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五

译君父甚至因灾害下诏求言，诏墨还没有干就有人来庆贺，关于祥瑞的奏章接连上呈。大概从前些年开始，灵宝县官说黄河水清，得到赏赐；接着都御史汪鋐又进献甘露。如今副都御史徐赞、训导范仲斌又进献瑞麦，指挥张楫又进献嘉禾，汪鋐、杨东又进献盐花。礼部又两次请求举行称贺礼。像范仲斌这类人，猥琐卑微，不值得责备。汪鋐、徐赞、杨东等身居宪臣之列，掌管风纪，应当激浊扬清，进忠言、补过失，以称职地担负辅佐君主彰明政教的责任。礼部尚书李时等身居八座，主管三礼，竟也昧于义理而谋求私利，欺罔皇上、邀媚君主，败坏士风，损伤政治体制。这正是小臣捶胸流泪而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如果不严加禁止遏制，恐怕这种风气会逐渐滋长，正气消磨软弱，上下互相附和，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伏望皇上重申命令百官各自直言时事，不得隐瞒；今后如果有人敢于借托祥瑞、巧设谀辞来迷惑圣听，立即加以诛责谴罚，或许可以把谄媚转化为忠诚，唐虞三代的治理也就不难实现了。皇帝下旨责问赵时春，说他妄言；并且说，既然他说大臣和科道官都没有陈奏，那么他一定有正直的言论和良好的策略，就把这些详细陈述上报。赵时春惶恐地引罪自责，皇帝发怒，催促他立即详细陈述。于是赵时春说：‘当今的政务，最大的有四项，最紧急的有三项。四项是：崇尚治国根本。君心的喜怒决定赏罚，是政治安乱的征兆。不要因为事情违逆心意就发怒，事情如果确实有益，即使违逆心意也必须奖赏；不要因为事情顺从心意就高兴，事情如果确实不善，即使顺从心意也必须惩罚。这样赏罚就大公无私，天下才能治理。第二是信守号令。号令，是圣人用来鼓舞万民的。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的话，必须参考公众的议论；不要拘泥于一时的眼前利益，必须考察长远结果。利益有十而危害有一，利益也不必兴办；功效有百而费用占一半，功业也不必举行。这样天下就能享受安定宁静的福泽，归于恭敬沉默的教化。第三是广泛延请访求。应仿效古人的轮流应对制度和本朝宣召的规制，使大臣、台谏、侍从都能在便殿之中陈述意见，而各司官吏则按其职掌召来询问。’ 第四是勉励廉耻。对大臣应当以道理相待，取其大节而略过小过；对台谏应当以信任相待，他们所说正确的就采用，不正确的也宽容对待，这样臣工自然会爱惜自己，不敢不自我勉励。最紧急的三项是：珍惜人才。凡获罪的诸臣，有的才能不可弃，有的过错可以宽恕，希望皇上慷慨下令，把受到斥责贬黜的人召回，恢复原来的官秩；又趁南郊礼成之时，免除谪戍之罪，使他们重新开始。巩固边防。请严格执行败军之法：临阵退却的，副将可以杀士卒，大将可以杀副将，总制官可以杀大将。边将有的责任重大而兵力少，有的驻地偏远而援军孤单，应合并为一个军务系统，使边境充实、守御完备。端正政教。请恢复古代冠、婚、丧、祭的礼仪，杜绝醮祭祈祷之术。凡佛、老之徒，敢有假称符箓，依托经忏，妄言能够变化黄白、飞升远游，以此求取恩宠俸禄而干犯冒进的，立即加以谴责斥退。’皇帝责备他条陈奏议不明白，只是拾取旧有言论来沽名卖直，下令交锦衣卫拷问。福建平和县知县王禄上奏请求在安陆建立献帝庙，封崇仁王来主持祭祀，皇帝认为不当。他考据说，献帝是孝宗的伯父，因为涉及二本的嫌疑；宗藩的儿子中如果有年幼而聪慧出众的，应当预先养育在宫中，以备储贰之位。最后又叙述自己治理县政的劳绩，如征收赋税、审理诉讼等事。皇帝斥责他轻率自夸，下令巡按御史逮捕审治王禄。皇帝立即解释县政事务，御史弹劾他擅自离开职守，诏令罢免官职，今后不再叙用。庚寅日，调通政使司添注右参议孙禬为光禄寺少卿。这是因为孙禬患病，不能办理奏事。南京内臣高昇进贡鱼和笋时，向船夫勒索未能得逞，于是把笋放下，只进献鱼。兵部说：‘近来皇上担心这些人徇私索取、骚扰百姓，特意重申节省并禁绝的禁令。高昇等不遵守，反而肆意抗拒违逆。’皇帝下诏说应当治罪；南京兵部查勘出他的贪婪刻薄事实，奏请处治。辛卯日，仁孝文皇后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彭城伯张钦祭祀长陵。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魏校请求退休，皇帝准许。升江西右布政使黄芳为南京太常寺卿。壬辰日，兵部尚书李承勋因病请求退休。皇帝下优厚诏书慰留他，没有准许。癸巳日，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党以平、福建按察司副使郭持平分别为本布政使司右参政；升广东惠州府知府顾遂为广西按察司副使。甲午日，升广东左布政使刘士元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礼部因万寿圣节请求提前练习礼仪，皇帝认为恭敬举行的圜丘大报礼尚未举行，暂时免除朝贺。都给事中王汝梅、御史赵兑都请求重申敕令各提学官采用端正的命题，严格谨慎地办理入学。礼部覆奏他们的奏章。皇帝说：‘国家以文章取士，文体所关，全在提学这一官职。必须崇尚典雅、排斥浮华，然后士人的习气才能改变。况且诸生中享受廪膳、增广名额的都有定额，那些附学的人怎么能反而超过正式名额？民间各类子弟为了逃避徭役，谋求入学，提学官大多徇私情、卖人情，政纪在哪里？命令他们如实考校文章，选汰那些年老、年幼、庸常、凡陋而不堪培养的人。如果执行不实，听凭抚按官参究上报。’ 乙未日，授太常寺博士雒昂、沈继美，行人张玺、王祯、秦鳌、傅学礼，进士王崇、叶洪、曹汴、祝咏、王纳言、管怀理、郭应奎、王玑、薛甲、潘大宾、王□□正、张裕、王希文、戴继丁、湛、赵国良、蒋贯、李士文等为给事中：崇、昂属吏科；洪、汴、咏、纳言、怀理属户科；玺、应奎、继美属礼科；玑、祯、甲、大宾、鳌属兵科；□□正、裕、希文、学礼、继属刑科；湛、国良属工科；贯属南京户科；士文属南京工科。詹事霍韬因母亲去世离开官位。此前，隰川王俊柏因父亲被谪死于高墙，请求告假归葬。

译皇帝准许他前往父亲停灵和安葬的地方祭奠安葬。到这时，他又请求每年春秋两季都能派人前去行礼，并进献自己所著的《太文录》。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把他的著作交给礼部审阅。尚书李时等说：‘这部书大体仿照周子的太极学说立论作赞，推演天地阴阳以及国家人物的道理，用心虽然勤苦，但对于大道没有补益，恐怕不足以取信于当今、流传后世。’皇帝说：‘俊柏所著确实多有穿凿附会，对大道没有帮助，但他好学的这一念头值得嘉奖。应赐敕书晓谕他，使他务求实际、归于正道，作为宗室的劝勉。’ 丙申日，太常寺进呈《圣制祈谷乐章》的叶音谱。皇帝命令留下阅览。己亥日，下诏革除协同镇守贵州右参将方仲、铁岭备御指挥李春、美金州备御都指挥刘尚德的职务，都是因为犯有贪污罪。庚子日，升右春坊右谕德彭泽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升右赞善林文俊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壬寅日，中元节，派成国公朱凤、建昌侯张延龄等分别祭祀七陵。仪宾周钺祭祀景皇帝陵；驸马都尉谢诏祭祀悼灵皇后陵。悼灵皇后陵。升广西按察使高公韶为广西右布政使，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廷用为江西按察使。起初，诏令荫授尚书屠勋的儿子应埙为国子生；应埙考中进士后，又补授屠勋的次子应埈为荫生，应埈也考中了进士。皇帝准许以应埙的儿子钶补荫入仕，后来又有恩荫不得再次补授的条例。到这时，钶才投递文书到吏部请求，称钶补荫在条例颁行以前。皇帝说：‘大臣子弟冒滥补荫，都是因循旧弊、徇私造成的，本来就不是国家法典。既然已经下旨查革，就应定为条例。凡接受荫授的人，后来又通过其他途径出身，或者条例颁行后才将文书送到吏部的，一律改正，不许再次补授。’ 癸卯日，巡按陕西御史胡明善弹劾镇守甘肃都督同知姜奭以及都指挥莫愚、芮刚等人，分别侵夺盐业利益。皇帝下旨：莫愚等都交巡按御史逮捕审问，姜奭交兵部审议上报。兵部说：‘姜奭任职已久，没有明显过错；至于他侵夺盐利究竟有没有、多少，都还无法知道，请交巡按御史查实后再行请示。’皇帝听从了。此前，锦衣卫千户陈纪奉命到广东逮问陈洸，巡按御史邵豳弹劾陈纪奸诈贪赃等罪。陈纪认为御史陈大器巡按广西时，曾嘱咐邵豳让他弹劾自己，于是搜集陈大器的罪状上奏。皇帝命令陈纪和陈大器都回原籍听候查勘。甲辰日，皇帝派太常寺卿魏璄前去探视大学士桂萼、翟銮的病情，并命令病愈后立即出任处理政务。命詹事顾鼎臣掌管詹事府事务，侍讲学士穆孔晖掌管翰林院事务。乙巳日，太宗文皇帝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建昌侯张延龄祭祀长陵。因赈济荒灾有功，命令赏赐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布政使胡训、巡按张禄各彩币一袭，并奖励犒劳副使侯纶等以及府、县官员十二人。武定侯郭勋因为锦衣卫舍人张澜两次上奏，指责他擅自役使营军、窝藏叛党、犯有逃军罪，于是称病请求罢职。皇帝下优厚诏书慰留，不准许。锦衣卫舍人樊名想承袭其伯父樊通的百户职务，兵部说：‘樊通是因外戚姻亲关系升授的，按例不应承袭。’ 皇帝说：‘武职不是凭军功取得的，不得承袭，这是法令。近来因为请求升授的人有“世袭”等字样，于是导致名位器物被滥用，实在不是国家奖劝军功的制度。兵部应查考选授法和旧例，议定上奏。’不久，部臣说：‘近来的军功冒滥日益严重，有的斩首达不到规定数目，有的巧立名目冒充军功而实际上没有功劳，有的混列“当先”等名目，却从未明确分别类别，竟与真正有功者一样承袭职务。等到查革的命令一下，又千方百计影射攀附以求侥幸免除，甚至有斩首仅一百多级却升授给一千多人；计算首级数目，与所升授的人数相比相差数倍。’请从今以后按照记载军功的尺籍逐一综合核查，必须亲自取得首功的人，才准依例承袭职务。至于文官、武官和内臣的子侄借助技艺劳绩，辗转请求升授的，更应全部革除。外戚姻亲的后裔，则应根据亲疏远近，分别降低恩典，也应分别奏请。如今樊名虽然是英庙顺妃的侄孙，但他的伯父樊通任百户，樊通又因故承袭其兄樊聪的职务，也已经超过两代，恩泽应当减削，不可准许。’皇帝全部听从，并命令革除樊氏的职务。丙午日，工科都给事中赵汉说：‘桂萼、翟銮称病已经超过三个月，却从未诚恳请求离开官位，免不了受到尸位旷职的讥讽。张聪长期参与机密政务，却没有听说他请求选用贤能之人共同济事，免不了有专擅的过失。如果说桂萼有覆餗之戒，翟銮有伴食之讥，张璁有夬履之嫌，那么这些事情就没有时间深入讨论了。请谕令桂萼、翟銮赶快因病离职，同时选用两京大臣以及居家有才德的老臣，来分担张璁的责任，这样大臣的礼制更加尊重，朝廷的体统也更加崇高。皇帝责备赵汉奏章中误写“聪”字，又告谕张璁不要因母亲的事情引退，命中使召他入朝。张璁到内阁谢恩。皇帝又褒奖他的忠诚，勉励他尽职。张璁于是说：‘内阁缺少官员，臣已经三次上奏请求增补。臣的心意只有圣明的陛下知道。赵汉忠于君主、谋划国事，应当命令他把所说的名单上呈。臣才庸劣，请求准许退避。’皇帝说：‘卿常常上奏请求增用阁臣，朕已经知道。赵汉离间毁谤的话，不必介意。立即命赵汉举荐他所说的有才德的老臣。’赵汉说：‘臣看见陛下每天处理万机，辅佐调理政务的帮助还应有更多贤能之士，所以冒昧列举此事，希望张璁引进贤才共同济事；同时概括提到两京大臣中一定有可以任用的人，起初没有私人的主张。’皇帝又责备赵汉故意违背诏令，不据实回答，仍催促他把姓名上报。赵汉仍作如前回答，并且说：‘辅臣责任重大，选拔任命出自朝廷，即使有咨询，也不是小臣敢于干预的。’皇帝于是宽宥了他，只罚夺俸禄一个月。桂萼、翟銮也各自以病请求退职，皇帝都没有准许。左给事中孙应奎说：‘方献夫担任铨衡重任，应当秉公持正，作为百官的表率。

译然而他在任用人员时，不计算资历，只顾私人的亲旧。像冼光这样衰老的人，是方献夫的朋友；像彭泽这样卑鄙浅陋的人，是方献夫的亲属。这两人的资历声望都不符合舆论，而方献夫今天推举冼光，明天推举彭泽。朝廷之上难道缺少贤能之人，竟要推荐这样的人吗？恐怕从此得到侥幸进用的人会很多，而守持操守的人将低头处在下级官位，没有机会显露自己了。’皇帝说：‘彭泽是朕亲自选用的，只因四夷馆责任稍轻，所以特意任用他；只是部臣拟议升迁得太快了。命令改用冼光。’方献夫说：‘冼光、彭泽与臣同乡，并不是亲属。冼光历任知县、御史，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功绩，在乡里又以孝友闻名。汪鋐说他可以推举为佥都御史，臣还因为避嫌，首先推举林有孚，把冼光列在其次。至于彭泽的为人，声誉和实际才德都很出众，士人舆论共同赞许。只是因为他参与议定大礼而受到众人猜疑，他被推举为太常卿也并非越级。臣并没有私心。’皇帝下优厚诏书褒奖答复，告谕他不要争辩。不久，吏部拟将冼光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皇帝批准。汪鋐说：‘推举冼光确实是由于臣，臣一向知道冼光足以担任都宪，所以特意进言。方献夫认为冼光确实贤能，恐怕不应因为言官的议论就立即调动他。’ 皇帝又听从汪鋐的话，命冼光照旧任职。丁未日，都给事中夏言也弹劾上奏：方献夫引用奸邪之人，破坏祖宗的成法。例如浙江参政黄卿，因为少傅张璁不喜欢他，便调到陕西；又以温州兵备副使党以平代替黄卿，以温州知府丁瓒代替党以平。黄卿没有其他过错，只因为一个大臣的私怒就被斥退。党以平和丁瓒任职不久，却因为温州的缘故而改任，一时之间调动官员，上下如同下棋。党以平和丁瓒算是得计了，黄卿有什么罪呢？方献夫既然偏袒同乡黄芳，替他谋得南京的官职，如今太常卿出缺，又用彭泽补授。彭泽的邪僻悖逆，言官弹劾他的内容都在这里。只是他竟然能够越等超次升迁，实在是方献夫想把彭泽树为旗帜，以便堵住天下人的嘴。广东佥事刘乔正在任职，吏部误听说他已经死亡，竟然不加查察，便用员外郎吴翀代替他。后来知道消息不实，却不自行检举，反而又升刘乔为广东副使。况且额定员额都已足数，并没有出现缺额却任意调换，名位器物竟像儿戏一样。其他如因进呈表章回任的人，不到一年几乎全都升迁；考核成绩的人还没有走出京城，有的甚至在途中就升迁，十人中常有六七人。吏部外补及降职调任的人，没有得不到好官职的。知县林初是广东人，以贪婪残酷闻名，反而被提升为知州。判官吴爵是彭泽的亲属，竟由吏胥得到通判之职。这其中有交通贿赂的迹象，也有值得怀疑之处。奏章末尾又有参照之语：尚书方献夫援引乡曲之人，布置在两京，大开私门，贿赂的迹象颇为明显。再参照少傅张璁任凭自己的喜怒，好恶违逆他人，擅自改变天子任命的官吏，暗中使他们为私家效力等语。又说：陛下如果认为臣诋毁斥责朝廷大臣，也请放臣回归田里，以平息众怒。皇帝说：彭泽是朕亲自点用的；命张璁、方献夫安心供职，不得辞避。今后任用人员务必符合公论，黄卿等仍按原官职供职。于是张璁上奏：夏言与臣素来有嫌隙，如今责怪臣也是有原因的。从前吏部推举夏言为佥都御史时，夏言因别人议论而辞免。有一天李时对臣说：‘夏给事，朝廷今天虽然准许他辞免，等郊坛礼成后将会重用他。朝廷称许他的才干，不只是可以做佥都御史而已。’这是夏给事自己传说的话，臣听到后感到惊讶。近来霍韬因服丧离职时，他又对臣说：‘夏给舍想乘这个机会推补詹事，已经托严侍郎来转达他的意思。’ 等到臣等推举顾鼎臣而没有推举夏言时，夏言更加严厉地责怪臣。参政黄卿用刑过度，臣乡里的百姓多认为冤屈，臣有所听闻，常常告诉方献夫。至于党以平、丁瓒的推举，吏部自有常规，选用任命出自朝廷，并非臣平常所参与的。况且陛下把臣安置在辅弼的位置，凡人才贤能与否，都应当让臣参与知悉，更何况是任用于臣本乡的人呢？如果按夏言所奏，必将使臣像哑人、聋人一样，完全不能评价任何人。从此内阁和吏部的职掌都应归夏言了，那么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皇帝说：卿竭尽忠诚辅佐国家。夏言偶然因为郊礼的议论符合正论，又因查勘山西事务而多有陈奏，所以朕借他辞职之机，特意称许他的才干，并非只认为他能做佥都御史。昨天他论奏卿等的奏章末尾说了那些话。夏言是言官，职责就是评议列举，怎么可以又怀疑并忌恨他的真情和虚伪呢？朕全都知道，所以昨天告谕卿说：‘如果君臣相互猜疑，各自深加辩解，这是中了中间人的计谋。’至于他因报复大礼而产生的怨恨，任凭他公开说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在幽暗之处，鬼神也会察知。朕和卿等应当更加勉励修治各自的职责，以符合上天所赋予的使命，不必放在心上。’ 黄卿等待朝廷再次访查裁处。张璁又说：‘方献夫之所以遭到夏言的言论攻击，实际上是臣招致的。方献夫常写信送给臣说：夏言自从攻击霍韬以后，每每愤愤不平地对人说：“我决不与这些人并立。”臣回答他说：“霍韬是自己获罪于君父，不是夏言所能攻击的；即使夏言承……’ 皇上信任他的时候，暗中替前人实行报复的计谋，夏言的姓名已经大书于《明伦大典》之中，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如今如果不依据是非而发泄忿怒，这样果真会大举开启争端、引发事端。假如臣果真欺骗了陛下，陛下按义理也应当与方献夫一同治罪。’皇帝又用温和的诏旨告谕他们。方献夫也上奏说：‘黄卿的调任确实是这样，张璁说得对；但张璁是为了地方事务，并非出于私心。党以平、丁瓒的升迁，是遵循按资历任用的常规，不是张璁指使的，更不是臣徇私。臣也请求归乡。’皇帝说：‘卿昨天因为孙应奎的言论请求离职，朕已经下旨，不必再深加辩解。’方献夫又说：‘言官评议列举，只应就事论事。法官书写狱案，才会有“参照”等字样，把它称为判案。大臣的升降取舍出自朝廷；若不是奉诏逮问，就不能使用“参”字上奏，竟说“参照臣的罪”，并且牵连辅臣张璁，侮辱就更加严重了。夏言平日怀疑臣、忌恨臣的心思，已经表现在弹劾奏章中。霍韬的奏章说“为韬这一类人所侧目”。所谓韬这一类人，是指谁？就是指臣与张璁等两三个人。’

译此前举荐夏言为佥都御史时，臣常常极力推荐他的才干，怎么会侧目忌惮他，反而借此给臣加罪呢？皇帝又下优厚诏书慰留。后来夏言说：‘张璁诬陷臣嘱托李时请求升任詹事，又嘱托严嵩转达请求。昨天臣扈从南郊，得以当面向李时求证，李时说明臣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严嵩也没有受到臣的嘱托。都御史汪鋐、侍郎蒋瑶以及中贵、武臣，都在场听闻。此前臣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陛下命令让臣代替他，臣引用包拯弹劾宋郊的旧事，来避免受到“因踏坏田地而夺牛”的讥讽。詹事是霍韬原来的官职，臣常常弹劾霍韬，难道还会自取这种讥讽吗？佥都御史是掌管风纪的重要大臣，地位与詹事不可轻重相提。臣为什么要辞去已经得到的官职，反而去求取不能得到的官职呢？’如今李时和严嵩都在陛下面前，请加以查问。至于又揭发陛下告谕张璁的辞职诏旨，说是臣把它传给别人，大概是想曲意构成臣的罪名，说臣不应当把陛下秘密告谕泄露到外面。然而当时张璁亲自抄录了一道御札告谕臣，臣因李时询问，便直说其中意思，认为这不是不能对人说的事情，难道会无缘无故就告诉别人吗？至于方献夫说臣的奏章不应使用“参照”二字，弹劾大臣、参驳奏章，都是臣等的职责，所以弹劾叫“参劾”，评论叫“参论”，上奏叫“参奏”，驳正叫“参驳”，查阅叫“参看”，施行叫“参行”；至于举发各司欺骗隐瞒，只说“参照”“再照”。方献夫不明白事情的体制，认为臣不应当这样说，不知他的依据是什么。皇帝批示知道了，并且说：‘你应当用心办事，以符合朕任用你的本意。’彭泽上奏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不准许。后来皇帝又告谕方献夫说：‘黄卿性情粗暴，地方上怨恨他，本来应当另行安置，也应一并处理党以平。既然像以前那样调任，夏言却妄自进言上奏扰乱，动辄使用“参照”来弹劾大臣，本来应当追究治罪；但考虑到这是言官的职分，姑且不追究。今后务必谨慎对待事情的体制，以符合朕任用你的本意。’方献夫又为丁瓒请求。皇帝命丁瓒与黄卿等按照前次拟议供职。大学士桂萼说：‘近来年年歉收，百姓甚至到了互相吃食的地步，朝廷大量发放内帑收藏的钱财，往往耗费数十万两金，却不能取得几万石粮食，这是因为从来没有预先储备。请敕令户部发放内帑银数十万，供给天下及时收购并出售麦、豆，可以得到数万石；小民也因此能够换钱来维持生活，足以作为日后赈济饥荒的储备。若论各项适宜措施，有四条：第一，随时查验发放米粮，充实常平仓。粟可以储藏九年，米可以储藏五年，低洼潮湿之地减半。如今天下义仓年久不发，有的已经腐化成尘，应该命有司更换安置，不能让粮食受潮腐烂；等到收成之日，再增补到原来的数目。第二，根据地理位置设置粮仓。例如河南洛口屯积粮食，可以准备山西、陕西的急需；辽东靠近海边有粮廒，莱州的海仓有粮廒，用来沟通海上商贸；荆襄有储备可以救济四川，汉中有储备可以救济岷、洮，这些都应当查议并修建兴办。第三，兼收杂粮。如今天下北方只知道购买粟，南方则购买稻米，不知道大麦、小麦和各种豆类的价格很低；如果确实兼收这些粮食，与粟米相比可以得到两倍。第四，通融本色与折色。臣往年请求在徐、淮、临、德等地各以盐银收买粮料，正是为了补助南方运输粮饷的不足，使南北都可以通融本色和折色。大概南方丰收时，本色粮必定充足，而多听任北方缴纳折色；北方粮食成熟后，就在当地附近收储，同时多听任南方缴纳折色银，这是可以长久实行的策略。此事交给户部议处。户部以国库银两告罄，无法发给为由，提出应令有关官府取用各边、京库的折银，以及各省库中储存的赃罚银；至于所议的四件事，都属于体恤国家、富裕百姓、安定边防、预防灾荒的紧急事务。诏令依议施行。刑部拟定上奏律例中应当改正的条文：例如亲属之间私用财物、受人寄托的财物，只是因为自己没有而偶然使用，其情节本来较轻；至于相互盗窃，是贪图对方所有而侵夺盗取，其情节本来较重。如今情节较重的，即使没有服亲关系，也可以比一般盗窃罪减一等；而情节较轻的，即使有服亲关系，反而一概按照普通人的法律拟罪，实在使人情和法律本意都失去了公平。臣等认为，亲属私用财物、使用受寄财物的案件，只拟处以不应杖罪，似乎情理与法律都较为恰当。现在正编纂《会典》，请求立即把这一条附入，作为法令。皇上命令会同都察院、大理寺重新议定妥当后，共同上奏请示，并发交史馆采录。戊申日，兵部尚书李承勋患病，皇上派中使前去探视，并传谕说，病愈后要赶快出朝处理政务。己酉日，詹事顾鼎臣说：翰林院内修建了敬一碑亭，应当敕令宛平、大兴二县各挑选人户二名，责令他们守护看管。回复说可以。庚戌日，刑部议复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条陈的应当议处事项：第一，申明条例禁令以清除烦琐苛刻之弊。条例所说的“喇唬”名目，除了一向凶恶、犯有前述罪行的人，依例审问发遣外，其余斗殴争执等日常案件，都依本律断拟，不许妄引以前的案例而滥及无辜；第二，区别夷人与华夏之人，以端正婚姻关系。各边军职和土官负有统属、防御的责任，却相互结成婚姻关系，这不但扰乱夷夏之间的体制，一旦发生争斗，可能造成损害，或泄露军情，或彼此包庇而给将来留下祸患，实在不是小事。应当严加禁止约束，不论官军、土民，一律依例充军发遣。得到圣旨，准许施行。辛亥日，詹事顾鼎臣说：“古代帝王传授承接帝位，不过不外乎精心专一、执守中道的宗旨。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历代当时的君主，没有真正懂得这一道理的。”皇上天生就是至圣之人，又勤勉聪敏地学习，在处理万般政务的闲暇，制定了《敬一箴》，并为《心箴》和视、听、言、动四箴作注，亲笔书写，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建亭于翰林院。臣愚以为，儒臣应当铺陈雄健文辞，记载这一重大典礼；大家都认为此事体制重大，一时还来不及谦让承当。幸蒙皇上谕令臣等进言，以昭示无穷。皇上命内阁首辅大臣撰写碑文并立碑。” 驸马都尉邬景和因守卫官员有缺额，上奏请求会同锦衣卫官员选拔补充。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弹劾邬景和不遵诏旨，官员本应会同选补，他却擅自徇私办理；邬景和又再次提出请求。皇上命兵科委派官员会同选补。壬子日。

译此前，行人王祯上奏请求查核内府工匠、厨役、医卜、技艺人等的额数，裁汰其中冗员滥额，以节省糜费。太监黄锦等人因为正在营造郊坛，请求暂缓清查，皇上已经准许了他们的请求。王伫等人又援引旧例陈奏，请求免除清查。皇上说：“各监局原已有旨令清查，正是要革除冗员滥额，节省浮费，怎么还能上奏扰乱，以图侥幸？除非有旨暂时免查的，一律停止；其余照旧清查，不许含糊地具奏。” 癸丑日，给事中张裕说：“臣下想要向皇上进言，没有不是白天衡量、夜里思考，早晨删改、晚上修改，希望以真诚的心意感动并启发君父的。如果又加以诘问责难，那么言辞没有不穷尽的；如果摘取其中的小毛病，那么进言的本意没有不被阻塞的。况且君主以一人之身，处理繁重的万机政务，忧虑过多可能损伤心神，愤怒过多可能伤害气息。组织言辞、回答诘难，往往频繁反复，这不是保养平和之气、招致直言的办法。只希望皇上安怡心神以接待事物，坚定意志以谋划政务，扩大无我的胸怀，充实接受言论的容量，像天地那样兼容，像日月那样共同照耀。好的意见就采纳，不好的意见也宽厚对待，那么直言正论就会日益听到，幽隐难闻的情况也都会得到传达，帝王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皇上说：“言官进奏的，大都不是忠言正论，对上下都没有益处，不过是求取名声、实行私意，难道朝廷喜欢这样做吗？既然想要进言，自当陈列事实，怎么能用这些话来烦扰？暂且不追究。” 惠安伯张伟、广宁伯刘泰因坐营中隐匿桩朋银的事情败露，皇上责令张伟等人自行弹劾，并命法司审讯后报告。到这时，都察院会同刑部等部门议论：张伟的事情有旁证，刘泰阿附听从而不检举，清平伯吴杰收支账目不明，都属于有罪。至于把总徐勇、指挥王勋等人乘机作奸，罪责各有不同。皇上认为张伟、刘泰都是勋戚大臣，全部宽宥；其余各犯分别按照拟定的罪名处理。不久张伟又上疏为自己申辩。皇上批复说：“已经有旨免于追究，不必再深入辩解。”都给事中赵廷瑞等人接连上章论劾张伟的事情，案发已经超过一年，其间往返查勘的文书不下数十件。先交给刑部，后来交付都察院，又提交大理寺参核，最后会同认为锦衣卫的事情并非可以专擅裁决，案情已经查实，恐怕难以轻易宽宥。况且张伟在正德六年作为大将贻误战机，罪当处死；同案的都御史马中锡已经死在狱中，而张伟竟然侥幸免死，那么今天的赃罪又有什么不能追究的呢？似乎不应姑息，以助长他的奸恶。御史叶奇等人又说：张伟的罪可以宽免，赃物却不能宽贷。皇上因为张伟是重臣，最终没有追问。” 丙辰日，玉田伯蒋荣说：臣是外戚，带俸任职，和朝廷参预朝会的功臣不同，不应当到国子监学习。皇上说：凡是年轻的勋戚到成均国子监学习，正是想让他们平素受到教育、预先培养，使他们不习惯奢侈靡费，从而遵循礼法。蒋荣为什么不去？他这样奉行自己的意见，反而阻碍了自己向学的志向。命令国子监官员普遍考核，不要让他懈怠。总制尚书王琼说：凉州卫轮番休息、驻守洮州的军士三百人，应当留在本卫；用裁撤洮岷参将所退回的临洮卫军士补充洮州卫，这样才是适当的。固原等处游击将军想从庆阳、河州、临洮、秦州、西安左等卫选取军士三千人充任游兵，常驻庆阳。但河州、临洮、秦州距离庆阳一千多里，平凉与西安之间道路远近也不相同，一旦遇到警报征发军队，常常来不及赶到。因此应只从西安左等三卫选取，游击将军也驻在西安，这样较为便利。镇守陕西的都督驻扎固原，需要增加官军三千人；除西安三卫、固原卫的二千多人外，另从安、会二县、临洮府、巩昌卫、凤翔千户所，以及巩昌、平凉二府的土达、民壮和召募的舍余中选取，以补足人数为宜。但土达和召募人员与正式军士不同，现在却同正兵、奇兵一概调遣，以致困苦疲累。应把原先选自西安三卫的正兵发充游兵，把原先选自平凉卫的游兵改充正兵；各府土达、民壮令其回到本所操练并耕种，召募人员也应放回原籍。至于游击将军退回庆阳、河州二卫的游兵，应照旧交归环庆、河州各守备官部署。退回临洮的，以及已裁革参将退回巩昌各卫的官军，则收入镇守都督麾下听用。如果参将退回河州卫军士四百五十名，就发往沙井驿、苦水湾各二百人，其余归还本卫。这样，守土的各处都有正式军士，防御作战的地方也有应调的军队，这是兼得两利的策略。” 皇上同意了。丁巳日，兵部尚书李承勋再次因病上疏请求退休。皇上不准，命令他病愈后赶快出朝处理政务。《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五终。《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十六。嘉靖九年八月戊午朔，给事中高金以下诏令想要裁汰天下生员，于是陈述不能立即实行的理由，大略有七条。他说：储备人才贵在预先培养，求取人才贵在范围广泛。各地人才多寡不同，附学生员的人数怎么能嫌它增加得超过廪生？只应责成提学官严格考核，以杜绝冒名滥充，不必完全实行这种办法。况且年老、年幼和凡庸之人，并不是全都属于附学生员；廪生、增生中也有这类人。如今只裁汰附学人员，未免有所偏颇。皇上责备高金不奉诏令，又命礼部向各提学官重申谕令，务必遵守先前的诏令，廪生、增生、附学生员一体选拔。附学名额不必按照廪生、增生原有数目确定，准许根据各地人才多少酌情区别。” 庚申日，刑部议复南京刑部主事萧樟所说的三件事：第一，重视民命。他说：凡是南京五城兵马司以及各卫所逮捕的罪犯，只有涉及机密、重大事务和地方安危的，才报告内外守备；至于争讼小事，就听任巡城御史交给法司审理。第二，明确律例。他说：《大明律》的深奥旨意不容易看透，审刑条例大多删去了全文，含义往往不完备，应责成有关部门取用近来颁布的律条、奏议以及附有律解的条例等书，讲求参考，务必使其归于统一，然后请皇上裁定，写入《会典》。第三，清理诉讼。他说，各曹各有职掌，所主管的诉讼有的应当自行审理，有的应当交法司办理；案件尚未完结时，不应再到其他部门申诉，使彼此牵制，导致事权不统一，反而给人以借机影射的机会。诏令同意施行。” 壬戌日，弋阳王朱拱樻请求主持山川社稷的祭祀。礼部说：“逆濠朱宸濠不守道义，擅自改变社稷祭祀之制，相关事务由各有司掌管。朱拱樻不过是约束宗室、代理王府事务，怎么能参与有司所掌之事？他的请求不能准许。”皇上采纳了礼部的意见。大学士翟銮因请假养病已有三个月，上奏请求停发自己的俸禄。