，除去人与自己的区别，就完全除去了仁义的道理了。假如说万物都是自己，那就只以爱自己、奉养自己为仁义。将小人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独自得到仁义吗？书中谈论人与自己，不只是谈论形体，而是兼谈形体和心性。况且仁德的深厚，在于远而不在于近。亲近爱本体，即使没有知觉的东西也能做到。所以水总是滋润向下，趋向潮湿的地方，合同类，以养存本体；火总是上升，趋向干燥的地方，合同类，以养全本性。亲近爱所亲，鸟兽也能做到，所以有跪乳、反哺的现象；亲近爱自己的家庭，小人也能做到，所以常有辛苦劳作、冒险犯难做盗贼来养活家属的人；亲近爱自己的国家，庸人也能做到，所以常有士兵拼死抵抗强寇奸宄的人。只有至仁的君子能施行‘远爱’，覆盖天下万国而没有不遍及的。君子难道不知道我是一体、彼是一体；这是我家我国，彼是异家异国吗？然而认为都是天主上帝生养的民众、万物，就应当兼切爱恤他们，哪里像小人只爱自己的骨肉呢？

中国士人说道：说以物为一体是仁义的贼，为什么《中庸》列出“体群臣”

译在九经之中吗？

西方学者说：如果说是用比喻的方式来阐述万物，那就没有什么妨害。如果认为是实指，那就违背常理不浅了。《中庸》说君主应体恤群臣，君臣是同类的人，难道草木瓦石都可以体恤吗？我听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们却不算是仁德，现在如果让人与万物合为一体，那必然应该对它们都施以仁德了。墨翟主张兼爱世人，而先儒辩驳说这是不对的。现在却劝人对泥土也施以仁德，而当时的儒者顺从认为这是对的，真是奇怪啊！

译这确实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原由，但实际上它没有喜怒、没有造作、没有赏罚、没有声音气味，只是在这天然的性德之中，本来具足理、气、体、用。

所以说：“《易经》有太极，由此生出两仪”等等。然而虽然说《易经》有太极，但太极就完全是《易经》，就像湿润的性质是水，水就完全是湿润。虽然说太极生出两仪，但两仪就完全是太极；虽然说两仪生出四象，四象也就完全是两仪；虽然说四象生出八卦，八卦也就完全是四象。乃至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互相变化为四千九十六卦，在那四千九十六卦之中，随便举出一卦，随便举出一爻，也没有不是完全是八卦、完全是四象、完全是两仪、完全是太极、完全是《易经》道理的。

夷人又说：比如《易经》称“范围”，《中庸》称“参配”，还不是最恰当的话。只有孔子所说的“了解我的是天”，以及“得罪于天”中的“天”，就是那位天主的明证。唉！他们认定本性之外有天，所以讥讽“范围”、“参配”，他们的浅陋本来就不必辩驳。如果“了解我的是天”中的“天”，果真属于夷人妄设的天主，那就不胜其攀附羡慕，他们的怨恨特别严重，难道还能做到不怨恨不责怪吗？如果真是这样，只应该说“只奉行天”，不应该说“不怨恨天”，又不应该把天和人在同等地位上议论了。

征辩说：他们太不懂儒家的道理了！我们儒家所说的天有三种：

第一种，是仰望而呈现苍苍颜色的天。所谓明亮众多，以及无穷无尽的就是这种。

第二种，是统御世间、主善罚恶的天，就是《诗经》、《易经》、《中庸》中所称的上帝。他们只知道这一种罢了。这种天帝，只是治理世间而不是创造世间，譬如帝王只是治理百姓而不是生养百姓。于是错误地计算为是生人、生物的主宰，那就大错特错了。

第三种，本来具有灵明之性，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称之为天。

这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原由，称之为命，所以《中庸》说：“天命叫做性。”

不止这些，那些夷人不领悟万物一体，所以揣摩有一个天主来生养万物，于是认为天主的本性不同于人性，人性不同于禽兽的本性。说：“禽兽的本性本来冥顽不灵，然而饿了知道求食，渴了知道求饮，畏惧弓箭而远离高空，惊惧网罗而潜入深水。有的反哺跪乳，都是为了保全自身、繁衍子孙，防备祸害、趋近利益，与那些有灵智的生物没有不同，这必定是有尊主暗中教导才能这样。”

这种荒唐的说法，相信有眼睛的人都不会被欺骗。试着观察大地上的禽兽，多么众多，饿了吃渴了喝、防备祸害趋近利益，多么杂乱。如果一一都必须经过暗中教导，我担心那位尊主纵然有全能全智，也不免要各方照顾，终年勤勉，又为什么如此频繁而不怕麻烦呢？这是因为不能尽自己的本性来尽万物的本性，所以不知道人和物同灵原本是一体，错误到了这种地步。

况且禽兽的灵智不止反哺跪乳、保全自身繁衍子孙而已，比如筑巢的没有不知道风的，打洞的没有不知道雨的。知道风知道雨，不能说没有知觉，有知觉不能说没有灵智。如果说必定有尊主暗中教导，那么往往在大河深泽旁边遭遇暴雨洪流，尸体横陈遍野，实在令人怜悯！或者乘船经过江湖遭遇狂风翻船沉没，有的葬身鱼腹，有的暴露在沙石上，多么惨烈啊，尊主为什么不暗中教导他们预防呢？

天教说：本性的异同，由灵魂的异同决定；类别的异同，由本性的异同决定。

辟难说：凡是血气之属必定有知觉，凡是有知觉的必定同体。大概眼睛都看，耳朵都听，身体都感觉，鼻子都闻，舌头都尝，心都思考。顺境就快乐而逆境就悲伤，活着就安定而死亡就危险。那些不学习就知道的叫做良知，不学习就能做到的叫做良能，难道只有人才有吗？即使微小如蚊蚋蚤虱，没有不知道趋利避害，想要进食就行动、想要隐藏就藏起来的。

它们之所以不能推论道理，是黑业造成的，并不是知觉的本体与人不同。如果一定要用推理来区分类别，难道只有禽兽吗，人也有这样做的，而且很多，也可以说不是同类吗。既然不能推理，就不可以匆忙分类，所以是根据形体来分类，而不是根据本性来分类。况且人的行为还有比禽兽更恶劣的，又将以什么来分类呢？所以人和畜生类别不同并且本性也不同，这是错误的。孔子说：“本性相近，习染相远。”这话说得对。

天教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乃至以它们为体，那么这也是一个体，那也是一个体，不能强行等同，这是明显的。

辟难说：大概体有性体的体，有形体的体，形体就虚妄而不同，本性就真实而相同，不能不

译这是辨别（区别）啊。所以论述本性本体时，无论是智慧还是愚笨，灵巧还是愚钝，飞翔潜游的动物还是草木植物，小到尘埃毫芒，大到无法驾驭的事物，没有一点点不同。如果论述形体，那么万物品类各自呈现形态而自然不同。

译然而，如果不是万物一体的宗旨所采纳的，怎么能执着于现象来诘难本性，从而怀疑万物一体的本性呢？

现在你如果能明白现象没有自性，也没有独立的相状，那么现象与现象是一相，本性与本性是一性，疑惑就消除了。

所以我才知道他错认了本源，所以就说人与物的本性不同，人与天主的本性尤其迥然不同，认为天主是一种本性，人是一种本性，物是一种本性，这样一来，一贯的道理就碎裂得一无余存了。唉！用这种观点来论说本性并教化百姓，实在是三教圣人的罪首。（释如纯：《天学初辟》，《破邪集》第八卷，《汇编》第五卷，第五十八册，第页）

既然人人都能返观内省，穷究本源，契合没有始终的境界，那么草木鸟兽天地鬼神，当前空旷明朗，没有形迹，这就意味着草木等类完全没有始终，从而彰显大同的宗旨。况且草木自己不说自己是草木，鸟兽自己不说自己是鸟兽，天地自己不说自己是天地，鬼神自己不说自己是鬼神，这都是当人的识心分别，才看到有差异。如果没有识心的分别，那么处处都是道，万物都圆满真实。

所以《楞严经》中佛对阿难说：“你现在仔细观看，种种法相是什么样子？”正是这个意思。

又马祖说：“凡所见到的色相，都是见心。”也不过是这个意思。

又玄沙禅师有一天在砍柴时，面前出现一只老虎，旁边的僧人说：“和尚，是老虎。”

玄沙说：“是你的老虎。”

玄沙回到寺院，旁边的僧人问：“刚才见到老虎说是‘你的’，不知尊意如何？”

玄沙说：“娑婆世界，有四种极重的事，如果有人能透彻明白，不妨能出离阴界。”

可见没有识心的分别，那么万物就契合相同，即使猛虎当前也没有可畏惧的了。（释通容：《原道辟邪说》，《破邪集》卷八，《汇编》第五卷，第五十七册，第页）

二、补正儒家与附合儒家

中国士人说：（……）然而我频繁领受大教，称颂天主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他既然是世人的慈父，怎么忍心让我们长久处于昏暗之中，不认清本源的大父，盲目地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呢？为什么不亲自降临世间亲自引导群迷，使万国之子都能清楚地看到真正的父亲，没有第二个崇尚的对象，难道不快乐吗？

西方士人说：你这个问题我期待很久了。如果中华学道的人经常询问这个道理，一定已经明白了。现在我想阐述世界治乱的缘由，请你信奉它。

天主起初创造天地，化生人物，你想当初就是如此混乱痛苦的吗？完全不是这样。天主的才能最灵妙，他的心极仁爱，养育人群乃至天地万物，怎么忍心让他们处于不治不祥的状态呢？开辟之初，人没有疾病夭折，总是和暖，非常快乐，让鸟兽万物顺从听从他的命令，不敢侵害。只让人遵循侍奉上帝，如此而已。

那些混乱、那些灾难，都是因为人违背天理触犯天主的命令，人既然背离天主，万物也背离人，因此自招自致，万种祸患由此产生。世人的祖先已经败坏了人类的性根，那么作为他的子孙就沿袭了他的遗留的累赘，不能承受完整的本性，生来就带有瑕疵；又大多相率习染丑恶的行为，那么怀疑本性本来不善，与天主无关，也不足为奇了。人已经习染的可以说是第二性，所以难以分辨是由本性还是由习气造成的，虽然本性自身是善的，不能因为恶而消灭，所以凡是发奋迁善，转变念头就可以成功，天主也一定会保佑他。

但是百姓善性既然减少，又习染丑恶，所以容易沉溺于恶，难以建立善。天主以父慈怜悯他们，自古以来派遣圣神相继兴起，为他们确立准则，等到淳朴逐渐淡薄，圣贤教化离去，顺从欲望的人日益增多，遵循天理的人日益稀少。于是大发慈悲，亲自来到世间拯救，普遍觉悟各类众生。在一千六百多年前，庚申年，即汉朝哀帝元寿二年冬至后三天，选择贞女为母，没有交感，托胎降生，名号为耶稣——耶稣就是救世的意思。亲自立定训诫，在西方弘化三十三年后又升归天上。这是天主的真实事迹。（利玛窦：《天主实义》，《汇编》第一卷，第二册，第一页）

从前孟子说，天生育万物，使它们有一个本源。而夷子有两个本源，所以被孟子所排斥。现在出俗有三教的名称，那么本源就有三个了。不仅如此，佛有千佛，道家的天尊也数不胜数，那么本源就不可究诘了。反过来想，造物主生天生地生人物的本源，难道会如此多歧吗？

（……）西方各国的儒者只知道侍奉天，与我们的儒家道理相合，知道所本的是什么。

闲暇时，选取中国经书中与天学相符合的集为一卷，而以《天教合儒》命名，这确实是端正人心、拯救世道的良方。（张星曜：《天儒同异考》，《汇编》第三卷，第三十八册，第页）

乙酉年的夏天，偶然与我的朋友计子迥凡，谈论天教的精详。迥凡说：“我们中国有孔子，也就精详到了极点，还何必侍奉天教呢？”我回答说：“孔子不是不达到圣境，但是天生成的圣人，没有祸福人的权力，所以有疏略的地方，必须用天教来补充它。”（张星曜：《天儒同异考》，《汇编》第三卷，第三十八册，第页）

试着平心辨之

译我既然已经提出了“儒教合乎天道，天主教弥补儒教”的观点，如今仔细思考，觉得还不够完备。天主教确实有超越儒教的地方，这是天主亲自创立的宗教，怎么能和人为创立的宗教相提并论呢？现在就把天主教超越儒教的几条理由详细列在下面，即使孔孟以及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活在今天，也一定会首先赞同。不要因为我向来追随孔子，就认为我改弦易辙了，我是为了世道人心着想，不得不极力陈述罢了。

译问：既然天学与儒家学说契合，那么践行孔子的道就足够了，何必再增添西方宗教呢？

答：说这话的人，不仅不了解天主，也不了解孔子。

孔子著书立说垂范训诫，难道是想让人尊崇礼拜他自己吗？是想让人尊崇他的学说并努力践行罢了。现在试取孔子的书来读，他所告诫人们敬畏侍奉的是什么？小心谨慎顺应的是什么？尊崇信奉天主，正是践行孔子的言论，遵守孔子的训诫。

却轻率地说儒家的学说已经足够，不需要天学，这不仅是上天的罪人，实在是孔子的罪人。

问：正说是践行孔子的言论，遵守孔子的训诫，这就已经是天教了。不必再转向另一个境界吗？

答：尽人伦之事、治理天下的方略，大体相同。但关于生死、鬼神的缘由，确实有我们儒家没有明确说明的。其实孔子很少谈论天命，并非不谈。大概当时所说的性与天道，即使是聪慧如子贡，尚且不能听闻。

只有得到这天教，修身养性的方法，复归天命根本的事业，才更加完备。况且做学问的道理，必须清楚地明白万物的起源，以及日后的终极归宿，才能杜绝歧路而确立唯一的尊崇。这在儒家典籍中大多没有显明透彻，唯独天学详细阐述了。

况且现在的人读书，往往糊涂地混过去。一旦领受天教，才知道我《六经》、《四书》中，句句都有着落、句句都有依据，浅薄的儒生确实没有理解它。（朱宗元：《答客问》，《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一册，第一页）

现在标举大义数条，称为《拯世略说》，大致在那边详细的，这里就简略。（朱宗元：《拯世略说》，《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一册，第页）

现在儒家不谈死后之事，认为未曾亲身经历那个境界，未曾详尽知晓其状况，就不允许凭主观推测，轻率地发表言论以滋生迷惑，这正是非常郑重，等待那些得到传承并能言说的人，不像异端那样妄言，但这难道是说可以置之不谈吗！

然而既然有得到传承的人在这里，本来就不容许不说了。（朱宗元：《拯世略说》，《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二册，第页）

古代天主尚未降生，只祭祀无声无臭的上帝，就像天子端坐时一样。如今天主已经降生，就必须信奉有名有像的耶稣，就像天子巡视四方时一样。

所以在西汉以前，天主原本没有降生，天下的人，因为本性善良，遵守我孔子敬天爱人的学说，其道已经足够。西汉以后降生的主，阐发至高的义理，更立新典，必须完全遵从他的言论，才算完备，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新教。大概儒家知道主宰乾坤的天主，却不知道降世代救的天主；知道伟大浩荡的真宰，却不知道三位一体的妙性；知道燔柴升烟的牺牲享祭，却不知道面体酒血的大祭；知道悔过迁善的心功，却不知道领洗告解的定礼。（朱宗元：《拯世略说》，《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二册，第页）

这是天学所完备的，辅助我们儒家不足之处，作为日后上升的阶梯。（朱宗元：《拯世略说》，《汇编》第三卷，第三十二册，第页）

《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终时展示手脚，如今沙门剃头，多么违背圣人的话语，不合孝子的道啊。

问：福气没有超过继承宗嗣的，不孝没有超过没有后代的。沙门抛弃妻子，舍弃财产，有的终身不娶，多么违背福、孝的行为啊。自我苦行而奇特，自我拯救而没有分别了。

现在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没有跪拜起立的礼节，威仪没有从容的举止。多么违背容貌服饰的制度，违背士绅的装饰啊。（《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第页）

《孝经》说：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剪短头发纹身，顺从吴越的风俗，违背了身体发肤之义，然而孔子称赞他“可以说是至德了”，仲尼不因为他的短发而毁谤他。（……）许由栖息在巢木上，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孔子称赞他们贤德，说“求仁得仁”，没听说讥讽他们没有后代、没有财产。（……）三皇之时，吃肉穿皮，巢居穴处，崇尚质朴，哪里还需要章裘的冠帽曲裘的装饰呢。（《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第页）

不能把所习惯的看得重，所希求的看得轻，或者外表类似，内心却失去真情。（……）书不必是孔丘的话，药不必是扁鹊的方子，符合义理的就遵从，能治愈疾病的就良药，君子广泛吸取众善来辅助自身。（《弘明集》卷一，《牟子理惑论》，第页）

晋成康年间，车骑将军庾冰“怀疑沙门与皇帝平起平坐，所明的理是什么”；元兴年间，太尉桓玄指出：（《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第页）

沙门之所以生生不息资助国家存在，也是日用于理命，哪有接受他的恩德却遗弃他的礼节，沾受他的恩惠却废除对他的敬意呢？（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

释迦与周孔，发起的

译虽然身份不同，却暗中相互影响；出仕与隐居的境遇确实不同，最终的归宿却是一样的。

译在家信奉佛法，就是顺应教化的百姓，性情未脱离世俗，行迹与世间相同，所以有亲属间的爱恋，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出家则是世外的宾客，行迹与万物隔绝，这是他的教法。通达祸患牵累源于拥有身体，不保全身体以消除祸患；知道生命产生源于禀受造化，不顺应造化以探求宗旨。探求宗旨不依赖于顺应造化，就不看重通达运作的凭借；消除祸患不依赖于保全身体，就不珍视厚养生命的益处。这是道理与形体相违背，大道与世俗相相反的。像这样的人，从剪去头发开始立下誓愿，从改变服饰体现志向。所以凡是出家的人，都是避世来探求自己的志向，改变习俗来通达自己的大道。改变习俗，那么服饰章纹就不能与世间典籍的礼仪相同；避世，那么就应该使行迹高尚超脱。（《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第页）

我现在所喜好的，只有尧舜的大道，周公孔子的教化。（《广弘明集》卷六，第页）

五戒，第一是不杀生，第二是不偷盗，第三是不邪淫，第四是不妄语，第五是不饮酒。不杀生，就是仁；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酒，就是智；不妄语，就是信。（《辅教篇下孝论戒孝章第七》，《镡津文集》卷三）

我喜爱儒家，大概是因为它与我们佛道有所契合而这样做的罢了。儒家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与我们佛教所说的慈悲、布施、恭敬、无我慢、智慧、不妄语、绮语，名目虽然不同，但它们用来确立诚心、修行实践、教化世人，难道有什么差异吗？（《寂子解》，《镡津文集》卷八）

胡须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互相观看相聚又互相眷恋。（……）想是同源而生，血脉原本没有间隔，后代子孙感情逐渐疏离，各自分门别户产生仇怨，只请高明之人玩味这幅图，选取当年宗祖的面貌。（《灵峰宗论》第八册，《山房杂录诗歌题三教图》）

我领会了仲尼的心意从而窥见六经的奥妙，领会了伯阳的心意从而通达《道德经》两篇的深意，领会了佛的心意才开始明了自己的本心。虽然如此，佛如果没有我的心就不能说法，伯阳如果没有我的心《道德经》两篇又怎能写成，仲尼如果没有我的心就不能集大成。且说捏造一句话如何玩弄：自古群龙无首离去，门墙虽然不同根本却相同。（《紫柏别集》卷一，《题三教图》）

身心之初，有无身心者，清澈圆满而独自存在。伏羲氏得到它而画卦，仲尼氏得到它而作《易传》，老氏得到它而《道德经》两篇乃作，我们大觉老人得到它，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人天百万，圣大鉴氏、南岳氏、青原氏，都相继得到它。于是千变万化，（……）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交互造化。（《紫柏尊者全集》卷一二，《释毗舍浮佛偈》）

有人问：三教圣人，本来是一个道理，是真的吗？回答说：如果用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观点来看，不仅三教本来是一个道理，没有一件事物一个法不是从此心所建立的。如果用平等法界的观点来看，不仅三圣本来是一体，没有一个人一个物不是毗卢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显现的。所以说，不破坏现象而缘起，染污与清净永远不同；不舍弃因缘而即真，圣人与凡夫平等。只是所施设的教法，有圆融与行布、人法权实的不同罢了。圆融，是指一切诸法，只是一心，染净融通，没有障碍没有阻碍。行布，是指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深浅不同。所说的十界，是四圣、六凡。所说的五教，是小乘、始教、终教、顿教、圆教。所说的五乘，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则是最上一乘了。（……）统摄为一，所以叫圆融；分散为五，所以叫行布。（……）由此证明知道，孔子，是人乘的圣人，所以奉天来治理人；老子，是天乘的圣人，所以能圣能凡，在天就是天，在人就是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处不进入。（……）

三教的学问，都防止学者的心，从浅近到深入，由近到远。所以孔子想要人不做出虎狼禽兽的行为，就用仁义礼智来引导他们，暂且让他们舍弃恶行而从善，由物进入人，修习先王的教化，明确赏罚的权力，制定名分，来安定人伦的节度。他的法律严厉，他的教化恳切，贴近人情而容易实行。（？）我的意思是，中国如果没有孔氏，人不成为夷狄、禽兽的就很少了！（……）而学者（……）执着先王的迹相来挂名求功，坚固我执放纵贪欲而成为生命的牵累，以至于操持尊崇圣人、运用智慧的过错。如果抛弃圣人、舍弃智慧，那么百姓的利益就会百倍增加；打破量器折断秤杆，那么百姓就不会争斗了。（……）所以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所以他的教化，远离欲望清净，（……）淡泊无为。这是天的运行。让人学习这个，离开人而进入天。（《航大师梦游全集》卷四五，《观老庄影响论论教乘》）

三教的深浅，来不及辩论了，而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则是相同的。仁爱，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扩充恻隐之心，仁就不可胜用。儒家用它

译爱护百姓，用道来引导他们，使万物不受病灾侵害，用释教来度化他们，使众生皆得解脱。（……）自心，是儒、释、道三教的源头，三教都是从这颗自心建立施设的。如果没有自心，三教都不存在；如果蒙昧自心，三教也都蒙昧。如果知晓这颗自心并加以涵养，还担心三教不能总归于一炉、融汇贯通吗？心足以融汇陶铸三教，这就叫做能够尽自己的本性，也能尽人和万物的本性。

译儒、道、佛三教的圣人，只不过是不蒙蔽本心罢了。本心不蒙蔽，儒、道、佛三家都可以；如果蒙蔽了这颗心，儒就不是真正的儒，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佛就不是真正的佛了。

那明白本心，尽性，不假借外物，那么人道就完备了，与佛教相同，与道教契合，与孔子贯通。况且这三者，一是三，三是一，如同宝鼎的三只脚，大自在天的三只眼，不期然而自然，能够回复天下人的本心，没有遗漏的。

那前世推崇本国三教各自撰写其一，近代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妖怪，一个身体三个头，名叫“三凾教”。百姓应当惊骇躲避，高士应当痛击它，却反而倒拜它为老师，岂不是更加伤害败坏人心吗？

中士说：曾听过这话，然而儒者不参与，希望一起直接指出它的过失。

西士说：我且列举四五条实理，来证明它的诬妄，

第一：三教，或者各自真实完备，或者各自虚假残缺；或者一个真实完备，而另外两个虚假残缺。如果各自真实完备，那么专从其中一个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另外两个呢？如果各自虚假残缺，那么应当完全摒弃，为什么要把它们像大海一样蓄积在一起呢？假如一个人学习一个虚假的教派，他的错误已经很大了，何况兼学三个虚假的教派呢？如果只有一个真实完备，另外两个虚假残缺，那么只应当跟随那一个真实的，虚假的有什么用呢？

第二：舆论说：“善人用全部成就，恶人用一半。”一个美貌的妇人，只是缺少鼻子，人们都嫌她丑。我之前阐明佛、道两家的教义，都各自有毛病，如果想要把它们包含为一个，不免错误谬误了。

第三：正统的教门，让进入的人笃信，心无二念。如果信奉三凾的教，岂不是使心分向三条路，信心更加淡薄吗？

第四：三个教门由三家创立。孔子不取老子的道，所以创立儒门。佛教不足于道、儒的门，所以又在中国创立佛门。那三宗自己心意不相同，而在两千年之后揣测那三家的心意，强行把它们说成相同，不也是诬妄吗？

第五：三教，一个崇尚“无”，一个崇尚“空”，一个崇尚“诚”“有”。天下相离的事，没有比虚实有无更远的了。假如它们能合有与无、虚与实，那么我能合水与火、方与圆、东与西、天与地，而天下没有事不可以了。为什么不思考每个教派原本的戒律不同，如果一个戒杀生，一个命令用牲祭祀，那么三凾想要遵守这个就违背那个，遵守而违背，违背而遵守，岂不是乱教的极致吗？因此跟随三教，难道没有一个教可以跟随吗？没有教可以跟随，必定另寻正路，那跟随三者的，自以为教义有余，而实际上一无所得。

然而利玛窦对于天文历算之学，只是年轻时偶然涉猎；献上的方物，也是所携带的成品，用来当作羔羊野鸡。

那些因为技巧而得到奖赏借重的，果然不是深知利玛窦的人。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这些事，在我们国家的学校中，被视为微末。器物又是各种工匠所造，八万里之外，怎么知道上国没有这些？何必要泛海三年，历尽万死而把它带到朝廷呢？

为了避免上述的遗憾，我决定收集并整理有关会士及早期基督徒进入中国的大事资料，因为绝大部分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或知之甚详。如果天主愿意使这微小的种子发芽，在天主教会中有所收获，来日的热心教友，便知道该从何事开始感谢天主的大恩，并传述最近几世纪天主在此遥远地区所行的奇事了。假如这种子不能产生预期的果实（希望这不是天主的圣意），至少读这书的人可以知道，为了开辟这条途径，进入这个森林，我们耶稣会吃了多少苦，现在的美好远景是用多少血汗和辛劳换来的。

我们受到两位官员的父亲的热情招待，总督的父亲还请我们在他家中住，长达四个多月。在绍兴许多官吏与显贵来拜访我们，待我们非常有礼，除吃饭、做弥撒、念日课外，其余时间都在接待访客，给他们讲道理，几乎没有空暇的时间。因为没有翻译，而我的中国话又颇平凡；但他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多次讲到深夜。不少人要求洗礼，他们的父辈也不例外，无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道理的确至为真实。虽然听道理的不少，但我们只给总督的老父施洗。他年已七十，留我们在他家住宿，有德又有学问，对真理的学习非常认真。经过数月的听道，于是在复活节日给他付了洗，在仔细装饰过的小圣堂内举行，很多人来观礼。当我目睹这位老人的虔诚

译与高兴，使我感动得流泪，仪式曾因此停止三次。此外，我还为一位秀才的幼子施行了洗礼，因为这个孩子身患重病，医药无效，求神祷告皆无起色，其父在绝望之余，来求神父帮助，并深信其子领了洗礼便会痊愈；我看其父的虔诚与病童的危急，便给他施行了洗礼，他的病也就从此好转，开始听道听理，颇有进步，迄今仍健在。我不能给其他人施行洗礼，因为我不知道是否能在这里长期居住。城中的绅士们都愿我能长期住下，我只能回答他们说，一切要看总督从北京回来才有所决定，我是陪伴他北上的，如他让我留下，我自然会留下的。当总督一回来，他们皆要求把我留下，而总督说他无权力，况且在肇庆我们有会院与圣堂，在那里他才有权呢！于是我们再陪伴他回了肇庆（一五八五年七月间），希望今年神父来中国又非常困难。今年我们等候范礼安神父由印度回来，再和他商量，将尽可能让更多的神父进入这个帝国。（《罗明坚致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 年月日，撰于肇庆，《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译因此，当今的皇帝从来不出皇宫，害怕在外面遭遇不测。以前的皇帝出宫时，戒备极为森严，凡是皇帝要经过的大街小巷，都有军队把守，不许百姓在外围观。而且前后有许多轿子，谁也不知道皇帝坐的是哪一辆；这好像他并非置身在自己的国土上，而是身处一个千方百计要杀害他的敌国境内。皇帝的家族虽然都由国库领取俸禄，但人数已超过六万，且还在不断增加，对国家是个极大的负担；因为他们不许担任公职，纵然有此意愿；所以这些人终日无所事事，生活奢侈，到处惹是生非。皇帝几乎像防备敌人一样防备他们；他们受到监视，只被允许住在指定的城市，不准随意前往他处，违者严惩，以免他们联合起来造反；他们不许去，更不许住在北京、南京。既然中国人连自己的同胞、亲友以及皇族都不敢信任，当然更不信任外国人，无论远近。关于外国的事情，他们所知极少，而且不正确，只是从到中国进贡的人员口中听说了一些。他们不肯从外国书籍中学习任何东西，认为全世界的学识中国应有尽有，而外国人都是愚人和野人。在他们的书籍或文章中提到外国时，常假定那里的人连禽兽都不如；为了指代外国人，他们使用的名词，常与各种动物有关，或与某些坏事有关，有少数人甚至用“魔鬼”一词来指代外国人。某些国家的使节来给皇帝进贡，或商讨事情时，看他们受到的待遇，真是令人感到难堪。我们且不管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恐惧，尽管对方是几百年的友邦；总之，这些使节一路上像俘虏一样，什么也不许看；到了北京，被关在有好几道门禁的大院子里，不许与中国人讲话，中国人也不可与他们讲话；受到的待遇像牲畜，住的房间像牲畜的棚子，连门都没有。皇帝不与他们讲话，也不接见他们，只派一个相当低级的官员与他们接洽事务；与这官员讲话还须跪着，尽管这使节在本国往往是地位很高、很有名望的人。最后，来的全部人员，一律遣送回国，谁也不可留在中国。这都是因为中国人害怕外国人。中国人只能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间与外国人交往；没有官方的许可，私自与外国人接触，会受到很重的惩罚。（《利玛窦全集》卷一，第一页）

儒教是中国古代原有的宗教，因此从古至今，这些一直掌握着政权，也是最盛行、最受重视、经典最多的宗教。（《利玛窦全集》卷四；卷一，第页）

关于如何传教的事，决定了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如果能获得自由传教的准许，在很短期内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皈依基督；第二种是不顾上述准许而公开去宣讲福音，其结果是将失去目前已受洗的少数教友，因为外国人在大明帝国无不遭受猜疑，尤其是我们传教士。他们以为我们智慧超人一等，精神与能力皆能成就大事，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谨小慎微，不敢造次。我能告诉您的，目前我们正进行的是如何在这个民族中获得丰硕的成果。每天有人来看我们，我便给他们讲些道理，虽然迄今我不会把我们神圣信仰的奥迹讲给中国人听；但对基本的信条，如天主为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灵魂不死不灭、天主赏善罚恶等，这一切可说是他们很少听过的，或不曾相信过；他们听了这些道理，非常高兴，有的感动得流泪，不住地赞叹，我们还用可理解的理由分析给他们听。现在我们正等候从罗马回来的艾吉迪奥所带来有关您的决定。假使能获得罗马教廷的帮助，则方便觐见中国皇帝，获得他的正式批准传扬圣教；假使不能获得教廷的协助，我们只有尽我们的力量自行接洽。（《利玛窦全集》卷三，利氏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年月日撰于南昌，第一页）

由于在中国多年的经验，为办事有成，应举止端庄与具有威仪。因此当离开韶州前，已经做好一套漂亮的绸质服装，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用，另有几套为平日使用。所谓漂亮讲究的，即儒者、官吏、显贵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的绸质长衣，袖宽大而敞开，即袖口不缩紧，在下方镶浅蓝色半掌宽的边，袖口与衣领也镶同样的边，而衣领为僧式，几乎直到

译腰部系着腰带，腰带前中央有两条并行的、同样宽度的飘带，下垂至脚，类似我们寡妇们所用的。鞋子也是绸质的，做工很精细。头戴学者所用的帽子，有点像主教用的三角帽。在中国，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服饰，穿着属于本阶级的服饰，自然会增加自己的地位与权威；在初次结交某人为友，或在节日喜庆宴会上，或与官员相会时，非穿属于本阶级的服装不可。因此我们决定也让郭居静神父穿同样的儒者装束。

译从此我们决定放弃“僧”这个称呼，这是我们初来中国直到最近常用的。僧和我们托钵会的兄弟差不多，在中国并不太受重视。在这里有三大宗教：儒、道、释，而释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一个。他们不结婚，每日在寺中念经礼佛，大多不读书，可以说是低级百姓之一。他们固然也讲修行立功，但一般而言，他们的毛病却不少，派别又多，因此官吏多不理睬他们。和尚剃去头发胡须，住在寺庙中，不成家，每日仅照顾神坛而已。我们既称僧人，很容易被人目为和僧人是一丘之貉。因此学者多次不愿我们参加他们的聚会。因此在视察员神父的指示下，换上儒者的服装，把胡须留下，不几个月我的胡子便长得相当长。我们要佣人及我们的学生称我们为“先生”，并非为了尊敬我们，而是更换地位，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是神学家与儒者。所谓儒者，目前在中国到处都有，我们以此名义出入文人学士的场合。显贵或官吏多喜欢和我们往来，而不太容易和僧人交往，不但南昌如此，中国其它各地也莫不如此。自我开始称“儒家”后，现在很少人再以“僧人”看待我们了。

除此之外，在每一城市和学宫，都有一座极为壮观的孔子庙，庙中置孔像及封号；每月初及月圆，及一年的四个节日，文人学子都向他献一种祭祀，向他献香，献太牢，但他们并不认为孔子是神，也不向他求什么恩惠。所以不能说是正式的祭祀。

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给逝去的祖先献供，有肉、有水果、焚香及丝布，穷人则以纸代替丝布。他们认为这是尽孝道，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致也”。他们并非认为死人会来吃上述的东西，或需要那东西；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表示对祖先的爱情及感恩之情。有些人曾对我们说，订立这些礼法主要是为活着的人，而非为死人；即是说，那是为了教导子孙和无知的人孝敬仍然在世的父母。看到有地位的人，事奉过世的仍像在世的，自然是一种教训。无论如何，他们并不想逝去的人是神，不向他们祈求什么，祝望什么，与偶像崇拜无关，或许也能说那不是迷信，虽然最好在成为基督徒后，把这分孝心，改为对穷人施舍，以助亡者之灵。儒教的真正神殿是孔子庙。按法律规定，每一城市都在学宫建立一座孔庙，与提学的公馆相连接，相当华丽，提学是管理和督导秀才的。在大庙的正位有孔子像或他的牌位；牌位是一块木板，用金字写上他的名号。在孔子两边是他徒弟们的像或牌位；大家认为他的徒弟们也都是圣人。

每月之月初及月圆，当地官员与秀才们都到孔庙行礼，叩头，燃蜡烛，在祭坛前面的大香炉中焚香。在孔子诞辰，及一年的某些季节，则以极隆重的礼节，向他献死动物及其他食物，为感谢他在书中传下来的崇高学说，使这些人能得到功名和官职；他们并不念什么祈祷文，也不向孔子求什么，就像祭祖时一样。

在中国社会里研究文史的风气很盛，很少对文史不发生兴趣的。这在第一卷日记里我们已经提过了。同时，在中国的宗教派别，及宗教教义都是以文字而广传，而非以口语传道的方式。中国人讨厌群集结夥，因新闻也是以文字而广传的。但是这并没有妨害到传教的工作，因为为读书的人在休闲中所看到的书本的说服的力量，比从讲道台上所传来的说服力量更大，尤其讲道者对当地语言尚未精通的时候。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神父们在主日及庆节没有在讲道台上讲道理。我所指的对象是那些会看书的教外人，这些人为书本所吸引，并把看书的心得在私下谈话中宣扬出来。因了这以文会友的习惯，某人有时在家中读到有关基督教义的文字，就会把它记下，有机会时，再同朋友讨论。因此我们的神父们想以文字传教，也是他们

译学习用中文写文章的动机。学习写文章是一项漫长而艰苦的工作。但是感谢天主，他们为写作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克服的困难并没有白费。

译撰写文章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更何况，一本非同寻常的中文书籍，必定能在全国十五行省畅销。此外，中文书籍也会受到日本、朝鲜、交趾支那民众的欢迎，因为这些国家的文人都通晓中文。虽然他们的方言彼此差异很大，但这些人却都能阅读中文书籍，因为每个汉字只对应一个意义。果真如此，我们所写的书，其影响将遍及整个中国文化圈，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人。

与儒家在中国不可动摇的地位相适应，“中国社会里研究文史的风气很盛”，这就迫使力图接近儒者圈的利玛窦，在不放弃“主日及庆节在讲道台上讲道理”的前提下，特别重视文字书籍对于传道的作用。（《利玛窦全集》卷二，第页）

他先从算术开始。算术对欧洲人来说比中国人简单且更有规律。中国人使用算盘来处理数字。算盘上有小圆珠，沿着铁丝上下移动的位置来代表数字。这种方法虽然正确，但容易出错，在科学应用上显然不够。后来他开始研究克拉维的地球仪，以及欧几里得的第一部几何学。他还学习绘制不同的日晷，标注不同的时辰，并学习使用几何仪器测量物体的高度。我们刚才说过，瞿太素是个文人且擅长写作。他将所学的学问，用优美的文字写成注解，当他把这些注解展示给朋友时，那些文武官员们对他及其师傅都以羡慕的眼光刮目相看。这些学问在中国是新事物，他们得出结论，这决不是他一个人研究的结果。瞿氏日夜从事研究，并且将自己的注解文字辅以图表说明，这些图表绝不逊色于欧洲的美术作品。他还制造了科学仪器，如地球仪、观象仪、四分仪、磁场盒、日晷仪以及各种不同的装备，每件仪器都制作精细，并带有艺术装饰。他使用的原料也因手工艺的不同而异，有木制的，有铜制的，也有银制的。经验证明，神父们对瞿氏的心血并没有白费。不久，大家都知道，这位宦官的子弟、野心勃勃的青年，是欧洲教士们的徒弟。欧洲的法律及科学一直是他们讨论及赞赏的主题。不管是在韶州还是他去过的任何地方，他都会对欧洲的事物赞不绝口。（《利玛窦全集》卷一，第页）

第三个原因，是瞿太素到处宣称我对数学特别有研究，可谓天下第一。说实话，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我确实可以称是位大数学家，还可以称是自然哲学家，因为中国人只注重伦理道德、言谈高雅，或者说只重视写作的能力。他们所讲的多为可笑之事，所知值得惊奇的真不多，例如他们相信天空是空虚的，星宿在其中运行。他们对空气一无所知，只知道五行；不了解空气，却把金、木列入五行之中；他们相信大地是方的，任何不同的思想或概念都不容接受。而对于月食的成因，则认为当月亮正对准太阳时，好像因为害怕而惊慌失措、失色，光芒也失去而变得阴暗。对于夜晚的形成，则认为太阳落到了地球旁边的山后；他们又说太阳只不过比酒桶底大一点而已等等，这类无稽之谈不胜枚举。他们对我推理的精细赞佩不已，对我们的数学、哲学与信仰等，无不表示景仰，以为我是一位万能博士（原文作“知识的怪物”），是欧洲绝顶聪慧之人，这不免叫我好笑，他们也太抬举我了。我制作了两架日晷，一架送给巡抚，另一架送给建安王，还有两、三架地球仪，因此中国人都认为我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第四个原因，是来看我带来的一些东西。主要的是三菱镜，因为它能呈现出许多颜色，因此他们称它为“宝石”，许多人每天到那些士绅家中去观赏这类三菱镜。我们带来一张美丽的油画圣母抱耶稣像。此外，我们金边精装的书籍也引起他们的羡慕，认为我们确实来自文明的国家。在我们会院所看见的，他们不问别的，只问是谁装订了这些书？因为看见外表如此漂亮，也不得不承认其中一定有好东西。我还带来了其他科学仪器，如地球仪、浑天仪、世界地图等，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往未曾见过的，是中国所没有的。用玄武石制成的日晷已印刷了很多份，以便中国人去仿造。文字与线条为白色，其余为黑色

译关于星象。根据我的经验，天上有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四宫，他们对这些星象的准确性毫不怀疑，并印刷了许多星盘。（利玛窦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书，年月日撰于南昌，《利玛窦全集》卷三，第一页）

译目前两座会院的神父们正在勤奋学习华语和中国文学，虽然有些辛苦，但仁慈的天主赐给我们全体会士健康、适应力与快乐；至于我，我胆敢说在这里的时光比我入会后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好。这里的空气、食物、人民、风俗以及其他方面，我都很容易适应，感到非常方便。总之，这里生活舒适、平安，仿佛生活在欧洲一般。我要说的是，不仅政治环境如此，而且凡与天主教接触的无不如此；中国人十分尊敬我们，无论上下都待我们如同基督一样；皈依者表现得十分虔诚，我相信总有一天，全帝国的人民都会接受基督的福音。（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一页）

至于需要多少神父，我一时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只要我们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就可以到大街小巷去宣讲福音，从高官大员开始，直到乡下的愚夫愚妇，都应当劝他们信教。

前天我曾到附近十二、十五里外的一家教友家中，去听一位患病教友的告解，托天主保佑，不用翻译就能听告解了，就像第一次听葡萄牙人告解一样，发现一切都很富有人情味，谈论天主的事是那么容易，使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老教友的家庭中。当我一进入病人的房间，发现他的亲人们都在，都是非教徒，旁边还有神座，上面有神像和金漆神龛。我用了几句话，告诉他们那是魔鬼，对你们无益而有害，天下只有一位真主，他创造万物、掌管一切，只有他才值得我们恭敬、崇拜。他们听后，没有反驳，便用手把神龛除去，换上了我们的圣像。我告诉他们应称真主为“天主”，称其母为“圣母娘娘”，“娘娘”意为“后中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叩拜，按照礼仪把头触地四次。我把教理用中国话大致讲了一遍，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疑问，我对教规的遵守也一一讲给他们听。后来他们也把其他亲戚朋友请来听道，只可惜正值割稻时期，不便停留太久，辜负了他们的善意。后来也有几位来到教堂听道理，同样感到与他们交谈并不困难，他们已决定再听道理，过些时日，他们定会成为好教友的。（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这就明显地看出来，如果我们在语言上说得好的话，那么今天就可以到广场上去宣讲了。不仅可以在韶州和南昌两处宣讲，而且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宣讲。因为我们的神父道德高尚，学问渊博，声誉已几乎传遍中国各地。他们都认识这几位神父并与神父们结交为友，因此，每天有各处的人来看望神父们，并停留下来。天主在暗中助佑，高级人士还请我们到他们的省份去居住传教等。利玛窦神父带着两名中国修士去了南昌，其余的我们都很年轻，其中尤其是我。为此，要为我们的上主工作，我们必须很用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我们该有很好的健康，还要享有很大的平安，因为中国人在各方面都似乎在与我们竞赛，几乎做得如基督徒们一样。（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我们的基督徒文人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我们要注重中国的经典文献，认为它们最为接近基督教论点，而不是去关心那些实际上都是无神论者的疏注家。这或是由于他们不理解，在我们论述的内容中不出任何错误该是多么重要，或者为了使他们不被指责为皈依了一种外国教义。他们非常高兴地在我们的教义中发现了某些符合他们教宗的内容。但当这同一批文人撰写有关经文的某续作时，始终都按照疏注文行事。否则，他们将受到歧视，如同充满了错误和违犯了儒教派的基本原则一般。他们为什么要劝说我们从事他们自己也不想干的事业呢？（龙华民神父致罗马阿耳瓦烈兹神父书，年月四日撰于韶州，《利玛窦全集》卷四，第页）

应在此处追忆的是，龙华民是引起中国礼仪问题之第一人。当其仅为传教师时，对于其道长利玛窦的观念与方法，已不能完全采纳，但为尊敬道长，不便批评。一旦自为会督后，以为事关信仰

译于是着手研究探求，而在理论与事实上所得出的结论，有几点与前任会督的主张完全相悖。其他神父进行同样研究的人，意见也有分歧。然而凡事都以和谐慈爱的精神进行，又在服从指挥之下，意见虽然不同，但没有表现在外面，对传教事业尚未感到什么障碍。

译夷狄那里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地区没有君主呢。

我太祖皇帝扫清邪气，统一天下，使大明王朝兴盛于中天，四方无不归顺，威令行于天下。然而国内恪守伦理常道，独尊孔孟之学，凡在教化所及之地，无不建立孔子的庙宇，这确实是万世不变的教化之道。近来有外夷自称天主教，说从欧逻巴而来，已不是向来臣属的国家。然而他们不奉召而擅自潜入我国，公然想以彼国的邪教，改变我华夏的民风，这是敢于以夷狄改变华夏的人啊。

又有宗教、分教，必定由夷人来主持。祭祀制度、冠冕衣裳，都使用夷人的服饰。我担心人们眼睛习惯于所见，耳朵改变于所闻，将羲皇以来的道统、治统，与圣祖高皇帝驱逐胡人、奠定基业、万世完整的天下，礼乐制度，人心风俗，一旦改变为夷狄的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孟子说：“我听说用华夏改变夷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唉！现在将要被夷狄改变了。

唯独奈何那些讲求瞻礼的夷族，断绝了我中国的礼法；撰写夷书、编辑序言的，是我中国的文墨；设立景教堂的夷类，是我中国的画栋雕梁。迁居高处而陷入幽暗，用夷狄改变华夏，唉呀呀！这还能忍心说吗？现在试着抓住一个三尺高的孩童，欺骗他说：“你何不拜狗猪？”孩童尚且感到羞耻而不接受，何况堂堂男子汉，去亵渎夷人的祭祀；亭亭玉立的腿骨，去屈从夷人的信徒，平生所信奉的道义，为何一旦沦落至此？贾谊如果在世，我不知道他会哭泣多少回！

如果有宰相、谏臣以及四方官府，陈述那些利害关系，伸张我朝律令，这些人自然应当逃迹绝域。在内就没有奸臣谗言震动朝廷的祸患，在外就没有狡诈夷人扰乱华夏的忧虑，唐虞那样的盛世景象不就在宇宙间焕发光彩了吗！

曾经思考上古时代，洪水虎豹的灾害，危害民居的未必都危害人命，残害人命的未必都残害人性。然而那些栉风沐雨、兼程驱赶灾祸的人，是谁呢？

等到戎狄扰乱华夏，异端扰乱正道，贼寇因此无所畏惧，诸侯因此放纵恣意，处士因此横加议论，当时谁不觉得无可奈何。然而有人掌握惩处的权力，有人僭越笔削的罪责，有人冒着好辩的讥讽，车不停歇、席不暇暖的人，是何种心境呢！

辟是什么意思？是驳斥近年私自入境的夷人利玛窦的邪说。为什么说佐，我身为草野之人德行浅薄不敢主导驳斥，但亲眼目睹东省白莲教的祸患，与我们西吴百姓的危险，想到这些邪徒，祸患危险实在严重，而且窃取儒学、毁灭儒学，人们难以预测，一天比一天炽盛，没有尽头。现在甚至夜间传授妇女，不避讳帷簿之嫌；挥霍钱财聚集民众，将有身首异处的恐惧。甚至将三五位君师等大圣人，受压抑于千古；将我二祖列宗的华夷内外，忽然颠倒于一时。即使想不助一臂之力，却又有所不忍。

由此看来，他们所谓的天主，就是寮氏。寮氏是他们的祖先，却敢欺骗我中国说是天主，这是想要像对待吕宋那样无礼地加害于我。手段险恶、心机深沉，这种风气渐渐不可滋长。神宗圣上，弘扬怀柔远人的度量，命令抚按官驱逐他们回国。没想到只回到了我广岙，或者藏匿在奸细家中。随即攀附权贵而兴起，有的掌管星历，有的进献巨炮，借此使得再次在各省郡开教。现在他们的党羽占据鸡笼、淡水等地，他们的意图难以预测啊！奈何还有被他们所诱饵、被他们所迷惑的人？难道部科各位公卿的弹劾奏疏，海内绅士的辩驳，没有听到和看到的人吗？孟夫子说：“我听说用华夏改变夷狄，没听说过被夷狄改变的”。恭敬地揭示这些以防范扰乱华夏的渐起。

有人说：“他们的道理虽然未必精妙，人虽然未必贤德，但制造器物、观测天象，可以济助民用，你又为何要驳斥他们？”

我回答说：“你没听说过公输般攻、墨子守吗？公输般精巧了，九次进攻九次被退却，而墨子又更精巧，何曾将精巧让给夷狄？

又没听说过精巧的车轭、笨拙的木鸢，以及楮叶、棘猴之不足珍贵，还有修习浑沌氏之术的人被仲尼所取吗，纵然精巧又对身心有什么益处？

现在考察他们的自鸣钟，不过是定时刻罢了，花费数十金制作，有什么大益处？

桔槔的装置，说是节省人力罢了，然而制作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而耗费金钱吗？

火车等器物，未能歼灭敌人，先已烧死自己人，这又哪里值得崇尚呢？

曾经有跟随他们的人，以短视眼

译镜子展示给我看，我遮住眼睛试用它，视力果然增加了一倍。在返回的船上，我只是一心念道：戴上这面镜子，看东西就能看得很远，可见我的本性无处不遍布，阻隔远近的，不过是形体罢了。

译至于占候这一项，自古以来由天官统领，六大官职都掌管天道，那么夷人的分野难道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吗？

经过多次翻译仍迷惑不归顺的，我国圣明的君王，制作指南车赐给他们以引导其归顺，那么夷人的部落难道不在掌控之内吗？

至于先天八卦的体，本身就具备后天的用，而五行在其中承担职分。即使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虽然阐述了他所领悟的道理，将水、火、土、石列为四象，但只是各自保留其正确之处，作为五行的辅佐，而不敢非议毁谤五行。那些夷人却唯独认为五行是错误的，而认为夷人的气、火、土、水四行是正确的，列举《洪范》中“炎上”“润下”的道理，全部加以指责讥讽，竟然不知道气属于阴阳，包罗五行的根本宗旨；木和金则是生与杀的大用，而分别承担五行的职能。夷人肯定彼而否定此，又哪里恰当呢？

况且说星宫天高于日月天。五星二十八宿的形体，都比日月大。且不说“王省惟岁，庶民惟星”这句圣人的经典，断然不可更改。凡是有眼睛的人，都看见日月的大，而他们却偏说它小；都看见日、月、星三光同属一天，而他们却偏说天多。说日小就是轻视君王，说天多就是尊崇多个帝王，他们难道是用这来暗藏玩弄侮辱我国的谶语吗！

最令人惊骇的是，他们凭借一时突现的妖邪，竟敢扰乱我国自开天辟地以来的学术脉络。我们这些传承开天辟地以来学术脉络的人，反而不能惩治一时突现的妖邪，那么作为三教后辈的人能不感到惭愧惶恐吗？

有人说：“他们只是想蔑视佛教，对儒家还是不敢毁坏的。”我认为太极属于儒家，既然反对其根本，怎么能说没有毁坏其教义呢？且不说“舜、文王、周公、孔子下地狱”等话语出现在《文林》中，尤其令人切齿痛恨，只见《实义》第二篇中有这样的话：“我国邻近的地方，上古不止有三教，接连不断有几百上千个分支。后来被西方儒者用正理辩驳开导，用善行默默感化，现在只遵从天主教一教。”审视这话，清楚地看到夷人心意横暴恣肆。他们眼中难道只是没有佛老，恐怕连周公、孔子也没有了。不久果然出现了“周公、孔子下地狱”等话语，考察夷人言论的渗透如此，那么夷人心中的包藏确实不可测度啊。

据他们说：“国内只尊崇一位天主，不祭祀其他神灵，不设立其他庙宇，随处建立天主堂，而供奉安放其塑像。接受其教义的人，都可以在家延请、在户祭祀。如果另外供奉其他庙宇神灵，就违背了天主的教诫。”

必定先毁坏我孔子的庙宇，以及山川社稷的坛台，并废除古代敕建的忠孝节义的祠堂。完全按照夷人的说法去做，取出他们的塑像扔进粪坑之中，然后发文命令省、郡、州、县各建一座天主堂，以供奉安放那个被钉在刑架上的罪人。唉！什么奸诈的夷人，竟敢用他们国家独祀的夷俗，扰乱我国万代的师表？

根本和源头，只有夷人不念及。所以夷人刚进入时，确实教人都不祭祀祖先。后来被弹劾，又改变说法。而现在民间父祖，得以与天主同庙供奉。

他们如果忌讳谈论以前的错误，而说应该祭祀祖先，为什么称他们的亲人死后，都不占卜选择墓地？见到风水先生的言论，就非笑它，将亲人草草安葬在荒丘之上呢？又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多年，曾经没有携带他们祖先中的一位来呢？

臣又听说他们欺骗迷惑小民，就说：“祖先不必祭祀，只要尊奉天主，就可以升天堂，免下地狱。”

天堂地狱的说法，佛道两家都有，但用来劝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警示惩罚不孝、不悌、造作恶业的人，所以也对儒学有帮助。现在他们直接劝人不祭祀祖先，这是教人不孝啊。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三教同时兴起，治理天下、治理自身、治理心灵的事情，不容减少，也不容增加。为什么偏僻邪恶的奸夷，妄自尊大，将耶稣置于尧舜周公孔子之上，斥责佛、菩萨、神仙为魔鬼，其错误荒谬迷惑人心固然已经令人可笑。世人不加明察，入其教的人比比皆是，更加中了夷人用金钱收买的阴险狡诈之计。

天下是统一的，三教是同源的，能让妖邪的夷人混入中国倡导教义，诋毁诽谤三圣，罗织罪名于四方吗？

又有人说：“那么，您的辟邪言论中，为什么不直接推崇儒家，却同时袒护佛教呢？”回答说：“夷人说人有来世，如果不贯通儒佛两家，不足以驳斥妖邪的缘故。况且夷人的狡诈计谋，表面上辟佛而暗中贬低儒家，更借辟佛的名义，使那些不深究儒家的人乐于趋附。所以我这颗微小的心”

译一定要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夷狄的学说粗浅鄙陋，尚且远远比不上佛教和道教，更何况是我们儒家。这样之后，人们才会明白三教绝对不容许第四种学说掺杂其中，治统与道统各自不容许奸邪混入，而圣人的道理自然会在万世之中保持尊贵了。

译虽然如此，求学必定以正道为根本，一切荒诞怪异之说，都可被归入邪道而遭诛讨。何况用夷人的邪说来扰乱华夏，《春秋》对此首先予以严厉谴责；而它既不像儒家，也不像佛家，更不像道家，却单独标榜名称叫作“天主教”，这岂不是邪道中最为严重的吗？

他们轻视当代君王的赏罚，那么他们无君之罪就比杨朱更严重；他们轻视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么他们无父之罪就比墨子更严重；他们认为义理并非人性中本有的，那么他们背离义理之罪就比告子更严重。

而利玛窦这个妖孽，怎敢用邪说来比附六经呢？从前有人说过，庄周是道家中的仪、秦；王通是孔门中的王莽。至于利玛窦那如电光般迅捷的舌辩、如波涛般汹涌的辩论，真是一个仪、秦；拔除佛家的旗帜，登上素王（孔子）的坛位，真是一个王莽。侮辱圣人，欺骗上天，虚张声势制造幻象，这种邪道之罪，难道可以在尧舜的时代被容忍吗？

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国家有两位君主：“一位称为治世皇帝，一位称为教化皇帝。治世皇帝掌管一国的政事，教化皇帝统领万国的权力。治世皇帝将皇位传给子孙，而其所治理的国家，隶属于教化皇帝的统辖，有缴纳贡赋的义务。教化皇帝传位时，则推举全国中信奉天教的贤者来继任。”这就是一天有两个太阳，一国有两个君主。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政教纲纪，一旦就会改变其常规。即使像我皇上，难道也可以被他们所统御，并向他们缴纳贡赋吗？唉！是什么东西的妖孽夷人，敢用他们国家两位君主的夷狄风俗，来扰乱我国一位君主的统治正统？

没想到近年来，突然有狡猾的夷人从远方来到。在京师有庞迪峨、熊三拔等人，在南京有王丰肃、阳玛诺等人，其他省会各郡，到处都有。他们自称他们的国家叫“大西洋”，自称他们的宗教叫“天主教”。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只有皇上是覆盖承载、照耀临视的君王，因此国号叫“大明”，为什么那夷人也叫“大西”？况且既然声称归顺教化，怎么可以用“两大”这样的言辞来相互抗衡呢？

《传》说：“太阳是众阳的根本，君王的象征。”所以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也象征着天下尊奉一位君王；只有月亮配合太阳，象征着皇后；星垣宿度经纬交错，象征着百官；九野众星，象征着八方的百姓。

现在他们特意解释说：“日月五星各自占据一个天”，这是要把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的纲维统纪中最重要的部分，加以变乱。这是遵循天道吗，还是胡乱干预天道呢？用这种说法自称仰慕道义而来，这是归顺王化吗，还是暗中损害王化呢？假如他们所说的天体，与中国不同？臣还担心他们制定的历法不同，推算未必相符。何况荒诞虚妄如此，怎么能依据它来纷纷更改祖宗钦定、圣贤世代守护的大统历法呢？

《尚书》说：“君王省察一年，卿士省察一月。师尹省察一日，百姓省察星辰。”这是用来区别上下，确定尊卑。天道没有违背，那么人事就顺应，使得所有有血气的人，能够尊敬尊贵者而亲近亲人。他们又说星辰高于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的形体大于日月。他们的历法中，月份设置三十一日，从未设置闰月。日月食，不需要有司扶持补救。如果不补救晦蚀，就有“先后时杀无赦”的警戒；如果不设置闰月，就有时间逐渐不定、年份逐渐不成其年的忧虑。如果听从他们的历法，这是让藏时失序，上下倒置，百姓得以凌驾于卿士师尹之上，卿士师尹得以凌驾于君主之上，这是显而易见的。尧治理天下，必定以制定历法、明确时节，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而这帮人擅自进入我大明，就想改移历法，这是变乱统治正统，窥伺图谋神器，是古今极大的狂妄，这是第四种荒诞。有了这四种荒诞，欺骗君主，欺骗百姓，罪行难道可以尽数诛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